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熙:明清私人藏书家的社会阶层及其藏书文化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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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熙  

【摘要】中国藏书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现有以个案叙事为主的藏书史研究造成了对藏书文化特征及发展动因的认知偏差。基于对明清2386名藏书家的统计显示,藏书家群体以拥有高阶功名和担任高级官员的精英阶层为主。通过对书籍交易价格的考察,发现藏书需投入的资金规模巨大,这决定了藏书只能是少数精英的文化行为。对藏书家而言,藏书的主要收益在于满足个人的“书癖之嗜”,而这恰恰是私家藏书发展的核心动力,由此衍生出藏书文化另一典型特征——秘藏惜借。已有研究多将秘藏惜借归咎于藏书家道德上的自私,本文则认为这主要在于当时缺乏开放外借的激励机制,通过秘藏惜借降低风险,进而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是一种合理决策。

【关键词】藏书文化 精英阶层 书癖 秘藏惜借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中国私家藏书活动在明清时期臻于鼎盛,私家藏书楼的规模普遍扩大,藏书名家群雄并起。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文化呈现出一典型特征,即“秘藏惜借”,或称之为“重藏轻用”。自近代藏书史研究发轫之初,该特征即已获得学界共识,杜定友认为古代私家藏书“有消极的保全,而无积极的运用”,刘国钧提出“古代藏书之特性可一言以蔽之曰藏”。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学者对此观点予以继承并深化,来新夏、曹之、李雪梅等都认为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主流是封闭性的,藏大于用,藏书不轻易示人。这一特征也长期被视作传统藏书文化的一大缺陷而饱受诟病,理由主要是秘藏不利于古籍的流通和保存。至于为何会形成普遍性的“秘藏惜借”的藏书风气,学界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于私人藏书家们在道德层面上的自私狭隘和缺乏公心,却较少深入追问造成这一普遍性格局的深层原因。进入21世纪后,传统“秘藏惜借”的主流观点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挖掘私人藏书文化中的开放因素,力图证明开放——而非秘藏惜借——才是传统私人藏书文化的主流。而他们的论证方法,主要采用举例论证,援引历史上具有开放藏书言行的藏家如西蜀向朗、南齐崔慰祖以及明清时期的曹溶、周永年等例。

这两种观点在本文看来,前者是价值评判错位和归因错误,后者则是因方法错误而导致事实扭曲。前者的贡献在于准确地描述了传统藏书文化“秘藏惜借”的主流特征,但却以今天的标准将其评判为一种缺陷,并简单地将之归罪于藏书家在道德层面上的自私和狭隘,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进行了错位的价值判断和错误的归因。而后者则非但没有在前者正确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原因,反而试图通过片面的举例论证方式,以少数藏书家开放外借的言行代替和掩饰绝大多数藏书家秘藏惜借的普遍事实,否定了前者对史实的正确认知,是一种认知上的倒退。

本文认为,古人的藏书行为,不论是秘不示人还是提倡开放,其实都是有一套逻辑自洽的解释体系。今天的学者应该做的,是要抛弃强加于古人身上的“开放为优、封闭为劣”的二元对立评判标准与分析范式,以同理之心,回到历史场景,在准确把握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去理解和探析古人的藏书行为及其背后蕴藏的逻辑,这才是认识并理解传统藏书文化的正确途径。

在论证方法上,已有藏书史研究多以个案例证为主,然而例证本身难以反映整体状况,这也是造成观点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百余年来藏书史学界编制的丰富藏书家传记资料,如各类藏书纪事诗和藏书家辞典等,为建立藏书家数据库、从宏观层面开展藏书家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本文汇集了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共2386人的相关身份及藏书信息,其中明代611人,清代1775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明清私人藏书家群体的社会阶层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揭示了该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并进一步探讨了私人藏书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藏书文化。

一、私人藏书家的功名与职业身份

现有的藏书史研究已注意到,古代著名藏书家多为学者、官宦、藩王、豪绅,尤其以官员群体居多,呈现“官家雄聚”的特征。这些观察无疑是敏锐且具有启发性的,但尚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本节从功名身份和职业身份两方面进一步揭示藏书家群体的社会阶层特征。

1.功名身份

在明清藏书家2386人中,拥有功名身份的人数为1375人,占总数的57.63%。其中进士644人,占26.99%;举人290人,占12.15%;生员441人,占18.45%;其他无功名(以及功名情况不详)者1011人,占42.37%。这种功名比重,远远高于当时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按照何炳棣的统计,明代历年进士总人数为22980人,清代26747人,若按明代人口峰值1.5亿,清代人口峰值4亿估计,进士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0.015%和0.007%。进士相对于明清时期社会总人口而言是极为稀有的,而在藏书家群体中,27%的进士比例显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进士、举人和生员三个等级的功名中,进士的比重远远高于举人和生员,这显然不是功名结构的常态。正常情况下,三者在数量上呈金字塔状,生员数量最多、举人次之、进士最少。科举考试“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据张仲礼估计,太平天国前夕,全国进士约2500人,举人1.8万人,而生员则多达109.47万人,三者的比例约为1∶7∶438。然而,明清藏书家群体中的进士人数反而最多,且是举人的2倍、是生员1.5倍;同样,藏书家群体中的举人与生员的比重为1∶1.5,也显著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1∶63。这表明,明清私人藏书家群体不仅以士绅阶层为主,而且是以拥有高阶功名的高级士绅居多。

进一步将地理要素纳入考察发现,江南以及闽粤等私人藏书家密集地区,其藏书家的功名结构上相对趋近于平衡。尽管进士、举人等高阶功名者占重要地位,但相对而言,更多的低阶功名者(生员和无功名)参与到藏书活动中来,并在人数上占了多数。如藏书家人数最多的江苏和浙江,进士比例分别为22.49%和21.83%,低于全国平均27.47%的水平,而低阶的生员和无功名者则占据多数,两者合计分别为67.57%和65.79%。安徽进士藏书家的比例35.53%,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无功名的藏书家则接近半数(47.37%)。福建、广东两省的进士藏书家比例分别为34.19%和27.14%,但两省举人藏书家的比例相对较高,因而进士和举人合计的高阶功名藏书家的比例达54.84%和47.14%。与之相对比的是,藏书家人数较少的省份则更多地依赖于高阶功名拥有者,如陕西、山东、江西等地的藏书家群体进士比例超过50%,河南、山西、湖北等地进士比例超过40%。若加上举人,则高阶功名藏书家的比例更高,其中湖北高达82.61%、陕西70.00%、山西64.44%、山东63.24%,河北、河南、湖南等这一比例也超过50%。与之相对应的,上述省份的低阶功名和无功名藏书家的比例相对较低,特别是生员的比例明显低于江浙和全国平均水平,反映这些省份的生员群体参与藏书活动的积极性不足,其藏书活动更多地集中于进士和举人等高阶功名藏书家。

2.职业身份

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士处于社会的顶层,而科考功名则是进入士绅阶层的必要条件,更高的功名通常意味着更大的权力、财富和资源,进而提供更好的私人藏书活动条件。因此,考察藏书家的职业身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该群体的社会阶层特征。

在本文收集的2386位藏书家中,有明确职业身份记录的共计1225人,占50.94%,主要包括官员、学者、商人、宗室等几大类,其中官员群体占多数。为便于统计,将官员按照品第细分为3类:高层官员(三品及以上)、中层官员(四到六品)、基层官员(七品及以下)。学者教师类主要指从事传统教育、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工作者,诸如书院山长、教师、文学家、金石学家等。

总体上,私人藏书家以官员为主,共1048人,占总数的43.58%,远高于其他类型。而在官员群体中,又以中高层官员占大多数。明朝藏书家群体中,高层官员占20.29%,中层官员占18.49%,远多于基层官员的7.04%。清朝尽管高层官员(12.93%)、中层官员(16.28%)和基层官员(13.60%)的比例趋于均衡,但这一高、中层官员的比例仍然显著偏高,因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官僚体系里,高层、中层和基层官员的比例应呈“上少下多”的金字塔结构,而藏书家群体高层官员的比例与中层官员基本接近,且多于基层官员。这种不合常理的结构说明,在高层官员群体中孕育藏书家的概率大于中层官员、中层官员又大于基层官员,由此可以总结出藏书家身份的另一个典型特征:以高阶官员为主。

进一步考察三个层次官员的职位情况发现,高、中层官员的职位并无明显的集聚现象,既有三公六卿、也有督抚藩臬,遍及各类官职,但在正七品及以下的基层官员则出现了明显的集聚现象。其中,京官集中于翰林院编修和内阁中书舍人两类职务,而地方官则集中于知县和地方教育职位如教授、教谕和训导等。在正七品及以下基层官员的藏书家群体中,出任知县占比重最大,达108人,占基层官员总数的37.63%。知县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王朝地方行政的基本单位,管理县域范围内的所有政务、司法、赋税等,而且从功名的角度,知县中40.7%为进士,27.7%为举人,都属于高级功名拥有者。除知县外,基层官员藏书家担任最多的职位是府学教授、县学教谕和训导,共80人,占27.87%,这三个职位都直接与地方教学事务相关,负责地方生员的教学、管理和科举考试,书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功名的角度,教授、教谕和训导群体中有11.2%为进士,37.5%为举人,功名比例也相当高。而其他与教育无直接关联的基层官员中出现藏书家的几率则很低,仅占5.23%。类似地,低阶京官藏书家的职位高度集中于翰林院编修(16.38%)和内阁中书舍人(11.15%),翰林院编修主要从事史书、诏令、实录等文献的编纂工作,内阁中书舍人主要负责内阁日常公文的起草、誊抄、保管等,对书籍也有着天然的亲近。而京官中的其他与典籍无直接关联的基层官员中则极少出现藏书家。简言之,在基层官员群体中,不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除了少数与典籍、教育等直接相关的官员,很少有藏书家出现。

这也意味着,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从事藏书活动,藏书活动和藏书楼经营所需投入的巨大资金、精力和各种资源,不仅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即使是普通官员也难以承受。藏书活动门槛之高,不仅挡住了广大普通民众,也挡住了大部分的基层官员。只有那些站在官僚体系中上层的高级官员们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从事藏书活动。

学者及教师身份的藏书家共计110人,占总数的4.57%。如顾炎武、赵一清、袁枚、钱大昕、杨守敬等,他们主要以学者身份著称于世,其中不少又担任过书院的山长、主讲、讲习等,因其本身即从事文化相关活动,故对藏书具有明显的偏好,特别是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加剧了对藏书的依赖。在学者教师类的110人中,30%为进士,29.09%为举人,26.36%为生员,拥有功名者合计85.45%,显著高于藏书家群体平均57.6%的水平。

另一个较为明显的职业特征是清代商人藏书家群体增多。商人藏书家在明代仅有5人,清代则大幅增至46人,占比也从0.82%上升到2.56%。商人藏书家群体尽管比例不高,但由于其掌握雄厚的资财,藏书规模往往相当惊人。在明代的几位商人藏书家中,福建余象斗和常熟毛晋是出版商,无锡安国则以经营土地发家,休宁汪廷讷则是著名的盐商。清代前期的商人藏书家以盐商居多,受益于经营垄断权,盐商累积资本之雄厚,超越帝国内任何其他工商群体。在清代46位商人藏书家中,有10位是以盐业发家,如休宁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在扬州所建造的小玲珑山馆、海宁吴骞拜经楼、天津李春城延古堂、广州孔广陶的岳雪楼等,藏书都多达十数万卷,此外晚清浙江的严修、张钧衡、周庆云、王绶珊都是以盐业起家。有些虽自己不是盐商,但仰仗其家族成员与盐务相关而获得购书资金,如周星诒瑞瓜堂藏书数十椟,资金主要来自其担任广东盐运使的兄长周星誉。

晚清新式工商业、银行业等兴起之后,实业家、金融家群体成为了一股新兴的藏书力量,参与到之前基本上由士大夫主导的藏书活动和藏书楼的营建活动中来。如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徐润在茶业出口贸易、房地产、交通、矿业、出版业等多个领域积累了天量财富,竹石山房(又名愚园)藏书相当可观;咸同年间上海船王郁松年,依靠沙船业所积累的丰厚财力,在太平天国战后迅速购进了大批江浙地区藏书楼散出古籍,使其宜稼堂在短时间内成为江南最重要的藏书楼之一。天津实业家和商人藏书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私人藏书楼以江南为主的地理格局。

明清两朝有部分宗室醉心于藏书,明代实行严格的藩禁政策,对诸藩王在生活上予以厚禄,但禁止参与军政事务,并进行严密监视,藩王难以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于是部分宗室藩王转以藏书、刻书为乐,形成明代颇具特色的藩府藏书,其中最具规模的是周王和晋王藏书,并称为明代藏书的“周晋二府”。清朝宗室受汉文化影响,部分也热心于藏书活动,其中以乾嘉时期礼亲王永恩-昭梿父子、怡亲王允祥-弘晓父子、果亲王府弘瞻、成亲王永瑆等藏书最为丰富。明清宗室参与藏书活动的人数虽不多,但由于其天潢贵胄身份,藏书规模和质量往往极为可观。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群体以士绅阶层为主,大多数拥有科考功名,而且是以进士、举人等高阶功名居多,在职业身份上也以官员群体为主,尤其是中高层官员,而基层官员除了如翰林、教谕等直接与书籍密切相关的群体外,极少参与到藏书活动中来。藏书家群体属于传统四民社会结构中的最顶层,这一特征在藏书文化不太盛行的地区尤为突出。之所以形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其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是在传统时期购书和聚书需要投入巨大经济成本,形成了藏书活动的高门槛。

二、聚书之费:巨大的经济成本

尽管藏书是一种文化人的高级趣味,但已有的藏书史研究大都忽视了这种雅好背后巨大的成本,特别是经济成本。纵观历代藏书家的聚书经历,可以看到许多藏家不惜节衣缩食,甚至典衣借贷、耗尽家资、多方收罗,方才聚起万卷藏书。钱曾在其《述古堂书目自叙》中称“余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如蠹之负版,鼠之搬姜”。聚书之所以难,最核心的因素是古代高昂的书籍价格。明清时期,尽管雕版印刷技术的改进使得时印新书的价格已较宋元时期大幅下降,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仍是价格不菲,而当时所推崇的宋元珍本的价格更是普通民众望尘莫及的。部分藏书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书籍市场和价格缺乏必要的了解,很容易以工业时代的书籍价格和普及程度代入到传统时代,并形成书籍普遍流传的虚假幻象,进而将古代中国藏书活动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普通民众。本节将分别讨论明清时期时印新书和善本古籍的价格,并对私人藏书楼的总体价值进行估计,以此说明聚书和藏书活动的高昂经济成本。

1.时印新书的价格

雕版印刷业始于唐代,繁荣于宋,在经历了元朝的短暂衰弱后,到了明朝又重新繁盛起来,特别是嘉靖中期以后,出版发行的书籍数量迅速增多。尤其是戏曲小说类书籍大量刊印,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建阳等地书肆林立。因此,明朝的书籍价格相对于唐宋时期而言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尽管如此,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而言,明朝书价依然不低,总体上一部书的价格在1~2两银之间。

本文收集整理了目前已知的43种明代书价记录,其中主要来自于明代松江官员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这43种明代新刊书籍中,买入价格最高为万历刊本《文选》,售价35两;最低为崇祯建阳本《万宝全书》五册,仅1钱。所汇总的明代新刊书籍中,半数价格在1~3两之间(共24种,占55.81%),代表了大多数价格水平,平均价格为每部2.66两,如果去掉极值35两的《文选》,则平均为每部1.89两。

已有的出版史研究普遍认为,明代后期的刻本书籍价格十分便宜,并以此认为书籍在明代后期已经逐步在民众中普及开来,成为大众化的消费品,民众的识字率也不断提高。酒井忠夫认为,“明代刻工工资低廉,书籍也廉价……可以被大量购买”,井上进同样认为,明朝末期的书价,“不用说和宋代,即使是和明初相比,也是格外便宜的”。

那么,如何看待出版史学界所谓明代书价便宜这个问题呢?首先,价格的贵与便宜是个相对概念,对于相同的一部书,不同社会群体的判断可能完全相反。士绅阶层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之间可谓天壤之别,普通民众的收入大抵仅为每月1~2两银的量级,因此,即使是认同明代书价便宜的大木康也表示,“难以令人相信一个月收入为一两半银子的佣工会买一两银子的书籍”。实际上,出版史学者所谓的明代书价便宜,更多的是相对于宋元时期的书价而言,因为雕版技术的革新和民间私营出版市场的繁荣,使得明代后期刻本的价格相对于宋元时期以及明朝前期确实是下降了许多。16世纪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私人商业出版取代了官方出版成为了明代后期出版业的主流,而私人商业出版为了赢利,便极力压缩书籍生产成本,包括刻工工资、纸张成本、装订成本等,这使得新刊书籍价格在16世纪后明显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是相对于宋元时期的高价而言,并不意味着书籍价格已经降到普通民众也能轻松购买的程度。其次,所谓的书籍大众化,其实主要是通书、历书、戏曲、小说、科举用书等这类实用性书籍,这类书籍因为本身是面向广大民众,受众面广、实用性强,且不在意纸张质量和刻工粗细,因而出版商通常采用薄利多销的策略,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换取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类书籍并不属于藏书家关注的对象,包括那些常见的科举用书,都极少会进入藏书家的书目中。藏书家更注重书籍的“品质”,比如版本、年代、刻工、纸张、装帧、传承以及书籍的完整性、稀缺性等,尤其喜欢收藏一些少见的珍本,而这类高品质的书籍显然称不上便宜。

清代的书籍市场基本延续了明代的繁荣,书籍的价格在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是较为昂贵的。本文收集了清代不同时期新刊书价信息记录52种,在这52种清代刻本中,价格最高的是康熙十四年(1675)归庄校刻本《震川先生集》30卷6册,价格为12两;最低的是光绪元年(1875)绍兴刻本《随山宇方抄》1卷1册,售价仅为铜钱44文,折合白银约0.03两。总体上,这52种清刻本的平均价格为2.3两/部,基本上与明后期的刻本价格持平。

从时间上看,顺治至乾隆时期的8种刻本平均价格为6.94两/部,远高于平均水平;嘉庆年间的27种刻本平均价格为1.13两/部,价格明显下降;道光年间的10种刻本平均价格为3.09两/部,如去掉极值30卷本《南疆绎史勘本》的16两,则平均为1.66两/部,与嘉庆时期基本相当;同治至光绪年间的7种刻本的平均价格为0.4两/部,价格明显下降。清末的书价因西方石印技术的推广以及各地官书局的兴起而出现大幅下降,如湖北官书局和申报馆石印的普及本图书多数在0.1~0.3两左右。可见,有清一代,刻本的价格大体上呈现下降的态势,尤其是在清晚期下降明显,而在清中前期,新书价格大体维持在1~2两/部的水平。

2.善本古籍价格

以上所述,仅仅是明清时期新刻的普通书籍,还不属于当时的“古籍”范畴,而明代的私人藏书活动已经开始狂热地推崇宋元珍本,作为文物性质的宋元本,其价格自然远高于普通书籍。胡应麟所谓“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说的就是刻本、抄本和宋本三者之间在价格上数量级的差别。

本文收集了目前可见的11条明代宋刻本的交易记录,其中价格最高的是崇祯癸未(1643)年钱谦益将其自称以1200两购进的宋版《两汉书》“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即以1000两出售,创下有明一代单部书最高交易记录;而最便宜的是潘允端万历年间购置的宋版《急就篇》1本,价格为一两五钱。这11部宋刻本平均交易价格高达176两/部,即使去除极值《两汉书》,其余宋刻本的均价也高达73.65两/部,即使是一些体量小、无特殊版本价值的宋版,价格也多在数两至数十两之间。

明清鼎革之际,“古书多毁于火,书价大昂”,流传下来的宋元本数量大幅减少,加上明人刻书随意删改,使得清人对宋元本愈加重视,价格也越加高昂。清代宋元本交易记录流传下来的相对较多,本文收集了清代宋刻本交易记录82条,平均价格为126.77两/部;元刻本交易记录56条,平均价格为47.76两/部。

康熙年间,宋元本交易价格记录主要来自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该目录中有价格记录的宋刻本32种,价格最高为《孔氏家语》(5册),售价50两;价格最低为《三世出兴志》和《世界名体志》合本,售价1两。这32种宋刻本的平均售价为8.22两/部。汲古阁目录中有价格记录的元刻本共24种,其中价格最高的是《六书故》(50册),售价为30两;价格最低的为《武当全相启圣实录》等4种,皆为1~2册装,体量小,售价均为1.2两。这24种元刻本的平均价格为4两/部,其中有17种售价在1~3两之间,可视为大多数元刻本的价格区间。

到了嘉庆年间,宋元刻本的价格已经大幅上涨。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留下多条宋元本的价格记录。其中宋刻本价格记录14条,以360卷本的《太平御览》售价最高,为240两;单卷本《棠阴比事》售价最低,为10两。14种宋版书的平均价格为84两/部,其中多部售价超过100两,可见嘉庆年间宋本售价已远高于康熙年间汲古阁的水平。《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记载的元刻本价格记录6条,均价为20两/部,其中12卷本《孙氏祖庭记》和2卷本《东坡乐府》的价格为30两,相较于康熙年间汲古阁元版书仅4两/部的水平,价格早已大幅上涨。也正因此时的元刻本已身价倍增,才会有吴骞“千元十驾”和黄丕烈“百宋一廛”之间的争奇斗艳。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战火遍及江南,民众四下逃散,“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人无买者,故直极贱”,古籍价格骤跌。根据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书目》,其所藏有价格记录的宋版书共28种,均价为139.57两/部,其中价格最高的是宋刻《诸臣奏议》8匣800两,最低是宋吕本中《吕氏童训》2本仅1两。整体价格水平相较于嘉庆年间士礼居的价格翻了一番。《宜稼堂书目》中有价格记录的元版书共31种,售价最高的是《玉海》(200本)950两,售价最低的是《本草衍义》(4本)6两,元版均价为67.29两/部。即使去掉极值《玉海》,其余30种的平均价格仍高达37.87两/部,相较于嘉庆年间黄丕烈20两/部的价格也几乎翻了一番。

由于善本古籍则不可再生性,这种价格水平一直维持到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所记载的6种光绪后期宋刻本的均价为125两/部,而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记载,光绪宣统年间,湘潭袁思亮以3000两的价格购得四十二卷足本宋景定补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创下明清时期宋刻本的最高成交记录。

3.藏书楼整体估值

以上分别估计了明清时期时刻新书和宋元本的单价,而营建一座私人藏书楼的成本还涉及藏书数量及其构成。对于藏书家而言,其万卷藏书既需要一定数量的宋元珍本镇馆,以彰显藏书质量,也需要收入大量时刻新书,扩大规模,以壮声势,两者比例,因人而异。以下以咸同年间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为个案,从单一藏书楼的整体藏书估值角度探讨藏书之费问题。

《宜稼堂书目》的国家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记载的3703部书籍信息,其中2834部有明确的价格数据。其中,价格超过100两的计有34部,在50~100两之间的计有68部;10~50两之间的计有440部;5~10两之间的计有414部;1~5两之间的计有1031部;1两及以下843部。这2834部藏书的平均价格为10.93两/部,合计总值为30975.62两,若以此均价估算其他869部未标注书价的藏书价格,则《宜稼堂书目》所载全部3703部藏书的总估值为40473.79两银。

但这种估计方法过于简单,忽略了宋版、元版、明版等珍贵古籍和当时作为普通书籍的清刻本之间的价格差异,由于价格较低的清刻本占藏书的大多数,因而如果以总体均价为宋、元、明版的未知书价进行赋值估算时,存在低估的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根据版本情况进行分类估计。按朝代版本划分,宜稼堂共有宋版书73部,其中有明确价格记录的28部,均价为139.57两/部,若以此均价作为剩余未标记价格的45部宋版书的均价,则其估值为6280.65两,那么全部宋版书价值10188.61两;元版书59部,其中有明确价格记录的31部,均价为67.29两/部,若以此均价作为剩余未标记价格的28部元版书的均价,则其估值为1884.12两,那么全部元版书价值3970.11两;明版书43部,其中有明确价格记录的31部,均价为26.07两/部,若以此均价作为剩余未标记价格的12部明版书的均价,则其估值为312.84两,那么全部明版书价值1121.01两;清刻本3528部,其中有明确价格记录的2784部,均价为8.94两/部,若以此均价作为剩余未标记价格的744部清刻本的均价,则其估值为6651.36两,那么全部清刻本价值31540.32两。以上4类合计,宜稼堂藏书的总估值为46820.05两,高于前述直接用总均价进行估算的总值。

光绪年间另外两座藏书楼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从侧面佐证宜稼堂藏书的总价与单价估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筹办京师图书馆时,整体购入了浙江湖州姚觐元的咫进斋藏书1011部和安徽徐乃昌积学斋藏书641部,两楼合计1652部、12.09万卷,共折价白银2万两,平均12两/部,均价与宜稼堂基本一致。

在藏书的版本构成上,宜稼堂的宋版占1.97%、元版占1.59%、明版占1.16%,在清朝后期这类前朝的珍本古籍在数量上并不多,合计仅占藏书总数的5%,且三者比例大致相当,但这些珍本的估值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也是一座私人藏书楼藏书质量的压舱石。而藏书中95.27%为清代时刻新书或者清前期流传的旧版,在数量上构成了藏书的主体。若以宜稼堂的藏书的版本构成和价格进行推算,在清朝后期如果要营建一座小规模(以200部藏书估计)的藏书楼,配置为4部宋版、3部元版、2部明版、191部清刻本或抄本,则需要白银2528两;如果希望营建一座中等规模(以500部藏书估计)的藏书楼,配置为10部宋版、8部元版、6部明版以及476部清刻本或抄本,则需要白银6322两,如果一部书按20卷估计,那么此时就可以像许多藏书家那样,自称为“万卷楼”了;而如果要建造一座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以1000部藏书估计)的大型藏书楼,则需要配置20部宋版、16部元版、12部明版以及953部清刻本或抄本,而耗费的银两也将超过万两,达到12644两。 当然,这还仅仅是书籍本身的价格,而如果藏书达到一定规模,则需建造一座专门的藏书楼,添置装具,并进行日常的翻晒、防火、防虫、防盗等日常维护,这也是一大笔支出。

可见,明清时期虽然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使得时刻新书的价格相较于唐宋时期大幅下降,但仍然维持在大约每部1~2两的水平。而作为藏书家所热切推崇的宋元本均价则高达几十上百两,且由于宋元本的不可再生性,价格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上涨,因此,营建一座成规模的藏书楼通常需要白银数千两乃至上万两。

鉴于此,以明清时期普通劳工的收入水平,基本上很难参与成规模的藏书活动。根据明代《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年间京城衙门的装订匠、搭棚匠、银匠、装炭夫等普通工匠的酬金折合每月约1~2两银左右。清雍正年间内务府织染局331名工匠的酬金折合每月1.47两银。同时期全国各地普通劳工收入水平,根据黄冕堂的研究,明朝正统年间江苏常熟地区的长工每年工资为4~6两银,折合每月0.3~0.5两;嘉靖万历年间潘季驯治理黄河时,河道两岸的夫役“每日给银三分五厘”,折合每月约1两;嘉兴等地缫丝工人“以日计每日佣金四分”,折合每月1.2两,总体上农村以日银三分、城市以日银四分为常见。清朝的普通劳工收入情况根据一档馆清代刑科题本档案数据,乾隆年间绝大多数地区长工工资在3~5两/年左右,折合每月大约0.25~0.4两。月工和日工的工资水平相对略高,月工多在0.3~0.6两/月之间,日工的工资多在20~60文/日之间,折合约0.7~2两/月。简言之,明清时期普通劳工的工资水平虽因时间、地区、工种等有所差异,但大体上折合每月约1~2两白银。以此收入水平,普通劳工一个月的收入大约只能买1部普通新书。

已有的出版史研究在比较书价和民众收入时存在一个明显的疏忽,即完全不考虑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开支优先等级,而直接比较书价和月收入。周启荣就认为,明代的信差、海员、织工、办事员、刻工等这些月收入在大约1~1.5两之间的民众,他们“如果要为自己的儿子买一本0.3两银的《四书注疏》的话,只需要工作10天,甚至不到”,这种简单的对比其实是远远高估了普通劳工的书籍购买力,因为当工匠们领回1~1.5两银的月钱后,首先要用于支付家庭的食物、燃料、衣物、住房以及不定期的医药等费用,这些直接涉及生存问题的刚性需求的支出优先等级显然高于购书。而在支付完这些刚需费用之后,还有多少结余呢?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曾对1922—1925年间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福建等6省11县2370家农户的生活水平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家庭的生活开支中,食物开支仍毫无争议地占据家庭总支出的第一位,占比高达58.9%,其次则是燃料支出,占12.3%,以及衣物支出7.3%和住房支出5.3%,以上生活必须的刚性支出占家庭总开支的83.8%。尽管这是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但此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可以以此推测明清时期中国普通农户的基本开支结构。换言之,明清时期的广大普通民众,其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必须用于衣食住行等刚性生活开支,结余其实非常有限。由于完全忽略这些刚性生活开支的存在,周启荣进一步认为,明朝的普通民众如果只买0.5两银子以下且质量不高的书的话,可以在5~6年内达到建立一个略具规模的藏书室的目标,而这显然是脱离普通民众生活实际的天方夜谭。

对照明清时期的书价和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发现,由于书价高昂,藏书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形成了藏书活动极高的门槛。因此,如本文第一节所示,在社会阶层属性上,藏书家群体主要是掌握雄厚资源的上层士绅和高级官员,而下层士绅和基层官员很难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购书和藏书活动中,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扣除刚性生活支出后基本没有剩余资金可用于购置书籍,更遑论大规模聚书和藏书。藏书群体和藏书文化呈现明显的精英化。

三、秘藏惜借: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深层逻辑

上文已证明,由于书价昂贵等因素,明清私人藏书家群体主要是上层士绅阶层。不过,即使在上层士绅阶层内部,私人藏书也并不算普遍流行的文化行为。按照第一节的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藏书家共644人,而这一时期产生的进士总人数则超过5万人。这意味着,即使在“饱读诗书”的进士群体当中,真正热衷于藏书活动的也仅有1%~2%。可见,藏书是一个十分小众的文化活动。这是因为除了资金门槛外,藏书活动本身还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和难处。对于此,明代徐��和清代孙从添分别总结过“聚书十难”和“购书六难”,当中除了资金约束外,还涉及市场供给、版本鉴定、藏书保存等诸多问题。由于古籍的不可再生性,尤其是宋元珍本、名家批校本和递藏本在明清时期已经非常稀有,具备典型的奢侈品稀缺性特征,加之秘藏之风盛行,善本古籍的交易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因此即使藏书家手握重金也不一定能买到善本。此外,善本的收藏需要藏书家具有专业的版本鉴定能力,“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辨别真伪、鉴定等第是古籍收藏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再于各家收藏目录……书序跋文内,查考明白,然后四方之善本、秘本或可致也”。再则,日常的存藏还需注意防火、防潮、防霉、防虫、防盗等,必要时需修建专门的藏书楼。凡此种种,无疑都极大增加了藏书活动的成本和难度,所以近代学者陈登原认为,“收藏家之聚书也,其访求之艰辛若是,其钞录之艰辛若是,重之以装订之劳,申之以校雠之勤,其嗜古之勇,非常人所堪为”。

既然藏书如此费钱费力,藏书家们热衷于此的动力是什么呢?李雪梅认为,私人藏书的动机之一是为了科举考试和垄断知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举业用书在明清时期已经产业化,因其受众面广、成本低、获利高而备受书商青睐,成为重点刊印发行的图书,但也因为发行量大且印刷质量不高、品相差,属于实用类的书刊,因而并不会成为藏书家收藏的对象。另一方面,应付科举考试也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私人藏书,尤其是明清科举八股取士,考题被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内容多元的私人藏书对于科举考试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因此,私人藏书并非出于科举考试之类的实用目的。

实际上,明清私家藏书发展的真正核心动力来自于藏书家的“书癖之嗜”,即对藏书近乎执拗的嗜好。纵观中国历代私人藏书活动,藏书家群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便是“嗜书成癖”。私人藏书家往往乐于以“蠹字之鱼、衔薑之鼠、漫画之鸟”自喻,并引以为傲,清季苏州蒋凤藻自称“雅好觚翰,嗜书成癖”。而且,藏书家对古书的这种嗜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性的嗜好”,并不能完全靠后天养成。明代李濂就认为其对书籍的酷爱“寔出天性”,胡应麟也表示其“余自髫岁,夙婴书癖”。明末绍兴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自叙其十岁时上楼观书,虽然“尚不能举其义,然按籍摩挲,虽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乐于此也”。 尽管幼童时期还不能读懂书中内容,但已能深切感受到手抚古籍的妙处,与大多数儿童所喜欢吹笙摇鼓之乐全然不同。显然,这种天分和禀赋是难以人为控制及后天培养的。

此外,对古书的追求也是一种“小众的嗜好”。对于多数人而言,其本性追求的是食色、财货、玩乐、权力和名望,沈起元即认为,“凡百嗜好皆累心,唯书足以明心、养心,而嗜者绝少,非唯声色、财利、官爵、珍玩夺之,而举业之夺弥甚”,因而真正嗜书的人绝少。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着浓厚的鼓励读书的氛围,但对于藏书家们追捧古书的行为,普罗大众并不认同,甚至是其家人至亲也多有异议。康熙年间理学名臣熊赐履见有异书必买,以至于典衣借贷。对此,他的妻子经常指着架上之书责骂:“君尝累日不举火,亦惫甚矣,顾此架上物,能餐之而饱耶?脱不幸饥而死,谁为读此书?”清初商丘宋至的执拗买书行为也遭到妻儿嘲笑,为此作《买书》诗自嘲:“自分生涯逐蠹鱼,畏人止合就闲居。妻孥笑我迂疏甚,元日街头先买书。”晚清江西胡思敬在京城为官期间,常年斥资从琉璃厂购书,这一行为同样遭到家人的抱怨,在离京返乡之际,胡思敬写下了一首《七别诗·别琉璃厂书贾》,生动叙述了妻子对他这种嗜好的幽怨:“荆妻颇安贫,随我餍齑粥。见我挟书回,相对眉暗蹙。徐徐进箴规,谓我无多禄。矫俗辞炭金,又勿贪馆谷。积此充屋梁,饥不果君腹。东家军校官,出门美裘服。西家秘书郎,趋走盛童仆。宦游当广交,胡独守敞簏。东西屋两头,列置逾万轴。人寿曾几何,白首难遍读。”部分藏书家甚至还招来周边乡邻的窃笑。明清鼎革之际,苏州叶树廉因遭兵燹而尽亡其赀财,过后其乡人前来慰问,叶树廉颦蹙曰:“赀财无足言,独惜我书耳!”乡人皆笑之。清中叶山阴杨鼎在其《检藏书有感》中感叹自己辛勤十七载收书四万余卷,但周围人只是“旁观多窃笑,此翁何太迂?”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好书专好利”才是本性,而对于藏书的嗜好,普通民众则很难理解和共情,这也从侧面反映,藏书这种行为并不会带来世俗世界所普遍认可的收益,而藏书家们对书籍本身的嗜好才是古代私家藏书楼和藏书文化得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正因如此,也衍生出了明清私家藏书文化中另一个突出的特征——秘藏惜借。事实上,明清藏书史上秘藏惜借的言行不胜枚举,明范钦天一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封闭甚严”;钱谦益绛云楼“片椟不肯借出”;赵琦美脉望馆“所裒聚凡数万卷,绝不以借人”;卢文弨抱经楼规定“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虞守愚在书楼前挂牌“楼不延客,书不借人”;清代杨继振刻有藏书章“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聊城杨以增海源阁藏书为清后期北方之最,但“扃闭深严,殆同永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所述例证绝非个案,而是藏书界普遍风气。明代正德年间,关西藏书家胡侍的藏书失火之后,曾试图恢复旧藏规模,但经多年勤搜遍括后仍不及旧藏半数,他认为收书之所以如此艰难,并非因关中缺少积书之家,而是因为藏书“往往束置度阁,以饱蠧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畀之灶下,以代薪蒸者”。毫无疑问,秘藏惜借是明清私家藏书文化中的典型特征之一。

但已有研究多将这种“秘藏惜借”行为归因于私人藏书家道德上的自私和狭隘,并将之视为传统藏书文化的缺陷,是需要被摒弃的糟粕。不少人甚至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理由无非有二:一是认为缺乏公共精神,“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二是认为有害于书籍流通和保存,许多书籍甚至因为秘藏而消亡,“稍致不慎,行踪永绝”。学界虽然承认私人藏书家们有保存文献的功劳,但却普遍地将“秘藏惜借”行为视为传统藏书文化的重大缺陷,对之进行了道德上的审判,并没有深入理解这一行为模式的真正动因,属于历史解释的归因错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着力于挖掘传统藏书文化中的开放因素,试图掩饰或推翻“秘藏惜借”的事实,转而将开放共享描述成传统藏书文化的主流,在论证方式上主要采用个案说明。这种做法非但没有解决此前从道德层面解释历史现象的归因错误,反而在事实梳理层面上出现了认知倒退。已有研究的问题,根本上在于没有理解古人藏书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行为逻辑,而是简单地以现今藏书“开放为优、封闭为劣”的二元评判标准套用于古代,先入为主地将“秘藏惜借”行为模式贴上了负面道德标签。事实上,历史上私人藏书“秘藏惜借”这一行为模式的普遍形成,有其自洽的逻辑,而绝不仅仅是藏书家个人道德上的狭隘。

本文提出从“成本—收益”均衡的视角,可为传统时期藏书家秘藏惜借的行为模式提供全新的解释。在理性人的前提下,任何群体性行为必然符合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均衡,当某种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则形成正向激励,促使群体增加投入。反之,则形成负向激励,减少投入。

藏书活动大致可分为聚书和藏书两个阶段。在聚书阶段,其成本主要是由于书价昂贵而需要投入的巨额资金,以及藏书家在书籍收罗和鉴定过程中注入的精力和心血,而收益则是藏书可以满足藏书家个人对书籍近乎偏执的嗜好,一种天生而小众的嗜好。因此,在聚书阶段,其成本与收益至少对于有书嗜之好的藏书家而言,是可以实现对等均衡的。这也是藏书家们愿意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藏书活动的原因。

然而,在藏书阶段,如果将藏书对公众开放外借,则面临袁逸所述借书的“五患”之苦:久借之患、不还之患、丢失之患、损污之患、掉包之患,遭遇各种损失,“置书之劳,不毕世不已;借书之敝,多至遗亡点污”。一旦开放外借造成书籍遗失,那么不仅意味着前期投入的资金和心血付之东流,而且聚书活动带来的各种收益也将随之消散,因而其成本和风险极其高昂。加之明清时期佞宋之风盛行,宋元珍本价格昂贵,已经具有古董属性,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奢侈品,这就进一步抬高了藏书外借的风险。晚清瞿氏铁琴铜剑楼“初,主人公其书以供众览。凡造楼者,并供其膳宿。已而书渐渐失,盖不肖者乘间窃去,典守者不之觉也。于是扃其楼钥,而览书者遂绝足矣”。瞿氏最初出于公心,将私人藏书开放阅览,还提供食宿,但书却不断被盗,最终不得不关闭书楼。所以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感叹“末世人心难与善,瞿家楼户镇长关”。而在收益方面,私人藏书开放外借显然无法为藏书家带来任何实际的收益。因此,在藏书阶段,外借藏书的成本和收益是严重失衡的,根本无法匹配;反之,将书籍秘藏,则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实现风险和收益在低水平上的均衡,进而保障聚书阶段所获得的诸如满足个人嗜好等方面的各收益不受损,这才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秘藏惜借”风气盛行的根本逻辑。

简言之,明清时期藏书“秘藏惜借”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缺乏开放外借的激励机制,其开放的风险巨大而收益却几乎为零,无法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均衡,而秘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藏书风险,保障前期巨大的成本投入不受损,满足书嗜之好。对于藏书家而言,秘藏是最合理的选择。

四、结语

通过对现存2386名私人藏书家的身份统计,本文揭示了私家藏书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特征。藏书家群体半数以上拥有不同层级的功名,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其中进士的比例相当高,而藏书家的职业身份则以高级官员居多,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知名学者、富商、宗室、乡绅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掌握着当时最为丰富的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因此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藏书活动中。藏书活动和藏书楼的营建本质上是一种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行为,广大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其中,甚至中低层士绅也难以涉足。这种阶层特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书价昂贵。数据表明,明清时期不仅宋元本等古籍价格昂贵,即使是时刻普通新书的价格也不便宜。虽然明清时期的普通刻本新书价格相较于唐宋时期有所下降,但平均价格仍需1~2两/部,与普通民众的月收入相当;明清时期的珍本古籍,尤其是宋元珍本、名家批校本和递藏本,因其不可再生性、数量稀缺,价格昂贵,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奢侈品,平均价格高达数十两甚至上百两,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昂贵。通过对明清时期刻本书籍和宋元珍本价格的分析、书价与时人收入的对比以及对宜稼堂等典型藏书楼藏书总值的估算结果表明,藏书活动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绝非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由于藏书活动需要巨额资金,形成了极高的门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藏书文化本质上属于小众化的精英文化。

除了经济条件上的限制外,藏书活动还需克服诸多的现实困难,如珍本古籍的市场供给、版本的鉴定与甄别、藏书的保存维护等,这些需要藏书家长时期投入大量心力进行研究和维护,藏书方能有所成。因此,即使在上层精英阶层如进士群体中,藏书文化也并未普遍流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私人藏书家典衣缩食、付出巨大投入所积起的万卷藏书,通常并没有直观可见的收益回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拖累了整个家庭的营生。而藏书家们这种“毁家聚书”的动力,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对古书的独特嗜好,且这种对古书嗜好是带有天生性的,有别于多数人对财货的本能喜好。也正因如此,就衍生出传统藏书文化中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秘藏惜借。从“成本-收益”均衡的新视角出发,可以理解古人藏书秘藏惜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个人道德层面上的自私和缺乏公心,而是缺乏开放外借的激励机制,其将藏书开放外借可能使前期投入巨大资金和心力而聚集的藏书面临久借、不还、丢失、损污、掉包等风险,但却很难从中获得现实的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开放外借的风险和收益之间严重失衡。因此,对于个人而言,秘藏惜借,降低风险,在低水平上重新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才是最合理的选择。正是藏书家对古书的嗜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私家藏书不断发展的根本内驱力,并带来了藏书文化的兴盛不衰,为古籍的保存和文化的传承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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