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稳 游佳忆:“借壳专业主义”:行政化情境中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韧性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5 次 更新时间:2026-11-18 00:46

进入专题: 借壳专业主义   行政化情境   社会工作服务  

● 徐道稳   游佳忆  

摘要:中国社会工作服务处于由政府购买服务、基层治理平台和项目制运作共同构成的行政化情境之中,其专业性何以维系和呈现是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多家社会工作机构的田野调查,发现行政化情境既塑造了专业服务的组织方式和呈现形式,也为专业实践提供了资源支持、制度身份和合法性通道。在此结构性条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借助制度之“壳”,通过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与服务产品化等实践机制,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转译为行政体系能够理解和接纳的形式,有效地维系了服务的专业性,展现了社会工作服务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专业韧性。这种“借壳专业主义”实践揭示了行政化情境与专业实践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即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韧性来源于制度形式、专业目标与实践过程之间的持续互动和相互调适。

关键词:“借壳专业主义”    行政化情境    社会工作服务    专业韧性

【引用本文】徐道稳、游佳忆. “借壳专业主义”:行政化情境中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韧性. 社会建设. 2026, 13(4): 41-65。

一、问题提出

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自重建伊始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供给紧密相连。政府购买服务、基层服务平台和项目制运作,为专业社会工作进入基层服务场域提供了制度资源与行动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深度嵌入基层行政管理体系,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回应服务对象的复杂需求时,也要面对指标化考核和台账记录等行政要求。这种嵌入式发展模式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制度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行政机制持续影响专业服务的呈现方式。

已有研究较为充分地揭示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国家主导、政府购买和项目制治理中所面临的行政化压力,并从“权力 – 专业”的分析框架出发,讨论了制度环境对专业实践的形塑作用,为理解专业实践的制度处境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解释路径较多关注制度约束如何影响专业行动,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既有制度条件下调整实践方式、维持专业目标的讨论相对有限。因此,仅从“权力 – 专业”的二元对立视角出发,还难以解释专业社会工作在行政化情境中表现出的调适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如何体现为专业实践的韧性。

对湖南省和广东省深圳市 15 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社工机构”)的实地调研材料显示,在行政指标考核的压力下,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在服务过程中被重新组织和表达。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在服务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情境性的实践方式。具体做法将在后文详细展开,此处不赘述。这些做法不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简单顺从或外在抵抗,而是在行政化运行条件下延续专业性的具体机制。本文受金融领域“借壳上市”的启发(孙春甫,2013),将这一机制概括为“借壳机制”。“借”并不代表社会工作本身缺乏专业性,也不是简单地将专业服务披上一层行政外衣。其核心在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方法嵌入行政系统能够理解并接纳的形式之中,从而为专业服务争取合法性和行动空间。“壳”是既有的制度形式,而真正的“核”则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

据此,本文试图探讨行政体系如何构成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结构性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借壳实践维系服务的专业性,借壳实践模式又如何转化为专业韧性的生成机制。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希望将研究视角从“行政如何限制专业”推进到“专业在行政体系中何以可能”,并由此理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在强国家语境中的现实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专业主义的组织化转向

在职业社会学传统中,专业主义长期与专业自治、知识权威、伦理责任和职业管辖权相联系。经典专业主义研究通常认为,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专业,在于其拥有较为稳定的专业知识体系、资格认证机制、伦理规范以及相对自主的判断空间。阿博特(Abbott,1988)关于职业管辖权的研究指出,不同职业群体围绕特定工作任务的解释权和处理权展开竞争,专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职业群体争夺、维持和调整其管辖权的过程。弗赖德森(Freidson,2001)则将专业主义理解为区别于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的第三种工作组织原则,认为专业工作应以专业知识、伦理承诺和同行控制为基础,而不能完全服从市场交换或行政命令。随着福利国家改革、新公共管理和绩效治理的发展,专业实践越来越难以维持一种外在于组织体系的纯粹自治状态。专业工作被嵌入大型组织、公共管理体系、合同制度之中,专业自主性不再只是职业群体内部的问题,而是在组织规则、管理技术和公共问责之中被重新塑造。埃维茨(Evetts,2009)提出“组织专业主义”概念,指出当代专业实践常常不是以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为基础,而是通过组织目标、管理程序、标准化流程和绩效指标被重新界定。诺尔德格拉夫(Noordegraaf,2015)关于“混合专业主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现代专业行动者往往需要在不同制度逻辑之间进行调适、组合和再创造,专业实践也因此呈现出更强的组织嵌入特征。这一理论转向对理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具有启发意义。如果以高度自治、封闭管辖权和稳定专业边界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中国社会工作很容易被判断为专业性不足。专业实践本身已经深度嵌入组织管理、公共政策和绩效治理过程之中。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理解,也需要进一步转向其在行政、组织和项目制度深度嵌入的条件下如何维持专业判断、服务伦理和助人目标。由此,专业性不宜被理解为一种脱离制度环境的抽象属性,而应被理解为专业行动者在具体组织和治理场景中持续生成的实践能力。

(二)行政化运行中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策倡导、政府资源投入和基层治理需求牵引(李迎生,2008;徐道稳,2017)。此发展路径使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制度认可与接纳,但也使其专业实践深度嵌入行政化运行体系和项目制治理之中。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行政化运行结构。政府部门既是服务购买者、资源提供者和项目设定者,也是绩效评估者和合法性赋予者。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政府购买项目进入服务场景,同时也需要在指标体系和行政化话语中呈现其工作成果。相关研究关注行政化运行对专业实践的结构性影响。王思斌(2012)以“内卷化”描述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服务在数量扩张中的停滞;朱健刚、陈安娜(2013)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出发,分析了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郭伟和(2016)则指出,社会工作参与现代国家治理时,既可能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可能受到规训技术和行政逻辑的重塑。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工作行政化问题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随着国家社会工作、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等议题的提出,相关研究进一步关注社会工作专业性在新时代治理语境中的复杂处境。社会工作被赋予更多民生服务、风险防控、社区治理和社会动员功能,其制度地位和公共角色得到强化。此外,专业知识、服务伦理和关系性实践也面临更强的行政整合、政治话语和绩效评价压力。徐选国、陈雪(2024)提出“理论悬浮”问题,指出源自专业规范的理论知识在本土治理情境中可能出现悬置、工具化或碎片化问题;王思斌(2024)强调新格局建构中社会工作需要韧性发展;卫小将(2024)关于国家社会工作的讨论也提示我们,即使是微观社会工作服务,其背后也存在国家治理逻辑的持续在场。童敏(2025)进一步从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实践逻辑出发,讨论党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强调专业社会工作需要在新的治理格局中重新理解自身实践逻辑和转型方向。这一讨论提示我们,行政化运行并非单一的管理背景,也与社会工作内涵和功能的重新界定有关。在嵌入性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在具体情境中通过行动者的判断、协商和实践不断形成(刘江,2024)。刘东(2025)从组织层面进一步考察了行政要求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社工机构专业行动的生成过程,表明专业实践也受到组织运行环境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持续影响。这一视角为理解行政化运行环境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能动性具有启发意义。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其一,已有研究较多解释行政体系如何影响、吸纳或限制专业实践,但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在行政体系内部保持专业性讨论不足。其二,已有研究强调项目制、绩效考核和资源依赖对专业自主性的限制,但较少深入揭示专业目标如何借助行政可识别形式获得实践空间。其三,在解释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动性时,已有研究往往使用“变通”“做工作”等概念,但这些概念有时仍容易停留在抵抗与顺从之间,难以充分说明专业性如何在行政化运行中被重新组织。已有研究虽关注社会工作的行政化运行,但仍缺乏对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动性机制的细致解释,因此本文在经验层面尝试提出“借壳专业主义”这一分析概念。在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通过借壳实践,使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在行政化情境中获得有限但真实的保存和调整,并由此形成专业韧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将“借壳专业主义”理解为一种完全成熟、封闭或普遍适用的理论范式,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来自经验材料的分析性概念。它要解释的是在制度约束下,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借助制度外壳,为专业实践创造活动空间。借壳实践并不必然成功,也可能带来专业边界模糊、服务目标置换和专业内核被进一步工具化等风险。因此,本文在经验分析中不仅关注借壳实践如何生成专业韧性,也将讨论其内在限度。

(三)研究设计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基于湖南省和广东省深圳市的多家社工机构展开田野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是由于目前这两个地区均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社工机构与基层治理体系之间存在较深的制度联系,适合观察行政化运行对专业实践的影响。社工机构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主要考虑其持续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与基层治理平台保持稳定制度联系,并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访谈、观察与项目文本资料。本文不以地区比较或样本的统计代表性为研究目的,而是借助多点田野材料分析行政化情境中专业实践的具体机制。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类。第一,访谈资料。研究者于 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1 月期间,对湖南省和广东省深圳市的 15 家社工机构开展调研,共访谈 23 人,包括一线社会工作者、机构管理者、项目主管或督导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行政考核压力、专业服务开展、项目申报与评估、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及机构发展策略等。第二,观察资料。研究者观察了党群服务中心日常运作、社区活动组织、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社区探访和青少年服务活动等实践场景,重点关注社会工作者如何在行政任务中识别专业服务机会,并将专业目标嵌入具体服务过程。第三,文本资料。本文收集了部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项目申报书、项目总结、评估指标、服务记录和活动方案等材料,用以分析行政话语、项目指标和专业目标之间的转译关系。

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重点分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一是学校与社区服务中的身份建构案例,用以说明社会工作者如何借助官方身份进入服务关系;二是 S 社区“社区记忆盒”项目,用以说明专业服务如何借助社区治理目标实现服务在地化;三是 P 机构青少年禁毒教育或相关服务产品案例,用以说明机构如何通过服务产品化使专业服务获得可采购、可复制和可评估的形式。

在资料分析上,本文采用主题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者首先对访谈、观察和项目文本进行整理,标记与资源依赖、指标考核、身份使用、话语转换和专业服务等相关的内容;随后比较不同场景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处理制度要求与专业目标关系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和服务产品化三类实践,并进一步以“借壳”概括其共同特征。文中涉及的机构、社区和受访者均作匿名处理。

三、行政化运行:专业韧性的结构性前提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是在政府购买服务、基层服务平台与项目制运作共同构成的行政化运行环境中展开的。徐道稳(2017)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概括为“行政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主要表现为行政化推动、行政化支持和行政化管理。也就是说,行政体系不仅推动社会工作制度化发展,也通过资源供给、项目设置和管理考核持续影响社会工作实践的具体形态。这一判断为理解社会工作专业韧性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前提。因此,理解借壳实践,首先需要分析行政化运行如何构成专业韧性的结构性前提。本部分旨在系统分析行政体系如何通过多重制度安排持续影响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场域,从而明确界定专业韧性得以生成和运作的结构性条件。

(一)项目化配置:服务资源与行动入口

行政资源并不是以一般性支持形式进入社会工作领域,而是通过项目合同、服务指标和预算科目被组织起来。社工机构通过承接项目获得人员经费、服务场地和工作合法性,专业社会工作者也因此能够进入社区、学校、党群服务中心和各类专项服务项目之中。对于社工机构而言,这种项目化配置也意味着较强的资源依赖。资源依赖背景下的社工机构需要通过策略性行动维持组织运行和服务供给(谢敏、吴中宇,2016),这有助于理解社工机构为何必须在项目体系中寻找专业服务的空间。项目化配置首先构成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制度入口。然而,这种资源并不以纯粹专业自主的方式进入服务现场,而是以项目合同、服务指标和预算科目的形式被配置。项目合同通常规定服务对象、活动场次、探访人次、服务记录、满意度和评估要求等内容,社工机构必须在这些框架内组织专业服务。由此,专业目标需要被转化为项目指标,关系性和过程性的服务工作需要在项目执行中被转化为活动场次、服务人次、服务记录等可呈现的任务。从治理机制看,项目制并不只是资源分配方式,也会重塑组织间的权责关系和行动边界。史普原(2016)关于政府组织间权责配置的研究表明,项目制在具体运行中会影响资源流向、责任分配和组织行为。社会工作服务进入政府购买项目后,也需要在这种项目化结构中组织服务内容和呈现工作成果。

田野材料显示,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日常运作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大量工作时间被用于完成探访人次、活动场次、服务人次等预设指标。正如一位社区社会工作者所言:

如果只完成服务合同的指标,其实我们两三个月就能完成,但是社区还有更高的要求,许多行政性的事务会落到我们这里。(访谈对象:202507LSQ01)

这一材料说明,合同指标与真实服务过程之间存在错位。对行政体系而言,指标能够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可见性和可问责性;但对专业社会工作者而言,有效服务往往依赖持续跟进、关系建立和个别化回应,难以完全压缩为短期可完成的量化任务。资源以项目制方式进入社会工作领域,既为专业服务提供了制度入口,也使专业服务不断适应项目化运作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服务内容通常转化为符合项目制要求的文本表达、流程安排等。

这种资源配置结构构成了借壳实践的重要基础。社工机构要维持服务运行,就必须进入项目体系。专业社会工作者要接触服务对象,也往往需要依托社区平台、学校或专项项目。也就是说,专业服务的第一层“壳”来自行政资源和项目制体系。

(二)政策性表达:话语融入与专业转化

行政化运行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形塑过程不仅体现在资源层面,也体现在话语表达上。社会工作服务进入行政主导的实践场域时,必须使用行政系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来说明自身价值。许多专业概念如个案辅导、居民赋能和社会支持网络,在项目申报和总结汇报中往往需要转译为“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创新”“风险防控”等治理话语。这种话语转译具有双重作用。其一,它使专业服务获得行政合法性。项目书如果不能回应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和政策语言,就很难进入资源分配和项目采购体系。其二,它也可能使专业服务的独特性被一般化的行政表达所遮蔽,专业伦理、关系过程和倡导目标需要通过治理绩效、民生服务或社区参与等表达形式获得制度呈现。一位在街道服务中心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坦言:

我们实际做的是很专业的支持性小组,但在汇报材料里必须突出“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这些关键词,不然项目立意就显得不够高。(访谈对象:202511FSQ03)

这一材料说明,专业服务要在行政体系中获得承认,需经过话语转译。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专业话语被行政话语替代,而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在行政话语框架中保留专业内核。例如,“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专业小组工作”表述为“政策关怀下的阳光成长关爱活动”,“基于社区资产的居民能力建设”表述为“创新基层治理、激发社区活力的实践”。这些表述在形式上符合行政系统的表达习惯,但其内部仍可能承载专业服务目标。

因此,行政话语并不只是专业稀释的工具,也构成专业表达的外壳。专业行动需在行政话语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自我叙述,这既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一种生存策略,也在无形中重塑着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与边界。

(三)工具性评价:绩效考核与服务呈现

行政化运行的第三个方面,是绩效评价对服务呈现方式的塑造。政府购买服务通常需要通过评估和考核确认项目执行情况,这本身具有财政问责和公共管理的合理性。社会工作服务具有较强的关系性、过程性和情境性,其成效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完全量化。这套考核体系因其与资源分配、绩效评价直接挂钩的强激励作用,引导社会工作实践发生整体性的调整,甚至偏离专业初衷,从而引发“专业使命是控制抑或关怀”的追问(何国良,2018)。姚进忠、崔坤杰(2015)较早提出“绩效抑或专业”的问题,提示评估机制在提高服务可问责性的同时,也可能影响专业服务的组织重心。

在田野调查中,多位社会工作者提到,考核体系会影响服务内容和工作节奏。一位从事长者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提到,签到、照片和台账材料在评估中占据较大比重,服务组织需要兼顾过程性工作与材料呈现。

上面考核主要看台账漂不漂亮、照片够不够、签到表齐不齐。有时候一个活动做了十个人……这种考核方式本身就鼓励我们去做短平快的活动,而不是去陪伴那些真正需要长期跟进的老人。(访谈对象:202507LHSQ01)

这一材料揭示了绩效可见性与专业过程性之间的张力。行政考核需要可核验的服务成果,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真正重要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持续陪伴、信任建立、需求识别和关系修复之中。这些内容并非完全不可评估,却难以被简单还原为活动场次、服务人次和台账材料。当绩效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时,专业社会工作者可能被迫优先选择更容易完成和展示的服务形式,而那些复杂、长期和高风险的个案则可能被边缘化。

那些最需要专业支持的高风险、高难度案主,反而成为机构尽量避免的服务对象,因为对他们的介入成功率难以保证。(访谈对象:202507LHSQ01)

但绩效考核并不只是限制,也促使社工机构思考如何使专业服务获得可见性。为了让专业服务被行政体系理解和持续购买,机构需要将服务流程、专业方法和成效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产品化,如本文第四部分即将提到的产品包。这种转化当然可能带来专业简化的风险,但也为专业服务争取资源和制度承认提供了重要路径。由此可见,绩效考核构成借壳实践的另一重条件。专业服务要在项目体系中持续存在,就必须回应行政系统对可见性以及可复制性的要求。

项目化配置、政策性表达和工具性评价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行政化运行环境。在此环境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需要在资源获取、目标表达与成果呈现之间不断调整实践方式。行政化运行既为专业服务提供了进入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条件,也使专业目标持续面对制度化表达的要求。如何处理这种制度要求和专业实践之间的关系,构成下一节讨论借壳实践的现实起点。

四、借壳实践:专业韧性的经验形态

行政化运行为社会工作提供了资源、话语和绩效形式,同时也要求专业服务不断转译。下文从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和服务产品化三个层面,分析借壳实践如何具体展开。

(一)身份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定位

在社会工作服务的微观层面,专业社会工作者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身份问题。对于许多服务对象而言,社会工作者并不天然具有清晰的专业形象。尤其在学校、社区、街道服务中心等行政化运行程度较高的场域中,社会工作者往往是以“学校老师”“社区工作人员”“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等身份被服务对象识别和接纳的。这些身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身份,却构成专业服务得以开展的入口。因此,身份建构首先体现为借身份的“壳”,行政身份在此成为进入服务关系的制度性入口。这里的“借”,是对现实身份结构的策略性利用。由于社会工作专业身份在基层社会中并不总是被充分理解,社会工作者如果直接以专业助人者的身份进入服务关系,未必能够迅速获得服务对象信任;相反,借助行政体系或组织场域赋予的身份,反而可能为专业服务创造必要的接触机会。田野材料中,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较为典型。一位学校社会工作者谈道:

我首先是以“学校老师”这个官方身份被学生和家长接受的。有了这份基础信任,我才能运用个案访谈的技巧,去处理那些他们不愿对外人言的焦虑或家庭问题。(访谈对象:202511XXSG01)

社会工作者将学校身份转化为建立专业关系的桥梁。对学生和家长而言,老师的身份意味着制度信任和安全感。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身份成为接近服务对象、理解其真实困境并开展专业支持的入口。由此也验证了行政身份是“壳”,专业关系才是其试图生成的“核”。

在社区服务场域中,类似机制也十分常见。社区居民起初往往将社会工作者视为居委会或街道派来的人,这种认知一方面可能强化行政色彩,使居民对社会工作者角色产生误解;另一方面,这也为社会工作者进入居民生活世界提供了便利。社会工作者在入户探访、政策宣传等行政性任务中,与居民持续接触,并在这些接触中识别其潜在需求。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精神障碍康复者及其家庭,往往并不会主动寻求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但他们可能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探访、慰问或活动邀请。社会工作者正是在这些看似行政化的工作入口中,逐渐开展需求评估、情绪支持、资源链接和关系修复等专业工作。

综合来看,这种身份借壳机制包含三个具体环节。第一是角色进入。社会工作者借助行政或组织身份进入服务场域,获得与服务对象接触的机会。由于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的社会认知度有限,官方身份往往承担了“敲门砖”的功能。第二,信任转移。服务对象对学校、社区的制度性信任,部分转移到社会工作者身上,使社会工作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与服务对象建立初步关系。这种信任虽然并不完全来自专业本身,却为专业关系的生成提供了条件。第三,专业嵌入。在持续互动中,社会工作者逐渐将个案访谈、家庭沟通和资源链接等专业方法嵌入原本行政化的任务流程之中,使身份之“壳”转化为专业服务的桥梁。

(二)服务在地化:在具体情境中开展专业服务

身份建构主要发生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微观关系中,服务在地化则体现了借壳实践在社区场域中的展开。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流程,而是深深扎根于每一个社区独特的环境、历史、人际关系和情感网络之中。社会工作服务在地化是以契合和满足本土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内源驱动力,经由具有本土文化特质的社会工作理念、价值、方法与技能的在地实践,重新定义并再生产社会工作知识的过程(潘泽泉、王晓,2025)。在行政化情境中,社区治理目标通常以具有较强行政可识别性的话语表现形式出现,也是政府购买服务和项目考核中常见的表达。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借壳实践,正是借助这些社区治理目标,将社会工作服务中的赋能、社区资产建设和关系重建等专业理念转化为社区居民可以参与、行政部门可以理解的服务形式。因此,服务在地化体现的是借社区的“壳”。

笔者调研的 S 社区“社区记忆盒”项目是服务在地化的典型案例。该社区面临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即将搬迁可能带来的社区凝聚力降低问题。对于行政系统而言,这一问题首先表现为社区融合与基层治理稳定的问题;从专业社会工作者角度来看,它同时还是一个社区关系重建、居民主体性激活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完成一次社区活动,而是发起了一个让居民共同参与的项目,大家一起收集老物件、分享老故事、制作有社区特色的纪念品。该项目社会工作者解释道:

考核要求我们促进社区和谐,但具体怎么做,需要根据这里邻居们实际的关系和需求来进行。记忆盒这个点子,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从这里长出来的,是居民们自己想诉说、想记住的东西。(访谈对象:202507SSQ02)

这段材料体现了服务在地化的借壳逻辑。行政系统提出的是社区和谐这一治理目标,即“壳”,专业社会工作者借助这一目标获得项目合法性和行动空间。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并未停留在一般性活动组织,而是把治理目标转译为居民共同叙事和社区关系修复的过程,即“核”。

这一机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目标对接。社会工作者将专业目标与行政目标进行对接。社区资产建设、居民赋能和邻里支持网络重建等专业目标,通常难以直接进入行政考核语言,但可以通过“社区融合”“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创新”等治理目标获得表达。借壳并不是放弃专业目标,而是寻找专业目标与行政目标之间可以相互转译的交汇点。第二,情境转译。社会工作者根据社区具体历史、居民关系和地方文化,将抽象的专业方法转化为居民熟悉的活动形式。“社区记忆盒”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机械套用了某种专业技术,而是因为它调动了社区原有的共同生活经验,使居民能够在讲述、倾听和共同制作中重新建立关系。专业知识在这里不是以教科书式术语呈现,而是转化为地方性实践。第三,资源再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项目实施激活社区内部资源,包括老居民、社区能人、志愿者、周边商户和居民小组等。这些资源并不完全来自行政体系,却能够在行政项目框架中被重新发现和组织起来。由此,这些社区资源在行政项目框架中得到重新链接,使专业服务获得了项目资源之外更具体的社区参与基础。

服务在地化的专业意义在于,它使社会工作者不只是行政项目的执行者,而成为社区关系的促成者和地方性知识的组织者。行政项目为服务提供资源、名义和考核框架,社区生活则为专业实践提供具体内容和真实对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恰恰体现在二者之间的转译能力:既能理解行政体系对稳定、参与和治理绩效的要求,也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居民可以参与并从中受益的服务过程。

(三)服务产品化:标准化表达与制度可见性

除身份建构和服务在地化之外,借壳实践还发生在社工机构的组织层面。社会工作服务的许多专业成效并不容易通过数字呈现。但在项目申报、服务采购和绩效评估中,服务必须被写成成本可控、结果可见的项目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产品化成为机构维系专业服务的重要借壳机制。

服务产品化体现的是社会工作服务在行政化运行中向可见性与可评估性表达转化的机制。机构将原本抽象、弹性的服务内容,开发成包含清晰目标、固定内容、标准化流程、所需物料和评估工具在内的完整产品包。通过这种方式,专业服务获得了行政系统能够理解的外部形式,也更容易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公益服务市场和基层治理项目体系。

P 机构就把面向青少年的禁毒教育,做成了一套移动教育体验馆的产品。这个产品里有实体体验设备、标准化的课程内容、详细的操作手册和效果评估工具。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它是一个主题明确、风险可控、便于展示和评估的“安全教育”或“法治教育”项目;对于机构而言,它则是嵌入了青少年风险识别能力提升和自我保护意识建构等专业内容的服务载体。一位负责产品开发的机构管理者谈道:

我们是用政府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来包装我们的专业服务。他们采购的是安全教育、政策服务,但我们实际提供的是培养青少年抗逆力、改善人际交往等真正专业的内容。(访谈对象:202507PSW01)

这段材料揭示了服务产品化的运行逻辑。在行政化运行条件下,政府购买的对象主要是可定价、可核算与可评估的服务。社工机构在回应这一制度要求时,将青少年发展支持、风险预防与能力建设等专业内容转化为可被识别的服务方案与项目表达,使专业干预以制度可接受的方式进入评价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专业服务不仅避免了因为不好测量而被忽视的风险,而且以一种清晰、可推广的解决方案的形象,在基层治理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专业服务在更广范围内的持续应用。

服务产品化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第一,通过命名转换,专业目标获得了制度可见性。第二,流程标准化。社工机构将专业服务拆解为可操作流程,使专业方法不完全依赖个别社会工作者的经验和能力。第三,效果可呈现。机构将部分专业成效转化为行政系统能够识别的证据。服务产品化的意义在于,它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从难以表达、难以采购、难以评估的状态,转化为一种具有制度可见性的服务形态。在政府购买服务和绩效评价体系中,服务的可识别性和可评估性往往会影响其能否获得持续的资源支持。产品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为专业服务提供了稳定存在的形式。

综合上述分析,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与服务产品化分别呈现了社会工作在个体、社区和机构三个层面的借壳实践。三者所依托的制度条件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涉及专业目标与既有制度形式之间的转换。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借助行政身份、治理目标、项目载体等形式,使专业价值、知识与方法能够进入具体服务过程,并以行政体系较易识别的方式得到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形式既构成专业实践的现实条件,也持续影响其组织方式和呈现形态。专业韧性由此更多体现为专业行动者在既有制度约束下维持专业目标、调整实践方式并处理制度要求与服务需要之间关系的能力。不过这类实践具有明显的情境性,身份建构可能带来专业角色识别上的模糊,在地化服务可能受到治理目标的牵引,产品化也可能压缩关系性和过程性工作的空间。因此,对借壳实践的理解既需要看到其维持专业实践的作用,也需要关注其运行边界及可能产生的张力。三种借壳实践及其与专业韧性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五、从借壳实践到“借壳专业主义”:借壳实践的理论价值

前文讨论了专业服务所处的行政化情境,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在这一情境中的三类借壳实践。这些呈现专业韧性的实践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其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和本质特征。本文将其概括为“借壳专业主义”,并从壳、核与制度转译的关系中说明借壳实践的本质特征、理论价值,以及借壳专业主义与实用专业主义等概念的关系。

(一)借壳机制的实质是结构中的能动

理解借壳机制,关键在于看清专业社会工作者所处的行政化运行环境。前文已经指出,行政体系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了资源渠道与合法性边界,同时也影响了专业实践的组织方式和呈现形式。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由此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需要回应行政体系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维持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若行政过度吸纳专业,便可能导致社会工作陷入行政趋同的困境,其专业身份则转向一种政治隶属(张鹏飞,2025)。借壳实践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处境中形成的。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借壳机制的意义在于,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主动发现并利用规则中的弹性空间,将专业价值、知识和技术巧妙融入行政体系能够认可的活动形式与汇报语言。由此来看,借壳实践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中的能动。

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承认行政化运行的制度边界,并在这一边界之内识别可行动的空间,行政化运行提供了一些可被转化的制度形式,专业社会工作者则在这些形式中维持专业服务的内在目标。这种实践挑战了国家与专业关系中“支配与反抗”的二元对立叙事。借用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格兰诺维特,2015),这种二元对立在理论上对应着“过度社会化”(行动者完全被制度决定)与“低度社会化”(行动者完全不受制度影响)两种极端想象。而“借壳”所展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镶嵌性能动”,行动者既深度嵌入行政逻辑主导的制度网络与资源依赖关系之中,又不仅仅是被动遵从。他们利用身处一线所掌握的局部知识与关系网络,识别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而这些矛盾构成了结构中的缝隙,进而成为能动性施展的空间。因此,借壳机制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维系专业目标的实践能力。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一种现实生成方式,专业服务可以在既有制度结构内部获得有限但真实的行动空间。这一判断也为后文进一步讨论“借壳专业主义”与实用专业主义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从实用专业主义到“借壳专业主义”

“借壳专业主义”与实用专业主义具有密切联系。雷等(Lei et al.,2023)在关于中国合同制社会服务的研究中提出“实用专业主义”的概念,指出社会工作组织和专业人员在契约控制、行政要求和资源依赖条件下,通过务实判断和策略行动维持专业服务。该概念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分析重点从行政对专业的单向影响,转向专业实践在现实制度条件中的运行方式。

本文对实用专业主义的基本判断持认同态度。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通常需要面对项目合同、绩效考核和基层治理任务等现实条件,专业社会工作者也常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调整服务方式。实用专业主义有助于说明专业行动者如何在这些条件下保持实践有效性。不过,本文更关注这种有效性所依托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专业服务能够持续运行,除了依赖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务实判断,还需要借助某些可被行政体系识别和支持的外部形式。由此,“借壳专业主义”可以被视为对实用专业主义的进一步展开。实用专业主义强调专业行动的情境适应,“借壳专业主义”则强调专业目标的制度承载。它关注专业服务如何通过行政身份、项目载体、政策话语和服务产品获得资源、合法性和可见性。对于行政化运行中的中国社会工作而言,专业性不仅体现为行动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现为专业目标能否找到合适的制度表达形式。然而,对制度要求的适应本身不足以构成本文所说的借壳实践。其关键仍在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在调整服务形式和表达方式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专业目标、专业判断与服务伦理。若制度形式逐步取代专业目标,这种实践便很难再纳入“借壳专业主义”的分析范围。

(三)“借壳专业主义”与专业韧性的生成

“借壳专业主义”为社会工作专业韧性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它概括了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借助既有制度形式维持专业目标的实践方式。专业韧性则体现为这些实践持续展开后所形成的行动能力,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在制度约束中调整服务方式、维系专业目标并拓展行动空间。三种借壳实践说明,专业韧性不是抽象的职业品质,而是一种在具体制度环境中形成的实践能力。它依赖专业社会工作者对制度规则的理解,也依赖其将专业目标转化为行动方案的能力。

这一理解也与本土学者提出的“半专业化”理论讨论形成呼应。童敏、周燚(2020)指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不能仅以西方高度自治的完全专业模式衡量,还应关注其在具体生活情境之中解决问题和带动改变的实践能力。“借壳专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明,社会工作专业性可以通过对制度环境的理解、转译和运用而获得现实表达。此外,“借壳专业主义”还为理解社会工作中的“理论悬浮”提供了一个实践层面的观察角度。专业理论进入本土治理情境后可能出现悬置、工具化或碎片化(徐选国、陈雪,2024)。当源自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论被不加区分地运用到另一特定制度情境时,理论悬浮的现象就容易出现。实际上,社会工作知识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实践性和文化敏感性。本文讨论的借壳实践所呈现的,正是专业知识在具体制度环境中被重新组织、调整和解释的过程。“借壳专业主义”不仅关注既有理论如何进入本土情境,也关注专业知识如何在实践中形成新的表达,以及本土经验如何参与对专业实践的理解。

(四)理论价值

“借壳专业主义”的理论价值首先在于推进了社会工作专业性研究的问题意识转换。既有研究主要从行政化对专业自主性的影响出发展开讨论,本文则进一步关注专业实践如何在既有制度形式内部获得行动空间。由此,专业性不再只是职业自治程度的衡量问题,也转化为专业目标如何在制度体系中被表达与承载的问题。

其次,“借壳专业主义”有助于重新理解国家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专业自主性不代表一个外在于国家、有待划定的固定领地,而是在制度约束与实践调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关系状态。一方面,国家通过项目制、购买服务等制度安排为社会工作划定了基本的发展路径与工作边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借壳实践,以自身的专业效能对基层治理施加反向影响。这种互动关系表明,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是在持续协商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单向度的制度赋权或约束。

再次,“借壳专业主义”为理解社会工作专业韧性提供了一个中层分析概念。该概念不局限于西方职业社会学中“管辖权争夺”的经典理论预设(Abbott,1988),也不同于主要关注行动策略的实用专业主义,它更关注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结构性依赖的缝隙中识别并拓展行动空间,在制度约束的框架内持续创造实践可能的现实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壳专业主义”不仅是对既有实践形态的解释,更是一个具有理论解释潜力的分析性概念。

总体而言,“借壳专业主义”揭示了行政化运行条件下社会工作专业性生成的基本机制。它表明,社会工作的专业韧性来源于制度形式、专业目标与实践过程之间的持续互动,借壳实践则体现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维系专业目标并重构实践表达的动态过程。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行政化情境中专业实践的经验考察,分析了借壳这一核心机制如何推动专业韧性的形成。在行政化运行构成的结构性条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与服务产品化等一系列嵌入行政体系内部的能动性实践,将专业目标转化为行政体系能够识别和接纳的形式,从而在既有制度框架中维系专业服务的持续性。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专业韧性生成过程。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路径深受制度环境与时代条件的形塑(郭伟和,2025)。王思斌(2025)关于我国社会工作统合性发展的讨论也表明,新时代社会工作已经处于新的制度整合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与更广义社会工作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由此,社会工作专业性问题不能仅在职业内部讨论,还需要放置于制度重组和治理体系调整之中加以分析。本文通过“借壳”这一中层机制,试图突破国家与专业关系中较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理解,呈现中国社会工作服务在具体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中的实践特征。传统专业主义理论往往将国家视为专业自主性的外部约束者,将二者的关系简化为管辖权与控制权的零和博弈(肖文明,2017)。然而,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强国家主导的专业化路径中,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具体实践对行政化运行环境作出回应。

首先,本文揭示了行政化运行与专业实践之间的相互构成性。行政体系不是一个同质、抽象的外部力量,其治理目标有赖于基层场景中的具体服务加以落实。专业社会工作者在项目执行、服务组织和居民互动中,将政策话语、项目指标与服务对象需求相连接,使行政任务在实践过程中被赋予一定的专业内容。与此同时,专业实践也借助行政体系提供的资源、身份和平台获得了稳定的行动条件。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可以更多从其与制度环境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加以理解。专业实践所具有的空间和边界,会随着资源条件、行政要求和具体服务情境而发生调整。

其次,本文进一步说明了专业韧性的生成逻辑。我国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实现韧性发展(王思斌,2024),但是专业韧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系统在受压后恢复至原有状态的能力,更体现为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进行适应性转化与维持专业目标的能力。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身份建构、服务在地化和服务产品化的借壳实践,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开展专业服务的行动条件,并为其专业内核开拓出存续与发展的空间。

再次,本文提出的“借壳专业主义”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现实生成方式。与强调职业自治的经典专业主义相比,“借壳专业主义”更关注专业目标如何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获得制度承载。它与实用专业主义一样重视专业行动的情境适应和实践有效性,但进一步强调专业服务需要借助身份、项目、话语和产品等制度形式获得资源、合法性和可见性。由此,“借壳专业主义”并不是对专业性的削弱性描述,而是对专业社会工作如何在制度结构中维持专业目标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借壳实践在维系专业目标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现实张力。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制度身份、项目执行与服务呈现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稳定一致。部分情境下,行政身份可能强化组织的制度属性,使专业角色的识别变得复杂;服务过程在转化为可记录成果时,也可能对关系性与过程性工作形成一定压缩;在社区治理场域中,专业服务有时需要在治理目标与服务对象需求之间进行协调。这些情况表明,借壳机制的运行效果具有情境依赖性,其稳定性受到具体制度安排与实践条件的影响。本文所用的调研资料主要来自政府购买服务程度较高、专业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体系联系较紧密的地区,因此“借壳专业主义”适合解释行政嵌入程度较高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是否适用于社会工作其他组织形态和制度环境,还需要更多经验研究检验。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服务专业化的宏大进程中,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专业在强国家语境中如何可能”的典型个案(王海洋,2025)。在行政化运行环境中,专业社会工作仍然可能通过借壳实践获得有限但真实的行动空间。理解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务实地思考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未来道路,也为后续理解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专业实践提供了经验参照。

    进入专题: 借壳专业主义   行政化情境   社会工作服务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85796.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6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