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缘与学缘是促成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的两大因素。地域分布与家庭结构的同质性划定了无形却共有的社会文化场域。会员多来自原“长沙府”辖区，籍贯分布呈现“环长沙”地缘格局，男性会员多出自农民家庭，家境不宽裕也不至于赤贫，从乡土向城市流动过程中，他们成为新旧社会秩序更迭中较早感知危机并寻求变革的敏感层。湖湘文化形塑了会员群体的精神气质，表现为浪漫激越士气、劲悍奋斗民风和经世学风濡染下的践履气质。继地缘而起的是学缘因素，湖南一师搭建了青年学生集聚的新平台，师生互动从校园延展至日常生活，杨昌济的修身生活方式对学生影响颇深。一师学子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在学生组织中逐步建立同侪网络，形成较为稳固的人际联结。在多数会员转型为中共党员后，其早年建构的社会文化网络依然具有影响力。
关键词：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社会文化网络；地缘社会；精神气质；师友网络
本文作者：张柏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四民社会解体，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地方中小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型为职业革命家，成为中共早期革命重要的组织资源。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共早期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形成？
既往研究偏重于从制度史和思想史维度回应上述问题，关注俄共提供的组织技术环境、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的传播与五四新式知识分子走向马列主义的心路历程。也有学者从社会史维度展开，关注各地中共早期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犹如一块块拼图，揭示出历史的多元面相。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提示我们要把复数的“人群”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加以定位和理解。聚散流动之“网”，实质上构成了群体所处的社会文化场域。本文关注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形成前的社会文化网络，经由无形之“网”探究其形成原因。五四新式知识分子身处变革的社会文化网络中，他们既在乡土社会濡染传统文化，承继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忧患意识，又在报章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社团等新型媒介中成长起来，其中的复杂因素值得探究。
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为观察中共早期知识分子形成前所处的社会文化网络提供了理想切口。这一群体在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突然发力，涌现了众多军政人才，亦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省份。新民学会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事件史意义上的“学会”本身，会员群体研究较少且程度不深，更鲜有人考察这一群体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相较于新民学会与中共建党之间的关联，学会成立“前史”研究薄弱。因此，从社会文化网络考察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形成原因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其中地缘和学缘因素值得留意。乡土社会构成会员成长的物质生活空间，湖湘文化则构成精神生活空间。从乡土进入城市后，师范学校搭建的平台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网络。地缘与学缘之间，交织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诸多复杂因素，促成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形成。
一、地缘社会因素：地域分布与家庭结构的同质性
乡土社会是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成长的原初性地缘网络，在向城市流动之前，地方读书人的活动半径集中于乡土社会。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构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反映于群体的地域分布和原生家庭结构中，从中可窥见群体形成之缘由。
地域分布能够呈现会员群体的来源特点。新民学会会员的籍贯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新民学会会员籍贯分布统计表
可见，新民学会绝大多数会员是湖南人，只有两位会员来自外省，湖南人占比高达97%，是典型的湖湘知识分子。具体到县一级，对照湖南省行政地图，会员籍贯分布的整体特点可概括为：以长沙为中心，环绕长沙，向四翼逐渐递减。人数来源较多的几个地区皆临近长沙（包括长沙城郭），湘乡、湘潭位于长沙南部，浏阳位于长沙东部，宁乡、益阳位于长沙西部，湘阴则位于长沙北部。
“环长沙”的地域分布格局展现了长沙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才集聚效应。长沙汇集湖南全省优质教育资源，如同一个转辙器，将周边县域的青年才俊“抽离”出乡土社会，“吸收”进现代城市社会网络中。到离家较近的大城市求学，是五四时期许多农家子弟的梦想，而地方读书人通过考试等途径向长沙学校聚集，这一过程本身即为一场社会性筛选。青年毛泽东在回忆中提到：“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提及长沙，他的言语中充满憧憬，足见长沙的吸引力。这种观感在五四时期的地方读书人（特别是农村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更进一步，“环长沙”地缘格局之生成有其内在的历史机理，并非偶然。这需要从长沙府的建制沿革说起。长沙府在明初隶属于湖广行省，清康熙年间，湖广分治湖北、湖南两省，长沙府隶属于湖南省，为湖南之治所。清中后期，长沙府的辖区包括长沙县、附郭善化县、湘潭县、湘乡县、宁乡县、浏阳县、益阳县、湘阴县、安化县、醴陵县等地，管辖范围颇广。如今，原长沙府辖区分属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以清末民初“长沙府”格局观之，新民学会会员同一籍贯地人数4人及以上均出自长沙府辖区，共有80%以上的会员出自长沙府，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湖南其他区域。虽然1913年“废府存县”使长沙的辖区发生较大变动，但由于历史形成的文化连续性和地理上的亲缘性，加之废除时间尚短，原长沙府格局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力依然很高。进行横向比较，历史辖区影响社团成员分布并非个案。例如，五四时期湖北知名社团武汉利群书社成员多出自鄂东北地区，鄂东北在明清时期归黄州府管辖；江西南昌改造社多数社员来自从元末到清末设置的广信府辖区。一方面，历史文化的相近性便于知识分子之间认同的生成，另一方面，在交通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民初内陆地区，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员流动方向选择的重大因素。
从经济层面看，长沙府辖区是湖南最为发达的区域。长沙府为国内四大米市之一，且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经济地位自不待言。湘潭为湘江航运枢纽，加之近代工业崛起，发展亦较好。晚清湘军崛起后，湘乡、宁乡等地士绅势力强化，区域经济亦处在湖南前列。如陈寅恪所揭示，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此论断颇具启示，即使在内陆省份湖南，思想文化的碰撞、人才的培育、新型社团的集聚亦多发生在交通便利的沿江河口地带。长沙、湘潭等长沙府辖区位于湘江沿岸，是湖南最易“开风气之先”的地方。这是新民学会会员多出自长沙府辖区并最终群聚于省府长沙的重要缘由。
地域相近在人际网络中指向群体来源的一致性，由此塑造出同乡观念。在地方读书人向外流动初期，他们依旧嵌入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同乡观念贯穿其成长阶段。毛泽东回忆道：“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里，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在学生时代，孩子们的地域观念便如此强烈，很可能是长辈浓厚地域观念的代际传递。随着越来越多的“异乡”人涌入同一个新式学堂，这种地域观念将逐渐减弱，让位于“学缘”纽带。同乡关系的作用大抵是在特定环境中团结某一群体，区分另一些群体，有时是一种寻求支持的生存策略。同乡关系的范围界定随着所在地的变动不断调整。例如，在湘乡，同乡范围缩小到上、中、下三里，而在湖南省以外的省份，同乡范围多指向湖南，此时的同乡观念转换为“省界”意识。清末民初是知识分子“省界”意识强化的重要阶段，其源头可溯至湘军崛起及其带来的权柄下移的地方军事化格局，一直延续至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省界”意识虽非湖南所独有，然由于近代以来昂扬的历史自信，加之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湘人的“省界”意识在诸省中尤为凸显。“省界”意识的表达多在“外”而不在“内”，外地的同乡会馆成为“省界”意识的重要载体。当新民学会会员赴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罗章龙先寓浏阳会馆，因为浏阳会馆为谭嗣同故居，谭嗣同为浏阳人，世人称其为“谭浏阳”。毛泽东住在湘乡会馆。罗章龙回顾道：“初到北京，人生地疏，食宿昂贵，这对我们这群穷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好在当时湖南各县多在京设有会馆，大家分住在各县会馆。”会馆是旅居外地者投宿的首选地，能够及时接待身在外地的同乡人。湖南在京会馆设置细化到县级，说明会馆数量较多且需求量较大。
在地域分布之外，原生家庭结构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中的作用亦值得探究。他们的原生家庭大多分布在长沙及其周边县域之中，是一个个具体的乡土社会单位。这些家庭共同将子弟送往长沙城读书，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以长沙为枢纽、以各家庭为末梢节点的人员流动网络。将宏观的地域分布与微观的家庭结构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洞察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湘籍”表征背后由众多家庭共同编织的社会文化网络。
揆诸史料，新民学会会员的家庭情况如下：新民学会78人中有31人家庭背景不详，有效样本数为47。其中，出自农民家庭者比例最高，约占40%；出自中小知识分子家庭（多数为乡村塾师阶层）者约占17%；出自小地主或乡绅家庭者约占11%；出自破落户家庭者约占8.5%；出自商人家庭者约占8.5%；出自官宦家庭者约占6%；出自医生家庭者约占4%；另有其他类别约占5%。介入性别因素，可见女性会员的家庭条件显著优于男性会员，鲜有出自农民家庭的女性会员。学会中已知的商人家庭均出自女性会员，官宦家庭也有2/3出自女性会员。例如，陶毅出身于湘潭富商家庭，劳君展出身于长沙官宦之家。向警予出身于湖南溆浦县商人家庭，其父向瑞龄为当地富商，属于地方精英阶层。女性会员自幼接受新式教育，长期在外求学，离不开家庭的经济支持。
反观男性会员，家境中等偏下者居多。新民学会共有59名男性会员，24人家庭背景不详，在已知的35人中，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有19人，农家子弟的比例为54%。这种情况在首批会员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首批会员21人均为男性，有7人家庭背景不详，在已知的14人中，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有9人，农家子弟的比例高达64%。那么，学会内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会员具体情况如何？下面来看几个案例。张昆弟出身于湖南益阳的农民家庭，7岁丧母，16岁因贫困辍学，在家务农，18岁进入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半工半读，19岁考入湖南一师，食、宿、学费全免的师范学校是贫困子弟的求学佳所。张家薄有田产，其父张倬舟终身务农，农闲时做排工，驾竹木排补贴家用。何叔衡的家庭情况与之相似，他出生于宁乡县杓子冲的一家农户。杓子冲位于宁乡西南方向，距县城140余里，仅有七八户人家，土地贫瘠，常年收成欠佳。何叔衡5岁丧母，另有兄弟姐妹多人，生活困难，其父除了种地外，每年农闲时节都要到洞庭湖沿岸打几个月短工补贴家用。同样是出身于收成不佳的山区农户，同样幼年丧母，甚至家庭生计模式同为“务农+农闲时节短工”，以张家、何家为代表的一类农民家庭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具有典型性。这种生计模式考虑了农业活动的周期性，劳动力随农事安排进行季节性流动，男子通常在冬闲时从事非农副业。在农民家庭中，条件较好的为毛家。据毛泽东回忆，其父毛顺生将自家余粮或收购的谷物运到城市商人处，以较高的价格售卖，由此积累财富，继续买田或押租，使他的家庭升到富农的地位。农产品商品化是当时农民家庭增收、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破落户是值得留意的一种特殊家庭类型。破落户指的是原本位于社会中上层，因经营不善、社会变革等原因家道中落，坠入社会底层的家庭。蔡和森、蔡畅家可归为这一类型，蔡家祖上以经营“永丰辣酱”闻名，原为当地少有的殷实人家，而后家业日衰。蔡和森的成长环境艰难，13岁到“蔡广祥”酱园当学徒，18岁因家中无力缴纳学膳费而从铁路学堂退学。新民学会成立前后，蔡家的情况依然困难。据蔡畅回忆，当时家中只有她一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员，每月挣8块钱，加上其母剩余的一点首饰，勉强维持生活。在成长过程中，破落户子弟既被旧体制视为失败者，又在社会转型中缺乏上升路径，新旧皆不兼容的双重边缘化困境使他们反思既有社会结构，寻求根本性变革。破落户家庭虽经历经济破产，但原有家庭社会层次较高，眼界更加开阔，通常较为重视子女教育，子弟在儿时大多经历过私塾或新式学堂的教育，接触进步思想并走向革命者较多。
由前文所述，可见地域分布与家庭结构的同质性叠加，为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划定了一个无形却共有的社会文化场域，进入这一场域的群体具有相似的文化惯习、社会阅历与早年教育体验。需再次言明的是，女性会员的家庭具有特殊性，宜单独讨论。在民初，男性国民识字率尚且很低，遑论女性国民，只有家庭氛围开明且经济条件优渥的极少数女性才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就读中等以上学堂，进而参与社团活动。一方面，家庭资源为女性会员接受新式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在启蒙和觉醒之后，这些女性更容易与其家庭所属的阶级“决裂”，推动男女平权，走向革命道路。相比之下，男性会员的家庭构成对审视地方读书人的流动与形成更具普遍性。男性会员多出自农村家庭，不宽裕但也不至于赤贫。其中多数人所处的中下层乡绅、乡村塾师、富农以及温饱线上的普通农民家庭，仍努力维系着耕读传家之传统，以“耕”维持生计，以“读”作为子弟向上流动的机遇。这些家庭深受湖湘文化浸润，与地方社会保持深刻联结，既目睹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之困厄，又具备接受新式教育的文化视野与启动性的微薄财力。这些家庭大多处于结构性夹缝之中，一方面，其子弟读书求学，脱离了纯粹的农耕阶层；另一方面，家庭条件局限性使其难以为子弟求学提供长期性的稳定保障，子弟借助家庭力量求得上升空间亦十分有限。新民学会中的许多人开蒙较迟，入学高小的年龄偏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家庭供弟子读书之艰辛。
对向上流动路径有限的普通家庭而言，外出接受教育的子弟很可能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之希望，因而这些家庭通常会在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供子弟上学。废除科举制后，由于新式学堂大多设立在城市，地方读书人从乡土向城市流动。新式学堂的教育路径大致为初高级小学堂、中等学校或师范学堂、高等学校（大学），多数家庭无力供子弟读大学，因而免除学宿费的中等师范学校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通常能成为小学教师，对他们的家庭而言，这意味着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在城乡分离趋势下，新民学会会员群体通过教育离开了乡土，但并未全然与乡土割裂，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与上升通道遇阻等缘故，他们难以跻身城市精英层。他们敏锐地感知城市秩序之衰败与乡村之凋敝，孕育出强烈的改造社会动能，进而通过组织社团等方式谋求社会改造，成为新旧社会制度更迭过程中较早感知危机并寻求出路的地方社会敏感层。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中那些经济条件较低的、数量较为庞大的且思想处于变动之中的阶层，革命的组织力量也悄然萌生于其中。
二、湖湘文化因素：士气民风、经世学风与群体精神气质的形成
除了地缘社会因素，地域文化因素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中的作用亦值得留意。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湖湘土地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通过无形的符号意义之网世代相沿。地域文化对群趋性格的形塑应当从长时段的文化结构中考察，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多表达于某一群体展现的精神气质中。以共有的文化场域和惯习为纽带，精神气质构成群体认同的象征性基础。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中的多数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湖湘文化构筑的意义体系是其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些要素对其走向马克思主义亦有助益。因此，探究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形成原因，应当关注群体精神气质背后的地域文化渊源。湖湘文化对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濡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士气民风方面表现为浪漫激越士气与劲悍（霸蛮）奋斗民风；在学风方面表现为经世意识，一种将道德外化于实践的践履气质。
湖湘浪漫激越士气形塑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精神气质。楚地不乏浪漫激越的悲歌，无论是湘妃“斑竹一枝千滴泪”的传说，还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沉壮举，抑或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都反映了楚文化浪漫激越的特质。此种特质内蕴放大个人意志的能动性、超越生死的大无畏精神和唤醒民众的救世意识。在近代湘人中，谭嗣同身上的浪漫激越士气颇为显著，他高扬个人意志，具有超越生死的大无畏心态。杨昌济和李大钊都十分推崇谭嗣同，杨、李对毛泽东等湘籍五四青年的思想影响颇深。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湖南一师学子研读谭嗣同《仁学》可谓蔚然成风。毛泽东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写道：“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谭嗣同的文字中也常有此种“我即宇宙”式的浪漫主义表达。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中，受谭嗣同思想影响最深的，很可能是张昆弟。张昆弟牺牲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早年日记中多次记录阅读谭嗣同《仁学》的感受。例如，在191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惟《仁学》甚不易读。……但有一种趣味，觉谭先生之灵魂充满于大地也者。生气勃发，万世生生，真千万年而不得灭也。余亦不觉雄气自壮，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于谭先生有同概焉。”张昆弟读《仁学》时感到全身生气勃勃，生发出“我即宇宙”式的浪漫主义表达。有意思的是，张昆弟的老师杨昌济初读《仁学》时也有类似感受，杨昌济写道：“余在笃生家初读谭浏阳《仁学》时曾有此想，当时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死灭。未识海内亦有与我同感者乎？”海内与杨昌济读《仁学》有同感者，张昆弟自然算一个。他们都感觉谭嗣同精神不朽，有超越生死的境界。再如，在1917年9月16日，张昆弟与毛泽东、彭则厚（后来也是新民学会会员）谈话时，毛泽东提出心力与体力相结合则事可成的观点，张昆弟马上联想到谭嗣同《仁学》中的观点，他说：“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在1917年9月23日与毛泽东谈话良久，张昆弟记录道：“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有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从长时程看，早年形成的浪漫激越士气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之后的人生轨迹中仍有延续。毛泽东回忆道：“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新民学会许多会员牺牲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78名会员中，可考的烈士为15人，占比约为20%。一个学会近1/5的人后来成为烈士，在同时代的社团中颇为罕见。从牺牲类型上看，多为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慷慨赴死者，抑或是在战斗中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早年湖湘文化之点滴印迹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中的烈士何以在牺牲前一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
湖湘劲悍奋斗民风亦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身上得到彰显。“劲悍”表现为一种态度，对所求事物的定力和意志力；“奋斗”表现为一种方法，实现所求事物的途径。“劲悍”的同义词有“劲直”“勇悍”“刚烈”等，以及湖南方言“霸蛮”。“劲悍”频频出现于湖南历代方志中，常见的表述如“劲悍决烈”“人性劲悍”“率多劲悍”等，多用于形容湖南的民风民性。“霸蛮”一词极具湖湘特色，形容人行为果敢，一旦认定某种信念，不顾任何阻碍，以极强的行动力为之奋斗。湖湘劲悍奋斗民风之演进颇为复杂，从人地关系上看，外来移民加剧了以农业为主导的湖湘地区的生存竞争，明清以降有“江西填湖广”之说，当近代人口持续增长且土地开发达到极限时，湘人劲悍奋斗民风随之大为强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民学会会员群体身上带着湖湘劲悍奋斗的精神气质。就全国范围而言，湖南的生存条件算不上优越，境内山峦叠嶂，多急流险滩，水旱灾害频发，对外交通闭塞。新民学会会员坚韧意志之磨炼并非朝夕之功，与其长期生活的湖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此种意志力锻炼之法体现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塑造出群体的精神风貌。毛泽东回忆道：“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渡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里的“我们”即新民学会会员，穿越山林，渡江渡河，湖南丰富的地貌为会员提供天然的训练场；雨浴、日光浴、风浴和游泳，湖南多变的气候为会员提供多样的锻炼方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年少时的体格锻炼为日后应对艰苦革命斗争中的身心意志考验打下坚实基础。蔡和森早年坚持每日早晚洗冷水浴两次，又时常冒风雨而行，练习数次，竟毫无风寒之感。张昆弟在日记中记录了蔡和森独特的锻炼方式：“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体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之所本也。”张昆弟等人亦如是践履之。张昆弟日记中频繁出现与友人结伴登山、游泳的记录，得益于湖湘山川纵横的自然条件。从细节来看，湖湘饮食习惯亦有助于人的意志磨炼。湖南盛产辣椒，湘人几乎从娃娃阶段就开始食辣，萧子昇认为：“这种辛辣的辣椒或者正可以被视作食用者之活跃而坚强的性格之象征”，因此，“习惯了这种食品之后，全世界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我们的了”。
从学风一脉看，新民学会会员群体身上的践履气质与湖湘经世学风有着颇深的渊源，二者的内在关系值得探究。湖湘经世之学可溯自南宋湖湘学派，胡安国父子祖籍福建，流寓湖南，创建湖湘学派。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治学授业的场所，出现过“朱张会讲”的学术盛宴。明末清初王夫之发扬经世之学，船山学说有时被概括为湖湘实学。湖湘经世者关注时务，能够因时而变、顺势而为，魏源突破夷夏之防，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郭嵩焘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提出“政教”层面的改革构想。若非经世学风之赓续，很难想象，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如魏源等人）会出现在区域文化闭塞的内陆湖南。深入到湘学的思想结构，经世学风导向践履气质的思想理路可概括为“道德外化于实践”，即在现实世界求知修为，具有“征诸实事”之精神。这意味着个人道德修为存在一个客观对象化的过程，身心修炼不是主观世界的冥想，要在践履过程中完成。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看，湘学偏重“外王”，将建功立业作为伦理人格的重要实现标准，与偏重“内圣”的心学具有显著差异。
在近代湘人崛起的过程中，船山学说得到重新发掘，影响深远。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强调“行”对于“知”的优位。王夫之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重视“行”是经世哲学的鲜明特征，“行”是检验“知”的标准。这种知行观影响了杨昌济，杨昌济规劝学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杨昌济的知行观又进一步影响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系统阐发了知识与身体的关系，强调知识无法独立于身体而存在，需要经由身体的活动获取之，故“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将其延伸，即“知”离不开“行”。从毛泽东早年读书笔记亦可见其对实践之重视，他指出：“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人的身心能力提升直至完善自我，皆离不开实践。近代湖湘知识分子很少做抽象的心性玄谈或纯粹的逻辑思辨，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与鲜活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曾国藩治学，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词）章”的基础上专辟“经济”一门，留心军事、盐政等时务，体现鲜明的经世导向。毛泽东早年治学也受此影响，他曾说：“仆观曾文正之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经世者形成一种在实践中求知的思维方式，关注社会现实，做到“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道德外化于实践”的理路将人格完善与经世致用相互贯通，说明道德实践并非书斋里的学问，“道”必须落到社会之“用”中，有益于国计民生，顺着这一思路，道德实践过程中须讲求实功实利，由此形成重视事功的导向。湘军崛起可视为湖湘子弟布衣将相的启动性事件，白手起家建功立业的事功型路径成为湖湘子弟推崇的模式，成材路径多元，不必因循寻常功名之路。“事功”成为影响人物评价的重要尺度。因为缺乏事功，深耕教育而少预政事的杨昌济人生模式在蔡和森看来总是不够完满，蔡和森感叹：“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蔡和森则立下了“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的志向。因为事功显著，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颇为赞赏，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受湖湘经世学风濡染，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践履气质在行动中更加彰显。毛泽东一生都注重社会实践，其田野调查方法的萌芽，可溯自早年的游学经历。毛泽东和萧子昇曾分文不带，在假期徒步游学，接触不同类型的人，洞察民情和社会现实。他们的游学持续一个月左右，经过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共900余里，在实践中经历了重重挑战。早年游学经历有助于毛泽东后续开展农村调研。游学并非漫无目的之旅行，而是带着问题意识，提前做了调查准备。罗章龙回忆道：“在游学出发前，润之和大家曾讨论几次游学的目的，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作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可见游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调查的实践方式，到社会中求“无字之书”。这种践履多带有实验性质，形成“调查—研究—行动”的实践逻辑，即研究从调查中获得，再根据研究所得开展行动。在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们更是投身于火热的多领域实践中，教育实践如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办工人夜校、湖南自修大学（校址即船山学社）；政治实践如组织“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文化实践如创办《湘江评论》、发起文化书社等。
五四时期，践履气质的意义在于超越纯粹的文化批判，将文化批判转化为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的现实方案。观会员日记与通信，因做事耽搁求学者不在少数。“做事多于求学”是一部分会友的特点，虽然会务报告从批评的角度审视之，但“因计划上及事势上之必要，不能不在此时做出相当的基础事”，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扎实的“基础事”使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也为其中许多人向职业革命家转型积累了必要条件。从长时程看，践履气质使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突破了传统士大夫“坐而论道”清议模式的局限性，也使新民学会区别于传统的文人结社。由于集体行动离不开组织和纪律，学会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并贯彻落实。更进一步，“行动优先”理念因应了五四以来国内思想界从“文化批判”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趋势。新民学会从成立之初的文化学术团体向具有革命意义的政治团体转型，与时代趋势相契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接受新思潮后，这一群体的转化能力极为迅速，他们注重政治行动与践履过程的一致性。学会中的许多人从接受到运用马列主义开展革命运动的过程，总体上是迅捷且有行动力的。德里克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注重形而上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找到了一种能迅速转变为革命实践的行动世界观。”这点在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尤为凸显，践履气质可视为其身份转型的催化剂，在日益火热的工人运动实践中，知识分子终于脱下“长衫”，与劳工大众相结合，向职业革命家转型。
三、学缘因素：湖南一师搭建的师友网络
学缘因素是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的关键缘由，知识分子的集聚与组织，离不开“学”之媒介。与规模狭小且分散乡间的私塾、蒙馆不同，新式学堂凭借其具有现代特征的班级制度和寄宿制度，将大规模学生聚集起来，使学生的组织化程度大大提升。师范学校在新式学堂中颇具特殊性。例如湖南一师，为储备小学教员而设，在课程设置上，一师以人文社科为主导，突出国民意识，体现以教育导引社会变革的思路。如一师的招生广告所云：“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湖南一师为公费教育，吸引了许多出身寒门的青年才俊，他们多数从乡村赴城市求学，与底层社会联系密切，结成团体改造社会的愿望较为强烈。新民学会的早期发起者多为湖南一师学生，在师范学校搭建的师友网络中，师生之间、同侪之间的互动网络对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的影响仍有待探究。
（一）师生网络
基于师生往来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构建起学术讨论的共有场域。从社会变革的知识传导路径来看，有两个环节值得留意。一是在师范学校等平台中，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小知识青年的教育；二是在社会化的广阔场域中，中小知识青年对广大民众的启蒙与唤醒。本文所述师生关系，发生在第一个环节中。湖南一师的教育向学生传递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期待学生走出校园之后继续通过教育改变更多的群体，这种社会责任感中既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本土资源，亦有社会公德、公共意识等域外资源。
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主要成员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大抵是孔昭绶、张干担任一师校长期间，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名师执教于一师。孔昭绶两度出任一师校长，他开明治校，迎新文化运动之风入一师，校园氛围为之一新。在一师教员中，修身科教员杨昌济、历史科教员黎锦熙与形成中的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在学习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联系颇为密切。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一师教员居住在长沙李氏芋园，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三、陈昌、张昆弟、熊光楚（焜甫）等一师学子时常前来造访，由此形成一个便于师生学术研讨的“哲学研究小组”。这一小组可视为新民学会的前身，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的许多人都是该小组的成员。小组成员通常在星期日前往杨家和黎家，形成了定期的类似学术沙龙的聚会。萧子昇回忆道：“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我的朋友熊光楚、陈昌和我三人，照例相偕到杨先生家里去讨论功课。我们交换阅读每个人的笔记，讨论提出来的问题，吃过午饭之后返回学校。”事实上不止这几个人，蔡和森、张昆弟、邹彝鼎等人也时常结伴向杨昌济请教修身做人之道。黎家亦成为师生交流的平台，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录了学生们的来访：
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昇、润之及焜甫（按：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按：陈昌）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昇、润之至，谈学颇久。
以上仅为黎锦熙日记的部分摘录，事实上师生往来的频次更高。当年暑假，毛泽东、陈昌和熊光楚居住于芋园的宏文书社内，便于时常向老师请教。其中，毛泽东与黎锦熙的交流频次最高，两人年纪相仿，亦师亦友，所论从学术拓展至时论，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哲学研究小组”虽以研讨哲学问题为发端，但内容上不限于哲学，形式上不限于读书会，关注“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会务报告在回顾学会缘起时指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此处的百次以上讨论，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哲学研究小组”的讨论，参与讨论者（15人左右）均为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这种基于密切人际联结的讨论最终指向组织学会的提议，因为求学者的自身力量有限而又急于改变现时生活，而众人的资源汇聚到一起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故有必要将志趣相投的新青年组织到一起，寻求一种集体的生活。
可见，师生往来的范围从校园延展至日常生活，由此建立的师生网络对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早期集聚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师生之间的互动网络还在思想和行为层面深刻形塑了会员群体，其影响力同样超越学校，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杨昌济的修身观念与生活方式。
杨昌济可谓新民学会前期的“精神导师”，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之形成离不开杨昌济的教诲，“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的修身课程内容由小及大，从个人处事待人之道到家国社会之责任意识，再到人类万物之责任意识。他全心投入教学，“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其修身教育令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印象深刻。陈昌在日记中记录杨师的修身课，例如，“静听杨师讲修身。讲至人生观、宇宙观，须当与人共善共过。……读杨师《修身讲义》。……十一时杨师授修身。”张昆弟在日记中也提及赴杨寓求教修身的心得，杨昌济曾指出他“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
杨昌济的修身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将修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打通学问与生活的壁垒，学生们学习杨昌济的修身观，亦在行为层面模仿杨昌济的修身方式。对杨昌济而言，修身是毕生之事业，“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他率先垂范，苦行修身，令学生们心悦诚服，这是学生们愿意效仿其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毛泽东评价杨昌济道：“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许多一师同学目之为孔圣人转世，有孔夫子之称。学生们于是效仿杨昌济的生活方式，萧三回忆道：“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静坐，作体操，成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青年热情的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也模仿他，大概有一年多二年他们都不曾吃早饭。……一个暑假期内，毛、蔡和张昆弟同志三人住在长沙对河岳麓山上的爱晚亭读书、休养，每天吃新蚕豆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在那里他们每天清早在山上打坐，然后下来去塘里或河里洗冷水澡。这样继续到假期满后回校，到冬天十一月里还不停止。”学生阶段的新民学会会员群体一度践行写修身日记、废止朝食、静坐深呼吸、洗冷水浴等磨炼意志的苦行训练。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亦体现修身团体的色彩，无论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还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会员规范，皆体现学会初创时的道德主义面相。
此外，《新青年》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与杨昌济的师生网络关系密切。在陈独秀尚未任教于北大、《新青年》尚未成为金字招牌时，杨昌济及其学生已经成为《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杨昌济不仅自己热衷于阅读《新青年》，还订阅了好几份，在一师同学之间分发传阅。五四时期学生团体中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由此观之，新文化的在地传播离不开地方读书人的人际网络，而新文化传播又促进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联结。
（二）同侪网络
新式学堂不同于私塾，多采取寄宿制度，学生求学期间的社交重心在学校而非家庭。学校不仅是学习平台，亦成为生活空间，同学间的交际不限于课堂，还延展至日常生活领域。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传播与学生团体的建立，离不开新式学堂的平台作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在一师求学期间便形成了紧密联系的同侪网络，如毛泽东所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首批会员21人，有20人出自湖南一师，后续加入者亦不乏一师毕业生与在校生或一师高低年级学生之间发展入会的情况。可以说，一师校内校外、高低年级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同侪网络。这一同侪网络以毛泽东、蔡和森为核心，因为两人是同侪网络的声望和媒介中心，具备较高的入度和出度水平，在群体组织中发挥桥梁作用。当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与一师合并后，毛泽东、蔡和森为同级学生，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友人，而新民学会其他会员大都经由毛、蔡陆续进入到同侪网络中。具体来看，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分布于一师本科第一部6班和8班者居多，6班有蔡和森、张昆弟、邹彝鼎、彭则厚等人，8班有毛泽东、周世钊、罗学瓒、邹蕴真等人，同班同学相互熟识自不待言，6班与8班为同级毕业生，同级生之间交集亦较多。第二种类型为一师毕业后任小学教员者，仍与一师保持联系，进入到同侪网络中。例如，陈昌1915年从一师毕业，任教于一师附小，结识就读于一师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陈昌与毛泽东有书信往来，两人也曾相互寄送书刊。萧子昇、萧三兄弟自幼便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三人在东山小学就读期间便是同学，在一师再次相逢。萧子昇于1915年从一师毕业，任教于长沙楚怡学校，其间仍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成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之一。熊瑾玎于1914年来到楚怡学校任教，其间广泛交友，寻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谢觉哉、李维汉等人，在1917年还写过表达他和何叔衡之间友谊和志向的诗歌。第三种类型为主动发展一师低年级在校生入会，多为非第一批会员。例如，1917年暑期，毛泽东居住在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张国基等一师学子居住在附近的屈子祠，时常一起研讨问题，逐渐进入同侪网络。1920年，郭亮考入一师第二部，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两人往来频繁，郭亮时常向毛泽东请教问题，经毛泽东介绍加入新民学会，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夏曦进入同侪网络的情况与之类似。
建立同侪网络缘于一师学子“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实质上反映了学生延展社会文化网络的需要。“二十八画生”于1915年发布的《征友启事》常被认为是新民学会的萌发，《启事》张贴于长沙部分学校，其择友标准为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应者五六人。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罗学瓒在日记中亦表露求友心声：“人将欲有为于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可见他们都希望寻找并集合同道。鸟儿通过“嘤嘤”的信号作为媒介寻找同伴，人则通过“公共知识媒介”寻找同侪。从广义上讲，“嘤鸣求友”亦带有“以文会友”之意味，寻找的同侪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双方进行思想上的碰撞交流。毛泽东与罗章龙便是通过《启事》建立友谊，双方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面，交流学习心得，谈论治学、处世做人、人生价值、宇宙观、社会改造等方面的问题。罗章龙当时就读于长郡中学，成为新民学会首批会员中唯一的非一师会员。
征友启事应者尚寡，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公共知识媒介”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激活，一师为同侪“以文会友”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一师重视国文，国文科为最有分量的科目，作文成为学业考评的重要依据。在本科第一部第7班李中的倡议下，一师学友会还专门设立阅杂志社和成绩展览处，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的优秀作文也曾在此展览。作文展览在客观上起到了“以文会友”之效果。据萧子昇回忆，他与毛泽东增进认识并成为好友的契机就是作文展览。两人的作文时常在大阅览室中展出，双方互为彼此的热心读者，通过阅读并评说彼此的文章，建立了一种“同声相应”的纽带。“以书会友”亦是“知识媒介”带动同侪网络建立的体现，是“以文会友”的一种形式。一师图书馆馆藏丰富，毛泽东时常到图书馆借阅社科类书籍，由于借书频繁，与一师毕业后留校任图书管理员的熊光楚结成好友。书的流动成为人际联结之纽带，在一师学子的日记中留下点滴线索。例如，罗学瓒在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於今日阅毕。”蔡和森与张昆弟之间有《新青年》的传阅往来。日常的书刊交互在同侪网络建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如前所论，同侪网络建立与一师平台密不可分，这种平台作用还体现在一师以“自治自动”为导向的学生组织对学生群体的凝聚。新民学会首批会员在一师求学期间广泛地参与到“学友会”当中。“学友会”创建于1912年秋，初名“技能会”，1915年方更名为“学友会”，其宗旨为“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性质为“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对比新民学会成立初“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之宗旨，不难发现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相似性。在“学友会”的自治实践中，一师学子通过参与共同活动建立人际信任和培育团体认同。“学友会”还构成连接学校与社会之桥梁，使一师学子能够介入地方公共事务中，接触社会中的产业工人。1917年，“学友会”曾负责组织开办工人夜学，印刷白话文广告招生。夜学最初由一师附小教员筹办，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坚持，1917年下半年“学友会”的教育研究部承接工人夜学工作，毛泽东时任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毛泽东等一师学子的推动下，工人夜学在当年11月复学。此外，一师的另一学生组织值得留意，那便是学生课外志愿军。孔昭绶任一师校长期间，应民国政府教育部《注重尚武精神》之训令，于1916年着手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学生课外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由各班体格强壮、志愿入军者选充，在形式上借鉴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动员能力。志愿军中同侪共同的演习、站岗、巡逻等身体实践以及御敌的共同行动对提升同侪网络的凝聚力有所助益，毛泽东曾率领志愿军同侪智退傅良佐余部，在关键时刻保卫了一师校园。
学生干部是学生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在同侪中具有较强的个人号召力。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在一师求学期间皆有学生干部经历。毛泽东的学生干部经历最为丰富，他曾四度担任“学友会”文牍，后来又担任“学友会”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还在志愿军中担任过上士。“学友会”各部部长最初为一师教职员担任，而后在“自治自动”的教育导向下，逐渐由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经历中领导能力的积累，包括组织、协调、讲演等能力的提升，使学生中的“领头羊”更易脱颖而出，获得广泛支持，为其成为同侪网络中的组织者打下基础。1917年一师开展的人物互选便是例证，全校575人中仅有34人当选，其中，毛泽东票数第一，周世钊票数第二，李维汉、张昆弟、张国基、贺培真、蒋竹如等人亦在当选之列。从个体生命轨迹来看，日后转型成为中共党员的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在其学生时代大多参加过校内的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学生干部经历与青年政治意识的萌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时期各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之开展，亦离不开民初新式学堂中各类学生组织对学生群体力量的整合。
依托湖南一师这一新式学堂的平台，同侪网络逐步建立，表现为形成相对稳固的人际联结。从主观上看，聚集的这批人愈加意识到结成一个团体的必要性，无论是个人的生活向上还是国家、民族、社会的革新，都需要团体的力量。从客观上看，此种人际联结具备学会的雏形，表现为校内外的定期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三、陈赞周、陈昌、陈书农、张昆弟、李维汉、熊光楚、邹彝鼎等人在求学期间乃至毕业后皆保持着密切联系，或结伴登岳麓山，或于湘江“中流击水”，或于爱晚亭纵论时局和学术，彼此间聚会频繁。其中，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被称为“湘江三友”“城南三奇”，是杨昌济最为得意的三个门生，也是发起并定名新民学会的三位核心人物。从个体出发观其交友网络，例如从张昆弟日记可见其与蔡和森、邹彝鼎、毛泽东、陈昌等人往来较为密切，时而夜谈良久，研讨哲学伦理学问题；时而一同登山、游泳，强身健体。毛泽东在回忆中也说：“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
这种基于学缘的人际联结在时间上从求学期间延展至毕业后，在空间上从校内延展至校外，最终形成有影响力的社团。蔡和森在一师就读时间不长，1915年转至湖南高师深造，但依旧与毛泽东等一师同学保持密切联络，参与哲学研究小组。蔡和森家成为友朋聚会、投宿之所。蔡和森侄女刘昂回忆道：“我们房子位于湘江那边的岳麓山脚下，这里成了和森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他们在一起交流，常常谈到深夜。……有时朋友来多了，没有地方睡，他们就谈论通宵。”可见同侪之间生活化的互动场景，有了这层渊源，便不难理解新民学会何以选址在蔡和森家中成立。此外，何叔衡、萧子昇等从一师毕业后任教的楚怡学校也成为同侪集聚的平台。当同侪网络从校内走向校外，平台延展与校际资源整合也使之日益丰富。新民学会吸收女会员自周南女校始，女教师陶毅（斯咏）和人称“周南三杰”的魏璧、周敦祥、劳启荣（君展）率先加入，陆续带动其他学生加入，向警予等亦在周南女校求学，从周南的同侪网络进入到新民学会的同侪网络。师生人际网络在女会员入会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据劳君展回忆，她在周南女校加入新民学会，介绍人正是老师陶斯咏。
湖南一师搭建的师友网络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联结起来，这一网络形成可从点、线、面关系分析：“点”为师友网络中的个体，“线”为点与点之间交互连接的线段，连接师生之间的线为师生关系，连接同侪之间的线为同侪关系，具有知识传递、价值形塑、情感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尊师重道”与“同窗之谊”作为人际联结的基础，具有较高的亲密性和信任度。“面”则为多组师生、同侪关系之线交织汇聚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多边交互的特点，网络内信息与资源流动速率较高，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较强，由此构成学会建立的组织基础。基于师生、同侪关系形成的师友网络，在时空上延展至毕业后和校外，促进了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形成，也很自然地成为后来走向社会的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变革社会秩序的组织力量。
结 语
从社会文化网络考察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原因，本文侧重地缘与学缘因素的剖析，在论证中隐含空间流动的线索，这种空间可理解为社会文化网络编织的场域。湖湘文化场域为新民学会会员群体提供了原初的物质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从地缘到学缘之演进，亦表现为一种空间转移，地方读书人向城市流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迈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其中夹杂着新旧、城乡诸多复杂因素。新式学校提供了将青年们组织起来的平台，但学缘的结合呈现模糊的同一性，整体表现为批判旧学与推崇新学。会员们批判旧学的态度基本一致，新学却呈现混沌的状态，指向一种向上发展的模糊共识，具体何为新、如何新，会员之间的想法并不一致，也未有明确的答案。随着对新学的继续探索，模糊的同一性中蕴藏着分离趋势。故学缘在提供集聚平台的同时，也酝酿了会员群体内部进一步分化整合的可能性，促使学会中志同道合者进一步结成新的组织，“主义”（信仰）成为新的联结纽带。到了1920年11月，毛泽东已认识到：“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①学会因地缘和学缘因素而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超越地缘与学缘因素，团体组织的“公”属性日益强化，主要表现为公共性和公开性，联结纽带渐渐由私人纽带转变为公共纽带，这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团体力量兴起的一条线索。在学会后期，群体分化加速，其中多数人以“主义”作为思想旗帜，日益趋向在有严明组织纪律的团体生活中明确自我的人生价值，进而向中共党员转型。值得注意的是，“主义”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原先基于地缘—学缘的社会文化网络不复存在，中共早期组织拓展从“识别同志”开始②，依然需要借助多种社会文化资源展开。
将新民学会放在五四社团中进行考察，与同时期基于同人刊物或“泛思想”认同而结成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相比，新民学会总体上更具凝聚力，这得益于其形成过程中的地缘—学缘网络。相似的生活空间与家庭环境、湖湘文化濡染下的共有精神气质以及互信互助的师生—同侪网络在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了群体的思想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当五四学生运动的热潮减退，许多缺乏共有社会文化网络基础的松散知识社团纷纷因主义之争而趋于瓦解。虽然新民学会会员群体内部也发生了思想分化，但学会并非彻底分崩离析，而是瓜熟蒂落般地自然终结，从中孕育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胚胎，实现从学会到新型政党的组织转型。学会中的多数人重新凝聚起来，成为中共党员。可见建立在共有社会文化网络基础上的群体实现了“主义的结合”后，通常比缺乏该纽带的其他群体更加有力。因为思想在向社会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本土化，需要嵌入具体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与人群的具体需求及其既有的知识背景相衔接，方能更具生命力。如以更长远的眼光观之，新民学会中的部分会员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地方革命开展的中坚力量，返乡点燃革命火种，亦离不开其早年建构的社会文化网络。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