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建云 高翰之:国际外部冲击、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选择——基于“双层空间压缩”的分析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26-11-20 00:06

进入专题: 国际外部冲击   政府政策空间   企业经营空间   双层空间压缩  

● 保建云   高翰之  

作者: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翰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6年第6期,第3-30+150页,注释略。

内容提要:源于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的外部冲击持续作用于政府与企业决策过程。本文从政府与企业可行选择范围的变化出发,引入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构建“双层空间压缩”分析框架,并以澳大利亚能源、电信和房地产行业的三个企业案例为对象,考察不同类型外部冲击的跨层传导过程。研究发现,外部冲击可同时改变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政府在变化后的政策空间中作出的调整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不同经营路径的现实可行性,从而形成“双层空间压缩”效应。不同类型冲击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长期结构性冲击主要表现为原有政策与经营路径的渐进收窄,地缘经济冲击更易使特定经营路径受到明确限制,短期突发性冲击则可能导致不同经营路径的分化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空间的影响并不一致,可能强化收缩、限制特定路径或缓冲既有冲击。企业则基于实际情况作出策略选择,并与外部冲击、政府政策调整共同决定实际经济结果。上述分析有助于理解国际外部冲击经由国家政策向企业经营层面传导的过程,也可为复杂外部环境下的政企互动研究提供中观视角。

关键词:国际外部冲击;政府政策空间;企业经营空间;双层空间压缩;政企互动

一、引言

在全球政治经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外部冲击通过多种方式深刻影响政府与企业决策过程,导致二者原有的部分决策选项因难以适应现实变化而失效,迫使其更频繁地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特别地,外部冲击对政府与企业的作用不是彼此孤立的。政府在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后,往往会根据新的制度、经济与安全条件调整政策,而政策调整又会通过改变企业所处的制度与市场环境,进一步传导至企业经营过程。因此,政府既是外部冲击的承受者,也是外部影响向企业层面继续传导的重要环节。

既有研究已经分别揭示了外部环境变化对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政策及市场条件等因素变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为理解不同层次行为主体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当政府受到外部冲击并作出政策调整后,企业原有的经营选择如何随之变化,以及外部冲击、政府政策响应与企业经营调整之间如何形成连续的跨层传导过程。这一问题的关键既在于政府和企业最终采取何种政策或策略,也在于外部条件变化如何改变二者原有的可行选择范围,并由此重新塑造后续行为选择的基本条件。

鉴于此,本文从行为主体可行选择范围的变化出发,引入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以此构建“双层空间压缩”的分析框架,考察外部冲击如何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原有可行选择,以及政府政策调整如何进一步重塑企业经营空间。企业则在变化后的经营空间中,根据自身经营目标及剩余可行路径作出相应的策略选择。案例分析则以澳大利亚为对象,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国际外部冲击下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变化,考察上述跨层传导机制的具体表现。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外部冲击下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回应之间的关系,同时揭示不同类型冲击如何导致经营空间的不同变化。此外,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选择如何改变企业经营条件和可行经营路径,对政策制定者谨慎评估政府政策的外溢效应、避免过度挤压企业经营空间具有重要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外部冲击与政府政策调整

外部冲击通常被视为推动政府政策调整乃至战略转向的重要原因。既有研究围绕金融危机、科技革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大国战略博弈等传统与非传统冲击及其影响展开了广泛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外部冲击往往通过重塑政府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推动政府改变其政策偏好,并在其随后的政策调整中有所体现。例如,有研究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曾长期奉行金融自由化与“小政府”理念的国家,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施政偏好,并着力推动金融监管政策体系的深度调整。基于对美英两国公共卫生政策的考察,有研究指出,两国均在疫情前后对健康战略的重点进行了调整,说明突发公共卫生冲击对国家政策同样具有重塑性影响。另有学者基于重大技术冲击的考察指出,美国、中国和欧盟分别形成了市场驱动、国家驱动和公民权利驱动三种不同的监管模式。这表明技术冲击能够推动不同国家采取差异性的政策调整。

此外,大国的战略转向本身即能构成对国际秩序的重大冲击,并由此推动他国的政策调整。例如,历史上的“尼克松冲击”通过在金融上推行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外交上访问中国等重大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多国政策的连锁反应,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美国在国际治理与对外经贸方面激烈调整所形成的“特朗普冲击”则波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促使各国对此采取了相应行动。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历史性崛起也对美国构成了冲击,成为其进行战略调整的重要外部因素。对于政治大国之外的国家而言,大国战略竞争则可能增加其政策调整难度,并使部分原有政策选择面临新的约束。以韩国为例,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使其长期实行的对冲政策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条件,其在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协调难度有所上升。类似地,有研究指出,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新加坡长期奉行的平衡战略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约束,其可选择的策略和行为范围不断收窄,政策分化压力显著上升。

从理论层面看,国际环境影响国家政策的逻辑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有研究指出,国际外部影响需要经过国内制度结构与政策过程,从而可能形成差异化的政策回应。此后,有研究进一步将国际体系视为影响国内政治的重要变量,但也强调国际环境所塑造的外部约束并不足以完全决定国内政治结果,仍需结合国内政治过程加以解释。由此可见,外部冲击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需要经过国内政治与制度过程。政府为应对外部冲击而作出的政策调整,可能又将改变企业所处的制度与经营环境。因此,外部冲击的影响还可能经由国家政策调整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层面。

(二)外部冲击、政策调整和企业决策

外部环境变化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其不仅极大地波及了一些国家的资本市场,还迫使部分金融巨头的所有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技术进步则可能改变企业原有生产方式、市场竞争结构和商业模式,从而推动企业调整既有经营决策。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政策调整也会通过经济制度、市场规则等路径传导至企业经营过程。例如,有研究指出,国家可以借助不同权力和政策工具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及发展条件。另有研究发现,美国加征关税抑制了相关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并通过供应链、竞争压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成本等渠道影响企业相关决策。因此,企业所面对的经营条件既可能因外部冲击直接发生变化,也可能随着国家政策调整而进一步改变。

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以后,企业将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作出具体回应。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企业并非总是被动接受者。有经典研究将组织面对制度压力的回应概括为默许、妥协、规避、反抗和操纵,并指出组织目标、外部依赖、制度要求、控制方式和环境情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具体组织策略。围绕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面对政府干预时可能形成不同的策略性回应,其选择受到企业能力、国家战略嵌入程度等因素影响。这说明,即便外部环境能对企业行为形成约束,企业仍会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差异化的主动策略选择。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经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国际环境、国家政策与企业行为之间的联系。有关国际与国内政治联系的研究表明,外部冲击能够改变政府面对的政策约束,国内政治结构与制度过程则进一步塑造具体的政策回应。有关企业与组织行为的研究则指出,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能够改变企业经营条件,企业也会据此形成差异化的策略选择。这些研究为理解外部冲击下国家与企业行为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不同层次之间可行选择范围的连续变化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外部冲击既可能改变政府原有政策选择的条件,也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条件,政府随后作出的政策调整又可能进一步改变企业原有经营策略及替代路径的现实可行性。由此,政策与经营条件的变化以及行为主体最终采取的具体选择,可构成两个相互联系的分析层次。本文据此从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的变化出发,考察国际外部冲击经由国家政策调整向企业经营层面传导的过程。在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一分析也有助于理解国际环境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三、基于“双层空间压缩”视角的分析框架

(一)政策空间、经营空间与“双层压缩”

“空间”可用于指代行为主体在一定约束下能够选择的行动集合。例如,既往研究认为,政府政策空间代表着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所拥有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并对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具有巨大影响。因此,涉及政策空间的分析关注政策选择形成之前的可行范围,即哪些政策方案仍具有现实可行性,哪些方案因内外部条件变化而受到限制。

在历史上,政策空间因遭受外来因素压缩的现象并不新鲜。在帝国主义时期,西方殖民者曾通过直接的行政命令和不平等条约限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策空间。在现代社会,国际秩序主导国则通过主导国际组织与设计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间接提供了行为准则与规范,在事实上限制了他国的政策空间,从而对他国发展与国民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种政策空间还受到国际经济结构、国内外社会环境以及其他结构性权力的制约。据此,政府政策空间可以界定为在既定国际环境、国内制度等现实条件约束下,政府能够制定并实施的政策与战略集合。相应地,企业经营空间则体现为企业自主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市场选择及组织布局等日常经营活动的决策范围。这一经营空间既受到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地缘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贸规则、监管法规等制度安排的影响。因此,政府可通过塑造企业所处的经济与制度环境,进而影响企业原有经营方案的现实可行性。

基于此,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构成两个相互联系的分析层次。国际外部冲击一方面可能直接改变企业所处的市场、供应链、技术或融资条件,另一方面也可能改变政府原有政策选择所面对的约束,从而推动政府调整政策目标、工具和实施方式。相关政策随后通过制度规则、市场条件和资源配置等路径作用于企业经营,进一步改变其原有经营方案的现实可行性。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是外部冲击的承受者,又通过政策调整成为企业经营空间变化的重要施动者。在不利外部冲击条件下,这种跨层变化可能表现为“双层空间压缩”(见图1),即部分原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策选项或经营路径,由于制度限制、成本增加、风险上升等条件变化而退出可行范围,或者其现实可行性明显下降。特别地,“双层”主要指外部冲击分别作用于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并通过政府政策调整使两个层次的空间变化进一步产生联系。其中,政府政策空间的收窄表现为原有部分政策选项受到新的约束,企业经营空间的收窄则表现为部分经营路径失去现实可行性,或其可行性明显下降。

(二)可能性边界与空间变化

为更为直观地刻画这一动态过程,本文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概念(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这一概念原本用于表示既定条件下可实现的生产组合。考虑到决策本身也是由政府或企业制定并“生产”出来的,因此,可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用以表示政府和企业在约束条件下能够采取的政策选项或经营路径,并据此构建政府政策可能性边界和企业经营可能性边界两个分析概念。具体而言,政府在既定国际环境、国内制度与资源条件下能够制定并实施的政策集合,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可能性边界(Governmental Policy Possibility Frontier,GPPF)予以表示。企业在市场、资源、技术与制度条件下能够采取的经营方案,则可以通过企业经营可能性边界(Business Decision Possibility Frontier,BDPF)加以表示。边界的移动反映主体可行选择范围的扩大或收缩,边界形态的变化则反映不同政策或经营维度所受约束程度的改变。在政府层面,如图2所示,政策维度A与政策维度B分别代表政府需要兼顾的不同政策目标。在外部冲击发生以前,政府的可行政策组合由GPPF表示,M为既有约束条件与政策偏好下的一种选择。当外部冲击主要限制政策维度A时,政府政策可能性边界由GPPF收缩至GPPF’。此时,如果国家保持原有政策偏好,相应的决策点应位于OM连线与GPPF’的交点M’。但此时的政府也可以根据变化后的内外部条件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重新取舍,并在新的政策空间中形成新的政策选择,如图中的N点所示。例如,在外部冲击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情景中,政府可能会选择以经济效率为代价强化经济安全与战略自主。由此,GPPF向GPPF'的变化主要表示政策可行空间的收缩,M至M'反映原有政策选择受到新的可行条件约束,M'至N则表示政府在变化后的政策空间中进一步进行政策选择与调整。

在企业层面,如图3所示,外部冲击发生以前,企业拥有由BDPF表示的经营选择范围,P点代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经营策略选择。当市场需求、融资环境、供应链状态等因素因外部冲击发生变化时,部分原有经营路径的现实可行性可能下降,企业经营可能性边界相应由BDPF变化至BDPF’。此时若保持企业策略偏好不变,经营策略选择也由P移动至P’。与此同时,外部冲击还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空间,并推动政府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政策选择及调整。相关政策随后通过监管规则、产业政策或资源配置等方式进入企业经营过程,进一步改变不同经营路径的现实可行性,使企业经营可能性边界由BDPF'进一步变化至BDPF''。这种进一步影响既可能形成新的经营约束,也可能强化此前已经出现的空间变化,使部分原有经营路径继续收窄。

同样地,经营空间的变化虽然显示了企业策略选择的基本范围,却并不直接决定企业最终采取何种策略。经营空间变化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受限经营路径与企业核心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替代路径是否仍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受到限制的只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具体方式,而其他路径仍然存在,企业可以通过调整经营方式继续实现原有目标。相反,如果受到限制的是实现核心目标的关键路径,且替代方案较少,企业维护或恢复相关路径的动机则会增强。相关组织研究也表明,组织面对制度压力时并不会形成单一回应,其策略可以从顺应延伸至主动抵制,具体选择受到外部压力特征与组织所处条件等因素影响。在现实案例中,企业的具体回应可以表现为拒止、调适与协同等不同形式。拒止主要体现为企业抵制既有约束,或者争取维持和恢复受到限制的关键经营路径。调适体现为企业在新的约束条件下改变原有经营方式,并借助其他可行路径继续实现主要经营目标,协同则体现为企业主动调整经营策略,使其与新的政策方向形成较高程度的一致。当然,这一分类主要用于概括企业实际采取的策略,其具体形成仍取决于企业核心经营目标、剩余可行路径及现实经营条件。

此外,政府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空间的影响并不必然表现为各个维度同步收缩。部分原有路径可能受到进一步限制,另一些路径则可能因政策支持、市场结构变化或新的制度条件而提高现实可行性,由此形成部分路径收窄与部分路径拓展并存的空间重构。概言之,外部冲击既可能直接改变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也可能通过政府政策调整进一步改变企业的经营条件。企业则在新的经营空间中,根据核心经营目标与剩余可行路径进行策略选择及调整。从这一意义上看,可能性边界所呈现的是行为主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可以选择什么”,具体政策与企业策略则反映其在相应可行范围内“事实上选择什么”。可行空间变化与具体行为选择由此构成相互衔接而有所区别的两个环节,并共同形成外部冲击向政府政策与企业行为传导的连续过程。

接下来,本文以澳大利亚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地处亚太地区、与亚洲经济联系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外部冲击容易通过市场与政策渠道传导至其国内经济运行。在同一国家内部选择不同行业案例,也可以在相对一致的制度背景下考察不同外部冲击的传导方式及其对企业经营空间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能源、电信和房地产三个行业的企业案例,考察外部冲击如何改变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以及政府政策调整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可行经营路径与策略选择,从而深化对“双层空间压缩”及其跨层传导机制的理解。

四、长期结构性冲击与AGL Energy

气候变化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和较强可预期性的结构性外部冲击。随着全球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先后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和《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等多边共识,旨在通过制度安排遏制全球变暖趋势。作为国际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方,澳大利亚政府却多次采取淡化气候问题、回避明确责任的政策策略,同时在国内能源供应和国际出口领域长期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持续扩大化石燃料的生产。这种“骑墙”行为虽然为澳大利亚政府与企业保留了较大的决策灵活性以获取经济利益,但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随着国际气候治理力度不断强化,澳大利亚政府维持原有政策偏好的外部条件逐步改变。同时,这种压力也直接作用于传统能源企业。因此,气候变化所形成的长期压力同时进入政府政策空间和企业经营空间,并在较长时期内改变原有政策选择与经营策略的现实可行性。

(一)气候压力与政策、经营空间收窄

在政府层面,澳大利亚面临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西方同盟体系以及周边地区国际组织。其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持续推进改变了澳大利亚气候政策所处的国际制度环境。《巴黎协定》之后,国际减排目标不断趋于明确。《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进一步强调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同时首次明确要求各国逐步减少未采取减排措施的煤电使用、“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对于长期依赖煤炭出口并保持较高化石能源使用比重的澳大利亚而言,这些国际规则提高了维持原有能源和减排政策的制度与政治成本。该国政府虽在《巴黎协定》后做出减排承诺,但从未出台与这一承诺直接相关的国内法案。其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推广同为化石燃料的天然气的行为也引发国际舆论批评。

其二,来源于同盟体系内部的制度性压力。作为唯一一个曾拒绝强化《巴黎协定》2030年减排目标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气候变化的模糊立场引发美英等重要安全盟友不满。七十余名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曾联名致信澳大利亚政府,指出气候问题正损害该国在盟友中的信誉,而澳大利亚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也指出,澳大利亚在气候议题上与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分歧,已超过历史上任何重大国际问题。这凸显出澳大利亚政府在盟友体系中所面临的重大压力。

其三,来自周边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压力。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将气候变化视为该地区最严峻的生存威胁,持续呼吁澳大利亚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但澳大利亚不仅长期抵制设定更为明确的气候目标,还多次否决太平洋地区的气候倡议,引发地区国际组织内部的激烈反弹,甚至被多次要求退出相关组织。尽管澳大利亚依然是该地区头号强国,但在气候变化关涉诸岛国生死存亡的背景下,其面临的压力已经实质性地进入地区性组织内部。同时,该国近年来为抵抗域外国家势力“渗透”而推进的区域合作与制度建设,也因此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澳大利亚政府原本通过淡化气候变化、回避具体责任所获得的政策灵活性,与气候相关的能源政策空间因此呈现下降的趋势。

类似的外部压力也直接影响AGL Energy(以下简称AGL)的经营过程。作为1837年就获准为悉尼提供街道照明的百年企业,AGL因旗下多座煤炭发电厂而成为该国国内碳排放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随着全球减排共识增强,该企业继续运营传统煤电资产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与社会环境。环保组织、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持续要求AGL明确煤电退出和减排安排。例如,2021年前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将AGL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公开宣传、消费者动员以及推动金融机构和客户切断与AGL合作等方式施加压力。这充分反映出来自气候议题的压力已经从国际制度环境层面延伸至企业商业环境和资本市场关系。

面对传统煤电业务与能源转型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AGL开始尝试调整其经营策略。2021年,AGL提出调整方案,计划将公司拆分为名为AGL Australia和Accel Energy的两家公司。其中,化石燃料发电资产将被划归Accel Energy,而AGL Australia则将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及零售业务,旨在以此方案重振AGL市场声誉。这一安排本质上是企业在原有经营空间遭受挤压后,对不同业务路径进行重新配置的尝试。然而,该方案遭到大股东否决,随后的激烈市场反应引发公司人事巨震,最终导致公司董事长与CEO双双离职。同时,在该年度的投资者年会上,有54%的投资者投票要求该公司公开披露与《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相一致的减排路线与时间表。这些变化表明,在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气候政策明显转向之前,AGL经营空间已受到长期气候压力的直接影响。企业声誉、投资者支持与长期经营预期的持续变化,使维持原有经营策略的现实成本逐步上升,AGL的可选策略空间也进一步收窄。

(二)政策转向与经营路径变化

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更替以后,长期积累的气候压力进一步转化为更为明确的政策调整。新上台的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承诺将直面气候变化问题并提出更为明确的减排目标方案。同年,该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与安排。该法案规定,澳大利亚将以2005年为基准,到2030年减少43%的碳排放量,到2050年则实现净零排放。随后,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将该承诺细化到2035年减排62%-70%。由此,澳大利亚气候政策由此前较具弹性的政治承诺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明确目标和制度约束的国家政策安排。这一政策转向还延伸至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与地区合作。在关键盟友层面,澳大利亚新政府预算案明确指出,该国将投入数亿澳元,以全新姿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事务,并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国际机制中加强与关键伙伴在相关议题上的合作,以修复其曾受损的国家声誉。在地区制度层面,在2022年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峰会中,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一同发表联合公报,正式承认太平洋地区正处于“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此后,澳大利亚还曾公开表态将与太平洋岛国联合申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并计划提供30亿澳元的气候融资。这些举措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已在多个层级的国际制度中作出显著政策转向。这种对外承诺的改变伴随着澳大利亚国内气候与能源政策的调整,进一步改变了传统能源企业不同经营路径的现实可行性。

在国内政策层面,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将立志成为可再生能源强国,并确立了包含清洁电力、清洁燃料及先进可再生技术在内的五项优先事项,同时要求澳大利亚所有经济部门共同行动起来,以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82%。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相应机构改革,并宣布将综合运用大规模投资、多方合作、项目审批和其他直接行政命令等政策举措,以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这些措施意味着政府在气候治理、能源安全与传统能源利益之间重新进行了政策权衡,传统化石能源长期发展的政策环境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对AGL而言,上述能源转型政策使此前来自国际气候治理、投资者压力和社会预期的长期约束获得了更明确的制度方向,进一步改变了不同经营路径之间的相对可行性,即传统煤电路径可行性继续降低,低碳能源及相关业务的发展空间则相应扩大。企业经营面临的突出问题逐渐从如何维持既有煤电资产结构,转向如何在能源转型加快的背景下重新配置资产与业务。政府政策调整不仅成为长期结构性冲击向企业经营层面进一步传导的重要环节,也为企业重新选择经营策略提供了新的制度环境。

(三)经营策略调整与企业转型

在前期拆分方案失败、投资者压力持续上升以及澳大利亚气候政策明显转向的背景下,AGL进一步明确了其长期能源转型方向。2022年9月,该公司发布了首份《气候转型行动计划(2022)》,进一步加快煤电退出和低碳能源投资,形成了跨度数十年的能源转型安排。在该报告中,AGL宣布将再度提前10年关闭旗下Loy Yang A煤炭发电厂,相较于2048年的最初计划关停时间提前了13年。该公司还宣布将分别在2023年和2033年之前关闭其剩余的两家煤电厂,以实现其直接发电业务的零排放,同时单独设置了一个章节以强调这一行动计划与《巴黎协定》的一致性。

此后,AGL的经营进一步沿这一方向展开。2023年4月,AGL按计划关闭了运营52年并曾占据澳大利亚能源行业5%碳排放量的Liddell煤炭发电厂。2025年,公司发布第二份《气候转型行动计划》,详细阐述了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将2050年净零目标进一步延伸至包括供应链在内的更广泛经营体系。其长期转型时间表与澳大利亚国家净零目标高度一致。这些连续行动表明,AGL已将能源转型纳入长期经营战略,通过煤电退出、低碳能源投资和业务结构调整重新配置企业资源。从策略类型看,这一调整属于协同型策略,即面对传统煤电业务约束增加、低碳能源及配套业务可行性提高的现实,AGL主动调整资产配置和长期战略,使经营方向与国家能源转型政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同时继续维持长期经营能力。这一调整也回应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对明确减排路线和长期转型安排的要求。

AGL案例由此呈现长期结构性冲击下渐进式空间变化的典型特征。国际气候治理、地区政治压力以及资本市场和社会预期逐步改变澳大利亚政府与AGL原有选择条件,使维持传统能源政策和煤电经营路径的现实成本不断提高。AGL首先在澳大利亚联邦气候政策明显转向之前尝试通过拆分方案调整原有经营结构,其后又在减排与能源政策进一步明确的背景下强化能源转型方向。随着传统煤电路径持续收窄、低碳能源替代路径逐步形成,AGL最终通过煤电退出、低碳投资和业务结构重构完成协同式战略调整。

五、地缘经济冲击与TPG Telecom

与气候变化等长期结构性冲击相比,大国战略竞争所形成的地缘经济冲击往往在较短时期内持续升级,并通过技术、安全和产业政策改变相关主体的决策空间。电信产业兼具商业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属性,因而较早地成为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TPG Telecom(以下简称TPG)原为澳大利亚主要固定宽带服务提供商,长期寻求通过拥有独立移动网络进入移动服务市场,以在垄断程度较高的电信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随着5G技术发展,TPG选择以华为设备推进独立移动网络建设,并已为相关网络部署投入大量资源。但在同一时期,美国为限制华为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治行动,显著冲击了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空间,也直接增加了TPG既有商业战略的不确定性。

(一)科技竞争与政策、经营空间收窄

伴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加剧,华为在西方市场上遭受了大规模的政治化审视与安全质疑。美国政府发起了针对华为及其员工的一系列调查与指控,指责其全球商业扩张基于“谎言与欺骗”,并通过外交协调与政治操控,敦促盟友放弃与华为合作,在5G等高新领域限制华为等中资企业发展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例如,美国国会长期推行限制华为在全球网络中存在的各类政策措施,并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通过立法禁止华为设备在特定部门的使用。时任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Gordon Sondland)曾针对华为5G公开指出,不把整个社会的钥匙交给一个“恶意行为者”应是基本共识。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甚至以国家安全合作为杠杆施压,警告与华为保持业务往来的盟国将被排除在美国情报共享体系之外。此外,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布拉格提案”“清洁网络计划”等向欧盟、北约及印太盟友施压,试图以制度安排限制中国设备在5G网络中的使用。澳大利亚作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关键盟友,承受了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安全等多种渠道传导的巨大压力。随着科技发展进一步“安全化”,原本主要作为商业议题处理的5G设备选择逐渐进入国家安全政策议程,澳大利亚政府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的空间受到新的约束。由此,不断升级的美国对华科技打压显著压缩了澳大利亚原本试图以相对灵活方式处理经济事务的政策空间。

这种外部压力也直接作用于TPG的企业经营空间。早在2012年,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就曾发布专门调查报告,要求政府限制华为公司及其设备与服务在美国的存在,并建议包括网络运营商在内的私营企业在对其“长期安全风险”充分考量后拒绝购买华为设备。2017年,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对美国电信业巨头AT&T施压,使后者被迫放弃了销售华为手机的商业计划。可见,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已经超出行政层面,对包括企业在内的其他主体形成约束。此外,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升级加剧了全球科技供应链的脆弱性,导致包括TPG在内的设备采购方在选择华为设备时不得不承受潜在的断供等供应链风险。原本主要基于效率考量的商业决策因此更为复杂,企业经营决策的灵活性也随之下降。同时,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升级带来的宏观环境波动,也可能削弱市场对电信行业的投资信心和预期,间接影响TPG长期的5G部署计划。来自国际政策界、舆论界关于澳大利亚5G问题的争论也对包括TPG在内的电信企业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于TPG而言,其原计划基于华为设备建设其独立移动网络,并已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采购和部署。然而,随着外部冲击对TPG的影响进一步显现,TPG的企业经营空间已面临外部冲击的压缩,不得不愈发谨慎地推进其商业战略,并准备应对更为剧烈的政策调整。因此,在澳大利亚政府正式调整5G政策之前,TPG原有经营方案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对于TPG而言,依赖特定供应商形成的长期技术路线则面临不断上升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澳大利亚政府而言,5G设备选择需要在通信效率、技术匹配与国家安全等目标之间进行重新权衡。外部地缘经济冲击由此同时改变了政府和企业的约束条件,并影响了此后的政府政策调整及其向企业层面的传导。

(二)政策调整与关键路径的失效

2018年8月,在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任期的最后一天,该政府正式发布5G安全指导,将通信基础设施安全要求进一步制度化。该政策要求5G网络运营商采取措施,防止供应商因受外国政府指令或控制而对澳大利亚通信网络构成安全风险。此前围绕供应商安全的政策讨论由此转化为明确的市场准入门槛,并在事实上禁止了华为设备的使用。这一调整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在变化后的政策空间中对不同目标进行了重新权衡。5G设备选择原本涉及设备性能、通信安全和技术路径等多重目标。随着地缘科技竞争加剧、安全考量上升,国家安全在政策偏好中的权重明显提高,商业效率的权重相对下降。澳大利亚政府最终不惜承受中方反制的风险,实施限制性政策以降低所谓“安全风险”,经济效率目标因此让位于安全考量。这表明,外部冲击改变了政府面临的政策约束,并促使其作出更加强调安全目标的政策安排。

该禁令直接使TPG的移动网络建设计划陷入停滞。禁令出台后,TPG原先围绕华为设备形成的技术路线无法继续用于5G网络建设,已经投入的设备、资金和网络部署也难以按照原定方案继续发挥作用。2019年1月,TPG公开宣布放弃独立构建新的移动网络的庞大计划,声称“继续投入更多资金没有商业意义”,同时指责澳大利亚政府的华为禁令导致该公司原本非常清晰的5G移动网络战略“被无法控制的因素所破坏”,并因此可能蒙受上亿澳元的前期投入损失。可见,这一政策调整使TPG实现既定目标的一条关键经营路径事实上退出了原有可行范围,企业不仅被迫放弃原定经营路径,还在短时间内蒙受重大财务损失。政府政策调整由此进一步改变了TPG原有经营策略的现实可行性,造成企业可行路径集合的实际收缩,使企业经营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

(三)替代路径选择与企业整合

在基于华为设备建设移动网络的路径可行性下降之后,TPG开始继续寻求其他可行路径。2018年8月30日,TPG宣布与另一家已拥有独立移动网络的电信巨头沃达丰澳大利亚(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VHA)合并,以继续实现拥有独立移动网络的既定目标。但这一替代路径随后又受到竞争监管的约束。2019年5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以可能引发垄断为由反对TPG与VHA合并。面对ACCC的垄断指控,TPG回击称,“目前没有替代供应商可以在TPG所要求的时间内提供与华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服务”,因此只能通过合并达成目标。换言之,TPG认为,正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华为禁令使其不得不通过与其他拥有独立移动网络的公司合并来实现原有目标。这一表态将华为禁令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作为并购审查中的议价依据,试图促使监管机构在审查中作出让步,从而重新进入移动网络服务市场。VHA于2019年5月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院确认该交易不会实质性减少市场竞争。TPG则作为合并交易的另一方参与其中。2020年2月,该合并案最终经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获准。2020年7月,原TPG与VHA正式完成合并。③合并后的上市主体以TPG Telecom Limited名义运营,双方原有的固定宽带、移动通信及相关网络资源被纳入同一企业集团。

从策略演变看,TPG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形成单一、固定的回应。在原有基于华为设备自建网络路径失去现实可行性后,企业转向合并方案,体现出企业经营空间变化后的策略调适。当这一替代方案又受到监管限制时,TPG与VHA继续维护合并安排,并通过司法程序争取利益,体现出企业对新增制度约束的主动拒止。最终,两家公司完成整合。这一案例表明,外部冲击和政府政策调整可以改变企业实现核心经营目标的可行路径,但并不必然改变企业原有的核心经营目标。企业的实际策略正是在企业经营空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

六、短期突发性冲击与Mirvac Group

与前两种冲击不同,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等突发性冲击具有更强的突然性与不确定性,其影响往往在较短时间内集中释放,可对国家政策空间和企业经营空间在极短时间内造成明显压缩。2020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暴发后,澳大利亚经济活动、就业和居民生活均受到明显冲击。为应对这一冲击,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包括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支持在内的应对措施。这些政策在缓解就业、收入和融资压力的同时,也使危机后的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作为拥有住宅(Residential)、租赁住宅(BTR)、办公地产(Office)、工业地产(Industrial)等业务的澳大利亚大型房企,突发冲击、政府政策应对以及随后出现的市场需求、工作方式和成本条件变化,共同推动Mirvac Group(以下简称Mirvac)不同房地产业务的经营条件出现分化,从而促使企业重新调整资源配置与经营策略。

(一)突发冲击与政策、经营空间收缩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首先造成了短期内极为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压力。随着大量商业活动暂停或缩减,澳大利亚就业市场迅速恶化。数据显示,2020年4月,澳大利亚就业人数单月减少59万人,失业人数增加超10万人,就业市场受到明显冲击。同月,澳大利亚国内不充分就业率升至13.8%,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青年群体不充分就业率接近四分之一。相应地,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第二季度大幅下降了7%,创下了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该国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截至2022年7月,疫情已累计造成该国约1580亿澳元的GDP损失。急剧恶化的经济与就业形势使得澳大利亚政府以往规模较小且相对缓和的经济干预政策可行性快速下降,促使该政府以未来财政空间为代价,采取包括超常规货币与财政政策在内的强力干预措施,以维持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危机所导致的生产经营活动暂停和国内外供应链中断为澳大利亚政府政策选择增加了新的约束。数据显示,该国供应链指数在危机高峰期下滑并恢复缓慢,直至2023—2024年才重新超过2018—2019年的水平。这表明澳大利亚政府难以从经济供给侧入手展开经济刺激,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空间。因此,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将应对危机的政策重点转向经济需求侧。这种冲击与前两个案例中的空间变化具有明显差异。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压力通过长期累积逐渐改变政府政策选择,大国科技竞争则通过安全风险不断提高特定政策方案的实施成本,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能够在极短时期内使部分原有政策选项骤然失去现实可行性,从而对政府政策空间造成明显压缩。

外部冲击同时直接改变了房地产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对于Mirvac而言,影响最为明显的首先是办公地产与零售地产。人员流动减少、办公活动向居家方式转移以及企业对办公面积需求下降,使商业办公物业的使用率、租赁需求和资产预期发生明显变化。以悉尼中央商务区为例,2019年第四季度办公物业空置率约为5%,然而至危机结束后的2023年第三季度仍达到14.5%。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澳大利亚中央商务区办公地产投资总额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销售也恢复缓慢。这意味着部分在危机前具有较高吸引力的办公地产开发与投资策略,其收益预期和现实可行性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公共卫生危机也改变了部分企业和职员的工作方式。2024年的数据显示,仍有近40%的澳大利亚岗位延续了居家办公的工作方式。这说明居家办公和混合办公在危机结束后的澳大利亚依然较为普遍,从而对办公地产需求形成持续影响。Mirvac的财报数据也显示,2025财年办公地产净收入为3.58亿澳元,较2024年的3.92亿澳元下降近9%,甚至低于2021年的3.66亿澳元,表明该领域业务仍然明显承压。与此同时,危机导致的旅游业停滞与线下零售消费疲软进一步传导至商业地产领域,压低了零售地产租金回报率与企业资产估值。此外,公共卫生危机还造成房地产开发高度依赖的密集现场施工、大规模物料供给和人员组织的不确定性上升,并与办公需求下降叠加,促使企业重新调整原有商业计划。因此,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Mirvac经营空间的影响,既包括短期收入下降,也包括办公、零售等相关经营路径的市场条件和长期收益预期发生变化。

由此,在政府采取超常规应对措施之前,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已改变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空间和企业经营空间。政府原有常规政策组合难以应对就业、经济活动和公共卫生压力的同步上升。Mirvac则受到办公及零售地产需求下降、开发条件恶化和长期工作方式变化等多重约束。与AGL的渐进收窄和TPG的特定路径排除不同,这里的经营空间变化源于突发冲击在短期内集中影响多条既有经营路径。不同房地产细分市场此后的差异化变化也由此展开。

(二)政策应对与经营环境变化

面对经济活动骤然收缩和就业恶化,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以未来政策空间为代价,在短期内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3月,澳大利亚央行率先降息,并一路降至历史低位,成为首个采取该措施以应对疫情冲击的西方主要经济体。财政及其他经济政策方面,时任总理莫里森在实施严格公共卫生防控的同时,推出总额约5070亿澳元的一揽子联邦经济刺激与救助计划。截至2022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在联邦层面累计已投入约3430亿澳元用于直接经济刺激与公共卫生支持。最终,仅用于对公司与个人发放就业与求职补贴的JobKeeper、JobSeeker项目花费总额就超过千亿澳元,成为澳大利亚财政史上最大规模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干预措施。若以2019年约2万亿澳元的澳大利亚GDP总量为参照,这一刺激计划的支出占比之高实属世所罕见。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冲击,但也显著推高了国内通胀率与公共债务水平,改变了宏观经济环境。从总体通胀率上看,澳大利亚2019年全年通胀率为1.8%,而2022年通胀率则高达7.8%,创下了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此可见,该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宏观政策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复杂影响。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就业及收入支持措施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住房需求。2020年下半年以后澳大利亚住宅市场较快恢复,住宅价格随后明显上涨。相比之下,办公地产受到居家办公和混合办公延续的影响,企业对办公空间的需求恢复较慢,空置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受阻、建筑材料短缺和劳动力供给不足不断推高房地产开发成本,经济恢复以后住宅建设需求上升又进一步加剧了建筑行业的供需矛盾。2021年第二季度末到2022年第二季度末,结构木材、胶合板等建筑材料的成本均上涨超过25%,钢材的价格涨幅则达到42%。劳动力成本也明显增加。部分办公地产由此出现市场价值低于重建成本的情况,即新建同类项目的预期收益已难以覆盖开发成本,一些房地产企业原有商业计划的经济可行性明显下降。

这些变化使Mirvac不同业务面对的经营条件出现明显分化。具体而言,办公地产受到需求下降和空置率上升的影响,同时面临建设成本上升带来的支出压力。住宅市场则恢复较快,租赁住宅以及部分工业和物流地产的需求基础相对更强。因此,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后的政府政策没有使企业所有经营路径同时收缩。这也为随后Mirvac重新配置办公、住宅和工业物流等资产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经营策略调整

面对业务经营条件的变化,Mirvac逐步降低办公地产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并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住宅及相关业务,同时更加重视现金流和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稳定。2025年公司年报显示,其资产配置和开发重点已经更加突出住宅、租赁住宅等业务。其中,租赁住宅是Mirvac重点扩展的业务之一。该公司在危机前已经进入住宅租赁领域,此后进一步扩大相关项目布局,并将业务拓展至多个澳大利亚主要城市。与此同时,Mirvac还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新的住宅项目。住宅及租赁住宅业务的扩展适应了澳大利亚住房需求和租赁市场的变化,也为企业在办公地产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Mirvac还开始尝试重新利用部分既有地产资产。面对部分办公物业需求下降,公司推进将部分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用途,以提高既有资产在新市场条件下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公司增加了对工业和物流地产的配置,以适应线上消费发展带来的仓储和物流需求。从企业策略看,Mirvac的上述行为主要体现为调适。该企业没有试图维持危机前各类地产之间原有的投资结构,也没有简单退出受到冲击的业务,而是根据实际需求、运营成本等市场变化调整投资方向,并利用仍然具有较好市场条件的业务维持长期经营。概言之,Mirvac面对的是不同经营路径同时出现收缩和扩展。其策略重点不是寻找单一替代路径,而是在多个业务之间重新配置资源。

七、结语

国际外部冲击既会直接改变政府和企业所处的决策环境,也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调整进一步影响企业经营。本文从行为主体可行选择范围的变化出发,引入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构建“双层空间压缩”分析框架,并通过澳大利亚能源、电信和房地产行业的三个企业案例考察不同类型外部冲击的跨层传导过程。研究表明,外部冲击可以同时改变政府政策空间与企业经营空间,政府随后在变化后的政策空间中作出政策选择,并可进一步影响企业经营环境。企业既可能直接承受外部冲击,也会受到政府政策调整带来的进一步影响。外部冲击、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反应三个环节相互衔接,国家既是外部冲击的承受者,也通过政策调整成为企业经营空间变化的重要施动者。

案例显示,不同类型外部冲击对政策空间和经营空间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气候变化属于长期结构性冲击,传统能源政策与经营路径在长期制度、市场和社会压力下逐步收窄,政府后续气候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方向,AGL则依据政府长期政策与市场条件变化调整长期经营战略。地缘经济冲击对TPG的影响集中于特定路径。澳大利亚政府的安全化政策使企业原有路径失去现实可行性,TPG最终通过与VHA整合实现企业既定核心目标。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则在短期内同时冲击政府政策空间与Mirvac经营空间。此后,澳大利亚政府政策与市场需求、工作方式及成本条件共同推动办公、住宅和工业物流等业务出现差异化变化,企业经营策略也从应对整体冲击转向结构性调整。企业的主动性主要体现为在变化后的经营空间中重新判断目标与路径,并通过替代、重组或资源重新配置继续实现经营目标。最终的实际经济结果由外部冲击、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策略共同塑造,体现出双层空间压缩机制下多元行为体的互动逻辑。

总体而言,“双层空间压缩”将国际外部冲击、政府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变化置于一个连续过程中,有助于说明外部环境变化如何经由政府政策进一步进入企业经营层面,并为理解政府与企业关系在外部冲击下的演化提供一个中观分析框架。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经济全球化更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下,传统与非传统外部冲击可能更加频繁地影响政府和企业。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对外部冲击不能只关注政策能否实现既定目标,还需要评估政策调整对包括企业在内的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在维护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等政策目标的同时,为其他市场主体保留必要的经营调整空间。对企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也不意味着既有经营目标必然失效,及时识别其他可行路径并据此调整资源配置,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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