张晨:论行政处罚裁量中“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0 次 更新时间:2026-11-21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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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  
[摘  要]厘清行政处罚裁量中“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需明确量罚在裁量活动中的独立价值。现行的“违法—量罚—处罚”裁量逻辑存在适用偏差现象,由此造成法律要件混同与实质正义功能错位问题。这是由于《行政处罚法》统一设置“免予处罚”条款和“不予处罚”条款,未能区分二者的不同制度功能;忽视“免予处罚”条款本质上属于政策性规范,具有领域依赖特征。通过重构“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能够发挥“免予处罚”条款在中观层面的类案正义功能。具体而言,《行政处罚法》不宜对“免予处罚”条款的具体法律要件作统一规定,而应作抽象授权,将具体适用规则的制定权交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以安全生产领域为例,“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应遵循横向部门分包与纵向整体发包的具体规则。

[关键词]行政处罚;处罚裁量;免予处罚;不予处罚

一、问题的提出

裁量是现代行政的生命。“陕西毒芹菜案”引发了学界对行政处罚裁量不当的反思。该案的争议焦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适用选择展开,同时涉及处罚裁量权问题。最终,在免予处罚到处以10万元罚款的裁量范围内。法院作出“5斤芹菜处罚6.6万元”的裁判结果,招致舆论对小过重罚的广泛质疑。有观点将小过重罚归因于立法与执法问题的叠加,主张以比例原则和信用监管重新审视“相当性”标准,完善裁量机制;还有观点对行政处罚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进行反思,主张将其置于食品安全等具体语境中考察。

以上讨论,虽然围绕案件争议的两大焦点展开,但在逻辑上并不相关。事实上,正是由于对处罚裁量规范定位的错误认识,才导致《行政处罚法》之一般性规定与特别法规范间产生龃龉。当前,学界主要基于处罚裁量的功能锚定其规范定位,可以概括为“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立法模式”,即在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前提下,对是否处罚和如何处罚展开裁量,适用“违法—量罚—处罚”的裁量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处罚和如何处罚对应行政处罚的两个阶段,“违法—量罚—处罚”的裁量逻辑不仅消弭了两者的独立性,更忽视了在“如何处罚”阶段,如何通过量罚实现“实质正义”。其结果是,“特别行政法与总论之间的分殊,使行政法总论作为各论领域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日渐削弱”。

据此,本文以“免予处罚”条款为例,基于安全生产领域的特殊性,对行政处罚裁量逻辑进行反思。首先,通过对“免予处罚”条款进行法理分析和现状检视,揭示小错免罚与安全无小事之间的逻辑悖论,说明“免予处罚”条款存在立法不当和适用混乱问题:其次,重新梳理“免予处罚”条款的裁量逻辑,以实现其类案正义功能:最后,构建免予处罚制度,明晰其规范定位和具体适用规则。

二、对“免予处罚”条款之规范定位的理论反思

行政处罚裁量逻辑的偏差集中体现在《行政处罚法》统一设置“免予处罚”条款。该条款不仅引发程序法与实体规范之间的立法冲突,而且在适用中面临多重困境。

(一)“免予处罚”条款不宜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法依据,应尽可能避免摄入实体法内容。然而,现行《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适用”部分,于第30条至第34条设置了若干实体性规定(如表1所示)。其中,第30条与第31条分别承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第25条与第26条,就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处罚作出规定。根据彼时的立法原意,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均属行政违法责任中的主体构成要件,前者指涉年龄要素,后者指涉精神状态,对两者进行“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实体性规定是“遵循违法行为构成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原则体现”。同时,第32条虽以明确列举的方式呈现“其他情形”,但可将其概括为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主观状态:一是有意识阻止危害后果发生或扩散:二是被迫(无意识)实施违法行为。据此,第30条至第32条所涉情形在各领域的行政处罚中具有普遍适用性,本质上是确认处罚必须考虑的构成要件,故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中具有合理性。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法》设置教育条款与行政处罚裁量权条款的法理基础有所不同。前者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后者为“过罚相当原则”的延伸适用,两者均系总则性规范在处罚适用部分的具体化,亦具有合理性。《行政处罚法》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法依据,应尽可能避免摄入实体法内容。然而,现行《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适用”部分,于第30条至第34条设置了若干实体性规定(如表1所示)。其中,第30条与第31条分别承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第25条与第26条,就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处罚作出规定。根据彼时的立法原意,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均属行政违法责任中的主体构成要件,前者指涉年龄要素,后者指涉精神状态,对两者进行“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实体性规定是“遵循违法行为构成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原则体现”。同时,第32条虽以明确列举的方式呈现“其他情形”,但可将其概括为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主观状态:一是有意识阻止危害后果发生或扩散:二是被迫(无意识)实施违法行为。据此,第30条至第32条所涉情形在各领域的行政处罚中具有普遍适用性,本质上是确认处罚必须考虑的构成要件,故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中具有合理性。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法》设置教育条款与行政处罚裁量权条款的法理基础有所不同。前者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后者为“过罚相当原则”的延伸适用,两者均系总则性规范在处罚适用部分的具体化,亦具有合理性。

表1“行政处罚的适用”部分的实体法规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实体法规范均可因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适用性而当然地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中。根据普遍适用性在不同规范类型中的表现形式,可进一步将相关规范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前提性规范,解决的是行政处罚能否成立的前置性问题。对于所有行政管理领域来说,在决定是否给予处罚之前,均须先行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以及是否存在阻却处罚的法定事由。因此,由《行政处罚法》统一规定此类实体要件,不仅不会违背各行政管理领域的特性,反而为行政处罚的规范运作提供了统一逻辑起点。《行政处罚法》第30条至第32条规定即属此类。其二为政策性规范,旨在解决在违法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予以实际处罚的问题,具有鲜明的领域差异性。不同选择背后是不同的风险分配逻辑和利益衡量标准。将此类政策性规范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中,本质上是将本应由各领域自主决定的政策判断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般性规则,可能引发价值取向的错位和适用上的“一刀切”问题。由此,区分前提性规范与政策性规范,为判断实体法规范是否适宜设置于《行政处罚法》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细的标准。

在此意义上,“免予处罚”条款属于政策性规范而非前提性规范,存在鲜明的领域依赖性,不宜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中。但现行《行政处罚法》将“免予处罚”条款和“不予处罚”条款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的适用”部分,表明我国行政处罚立法尚未清晰界定“不予处罚”与“免予处罚”。其本质是对行政裁量逻辑的适用偏差,表现为“违法—量罚—处罚”的倒置思路。具体而言,将本应独立于处罚之后的量罚阶段错误地置于违法和处罚之间,忽视了量罚本身的独立价值,进而错误地评估“免予处罚”条款的特殊性。

对此,前文留待讨论的无主观过错不罚条款恰好可以印证该观点。该条款明确:“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所以在“不予处罚”之外进行“另有规定的特别说明”,就是为了区别处罚要件与量罚要件。从前提性规范与政策性规范的区分标准看,该条款的前半段属于政策性规范,但书部分则是具有领域依赖性的立法表达,承认了各领域可以基于自身特点作出不同安排。

立法对“不予处罚”与“免予处罚”的模糊界定,叠加裁量逻辑的适用偏差,进一步造成违法要件、处罚要件与量罚要件的混同。事实上,要件混同由来已久,在现行《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囿于“违法—处罚”的裁量逻辑,违法要件与处罚要件已经混同。无论是混合适用主客观要件的四要件说,还是有意识区分违法与有责的三要件说,均未在法律适用中体现两者的独立价值。究其原因,理论上的区分与适用中的独立分属两个层面,执法人员面对现实违法行为时,多往返于法条与事实之间,最终以“先有处罚决定,后有法律依据”的审判思维定案。2021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后,“违法—量罚—处罚”的裁量逻辑引起关注,量罚要件又进一步与违法要件、处罚要件混同。以免予处罚为例,一方面,有学者在轻微不罚等同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不罚的立法背景下,将“免予处罚”条款的构成要件界定为违法要件,造成其与违法要件的混同: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轻微违法行为具备了违法性却欠缺当罚性,应将其归为无处罚必要性之列,造成其与处罚要件的混同。这足以证明独立量罚阶段、明确量罚要件在立法与学理上的必要性,更进一步,还需回答“规定在何处最为妥当”的问题。

(二)“免予处罚”条款存在适用的例外场域

在坚持行政处罚宽严相济的制度导向下,适用“免予处罚”条款与“加强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之间形成张力。这种张力反映出“免予处罚”条款并不具备全面、无例外的适用可能,并在安全生产领域得以显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采纳广义的安全生产概念,适用于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论者同样在广义范畴梳理安全生产的免予处罚情形。我国《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明确规定“免予处罚”条款适用于应急管理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免予处罚”条款主要适用于市场违法行为和城市综合管理领域,个别条款聚焦于环境污染行为、新兴产业违法行为以及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若按照产业链阶段将广义安全生产活动划分为安全规划、安全生产、安全储存、安全运输和安全经营环节,则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集中于安全经营这一后置环节。以此作为区分框架,可将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和不适用该条款的场域进行对比,进而析出“免予处罚”条款适用的局限性。

以市场违法行为为典型,“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主要依据各地方制定的裁量基准和免罚清单。市场违法行为适用免予处罚的情形包括:许可登记相关、违法经营事项、违法宣传事项以及安全制度缺失等。上述情形的共性在于,虽可能产生危害后果,但整体仍呈现后果轻微的特征。有学者从“免予处罚”条款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此予以肯认,认为在一般情形下,危害后果轻微通常仅构成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事由,而当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轻微到无需施以处罚的程度时,可不予处罚。同时,首违不罚经地方实践沿用与地方政策吸收,上升为正式法律条文,对优化营商环境产生重要的政策价值。在市场违法行为场域适用“免予处罚”条款兼具理论必要性和实践必要性。

安全生产领域中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集中于安全经营的前置环节,其特殊性促使多地将发生于该场域的违法行为排除在“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范围外。典型表述如“对涉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可能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不列入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据此,可从立法目的和法律要件两个层面论证安全经营前置环节存在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例外场域。“免予处罚”条款可以类型化为轻微不罚和首违不罚两种情形。前者出于对不利要素(含行为要件和损害要件)的综合考量:后者依托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背景。不同立法目的促使两种差异化情形统合于“免予处罚”条款,并在整体上回应“能不罚则不罚”的治理需求。问题在于,安全经营的前置环节不具备适用上述立法目的的条件,小错免罚与安全无小事之间存在逻辑悖论,形成不利优于营商环境的价值导向和法益选择。

安全生产领域中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易发严重危害人身、财产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存在巨大的不利可能。换言之,这些场域违反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可能性极高,需在风险行政背景下对安全治理进行重新解释。风险作为一种“不利益”,本质上是对人的生活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法律不能全面抵御此类风险的发生,只得将其分配给社会成员承担。然而,此种解决方式以存在能够承担风险的主体与社会秩序为前提。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等场域中,承担风险在极大程度上意味着主体受损或秩序紊乱。在安全无小事逻辑下必然产生责任承担不能和错位问题。如前文所述,适用“免予处罚”条款是对行为要件和损害要件综合考量的结果。违法行为、及时改正和危害后果在风险的作用下,发生规范内涵的范畴拓展,产生从实然到未然的动态过渡。因此,为避免责任承担不能和错位,需要遵循安全无小事的法治逻辑,使作出行政处罚的主体在合理裁量与成本支出之间达成协同最优。

三、“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原则

“免予处罚”条款法律定位偏差的原因涉及裁量逻辑、立法目的和法律要件三个层面。基于此,需要从裁量逻辑和立法目的两个层面,重新阐释“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原则。

(一)基于“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适用“免予处罚”条款

遵循“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首先需要明确区分不予处罚和免予处罚。其中,不予处罚对应“违法—处罚”阶段,免予处罚回应量罚问题,适用“处罚—出罚”的逻辑。在此意义上,量罚是处罚裁量过程中的独立阶段,承担独特功能。其一,量罚独立是对多元执法需求的制度回应。在行政处罚裁量时代,违法行为类型的多样化使得处罚裁量的现实情境日趋复杂,地方在执法实践中积累的特色经验成为可供推广的制度资源。将轻微不罚与首违不罚从传统的不予处罚决定中剥离,重新定位为免予处罚具有现实依据。其二,量罚独立有助于厘清行政处罚与行政裁量的边界,进而准确定位裁量在当今行政执法中的特殊功能,推进行政裁量理论研究的深化。其三,量罚独立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处罚裁量广泛分布于各行政管理领域,其力度和范畴因领域所涉价值取向与法益保护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差异,需通过差异化裁量予以回应。

基于“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应坚持非普遍适用原则,同时彰显个性化特征。具体来说,作为政策性规范,“免予处罚”条款不宜由《行政处罚法》统一规定具体法律要件:以价值取向和法益倾向为区分标准,存在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例外场域。本质上,“免予处罚”条款是处罚裁量的实体性规范,《行政处罚法》将其与“违法—处罚”阶段的“不予处罚”条款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的适用”部分,存在立法偏差,需要予以纠偏。因此,应当对“免予处罚”条款的法律位阶与规范效力进行降格。同时,为凸显该条款的个性化适用特征,应当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如国务院各部委)制定适用标准,明确“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场域。

“免予处罚”条款在法律要件层面的展开,核心在于明确量罚要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是厘清违法要件、处罚要件和量罚要件的边界,二是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明确量罚要件与违法要件、处罚要件的边界,重点在于突出量罚要件的独特性。在“违法—处罚”的传统逻辑下,违法要件与处罚要件虽可在理论层面作出区分,但在实践中,共同面向的是是否处罚这一问题。据此,违法要件和处罚要件可统称为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在量罚要件独立化的理论需求下,有必要明确“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的必要性,区隔违法行为与受处罚行为”,以期为全面厘清“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提供支撑。

对此,论者认为违法要件局限于违法行为本身,特指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以此为基础,处罚要件借鉴普通法国家的“违警与犯罪性质无异说”,均应由《行政处罚法》作统一规定。当前,我国法律确立的普遍适用的不予处罚要件主要包括:涉嫌犯罪、已经进行罚款处罚、年龄不适格、精神病人和没有主观过错等。这些均属行政处罚构成要件层面的一般性规定,量罚要件须另行建构。

清晰界定违法要件与处罚要件后,突出量罚阶段中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独特性便更具可行性,关键在于秉持“处罚—出罚”的逻辑。其中,处罚代表已经确定对某一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出罚则是对该结论的否定。在此意义上,量罚情节抑或免予处罚法律要件关注的不是“是否给予处罚、给予何种处罚以及处罚轻重应考虑的各种情况”,而应排除对是否处罚这一前提性问题的判断。换言之,“裁量的客体是法律后果”。

从责任承担的角度看,“行为责任缘起于行为本身的应受谴责性等特质:结果责任是针对某种结果,意味着某人应当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状态负责”。据此,免予处罚的法律效果直接表明违法主体无需承担被处罚的责任,其客体则涵盖所有不应承担处罚责任的情形。进一步讲,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独特性更多地表现为开放性特征,即包括一切免除处罚责任的情形。可见,在“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下,行政处罚的法律构成要件呈现后置性趋势,而这恰恰是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前提。同时,赋予行政机关裁量空间并不意味着裁量权可以任意行使,规范二字本身即蕴含了对裁量权行使的约束。

此外,适用免予处罚法律要件需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即行政机关作出免予处罚的裁量决定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尤其是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重要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未经授权不得自行设定裁量要件或作出相关处置。为解决法条统一设定与法律效果差异之间的矛盾,可转换分析视角,以形式和实质加以区分。具体来讲,在形式立法层面,仍由《行政处罚法》统一设置“免予处罚”条款,以满足合法性要求:在实质内容层面,授权下位法根据各领域特点细化该条款的具体适用情形与裁量标准。由此,“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既遵循了法律保留原则,又能发挥个案区别裁量的实质正义功能。循此路径,亦可解决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合法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促成两者的有机统一。

(二)基于便宜原则适用“免予处罚”条款

在“免予处罚”条款存在适用的例外场域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免予处罚”条款与例外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之体现在现行行政法治体系中值得探究。以便宜原则为理论基础,对实质正义功能进行扩张解释,能够提供“免予处罚”条款的中观适用空间。

在展开便宜原则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免予处罚与过罚相当原则之间的关系,以明确该条款在行政处罚原则体系中的规范定位。《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在设定层面,过罚相当原则要求立法者为各领域违法行为配置处罚幅度时,应与该领域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在实施层面,过罚相当原则要求执法者在个案裁量中做到处罚力度与个案危害程度合乎比例。因此,免予处罚并非过罚相当原则的例外,而是其在量罚阶段的具体展开,即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已经低至不应予以处罚的程度时,不予处罚与危害程度归零之间恰恰是比例相当的。便宜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实质上是过罚相当原则在量罚阶段的具体化,而非游离于该原则之外的另一种裁量逻辑。

便宜原则指“尽管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该行为应有可罚性,惟在个案中,行政机关若认为不处罚为宜,或得采其他手段代替处罚时,仍得不予处罚”。确定不予处罚的法理基础在于,违法行为对法秩序的危害微乎其微,以至于不必要或不适当予以处罚。目前,便宜原则在德国已普遍适用于行政处罚,集中体现为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47条之规定。就内涵来看,在行政处罚领域,便宜原则与我国《行政处罚法》适用的过罚相当原则大致契合。两者均承认行政处罚并非绝对必要,当违法行为对法秩序的破坏已轻微到不值得动用处罚手段时,不予处罚或免予处罚具有正当性。在此意义上,便宜原则为免予处罚提供了比较法上的理论支撑,而过罚相当原则为免予处罚提供了本土法教义学上的规范依据。两者共同服务于处罚裁量的实质正义功能。不过,此种实质正义局限于微观层面,忽视了在“免予处罚”条款适用中,以场域为区分标准的中观正义。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将便宜原则在微观层面追求的个案正义扩展至中观层面的类案正义,以弥合我国行政处罚实践中适用“免予处罚”条款与加强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之间的张力。论者认为,关键在于《行政处罚法》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实践普遍遵循过罚相当原则,明确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均应“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就“免予处罚”条款而言,各地方立法实践已清晰呈现其适用状况。以安全生产领域为例,在安全经营环节中,“免予处罚”条款存在普遍适用空间,而在例外场域,该条款的适用可能性趋近于零。可见,“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不应以个案为区分单元,而应以场域为界分标准。便宜原则的实质正义功能呈现不同层级的面向,由微观层面的个案正义拓展至中观层面的类案正义。

由此,落实类案正义的问题转化为“免予处罚”条款适用场域与非适用场域的标准问题,需要从“免予处罚”条款的立法目的展开分析。如前所述,“免予处罚”条款的立法目的可凝练为不利后果与营商环境两大要素。前者体现对个人层面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后者彰显对优化社会公共层面营商环境及经济发展法益的追求。在现代行政管理的法治框架下,两种价值取向与法益倾向之间形成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若某一场域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则意味着该场域对营商环境的偏好重于对不利后果的考量:反之则表示不利后果要素在该场域中居于优先地位。以两大要素为依据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四种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适用“免予处罚”条款场域界分模式图

以安全生产领域为例,前述四种模式的具体适用可作如下展开。模式一(A区域)表示“对营商环境影响力强+不利后果轻微”,典型场域为市场违法行为。在此类场域中,违法行为多发生于安全经营环节。制度设计的核心需求是活跃市场交易与提供营商便利。同时,经营环节的违法行为通常不具备显著的安全扩散风险,契合不利后果轻微要素,可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模式二(B区域)表示“对营商环境影响力弱+不利后果轻微”,典型场域为城市综合管理。此类场域中影响城市市容、生活污水排放等违法行为对营商环境的破坏并不突出。由于行政机关对城市管理事务高度重视,潜在不利后果多被遏制在萌发阶段,满足不利后果轻微要素,也可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模式三(C区域)表示“对营商环境影响力强+不利后果严重”,典型场域为发生于安全规划阶段的环境污染,如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扬沙污染等。这些违法行为对营商环境造成极强的负面影响,且因自然环境的不完全可控性而蕴含重大安全风险,不存在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可能性。模式四(D区域)表示“对营商环境影响力弱+不利后果严重”,典型场域为安全运输阶段的道路交通安全。在此类场域中,虽然违法行为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力较弱,但滋生的运输安全风险极大,潜在不利后果严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不应适用“免予处罚”条款。

此种模式划分本质上是对行政处罚这一人为建构的法秩序所进行的规范平衡。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现代行政法是保证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处于平衡状态的平衡法,强调行政机关代表的公共利益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整体平衡,但并不否认在特定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可能呈现事实上的不对等。在处罚裁量活动中实现实质正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类案正义的思维方式不仅能够为适用“免予处罚”条款提供适当框架,还有助于达成行政成本和行政成效之间的平衡。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区分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不同模式是对风险分析框架的具体应用。

 

四、“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与适用规则

“免予处罚”条款不具有普遍适用可能,需对统一设置于《行政处罚法》的现行规范予以调整。较为合理的调整思路是,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依据本领域执法特点与风险状况分别就“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实现规范配置的各就各位。同时,对于已经明确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应进一步区分,并制定具体适用规则或排除适用的裁量基准,以确保该条款在类案正义的框架下实现规范、有序且差异化的适用。

(一)“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抽象授权与各就各位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将“免予处罚”条款从《行政处罚法》立法规范中剥离后,原条款其余内容的定位问题。《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了“免予处罚”条款,删减后,可将第2款中部分内容独立成条,即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修改为“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作为第32条,置于“年龄不适格,不予处罚”和“精神病人不予处罚”后。原因在于,此三条均属于因主体要素不适格而不符合处罚要件,不予处罚的情况,处于“违法—处罚”阶段。而第2款中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处于“处罚—量罚”阶段,与“免予处罚”条款一致,本质上是对归责的排除,应统一处理。第3款系处罚与教育结合原则在“行政处罚适用”部分的落实,应独立成条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第3款中“不予行政处罚”与不予处罚和免予处罚之间的关系。论者认为,此处的“不予行政处罚”包含不予处罚和免予处罚。无论是处罚要件,还是免罚要件,最终都要落实到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法律效果上。因此,第3款独立成条后,应置于“不予处罚”条款和“免予处罚”之抽象授权条款之后。

其次着重阐释在彰显“免予处罚”条款的个性化特征的基础上,各场域如何适用该条款的问题。不同场域如何适用“免予处罚”条款,应当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决定,通过制定裁量标准明确该条款在何种场域得以适用,在何种场域应予严格排除,可概括为各就各位模式。该模式迎合了当代国家行政任务的变迁趋势,即在行政实体内容差异化愈发明显的背景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统一立法较易突出共性问题,而易忽略各领域的特殊需求。

然而,将制定免予处罚具体法律要件的权力授予各部委,需要预先回应的质疑是:部门规章是否有权规定免予处罚的构成要件,以及是否违反《行政处罚法》关于处罚设定权的规定。对此,需要从设定权与规定权的区分着手加以分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设定权,针对的是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而免予处罚并不涉及创设新的处罚种类,仅是对已经依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予以免除,性质上属于处罚的实施与适用规则。因此,各部委制定免予处罚的具体要件,不涉及对处罚设定权的僭越,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1条的规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部门规章可以任意设定免予处罚要件。基于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要求,各部委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应当严格控制在《行政处罚法》抽象授权的范围内,不得突破上位法的规定增设或限缩适用条件,亦不得与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质言之,可在操作层面将这种制度安排理解为扩大的任务发包。具体来说,在横向层面,由各部委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抽象授权,结合本领域的风险状况和政策目标,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免予处罚的具体适用标准:在纵向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上位法的规定,在裁量基准或免罚清单中对法律要件中的构成要素予以细化。由此,横向部门分包解决是否适用和适用条件的问题,纵向整体发包解决如何具体执行的问题,两者共同构成免予处罚制度的规范体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将“免予处罚”条款从《行政处罚法》立法规范中剥离,并不意味着各部委或各地方相关部门可肆意实施处罚裁量权,而应在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上,由《行政处罚法》进行授权。对此,《行政处罚法》如何授权成为关键。既然“免予处罚”条款具有领域依赖性,且存在明确的例外适用场域,那么相较包括具体法律要件授权在内的具体授权路径就不适宜,抽象授权方式更为妥当。也就是说,《行政处罚法》仅需明确行政机关享有免予处罚的裁量权,而不涉及对免予处罚具体情形的规定:各领域适用免予处罚的具体要件由该领域最高行政机关根据本领域的风险状况和政策目标加以确定。

有学者指出,若“《行政处罚法》没有给免罚清单留下空间,就没有存在必要”。对此,需要进一步处理两对关系,一是在“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下,量罚阶段中免予处罚授权这一实体法内容和程序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二是抽象授权下免予处罚合法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论者认为,可采用形式与实质相区分的立法思路:在形式立法上满足统一设置法条的合法性要求,在实质内容上则授予下位法创设具体内容的权力。在“免予处罚”条款各就各位的整体安排下,《行政处罚法》进行如下抽象授权,即在“不予处罚”条款之后、教育条款之前,增设“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实施免予处罚裁量权,免予处罚的具体情形由各部委制定标准予以明确”。抽象授权条款不涉及任何关于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具体规定,涉及行为要件、损害要件,抑或排除主观过错的情形,均纳入横向立法任务发包的范畴。

(二)“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规则:以安全生产领域为例

首先是“免予处罚”条款在横向各场域之间的差别适用问题,主要涉及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该条款。就前者而言,可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依据调研数据、标准模式等予以判断。例如,根据适用“免予处罚”条款场域界分模式图,符合A、B区域要求的场域可以考虑普遍适用。就后者而言,需要回应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开放性需求,包括现有法律要件的开放性以及突破现有法律要件的局限,构想适用违法要件和处罚要件之外的其他要件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其一,现行《行政处罚法》中免予处罚的法律要件包括行为要件和损害要件。行为要件分为违法行为轻微、初次违法和及时改正,损害后果分为没有危害后果和危害后果轻微。尽管当前执法实践多将各要件混杂适用,以综合裁量的方式判断是否免予处罚,但对现有法律要件的开放性解释与适度扩张,仍置于风险社会的管理需求下考量。在安全生产领域,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呈现不利后果轻微的共性,但问题在于,此种意义的不利后果局限于实然状态的判定,而在风险社会下,不利后果的发生应当考虑未然状态。毕竟,违法行为与不利后果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稳定的因果关系,更多属于随机性结合,可理解为蝴蝶效应。若某一违法行为在形式上符合免予处罚的法律要件,对其实施免予处罚后,该行为的影响可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未来或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此时,在满足成本可控的前提下,需要扩大解释行为要件和损害要件,并通过细化其构成因素予以实现。对于行为要件,可以删除违法次数、违法时间、违法标的物以及“设定固定期限+视同初次违法情形”等要素,同时引入行为风险等新的判断要素。对于损害要素,应当为没有危害后果和危害后果轻微设定前提条件,纳入一定限度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以平衡执法成本和执法效果。

其二,开放性要求突破现有法律要件,设置新的要件。对此,可在“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下,将风险社会的管理需求与刑事犯罪中的有罪免罚要件结合展开制度构想。量罚作为独立的裁量阶段,新要件的设定须与违法要件、处罚要件划清界限,不得将两者的判断因素混入量罚要件之中: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制度需求则要求将所有可能产生安全风险的因素纳入免予处罚法律要件的考量范围:而刑事犯罪中有罪免罚的情形包括犯罪情节轻微、域外犯罪已受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防卫或避险过当、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自首+重大立功”以及分则特别规定的情形。

综合以上考量,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设定新的免予处罚法律要件时,可以依托更科学完备的分析框架,进行中观层面的类案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分倡导开放性可能会压制合法性,进而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因此,可在《行政处罚法》中明确以“否定性要件+兜底条款”的形式予以约束,即在“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实施免予处罚裁量权,免予处罚的具体情形由各部委制定标准予以明确”条款后,加上但书规定,表述为“但符合某些法律要件,抑或可能引起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不得授予免予处罚裁量权”。

其三,解决法律要件问题后,需明确“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即法律规定层级和法律规定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以抽象授权方式作出统一规定的前提下,对于已确定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其最高行政机关应当明确具体法律要件,形成规范性条款,并尽可能将其规定在较高层级的法律文件中。由于免予处罚涉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原本应受的行政处罚予以免除,属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重要事项,因此,宜以部门规章为载体加以规定。就具体内容而言,应包括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立法取向,以及具体的适用情形,概括为法律规定原则。也就是在满足法律要件的情形下,原则上倡导适用“免予处罚”条款,但在某些例外情形下,不予适用。例外情形可以是对《行政处罚法》中但书规定的细化。

其四,讨论完普遍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需要针对不宜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进行分析。在C、D区域中,最高行政机关如何处理“免予处罚”条款,同样涉及法律规定层级和法律规定原则。在法律规定层级方面,由于排除适用本质上是对免予处罚裁量权的否定,也涉及对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仍宜通过部门规章加以明确。若该领域不存在“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空间,应当在部门规章中作出排除性规定,以增强规范效力。鉴于不存在适用空间的判断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在部门规章制定条件尚未成熟时,可在部门规范性文件中先行明确,但应在条件具备时及时上升为规章层面的规定。

其五,对于“免予处罚”条款在纵向各地方之间的差别适用,应以《行政处罚法》和部门规章或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表现为裁量基准和免罚清单。由此,纵向适用主要涉及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上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意指《行政处罚法》等中央层级规范与裁量基准、免罚清单等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下,地方性规范规定不得违背上位法关于是否适用免予处罚的规定,而在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场域,地方法规范也不得增加或删减上位法规定的法律要件,只得细化法律要件的构成因素。

就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免予处罚”条款的规定而言,需要足够明确清晰,达到可对应适用的标准。例如,免予处罚的裁量基准“需要载明违法行为、法定依据及对应的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按细分管理领域进行归类的裁量基准制定模式”。同时,为适应当前执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在实施免予处罚裁量时,仍允许综合考量法律要件。例如,有学者主张,对于生态环境裁量基准,行政机关在适用中应当综合考虑不同因素,以免除对应的行政处罚。不过,此种混杂适用各要件以综合裁量是否免予处罚的执法方式,仅宜作为适用“免予处罚”条款的过渡性安排:在理想状态下,仍不应忽视免予处罚法律要件之间的规范差异.

 

五、结语

在行政法治迈向精细化与实质正义的时代背景下,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规范运行已成为提升执法公信力的关键议题。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与坚守安全底线双重目标的约束下,精准厘定“免予处罚”条款的适用边界,不仅直接影响行政执法中的个案公正,还关乎政府治理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平衡。为此,本文通过聚焦“免予处罚”条款的规范定位,揭示出现行《行政处罚法》统一设置该条款引发的逻辑悖论与适用困境问题,认为其核心症结在于混淆不予处罚与免予处罚之间的差异,由此造成违法要件、处罚要件与量罚要件的混同,削弱行政法总论对各论具体领域的统摄力。

通过重构“违法—处罚—量罚”的裁量逻辑,能够析出免予处罚作为量罚阶段独立环节的特殊功能,主张其应遵循“处罚—出罚”的裁量路径,以实现行政裁量活动追求的实质正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免予处罚”条款不宜在《行政处罚法》中作统一实体规定,而应通过抽象授权与各就各位模式,由各领域最高行政机关依据本领域的风险状况与法益衡量制定具体适用标准,并构建以不利后果与营商环境为坐标的场域界分模式,明确其在安全生产等高风险领域的例外适用规则。未来,随着我国行政任务日趋多元化与精细化,行政处罚裁量制度需在统一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更为稳定的平衡。在此过程中,各就各位模式不仅是对当前立法的纠偏,更是对差异化治理需求的积极回应。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以检验该模式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并探索如何通过立法技术完善抽象授权机制,确保行政裁量权在法治轨道上的使用既保持开放又不失约束,最终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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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西部法学评论》2026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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