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将黄仁勋(Jensen Huang)的“陨落”渲染成了一桩丑闻——这出“肥皂剧”包含了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婚外情,以及一名危及国家安全的中国间谍。《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了他与爱丽丝·黄(Alice Huang,与黄仁勋无亲属关系)之间的关系。爱丽丝·黄是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Megaspeed的一名高管;美国情报官员(援引匿名消息源)声称,她已被中国情报部门招募。
在经历了为期两周的舆论风暴后,11月12日,黄仁勋辞去了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一职;公司股价随之下跌14%,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被任命为临时负责人,美国国会也传唤黄仁勋出席听证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表示,他的辞职“并不能免除他……因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而应承担的责任”。(《国会山报》,11月12日)
英伟达是美国人工智能(AI)领域的引擎,负责开发最先进的芯片、系统和软件。作为一家总部位于硅谷的跨国科技公司,它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科技企业之一,为微软、谷歌、亚马逊和Meta等大型云服务及科技巨头提供硬件支持。
然而,剥去这些戏剧化的外衣,仍有两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首先,即便是美国政府也并未声称“间谍说”已得到证实: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向记者表示,司法部尚未就爱丽丝·黄的“真实身份”得出结论,也尚未确定Megaspeed公司是否存在向中国走私芯片的行为。(彭博社,11月12日)
中国已明确驳斥了这些间谍指控,称其为“纯属凭空捏造”。(《纽约时报》,11月9日)
其次,这一点对整套叙事逻辑更具颠覆性:中国其实并不需要英伟达的芯片。这桩丑闻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正迫切渴望获取受限的英伟达硬件,甚至不惜通过间谍活动将其弄到手。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路透社11月5日报道,英伟达(Nvidia)约60万枚高端H200芯片正积压在香港的仓库中,等待运往中国内地——但北京方面并未给予进口许可。英伟达此前获准的出口渠道(该渠道系特朗普政府时期在贸易谈判中作为一种让步而设立的),如今在中国一端却遭到了拒绝。
美国芯片成了“负担”
为什么这些芯片会积压在香港?因为出于安全和主权方面的考量,北京已决定不再将本国的人工智能(AI)未来建立在美国制造的芯片之上。中国官方已引导国内企业转向使用国产处理器。华为、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燧原科技(Enflame)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T-Head)等企业均在其中;同时,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深度求索(DeepSeek)和腾讯也都在自主研发芯片。正如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中国通讯所言:中国正在学习“如何在没有英伟达的情况下进行构建”。(6月1日)
数十亿美元资金已被投入到由国家支持的计算基础设施建设中,旨在提高国产芯片的集成度,并将原本分散的数据中心整合为统一的国家级网络。
中国致力于发展开源人工智能——即提供全球可访问的模型,其成本远低于美国那些封闭的“前沿”系统(这些系统往往只能以昂贵的价格租用极小规模的算力资源)。对于这一战略目标而言,囤积美国芯片不仅不是什么“战利品”,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因此,所谓的“间谍故事”从其前提开始就站不住脚了。什么样的间谍行动会针对一种目标国家正在积极抵制的技术呢?这引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媒体大肆炒作的那些喧嚣,恰恰是为了掩盖这一核心疑问:黄仁勋(Jensen Huang)究竟“冒犯”了什么?——当然,他冒犯的并非中国,而是美国的科技建制派。
开放权重AI的成本要低得多
事实显而易见。黄仁勋曾是美国企业界倡导“开放权重AI”的最重要领军人物。他不仅推动了英伟达自家的开源模型“Nemotron”的发展,还促成了对Hugging Face的投资——该平台拥有超过1800万开发者,用于共享各类开放模型——并积极投资于开放生态系统项目。黄仁勋曾多次公开强调,开放模型能够加速创新、增强安全性、防止厂商锁定,并实现技术主权。(CNBC,8月12日)
据TechCrunch报道,黄仁勋的离职令英伟达对开源领域的支持前景存疑。开源AI领域的知名人士内森·兰伯特(Nathan Lambert)等研究人员担心,此前由黄仁勋力推的相关资金支持,如今恐怕会难以为继。(11月12日)
让最坚定的“开放”倡导者噤声
美国的AI经济建立在“圈地”逻辑之上。OpenAI、谷歌、Anthropic、微软和亚马逊等巨头,为了争夺封闭式“前沿”模型的控制权而激烈角逐;这些模型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数据访问权限的严格管控,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它们将AI算力集中在各自的数据中心内,旨在最大化云租赁带来的持续性收入。在这种体系下,“厂商锁定”并非某种副作用,而是该体系的核心本质。而任何人都能下载、定制并在自有硬件上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恰恰对这一整套体系构成了致命威胁。
作为一名资本家,黄仁勋采取上述行动自有其考量:将芯片卖给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包括大型企业、主权国家和初创公司——远比只卖给少数几家如同“封建领主”般的巨头公司要有利得多。他在亚洲各地推广“主权AI”理念,协助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构建本土超级计算机,而非让它们依赖从美国云巨头处零散租赁算力。他还向东南亚的“新兴云服务”初创公司供应芯片,扶持起区域性竞争对手,进而削弱了美国云服务商的定价权。新加坡作为他第二大营收来源地,正是这一区域分发网络的核心枢纽。(《纽约时报》,11月13日)
而这,便触及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冒犯”。去年12月,华盛顿启动了“帕克斯·西利卡计划”(Project Pax Silica)——这是一个由美国国务院牵头的联盟,成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阿联酋和澳大利亚,旨在围绕半导体、矿产资源和人工智能(AI)供应链构建体系。
该联盟的成员构成,让人联想到早期帝国主义时代的“遏制集团”。美国整体战略的核心在于打造一个排他性的集团,将全球基础设施及人工智能系统“捆绑”在美国所掌控的、封闭的、基于租赁模式的体系之中。黄仁勋(Jensen Huang)当时恰恰在向华盛顿试图拉拢的那些亚洲国家出售芯片——而且他提供的是一种开放的替代方案,而非硅谷所推行的“订阅制”服务。
如果一位首席执行官利用全球开源运动来对抗美国的“圈地”体系,那他显然是在破坏华盛顿的计划。那些要求“给个说法”的美国参议员们,关心的并非黄仁勋的“忠诚度”问题;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位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军供应商,正在削弱美国垄断资本对那些将驱动全球运作的关键技术的掌控力。
针对黄仁勋的“打压”行动,其背后的含义远不止是一桩丑闻那么简单。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与谁有过私情,而在于:究竟是谁从人工智能的“封闭、锁定及受美国企业严密管控”的状态中获利?又是谁想要让这位“倡导开放的最强音”彻底噤声?
整个“人工智能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前提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严格限制在少数几家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手中。美国的盟友们被迫使用极其昂贵的、商业化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每一次数据调用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然而,技术是无法被禁锢的。正如历史上任何一种新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终将冲破旧有的壁垒。
黄仁勋本质上是一位资本家,他的商业模式就是向世界各地出售芯片。
“资本家会把绞死他们自己的绳子卖给我们”——这句话常被归于弗拉基米尔·列宁名下(尽管其出处存疑),但它所表达的逻辑却十分深刻。
打压黄仁勋并重组英伟达(Nvidia),只会让未来即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中国芯片显得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