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海军在东亚的部署体系在部署重心、部署区域和部署力量三个层面进行重整。“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围绕三次大沽口之战展开的战时军事行动，推动英海军的东亚部署重心从香港北移。舰队司令的战时军事计划在战后转化为较稳定的军舰驻泊与组织体系，形成以香港、上海和横滨为战略支点的分区部署格局。英国海军部进而推动“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重组为“中国舰队”，在舰队建制层面对兵力进行重新配置，并将东南亚海域纳入“中国舰队”的巡航范围，以应对法国殖民扩张对“新加坡—中国香港”贸易航道构成的潜在威胁。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英国远东海军部署体系重构的重要契机，不仅加深了英国对东亚海域战略环境的认知，也持续影响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海军/ 东印度与中国舰队/ 东亚海域/ 东亚国际关系史
作者简介：刘豪，中国海洋大学历史文化系讲师，海洋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 青岛 266100）。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京)2025年第6期 第13-22页
标题注释：202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8批面上资助(2025M781839)。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乃至东亚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点，围绕战争起因、战况分析、兵力对比、信息传递、战争影响与历史书写等方面，学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①然而，相较于对战争进程与外交博弈的细致分析，英国海军在战争前后所扮演的角色，仍多被简化为“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象征，其东亚部署体系与内部运作机制较少得到系统讨论。②鉴于此，笔者拟通过系统挖掘英国海军部档案③，考察1858至1864年间英海军东亚部署体系从战时向战后的过渡与演变，以期拓宽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的广度，为理解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涉乃至东亚国际关系史提供新的视角。
一、三次大沽口之战与英海军东亚部署重心的北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东亚构建起以“香港—东南五口”为中心的海军布防格局，以巩固经由中英《南京条约》攫取的通商利益。至1854年，英、法、美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随即1856年“亚罗”号事件爆发，广州城陷。次年，三国使节率军舰北上天津，在此后3年间与清军展开3次大沽口之战，由此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两个主战场——广州地区和京津大沽地区。其中，京津大沽战区的出现，突破了英海军在1842年后熟悉的“香港—东南五口”布防区域，对英海军从战时到战后的部署体系转换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海军在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爆发之前，集中巡游在以“香港—东南五口”为核心的海域。1843年中英签订的《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其官船之水手人等悉听驻船英官约束，所有议定不许进内地远游之章程，官船水手及货船水手一体奉行。”④此条款规定了驻华英舰的两大职责，即维持商船水手的秩序、纪律与支持领事的权威，并将军舰驻扎范围限制在“通商五港口”。⑤商务总监暨对华特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对此条款原则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英海军在北方的非通商口岸地区进行巡游。⑥
英海军在上海以北海域的活动受限，导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Michael Seymour)无法及时调度军舰由香港北上。1858年4月14日，英国特使额尔金(Lord Elgin)抵达直隶湾(今渤海湾)，10日后西马縻各厘才与他在大沽口外汇合。额尔金当即向英政府指控西马縻各厘调度军舰不力，导致其缺乏足够军事资源迫使清政府让步，有碍英方外交使命的达成。额尔金指出：“若我方初抵海河口外便立即溯河上行、且不遇抵抗，即足以迫使清廷就范，从而避免进一步暴力或胁迫手段。”⑦针对该指控，西马縻各厘辩称只知按指示封锁海河口与长江、大运河交界处，额尔金未与其充分沟通后续外交计划。但从舰队司令在港粤之地和华北水域的军事调度对比来看，西马縻各厘坦诚“要在暴风骤雨的海岸上像火车那样精确地移动炮舰完全不可能”⑧。此时，“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还不具备在华北水域熟练调度军舰的能力，这导致额尔金质疑军舰没有按期出现在大沽口外是因为其质量不过关、难堪使用。但额尔金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后的操作同样备受指责。研究者指出，即使缺乏军队支持，他仍应该继续向北京推进，要求觐见清朝皇帝；至少应在天津保留一支占领军，以保证条约履行，而非携带所有兵力撤退至南方。但这样的论断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英、法两国均不具备长期占领中国北方地区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外来武装力量闯入首都致使清王朝瓦解，反倒不利于英国在华商贸特权的实现。⑨总之，因为英海军在华北海域整体作战能力不如预期，导致英国驻华文官与武官系统在战时存在诸多矛盾。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结束后，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负责大沽防御体系的重建。⑩1859年3月，贺布(James Hope)接任“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一职。此时，英国已相继攫取长江和日本口岸开埠通商之利益。英海军在额尔金的调度下，先后前往日本(11)和长江流域(12)进行调查，以择定开埠口岸，其在东亚的关注重心已扩展为京津大沽地区、广州占领区、长江流域和日本四个区域，远非“香港—东南五口”时期的巡游范围可比。这对贺布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的军事部署与兵力调度提出了更严峻的要求。1859年4月，驻华公使兼商务总监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和英国海、陆军将领在香港召开会议，卜鲁斯决定亲自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为迫使清中央政府顺利交换条约，他们一致决定集结一支军队，该军队在兵力上相当于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的联合舰队，陈列于海河口外以示威胁。(13)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英法联军的失利而告终，其中英海军在此战中的失利，可以从交战双方指挥官的经验差距中得到部分解释。僧格林沁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与之相比，刚刚接手舰队事务的贺布要应对英舰巡游范围大幅扩展后的陌生水域，这无疑增加了指挥与应对的难度，从而影响了战局走向。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贺布的善后措施涉及香港、海河和上海(舟山)三处：第一，将部分军队南送至香港；第二，安排“巡洋”号在大沽口外继续组织军舰对该片海域进行调查；第三，安排“高飞”号指挥官前往上海就任驻扎此地的高级海军军官；“协助”号所载重伤病官兵则前往嵊泗列岛休养，接受上海物资供给，后贺布计划以长崎的煤炭供应舟山海域军舰使用。(14)他本人则在炮舰修理完毕后前往马鞍列岛，决心留在北方以保护英国利益。(15)之后，贺布将驻锚地从嵊泗列岛更改为金塘岛与镇海之间海域。(16)驻锚地的转换当与海军医生的判断有关，“切萨皮克”号随船军医迪克森(Walter Dickson)认为金塘岛与镇海之间海域是中国沿岸最为健康之处，亦可方便从上海和宁波等地获取补给；再者，军舰在潮湿高热的季节顶着西南季风继续向南航行会对伤员造成二次损害，且香港夏季气候对伤口和溃疡治疗无益。(17)因此，这片海域逐渐成为英军舰在香港以北的另一个聚集点。自此，贺布向海军部汇报的军舰动向大致围绕香港、直隶湾和上海(舟山)三片区域分别展开。
贺布持续就战事经过及善后处置向英海军部提交报告，以协助伦敦方面制订下一步对华军事计划。因前线战事失利，英、法两国政府迅速启动新的联合军事筹划。1859年10月25日，两国政府拟定了一份题为《中国沿海联合作战基地建议》的文件。在此文件中，舟山被明确界定为连接香港与直隶湾的“中央基地”；而在直隶湾军事据点的选址上，英法方面将关注重点放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若干港口，总体倾向于大连与芝罘。(18)1859年11月10日，英国海军部正式致函贺布，通报法国即将派遣海、陆军赴华参战的决定，并告知英、法两国已就下一阶段对华军事行动达成共识。其一，在直隶湾选择一个或若干据点，作为英法联军在中国沿海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作战基地。其二，待法国军队陆续抵达香港后，联合部队将在季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驻舟山。其三，联合远征军在舟山集结后，舰队将继续北上进入直隶湾，并占领若干关键据点。(19)
在确定直隶湾战略据点的过程中，英海军对华北海域的水文条件与战略环境展开了深入探查。1859年7月至9月间，“巡洋”号在大沽口外组织军舰对该片海域进行调查，除对从长城至海河口南部25英里的海岸进行水文、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测绘外，还从当地村民和渔民口中收集了多个岸上区域的情报。(20)基于海军测绘成果，贺布选中芝罘，计划以此地作为直隶湾军舰仓储和医疗中心；在此设置战时总医院，并利用蒸汽运输船充作临时医院，将部分病人南送至舟山休养。(21)贺布重视医疗中心的布置，原因在于军舰须趁西南季风北上，但在夏季作战又让海军深受热病侵袭。海军医生迪克森认为直隶湾缺少新鲜肉类和蔬菜的及时供给，亦指出建立战时补给基地的必要性。(22)此外，贺布亦探知位于辽东半岛的大连湾为一处天然良港，能容纳众多舰船。为最终落实封锁直隶湾的计划，他再次提出对胶州湾至莱州附近海岸、庙岛列岛进行系统性测绘，以确认自山东半岛沿岸深入中国腹地的可能性。(23)
经多番测绘和讨论后，贺布逐步落实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南北作战基地计划”：第一，因香港调兵至天津路途过于遥远，在向清政府的最后通牒下达之际，提前占领舟山作为南部作战基地以取代香港；第二，提出将山东半岛和庙岛列岛，特别是芝罘与大连作为北部作战基地候选对象。(24)1860年4月14日，英、法双方在上海举行联合会议，法方再次提出联军应尽快占领舟山。(25)7月19日，英法联军在芝罘召开会议，确定海河和北塘作战细节。(26)英法联军后续军事行动大致以此作战计划展开。
三次大沽口之战既是英法两国寻求攫取更多在华利益的手段，亦是英海军测绘和熟悉华北水域的过程。最终，英海军以舟山和直隶湾口岸为核心的“南北作战基地计划”，构建了支撑其在华北海域进行军事调度的后勤补给体系。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香港—东南五口”巡游范围相比，可以看出此时英海军防控重心已向北偏移。战事平息后，长江流域、华北、东北和日本口岸依约渐次开放，英海军在东亚海域的部署格局开始从战时状态向战后状态演变。
二、英海军东亚分区部署格局的形成
随着英国海军在东亚海域的行动范围不断扩展，原本以香港为单一支点的舰队巡游体系已难以有效满足驻防需求。三次大沽口之战期间，“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确立了多个战时据点，并在战后继续予以维持，依托它们建立更为稳定的分区指挥体系。舰队司令需平衡考虑华南、华北和日本海域的防务需求，跨区域协调成为舰队运作的常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英《北京条约》第9款规定：“所有英国舟山屯兵立当出境，京外大军即应启程前赴津城，并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广东省城等处，俟续约第三款所载赔项八百万两总数交完，方能回国抑或早退。”(27)英法联军内部在战后确立起两个原则：第一，目前占领的任何中国领地，均由英法联军共同持有；第二，英法联军所占领土需在清政府缴清赔款后退还，英、法政府或可另行决定提前结束占领状态。(28)贺布在战时便计划在海河口保留一支小规模驻军，并以驻扎芝罘的大规模部队作为后援，一年期满后从海河撤军，清政府赔款缴清后再自芝罘撤军。(29)但额尔金认为在赔款尚未交付的过渡期，将兵力保留在庙岛列岛，比在陆地驻扎军队更容易让清政府接受。在额尔金的主导下，1860年11月，英国海军临时占领庙岛列岛作为过冬站，法国海军则进驻芝罘。(30)英、法两军将领商定，英国国旗与法国国旗将分别悬挂，各自代表其占领区域。(31)
但贺布仍旧不愿意放弃芝罘的战略价值，希望在战后能继续保留此地用作海军基地。为此，他首先趁法军撤离之际展开交涉，以建立煤炭和物资仓库及邮政通讯站点为由再度进驻芝罘；(32)其次推动英领事莫里逊(M.G.Morrison)将登州开埠更改为芝罘开埠，并借机扩展芝罘英租界，专作海军用途。1861年2月1日，英海军军官在芝罘调查布置海军仓库的合适地点的同时，发现芝罘商业优势巨大：一是芝罘交通区位优越，是连接内地、山东东部和经由登州进入济南的陆上货运中心；二是芝罘港湾条件良好，适宜成为欧洲商船的集聚点和辐射华北、朝鲜的航运港口。(33)在海军调查的基础上，因登州港湾条件不佳、贸易不彰，莫里逊随后开始运作由芝罘取代登州开埠通商。(34)达成此目的后，贺布进而要求驻华公使卜鲁斯同清中央政府协商，将芝罘附近的船坞岛、坟墓岛、竖起岩及附近岩石划入英租界并专供海军使用。(35)
贺布的操作引起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的不满。法方认为贺布在芝罘设立军舰驻泊据点违反了《北京条约》撤军条款，且违背英法联军的战时安排。(36)面对布尔布隆的指控，贺布通过援引《天津条约》中第11款的规定，“嗣后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置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墓等事”(37)，来为自己的行为取得合法性。他将原本适用于英商的条款扩及军队，否认英海军在芝罘占地是“军事占领”行为。由此，贺布通过影响领事改换开埠口岸的决策，并借助扩展芝罘英租界的渠道实现在直隶湾占有一个海军基地的意图。在他的设想中，芝罘海军基地的主要功能有二：为往返上海与天津的航船提供煤炭与军需物资补给(38)；避免驻扎直隶湾的军舰频繁返回上海进行补给(39)。
不过，相较于芝罘，上海的战略地位对英海军而言更高。据《北京条约》撤兵条款规定，所有英国舟山屯兵立当出境。但在战时对英海军同样关键的上海可以取代舟山的功能。因上海具有可联系直隶湾、香港、长江和日本口岸的地理区位优势，贺布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舰队内部通讯网络，这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贺布利用邮政船搭建了“上海—芝罘—天津”之间的通信渠道，在冬季海河冰封时期，邮件通过芝罘中转。(40)其二，横滨和上海之间已有快速帆船频繁航行，单次航行约需10日，英海军可利用该航线进行跨区域联系。(41)其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与上海之间的通信航线即已搭建。其四，《天津条约》签订后，额尔金和海军前往长江流域探查可开放通商的口岸时，沿海与内河之间的军舰调度和通信依旧以上海为中心。(42)
而且，上海的海军用地早在1856年便通过英国驻沪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获得。因太平天国战争对上海的威胁，罗伯逊透过商务总监暨对华特使包令(John Bowring)向英外交部建议派驻军舰保卫此地。(43)1856年11月，应上海领事之要求，西马縻各厘亲自到访上海，发现该地战略位置重要，而且在上海领事馆附近设置的煤炭仓库，可提供军舰48小时内航行至日本口岸和鞑靼海峡所需的必要物资。因此，他向商务总监申请上海领事馆的土地供海军使用，获得后者允许，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今后若领事需要这块土地，海军将予以放弃。(44)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舰队司令要求扩充上海仓库，该地由此进一步成为英海军战时补给运输的重要中转站。(45)
随着1858至1860年间《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日英修好通商条约》相继签订，英方获准派遣全权公使驻京，且英日之间的外交与商贸关系建立起来，英舰在东亚驻扎的形势发生南北转换：1860年之前仅一艘军舰驻扎在北方；而之后有11艘军舰和1100名海军被派往北方，仅6艘军舰和500名海军驻扎在南方。(46)这导致偏居中国南端的香港海军基地，不再适应英海军的整体布控需求。为适应这一形势变化，“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在东亚被划分为华南分舰队和华北分舰队，后者巡游范围涵盖宁波、直隶湾、长江和日本口岸。高级海军军官常驻上海指挥华北分舰队的调度，一系列设施、人员和物资安排比照香港海军基地建立起来。
上海作为华北分舰队的战略据点，需要配套建立稳定的后勤补给体系作为支撑。香港物资虽可部分供给上海，但因季风的存在及资金的限制，贺布开始在地化寻找对军舰至关重要的能源支撑。他积极对东亚各地煤炭储备和开采情况进行调查，包括纳闽、婆罗洲、广州、台湾、长江流域、日本、满洲、大沽和牛庄等地，综合考虑煤炭质量、航程和风向等因素，最终选定长崎为上海的最佳煤炭供应源。(47)因此，上海能被贺布规划为英国海军在东亚的北部战略重心，实则建基于“上海—日本口岸”这一跨区域联动关系之上。
这种联动关系不仅体现在煤炭补给方面，也同样反映在海军人员的医疗与健康保障层面。19世纪西方医学界盛行热病理论，认为热带气候地区的腐败作用会加速发生，将炎热气候视为病态。(48)英海军医生受此影响，认为上海、南京和汉口夏季热病盛行的状况不利于海军官兵身体健康。早在1858年，西马縻各厘就向英海军部表示希望打开日本口岸，作为饱受中国夏季气候困扰的舰队船员的换防与休养地。(49)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长江下游一带饱受传染病流行影响。(50)英海军医生联合向舰队司令反映，长江下游的气候和环境对海军官兵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1861年3月到9月末，停驻南京的“半人马”号舰船上的海员受到发热、腹泻和痢疾的影响。随船军医判断病因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军舰停泊在不健康的环境，海军受到酷热环境和泥滩、沼泽的瘴虐气体的影响。二是食物品质存在问题，缺乏蔬菜供给。(51)因此，英海军医生提出，驻泊长江的军舰在夏季应每隔6周换防至日本或更北部的口岸(芝罘)。(52)自横滨海军医院建立后，舰队司令极力建议将华北海军病患转移至横滨治疗和休养(53)，以此作为维护海军官兵健康和保持海军战力的重要举措。
因“上海—日本口岸”的联动关系，横滨对于英海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种重要性因1863年后日本政局动荡更加凸显。1861年，因日本浪人袭击驻日公使馆事件爆发，英、法两国趁机在横滨取得驻军权。经外交斡旋后，贺布个人判断英日在政治和商业上的关系已取得进步，不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54)，因而军舰偶尔到访长崎和函馆即可保护在日领事和商人安全。(55)但随后3年间，英国在日军事活动频繁。横滨锁港、英萨战争和下关战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导致英国军舰聚集于日本海域。1868年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向东亚派驻的4200名海员中，有高达2700人在日本海域附近服役。英国在日驻军依赖从上海或香港提供补给，但补给过程既耗时又昂贵。从上海运输煤炭到日本的费用达每吨6镑，但若直接在日本建立煤炭仓库，该成本可降至每吨3镑。(56)为适应这一状况，日本分舰队最终从华北分舰队中分置出来，由驻扎横滨的高级海军军官统筹日本海域军事防务，维持英国在横滨、长崎、神户、函馆和新潟等通商口岸的商贸利益。
综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军舰巡游范围跨越原本熟悉的“香港—东南五口”区域，偏居中国南端的香港海军基地不再适应英海军在东亚海域的整体布控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以上海为核心的华北分舰队，成为“东印度与中国舰队”下辖的最新组成部分，与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分舰队遥相呼应。为支撑上海的军事战略地位，贺布在东亚范围内寻求可供利用的煤炭和医疗资源，由此形成“上海—日本口岸”间的联动关系。随着1859年横滨正式开埠及之后日本局势的动荡，大量英国海、陆军转移至日本，以横滨为核心的日本分舰队从华北分舰队中独立出来。至此，英国海军东亚分区部署格局形成，并在19世纪下半叶始终得到有效维持。
三、英海军东亚部署力量的重组
随着“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在东亚的部署力量逐渐被划分成以香港、上海和横滨为核心的3支分舰队，舰队指挥体系与日常调度日益复杂。原本横跨印度洋、东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海域的舰队建制已不合时宜。与此同时，英、法两国由盟友关系转向在东亚扩张竞争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并加速了“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兵力部署的重组过程。
“东印度与中国舰队”的重组趋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有显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舰队司令多在中国与东南亚海域活动。驻守东印度分部的海军准将军阶仅次于舰队司令，虽在舰队内部受后者节制，但享有与英海军部直接通信的特权。(57)这意味着海军准将可越过舰队司令，与英海军部就东印度分部的防务、巡航与人事安排进行直接沟通，相当于一个“准独立指挥单元”。贺布认可这一制度设计，在其任职期间，驻守印度的海军准将约翰(John Hay)是曾协助其进行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得力部下，并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在直隶湾担任海军高级军官。因此，贺布和约翰之间能够保持默契与合作关系。但当1862年贺布的舰队司令之职由库珀(Augustus Kuper)接任后，因约翰未经库珀审核即发布了东印度分部的常规指令，引发库珀震怒。库珀向海军部控诉约翰的越权行为，后者擅自废止了此前经历任舰队司令确认生效的指令。他向海军部指出，同一舰队流通多个版本的常规指令多有不便，合规的做法是海军准将应先将指令呈交舰队司令核准后方可生效。(58)但无论是约翰与贺布之间的默契合作，还是约翰与库珀之间的冲突，都证实了驻守东印度分部的海军准将在舰队内部权力的特殊性。“东印度与中国舰队”的重组就此埋下了种子。
舰队的重组计划，因舰队司令的防务任务进一步聚焦在中国海域而被提上议程。1859年2月，英国海军部向即将就任“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司令的贺布发出指示：“凡在你认为确有必要之时，仍可前往所辖防区中的东印度部分进行巡视；但应始终牢记，中国及马来群岛周边海域，乃是你防区内最需履行职责的区域，因此应仅在极少数情况下离开该区域。你须在中国及日本沿岸保持一支足以执行一般任务的兵力。”(59)英海军部认为舰队司令须将主要海军力量部署在中国，这带来英国海军在远东布防的两大变化：其一，东南亚海域因其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航道受到英海军部重视。英海军部指示贺布在此地作好防御工作，“应拨出一定兵力及若干炮艇，负责肃清马六甲海峡及其以东海域的海盗活动，尤须注意英国船只往返中国航线上的安全”(60)。可见此时英国海军在远东构建海上布防体系，重在为英商在华商贸活动提供持续军事保障。其二，因舰队力量集中在中国海域，带来澳大利亚周边海域防御空虚的问题。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围绕殖民地防务成本应如何在“帝国责任”与“殖民地自担”之间权衡展开讨论，由此引出澳大利亚及周边海域所需海军力量规模与性质的议题。这一争议核心，集中体现为是否应在澳大利亚设立一支由海军上将指挥的常驻海军分舰队，作为专门的海军上将辖区。(61)最终在1859年，“东印度与中国舰队”原本覆盖的澳大利亚海域被分离出去，由新组建的“澳大利亚舰队”负责巡航。(62)
为适应东北、华北、长江和日本口岸对英开放通商的新态势，贺布提出进一步将“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重组为东印度舰队与中国舰队两部分。贺布指出：“鉴于当前我们与中国、日本的关系，以及中国境内普遍存在的动荡局势，未来数年内，海军上将几乎不可能在其任期内南下至香港以南海域。鉴于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地方性知识，唯有通过亲身巡视方可获得。既然海军上将事实上无法前往印度或马六甲海峡地区，这已构成将这两者自其指挥范围中剥离的充分理由。”(63)基于此，贺布建议将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从原本的舰队巡游区域中抽离出去。然而，“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重组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并不在于东印度分部或中国分部各自的调整，而在于如何界定并安置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域，即应将其纳入哪一个分部的管辖之下。
在贺布原本的规划中，他建议将马六甲海域归入“东印度舰队”而非“中国舰队”管辖，源于其对“亭可马里—新加坡—香港”相互关系的判断。贺布认为亭可马里与新加坡之间的通航全年无休，相较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的通行而言较为便利。1858年，英海军部计划在新加坡修建海军中心造船厂，但贺布反对此计划，认为亭可马里港口条件和地理位置优越，且因季风猛烈导致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交通困难，香港难以利用新加坡的海军设施。相比于建设新加坡海军造船厂，他更倾向于沿用亭可马里和香港的既有船坞设施。基于这些因素，他将海峡殖民地的船只维修和补给工作放在亭可马里进行，而非香港。(64)此外，贺布认为马六甲海域的海军可成为东印度海域皇家海军的补充来源。(65)可见，在这一时期英海军的战略部署中，印度海军和马六甲海峡殖民地海军资源联系紧密。1862年，马六甲海峡分部确实也正如贺布的设想被划归东印度舰队，受驻守东印度的海军准将管辖。(66)
不过，从1862至1864年间，马六甲海峡分部的归属开始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67)，这与法国人在交趾支那的行动密切相关。《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商议撤军事宜。在规划撤军过程中，贺布同时也在揣度法国军队在东亚的部署计划。其中，法国军队在交趾支那地区向外的扩张让英国人最为关注。1860年，英海军就监控到法国人获取西贡，并认为西贡地处新加坡与中国贸易航线的中心位置，未来势必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港口。(68)此后，法国在占领西贡基础上，进一步成为柬埔寨的保护国，甚至试图将领土扩展至暹罗。这使得新加坡商界和英方官员群体明显不安与警惕起来。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威胁着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的贸易往来，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可以西贡为前沿基地，对英国殖民据点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69)为应对这一新的局面，舰队司令要求驻扎马六甲海峡的高级海军军官重点搜集法国在交趾支那扩张的情报，确定法国在此区域的势力范围与军事动员能力。(70)英海军一方面需提防法国利用西贡据点阻碍“中国香港—新加坡”贸易通道，另一方面需要新开辟从婆罗洲到中国海岸的航行通道。(71)因此，东南亚海域被重新划分至“中国舰队”管辖范围之下。
最终在1864年2月25日，“东印度与中国舰队”被正式拆分成“东印度与好望角舰队”和“中国舰队”。原本被划入印度分部管辖的马六甲分部归入“中国舰队”之下。(72)根据英海军部指令，“中国舰队”的管辖范围用经纬度被清晰地加以界定：北界自东经95°与北纬8°交汇处平行延伸至马来半岛西岸，向南至新加坡，向北沿亚洲东部沿岸至白令海峡东角；西界自北纬8°起，沿东经95°向南延伸至南纬10°；南界沿南纬10°平行延伸；东界沿西经170°经线至白令海峡东角。(73)
可见，“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部署力量的调整，是英国海军应对1858至1864年间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举措。这一调整既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的战略布局转变影响，也源自战后法国人在交趾支那扩张的推动。随着英海军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海域的布防任务日趋繁重，舰队司令已难以对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辽阔海域实施有效的军事调度。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盟友转化为潜在的敌手，法国势力在交趾支那地区的扩张，影响了“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重组时东南亚海域的归属。从这一角度而言，与其说“‘中国舰队’乃由东印度舰队中脱离而独立成军”(74)，不如说因东亚海域的重要性需要舰队司令集中更多精力关注“中国舰队”所辖海域。由此，一个以香港、上海、横滨和新加坡为布防核心的“中国舰队”就此诞生。
结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海军东亚部署体系转型的关键节点，这一转型从部署重心的北移、分区部署格局的形成与部署力量的重组三个维度体现出来。肇始于这场战争，可以看到中英外交新秩序的建立，更可见英海军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部署体系的重新规划，变动的东亚局势反过来促使英国对远东战略进行调整。
在部署重心层面，舰队司令围绕三次大沽口之战进行的战时军事部署，导致英国海军在东亚的布防重心北移。以香港为核心、偏重华南的既有海军部署体系，已难以满足英海军东亚整体布控与持续驻防的需求。在部署区域层面，舰队司令在战时确立的多个据点在战后仍被设法维持，并以此为基础演化为分区指挥体系。在部署力量层面，因东亚局势的变化与英法关系的转变，“东印度与中国舰队”逐步重组为“中国舰队”，为之后英国海军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奠定了基本框架。
但“中国舰队”经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数个北方战略据点，无论是上海、横滨还是芝罘均位于通商口岸，与当时香港和海峡殖民地能较为便利地受英国人掌控的态势大不相同。为此，英国海军为谋求侵占可掌控在手的东北亚海军基地，进一步搅动了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国际关系，这体现为1885年英海军出兵侵占朝鲜巨文岛，直至1898年成功租借威海卫，“中国舰队”谋划属于自己的东北亚海军基地的企图才告一段落。(75)可见，英国海军在东亚影响力的扩展及其对区域事务认知的深化，持续塑造着19世纪下半叶东亚国际局势的演变，因此，在考察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史时，不应忽视军方的视角及其行动逻辑。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葛夫平：《法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尚仁：《英法联军之役中的英国军事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82本第3分；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赵欣、姚蘭：《地缘政治视角下东北亚海岸线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0期；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邹子澄：《武力外交与侵略战争——蒋孟引与二十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两次变革》，《新史学》2025年第36卷第1期；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8,pp.206-342;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1830-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p.299-406; J.Y.Wong,Deadly Dreams:Opium,Imperialism,and the Arrow War(1856-1860)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英国海军在华水文测绘活动作为服务于军事侵略的措施被重点讨论，前人学者如游博清《英法联军对中国水文情报之侦搜、分析及其战场效用(1856-1860)》(《台大历史学报》2022年第69期)一文，围绕水文测绘背后的海洋知识生产、军事战略及海洋霸权展开论证。
③本文利用的英国海军部档案主要为ADM125和ADM1。ADM125是英海军“东印度与中国舰队”/“中国舰队”档案，主要汇集了以舰队司令为中心的收发信件，是复原该舰队发展历程的基础性材料。ADM1是英国海军部秘书处档案，舰队司令向伦敦递交的报告多汇聚于此。海军部各大臣在舰队报告上所作评注及回信，反映海军部对全球各地舰队事务的指导与意见。本文所引英海军部档案，均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London：The National Archives)，后注不再标明。
④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1,Shanghai: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p.394.
⑤Thomas Cochran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January 21,1847,ADM 1/5575.
⑥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1830-1860,pp.260-264.
⑦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Reply to the Earl of Elgin's Complaints," September 27,1858,ADM 1/5693,pp.893-894.
⑧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Reply to the Earl of Elgin's Complaints," September 27,1858,ADM 1/5693,pp.880-881,899-900.
⑨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1830-1860,pp.352-353.
⑩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328-332页。
(11)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General Letter," July 6,1858,ADM 1/5693,p.206; Charles Barker to Michael Seymour,"Reporting on Visit to Japan," September 20,1858,ADM 1/5693,pp.281-295.
(12)Lord Elgin to Michael Seymour,November 4,1858,ADM 1/5693,pp.845-846.
(13)F.W.A.Bruce,Charles Van Straubenzee,James Hope,"Minute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Government Offices at Hong Kong on Friday April 28th/29th,1859," ADM 125/100,pp.309-313.
(14)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Remarks on Blockade of Ports in China," November 30,1859,ADM 1/5712,pp.42-53.
(15)James Hop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July 6,1859,ADM 125/100,pp.547-549.
(16)James Hope to W.A.Heath,July 6,1859,ADM 125/100,pp.555-556.
(17)Walter Dickson,Part Second of the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of H.M.S.Chesapeake,1858-1859,ADM 101/169,p.12.
(18)"Proposed Bases for Combined Operations on the Coast of China," October 25,1859,ADM 125/100,p.893.
(19)Clarence Paget to James Hope,November 10,1859,ADM 125/100,pp.889-892.
(20)James Hope to John Bythesea,July 9,1859,ADM 125/100,pp.557-558.John Bythesea to James Hope,"Reporting Proceedings in the Gulf of Pechili," September 17,1859,ADM125/100,pp.749-768.
(21)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Remarks on Blockade of Ports in China," November 30,1859,ADM 1/5712,pp.42-53.
(22)Walter Dickson,Part Second of the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of H.M.S.Chesapeake,1858-1859,ADM 101/169,p.39.
(23)James Hope to F.W.A.Bruce,January 18,1860,ADM 125/101,pp.249-250.
(24)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Approaching Operations in the North of China," February 15,1860,ADM 1/5735,pp.840-846.
(25)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April 25,1860,ADM 125/101,p.563.
(26)James Hope,"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Chefoo," July 19,1860,ADM 125/102,pp.33-36.
(27)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1,p.434.
(28)Elgin to James Hope,November 13,1860,ADM 125/102,pp.761-768.
(29)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November 31,1859,ADM 125/100,p.934.
(30)Elgin to James Hope,November 13,1860,ADM 125/102,pp.761-768.
(31)A.Bourboulon to Bruce,August 31,1861,ADM 125/103,pp.923-925.
(32)James Hope to F.W.A.Bruce,October 1,1861,ADM 125/103,pp.927-928.
(33)"Report upon Proposed Site for Depot at Chefoo," ADM 125/103,pp.121-127.
(34)M.G.Morrison to Frederick W.A.Bruce,June 24,1861,ADM 125/9,pp.1-11.
(35)James Hope to F.W.A.Bruce,October 1,1861,ADM 125/103,p.929。需说明的是，此后历经多方博弈，芝罘虽开放成为外国人的租地，但在19世纪并未在此组建正式租界与外侨自治机构工部局。
(36)A.Bourboulon to Bruce,August 31,1861,ADM 125/103,pp.923-925.
(37)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Vol.1,p.408.
(38)Herbert F.Brady,"Memorandum by Mr.Consul Brady Respecting the Status of the So-called 'English' and 'French' Islands Near Chefoo," ADM 1/7696.
(39)James Hope to Rear Admiral Protet,December 9,1861,ADM 125/103,p.932.
(40)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General Letter," January 24,1861,ADM 1/5762,pp.216-226.
(41)James Hope to Augustus Leopold Kuper,October 15,1862,ADM 1/5790.
(42)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State of Affairs in China," November 15,1858,ADM 1/5693,pp.843-848; John Ward to Michael Seymour,"Report of Proceedings up the Yang Tsze Kiang," January 4,1859,ADM 1/5712,pp.963-972.
(43)John Bowering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July 5,1856,ADM 125/1,pp.273-276.
(44)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November 11,1856,ADM 125/1,pp.437-442.
(45)Michael Seymour to Senior Officer,March 7,1858,ADM 125/2,p.487.
(46)James Hope,"Statement of the Mode in Which the Cash Transactions of the Squadron Stationed in the North of China are Conducted," ADM 125/7,p.243.
(47)James Hope to Augustus Leopold Kuper,October 15,1862,ADM 1/5790.
(48)[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李尚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5-127页。
(49)Michael Seymour to the Secretary of Admiralty,August 20,1858,ADM 125/3,p.29.
(50)李玉尚：《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5期。
(51)Joseph Henderson/William Hoggan/Henry Arnot to James Hope,November 25,1861,ADM 125/8,pp.413-416.
(52)James Hope to Augustus Leopold Kuper,October 15,1862,ADM 1/5790.
(53)Robert Bernard to Captain John F.Ross,August 31,1867,ADM 125/78,pp.40-50.
(54)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Military Escort for Her Majesty's Minister in Japan," November 29,1861,ADM 1/5790,pp.685-686.
(55)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Force Required for the China Station," March 15,1862,ADM 125/8,pp.487-489.
(56)Henry Keppel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Advisa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Naval Depot in Japan," February 24,1868,ADM 1/6052,pp.166-183.
(57)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Reporting having Resigned the Command," November 8,1862,ADM 1/5790; C.Paget to Lord John Hay,May 26,1862,ADM 125/137,pp.507-509.
(58)Augustus Kup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Correspondence with Commodore Lord John Hay,relative to the Publication of an Order Book," May 6,1863,ADM 1/5824,pp.335-340.
(59)Admiralty to James Hope,February 28,1859,ADM 13/4,p.439.
(60)Admiralty to James Hope,February 28,1859,ADM 13/4,p.439.
(61)W.Denison to E.B.Lytton,October 26,1858,ADM 1/5721.
(62)Admiralty to James Hope,March 26,1859,ADM 13/4,pp.469-470.
(63)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Force Required for the China Station," March 15,1862,ADM 1/5790,pp.1117-1138.
(64)James Hope to Augustus Leopold Kuper,October 15,1862,ADM 1/5790.
(65)James Hope to Lord Clarence Paget,"Force Required for the China Station," March 15,1862,ADM 1/5790,pp.1117-1118.
(66)James Hope to the Senior of H.M.Ships,Straits of Malacca,July 15,1862,ADM 125/137,p.505.
(67)英海军部对东南亚海域的布防规划十分反复，这可从“东印度与中国舰队”正式分裂前后的职位安排和官员流转中体现出来。东印度舰队司令、中国舰队司令和驻守新加坡的海军高级军官，这三个职位在两人间几经流转，折射出英海军部对这一区域战略调度的斟酌。George 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Reporting having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China Station," May 23,1865,ADM 1/5923,pp.351-353; W.G.Romaine to Augustus Kuper,January 16,1865,ADM 125/9,pp.999-1002; Augustus Kup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General Letter," May 20,1865,ADM 1/5923,pp.365-369。
(68)"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Mr.W.Stanton Master Commanding the 'Saracen',to Rear Admiral James Hope," January 3,1860,ADM 1/5735,p.1028.
(69)Frederick Montresor to Augustus L.Kuper,"Relative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ench in the China Seas," October 8,1863,ADM 125/138,pp.283-293.
(70)Frederick Montresor to Commander Parris,February 25,1864,ADM 125/138,pp.301-309.
(71)Frederick Montresor to Augustus L.Kuper,"Relative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rench in the China Seas," October 8,1863,ADM 125/138,pp.283-293.
(72)Augustus Kup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Reporting having Transferred the Command of the China Station," May 22,1865,ADM 1/5923,p.252.
(73)C.Paget to Vice Admiral Kuper,February 25,1864,ADM 13/34,pp.418-420; C.Paget to Vice Admiral Kuper,"Limits of China Station Defined,East Indies attached to Cape of Good Hope Command," February 25,1864,ADM 125/9,pp.631-633.
(74)王家俭：《十九世纪英国远东海军的战略布局及其“中国舰队”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态度》，《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9年第40期。
(75)刘豪：《英国海军东北亚基地的构想与实践(1875-1898)》，《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