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岙菲,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
摘 要:通过清末留日学生及日本教习集中而又大量的译介,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以科学教育学的面貌被清末知识精英所熟识和接受。从知识史的视角观察,五段教学法从教育实践层面被接受,一方面得益于癸卯学制颁布后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另一方面也与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现代出版机构出版的各科教科书及教授用书的商业化有密切关联。随着接受过以赫尔巴特学说为基础的教学法训练的师范生和旧塾师投身各地中小学堂,五段教学法迅速进入教学一线,成为新式学堂授课的核心方法论。
学界对赫尔巴特学说传入中国的路径及样态已有众多细致考察。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思想观念层面展开论述,核心史料一般多聚焦于教育学教科书或教育刊物之中提及赫尔巴特学说相关言论,关注的是赫尔巴特学说思想理论内涵及其广泛的影响力。作为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说,赫尔巴特学说最初便是作为代表西方教育学的新知而被译介进入中国。其传入中国的路径与方式不仅可以从教育学史角度进行解读,而且对于其学说体系如何成为清末时人理解教育的思考框架也可以引入知识史的视角重新予以解释。
关于“知识”的定义,基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立场的界定各不相同,尚未达成共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讨论知识社会史时,曾将“知识”的特征解释为“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强调的是对于原始“信息”的整合与改造,并通过分析知识的“表达”“建立”“定位”“分类”“掌控”“销售”“获取”等揭示了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的过程。[1]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确立,是杂糅中西新旧知识借助新式学校教育的方式塑造全新知识体系的过程,其中教科书作为重要载体,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知识的“掌控”,另一方面也通过教师的讲授使知识得以从课程体系的“分类”向学习者传递,使其最终完成知识“获取”。此外,彼得·伯克还对知识变迁研究内外部两种取向做出区分,内部取向“从知识内部的成长和衰落等因素来解释知识史的流变”;外部取向则强调“从知识以外世界的各种因素来解释知识史”[2]160。依此判断,以往对赫尔巴特学说的研究大多采取了内部取向,关注的是学说传入后思想观念内部的流变过程;而知识之外的社会因素如何作用于知识并影响其传播走向,实际上提供了从教育实践层面理解思想传播的不同路径,目前讨论尚有不足。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知识史视角考察赫尔巴特学说中的五段教学法传入中国后如何结合中国原有教学传统做出改造,并借助近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传播步伐,进而通过清末学制改革的推进与出版商业化的共同作用扎根于教育实践的过程。参照彼得·伯克对知识史“从获取知识到使用知识”四个阶段(“收集”“分析”“传播”“应用”)的划分[2]72-73,并结合清末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围绕“知识”的传入—改造—传播—实践的逻辑展开,借此揭示知识史视角作用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初期面貌。文中分析虽大体仍以时人教科书、课堂实录等史料为主,但具体讨论并不局限于教育学教科书之内知识或思想的内涵,而是更关注其在社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意义,以期对赫尔巴特学说在思想层面之外接受情形有更立体的认识。
一、作为“知识”的赫尔巴特学说的传入与改造
赫尔巴特将教育学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其理论主要包含管理(监视,抑制,教导)、训育(训诫)、教授三部分,因此被公认为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3]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德国留学,并将赫尔巴特学说移植回国,重塑了日本近代教育的面貌。赫尔巴特学说被视为科学教育理论的同义词在日本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了“当时几有不通其说,不能为教育家之现象”[4]。日本的赫尔巴特运动兴起于1887年,经历了引入期、再造期与实践衰落期三个阶段,并从体育、兴趣理论、道德理论等方面对其理论进行了改造。[5]其中五段教学法被认为“具有科学的严密性”,受到日本教师的狂热推崇。[6]这也是清末众多知识人赴日考察、求学时所见证的赫尔巴特学说。
目前可考的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教育学教科书,可追溯到曾连续在《教育世界》1901年第9、10、11号上连载的王国维翻译、立花铣三郎所著《教育学》。该书体系基本参照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及《教育学讲授纲要》,编排颇具代表性,此后陆续翻译的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义》以及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的《教育学》等框架均与其结构类似。这时传入中国的教育学说以日本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为主。[7]此后,王国维对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思想的热情仍不减,持续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大量介绍文章。[8]但由于《教育世界》杂志发行量相对有限,且读者大体对其内容缺乏深入理解,《教育世界》并不是国人理解和接受赫尔巴特及其教育学派的主要途径。直到1904年前后,“赫尔巴特”的译名才有了相对统一的海尔巴托、海尔巴脱、海尔巴德等指称。[9]值得注意的是,译名的逐渐统一发生在1904年近代学制颁布并推行之前后,正是由于符合学制实施中新式学堂教学和师范生培养的现实需要,以科学面貌引入中国的赫尔巴特学说中的教学法部分,才成为最为流行的方法论的代表。
赫尔巴特学说引入之后的最初几年,其传播主要局限于知识精英这一小众群体。理论学说从传入到产生实际影响仍需要转化的契机以及能够持续“发酵”的环境。潘光哲曾指出,在近代中西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人为了要认识和了解整个世界的情势,开始致力于追求“世界知识”,并建构了堂皇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以便为应对世变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10]目前学界基本认同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以及国人翻译、编著教育学是近代教育学形成发展中的首次热潮。[11]但也有学者注意到,清末各种教育学教科书和各类期刊中实际上“要么甚少提及赫尔巴特,偶有提及,仅提及代表性观点,非详细介绍”,甚至官方教科书审查中也并未给予赫尔巴特特殊地位。[12]167-168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判断揭示的是赫尔巴特学说传入后颇为吊诡的状态,即赫尔巴特学说在不同群体的传播并非步调一致,关注侧重点也有所差别。当时不少考察记录或国人自编教科书中的行文中不时出现“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等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相关概念,但作者一般径直熟练使用而不再做另外说明,实际上默认了读者对其基本涵义已经十分熟悉,甚至已成为某种共识。此时日本的各科教学虽仍是模仿的对象,但相应的改造和转化也已悄然发生。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因其可操作性,在不同载体之中呈现出内核相仿而形态各异的理论面貌,其理论面貌的模糊性进一步使其传播更具灵活性,借新学制推广机会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在最初译介进入中国的日文教育学教材中,日人对五段教学法大多有所修正和发挥,如中岛半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便将五段法简化为三(二)段法,针对知识学科教授之顺序,“宜分为预备、授与、应用之三段”,技能学科知识教授之顺序,“宜分为示例、练习二段”。后文又对三(二)段法具体实施予以进一步解释,基本操作原则和方法都脱胎于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13]此种编排方式也成为清末众多教育学教科书的常态,直至民国初年仍为国人著述所借鉴。
国人所著的教育学教科书主要为应对师资培养的现实需要,更为重视切实可行,关注的重心也逐渐从传统的对教学原则的讨论转向讲求实施方法。黄绍箕的《中国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研究开山之作。其卷五收录了日本赫尔巴特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汤本武比古著《教授学》所附《孔子五段教授法》一篇。文中直接将赫尔巴特与孔子进行类比,提出:“赫尔巴特派之教育学者,有累千言而不能尽之真理,孔子以数言括之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具体分析中又明确表示,朱子对孔子此段解释“有五段之别”:“第一段,愤,即预备也;第二段,启,即授与也;第三段,悱,即联合也;第四段,发,即结合也;第五段,三隅反,即应用也”。后续在解释“愤”的涵义时,更是直接引用赫尔巴特所言“以其所知识者坚固而把持之,且务欲扩充之者,其人即对某事物而有兴味”来说明。[14]有学者注意到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中学习心理阶段过程而并非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中所阐述的心理特征,因此,传入中国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过日本和国内学者的再次转译”[15]。作为一种“翻译知识”(Translating Knowledge),当新的事物被引介进入某种特定的知识文化系统时,新的事物就要被调整,相应也会带来系统本身的调整。[2]65-66在汤本武比古笔下,中国的孔子与德国的赫尔巴特建立了联系,以日文写作的文章被翻译为中文之后,又被收录在国人撰写的首部教育史著作之中。其传播路径有意无意之中搭建起中西新旧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联,也为教育学初建时应对现实需要提供了蓝本。
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作为具有更大传播潜力的理论学说,五段教学法如何突破仅在上层的知识精英圈层内的流动,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下文将从癸卯学制正式颁布之后教科书的商业化所加诸的作用进行分析。
二、教授用书的商业化对五段教学法传播的影响
陈宝泉曾回忆清末出访日本看到教师讲五段教授法时的情形,认为这是“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儿童的本能,实为新教育最大的特色”。有此想法的不独他一人,“凡同时稍研究教育的,殆无不有此同情”,“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同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殆无一不是适用五段教授法原理的”[16]。研究者常引用此语借以说明五段教学法来源于日本留学生的译介,或是讨论五段教学法对教学实践的影响,而较少注意“教授用书”同样是另一观察五段教学法传播的载体。清末教授用书与教科书配套出版,作为教师参考书使用,多是对教科书的重点内容及讲授步骤、方法做出提示,也是教科书商业化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俞子夷曾表示,这些教授书“极详备,每课均有长篇教案,连同习题,教师可拿了径去上课,不必备课”,因此“教授书销到那里,那套教法也推行到那里,传播面最广”[17]477。以往对近代教科书研究更多关注内容编排组织,或是利用不同的教育学教科书作为载体,对比其间变化来解读五段教学法传播及其影响,[12]166-171[18]94-101较少论及教授用书对五段教学法的传播和接受所起的作用。教授用书自身具有理论与实用双重性质,其编纂、出版及接受是五段教学法在应用知识阶段如何借助教授用书的商业化被一步步“制作”“加工”的过程,赫尔巴特学说也由此完成了从在知识精英中的传播向一般大众的普遍知识的转化,成为在中小学实践之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说。[2]152-154
教科书及教授用书作为近代中国教育转型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是观察近代出版事业以及新旧教育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中国近代首部教科书出自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成立不久便设立译书院,聘张元济为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译书院开始转变翻译方向,增加编纂教科书,陆续出版了日本金泽长吉的《心算教授法》、樋口勘次郎的《统合教授法》、富泽直礼的《小学地理教授法》等书,专供教习之用。为增加销量,南洋公学译书院不时在《新闻报》上刊出新书预告,[19-20]虽然教育类书籍并非译书院主项,但此时正值留日热潮,所译教授法均取材于日人著作,对五段法的传播也有所助力。
教科书编纂得到重视,源于新式学堂普遍设立之后的现实需求,特别是癸卯学制正式颁布之后,国人自编教科书更是掀起了热潮。《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在官编教科书出版以前,准许各学堂各科学教员按照教授详细节目,自编讲义,也允许适当选用外国教科书应急。[21]509面对学制改革后对师范生的需求,国人已不满足于使用日本教材,纷纷加入自行编纂出版的行列,不少书局皆在此时获得发展的机会。1904年,时中书局出版了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朱孔文编纂的《教授法通论》,并在各大报纸上大肆刊发广告,拓展销路。[22]该书特色在于是国人自编最早的教授法教材,但编辑中仍取“博征诸家学者之辩论”之法,其中“教授之方法”一章分别对裴斯塔洛齐的三段法和莱茵的五段法予以简要介绍,仍可见赫尔巴特学说的影响。[23]
从实际影响来看,最为成功的是商务印书馆编纂发行的教科书及其配套的教授用书。据蒋维乔回忆,自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编纂《最新教科书》出版后,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渐不复流行,且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24]189。商务教科书的成功离不开张元济的专业判断与商业眼光。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便开始关注教科书编纂问题,认为不可沿用洋人课本,解决办法“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25]。张元济加入商务之时,夏瑞芳已购入教科书译稿数十种,但“印出后因书稿质量欠佳而无法销售”,遂改为自编。1904年3月底至4月初,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了精心编纂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二册。第一册推出之后,五六天之内4000册便销售一空,大获成功。[26]《最新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提到另行出版配套的《教授法》,“按照课数编次,凡诵读、讲解、习问、默写、联字、造句等法,无不详备。其稍深之名物训诂,皆细加诠释,与本编(指教科书)相辅而行”,并表示“教员得此,按法教授,尤便应用”,强调两套书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前利用教科书宣传教授用书捆绑销售。[27]141随后,商务印书馆抓住机会进一步占领市场,利用同一时间创刊的《东方杂志》创刊号刊发广告。[28]8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法》第一二册正式面世之后,商务又加大宣传力度。自8月13日起,《教授法》一书的广告开始登上《新闻报》《申报》《时报》等各大报的广告页。《新闻报》称:
东西训蒙之书必分二种:一曰教科书,以供学生之用;一曰教授法,以供教员之用。二者相为表里不可偏废。……兹国文教科书已出二册,特别编教授法二册,按课排列,内分为:要旨,揭全课之纲领;预备,授课以前之准备;教授,诵读讲解;应用,文字之关系;参考,讲解之材料;习问,考验学生之用;默写,练习写法;作文,联字造句。各门极为详备,教员得是编,如法教授,虽未经学习师范,亦可得其准矣。[29]
曾参与此套教科书编写的蒋维乔回忆说:“因出版之教科书,内地教员多不知应用方法,于是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问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法,而教授法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 [24]192由此可以推断,广告语中的“预备”“教授”“应用”等语正是出自五段教学法的简化。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教科书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一是行动较早,且独具原创性,另一则是对清末教育政策变化把握准确,可以洞察先机。[27]132-133190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由徐隽编纂,张元济、杜亚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其“编辑大意”也提到另有《教授法》一册,“每课如何预备,如何提示,如何联系,一一胪列,专供教员之用”。同时还特别说明“本科教授法与他学科不同,教员不可不备,盖本书编置之理非观教授法不能明也”,再次强调了教科书与教授法之间的绑定关系。[27]149之后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各科教科书与教授法均采取此种模式。虽各科之间不无差异,但五段/三段教授法作为教学通则已渗透其中。《最新教科书》的成功开启了教科书与教授法相辅而成的新模式,“预备”“教授”“应用”教授法也借助教科书的推广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认知。
在教科书编纂热潮开始之前,《奏定学务纲要》早已对教科书的审定做出了规定。[21]5081906年,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教科书凡例》,正式公开说明审定教科书标准和要求,同时设立编译图书局作为编纂各级各类学堂教科书的专职机构。[30-31]同年,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中,共计102册通过了审定,其中民营的书局发行的计85册,商务印书馆就占54册。[32]随后商务印书馆抓住机会,再度将学部审定通过作为宣传卖点,使得其教科书“独步一时”[33]。随后,《申报》上《教授法》一书的广告词便相应调整为:“教授法四册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相为表里,书中取五段教授法之意,分为三段教授,曰预备,曰教授,次序曰运用,兼列要旨,参考习问,凡诵读、习字、作文、说话诸法均略具”[34]。在这段面向大众的广告词中,“五段教授法”已经顺理成章地作为该书特色用来宣传,背后呈现的正是大众对五段教授法接受程度上的变化,也初步实现了从理论体系向大众普遍认知的转换。
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教科书编纂和发行上占有绝对优势,使其编纂的方式成为时人模仿和超越的对象,激烈的竞争也迫使商务印书馆自身也走上革新之路。这一新变化可以从商务印书馆1909年后陆续推出的《简明教科书》中看出端倪。《最新简明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第一册直接使用了“三段法”为教授原则,除此之外“于名物、训诂宜详释者另有‘参考’一项,讲授时有一特别注意者则有‘教授上之注意’一项”,“其余问答谈话罔不详备,教员上课时可按书讲解,免参考之烦”[35]。商务印书馆编纂的教授用书借用三段教学法的原有概念,实际应用中则结合国文教学的特点多有发挥,部分超越了五段教学法的本意,带有更多原创意味,也可说明其理论学说已逐渐融入了中国日常的教学实践之中。
陆费逵曾回忆说,“在光复以前最占势力者,为商务之最新教科书、学部之教科书两种”[24]195。作为官修教科书的代表,五段教学法形态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学部自1906年起正式开始筹办并组织编写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事宜,办事效率与成效均逊色于民间书局。1907年春,学部才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和《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第一册。[36]其教授书“凡例”中明确提出“用五段教学法”,并对“预备”“提示”“比较”“统括”“应用”各项逐一作出说明。[37]该套书仿照商务教科书的编辑策略,但在编辑质量上却相差甚远,多受诟病,并由此引发了教科书“国定制”还是“自由制”的激烈争论。[38]教科书编纂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一是说明教科书渐成推行学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越发受到重视,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其背后存在的巨大商业利润和溢价空间。
但现实之中想要真正实现教学理论和编辑理念的超越仍相当困难,即便作为后发者投身出版业,教科书及教授用书的编纂始终在五段教学法的笼罩之下。1906年创办的上海中国图书公司,聘张謇为董事长,沈恩孚为编辑长,以巩护教育权,驱策文明进步,杜绝外人觊觎为宗旨,立场鲜明。[39]1907年3月,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由沈羽编辑,沈恩孚、石承宣校订的《初等小学算术教授本》。该书编辑大意明确表示,“因教授算术,有形式、实质二方面,故从哈排脱Herbart派所谓五段教法,酌改为预备、教授、应用三段”[40]。1908年初,该公司又出版了由顾倬编辑,沈恩孚校订的师范用教授法教材《小学各科教授法》。书中“教授之作用”一章分别针对“知识教材”与“技能教材”作出说明,其后解读力求基于实践经验,并强调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但整体框架和旨趣仍本于“五段法”及“三段法”[41]。这一处理方式在当时带有普遍性。1907年第13期的《直隶教育杂志》开始陆续连载署名“蔼辰”的《教授法教科书》。该书第一章绪论第三节“教授事业”专门讨论了“教授之方法”,并将其分为“教授之心理的行程”和“教授之论理的行程”,其中前者即指教授形式的“阶段”[42]。借用五段教学法作为理论基础,并辅以中国实例做出进一步说明的模式,正是赫尔巴特学说在当时教科书中的常态。
书籍的历史与社会历史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社会等级的历史”[43]。当五段教学法通过教学用书的传播初步完成了从精英层面到大众层面的传递之后,处于近代教育改革核心的中小学堂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一源自西方却已带有中国烙印的教学方法,也是考察五段法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五段教学法在清末教育的“知识实践”
赫尔巴特学说经日本传入中国之后,首先在知识精英中间引发关注,随后在学制改革现实需求的促动之下投身实践,呈现出不同层次思想的流转过程。只围绕作为相对固定载体的教科书来讨论赫尔巴特学说接受的程度和过程仍是不够,还需进一步探究五段教学法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完成与教师教学的动态关联。当师资培训要求和考核标准都以五段教学法为准的时候,教师固然可以快速掌握适应新式教育教学的方法,提升师资培训和课堂教学效率,却也陷入了按照教科书与教学法所构筑的固定模式,并由此带来生搬硬套等一系列问题,是后续五段教学法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有研究指出,清末以来国人将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五段教学法”等同于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全部,实际上“是站在教育实践的立场,而非从教育学术的立场,故而忽视了赫尔巴特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44]。这一观察提示了应注意区分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传入中国后的多元形态,实际上也可就此反向思考,为何自清末以来会出现“站在教育实践的立场”而将两者等同的状况发生。以往研究大体是基于教育理论如何影响教育实践的立场来解读五段教学法的传播,而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看,这一过程也是将五段教学法作为“知识”的“实践”过程,即癸卯学制颁布之后,制度文本如何落实于教育实践,成为衡量教学的标准并塑造了新教师的知识体系。
(一)成为实际教学的衡量标准
癸卯学制颁布后,《奏定学务纲要》再次确认师范学堂“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的方针。除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之外,清廷要求各省城应设初级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21]495-496各级师范学堂的教育学课程虽然加入了教学法内容,但章程规定大多笼统难以执行。癸卯学制虽也对分科教法做出了规定,但仍是延续传统读书之法或为学之方的思路,只关注“次序法则”,尚难称得上基于方法层面的理论探讨。在效率目标的驱动下,新式学堂大多采取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制方式来替代原有的个别化教学传统,不仅以教科书的方式对教学内容做出规定,更是在教学法上提出简单易学且更具操作性的要求。俞子夷认为,五段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以分为三期:1908年前、1908年之后以及辛亥革命。[17]473-475不难发现,五段教学法影响逐渐开始扩大的进程,与师范教育以及初等教育发展的时间表大致同步。因此,当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传入中国并在思想层面产生影响之后,新学制的推行提供了从思想转向实践的契机,使其不仅被纳入近代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更以实践的方式通过教师的日常教学逐渐扩大影响。
癸卯学制颁布后,“教学法”一词,同时出现于中小学堂以及师范学堂的相关章程之中,并且在新学制颁布前后带有明显的指向性,甚至能否恰当运用五段教学法也成为官方的评价标准之一。比如,京师督学局针对教科书不足、教员授课只知写满黑板让学生全部誊录的问题提出改良办法,要求教员“按五段教授法利用黑板”,即“有时教员提示于黑板,诱起全班注意,有时挑学生练习试验于黑板,以便施教因材”,可见即便没有赫尔巴特之名,而五段、三段之说已深入人心。[45]武清县河西务初等小学堂教员张作舟虽为通州初师毕业,但其所授修身课被评价为“五段教授法稍欠研究”,要求他“照章改良”[24]136。至1909年,为缓解师资匮乏问题,学部还出台了《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小学及初级小学教员试验科目中均有教育学一科,具体包括教育学及教授法管理法。[24]511911年颁布的《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章程》也将教授法列入了应试主要科目。[24]301因此,不妨笼统地说,新学制颁布之初,特别是在有其他各派的教学法尚未传入中国之时,“教学法”的提法大体可以等同于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无论是新学制后对清廷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教学法的要求,还是各地方以教学法为名提倡的改革,都可以将其理解为广义的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的教育实践。清政府也由此通过确定知识边界和规则的方式,维系了办理新式教育中的核心权力。
此外,前引俞子夷所言,五段教学法借单级制的推行得以扩大传播范围,其相应章程的颁行则可视为清政府被动稳固其知识权力的手段之一。推广复式教学本就有缓解师资压力的考虑,1909年江苏教育总会筹办教授练习所,选派杨保恒、周维城、俞子夷等人前往日本考察,并于考察结束回国后正式开办单级练习所。考察团三人曾作公开演讲,后又频繁受邀前往各地演讲,都使单级教授法影响扩大。单级教授练习所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共110人,渐成各省教学改革的主力军。学部亦受此风气影响,于1911年同时颁布《学部奏拟订单级教授二部教授办法折》《学部奏拟订临时小学教员养成所暨单级教员养成所简章折》,使单级教学法得以进一步推广。俞子夷表示,“单级只是编制方式,教法实质仍不外日本通行的那一套所谓赫尔巴特的五段法”[17]468-471。与之类似的还有辛亥前后流行的自学辅导法。该法“初期偏注入,后逐渐改进,重启发,重自学而仍在五段法的大框子里”[17]484。
(二)构成教师教学知识的组成部分
为缓解新式学堂师资困境,近代师范教育自癸卯学制正式颁布之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由于地域和师资的差异,各地中小学教员对五段教学法的认知、接受和实际运用存在着时间先后的差别。当时师资大致有三种不同来源,一是归国的留日师范生,二是由师范学堂培养的师范生,三是经培训改良的旧塾师。各地师范学堂除了大量聘用留日师范生之外,更是直接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18] 28-34俞子夷曾回忆,通州师范初办时,聘请日本教师木村忠治郎来校任教。在师范生前往通师附小实习时,他要求实习生将五段教学法简化为预习、提示、应用的三段教学法编写教案并进行课堂教学。课后要求实习生对课堂表现进行互评和讲评。实习结束后还连续多年专门编写“实习教授评案”,公开出版发行。[46]在日常授课中,他一改原来上课时严厉态度,和颜悦色,使学生“发生兴味”,“因对教师有兴趣,于是亦能稍稍注意于此先生所教之功课”。“兴趣”是赫尔巴特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木村著有《小学教授法要义》一书,对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体系有过相对细致地分析,笃信五段教学法的实际效用。
但通州师范学生在学习教学法时的体验则完全不同,称其过程“全系瞎摸”,因中村不会中文,学生全靠“听翻译者之言语誊录”。最为痛苦的莫过于撰写教案,“教案之工作,比作任何文章都难,平常作文时,一稿凡修饰二次,已觉楚楚可观,此项教案编竣时,绞尽脑汁,然而缴与日本教师,终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发下重做,最后修改完结,差能缴卷”[47]。以后世眼光观之,木村的确在教学策略的处理上稍嫌机械,但其对师范生的影响力恐难小觑。木村自1904年来华任教,1910年回国,大体经历了赫尔巴特学说传播逐渐扩大的过程。此时通州师范已开办有年,且因张謇影响早已声名在外,以木村忠治郎为代表的日本教习将对五段教学法的理解与运用贯穿于师范生的求学日常,成为师范生认识和接受的五段教学法的重要方式,并随着师范生进入中小学堂任教而得以继续传播。
塾师是除师范生及留日学生之外另一关注和使用教学法的群体。新学制推行之后,教育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已成定局,学堂改革箭在弦上,各地此前犹疑不决也开始消散,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也相应发生转变。《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部分私塾经过改良,塾师得以进入初等小学堂,并正式进入学制体系。1906年施行的《私塾改良会章程》进一步规定,塾师需进入师范讲习所学习,与师范毕业生及有志教育者“研究教育之理,教授之法……以扩新知而补不足”[24]153。与更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学生相比,大部分塾师虽年龄较长、经验丰富,却也难免思维固化,对于变革心生抵触。上海县道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便曾上演了以教法引导塾师扭转思想的戏码。该校初办之时便受到当地原有官立敬业学堂教员和崇正官塾塾师的质疑,甚至认为其办学是“用夷变夏,去正归邪”。对此,校方并未过多解释,而是聘项文瑞等留日归国学生任官塾视察,加授算术,每星期轮流往教。各塾师不仅得见新的教授良法,而且得以“饫闻日本小学教育情形,传说于其他学塾,启发塾师之觉悟,立改进教育之初基,颇著效果”。城乡旧塾师受其影响,“渐扬弃其科举腐旧思想”,进而成为“教育新旧间一大转折”[24]108。
客观地说,赫尔巴特教学法从初步尝试到实现推广所用时间不过三四年,其间效率不可谓不高,颇能说明清末教育改革的急切性。但不容忽视的是,五段教学法最初颇受教师和师范生欢迎,因为“教师用以备课,师范生用以实习,只须将教材依次安排,再出些习题即可竣事”。此时师范生与一般教师尚能“参照五段法理论”,但没过多久便“只对过程有兴趣,其所出自之五段法则不闻不问,尽管师范生在教育学课堂上听过而且考试时及格”。仅少数杰出者,实践时能不忘记理论,多数教师只知“陈陈相因,渐成形式”,甚至出现了“教授书出,教师竟可不必准备,径挟书而入教室”的现象。[17]478-479
大体而言,教学方法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因其背后连接理论基础的变革,关乎教育观念的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因其密切关联着一线教育实践,关乎教学实施的效果。在众多的教育改革方向之中,以教学法的改进为切入点,相对来说更具可操作性,在教学实践中的效果也更易显现,往往也是教师热衷于讨论和关注的问题。由此,由日本移植而来的教学新法,一时之间成为解决新式学堂推广期间困境的“良药”。随着癸卯学制的推进,教科书及教授用书商业化的进程也逐渐加快,教育政策与商业化之间的互动重新定义了新式学堂教师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新派的留学生或师范生,还是略显守旧的塾师,都已经慢慢接受立足于教与学基础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五段教学法也随之渗透于日常的教学实践。
四、结论
综上所述,清末赫尔巴特学说借日本教育学知识传入中国而成为时人关注焦点,其中五段教学法能够从中脱颖而出与学制改革对教学法的现实需求关系密切。总体来看,这一过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国家主导的教育政策与民营出版市场的商业化共同作用于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的传播与接受。教育本身是一个牵涉多个主体的复杂系统活动,同一方案因不同主题参与,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都有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五段教学法作为经过多次改造、移植的产物,其理论内涵本身就极为复杂。亲历教学法改革的俞子夷曾明确指出,以五段法为基础的教学过程,“经过不断增补,已与当初从日本抬进来的面貌不同,成为我国独特的传统”[17]479。这一敏锐观察说明,清末的教育改革对于外来观念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加以改造而使其融入中国现实情境的过程。与思想层面受到的追捧相比,更便于学习和操作的五段教学法,应师资训练之需要,在教科书和教授用书商业化的助力之下迅速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产生广泛影响。自此“小学教员始知研究教授方法”,并将五段教学法“奉之为圭臬”[48]。时人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充满热情,但这种关心大体都集中在教育理论或方法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方面,而其理论面貌的模糊性也增加了应用的便利,甚至出现尚不能理解理论本身的逻辑关系,已然付诸实行的情况。因此,由清末教育改革所带动兴起的教育学研究以及相应的教育实践,一开始便处于理论与实践难以调和的困境之中。
其次,近代教育最初发展的动力固然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刺激,但向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味照搬,何以救国的本土现实问题贯穿近代教育始终。以往部分研究过多强调了向西方的学习,而对中国原有的教化传统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忽视。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注重教化传统与传承,对教育和人才层面问题的调适始终与社会发展变革相生相伴。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近代教育是对西方的照搬和模仿,而是需要将向西方学习放置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来理解,考察传入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如何完成本土化进程以及在实践层面的相应转化形态,才能更客观地解释近代中西教育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说,后续众多教学法的引入大多也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即意在解决五段教学法实施中不足的问题,重构师生之间的关系,但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教育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使得西方教育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经验话语相契合成为进入民国之后不断被追问的问题。同时,这也带来了近代教育变革中对方法的过度迷信。其表现是,将近代教育变革中面临的问题归结为方法选择或运用的错误,不断尝试通过转变方法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但方法的转变并不等同于方法背后的思想观念上真正的有所进益,而之所以仍乐此不疲地变换形式和方法,只因其是改革之中最易调整且最易显示成果的方式。
第三,王汎森曾有“思想史层次观”的提法,认为“不能随便将思想视为实际”,而是要了解“思想在广大社会中如微血管中血液周流之情形”,关注“许多通俗的思想文本、思想流传方式与渠道、思想下渗之层次”[49]。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便带有类似的流动性,并不能仅仅简单依靠某单一层面判断教育实际的走向,而是需要考虑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叠加影响才能做出判断。与静态地处理思想发生的“背景”或“影响”,或考察思想对实践的单向影响不同,教育史或可以从关注思想到实践层面的转化入手,进一步探究思想层面内部互动关系及思想不同层次之间的流转,从而从方法论层面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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