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民族共享健康发展成果，对于健康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基于1982—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及国家和省级统计年鉴资料，运用生命表法、Sullivan法、收敛分析和Bartik式基期分布加权模型，考察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阶段演进、类型格局及变化机制。研究发现：1982—2000年，各民族预期寿命总体提高、死亡年龄模式持续转变，但健康状况和健康资源差距仍较明显；2000—2010年，低起点民族追赶加快，少数民族与汉族预期寿命差距收窄，死亡模式集中转向“J型”，健康和资源指标的趋同态势增强；2010—2020年及2030年展望，寿命延长进入较高平台，健康预期寿命、卫生健康服务均衡和结构性短板治理成为重点。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最新类型格局，可概括为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三类。机制分析表明，人均GDP增长未形成稳定直接机制，城镇化更多表征民族间长期发展基础与公共服务环境差异，医师和护士增长更稳定关联健康改善，护士资源对65岁后延寿意义明显，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可能构成长期生态环境约束。据此，应依据不同健康转变类型及其维度剖面分类推进健康治理，分别聚焦健康延寿、基层服务与专业能力补强、可预防死亡干预，以及健康监测和类型动态校准，并协同推进环境污染压力治理。
关键词：健康中国 民族人口 健康转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黄凡，南开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伍灿，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35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专章部署；《“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确立为战略主题；《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进一步以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优化全方位全周期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为主线，强调以健康为中心、质量效益提升和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并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由此看，健康中国建设已进入在持续提高总体健康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质量提升、健康服务均衡可及和高效能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
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各民族健康成果共享和健康服务均衡可及，既是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的内在要求，也是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所强调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精神在健康领域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角度，强调推动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因此，在健康中国视域下考察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不仅有助于从民族维度把握健康中国建设成果共享程度和公共服务均衡可及水平，也能够为理解各民族共享健康发展成果的现实进程，推进健康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实证支撑与政策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实现了历史性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深入推进，人口健康水平在较高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统计资料和既有研究来看，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0岁提高至1981年的67.77岁，此后继续增长，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68.55岁、71.40岁、74.83岁和77.93岁，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79.25岁，已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与此同时，死亡率水平持续下降，死亡年龄模式经历了不少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由婴儿和老年高死亡率并存的“U型”向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死亡逐步集中于老年阶段的“J型”转变。疾病负担与死因结构也呈现较高寿命阶段特征：1990—2010年，传染性、孕产妇、新生儿和营养性疾病所致伤残调整寿命年占比由约27%降至约10%；1980—2020年，心血管病、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死因结构中日渐成为主导。
与此同时，各民族预期寿命总体上明显改善。已有研究表明，2000年较1990年各民族死亡率普遍下降，少数民族总体下降幅度大于汉族，但民族间预期寿命差距在当时依然明显。然而，对于新近时期各民族人口健康格局（不仅仅是预期寿命，还包括死亡年龄模式、健康预期寿命）如何变化，民族间差异是否持续收窄，卫生健康资源可及性是否同步改善，以及结构性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尚缺少长期、系统和多维的分析。既有相关研究或集中于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的个别历史时点测算，或仅关注个别民族、局部地区。随着健康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推进阶段，已有全国性成就并不能替代对各民族人口健康最新格局的系统判断，已有旧时段研究也难以支撑对不同民族人口健康短板和分类推进方向的充分把握。
在上述问题意识下，本文立足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体系，以健康中国战略为价值引领和政策坐标，以健康转变相关研究为学术参照，将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置于人口健康状况、社会健康应对、健康共同性变化和结构性条件共同塑造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其中，人口健康状况主要包括预期寿命所反映的生命长度、死亡年龄结构所反映的死亡模式，以及健康预期寿命所反映的生命质量；社会健康应对则主要包括卫生健康政策演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等健康公共服务资源可及性的改善。进一步看，健康中国所强调的“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和2021年民族工作中关于“增进共同性”的要求，也提示本文需考察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是否表现出健康共同性的增强。至于这种共同改善及其现存差异的形成，则不宜局限于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应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视野下，综合关注社会健康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积累、空间分布格局和环境污染压力等多重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家和省级统计年鉴，以及政策文本等资料，围绕健康中国视域下的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展开系统考察。本文重点回答四个问题：第一，各民族人口健康状况与社会健康应对在不同阶段如何演进，健康共同性是否增强？第二，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呈现何种类型格局？第三，各民族人口健康共同改善及其现存差异与哪些结构性条件相关，呈现出何种机制线索？第四，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识别不同类型民族人口健康转变中的重点短板，提出面向健康中国目标的分类推进路径。
二、分析策略与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人口健康状况、社会健康应对、健康共同性的统计表征、类型格局和机制分析展开。鉴于各环节的数据来源、时间范围、分析对象和方法不完全一致，下文分别说明资料口径、指标构建和方法设定。文中提及的少数民族合计是指除汉族、未定族称人口和入籍人口以外的所有55个民族的合计人口。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本文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
（一）人口健康状况的指标测算
人口健康状况是衡量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基础维度，本文从预期寿命、死亡年龄模式和健康预期寿命三个方面进行测算。
预期寿命用于衡量生命长度。预期寿命的计算依赖于死亡资料，因1953年、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未公布相关数据，且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尚未公布分民族死亡和健康状态资料，故分析年份仅包括1982年、199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鉴于部分民族规模较小、死亡数据波动较大，生命表结果可能不稳定，故分析对象确定为2010年人口规模超过5万人且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各时点年龄别死亡率缺失未超过三个年龄组的38个民族和少数民族合计。首先，构建全国合计死亡率官方锚定基底，作为后续各民族死亡率测算和重建的参照。将历次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整理得到的1981年、199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全国合计年龄别死亡率在自然对数尺度上统一平移校准，使生命表法预期寿命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结果一致。1982年因缺少直接官方预期寿命锚点，则由1981年和1990年官方锚定后的全国合计死亡率在年龄别死亡率自然对数尺度上插值得到。其次，分别处理各民族死亡率。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民族年龄别死亡率由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整理得到；受资料限制，以普查时点人口近似替代暴露人口进行计算；对少量缺失或非正常取值的年龄别死亡率进行插补处理，缺失值优先采用样条插补，有效点不足或插补结果不符合死亡率非负约束时，改用线性插补，并对最终结果进行完整性和非负值检查。因1982年、2005年、2015年和2020年的各民族年龄别死亡率未公布，故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各民族相对于全国合计的0—4岁、5—14岁、15—59岁和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对死亡率比的自然对数变化趋势进行关系型重建。再次，为使民族分解结果与全国合计死亡率基底衔接，进行聚合一致性校准。以汉族和扩展合计对象（少数民族、未定族称人口和入籍）按年龄结构合成的全国年龄段死亡率为校准对象，使其在0—14岁、15—59岁和60岁及以上年龄段上与官方锚定后的全国合计死亡率基底保持一致；校准因子按年份、年龄段施加于38个民族和少数民族合计。这样既保证全国合计结果与公布的预期寿命一致，也在同一校准框架下保留各民族之间的相对死亡水平差异和年龄模式特征。最后，采用基于Greville年龄组内死亡时间设定的简略生命表方法计算预期寿命。同时，以含死亡漏报调整的聚合一致性校准方案和Wilmoth对数二次模型生命表方案作为敏感性比较；综合全国锚定一致性、结果稳定性和民族相对特征保留程度，最终采用“全国锚定—关系型重建—聚合一致性校准”方案的结果。
死亡年龄模式用于刻画死亡风险的年龄分布。本文基于前述校准后的各民族年龄别死亡率，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七个时点进行联合分析；分析对象为预期寿命分析中的38个民族。首先，将19个年龄组死亡率取对数；其次，为突出年龄结构而非总体水平，以5岁及以上年龄组对数死亡率的均值和标准差对各年龄组对数死亡率进行标准化，再经主成分降维和二类聚类识别死亡年龄模式；最后，根据聚类形态，将低龄与老年死亡率均相对较高的模式命名为“U型：双端偏高型”，将低龄死亡率明显下降、死亡风险更集中于老年的模式命名为“J型：老年集中型”。少数民族合计不参与聚类，仅按相同规则归类作对照。
健康预期寿命用于反映生命质量。鉴于小样本波动和资料限制，参照已有研究，本文分析2010年人口超过150万的16个民族及少数民族合计的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分年龄组自评健康状态比例依据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20年受民族别健康状态资料限制，仅计算全国参考值。健康状态划分上，2010年和2015年将“健康”和“基本健康”归为健康状态，将“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归为不健康状态；2005年题项不完全一致，将“身体健康”归为健康状态，将“不能正常工作或生活不能自理”归为不健康状态，并参照2010年六个老年年龄组“基本健康”与“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关系，桥接拆分2005年“基本能保证正常的工作生活”类别，以增强三期可比性。计算方法上，本文采用Sullivan法，结合分年龄组健康比例和相应年份生命表，计算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不健康预期寿命及健康预期寿命占60岁时预期寿命的比例。
（二）社会健康应对的政策梳理与指标构建
社会健康应对用于刻画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背后的制度支持、服务体系和资源可及性变化。本文从政策脉络和资源测度两个层面加以把握。
政策脉络层面，梳理全国卫生健康、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健康中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用于解释不同阶段社会健康应对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政策文本仅作阶段分析的背景和解释线索，不转化为计量指标。
资源测度层面，参照健康中国相关指标和可得数据，选取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每千人注册护士数，后文简称为每万人医卫机构数、每千人床位数、每千人卫技人员数、每千人医师数和每千人护士数。五项指标分别反映医疗卫生服务的机构网络、服务容量、人力配置、医师和护士资源。由于卫生健康统计以地区而非民族为单位，本文根据各民族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数据来自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对相应地区卫生资源密度（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进行加权，形成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卫生健康资源可及性指标。由此得到的指标反映的是各民族人口面对的区域卫生资源环境和卫生健康服务可及性基础，不等同于个体层面的实际就医行为、服务利用频率或医疗服务质量。
因为部分省份未公布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对应年份（1953年和1964年）的卫生健康资源数据，且本文卫生健康资源可及性指标的计算依赖于历次普查所提供的各民族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信息，所以社会健康应对指标的分析只能以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为主；分析对象覆盖56个民族，并保留少数民族合计作为参照。为观察健康中国目标背景下的后续趋势，本文进一步对2030年社会健康应对指标进行趋势情景测算。以2020年为基期，按2000—2020年对数线性趋势延续测算2030年情景。2030年结果为趋势情景值，并非实测值或确定性预测值；测算直接外推现有社会健康应对指标，不另行预测2030年各民族的地区分布权重和各地区的卫生资源密度。医师数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目标3.0人作同口径政策对照；护士数则与《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目标5.1人作对照；医卫机构、床位和卫技人员数仅报告趋势情景值，不作判断。
（三）健康共同性统计表征的收敛分析
在本文可测范围内，本文以预期寿命和五项地区加权卫健资源指标的低起点追赶与差异收缩，作为健康共同性变化的统计表征之一。分别对上述两类指标进行β收敛和σ收敛分析，分析时期包括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20年及1982—2020年整体时期。β收敛检验低起点民族是否改善更快，以期内年均对数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期初指标对数值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若β系数为负，说明存在低起点追赶。σ收敛检验民族间差异是否缩小，以各民族指标对数值标准差衡量离散程度，若期末σ值低于期初值，说明差异收缩。两者结合可同时判断改善的追赶性和差异的收缩性。需说明的是，β收敛和σ收敛反映统计意义上的趋同，并不等同于健康共同性的全部内涵。
（四）类型识别的依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规则型分类方法识别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类型格局。该方法使分类标准对应健康中国政策目标、人口健康转变过程和卫生健康资源短板，便于解释类型含义和治理指向。构建“综合主类型—维度分类剖面”的类型识别框架：先按预期寿命与死亡模式、健康预期寿命、卫生健康资源三个维度分类；再以预期寿命与死亡模式分类为主轴，将56个民族归并为三类综合主类型，概括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阶段位置和治理重点；健康预期寿命和卫生健康资源分类作为各综合主类型内部的生命质量和资源支撑剖面，反映可能的类内差异。类型分析重点不在于对各民族作单一高低排序，而旨在识别各民族健康转变中的阶段位置、质量差异和资源约束，并为后续机制解释和分类推进健康治理提供依据。文中“高位”“低位”“承压”和“短板”等表述均为特定指标、时期和比较标准下的相对分类，相关差异主要反映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发展基础、空间分布、城乡结构、教育积累、卫生健康资源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污染压力等结构性条件，不应解释为民族身份本身造成的差异。
第一维为预期寿命与死亡模式分类，刻画生命长度和死亡年龄模式。该维度依据2020年预期寿命、2000—2020年预期寿命增幅和2020年死亡年龄模式，并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的80岁目标作为政策参照。对于38个已测算民族，若2020年死亡年龄模式为“J型：老年集中型”且预期寿命达到78岁及以上，归为“高位接近目标型”；若2020年为J型且预期寿命达到75岁但低于78岁，归为“中高位稳步提升型”；若2020年为J型、预期寿命低于75岁，但2000—2020年预期寿命增幅不低于38个民族中位数，归为“中低位追赶提升型”；若2020年死亡年龄模式仍为“U型：双端偏高型”，或2020年预期寿命低于75岁且2000—2020年增幅低于中位数，归为“低位尚存短板型”。未测算预期寿命与死亡模式但有卫生健康资源资料的民族，归为“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以保留资源信息并避免过度推断。
第二维为健康预期寿命分类，反映寿命延长是否同步转化为健康寿命延长。因2020年缺乏民族别健康资料，该分类依据2010—2015年可比结果。对2010年和2015年已测算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的16个民族，若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占60岁时预期寿命的比例同步提高，归为“健康延寿改善型”；若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下降，或虽提高但健康寿命占比下降，归为“健康延寿承压型”；未测算民族归为“健康预期寿命信息有限型”。该分类不决定综合主类型，仅用于识别各类内部“寿命延长是否转化为健康寿命延长”的生命质量差异。
第三维为卫生健康资源分类，刻画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短板类型。对56个民族依据2020年每万人医卫机构数、每千人床位数、每千人卫技人员数、每千人医师数和每千人护士数五类指标识别低位短板，若某项指标低于56个民族下四分位数，即标记为相应资源短板。结合相关规划的政策参照和2030年趋势情景，将2030年每千人医师数仍低于3.0人、每千人护士数仍低于5.1人的民族标记为存在医师或护士资源短板。在标记基础上，无上述资源短板的归为“资源相对均衡型”；若仅存在卫技人员、医师或护士等专业人力短板，归为“专业人力短板型”；若仅存在机构覆盖或床位承载短板，归为“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短板型”；若前两类短板同时存在或短板不少于三项，归为“综合资源短板型”。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三类综合主类型。第一，将“高位接近目标型”和“中高位稳步提升型”合并为“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指预期寿命已处于较高或中高水平，死亡年龄模式基本转向老年集中化，但仍须关注健康寿命和资源支撑差异的民族。第二，将“中低位追赶提升型”归为“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指预期寿命尚未进入中高位、但2000—2020年改善幅度较大且死亡年龄模式已转向J型，需延续追赶并补强卫健资源支撑的民族。第三，将“低位尚存短板型”和“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合并为“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指仍存在明确健康短板，或因人口规模或死亡资料波动不宜作健康状态推断，但仍需纳入资源和健康监测的民族。综合主类型用于结果叙述，三维剖面揭示各类内部生命长度、质量和资源支撑的不同组合。
（五）机制分析的变量与模型设定
为保证健康结果、民族人口地区分布、社会经济条件、卫生健康资源和环境污染压力等变量的时期可比性，机制检验限于1990—2020年，包括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三个十年期。分析单位为“民族—时期”观测，样本包括汉族等38个民族，共114个观测。主因变量选择预期寿命，因其是衡量健康的综合指标，且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具有较完整的民族别可比序列，适于跨时期机制检验。以随后十年的预期寿命自然对数变化乘以100作为主因变量，刻画各民族人口在相邻普查时期之间的健康改善幅度。1982年因部分地区条件变量和机制变量在早期口径上的连续可比性不足，未纳入机制模型；2005年和2015年虽用于健康状态补充描述，但不构成完整十年期，亦不进入机制估计。机制分析据此考察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条件变化与随后健康改善之间的经验关联及其机制信号。
变量选择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框架，将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理解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作用下的综合过程。政治建设体现为不同阶段国家健康治理、民族地区发展和公共服务制度扩展的共同背景，本文不将其机械量化为单一民族—时期变量，而通过时期固定效应控制国家层面的共同制度变迁，并在阶段演进分析中结合政策脉络加以解释；经济建设以人均GDP（2020年不变价，简称人均GDP，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表示，反映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文化建设以平均受教育年限（简称教育，来自历次人口普查）表示，反映人口文化资本和健康认知基础；社会建设包括城镇化率（简称城镇化，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卫生健康资源供给，后者包括每万人医卫机构数、每千人床位数、每千人卫技人员数、每千人医师数和每千人护士数；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年平均气温（简称气温，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和环境污染压力（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基准设定以每千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排放）量（简称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刻画环境污染压力，稳健性检验以每千人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简称水污染压力）和每千人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简称空气污染压力）替代。此外，本文引入空间分布差异指数（简称空间差异，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计算）控制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并以群内暴露指数（简称群内暴露，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计算）进行空间结构替代检验。按性质和识别方式，变量分为三类：一是健康结果与健康起点变量，包括预期寿命、65岁时预期寿命和相应的期初预期寿命；二是民族人口自身基础与空间结构变量，包括教育、城镇化、空间差异；三是地区条件变化变量，包括人均GDP、卫生健康资源密度、气温和环境污染压力。第三类变量本质上发生在地区层面，而本文关注的健康改善发生在民族人口层面，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跨层转换。
口地区分布所对应的加权地区条件变动。估计中，人均GDP和卫生健康资源变量采用对数变化，环境污染压力变量因含个别零值采用先加1再取对数的变化形式，气温变量采用水平变化；连续解释变量均作标准化处理。相较当期加权指标，这一构造方式将民族人口在时期初的空间分布作为权重基础，可减弱健康改善、人口再分布与地区资源配置同步变化造成的反向关联。但民族人口地区分布具有历史性，并非随机，因此，本文不将该设计视为严格自然实验，仅用于分析地区条件变化与随后健康改善的方向性关联和机制线索。
基于上述Bartik式构造，本文估计跨民族结构差异模型和民族固定效应模型。跨民族结构差异模型不控制民族固定效应，考察不同民族人口健康改善差异与其所处地区条件变化之间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民族固定效应模型则在跨民族结构差异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民族固定效应 ηi ，控制各民族相对稳定的未观测差异，考察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内，所处地区条件变化与随后健康改善之间的关联。两类模型均控制时期固定效应，以吸收国家层面共同制度变迁、宏观政策阶段和全国性健康改善趋势的影响。变量若仅在跨民族模型中显著，主要反映跨民族长期结构差异；若在民族固定效应模型中仍稳定，则更支持其与同一民族内部时期变化之间存在较强机制关联。鉴于五项卫健资源指标相关性较高，本文分别估计。标准误按民族聚类稳健估计。
为检验稳健性并明确识别边界，本文设置多类补充检验。第一，进行环境污染压力替代检验，以水污染压力和空气污染压力替代工业固废污染压力，检验结果是否依赖单一污染指标。第二，进行空间结构替代检验，以群内暴露指数替代空间差异，检验空间结构口径的影响。第三，进行结果变量替代检验，以65岁时预期寿命变化替代预期寿命变化，考察结果能否延伸至老龄寿命改善。第四，进行固定基期权重检验，以固定1990年权重替代动态权重，检验结果是否由民族人口地区分布变动驱动。第五，进行前导项安慰剂检验，以前导一期地区条件变化解释当前健康改善，检验长期地区轨迹和遗漏趋势。第六，进行逐一剔除民族对象的影响点诊断，即逐次剔除一个民族的全部观测并重新估计，检验结果是否由个别民族驱动。上述检验考察结果对变量口径、权重和样本的敏感性，并防止将Bartik式关联过度解释为严格因果效应。三、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阶段演进
（一）基础延续与体制转型中的差异性改善阶段（1982—2000年）：大部分民族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死亡年龄模式开始转变，但健康和资源差距仍较突出
1982年并非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起点，而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卫生体系和民族地区卫生事业长期建设基础上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民族地区巡回医疗、基层卫生机构建设、少数民族卫生干部培养和民族医药利用等制度和实践，逐步改善了民族地区医疗点不足、卫生人员缺乏、地方病和传染病流行、妇幼保健薄弱等问题。全国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约35.0岁提高到1982年的67.87岁，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这一历史积累尚未消除民族间健康差异，1982年后仍须进一步缩小健康水平和卫生健康资源可及性差距。
1982—1990年处于前期卫生基础延续与改革启动交汇下的缓慢改善期。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卫生改革通过放权和多方筹资扩大资源渠道，但在实践中，原有合作医疗基础弱化，地方财政能力差异影响上升，基层卫生公益性面临压力，卫生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更易显现。
这一时期的改革启动和前期基础对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均衡推进的作用尚未充分显现。1982—1990年，全国和汉族预期寿命分别由67.87岁、68.22岁提高到68.55岁、68.97岁，少数民族合计仅由64.23岁提高到64.30岁，与汉族的差距由3.99岁扩大到4.67岁（见表1）。38个测算民族的预期寿命均值仅由62.00岁提高到62.51岁，且不同民族变化方向并不一致。同期预期寿命β收敛系数为负但不显著，σ值仅由0.0945降至0.0922（见表2），表明低起点民族尚未形成稳定追赶，民族间差异也未明显收缩。死亡年龄模式同样变化不大，1982年和1990年仅3个民族属于“J型：老年集中型”，多数民族仍为“U型：双端偏高型”（见图1）。
社会健康应对方面，1982—1990年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均呈现机构数量小幅回落、床位和卫生人力增加的特征。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每万人医卫机构数由2.13个降至2.05个，每千人床位、卫技人员、医师和护士数均有所增加（见表3）。资源指标尚未呈现全面趋同，床位、卫技人员和医师数呈显著β收敛，但机构和护士数的收敛不明显，部分指标σ值有所上升（见表2）。总体看，这一时期健康和资源改善有限，资源指标仅呈局部趋同。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测算。2030年的全国数为政策参照值，其中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3.0人引自《“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每千人注册护士数5.1人引自《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各民族数则为基于2000—2020年对数线性趋势延续的情景值。
注：单元格中的五个数值依次为：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个）、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人）。相关指标反映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环境。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在低人口密度、边疆地区，为维持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这些地区按人口折算的医卫机构、床位等指标可能并不低，但地理距离、交通条件、服务半径、专业服务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未被充分反映，故应理解为人口所处地区资源环境的统计结果，而不能直接解释为享有更优医疗卫生服务。
1990—2000年是这一阶段各民族健康改善加快、健康共同性的统计表征初显的时期。随着卫生领域放权、多方筹资和机构运行机制改革继续深化，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有所增加。同时，政策开始更加重视改革中的公益性和均衡性问题。1993年《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将发展民族乡医药卫生事业、扶持卫生院所和培养少数民族医疗保健人员纳入地方政府职责；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属性，以及农村、贫困和民族地区卫生工作；1998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医疗保障开始由单位保障向社会医疗保险转型。上述调整为该时期各民族健康改善提供了制度背景。
在这一政策环境下，1990—2000年各民族健康改善明显加快。38个测算民族预期寿命均值由62.51岁提高到66.10岁，增加3.59岁；预期寿命β系数显著为负，σ值由0.0922降至0.0777（见表1、表2），表明低起点追赶和民族间差异收缩开始显现。死亡年龄模式也明显转变，“J型：老年集中型”民族由1990年的3个（蒙古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增至2000年的12个（新增朝鲜族、满族、黎族、畲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仫佬族、锡伯族和塔吉克族。见图1）。社会健康应对资源也呈现扩展和局部差异收敛。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每万人医卫机构数均有所增加，其中少数民族合计由2.05个提高到3.12个；卫技人员、医师和护士资源也有所增长，但床位配置未同步提高（见表3）。医卫机构、床位、卫技人员和护士均呈显著β收敛，五项资源指标的σ值均下降，表明多数资源指标开始呈现趋同（见表2）。不过，到2000年汉族与少数民族合计预期寿命仍相差4.50岁，38个民族的预期寿命全距近20岁，且26个民族仍为“U型：双端偏高型”。因此，1990—2000年表现为低起点追赶、死亡模式初步后移和多数资源指标的趋同特征增强，但健康和资源差距仍存在。
（二）公卫重建与服务扩展中的低起点追赶阶段（2000—2010年）：各民族预期寿命改善加速，死亡年龄模式集中转向J型，健康与资源指标的趋同态势增强
进入21世纪后，针对公共卫生薄弱、农村卫生滞后和医疗服务公平性不足，政策重心由单纯扩张医疗资源转向强化政府责任、重建公卫体系和提高基本服务公平可及性。2002年农村卫生工作重新受到重视，2003年“非典”推动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卫救治体系建设；此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逐步扩展，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和基本公卫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制度化；2005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公卫体系、农村卫生服务、医疗救助和民族医药纳入上级政府支持范围。这些政策安排通过改善少数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环境，为低起点民族健康追赶提供了重要制度条件。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2000—2010年各民族预期寿命改善明显加速。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分别由71.40岁、71.83岁和67.33岁提高到74.83岁、75.14岁和71.52岁，汉族与少数民族合计的差距由4.50岁缩小至3.62岁。38个测算民族的预期寿命均值由66.10岁提高到70.59岁，最低值由54.65岁提高到62.01岁，极差由19.61岁降至14.88岁（见表1）。预期寿命呈显著β收敛（β＝-0.0334），σ值由0.0777降至0.0581（见表2），表明低起点追赶和民族间差异收缩进一步凸显，但不同民族的改善幅度仍有差异。
死亡年龄模式的集中转折发生在2000—2005年。J型民族数量由2000年的12个增至2005年的24个，是1982—2020年各相邻时期中U型向J型转换最集中的时期；到2010年，J型民族进一步增至31个。比较2000年和2010年，汉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土族、羌族、布朗族、毛南族和仡佬族等民族由U型转为J型。尽管个别民族类型存在反复，整体上低龄死亡风险下降、死亡风险向老年阶段集中的趋势明显扩展。
2005—2010年开始显露出生命质量维度的重要性。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的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分别由14.33年、14.40年和13.28年提高至15.58年、15.65年和14.25年，健康寿命占比分别由75.14%、75.37%和71.70%提高至80.82%、81.01%和77.11%（见图2）。从测算民族看，白族、哈尼族、彝族和满族的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改善较明显，分别提高3.30年、2.76年、2.41年和2.21年；维吾尔族、瑶族和壮族的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在此期间并未提高，提示健康预期寿命改善并非所有民族同步发生。但健康比例来自自评健康状态，易受调查口径、主观判断和样本结构影响，相关结果需谨慎理解。总体来看，2005—2010年的健康转变不仅体现为寿命延长和死亡年龄模式后移的延续，也开始表现为60岁以后健康生存时间增加、不健康生存时间压缩。对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的关注，可由“活得更长”延展至“活得更健康”。
多数社会健康应对资源也呈现低起点追赶和差异收缩，但资源均衡化尚未完成。2000—2010年，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的机构网络、床位和护士资源均明显扩展：三者每万人医卫机构数分别由2.61个、2.57个和3.12个提高至7.03个、6.99个和7.50个，每千人床位数分别由2.56张、2.55张和2.60张提高至3.59张、3.58张和3.70张，护士数分别由1.02人、1.02人和1.06人提高至1.54人、1.54人和1.48人（见表3）。其中，珞巴族、门巴族、藏族、保安族、裕固族和东乡族等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机构网络扩展较快；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床位资源提升较明显；畲族、仫佬族、羌族、壮族、京族、毛南族等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护士资源改善较快。与机构、床位和护理资源扩展相比，医师资源增长相对有限，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每千人医师数基本不变，56个民族的均值由1.76人略降至1.71人，表明专业医疗人力并未与机构网络和护理资源同步扩展。床位、卫技人员、医师和护士数均呈显著β收敛，且σ值下降；但医卫机构数的β收敛不显著，σ值由0.1422升至0.2756（见表2）。总体看，该时期社会健康应对由基础补充转向机构网络、服务容量和护理资源的体系化扩展，多数资源指标的趋同特征明显，但医师配置和机构网络的空间均衡仍有不足。
（三）健康中国导向下的高质量转向阶段（2010—2020年及2030年展望）：寿命延长进入较高水平，健康寿命、服务均衡和结构性短板治理成为核心议题
2010—2020年，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进入较高寿命水平上的质量提升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卫生能力提升和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补短板持续推进。该阶段既承接2009年新一轮医改后“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制度效应，也体现健康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进一步升级：“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基本公卫服务、重大疾病防治和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继续加强；2015年以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继将健康中国建设、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健康公平和由治病向健康转变等要求制度化、战略化。对于少数民族人口，《“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等相关政策，也将其健康改善纳入民族地区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健康扶贫和公共服务均衡可及的政策之中。地方民族工作相关条例中，既有促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县乡村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规定，也有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养老和儿童福利设施、建立民族医药公共服务体系的安排。这说明，2010年以来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制度环境，已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单线推进，而是进一步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综合治理框架之中。
这一阶段首先表现为预期寿命在较高水平上的继续延长，并伴随死亡年龄模式进一步成熟。2010—2020年，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预期寿命分别由74.83岁、75.14岁和71.52岁提高至77.93岁、78.21岁和75.06岁，汉族与少数民族合计的差距由3.62岁缩小至3.15岁（见表1）。38个测算民族的预期寿命均值由70.59岁提高至74.29岁，中位数由71.55岁提高至74.86岁，最低值由62.01岁提高至65.85岁；但最高值升至82.75岁，极差反而由14.88岁扩大至16.90岁。拉祜族、佤族和布朗族均提高约5.8岁，显示相对低位民族仍有追赶，但景颇族、水族、拉祜族、傈僳族、佤族等到2020年仍处相对低位，尾部短板尚未消除。预期寿命呈边际显著的β收敛（β＝-0.0125），σ值由0.0581降至0.0527（见表2），表明这一时期总体分布上移、相对离散程度下降，但高位继续上移与尾部短板并存。与此同时，38个测算民族中，J型民族由2010年的31个增至2015年的35个，2020年仍为35个；2010—2015年，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哈尼族由U型转为J型，2015—2020年未出现新的类型变化，到2020年仅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克族仍为U型（见图1）。这表明死亡年龄模式转变已进入尾端推进和格局稳定阶段，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重点进一步转向较高寿命平台上的尾部短板治理和健康质量提升。
随着死亡年龄模式基本转向J型，人口健康转变的重点进一步由寿命延长转向健康延寿。从全国看，2010年、2015年和2020年60岁时预期寿命分别为19.28年、20.56年和21.30年，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分别为15.58年、16.11年和18.04年，健康寿命占比分别为80.82%、78.34%和84.69%（见图2）。这表明全国60岁以后寿命持续延长，2010—2015年健康寿命增长慢于总寿命增长，不健康生存期有所延长。2020年全国健康预期寿命占比明显回升，但因缺乏分民族健康资料，不能据此推断各民族2020年的健康预期寿命。2010—2015年，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分别由15.65年、14.25年提高至16.17年、14.58年，健康寿命占比分别由81.01%、77.11%降至78.44%、73.81%，二者差距略有扩大。具体来看，布依族和侗族的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比均有所提高，而哈尼族、彝族、白族、藏族、回族和满族出现60岁时预期寿命提高、健康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由此看，寿命延长并不必然同步转化为健康寿命延长。
与对健康寿命的关注相对应，2010—2020年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社会健康应对资源继续扩展，但重点已由机构网络铺开转向床位、人力和护理等能力型资源提升。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每万人医卫机构数分别由7.03个、6.99个和7.50个小幅提高至7.26个、7.22个和7.67个；与之相比，服务承载和卫生人力配置提升更为明显，全国和少数民族合计每千人床位数分别由3.59张、3.70张提高至6.46张、6.66张，护士数由1.54人、1.48人提高至3.34人、3.35人。卫技人员和医师资源也继续增加，但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每千人医师数到2020年为2.76人，仍低于全国和汉族人口所处地区的2.90人和2.91人（见表3），表明其所处地区按人口折算的机构和床位指标并不低，但医师配置仍相对不高。具体来看，羌族、仡佬族和布依族等床位资源提升较明显，基诺族、普米族和拉祜族等人口所处地区卫技人员与护理资源增加较快，水族、景颇族和拉祜族等医师资源改善较突出。床位、卫技人员、医师和护士均呈显著β收敛且σ值下降，医卫机构数的β收敛不显著、σ值变化较小（见表2）。可见，该时期资源治理的重点已由机构数量扩张转向服务承载、专业人力和连续服务能力提升，这与健康寿命、慢性病防控和老年健康支持成为核心议题相呼应。
进入2030年展望阶段，面向“十五五”时期和2030年健康中国阶段性目标，高质量健康转变的重点将从资源总量扩展转向服务能力提升和结构性短板治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综合人口特征、健康需求和区域差异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老年健康服务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十五五”规划纲要也继续强调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和健康中国建设。由此看，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的重点不再只是增加资源数量，而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连续健康服务水平，以及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根据2000—2020年趋势延续情景，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的五项资源指标到2030年均继续提高，其中护士、床位和机构增幅较大（见表3）。但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3.0人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5.1人作为政策参照，2020年仍分别有47个和56个民族低于参照，2030年趋势情景下仍分别有8个和12个民族低于参照。这主要与边远、高海拔、交通可及性、专业人力吸引和基层服务半径等结构性条件有关，表明资源治理仍需由总量扩展转向分类补短板。因此，2010—2020年及2030年展望阶段可以概括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导向下的高质量转向阶段：各民族人口寿命水平继续提高，死亡年龄模式基本转向老年集中型，但健康寿命、服务均衡和结构性短板治理成为更关键的问题。
四、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类型格局
（一）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较高寿命水平下需关注健康寿命质量和资源优化
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是反映较高健康转变阶段的综合主类型，包括汉族、蒙古族、回族、壮族、朝鲜族、满族、瑶族、土家族、黎族、畲族、纳西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毛南族和锡伯族16个民族（见图3）。共同特征是2020年预期寿命已处于相对较高或中高位，死亡年龄模式均已转向“J型：老年集中型”，表明人口健康转变已基本完成从低龄死亡风险控制向老年死亡集中化的结构转向。该结果首先体现了各民族人口健康长期改善的累积性成果，也与国家和地方持续推进基层卫生服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民族地区卫生支持、慢病防控、健康促进和民族医药发展等政策实践相互呼应。地方政策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某一地方做法对某一民族健康表现的直接因果解释，但这些地方实践共同说明，较高寿命水平和较成熟死亡年龄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卫健服务体系的长期建设和地方健康治理能力提升所构成的共同制度环境。
注：综合主类型以“预期寿命与死亡年龄模式分类”为主轴，分为三类：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包括高位接近目标型和中高位稳步提升型；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为中低位追赶提升型；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含低位尚存短板型与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健康预期寿命和卫生健康资源分类则作为主类型内部的生命质量和资源支撑剖面。
不过，健康水平处于相对高位并不等于无短板。剖面显示，该类型内部仍存在健康寿命质量和资源支撑结构的不同（见图3）。健康预期寿命维度上，朝鲜族为健康延寿改善型，即较高预期寿命较好地转化为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而汉族、蒙古族、回族、壮族、满族、瑶族和土家族为健康延寿承压型，即在较高寿命水平下，老年阶段慢性病负担、失能风险、健康行为和疾病早期识别能力可能成为影响寿命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余8个民族信息有限。卫健资源维度上，按所处地区看，蒙古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和羌族为资源相对均衡型，汉族、回族、纳西族仍存在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短板，满族和锡伯族存在专业人力短板，壮族、瑶族、黎族、畲族、仫佬族和毛南族为综合资源短板型。可见，该类型的后续重点不应停留在继续提高预期寿命上，应转向健康寿命质量提升和卫生健康资源结构优化：对呈现健康延寿承压特征的民族人口，应更关注慢性病筛查、规范随访、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老年健康维护和护理康复服务；对所处地区资源支撑仍有短板的民族人口，则应进一步补强基层服务承载、专业卫生人力和综合资源配置，避免在较高寿命上出现“延寿有余、健康不足”或“水平较高、支撑不均”的问题。
（二）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寿命改善趋势明显但服务网络和资源能力需强化
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是反映中低位加速改善的综合主类型，包括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和仡佬族10个民族。共同特征是2020年预期寿命尚低于75岁，但2000—2020年增幅不低于38个测算民族的中位数，且死亡年龄模式均已转为“J型：老年集中型”。该类型已形成较明显长期追赶趋势，但其内部剖面同样存在差异（见图3）。健康预期寿命上，布依族和侗族为健康延寿改善型；苗族、彝族和哈尼族为健康延寿承压型；其余5个民族信息有限。卫健资源维度上，布依族、侗族、苗族和彝族为资源相对均衡型，傈僳族、佤族、拉祜族和布朗族存在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短板，仡佬族为专业人力短板型，哈尼族为综合资源短板型。可见，该类型的核心并非相对“低位”，而是在寿命较快提高过程中，如何防止健康寿命质量不足和资源支撑薄弱制约后续改善。
进一步看，该类型的资源短板往往与区位因素和健康风险相互叠加。部分傈僳族人口居住地区受高山峡谷和交通阻隔影响，急性救治、连续随访和基层服务可及性仍需加强；部分佤族人口居住地区或面临跨境流动背景下毒品问题与艾滋病传播的叠加风险，对基层筛查、随访管理和连续治疗提出更高要求；部分拉祜族和布朗族人口居住地区仍需关注妇幼健康服务利用、营养结构和现代医学知识普及，以及健康素养提升等问题；部分哈尼族人口居住地区还可能面临人畜共居、饮食结构不合理和慢性病风险因素累积等问题。由此看，该类型的治理重点，还应根据地区风险和资源短板，增强基层服务网络、专业卫生人力、妇幼健康、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防控和健康宣教等支撑条件，使较快的寿命改善进一步转化为更稳定、更有质量的健康转变。
（三）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健康结果短板和人口健康信息不足需要分类应对
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包括30个民族，但并不意味着其均处于健康低位，而是包含两类不同的情形：一是在本文测算口径下呈现健康结果短板的“低位尚存短板型”，包括12个民族；二是受人口规模相对较小、死亡资料波动或测算稳定性限制，现有资料尚不足以稳定判断其预期寿命和死亡年龄模式的“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包括18个民族。
在本文指标和比较口径下，低位尚存短板型呈现较明确的尾部短板，但具体表现并不相同。其中，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克族到2020年仍为“U型：双端偏高型”，低龄和老年死亡风险同时相对偏高的问题尚未消除。图3显示，按本文地区加权资源指标，白族、水族和撒拉族人口所处地区为资源相对均衡型，说明健康短板不能简单归因于当前资源指标低位；景颇族人口所处地区存在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短板，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土族人口所处地区存在专业人力短板，藏族、维吾尔族、傣族、东乡族和塔吉克族人口所处地区则存在综合资源短板。部分藏族和塔吉克族人口居住地区受高海拔、低氧、寒冷、强紫外线和医疗点分散等条件制约，心肺系统负担、结核病和急性救治可及性等问题更需关注；部分水族人口居住地区因交通不便和健康知识传播不足，慢性病预防和疾病早期识别能力仍需提升；部分土族人口居住地区还可能受到室内燃料暴露等因素影响。因此，该亚类的健康治理需结合健康结果、死亡年龄结构、所处地区的资源支撑和健康风险，分类补强生命早期健康服务、专业卫生人力、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及基层服务可及性。
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的核心并非已识别出健康低位，而是现有资料尚不足以稳定判断其预期寿命和死亡年龄模式。将该亚类纳入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是为了避免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民族在健康研究和卫健资源识别中被统计不稳定性遮蔽。图3显示，按本文地区加权资源指标，这一亚类内部仍存在地区资源支撑差异：鄂伦春族和赫哲族人口所处地区归为资源相对均衡型，高山族、阿昌族、怒族、鄂温克族、德昂族和独龙族人口所处地区存在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短板，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人口所处地区存在专业人力短板，普米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人口所处地区存在综合资源短板。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并不意味着其面临的健康风险较低或所处地区不存在资源短板，应优先完善死亡登记、健康调查和资源可及性监测，同时根据已识别资源短板补强基层服务承载和专业卫生人力。
五、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的机制分析
（一）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健康改善，城镇化更多反映长期发展基础差异
经济增长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健康转变的经典理论入口。普雷斯顿曲线揭示了人均收入水平与预期寿命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收入增长会自动、线性地转化为寿命延长：在低收入、低寿命阶段，经济增长可通过改善营养、基础设施、基本卫生条件和医疗可及性带来较大健康收益；当寿命进入较高区间后，经济增长的边际健康收益通常下降，继续改善更依赖公卫体系、医疗服务能力、慢病管理、老年照护和环境污染压力治理等条件。递进模型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在不控制和控制民族固定效应的模型中均未形成稳定显著关系；与之相比，期初预期寿命在各递进设定中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低起点追赶仍是1990—2020年各民族寿命改善的重要背景规律（见表4）。由此看，经济增长虽构成健康改善的重要发展基础，但其作用具有条件性和转化性，只有进一步转化为公卫投入、基层服务能力、专业卫生人力、健康风险治理和环境改善能力，才可能更直接地与死亡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相联系。
与人均GDP增长相比，城镇化更直接关联人口空间集聚、公共服务接近性和现代卫生健康服务利用条件。较高的城镇化水平通常意味着更便利的交通和基础设施、更集中的医疗卫生资源、更密集的健康信息传播，以及更强的公卫组织和服务触达能力，因而也可能反映不同民族人口所处空间环境和公共服务条件的长期差异。需注意的是，本文使用的是期初城镇化率，主要刻画健康改善发生前的人口基础和发展环境，而非同期城镇化率变动。从递进模型看，加入期初教育后，期初城镇化率在跨民族模型中均达到5%显著水平，进一步控制空间分布差异、气温变化和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后仍保持显著；但控制民族固定效应后不再显著，且系数方向不稳定（见表4）。这说明，城镇化的解释力主要来自不同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发展基础、空间集聚和公共服务环境差异，而非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时期健康改善的稳定机制。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仍是理解各民族健康改善差异的重要背景条件，但不能直接等同于预期寿命提高，后续分析需进一步转向更具体的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二）卫健设施扩张解释力有限，医师和护士代表的专业服务能力更稳定关联健康改善
在一般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之外，还需考察卫健服务能力与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间的关系。医卫机构、床位、卫技人员、医师和护士分别对应服务网络、服务承载、人力配置、诊疗能力和护理支持。阶段演进分析表明，2000年以来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卫生健康资源总体持续扩展；但随着死亡年龄模式逐步转向老年集中、预期寿命进入较高水平，资源治理的重点也由机构和床位等基础供给，逐步转向专业、连续和有效的服务能力。结果显示，不控制民族固定效应时，仅每千人医师增长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控制民族固定效应后，每千人医师增长和每千人护士增长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每千人卫技人员增长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而每万人医卫机构数和每千人床位数增长仍不显著（见表5）。这表明，在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时期的健康改善过程中，卫生健康资源的稳定正向关联主要集中于专业卫生人力，尤其是医师和护士，而非机构网络或床位容量扩张本身。
上述差异说明，卫健资源数量扩张并不等同于有效服务能力同步提升。机构和床位反映服务网络和承载规模，在基层服务体系不完善、基础供给不足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机构网络和床位配置持续扩展后，仅增加数量并不必然提高诊疗质量、疾病识别能力和连续服务能力。相比之下，医师直接关系疾病诊断、治疗决策、危急重症处置和慢性病规范管理；护士更多关联护理服务、健康宣教、康复支持、慢病随访和老年照护。因此，医师和护士所代表的专业卫生人力，比机构和床位数量更能反映服务能力的实际提升。
（三）护士资源对于65岁后寿命延长意义凸显，高寿命阶段更需要护理和康复支撑
在专业卫生人力中，护士资源具有不同于医师资源的阶段性意义。随着各民族死亡年龄模式逐步转向“J型：老年集中型”，预期寿命改善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中老年和老年阶段死亡风险的推迟，健康服务需求也由疾病诊疗进一步转向老年长期照护和功能维护。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和照护依赖增强，护士在慢病随访、康复护理、失能预防和社区—家庭照护衔接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护士资源不能仅作为卫生人力数量指标来理解，而应置于高质量健康转变和老年健康支持体系中加以考察。
结果变量替代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断。以65岁时预期寿命变化替代出生时预期寿命变化后，人均GDP增长，以及医卫机构、床位、卫技人员和医师增长均未形成稳定显著关系；每千人护士增长在不控制民族固定效应的模型中达到5%显著水平，在控制民族固定效应的模型中达到1%显著水平（见表6）。这表明，护士增长不仅与总体预期寿命改善呈现较稳定的正向关联，在65岁后寿命延长中也具有更突出的正向关联。需强调的是，65岁时预期寿命不等同于健康预期寿命，也不能直接反映老年阶段的健康生存质量；但该结果提示，在寿命水平较高、死亡风险进一步向老年阶段集中的条件下，慢性病长期管理、康复护理、失能预防、健康监测和社区—家庭照护衔接等连续服务能力更加重要。
（四）工业固废污染压力持续约束健康改善，生态环境治理仍是高质量转向的重要条件
专业卫生人力改善并非高质量健康转变的唯一条件。随着预期寿命进入较高水平、死亡年龄模式逐步转向老年集中，人口健康改善还可能受到长期环境污染条件的制约。环境污染可能通过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肿瘤和慢性病负担等路径影响死亡风险，也与地区产业结构、工业化路径、居住环境和环境治理能力相互交织。
模型结果显示，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变化与各民族预期寿命改善呈现较稳定的负向关联。在不控制民族固定效应的五类卫生健康资源分列模型中，基期分布加权的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变化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民族固定效应后，该负向关系仍然保持，其中在床位和医师模型中达到1%显著水平，在卫技人员和护士模型中达到5%显著水平，在医卫机构模型中达到10%显著水平（见表5）。这表明，工业固废污染压力所代表的长期环境污染压力，既关联不同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条件差异，也与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时期健康改善幅度受限相关。换言之，即使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有所提升，长期环境污染压力仍可能通过增加慢性病风险、削弱居住环境质量和加重健康风险治理负担，压缩预期寿命继续改善的空间。
（五）多重稳健性检验总体支持核心发现，但部分变量可能包含长期区域发展轨迹
为判断主要机制结果是否依赖权重设定、空间结构口径、污染指标或个别民族对象，本文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见表7）。总体看，采用固定1990年权重、替代空间结构指标和逐一剔除民族对象后，医师和护士增长与健康改善的正向关联最为稳定，卫技人员结果相对较弱；人均GDP增长仍未形成稳定显著关系，城镇化仍主要反映跨民族的长期发展基础和公共服务环境差异。工业固废污染压力在主模型、固定权重、空间结构替代和影响点诊断中总体保持稳定负向，但污染指标替代和前导项检验显示，水污染压力和空气污染压力的结果相对较弱，工业固废污染压力的前导项仍显著，说明该指标可能同时承载地区产业结构、工业化路径、环境治理能力和长期区域发展轨迹等复合信息。因此，专业卫生人力的正向机制线索总体较为稳健，而工业固废污染压力更适合理解为地区产业结构、工业化路径和环境治理能力等共同形成的长期生态环境约束，不宜解释为单一时期污染变化的严格短期因果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人口健康状况、社会健康应对、健康共同性的统计表征和机制分析等维度，系统考察了1982—2020年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的阶段演进、类型格局及其机制线索。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各民族人口预期寿命长期提高，健康共同性的统计表征总体增强，但尾部短板尚未消除。1982—2020年，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分别由68.22岁、64.23岁提高到78.21岁、75.06岁。1982—1990年各民族预期寿命改善较慢；1990年以后总体呈现低起点追赶；2000—2010年低起点追赶和差异收缩进一步凸显；2010—2020年呈现高水平的持续改善。后续仍需关注部分健康结果短板。
第二，各民族死亡年龄模式明显转变，健康寿命质量成为高质量转向阶段的重要议题。1982年，38个测算民族中仅3个属于“J型：老年集中型”，到2020年增至35个，仅3个仍保持“U型：双端偏高型”，多数民族的死亡风险已向老年阶段集中。2005—2015年部分民族60岁时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未随寿命延长同步提高，表明关注重点应转向健康延寿。
第三，社会健康应对资源持续扩展，多数指标的趋同特征增强，治理重点由机构网络铺开转向能力型资源补强。1982年以来，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所处地区卫生健康资源总体改善；2000—2010年机构网络扩展最为突出；2010—2020年，改善重点进一步转向床位、专业人力和护理等资源。2030年趋势情景下，仍分别有8个和12个民族人口所处地区的医师、护士指标低于政策参照，社会健康应对资源建设已从资源总量扩展进入结构性短板治理阶段。
第四，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呈现差异化类型格局，治理重点需由总体改善转向分类补短板。2020年前后，16个和10个民族分别归入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12个呈现健康结果短板的民族及18个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民族则属于短板治理与监测完善型。三类分别需要关注较高寿命水平下的健康寿命质量与资源优化、寿命追赶过程中的服务能力支撑，以及健康短板治理与监测体系完善。
第五，专业卫生人力配备、环境污染压力情况为理解各民族人口健康改善提供了较明确的机制线索。人均GDP增长未呈现稳定显著关系，城镇化主要反映跨民族的长期发展基础和公共服务环境差异。相较于机构和床位扩张，医师和护士增长与预期寿命改善呈现更稳定的正向关联，其中护士增长与65岁时预期寿命改善的正向关系更突出。工业固废污染压力与健康改善呈较稳定负向关联，可能反映长期生态环境及区域发展轨迹的结构性约束。
（二）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衡可及水平不断提升，各民族人口健康转变进入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结构补短板和成果共享的新阶段。从全国人口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各民族健康共同性增强的长期趋势看，2030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目标总体可以实现。为更好服务于“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关键任务和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分类推进各民族人口健康治理，具体如下。
第一，推动高位巩固与质量优化型由延长寿命转向健康延寿。重点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主要慢性病全程管理、失能预防和康复护理，发展家庭病床、上门护理和安宁疗护，完善社区—家庭连续照护。机制分析显示，护士增长与65岁时预期寿命改善的正向关联更为突出。对呈现健康延寿承压特征的民族人口，以及所处地区存在护士或综合资源短板的民族人口，应将新增护理人力优先配置于慢病随访、老年综合评估、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衔接，而非继续以机构和床位扩张为主。探索将健康预期寿命及其构成逐步纳入老年健康服务和健康评价体系，及时识别寿命延长但健康寿命改善滞后的问题。
第二，巩固追赶提升与资源补强型的寿命改善趋势，提升基层服务支撑能力。重点防止已有追赶趋势受基层服务触达不足和专业卫生人力薄弱影响而中断。对机构覆盖与服务承载存在短板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完善县、乡、村之间的服务衔接，推进人员下沉、常态化巡回医疗、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和急诊转运；对专业人力或综合资源存在短板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完善人才培养、引进、轮训和留用机制，统筹对口支援、“组团式”援助、跨区域托管和重点专科共建，补强全科诊疗、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传染病防控和慢病管理能力。对2030年趋势情景下医师或护士指标仍低于政策参照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优先安排专业人力和基层能力提升项目。
第三，针对低位尚存短板型实施降低可预防死亡的专项干预。围绕低龄和老年阶段死亡风险，形成分年龄、分疾病的干预清单。对于婴幼儿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民族人口，在生命早期重点加强孕产妇系统保健、高危孕产妇管理、新生儿救治、儿童免疫、营养改善和婴幼儿疾病防治。在成年和老年阶段，强化重点慢性病筛查、规范治疗、合理用药和急性事件早期识别。同时，结合高原、边境、山地等地区的疾病谱，强化结核病、地方病、跨境传染病及急危重症患者转运救治。政策评估除考察平均预期寿命外，还应将低龄死亡风险、重点疾病死亡率及“U型”死亡年龄模式改善情况纳入专项行动成效评估。
第四，补齐人口健康信息有限型的资料缺口，完善民族人口健康监测和类型动态校准机制。依托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出生和死亡登记、死因与疾病监测及卫生健康服务统计，建立“民族—地区”相结合的健康监测框架，重点跟踪预期寿命、死亡模式、疾病负担、健康预期寿命和卫生健康服务等指标。对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居住分散或分布于高原、边境、山地等地区的民族人口，优化样本设计和监测点布局，提高资料的稳定性和可比性。在依法合规、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完善分级授权、脱敏使用和部门共享机制，提高分民族健康数据在科研和健康治理中的可用性，并加强相关指标的口径说明和权威解读。对暂不能稳定测算健康结果的民族人口，可依据地区资源剖面先行补齐短板；资料更新后重新测算，并定期复核类型、维度剖面及治理重点。
第五，协同推进环境污染压力治理与健康风险防控，减少长期生态环境约束对健康改善空间的压缩。对工业固废污染压力较大的民族人口所处地区，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和重点污染区域健康风险评估，协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治理和健康风险防控。对仍存在煤炭、生物质燃料暴露、居住通风条件不足或人畜共居等问题的地区，结合乡村建设、农村能源转型和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厨房和居住环境通风改造、饮水安全和环境卫生改善。建立环境污染压力治理与基层健康服务、慢病防控和健康风险监测的联动机制，及时识别和防控长期复合环境健康风险。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