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5期
摘要:频繁的反常气候、不断增大的生态承载压力,加之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显现的巨大伦理漏洞,以及人类日益加剧的生存焦虑与恐惧,都暗示着人类文明或将迎来发展的临界点。这一势态要求人类对现代文明及当前的文明基础进行彻底的“否思”(unthinking)式审查。作为生命,人成为地球上可以决定其他生命命运的生命;作为地球之子,人生存的直接环境已经不再局限于地球表面;作为主体,人试图向自己的内在进军,并按照自身的样子来制造工具(人工智能问题);借助于强大的工具体系,人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创造出发达的联系纽带,却使自己离曾经追求的共同体愈发遥不可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直接生活的环境界限,改变了文明的广度、密度、强度和深度,从环境、物种、人类集合以及主体等层次提出了文明的新基础问题。只有基于新的广度、密度、强度和深度,完成从伟大的技术向伟大的艺术之转向,人类才可能拥有可期的未来。
关键词:技术 超级现代性 文明界限
秦川,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这一名句,这亦构成我们主张自由的前提。如果说,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那么历史中的自由取决于人类运用从先辈那里继承的能力回应同样从先辈那里继承的环境之能力!在所有可能的“创造”含义中,有一种是最不能忽视的,即使人类不断接近而不是远离可能的自由王国。然而,在环境与自由的关系上,现代性走得太远了,它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向前冲动,一种无视环境的“进步”冲动。在理论上,现代性把马克思在这个段落中强调的环境给定性意义有意无意地抹去了,思想亦变成了赤裸的意志,成为不受知性和情感控制的纯粹的向外投射的力。
技术革命造成的新条件,加剧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之极端化,从环境、物种、人类集合以及主体等层次提出了文明的新基础问题。新的基础和新的挑战都使得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明的性质和人类的未来等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即涉及人类生存最广泛、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再度尖锐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技术和文明:从反思到否思
生成式AI技术的新近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的风险愈发凸显。早些年,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让人们热议基因技术的风险。尽管这些热点并非仅由不断加速的技术突破引发,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商业利益问题,但确实给理论带来了文明反思的要求。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类歹托邦前景的讨论,早在20世纪初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议题,诸如“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科学危机”(胡塞尔)、“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技术自主性”(埃吕尔)、“速度虚无主义”(维利里奥)等话语只是一些显眼的理论个案。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增长的极限”问题以来,以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未来为旨归的国际学术组织和研究者揭示了太多需要从生存角度关注的并与技术直接相关的重大议题——环境恶化、大灾难风险、地球承载能力变弱等,这些问题亦在全球范围受到了从个人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推动着相关政策和全球治理的调整。只是,问题并没有因为得到重视而减轻。相反,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人工智能只是这一问题链中新的一环。
新近问题不仅带来了新的论题,如计算机技术发展与文明的未来,而且更尖锐地把贯穿于现代性之中并被许多思想家视为其底色的一个重大问题置于辩论的中心,这便是现代性的反思性。作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现代性包含了显著的反思性,这是它与传统至关重要的差别,甚至是它作为后传统社会的核心依据。所谓反思性,即在现代社会,“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本身即是在人类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不过,在今天,讨论这种反思性,面临巨大的尴尬:较之古人,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从环境到社会再到自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更多更复杂更严重,甚至让人怀疑文明是否真的进步了。正如吉登斯所言,今天的势态是“失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失控,并非源自人类生存的外部风险,即那些由自然或传统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是人为制造的风险。他强调,在现代性之中,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外部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因为人为制造的风险无节制地扩张,世界变得危机重重,文明蒙尘甚至岌岌可危。吉登斯承认,今天的危险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而不是外部世界,但他与贝克等人仍然坚信,现代性能够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无须马克思主张的那种革命便实现新的变革,把人类带入全新的文明状态之中。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自反性现代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另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鲍曼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同样基于后传统社会、创造性破坏和反思性逻辑来观察现代性,提出了“液化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文流行译法是“流动的现代性”)问题。当现代性不再像福特制工厂那样表现为庞大的僵化的机器,而是在交通、通信技术和灵活积累策略支持下形成的全球流动性时,它就变得轻盈,变成了像流水那样的状态。不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轻盈的现代性并不只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在流动状态中,我们面对的是地位、权利和生计的不可靠性(insecurity)、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身体、自我及其延伸出来的财产、邻里关系和共同体的不安全性(unsafety)。所有这些纠缠在一起,把人类投入一种可以归结为“恐惧”的命运。他用“存在的战栗”(existential tremor)来指涉这一状态。鲍曼强调:
存在的战栗一直伴随着人类,这是因为在人类成就自己的生活追求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环境可以给予我们万无一失的保险来抵御“宿命”的打击。
如果鲍曼的论证可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提出文明的终结问题。我们一直相信,虽然个体是有限的,但人类却是无限的,文明必将永存,除非地球或人类遭遇意外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终结是个无意义的经院哲学话题。但在今天,当“存在的战栗”成为人的基本状态,那么文明的意义在哪?谁来呵护曾经的文明?这是真正的问题。
在这一语境中,按照沃勒斯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提法,“反思”一词已不足以表达今天的势态,而非得用“否思”(unthinking)不可。对于文明以及技术与文明这个具体的论题来讲,我们面临相同的知识学立场。在沃勒斯坦那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否思,是对19世纪以来形成的仍然支配着我们理解历史和文明的那些基本前提的质疑。对文明的否思,意味着对17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的现代性的质疑,而不是对文明本身的否定。这一过程实际上早在工业革命释放出人类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之际便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这个话题上,我们面临着浩瀚的文献,从马克思的乐观主义展望,到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预言,再到芒福德折中的叙事;从海德格尔老气横秋的唠叨,到法兰克福学派激情四射的抗议,再到今日批判理论传人东奔西跑的忙碌(在技术异化批判与民主化技术方案之间无望地穿梭);从埃吕尔凝重的分析,到维利里奥启示录式的写作,再到鲍德里亚荒诞玄学的言说。否思,同样包含着对理论史的透视与批判。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现代性反思之知识学悖论”出发,提出迄今仍然未被明确提出的文明界限问题。
所谓“现代性反思之知识学悖论”指的是这一事实:科学技术的主导作用意味着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整个环境却愈发地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如上述鲍曼的描述)。知识意味着确定性,当现代性将自身建立在知识前提之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正是启蒙的含义之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正是这一前提的自然后果。在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据说,它们都是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标发展起来的,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显著的失控趋势呢?事情远非流行的关于人类生活复杂性增强的解释那样简单,它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现代社会分析中作为前提使用但并没有展开过的关于技术与文明的假设。技术是人类物质生活生产的条件之一,它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社会应用受制于生产方式。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主导力量,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导条件,并因此形成技术所敞开的人类自由前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维持的物化结构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预言,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通过社会革命,人类必将进入自由王国。超出马克思预言的是:技术继续滚滚向前,在既有生产方式的束缚下,它破坏性地把人类生存逼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作为生命,人成为地球上可以决定其他生命命运的生命;作为地球之子,他生存的直接环境已经不再局限于地球表面;作为主体,他试图向自己的内在进军,并按照他自身的样子来制造工具(人工智能)。在这个临界点上,借助于强大的工具体系,人改变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创造了发达的联系纽带,却使自己曾经追求的共同体不再可能,也在实在之上叠加了一种可以被称为“超现实”的虚拟实在,从而使世界变成世界观的表象。简言之,无论是人本身,还是他站立的大地和创造的社会世界,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一时刻,文明,如果还要持续的话,必然依赖于在这个新的前提上创造全新的生活。
临界点:新文明的技术前提
在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中,每代人的生存都具有“感性确定性”,不过,从人类历史看,亦明显地存在处境相对化的趋势。技术发展缓慢地改变着环境相对性。所谓技术革命,即技术发展的加速,改变了人类直接生活的环境界限,改变了文明的广度、密度、强度和深度,从环境、物种、人类集合以及主体等层次提出了文明的新基础问题。
第一,从环境和文明的广度上说,近地以及外星空已经成为影响文明的直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极大地压缩了人类环境的尺度,从而放大了人类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从而把空无这个问题直接植入了日常。人类生存的直接环境扩大,其后果是,从仰望星空到向宇宙的跌落渐成人类的命运。
数百万年前,人类起源只占据了地表的极小部分。四大早期文明只是分布在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以及黄河那几块地方。今天,没有被人类活动影响到的地表恐怕再也找不到了。更重要的是,当手机越来越成为我们离不开的器具,卫星活动的近地环境就已深深嵌入个体的生活中。向外星空的殖民虽然仍然是个理论话题,但是当遥远的地球外宇宙逐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心,“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就不复是一种笑谈。从早期地球局部,到全球,再到近地环境……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在科学上,我们不得不面临这个事实:蔚蓝色的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尘埃。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问:文明究竟是地球独有,还是宇宙的普遍事实?如果存在地球之外的文明,它们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与它们能够和平相处吗?
我们不必采取刘慈欣的视角来探究宇宙社会学,把地球之外的文明想象成被丛林法则统治的“黑暗森林”。不过,当地表之外的环境直接进入我们的生存,需要我们回答两个基本问题:(1)我们生存的尺度究竟有多大?(2)在超出地球的尺度上怎么理解文明?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答案。诸如《星球大战》、《K星异客》和《三体》那些科幻电影和小说,它们对人类的高度吸引力,只是见证了一个事实:随着活动和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把自己抛进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维利里奥用“向宇宙的跌落”这种表达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人类已经达到了实时传输工具的绝对速度,但我们常常忘记另一种“极限速度”的历史重要性,即,使我们能够逃离地球真实空间并因此“向上跌落”的速度。这个“极限速度”,就是被物理学称为第一宇宙速度的每秒7.9千米。在维利里奥看来,天空与大地规定了在其间运动的事物,如果说,天空和大地给人们身处“这个世界之中”以必要的此时此地联系,地球引力给予这个世界以重量和尺度,那么,摆脱第一宇宙速度的努力,摆脱重力的飞翔意志,逃脱作为人类命运的地球物理界限的冲动,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向宇宙的跌落”。
在维利里奥看来,“世界的大小就是我们的自由(The measure of the world is our freedom)”。在启蒙世界观里,人类的自由乃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和社会障碍的克服。然而,在今天的技术观照下,这却成为一种悖论,即自由与人类世界体验范围之间呈悖论关系。当他说The measure of the world时,measure并非指物质世界的实际尺寸,而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大小。他强调的是,我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是我们的自由边界,而这个边界在技术作用下不断放大。就物理空间来说,世界(宇宙)的范围是恒定的,但是在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其活动范围却是不断扩大的。当我们的触角伸到地球之外,这种扩大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的自由从借助技术获得的自由开始转向被技术囚禁的自由。从原始人以身体丈量世界,即以步数来圈定领土范围开始,到今人以卫星丈量宇宙与外太空的范围,人类体验世界的范围在变大,人类的自由却被附加了许多条件。如果过去是受制于自己,随着技术发展,人类的自由转而受制于我们创造的仪器本身。正如我们有航行宇宙的自由,但我们体验的东西是借助宇宙飞船中介之后的世界,因此我们能体验到的只能是在宇宙飞船里的自由。另一方面,当人类试图走出地球,等待他的是什么?无论发现丛林法则中的其他文明,还是除了人类之外再无其他文明,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永恒的“向宇宙的跌落”,或者说,空无!
第二,从人类自身联系所形成的密度来说,技术世界的形成,不仅使社会过密化(内卷),而且使纽带压倒了人类交往本身,共同体的可能性再度成为难解的问题。
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图像时代”这个概念,他认为,现代技术乃是逼迫自然提供比其自身生产更多东西的“座架”(dasge-stell,又译“集置”),“技术强迫大地超出其已经增长了的可能性领域,而进入那个不再是可能之物、因而是不可能之物的东西之中”。在这一逻辑中,“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而物则倾向于被消灭。
如果说,在现代,作为本体的世界被世界观遮蔽了,那么就人类生存的直接环境来讲,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即世界观则通过技术物化为凌驾在自然与人之间的自成一体的技术世界。在今天,我们的身体经验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这一世界观。互联网平台的急剧扩张强化了凌驾于人之上的纽带或中介的独立地位。在信息技术支撑下,IBM较早地提出了“中间件”概念,即那种把人、财、物都联系起来的内聚界面产品。华为的“万物互联”概念,则向整体cyber环境的形成迈出了重要一步。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的中间件,插入我们之间,将大众聚合成各式各样规模不同的“共同体”(从三个人的朋友圈到元宇宙……),它们同时又叠加在人群之上。在给我们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又使我们选择困难,使我们分裂,使我们孤立。从作为界面的中间件到呈现万物互联的整体界面,都是人接触世界的表面和入口。现在,各种技术物开始决定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呈现方式。即便不考虑资本生产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语境中,技术革新虽然是以人类改善之名义做出的,但其首要的目标仍是盈利。这决定了技术运用的特点和社会效果,仅仅从技术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结构来说,作为中介或纽带,它亦会“板结”。与之相应,结成共同体所需要的道德密度越来越稀薄。当技术密度开始替代道德密度成为社会的支柱,“大众”便成为“机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从网约车到淘宝等平台,单个顾客与商家之间的联系,五星评价(即界面呈现)成为博弈的焦点;轮子上的世界,24小时的流动,压缩了空间和时间,又将个体驱赶着进入快速流动和动荡洪流,世界到处都是喧闹和拥挤的景观;适应于界面(以数字技术为底层逻辑和支撑的社会治理)需要,从身份证到手机再到各种账号成为个体的面孔,个体被评价、塑造和治理,成为打上某种“偏好”印迹的符号……这些从商业、旅行到秩序方面的例子,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加上居住、交往、娱乐等方面,毋宁说我们的在场已经全面技术化。在总体上,身份(个体)复制、平台交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厚度不断增加,社会也变得过稠、过密。不过,当个体成为由各种纽带或中介不断加强的“内卷因子”时,人际关系(哲学家爱称的“主体间性”)却随着技术物的大量插入而变得愈发稀薄。简言之,环境的复杂化(多重平台交叉和叠加,环境厚度不断增强)、社会交往平台和形态的实体化,使社会愈发板结、僵化、凝固,作为文明平台的社会开始了荒漠化进程。
第三,从生存强度讲,作为一个物种,人的选择对其他地球物种的生存已经形成决定性影响,人类开始从万物灵长向迷失方向的领导者转移,生命之中形成了无法弥补的意义漏洞。
百年前,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写道:
现在,人类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与除微生物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的竞争中都取得了绝对胜利。人类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包括与自身和同类的斗争。从人类制造出并挥舞石斧的时候开始,人类的斗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社会斗争(这种转变最早出现于埃及)。人类与自身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危害也越来越大。现代人类通过对自然因素的控制和利用使人类避免了很多灾难,这种控制和利用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对于人类与自身斗争的极致——世界大战,若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似乎并不多么危险,甚至有些微不足道。因为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危害远不能与冰川带来的危害相比,在冰川期,三大洲的北部地区全部被冰川埋没——自然科学家称之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灾难。
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文明面临的灭绝威胁,如果存在的话,仍然主要来自自然。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当“在与除微生物之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的竞争中都取得了绝对胜利”时,同样需要深思的是“文明”一词的含义。文明从来不是与自然对立的,它建立在自然之上,并且使自然呈现出“文明”的特色,就如我们的“公园”。当自然不复是过去的自然,人们怎么谈论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呢?
人首先是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然而在人的作用下,物种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到这种程度:一种物种的命运决定其他物种的命运。布雷斯特德的提示,意义绝不在于其结论。后来的哲学家拉图尔试图直接打破自然—社会二分而以社会技术杂合体(sociotechnical imbroglios)作为前提来论述科学和知识问题,在他看来,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自然、社会以及各种“拟客体”万物共生的“大同”世界。随着技术强度在人与非人之间划出的裂缝越来越大,人类由此面对的危机越来越深,人与非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便成为真正的文明主题。新近流行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又给定义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大体上,用“人类世”概念来表达这种见解是不错的: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具有绝对优势的生物,其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动态变化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讲,地球已经成为一个由人类主导的、日益复杂的系统。在此环境中,人类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时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存在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历史性改变的自觉,即对界限(limit, threshold,tipping point)的自觉。
从地质年代表看,人类世的诞生意味着我们星球的生态正在偏离长时间的相对可靠性和稳定性。当然,这是否意味着大灾难,在科学上,仍然不可能定论。所知的是,人类境况堪忧,地球系统的剧变逼迫我们直接面对地球系统的脆弱性和生命的偶然性,这一点必须成为新的社会改革的起始条件。戴维斯以海洋生物为例指出,海洋捕捞已经达到理论上的临界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人类世概念具有极大的争议,但从地质断代的角度看,“它为思考存在于人类之间的关系和地球物理学各种能量的势能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作为新的思维方式,绝不应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而应着力于改善地球环境。因此,全球视角、人际和跨人际的集合、生物经济、关注碳循环等皆构成其核心。在新的思维中,我们追问:
星球系统由各种关系网络、依存系统网络、共生关系网络构成,在濒临死亡的“世”中我们又该如何坚信这个网络呢?全新世并不是文明的大背景,而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所参与的一种生命形态。从生命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来说,即将到来的生命形态跟过去的生命形态相比并不逊色,甚至这个生命形态的最早期阶段可能有时不受人类的控制。然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为争取环境正义所做的斗争还是有能力去影响全新世最终危机所衍生出的各类问题。如果说星球正在经历一个“世”的诞生,那么世界上的各种绿色运动将承担着一个责任,就是为悠长绵延的地质年代表形成一个转折点助力。
“人类世”概念表达了一种思考:生存的首要威胁不再是自然,而是自身的选择,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中仍然没有其他物种的位置,那么生命本身便是一个无底的漏洞!
在问题清单中,我们可以加上更多条目,这些都是在所谓高技术时代等待我们从形而上学层次予以回应的问题。例如,文明的深度。当工具机能强化已经不再局限于肢体或大脑的延伸,而且向大脑挺进,从robot(机器人)到cyborg(赛伯格)的转换,即将人与机器的杂交作为未来攻克的科学和技术目标,这是否使人的进化蒙上了黑幕?无论这个清单是长是短,所有问题都是关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他的全部努力之意义的根基性问题。同时,在表象层次上,每个人都开始直接面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由技术催生的环境、社会交往和个体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及复杂性面前,当个体的生存质量越来越依靠其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和偶然性(机遇),个体的命运越来越呈现为偶然的逻辑,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人自身的生命和生活?
“界限”政治学:从伟大的技术到伟大的艺术之转换
从莱布尼茨经由黑格尔、马克思到怀特海,现代思想家站在思想高度持续地推动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的思考。到了20世纪,环境呈现加速势态的急剧变迁,其早已成为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例如,罗素在20世纪50年代思考人类境况时便指出,按照地质学和进化史统计的时间,人是晚近的产物,但是人类诞生后,环境的变化便呈现加速状态。在他看来,“高歌猛进的现在和悠哉游哉的过去形成的鲜明对比”,把世界现状催生的恐惧带进了关于反思的历史学家的脑海里,他坚信,“人类在未来几百万年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是投入灾难还是攀上梦想的高峰,由人类自己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观点得到流行。在我们看来,罗素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直有效的常识: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我们可以控制箭头的方向和飞行的速度。在技术强度趋于逆天的临界点上,这是继续推进文明创造而不是毁灭的前提。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有用的常识在理论上被反复地强调,但在实践上,人类整体似乎呈现出一种集体的遗忘,事情似乎向相反的方向急剧滑落,甚至让人怀疑康德的这个判断——人是“大地之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以科学家群体为例,当科学家看到自己的研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会悔恨自己对技术与文明关系的误解,但像海森堡那样反思科学与伦理关系,抑或像冯·诺依曼那样彻底断绝与军事有关的技术研究之类的科学家案例却并不多。也就是说,即便在科学家群体中,人类的命运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模糊不清的。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仅凭科学家的职业伦理或更广泛的科学技术伦理来解决问题吗?后者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含糊不清的话题。
在实践中,为什么会产生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遗忘?这不是本文能够充分展开的话题。在此,我们引用怀特海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作为基本尺度,即,在现代社会,一切有关社会组织的思想都用物质的东西或资本来表明,这种做法排斥了终极价值,从而使人类屈从于不再考虑人生价值的“唯物论”和“商业竞争的某种道德信条”。在这一语境中,人类崇拜的是带来实利的伟大技术,而不是成就自身的伟大艺术。
对技术与文明关系的否思,不是否定问题本身,更不是否定文明,而是重新定向思考技术和文明的路径。在强大的技术作用下,文明的前提已经发生至关重要的改变。关于临界点的讨论,目标便是试图唤起人们的临界意识,基于界限来思考并推动从伟大的技术向伟大的艺术之转换。界限,正是今天的技术势态给文明提出的问题。必须承认: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不断加深,在今天已经达到了新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直接生存环境的范围超出了地球;技术界面纠缠并捆绑个体,社会愈来愈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人成为地球生命存亡的决定性因素,文明成为模糊不清的图像。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重新确立自己思考文明的尺度、思考社会的视角、思考生命的支点,在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类生存的环境有限性、在自由目标和工具手段之间、在人与非人生命之间、在生命与意义之间达到某种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