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2004年3月，我从复旦大学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创办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系。有两个契机促使我们选择从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入手，为这个新生的历史系奠定基础。
第一个契机：2003年，我完成了一部书名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专门讨论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这一研究承接我的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研究，可以看作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一个部分。然而，由于这一研究涉及大饥荒的成因，所以，本研究也就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从2004年开始，本系已经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江南疾病史的档案搜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至此，为了全面研究新中国史，我们的资料搜集就从土改档案的全面搜集开始。
第二个契机：2006年，为了更好地展开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我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资料服务中心。在那里，我结识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的何培斌教授。何培斌教授正在研究移民建筑史，当他得知我曾经进行过浙南山区移民史的研究时，便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在浙南山区寻找一个合适的移民村落展开相关研究。就这样，我们开始卷入浙南山区的村落研究，接着卷入契约文书之搜集、整理与研究。
二、县级档案
1.档案开放
1987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和2010年均有修正。大约从2000年开始，各县档案馆开始对外公布档案。学者们的研究工作随之而展开。在县级档案馆阅读档案，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经费。将档案带回学校进行仔细研读，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20世纪50年代县级档案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开始搜集县级档案。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一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平台。我们所收集档案的形成时间主要是1949—1963年，我们将此笼统称为“20世纪50年代县级档案”。这批档案不仅可以研究新中国史，还可以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那么20世纪50年代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在这个关键的年代，各地留下了大量档案，主要包括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对旧人物进行整肃的档案，这些就是对刚刚结束的那个时代的证明。
每年夏天，本系教授都带领一批研究生，前往相关市县档案馆搜集档案。在征得档案馆方面的许可后，我们挑选目录，用数码相机拍摄，带回上海编目整理。也有相当一批档案直接来自档案馆制作的PDF文档，在经得允许后直接下载。
3.从上海到中西部
我们最初的收集工作以上海郊县为中心，而后扩大到苏南与浙北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发现，开放档案大约为全部档案的50%。档案不开放的理由既有政治敏感的因素，如政治运动档案、人事档案与组织档案、宣传部门档案、县委会纪录、法院与公安局档案等;也有人事方面的考虑，如“五反”运动中处理小商小贩的档案。我们相信，在中国大约2800个县级单位中，其档案的开放程度一定是不同的。A县的不开放档案，B县有可能开放。于是，我们开始进入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收集档案。
迄今为止，本系收得的8省共50个县级档案大约6万余卷，600万页，是中国收藏县级档案最为丰富的学术机构。
4.县级档案的基本架构
省—县—县委办、政法部、农工部、财贸部、整风办等、社教办、四清办、纪委等的档案。
县政府、财贸、粮食、民政、农业、水利、妇联、工商、人口普查等的档案。
乡镇政府:包括乡党委、乡政府为执行上级下达各项任务的实况记录。
银行、法院、公安等的档案。
5.特色档案举例
(1)四川省江津县土改档案
迄今为止，江津县档案是我们所见县份中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丰富的档案。其中的土改档案也是所有我们见过的最为系统、最为翔实的档案。根据江津县土改档案，我们才知道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大户加征”，其次是“减租退押”，最后才是“分配土地”。土地改革中斗争最激烈的“诉苦”运动发生在“减租退押”而不是“分配土地”的阶段，而“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具有的“财政”性质才是土地改革的目标所在，分配土地在某种意义上只具有象征的意义。
(2)江西省南昌县土改档案
目前所见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有关工商业兼地主的档案，对于我们了解土地改革中工商业者的遭遇以及土地改革的性质帮助极大。例如，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1949年秋天的征粮(亦即江津县1950年年初的“大户加征”)，南昌县农村陷入严重的“春荒”。(3)安徽省无为县县委会记录
目前所见，只有安徽、湖南两省的中共县委会记录是开放的，其他省的皆不开放。在1959—1960年间，95万人口的无为县死亡人口多达25万。我们的问题是，县境内如此众多的人口死亡，县委到底知情不知情?如果知情，又采取了何种措施?最后的惨剧因何而造成?仔细研究县委会记录，我们得到了答案。
此外，特色档案还有江西省某县、河南省某县及湖南省某县的镇压反革命档案、反动会道门(民间宗教与信仰)档案、劳改劳教档案、纠正农村冤假错案档案、现行反革命档案等。
6.研究内容
1949年以前的社会结构、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乡村货币、大户加征、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土地改革对工商业者的清算、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及数据制造、农业合作社退社风潮的形成、大饥荒中区域死亡率差异之形成、大饥荒与县级政治等。
7.档案评估:结果与过程
以上所列各项特色档案，其最大特点是其性质的与众不同。对于绝大多数县级档案而言，我们今天所见大多数为“结果档案”，即各种运动的总结报告，而上述各项特色档案的最大特点为“过程档案”。“运动”及“任务”的细节，或在总结报告中不见，或被意识形态遮蔽，但在过程档案中却一一呈现。例如，在中共县委会的记录中，所有的重要工作几乎都被县委领导们所讨论。领导者的意见或高度统一，或偶有分歧，最后的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也清晰可辨。
8.开放问题
由于各县档案馆都不允许其他单位开放自己的档案目录，更不允许其他单位出版自己的档案，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本系拥有的县级档案尚无法对外开放。我们只能小范围地向学者开放。
三、契约文书
1.石仓的发现
浙江省松阳县石仓位于小溪流域，原来是一个小乡，现并入大东坝镇。康熙后期，来自上杭的阙氏迁入石仓，发展成为现在石仓的主姓。乾隆至咸丰年间，阙氏通过冶铁业迅速积累财富，在石仓兴建了20余幢大屋，既满足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何培斌教授的研究需求，也为我们的建筑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第一次进入石仓时，我向村民寻查宗谱，村民将我带到阙龙兴家。后来我们知道，宗谱的收藏者往往都是一个宗族中有权势的领导者。当然，所谓权势，有时指的不是政治权力。例如，阙龙兴，他是一个刚刚退休的小学校长，在与我们合作几年后，接替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成为新一任族长。
通过宗族查找契约文书也成为我们常用的手法。借此，我们在石仓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石仓大屋的某个角落里通常有一个小木箱，甚至有一个较大的木箱，那是这个家庭或家族收藏契约文书的地方。鉴于石仓村民不愿意将契约售与他人，所以，我们在石仓建起了工作室，负责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扫描的工作。回上海后，我们对扫描件进行编辑整理，进行录文后加以标点、注释并出版。
2.契约文书的价值
明清时代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形成的契约文书，每份都具有其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每一份契约文书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它们是研究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产权关系、乡村商业、乡村社会的最好资料。因此，每一份契约文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以契约文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最活跃、水平最高的分支。契约文书的搜集与整理，既构成学术基础，又构成学术前沿。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再是中国史学的主力分支，渐被边缘化。现在，随着大批契约文书的出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完全有可能出现新的研究高潮。
3.由点及面：浙南、徽州与江西
在一个村庄发现如此大量的契约文书，并不是一个偶然。在浙南山区，应当有其他的石仓、应当有更多的契约文书被发现。从2010年开始，我们以石仓为中心，对浙南山区展开拉网式的搜寻工作。以户为单位、以村庄为中心，我们大约搜集到10万件契约文书。目前，我们已将浙南山区的契约文书市场转交给浙江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将与他们分享浙南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从2009年开始，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扩展到徽州地区。在低价收购了两年以后，由于南方一所大学的强势介入，徽州文书的价格开始猛涨，逼迫我们不得不退出徽州市场。由于动手较早，在徽州，我们大约搜集到10万件契约文书。接着，我们在福建的契约文书搜集也取得成功，搜集的契约文书大约也在10万件左右。迄今为止，本系搜集的契约文书共计32万件。
2012年夏天，为了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寻找素材，我们在鄱阳湖区搜集契约文书。在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在鄱阳湖区北部、东部和南部跑了几十个村庄，采用“宗谱—契约文书”的询问方式，搜集了一批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及诉讼文献。之所以称之为“诉讼文献”而不称之为“诉讼抄底”，是因为这批文献是盖有官印的文献，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见之白纸抄件。这批文献集中于鄱阳湖区，是本系收藏之契约文书中最为特殊的一类。由于鄱阳湖区的契约文书涉及以宗族为单位的产权演变，我们暂且称之为“族产私有”，所以，这里的契约文书是不可以买卖的。我们说服宗族领袖将契约文书带到上海交通大学，经过整理、装裱、扫描，再将文书送回村庄。就这样，我们完成了鄱阳湖区共10册契约文书及诉讼文献的整理工作。
我们相信，在云南，在湖南，甚至在北方地区，都有可能找到相当数量的契约文书。中国的契约文书存量惊人。我们的发现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4.整理的策略：户与村
我们在校图书馆建立起大型契约文书整理工作室，聘请三位有经验的装裱师傅主持契约文书的修理工作。以户为单位，以村为中心，我们目前的工作有:
第一，力争在2014年完成《石仓契约》《石仓账本》共5辑、50册的出版工作，并出版“石仓文献"数据库；
第二，2014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藏地方历史文献汇编·鄱阳湖区契约文书及诉讼文献》第1~10册；
第三，2014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藏地方历史文献汇编·徽州歙县绍濂文书》第1~30册;
第四，2015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藏地方历史文献汇编·徽州歙县北岸文书》第1~50册;
第五，2015年出版《上海交通大学藏地方历史文献汇编·浙南景宁、庆元文书》第1~50册。
我们在景宁县大祭镇梅坞乡山塘村所搜集到的吴姓契约，其数量多达1500余件，包括元代抄契一件，明代契约38件，其他则为清代及民国年间契约。在隔壁的庆元县某村，一户有契约1100件，其中有150件明代契约，实属罕见。
以徽州府歙县为例，我们可以“图”即村庄为单位，建立我们的数据库，这在徽学研究中将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会出版一些少见地区的契约文书，如辽宁喀喇沁左旗牛营子村284件刘、王等姓契约(乾隆十年开始)和264件云南蒙化方氏、王氏契约等。
5.研究内容
石仓研究：地权结构研究、产业研究、人口研究、赋役史研究、会社组织研究、建筑社会史研究、农民家计研究、地价、物价与工价。
鄱阳湖研究：鄱阳湖区私有产权之起源、鄱阳湖区渺水期私有产权之界定(股—船—钩)、鄱阳湖区枯水期草洲产权之界定、中共新政权对于产权的颠覆(湖底权、湖面权及历史习惯的崩溃)。
6.开放研究
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以会员制为主要内容的契约文书开放制度。我们拟将本系“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改造成为驻所研究员与非驻所研究员的形式。驻所研究员为本系教师，非驻所研究员由非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他们享有与驻所研究员同样的查阅契约文书之权利。具体细则还在拟定当中。
来源：《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201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9—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