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清史》工程自2003年正式启动以来，迄今已经二十余年，目前已进入后期修改定稿阶段。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家文化工程，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主体工程，即撰写一部新的大型《清史》；其二，基础工程，包括文献整理、档案出版、海外相关资料暨研究成果翻译以及清史专题研究著述的出版；其三，辅助工程，包括图书资料的搜集、数据库建设等。三者各具特色，又彼此联系，共同推进《清史》编纂高效、有序的开展。诚如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所言：“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清史文献整理就是这个战斗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纂修《清史》的同时，开展清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初即已提出，当时学界对此还有不同意见。戴逸先生始终认为：“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戴逸文集·清史编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在以戴逸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坚持下，清代文献的整理工作终于得以开展起来。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清史》纂修工程本身的需要以及对清代文献现存状况的忧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人们要了解过去，要研究历史，只能依据前人的文献记载以及历史上有幸留存下来的遗物、遗迹等史料。离开了文献史料，历史研究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正是认识到文献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历代修史，无不事先征集图书资料，作为修史的参考和依据。但遗憾的是，这些图书资料绝大多数都未能保存下来。因此，今日修史，有条件、有能力把文献资料整理出版，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方便今人利用，而且能为后人留下研究资料，值得花大力气去做。尤其是有清一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数量十分庞大，收藏又极为分散，许多文献典籍尤其是稿本、抄本未经整理，繁杂混乱，有的甚至濒临损毁的境地，亟待发掘抢救，或妥善保存，或整理出版。故而戴逸先生多次强调，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是保护清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大事，必须充分重视”（《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言》，《戴逸文集·清史编务》，第44页）。
基于文献史料整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清史》工程的实际需求，戴逸先生确定了文献整理的基本原则：“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戴逸文集·书评书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清代文献整理作为清史编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其一，把握清人著述全貌。
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难以计数，故而相当长时间以来，其总体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数量统计，一直是学术界未能准确把握的问题。民国初年所修的《清史稿艺文志》（简称《志稿》），“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一》，中华书局，2020年第15次印本，第15册，第4220页），计著录9633种，138078卷。由于种种原因，漏略讹误所在多有，出版后即遭到学者批评。其后武作成于上世纪50年代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简称《补编》）计增补10438种，93772卷，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与《志稿》合编出版。此外台湾于上世纪60年代重修《清史》时，彭国栋亦以一人之力纂成《重修清史艺文志》，在《志稿》原著录基础上增补8426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7年出版。以上三者，去除重复，共著录清人著述约20000种。但相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繁荣、文献典籍浩瀚的实际情形，仍挂一漏万，阙略颇多。因此，自1983年始，由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主持，在《志稿》及《补编》基础上，进行拾遗补缺的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简称《拾遗》），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计收录清人著述54880种，375710卷，数量远在《志稿》及《补编》之上。至此，清人著述的著录数量已近75000种。这一数字已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说是清人著述的全貌。亦因如此，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后，戴逸先生多次提到编纂清代著述总目的设想。经多方考察，反复斟酌，清史编纂委员会最终决定由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领衔，主持《清人著述总目》的编纂工作。
2003年，《清人著述总目》作为第一批文献整理重大项目正式启动。经过项目组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得以完成。该书将有清一代所有书籍分为六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书部。西学部著录所有翻译的外国著作，同时也收录清人的“新学”著作。六部之下再分类，类下再分属。各属之书大体依据著者年代先后排列，一些比较特殊的类目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地理类依地域，传记类依传主年代先后，弹词宝卷鼓词依书名笔画排列等。每书著录信息包括：书名、卷数、撰人及其籍贯、版本、藏所、资料出处。若有需考辨者，另加简要案语。最后附书名索引、著者姓名索引。可以说，这一项目的开展和完成，必将为学界了解清人著述的全貌，查阅利用清人著述，提供极大的便利。仅就清人著述的数量而言，据《清人著述总目》的最新统计，约计22万种。这也是迄今最为全面也是最为可信的清人著述的数量统计，堪称一代艺文，网罗大备，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其二，拓宽清代文献整理范围。
有清一代文献，种类繁多，数量浩大。《清史》工程文献整理也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拓宽相关种类和范围，先后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涉及档案、政书、日记、信札、方志、传记、家谱、碑刻、契约文书等。
以信札为例。这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相关信息和表达思想情感的文书形式，具有独特珍贵的资料价值。国家《清史》工程对清人信札的整理出版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尽可能发掘、整理、出版清人信札，使之公之于世。如《张佩纶家藏信札》，收录原装裱成册的信札100册，未装裱零札、杂件共32种，总计5040通（件）。信札的主人张佩纶（1848-1903），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曾任国史馆协修官、日讲起居注官等（张佩纶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他与吴大澂、陈宝琛、何如璋、张之洞、黄体芳等人交往密切，共同标榜风节，议论朝政，弹劾贪腐，被当时人目为“清流”，在朝野影响很大。张佩纶尤为正直敢言，深得李鸿章、李鸿藻器重，后成为李鸿章女婿。故而张佩纶与晚清时期的诸多重要人物，如李鸿章、李鸿藻、陈宝琛、张之洞、于式枚、王懿荣、黄彭年、梁鼎芬等，多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有的当时就有保存。张佩纶去世后，其子张志潜又多年收集，并加装裱成册，珍藏于家。2013年11月，由张志潜之孙，亦即张佩纶曾孙、著名数学家张恭庆院士无偿捐赠上海图书馆。鉴于这批信札的珍贵性、完整性，上海图书馆特别聘请专家加以整理，根据信札资料本身的特殊性，分别按人、按册及时间先后编排，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影印出版。这些首次披露的珍贵资料，既为清史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也给今人及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其三，发掘、抢救珍稀文献。
提到清代文献的珍稀性，人们立刻会想到那些未经刊刻，甚至未经整理、编目的稿本、抄本。确实，稿本、抄本的大量存在，是清代文献的一大特色，它们绝大多数具有唯一性、稀缺性，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因此，发掘、抢救这些珍稀稿抄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成为《清史》工程文献整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尤以两个项目最值得称道。
一是《清代稿钞本》系列的整理和影印。该项目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合作编纂。第一编收录未刊日记22种，未刊诗文集144种，其他珍稀文献22种，共计50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影印出版。自此之后，二编、三编、四编、五编、六编、七编等陆续影印出版，各编均为50册，共计350册，收录范围除日记、诗文集外，还包括政书、公文、奏章、电稿、警务档案、账册、传记、方志、年谱、家谱、族谱、杂记、辞书、医书等，总计738种，均为稿本抄本等珍稀文献。
二是《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系列的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十分丰富的图书档案资料，其中尤以晚清重要人物档案资料为最，学术界一直都非常重视。《清史》工程开展不久，戴逸先生就亲自前往调研，希望将该所收藏的清代名人稿本和抄本档案整理出版。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终于达成所愿，由大象出版社先后出版三辑，计457册，收录的晚清名人档案共计50人，包括邓廷桢、翁同龢、陈宝箴、吴大澂、荣禄、李盛铎、端方、张之洞、袁世凯等著名人物，其档案资料有奏折、咨文、布告、电报、照会、书信、讲稿、诗文、笔记、日记、家谱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绝大多数均为首次刊行，堪称资料宝库。
其四，开拓重大专题资料。
将相关文献资料按照专题或专门领域予以爬梳编排，历来是文献整理行之有效的方法。《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也十分重视开拓重大专题文献资料。以《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为例。清末立宪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前后历时近10年，波及全国22个行省（内外蒙古、青海、西藏除外），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均有重要影响。但以往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及《续编》都没有把立宪运动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清史》文献整理特别立项，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系统搜集档案、报刊、政书以及各种文献中有关立宪运动的资料，按照立宪运动发生、发展的脉络，聚焦立宪思潮传播、新政推行、宪政与革命论争等议题，予以分类编纂。全书共计30卷，主要分为：立宪运动的酝酿与发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立宪团体，国会请愿运动，资政院，顺直咨议局，奉天、吉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四川等各省咨议局，以及有关立宪运动的外文资料。其编纂出版，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专题资料的空白，而且对《清史》纂修乃至晚清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他如《清代缙绅录集成》《湘军》《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清代经世文选编》等，也均在专门领域或资料发掘上有新的突破，各具重要价值。
其五，关注民族文献资料。
这里的民族文献，既指用民族文字写成的民族文献，也包括用汉文记载的民族文献资料。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在流传至今的文献典籍中，就包含有相当数量的民族文献资料，而尤以清代居多。清史文献整理也十分关注民族文献资料，如《清代察合台文文献译注》，收录5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包括沙·麻赫穆德·朱拉斯的《编年史》，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的《和卓传》和无名氏的《大和卓传》，毛拉木萨·赛拉米的《伊米德史》和阿布都拉·霍加·木比尔的《塔兰奇史》，其内容涉及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新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这一时期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方方面面，有的记载可以和汉文文献相互印证，有的甚至可以弥补汉文文献的不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这些文献文字不一，有的是察合台文，有的是波斯文，有的转写成维吾尔文，有的已译成汉文，还有的被译成英文、俄文；存世情况不同，有的曾经出版，有的仅存抄本，故而整理、翻译、注释难度极大。整理者克服种种困难，将其一一翻译成汉文，并加简要注释，合编出版，无疑大有裨于学界对清代新疆乃至中亚历史的研究。
再如《清代满族家谱选辑》，收录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编纂的满族家谱，包括部分汉军、蒙古旗人家谱，共计80份。这些家谱资料，绝大部分均从民间搜集得来，有抄本，也有刻本，还有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等不同形制的文本。其记载除具有一般家谱记世系、序长幼、辨亲疏等内容之外，还反映出满族自身的特色，如不仅有谱书，还有谱单，后者专载先辈世系，作为“老祖先”用于供奉祭祀，并置于祖宗匣内保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满族家谱所使用的文字，早期修纂的家谱多为满文，但在后来的续修、重修过程中均改用汉文，原有的满文或采用满汉文对译的方式，或直接译成汉文。至于晚清乃至民国时期修纂的家谱，则均用汉文记载，不再使用满文。亦因如此，该书收录的80份家谱，绝大多数为汉文，只有个别的满汉合璧本，如《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文字的变迁，事实上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乃至融合的历史过程。这些满族家谱的编选整理，对研究满族历史源流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情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料价值。
其六，重视清代诗文集。
有清一代的诗文集，是《清史》工程文献整理的重点。这里所说的诗文集，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既指一般意义上的诗文集，即传统目录著作著录的别集，也包括个人作品集。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其个人作品集已不限于诗文，而是其所有著述的汇编，大体相当于个人著述丛书。
就个人作品集而言，主要集中在清代的大家、名家，如万斯同、吕留良、李鸿章、张之洞、张謇、黄遵宪、皮锡瑞、梁启超、康有为、袁世凯等人的全集，李塨、陈廷敬、于成龙、汪中、刘台拱、祁寯藻、丁日昌、岑春煊、陈宝箴、翁同龢等人的诗文著述，都先后得到点校整理、编纂出版。
以《李鸿章全集》为例。清末吴汝纶原编《李文忠公全书》（或称《李文忠公全集》），收录李鸿章奏稿、电稿、函稿等文稿，约计700万字。上世纪90年代初，在顾廷龙先生的多年呼吁下，新编《李鸿章全集》工作正式开始，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并组织了包括京、沪、皖、鲁、冀、粤等省市高校、科研、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等单位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清史》工程启动后，《李鸿章全集》很快列入《清史》文献整理项目。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编纂工作进度大大加快，终于顺利完成，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全书分为奏议、电报、信函、诗文四部分，精装39册，总量达2800余万字，超出原编《李文忠公全书》的四倍以上，堪称篇幅最巨、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个人作品集，其问世不仅有助于《清史》编纂，而且也将有力地推进晚清近代化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
个人作品集而外，《清史》工程还尤为重视对清人别集亦即诗文集的整理编纂。在清代著述中，诗文集数量最多，占比最大。据《清人著述总目》的最新统计，清代诗文集的总量约计70000余种，占有清一代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左右，真正是洋洋大观。清代诗文集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从小的方面而言，它记录了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学所得；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数百年间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无论初期的易代沧桑，还是中叶的安宁鼎盛，抑或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都在清人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诚如戴逸先生所言：“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戴逸文集·文史随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亦因如此，戴逸先生极为重视清代诗文集，《清史》工程开展伊始即提出汇编影印的设想。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不懈的努力，这一设想终于得以实施。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联合编纂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有清一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影响之作家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卷前，《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共计4000余种，涉及作者3400余人。为方便查阅利用，编者还特别为每位作者都撰写了小传，置于各书卷前。全书精装800册，另目录1册，约计4亿字，堪称《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在国家《清史》工程开展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清史文献整理不仅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图书80种，2520册，约计14亿字。其中点校者434册，约3.4亿字；影印者2116册，约10.5亿字。这些出版物都有统一的装帧和明显的标识，即深绿色封面，大16开精装，上面印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字样，既便于识别，也方便利用。目前，还有一些重大项目成果如《清人著述总目》《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等，尚在修订出版过程中。并且，新开展的文献档案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作为《清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文献整理既为《清史》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保护文献典籍，发掘文化遗产，赓续中华文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国际清史学科发展暨戴逸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闭幕式上的主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