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1917—1949年间的白话文学，作为一种史实，可称为“现代白话文学”。长期以来，它以自然沉积和人为叙述两大方式，经历了化入“中国文学史”、化为“新文学”、化成“中国现代文学”和化入“20世纪中国文学”四大历史化时期；形成六大历史化特征：与新文化创造和旧文学整理同步展开的历史化，基于现代“纯文学”观的历史化，在“当前文学”发展想象中历史化，以世界文学为视野的历史化，在社会发展史和文化思潮史框架里历史化，以及与他者对话中探寻文学本体性的历史化。历史化具有呵护、引导与经典化“现代白话文学”的价值，但也潜存着某些隐患。“现代白话文学”近百年历史化的突出经验，是在历史化过程中必须突出中国性、现代性和文学性。
作者：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10期。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倡导以白话替代文言进行文学创作，引发了中国文学的空前变革，白话文学取代了文言文学成为此后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本文所谓的“现代白话文学”，是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是现代历史时期用白话创作的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文学，外延涵盖1917—1949年间用现代白话创作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所有新文学作品，之所以加上引号，是为了区别于一百年来人们对于“现代白话文学”的既有称谓，诸如“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它们是“现代白话文学”在不同时期历史化的结果。
作为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性生成时期的新质文学，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属于过去时代的文学事实，一种历史完成形态，经由长期的历史化，它业已变为历史文本呈现在过去读者和现在读者面前，且将继续被叙述展现在未来读者面前。其历史化是由过去向未来敞开的复杂进程，这个进程是在广阔的社会运动、文化建设背景中展开的，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现代审美意识创造密切相关，更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自身发展建设密切相关。揭示其特征与价值，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化认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化的方式、途径
“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指的是现代历史现场所发生的白话文学史实之历史化。“现代白话文学”史实，包括现代时期的白话文学运动、白话文学创作思潮、白话作家作品、白话文学事件以及相关趣闻轶事等，其中作家、作品是主体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其存在形态绝大多数属于文字符号文本，也有影视、唱片类文本，还有无文字的口传类，近些年来不少文字文本业已转化为电子文本。现代历史现场是过去时空中的现场，是不可能真正回还的，也不可能还原，过去时空中所发生的围绕社会运动、现代文化建设所涌现的白话文学事实无边无际，有的有序，更多的则属于无序丛生状态，不可计数。
历史化，是一个表示过程的动词，即历史史实化为“历史”的进程，诸如思想史实可以化为思想史，哲学史实可以化为哲学史，绘画史实可以化为绘画史。文学历史化就是文学史实变为文学历史的过程，那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复杂丛生而无序的史实是如何变为有序的“历史”，它变为“历史”的方式、途径是怎样的？其历史化后的存在形态又是怎样的？有学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指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思想和活动；二是它同时也指我们自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实变为“历史”的历史化，应包括两种方式或曰途径。
一是“事件、思想和活动”以其固有形态沉积为可以观看的“历史”。所谓沉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累积，累积就像落叶堆积一样，是非人为的自然过程，即事实发生之后未经后来者加工处理以其本来面目存世，这是一种自然沉积的方式、途径，沉积的前提是史实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留存的历史性文本，诸如《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它们作为现代白话文学史实，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被阅读与保存的文本。
二是后来者依据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对现代历史现场所发生的白话文学史实的处理与叙述，使其以新的面貌面世，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性文本。这一方式从难易程度而言，大体上又可以分三个等级：将某些初版本重新翻印，使其不至于被历史尘埃所淹没，也就是将它们从杂乱无序的原生语境中遴选出来，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化处理，可以称之为“初级历史化处理”；将某些作品从不同报刊、书籍中挑选出来，结集出版，就是对原始史实的遴选汇编与整理，是对文学史实的一种相对复杂的处理，使之更有可能进入历史大叙事之中，可称之为“中级历史化处理”；基于某种目的和历史观，尤其是文学史观，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实整理、叙述成为线索清晰的发生、发展史，使之化入某种历史潮流之中，化为有序的历史性存在，诸如胡适的《国语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是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实更为复杂的历史性取舍与重组，可以称之为“高级历史化处理”。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自然沉积的历史化文本，大多以物质性形态存在，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口头文学，可以观看或倾听；它们是自然累积的结果，某种程度或意义上熔铸着人类某些崇高精神与价值理性，灌注着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文化创造意志与文学精神，它们被沉积为“历史”是其内在价值与意义的显现；人为处理、叙述出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文本，则是文学史实处理者、文学史著述者依据所处时代文化建设目的、文学史观念、文学审美理想与读者期待等，对“现代白话文学”历史事实的取舍与重组，体现了对文学传统的传承变革思想和对“当前文学”的历史态度。前者虽然也化为“历史”，但是一种遗产性存在，如果说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它的“当代史”内涵不是被发掘、阐释出来的，而是因与“当代文化”相吻合而呈现出来的，在沉积中现身就是其内在价值与“当代文化”意义的体现，它是后者处理、叙述的主要对象；后者是一种人化行为，一种有明确目的的文化实践、文学活动，“化”就是将某些中国“现代白话文学”遴选出来，以不同方式发掘、阐释其价值与意义，发掘、阐释行为是一种体现语境内涵与诉求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建构活动，其“当代史”特点非常显著。
自然沉积性文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实文本，其主要形态是原始文献，它是历史化处理、叙述的依据与前提，历史化处理、叙述更多的时候是对自然沉积性文本的处理，离开自然沉积性文本几乎是不可能进行历史化叙述，离开自然沉积的历史化叙述往往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人为整理叙述，自然沉积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也很难彰显。当然，实际情况是，一些自然沉积性文本可能被人为处理、叙述，但更多的自然沉积性文本则无法进入叙述者视线，成为选本、文学史著作等人为叙述文本中的空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价值小，叙述者没有选择某些自然沉积性文本也并不意味着有什么问题，只是观看视角所致。它们都属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的内容，只是所处阶段与状态不同。
总之，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就是将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化为“历史”，包括自然沉积和人为处理两种方式、途径，它是对历史现场所发生的史实特别是原始文本的筛选复制、汇编整理与叙述，以使杂乱无序的白话文学史实成为有序的可以观看的符合某种理性的“历史”。
二、历史化的百年进程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断代文学，其历史化由化入怎样的“历史”和化为怎样的“历史”两大内容构成。从“现代白话文学”发生那一天开始，它们就是其倡导者与实践者心中的重要命题。他们反对文言旧文学、倡导白话新文学，一方面将过去的文学史实纳入新文化运动这一“当代史”中处理，另一方面又将白话新文学这一“当代史”视为一种历史性行为，彰显了一种鲜明的历史意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发生后稍晚几年，关于其史实的汇编与历史著述就出现了。1920年上海新诗社出版部出版了《新诗集（第一编）》，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它们以新的诗歌观念遴选保存新诗作品；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1924年申报馆出版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它们在同一历史脉络中叙述旧文学和白话新文学，既将新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大历史中阐释，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历史的一部分，又将旧文学“当代化”，使之成为“当代史”，成为新文化价值视域中的文学历史。于是，解决了刚刚发生的“现代白话文学”化入怎样的历史和化为怎样的历史的问题，同时彰显出一个突出特征，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创作发生史与其历史化发生史几乎同步展开。
沿着这一历史化起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开启了自身历史化的进程。必须注意的是，前述历史化的第一种方式、途径，即史实以其本然形态沉积为“历史”，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化，它提供的是第二种历史化方式、途径所需要的重要文献，并非本文将要论述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化；第二种历史化方式、途径中的文学史著述，才是真正自觉的历史化行为，因此本文所谓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进程将聚焦于“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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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言之，一百年来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著述即历史化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0年代，从发生期历史化起点出发，将“现代白话文学”化入中国文学史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最新发展阶段，诸如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泰东书局1925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9年版）、赵祖抃的《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光华书局1928年版）等。第二个时期是1930至1950年代，“现代白话文学”被历史化为“新文学”。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其讲义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将“现代白话文学”从中国文学史中独立出来，叙述成为“新文学”；1930年代初期，苏雪林在武汉大学的白话文学课程讲义名为《新文学研究讲义》。“新文学”以独立身份进入大学课堂。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代白话文学”被史化为“新文学”，代表性作品有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卷，分别由开明书店1951年出版、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出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等，在新的历史语境里，进一步确立了“现代白话文学”的“新文学”身份，使之从整个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鲜明新质的断代文学。第三个时期，从1950年代中后期至今，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被历史化为中国“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品有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1961年）、中山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61年版）等，它们主要是从时间意义上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年版），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时间范畴和性质定位的二重性概念。随着现代性质定位的普遍认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段也被突破，成为包括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概念，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突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价值定位的文学史。第四个时期起于1980年代，在时段上与第三个时期有重叠部分，其特点是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化入“20世纪中国文学”之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谓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试图突破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叙史模式，在“二十世纪”这一世纪框架里叙述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此后出版了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它们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现代”时间观念及其现代性论断，20世纪概念所具有的新特征使得原来的述史框架所遮蔽的某些作家作品被发现，某些文学特性被发掘与阐释。
上述四个时期是总体趋势与规模程度上的一种概括，其实还有别的历史化走向，诸如“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学进化史”“平民文学史”等，而且不同的历史化趋势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相互交织。从化入怎样的文学史和化为怎样的文学史二重命题看，早期历史化突出的是化入中国文学历史脉络，中后期强调的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自身新的特质，突出的是化为怎样的文学的问题，也就是使之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断代文学。
三、历史化特征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所走过的百年历程，既与中国社会发展、文化转型、新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又与中外文学冲突、融合分不开，或者说它是在中国史和全球史对话融合背景中展开的，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征。
一是与新文化创造和旧文学整理同步展开的历史化。“现代白话文学”本身就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发生不久就开启了历史化进程，主要原因就是为推进新文化建设，更准确地说，其历史化本身就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重新整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历史，是新文化探索与建设的重要前提，所以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编撰以新文化为立场的中国文学史就成为一种文化潮流，而文学史编撰体例决定了它必须从源与流二重维度书写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最新走向，所以白话新文学发生不久就被写进文学史，开始历史化。从新文化建设角度看，编纂新的中国文学史，其不断解放、不断白话化的演变逻辑又是为白话新文学建设提供历史依据与话语支撑。所以“现代白话文学”史实的历史化是以新文化建设为前提与目的，在中国文学史整理中展开的。
二是重新定义“文学”以历史化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国古代将诗、词、歌、赋、论、说、记、传、章、表、书、奏、碑、诔、箴、铭等统称为“文学”，“文学”边界模糊；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界定“文学”，赋予“文学”新的内涵，希望以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开启民智，动员社会。“文学”成为“单指描写人生，发表情感，且带有美的色彩，使读者能与之共鸣共感的作品”。这是那时认可度较大的现代文学观，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文学革命使得文学观念不断窄化、纯化。文学史著述必须明确何谓文学，才能取舍、品评作家作品，才能定位作者作品的文学史位置，所以自1920年代初期开始，诸如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等都重新界定“文学”，将“文学”窄化为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它们成为现代以降一百年来“文学”的基本类型，文学史著作所叙述的文学创作史大体上由小说、诗歌、散文与戏曲的演变史所构成，因而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也相当程度上被史化成为小说、新诗、散文与话剧的发生发展史。
三是历史化与“当前文学”发展想象相统一。窄化的文学观，是进入现代社会后读书人对文学的一种想象与创作引导，历史著述呼应着这种想象，以史著的权威性确认这种想象，所以“现代白话文学”史实历史化从一开始就与创作发展联系在一起，对自身发展的想象与路径谋划相当程度上规约着历史化的方向，其中一个突出特征，是以新思想、新观念规范创作，叙述文学历史。例如，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分别将正在发展的白话新文学想象成为“国语文学”和“进化文学”，将新兴的白话文学历史化到几千年来的“国语文学”“进化文学”的历史脉络之中，历史化为新型的“国语文学”和“进化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期的将中国文学历史书写与“当前文学”发展想象相联系的特征，作为一种新传统贯穿于百年来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书写之中，例如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所以将现代三十年的白话文学叙述成为塑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文学，与1980年代启蒙思潮语境里对文学发展的想象与引导密不可分；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贯穿着“人”的观念的现代性演变，在此脉络里叙述新世纪文学，认为它“构成了探索生活现代性的文学新形态”，历史定位中包含着一种认同与对“当前文学”发展的想象。历史化的目的相当程度上在于引导与推进“当前文学”的发展。
四是以世界文学为视野历史化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国自古就有广阔的“天下”意识，进入现代社会后“世界”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范畴，而“现代白话文学”本身就是以“世界”为视域发生、发展的，其历史化与全球史背景里中国民族文学整理相联系，属于全球史视域里中国文学史写作范畴。1920年代的新诗选本，诸如《新诗集（第一编）》（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版）、《分类白话诗选》（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版）等，大量收录译诗，将译等同于写，既体现了视翻译为创作的诗歌观，又彰显了在世界诗歌背景中发展中国白话新诗的理念。早期的一些中国文学史著作，诸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单列了“翻译文学”章节，将翻译的外国文学视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组成部分，彰显了文学史写作的全球视野。随着认知的变化，“翻译文学”从文学史著作专门章节中退出，转变为叙述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关系，论述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影响，使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一定意义上成为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此前史著里所言外国文学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单向影响关系并不符合事实，认为互文性对话才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真实关系，认为史著应突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中国主体性，这是对中外历史关系认识的深化。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中的“世界”意识，既是对其发生发展史真实情况的反映，同时又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历史化过程中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是以“世界”意识突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民族主体性。
五是在社会发展史、文化思潮史框架里历史化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进入现代社会后，文学观念虽然不断窄化、纯化，但与社会发展、历史演变的联系却更为紧密，小说地位经由梁启超的倡导与“群治”关系更为广阔与深刻，新诗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新旧文化转型的产物，戏剧尤其是话剧始终与开启民智、社会文化变革相关，散文尤其是杂文、报告文学则直接面向社会言说。所以，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著史者多在社会发展史、文化思潮演变史的大框架里叙述其发生、演变逻辑与机制，一个较为普遍的述史路径是，先概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阐释这种变革对文学的呼唤与影响；再叙文学先觉者对社会历史趋势的把握，倡导新的文学革新，以回应社会变革，由此形成新的文学创作思潮；然后，论述新的文学思潮中应运而生者，以重要章节论述新型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在这种叙史模式里，“现代白话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被历史化到社会文化思潮史之中，被历史化为具有鲜明社会文化变革特征的文学史，从社会文化维度阐释其影响，以提升其历史贡献与价值。
六是在与文学“他者”对话中探寻其文学本体性。一百年来，“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在突出其社会文化贡献的同时，史家们并没有忘记其文学本体性，所以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贯穿着一条探秘文学性的线索。换言之，“现代白话文学”社会历史化、文化思潮化的过程并没有掩盖其作为文学的本性。史家们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中叙述“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以突出其参与文化启蒙、社会动员与革命建设的特征，提升其价值，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现代白话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所以他们往往是在文化现代性空间探寻“现代白话文学”不同于非文学文类的文学特征，在现代文化场域探寻其不同于古代文学性的现代文学特性，热衷于以中国传统文学、世界文学为背景探寻“现代白话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与特征，进而定位“现代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长河中的贡献与历史位置。
四、价值与反思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是一个已经发生且向未来不断延展的过程，如何审视、评说这一过程，既牵涉到对既有史实和历史化现象的认识，又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重写密切相关。笔者以为应以事实为依据，以一种共情、理性的立场直面不同时期历史化现象，回到历史语境中弄清其发生动机与特征，揭示其内在机制，肯定其价值，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历史化的价值至少有四点：首先，在“现代白话文学”发生初期，其存在合法性尚处于争论之中，那些以新文化为立场所整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就将其纳入历史叙述之中，将它叙述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最新演变与发展阶段，对于刚刚萌芽、弱小的现代白话新文学无疑是一种鼓励与承认，一种以史的权威方式所进行的呵护，对于年轻的“现代白话文学”作者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与肯定。其次，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对“现代白话文学”思潮的归纳与总结，对重要作家创作特征和作品风格的评价与定位，就是对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对某种艺术倾向的肯定，对某些创作风格的认可，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推进“现代白话文学”发展的作用。再次，历史化就是一种经典化。文学批评对现代白话作家作品的历史性阐释与定位，是一种历史化；文学选本对现代白话作家作品的遴选、辑录，是对历史史实的重新处理，是一种历史化；文学史著作叙述某种现代白话文学思潮、运动，评说某些白话作家作品，是一种历史化。它们构成“现代白话文学”经典塑造的三大维度，在客观上具有经典化功能与价值。最后，现代历史时期的白话文学是一种纸媒文学，纸媒在历史时空中不断朽化，作为历史化的文本，诸如文学纪事、编年史、文学史著作、作家年谱、作家评传、作品选本、文学大系、作家文集等，是对曾经发生的历史史实的重新发掘、整理，是对历史史实的保存，所以“现代白话文学”发生不久因新文化建设需要所启动的百年历史化进程，在客观上具有史实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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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其特征尤其是正面价值中往往潜藏着某种隐患。“现代白话文学”发生不久因新文化创造和文学史整理的需要就开始了历史化进程，那时新文学的样态、特性、发展路径等都还在探索之中，白话新文学作品艺术上大多比较稚嫩，优秀的作品并不多，所以一些没有多大艺术价值的作品被叙写进了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中，它们往往只具有某种史实价值，而没有多大的文学审美价值。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史著的普遍特征，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进程始终没有离开“当前文化”建设这一大语境，现代文化启蒙语境、左翼文化语境、抗战语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语境和改革开放语境等，均催生出自己时代的文学述史模式和文学史类型，它们发掘出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深刻的中国性、现代性，但是“当前文化”建设语境也使得文学史著述着上了鲜明的语境特性，一些文学史著作因此具有较为突出的“当前文学”批评的特征，一些史实评述、作家作品评价主观性较大，客观性不足。这种沉淀不够、时空距离短的历史化，存在着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隐患。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述史一直与文学创作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史的权威规约、引导着文学创作探索，它们称许某种文学思潮，肯定某种风格的作家，遴选出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作品，在客观上使得一些作品成为范本，推动了文学创作思潮的发展，但这种引导文学创作的史著行为存在着盲视某些优秀作家作品、无视某种文学经典的隐患。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作为一种史实，其历史化仍在进行，且将永远不会停止，在肯定其价值、反思其问题之后，我们将如何直面或者说何为呢？一是深入清理近百年来历史化进程，发掘“现代白话文学”史实沉积的复杂性，尤其是史家对文学历史认知及其相应言说的复杂性，直面初级历史化与高级历史化、无意历史化与有意历史化的不同方式、形态与特征，尽可能地洞悉其奥秘，在肯定其价值、正视其问题的前提下探寻优化历史化的可能性路径。二是重视那些未被历史化的“现代白话文学”史实。历史现场所发生的“现代白话文学”史实，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事件等，它们无边无际、杂乱无序地存在着，绝大部分未能进入历史叙述之中。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借用冰山理论阐释了原始形态的文学史实与文学史著作的关系，认为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就如露出水面的冰山，而未进入文学史著作的内容则如水下的部分，可称之为文学史著作的“空白叙事”，它们是看不见的空白，但事实上又发生过，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就像天文学上的“暗物质”，我们看不见它，但它又是世界的更广大的组成部分，以无穷的能量影响着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研究文学史历史化不仅要研究进入史中的部分，也应该研究没有进入史的部分，作为史著之“空白”，在文学历史长河之中，它们同样具有叙事功能。所以，研究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需要重新回望、整理这些“空白”，透视它们未能史化的原因与入史的可能性。三是发掘史实，丰富“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的文献史实系统。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写作，要么是个人著述，要么集体编撰，个人著述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阅读有限性问题，史料占有欠缺是必然的，例如有一部杰出的个人文学史著作，谈到外来著作译介现象时就存在着明显的史实叙述错漏；集体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其中有些参与者属于临时邀约参与，史料掌握不足更是普遍现象。不仅如此，现代以来还一直存在着作家自我历史化的现象，他们的创作纪事、日记、书信等不可尽信。面对这一几乎无解的史实材料困境，可能做的也许是尽可能重新阅读当年的报刊与书籍，尽可能地回还史实发生现场，理解文学思潮、运动与创作的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文学动机，以尽可能客观的姿态发掘、考辨与整理史料，汇编被遗漏的重要文献，为“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提供更为系统而可靠的文献支撑。四是在清醒地意识到一百年来不同的“现代白话文学”述史模式贡献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每一种述史路径都在彰显自己独特的视线与视域，在实现自己的述史目的的同时可能遮蔽了“现代白话文学”的某些风景与价值，所以需要探寻更多的述史思路，以进一步敞开“现代白话文学”的真实而丰富的世界。例如，“现代白话文学”创作史与传播接受史几乎是同步展开的，作家创作演变往往与读者阅读反应分不开：郭沫若新诗创作的演变，由死亡书写到时代精神表现，就与宗白华、闻一多的评价分不开；胡适早期白话诗歌写作与传统词的关系，变得没有那么密切，就与接受过程所遭遇的反对意见有关系；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冯至后来却走向了哲理诗之路，这与冯至面对读者评价之冷静态度有关。文学历史的变化固然是大势所决定的，但偶然性的阅读接受事件也可能起很大作用，但迄今为止尚无明确纳入传播接受意识的“现代白话文学”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现代白话文学”演进过程中读者的推动机制，未能更深入地揭示“现代白话文学”演变的复杂性，只有引入读者阅读接受史，才可能真正展示文学的演变史。
综上，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百年历史化进程的突出经验是：在其未来的历史化叙事中，在重视史实依据的同时，在述史观念上需要在世界文学体系里突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主体性，将“现代白话文学”叙述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学现代化为背景，阐释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现代白话文学”历史化需要把握文学这一质的规定性，历史化必须是文学的历史化，揭示“现代白话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的文学性是其重要使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6ZDA18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