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资本逻辑的持续渗透下，情感日益突破私人边界并被系统性地纳入资本增殖体系，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将这一现象称为“情感资本主义”。情感资本主义在生产维度以情感劳动化与生产情感化深度占有劳动者的情感力量；在消费维度以情感商品化与商品情感化不断制造新的消费需求；在交往维度以情感通约化与交往工具化将社交行为纳入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框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情感资本主义深刻影响了人的本质规定。基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情感资本主义使人的“类本质”降格为工具化的情感表演，使人的“社会本质”窄化为功利化的情感交易，并以“情感部落”这一新型虚假共同体进一步阻滞了人的“共同体本质”的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动“人的本质”复归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课题，也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应确立人本逻辑相对于资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从生产、消费与交往三个维度解构资本对情感的规训，并积极推动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转向，使其成为守护本真情感、重建社会联结的建设性力量。
关键词：情感资本主义 人的本质 异化 冷亲密
任 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吕旭龙，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知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类横向合作课题“共同体视角下浦东新区一带一路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编号：25H020103578）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可见，“现实的人”的完整性不仅体现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也体现于其作为感性存在者所具有的情感能力中。在这个意义上，“情感”从属于人的本质力量。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逐渐突破私人体验的范围，从粉丝文化中的情感消费，到交友平台中的关系匹配，情感从“内在目的”变成了“外在工具”，人不再是情感的主人，而是被情感支配的客体。对此，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其著作《冷亲密》中首次提出了“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即“情感和经济话语及实践之间彼此形塑”的过程。在易洛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并不仅仅作用于物质生产领域，还将情感这一本应属于精神领域的维度也系统性地整合进了其运行体系之中。这不仅重塑了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机制。
不同于对私人情感经验本身的考察，易洛思的“情感资本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进入公共领域中的情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关注不断增强，并逐渐呈现出从理论引介、理论修正到现实拓展的发展路径。一方面，部分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对情感资本主义本身进行了批判性阐述。例如有研究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该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进入情感领域的重要趋势，但它混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未能充分阐明情感异化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因此只有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框架才有可能使情感真正摆脱物化；另有研究者从“自我的心理化”概念切入，指出易洛思真正关注的是“个体与社会”这一经典社会理论命题，既有研究成果如果仅从资本逻辑角度理解情感资本主义，可能会忽视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从而削弱对这一理论体系复杂脉络的理解与分析潜力的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成果尝试将“情感资本主义”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这类成果尤其关注亲密关系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具身性共在”的传统人际纽带已演变为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系统，其所带来的“亲密饥荒”悖论也是情感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必然产物；还有研究者基于情感资本主义视角，探讨了恋爱游戏中情感体验的商品化过程及其背后的性别差异，拓展了该理论在虚拟亲密关系领域的解释力，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年情感需求的变化与消费主义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情感资本主义带来的主体困境。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本应充分展现人主体性本质力量的情感也潜移默化地被资本逻辑驯服时，人的生命的展开很大程度上无异于陷入一场完全被设计好的资本游戏”。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本文尝试进一步追问：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情感”被系统性纳入资本逻辑之后，人的本质将发生何种变化？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原点，通过对情感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系统检视，批判性地分析当代人所面临的情感异化与本质困境，并进一步探求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可能路径。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从规范性层面深化对情感资本主义的理论反思，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现实阐释，也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
一、情感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
在情感资本主义背景下，情感不再是个体自发的心理体验与表达，而是被系统性重塑为可提取、可量化、可利用乃至可再生的新型资源。资本通过多重机制将情感嵌入生产、消费与交往等社会运行环节，构建起一套以逐利为导向的情感运作模式。
（一）生产维度：情感劳动化与生产情感化
在情感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感被明确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中，成为一种可被评估的生产要素。资本不仅占有劳动者的体力与技能，还通过制度化机制将劳动者的情绪管理、情感表达与心理状态转化为提升效率与价值增殖的资源， 由此使情感活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组织生产和攫取价值的重要环节。
其一，情感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绪管理外化为生产实践。在中文研究语境中，情感劳动实际上涵摄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即劳动者为满足岗位规定或获取劳动报酬对自身情绪表达进行调控、管理与呈现的过程，其常见于空乘、客服等“顾客导向型”岗位；二是由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共同提出的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强调通过构建交互情感联系和营造共同情感氛围以实现对劳动对象深层次的情感支配，其常见于社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等“专业导向型”岗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两种情感劳动在现实中日益交织，难以完全割裂，例如网络主播既进行情绪展演，也生产情感联结。情感劳动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的转型，资本也进一步实现了对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深度占有。
其二，情感资本主义要求管理者促成生产情感化以维持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所依赖的理性话语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因为被劳动者体验为外在的强迫与压制而达到极限。基于此，资本会转向充满激励和关怀意蕴的“感性”活动，通过促使劳动者主动进行自我驱动和自我优化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韩炳哲说：“让人尽快成功、获得奖励，也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情感激昂的玩家可比理性行事或者只在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敬业得多。”这种以积极情感和自我实现为表征的治理方式虽然在表面上弱化了传统意义上激烈对抗的劳资矛盾，但是在更深层次意义上重塑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使其在“自愿投入”的幻象中完成了对资本逻辑的认同。
（二）消费维度：情感商品化与商品情感化
马克思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形成不仅需要其自身具备满足某种需要的功能属性，而且取决于它能否作为价值实现的载体进入交换体系。因此，诸如良心、名誉等原本不具有商品属性的客体，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商品形式。情感资本主义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且难以量化和定价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量化且可交换的市场对象。
具体而言，情感资本主义首先将孤独、焦虑、关心、理解等情感体验识别并转化为市场可回应的消费诉求，继而借助技术化、流程化和标准化手段将其加工处理为可复制、可交易的存在形式并进入市场流通，由此实现“情感商品化”。如线上情感服务，其所提供的并非某一具体主体的真实情感，而是一种“被关注”“被回应”的情感体验。这种围绕用户需求构建的互动模式，提供了一种相较于现实而言成本更低但回报更高的情感满足，因此即使个体意识到其可替代性与虚拟性，仍可能持续依赖这种“情感商品”。与此同时，情感资本主义还通过向商品注入情感象征与身份意义，使其获得超出使用功能的附加价值，这一过程体现为“商品情感化”。例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情人节的巧克力和玫瑰花。这些商品本身已不再只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对象，而是承载仪式感、关系表达与身份认同的情感符号。易洛思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浪漫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romance）”。在这一过程中，商品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消费行为也逐渐由满足现实需求转向对情绪体验与象征意义的追逐，正如韩炳哲所指出的，“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绪”。
究其本质，无论是“情感商品化”还是“商品情感化”，其实质均是将情感包装为资本增殖的新型资源。它通过持续生产新的情感需求与消费期待来突破传统消费的内在限度，使人的情感生活日益受到资本逻辑的塑造。
（三）交往维度：情感通约化与交往工具化
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是“个人拥有的但又是嵌入社会结构内和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资源”。相较于物质、信息等资源而言，情感具有私人性、专有性和无价性。情感本应在主体互动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联结作用，但在资本逻辑下，其被重新编码为一种可通约、可量化、可交换的抽象对象。这一转变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使情感本身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关系性意义。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情感被逐渐转化为可比较、可交换的量化指标，这一现象被称为“情感通约化”。所谓“通约化（commensuration）”，是指将原本具有质性差异与情境依赖性的情感体验抽象为统一尺度下的数据资源。在“偶像经济”中，这一机制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粉丝而言，平台机制将其情感投入转化为打榜票数、热搜次数等可量化指标，并将其纳入偶像商业价值评估体系；对于偶像而言，这些数据既是其衡量粉丝忠诚度的重要依据，又直接影响着自身的商业合作机会与资源配置。由此，资本将交往过程中原本只可感受的情感能量转化为可直接操控的量化资源。
当情感完成通约化后，人与人的交往便逐渐受到工具逻辑的影响。这里的“工具化”并非否认交往活动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工具属性，而是强调这种“工具性”成为评价交往关系的支配性尺度，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以效率最大化、结果最优化等为导向。在这一过程中，交往行为不再主要以理解他者、建立关系为目的，而是日益成为实现外部目标的重要手段。例如，网络交友平台通过算法机制对目标人群进行筛选，将复杂的人际互动压缩为最小成本的选择过程，进而使交友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交易化倾向。这种将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持置于“成本—收益”计算框架内的模式面临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其存在往往依赖于既定的功能性目标，一旦关系无法持续提供预期价值，便可能迅速终止。
可以认为，情感通约化与交往工具化在社会交往领域共同构筑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结构。前者将情感量化为数据指标，为交往行为建立起可比较的评价体系；后者则在此基础上推动交往行为进一步遵循功利化逻辑。因此，情感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关系内在纽带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被异化为以效率与回报为导向的工具性互动。
二、情感资本主义下“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呈现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作出了深刻揭示：一是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界定为“人的类本质”，由此阐明人之为人，即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二是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凸显人的本质所具有的社会性规定；三是以“真正的共同体”指明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实现的理想形态。然而，随着资本逻辑逐渐渗透情感领域，将“情感”这一本质力量纳入资本增殖体系后，人的三重本质规定随之陷入异化：“类本质”降格为工具化的情感表演；“社会本质”窄化为功利化的情感交易；“共同体本质”的现实实现则进一步受阻，并表征为“情感部落”这一新型虚假共同体形式。
（一）“类本质”异化：“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降格为情感表演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受本能支配，其与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并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确证。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当劳动者难以按照自身意愿开展生命活动，而必须服从外在力量的支配时，人的类本质便发生了异化。换言之，人的类本质异化并不是人停止活动，而是人的生命活动失去了自主性，沦为维持生存或满足外部要求的工具。
情感资本主义将这种异化机制进一步延伸至情感领域，使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被系统性地降格为服务资本增殖的情感表演。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情感劳动。一方面，劳动者无法依据自己的真实意愿自由表达情绪，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亲密等都是职业规范所要求的标准化表达。这种情感表演维持了劳动者的社会性生存，却也让其付出了一定代价。霍克希尔德曾记录了一位环球航空公司员工的经历：“有时我完成了一趟长途飞行，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但却发现自己放松不下来。我咯咯地笑个不停，唠叨个没完，不断给朋友打电话。我好像没法从一种人为创造的兴高采烈中释放自己。”这种“无法释放”的状态背后是两个分裂的“自我”，其中真实的“自我”早已精疲力竭，而外在的“角色”仍在兴高采烈。可见，情感劳动造成的并非简单的情绪压抑，而是个体对自身情感状态自主支配能力的逐渐丧失，如此一来又何谈“自由”？
另一方面，劳动者在“深层扮演”中不断调整自身感受，使资本要求由外部规范转化为自我规训，“正如任何优秀的复训教官所知道的，深层扮演总是要比简单的假装更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与经典资本主义时期的外在强制不同，情感资本主义通过内化规训塑造了一种内在的“自觉性顺从”，这是一种更为隐蔽且更难反抗的状态。马克思曾指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彼时的劳动者，能清晰感知到这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一旦外在强制消失，劳动者便会迅速摆脱这种压抑的劳动状态，逃离令其身心俱疲的环境。但在情感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逻辑进一步进入主体内部，使劳动者将被迫的情感表演误认为自我表达与展现，将对资本逻辑的适应误认作个性与自由的实现。至此，“他者剥削”转向了“自我剥削”，劳动者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幻觉中，主动参与了对自身情感世界的规训和权利的让渡。
如果说经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类本质异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力量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外在占有，即劳动作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变为谋生手段，那么情感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类本质异化则表现为资本力量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渗透，即情感等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容也被纳入资本增殖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资本不仅占有了人的“劳动力”，而且进一步占有了人的“生命力”，人的类本质被持续消耗并异化。
（二）“社会本质”异化：“社会关系的总和”窄化为情感交易
在情感资本主义背景下，人的社会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被窄化为理性计算基础上的情感交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内含着两个转变：一是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变。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制，认为人是处于具体历史条件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二是从“个体”到“关系”的转变。马克思否定了人的本质是孤立个体内部的静态属性，强调人是由多重社会关系共同建构的动态整体。然而，当情感被纳入资本逻辑并深度嵌入数字平台的运行机制后，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受到交换原则和效用尺度的持续侵蚀，“现实的人”被逐渐压缩为功能化、标签化的情感角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则日益沦为遵循“成本—收益”计算逻辑的利益交换。
首先，从社会关系的主体形态看，具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现实的人”被抽象为承担特定情感功能的“标签角色”。个体不再主要以完整而具体的社会存在参与交往，而是依据其所能提供的情感效用被识别和评价：有的人被视为承接负面情绪的“树洞”，有的人则被定义为提供信息、机会与人脉的“资源”。其次，从社会关系的实质内容看，交往的意义结构越来越受到点赞、评论、转发、回复等平台反馈机制的塑造。因此，一次交流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双方能否实现真诚理解和深层沟通，而在于彼此的情感表达能否获得及时、充分且可见的反馈。长此以往，交往本身便由一种意义生成过程转变为对反馈数据的追逐和确认。最后，从社会关系的发生空间看，数字平台正日益成为重要的交往场域。其突破了传统交往对时间、空间与身份的限制，但由于算法推荐等影响压缩了交往过程中的偶然性、差异性与不可预期性。原本开放的社会交往由此转变为一种可预测、可匹配和可计算的程序化联系，人们被困在这个数据的世界中，逐渐失去了与生活世界中另一个不确定但真实的灵魂进行碰撞的机会与勇气。
即使在亲密关系领域，情感资本主义通过平台化配置与理性筛选机制，也使得关系的建立与终结日益服从于“成本—收益”的计算逻辑。易洛思指出：“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技巧来规范我们的亲密关系，它们大多是以一套笼统而宽泛的方式来谈论和管理亲密关系，这恰恰削弱了我们亲近他人的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亲密关系的建构往往以内在的情感共鸣与身体的深度参与为基础，其强调的是非功利性的情感联结和共同成长。然而在数字网络交友空间中，人们一方面将自我包装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在受供求关系支配的开放市场上与他人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借助平台的算法机制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实现了对潜在对象（商品）的筛选与匹配，其关注的是理性权衡后的价值交换。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维系一段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持有股票：当你投资一段关系时，总是期望获得相应的情感回报（或是孤独时的陪伴，或是失败时的安慰），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评估这段关系的收益与风险。这意味着一旦这段关系无法再提供预期价值，便可能被迅速终止。更为深刻的是，当个体习惯于依据“能否提供价值”评估他人时，也会不自觉地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自身。于是“自我认同”变成了“自我物化”的附庸，个体一旦觉察到自身失去了情感功能或社会效用，便会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与存在焦虑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不仅生产了“情感的商品”，更制造了“情感的贫困”，在空前活跃的人际交往表象之下是真实情感被不断抽空的事实。“现实的人”只是在扮演资本逻辑与社会期许相契合的“情感角色”，这或许才是现代人最大的悲哀。
（三）“共同体本质”异化：“虚假共同体”表征为“情感部落”
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这里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自主联合和共同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可以看出，此处的“真正的共同体”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均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并未实现这一目标，反而逐步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形式上的普遍性掩盖了阶级对立与利益分化的现实，最终沦为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统治工具。在情感资本主义背景下，这种虚假的共同体进一步表征为以情感依附、消费认同与算法圈层为基础的“情感部落”。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基本都生活在“自然共同体”中，其表现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在此阶段，个体尚未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性，而是深度嵌入并依附于其所归属的血缘、地缘等共同体结构。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自然共同体逐步解体，个体从传统依附关系中脱嵌出来，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这一进程极大地释放了个体的自主意识与能动力量，但也在私有制基础上分化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共同体，虽然突破了自然共同体的限制，但未能实现人的自由联合，而是形成了一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虚假共同体。当下，随着资本对情感领域的渗透，这种虚假共同体关系演化出“情感部落”这一新形式以回应个体化进程中不断增强的孤独与空虚。所谓“情感部落”，是指一种以情绪共振为基础的联合体，“它们不是建立在某种决定论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参与的亲和力上。……使人们联系起来的则是一种共享的激情或者品位”。如追随同一偶像的粉丝群体、青睐同一品牌产品的消费群体。在这些特定“部落”中，成员确实能够获得一定的情感归属，但其仍受到资本运作方式的影响，故而难以超越虚假共同体的结构限制。这种联合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无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进一步而言，“情感部落”还呈现出共同体边界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得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现实路径进一步受阻。其通过制造“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在微观层面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但在宏观层面削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联系。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指出，“一个基于强烈归属感的群体的存在，需要其他群体为了每一个体的生存以相似要求建立起来”。换言之，当个体过度依附于特定“部落”身份时，其对多元现实的包容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产生群体间的排斥和对立。从社会整体来看，这种以情绪共振为基础的“部落”化趋势虽然回应了现代个体的归属需求，但也可能将社会分割为多个边界清晰的情感圈层，使不同群体之间难以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联结，从而增加了实现马克思意义上自由联合的现实难度。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本质”复归路径
随着情感资本主义的不断演进，资本化的情感正以一种新的神话形态重新笼罩这个曾被启蒙理性祛魅的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情感资本主义所引发的“人的本质”异化并非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批判命题，而是关系人民精神生活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课题。具体而言，面对这一困境，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既要在理论层面确立人本逻辑的优先地位，也要在实践层面解构资本对情感的规训机制，还要合理运用数字技术这一关键变量，使其转化为守护本真情感、重建社会联结的建设性力量。
（一）匡正观念：确立人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
资本逻辑向情感领域的深度渗透是“情感”从人的本质力量异化为资本逐利新型手段的根源，因此，确立人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是复归“人的本质”的首要之举。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换言之，在资本逻辑下，衡量一切的尺度是“其是否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这一逻辑催生了情感资本主义，使“情感”在资本的熔炉中被锻造为可量化、可复制、可交换的“资源”，进而形成以情感劳动、情感商品和情感数据等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增殖模式。然而在人本逻辑中，衡量一切的根本标准是“其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意味着重新确认情感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价值，使其由服务资本增殖的外在手段复归为个体进行自我确证、建立社会联系和实现共同发展的生命活动。这种复归既不是向传统情感形态的简单回返，也不是对现代情感发展的全盘否定，而是对资本化情感关系的批判性扬弃。其核心任务在于为情感领域划定一个免受资本侵蚀的合理边界，通过将“情感”从纯粹的商品交换原则与资本增殖逻辑中有意识地剥离，使其重新成为体现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生命活动，成为构筑“自由人联合体”的有机纽带。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为确立人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并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原则。有研究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官方文化如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实支配力的主流文化，就必须将其转化为大众文化。换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唯有在大众文化的土壤中落地生根，才能由抽象的价值原则转化为社会成员稳定的思想认同和行为自觉。这既需要提升大众文化的思想深度，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引导文化生产者正视并回应当代人真实的情感困境，自觉摒弃对“流量情绪”的浅层迎合，使作品在满足审美需要的同时发挥情感抚慰、意义阐释与价值引导等作用；又需要提高大众文化的传播效能，主动适应并驾驭新的数字媒介生态，精准把握当代受众的认知图式与审美偏好，以受众熟悉的表达方式和互动形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主流价值的无声浸润和有效传递。
（二）破除桎梏：解构资本对情感的规训机制
在观念层面确立人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是推动“人的本质”复归的前提，但此外还必须深入情感资本主义的现实运行过程解构资本对情感的规训。正如马克思所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对情感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应当回到生产、消费与交往三重运作模式中，从三个维度分别加以矫正。
首先，从生产维度看，关键在于维护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的主体地位。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在制度规范中充分识别“情感劳动”并完善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防止用人单位将超出合理限度的情绪管理要求转化为劳动者无偿承担的隐性劳动，同时应加强对劳动过程中个人信息与情感数据的规范治理，切实保障劳动者的知情、决定、限制、拒绝等权利。另一方面，应通过劳动者的主体参与限制组织管理中的情感规训，例如在规则制定、绩效评价等流程中引入平等协商与共同决策机制，以避免管理者以情感动员代替权利保障，以组织认同掩盖利益矛盾。只有当劳动者能够以具有自主意志和法定权利的主体身份进入劳动过程，情感劳动才可能摆脱资本单向支配，并重新成为劳动者发挥主体能力、建立社会联系的实践活动。
其次，从消费维度看，关键在于对情感与商品关系的重新定位。情感商品有别于一般的商品形式，其价值的实现更依赖于其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与所带来的群体归属。因此，要破除这一桎梏，一方面应为情感价值保留必要的非商品化空间。例如，通过拓展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交往，使个体能够在市场交换之外建立稳定且持续的社会联系，同时引导其认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情感“代具”在本质上无法替代建立在长期共同生活、相互理解和责任承担基础上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应揭示资本对商品进行情感赋值的运作方式，认识到“浪漫”“稀缺”“限量”等符号都是被资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成为衡量感情强度和身份价值标准的手段，同时应提高个体辨识情感营销和象征消费的能力，倡导一种以实际需要和自主判断为基础的消费观念。
最后，从交往维度看，关键在于限制工具性逻辑对人际交往的支配。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具体的人”被抽象为可比较、可替代的“情感单位”，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也逐渐让位于以目标达成为取向的策略行动。因此，破除这一桎梏需要恢复交往活动中关于理解、尊重等维度的价值内核。一方面，应保持对情感不可完全通约的自觉。情感作为一种基于共情的存在性关系，不可被抽象为同质化的数据指标，只有当个体在交往中重新体认他者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真诚而深刻的情感联结才有可能建立。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无目的”社交文化。例如通过完善街区公园、公共文化中心、社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鼓励形成一种自愿参与、平等交往且去资本化的“第三空间”，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日常接触与持续互动创造条件。在这些空间中，共在、共谈、共享参与构成了交往实践本身，进而实现其从“功能性交互”到“存在性交往”的本质回归。
（三）开创新局：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本真情感回归
在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结合使情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助力。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认为，数字技术在承诺“连接一切”的同时也悄然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互动，结果是“我们更依赖于技术而非彼此”。但事实上，数字技术并非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自主力量，其现实效应取决于其所遵循的价值目标，正如列宁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因此，在人本逻辑限度内使用数字技术可以为人类本真情感的回归带来新的生机。
其一，就个体层面而言，数字技术可以为情感主体性的重建提供支持。一是有助于提升情感感知的能力。近年来，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已有相关的研究支撑，例如数字正念干预（MBIs）——与传统面对面式的正念干预相比，其凭借可及性高、灵活性强、覆盖范围广等优势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已成为当前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规模化普及的重要形式之一。二是有助于拓展情感表达的空间。网络交往的低门槛、多渠道以及相对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表达脆弱情绪和隐秘经验的心理压力，心理学家约翰·苏勒（John Suler）将其称为“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效应具有双重性，它虽然能够促进更深层次的自我披露，为边缘群体提供表达与互助的机会，但也会导致行为约束的弱化，诱发语言攻击、情绪宣泄，甚至是网络暴力。因此在肯定数字技术赋能情感表达的同时，仍需通过数字伦理教育、网络平台条约等对其进行规范。三是有助于增强情感判断的自主性。算法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同时也会根据既有偏好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使个体的认知视野和情感反应受到信息环境的预先塑造。对此，腾讯研究院于2025年提出了“信息蜂房”概念，倡导建立“一种开放、多元、鼓励用户主动探索、跨领域获取信息的新型信息生态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还原互联网本身所具备的打破信息壁垒、消解信息垄断的潜在可能，从而为个体情感判断的自主性提供生态层面的支撑。
其二，就社会层面而言，数字技术还具有促进情感共同体形成的潜能。不同于前文提到的依靠情绪同质和身份排斥维系的“情感部落”，“情感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共同的情感体验、情感联系和情感认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体”，其基本特征在于开放参与、差异包容和社会互助，其核心关切在于稳定的价值共识与长期的身份归属。数字技术对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赋能集中体现在其为情感交流提供了网络公共领域。这一新型公共领域同样具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包容性”与“商谈性”，从而突破了物理空间与社会身份的双重区隔，使分散于不同地理区域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个体都能够围绕共同的关切展开广泛而深刻的互动。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涌现的“在线互助文档”，让无数个素不相识的个体在即时的信息传递、情绪安抚与志愿协作中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平台并不天然构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算法过滤、商业控制、数字鸿沟和情绪极化等，都可能破坏平等参与和理性商谈。因此，首先要保障主体平等、信息公开等前置条件，数字技术才能形成具有包容性与商谈性的交流平台。尽管如此，数字技术仍为分散的社会成员围绕共同关切展开持续互动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这种联结虽然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共同体”，但有助于缓解个体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为推动共同体关系的重建创造现实条件。
四、结 语
在资本逻辑向情感领域持续扩张的过程中，“情感”这一人的本质力量被系统性剥离出原本的私人领域，并被重塑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与手段。在此过程中，劳动者被迫成为按照职业规范进行情绪管理的“情感演员”，“现实的人”被抽象为可量化、可比较、可替代的“情感单位”，社会个体则被整合进以情绪共振为纽带的“情感部落”。长此以往，人便不再是情感的主人，而是资本运作的情感载体，人的本质也随之陷入不同形式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突破情感资本主义困局提供了制度优势与价值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人的本质”复归，既需要确立人本逻辑相对于资本逻辑的价值优先性，也需要从生产、消费、交往等现实领域解构资本对情感的规训机制，还需要推动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转向，使其成为维护本真情感、重建社会联结的建设性力量。展望未来，尽管当下的努力难以立刻撼动现实，但每一次理论追问与实践尝试都是为未来的转向与超越积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人的本质”复归或许正蕴含在这场持续的“缩短与减轻痛苦”的历史实践中，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决裂，而是一场自觉且坚韧的接力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