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既往研究多着眼于某一路红军的单一研究，本文则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它们从分散出发到会师陕北的完整过程。文章逐路还原了红一方面军从于都渡河、湘江血战、遵义转折、四渡赤水直至落脚吴起镇的主线，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率先到达陕北的特殊贡献，红四方面军自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南下百丈关失利、最终重回北上路线的曲折，以及红二方面军转战滇黔、殿后北上的历程。四路红军出发时间不同、行进路线各异、通信联络极差，却终能汇聚一处。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其内在机理在于：首先，建党十余年间形成的共同初心使命与“北上抗日”战略方向，加上“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使各路红军虽互不隶属而天然认同彼此是“同一支队伍”；其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各路红军在无法请示中央时能独立判断并确保方向趋同；再次，自觉策应兄弟部队、同张国焘分裂行径坚决斗争、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主动，则在绝境中维系并锤炼了这支队伍的整体性。文章据此从党的绝对领导、共同理想信念、共同阶级基础与人民群众衷心支持四个方面，阐发这段历史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长征精神；四路红军；党的领导；殊途同归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个纪念长征、缅怀长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的热潮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九十年前，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点出发，沿着不同路线行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胜利会师于陕北。这一胜利会师，使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为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让我们循着四路红军的足迹，融入那段殊途同归的历史，进而领悟其背后的内在机理，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深刻启示，获得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历史滋养。

一、长征中四路红军殊途同归的历史考察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为主力转移探索道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先行出动。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这两支部队作为最早派出的“牵制者”和“探路者”，为主力转移创造了条件，也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而构成长征主体、并从不同方向最终会师陕北的，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队伍。

（一）一路向北：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主线

1.于都出发：告别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等领导机关及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等地陆续抵达于都境内，集结休整待命与补充兵员、粮款、武器弹药。10月17日至20日，中央领导机关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先后从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梓山的山峰坝，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靖石的渔翁埠等八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于都河畔，30万人民群众保守着红军渡河的秘密。一时间，母送子、妻送郎的感人场景在八个渡口同时出现，多年以后，一首名为《十送红军》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唱的就是当年这一幕。红一方面军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回望于都河，许多人一步三回头。队伍中多数人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走多久，但他们清楚的是：必须走，必须跟着党走。

2.湘江血战：折损过半的生死之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从于都出发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四道封锁线。前三道，红军凭借突然的行动和灵活的战术，先后从赣南、粤北、湘南突破。而第四道——湘江战役，成了长征出发以来最惨烈的一战。

1934年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抵达湘江东岸。此时，国民党军已调集近30万兵力，在湘江沿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能否渡过湘江，直接关系到红一方面军的生死存亡。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锋部队抢占界首渡口，红三军团抢占觉山铺，红五军团奉命断后。战斗首先在觉山铺打响。红一军团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正面阻击湘军四个师的轮番进攻。阵地上反复争夺，有的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红三军团在光华铺与桂军激战，伤亡同样惨重。而在全州以南的脚山铺，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冲上来的敌人，他高喊“不做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6岁。12月1日，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一天。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在界首至大坪渡河点抢渡湘江。为掩护主力过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奉命担任全军后卫。这支部队从出发时有近6000人，在完成阻击任务后锐减至不足1000人。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担架上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成为长征途中牺牲最多的一支部队。经过湘江一战，红一方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长征出发以来最惨痛的损失。血的事实教育了全党全军，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

3.遵义转折：方向从此不再动摇

湘江血战后，全军上下弥漫着沉重的失败情绪。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调集重兵，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如果按原计划继续北上，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紧急建议放弃原定计划，转兵贵州。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攻占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为党内所接受的标志。

黎平会议后，红军向黔北挺进，直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去湘西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定。会后，红一方面军强渡乌江，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的意义，远超一次军事指挥权的更替。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边地区灵活机动。1935年3月，在贵州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最终说服大家撤销作战命令。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收官，从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成员。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路向北，逐渐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

4.四渡赤水：用兵如神的战略突围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蒋介石调集约40万兵力，在川黔滇边境布下重兵，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小地区。而红一方面军当时只有3万余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处境极为险恶。

1935年1月至3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的赤水河两岸，展开了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一渡赤水，红军在土城战斗失利后果断西渡，进入川南，摆脱了追兵；二渡赤水，红军突然回师东进，再入贵州，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三渡赤水，红军再次西渡，佯装北渡长江，吸引敌军主力西调；四渡赤水，红军突然折返东进，南渡乌江，兵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兵临城下，吓得他急调滇军入黔“救驾”。而红军趁滇军东调、云南空虚之际，直逼昆明，进一步调动敌军回防，随后迅速西进，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经典之作。红军在三个月内，四次渡过赤水河，随后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敌军始终被红军牵着走，疲于奔命。红军则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从险境中杀出血路，堪称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四渡赤水使红军从根本上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湘江血战后那种被动挨打的阴影，至此一扫而空。红军不再是“哪里敌人少就往哪里跑”，而是“哪里对我有利就往哪里打”。这正如刘伯承后来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5.雪山草地：最艰苦的路程

四渡赤水后，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等待他们的，是更为严酷的自然界的考验——雪山和草地。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四川西部。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称“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谁也翻不过去。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南方，从未见过雪山，身上还穿着单衣草鞋。翻山时，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一步一喘。有的战士倒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有的连队一夜之间冻死数十人。但红军仍以惊人的意志翻过了夹金山，并在山后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军继续北上，进入了更为凶险的松潘草地。草地纵横数百里，遍布沼泽泥潭，看似绿草如茵，脚下却是深不见底的泥沼。一脚踩错，人就会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旁边的战友想拉都拉不住。草地上没有房屋，没有道路，没有食物。战士们把青稞面省着吃，吃完了就吃野菜、草根、皮带、皮鞋。到了后来，连皮带都成了难得的东西。夜晚宿营时，战士们背靠背坐在草甸上，一夜大雨过后，天亮时往往有人再也站不起来。红军在过雪山草地期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始终保持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这种信念和精神，后来被概括为“雪山草地精神”。

6.落脚吴起镇：找到了“新家”

1935年9月，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这时，一个关键的信息传来：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这个消息，让长征以来一直在寻找落脚点的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9月18日，红军占领甘肃宕昌哈达铺。在当地的邮政代办所里，红军战士找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刊登了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毛泽东看到报纸后，当即决定：到陕北去，与陕北红军会合。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们要北上，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徐海东的红军。我们要到那里去，那里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此后，红军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落脚吴起镇，对于红一方面军而言，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到达，更是一次心理上的回归。长征出发时，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湘江血战后，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四渡赤水时，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走向何方。而到了吴起，这一切都有了答案——陕北就是落脚点，红军在这里有了新的“家”。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家”不是偶然找到的。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一道，为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二）率先抵达：红二十五军的特殊贡献

红二十五军是四路红军中人数最少的一支，却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这支部队诞生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武装和地方游击队于1932年11月重建的。它的长征，从一开始就带着“孤军奋战”的底色——没有电台，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切行动决策都靠自身对形势的判断。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这是一支地道的“娃娃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16岁，十二三岁的“红军娃娃”有数百名之多，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部队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以钢铁般的意志，打破了十倍以上敌军的围追堵截，长驱近2000里，到达陕南。正是在陕南，红二十五军做出了一项对全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决策。1935年7月，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此时，红二十五军已在鄂豫陕边区创建了一块人口50万、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主力红军增至3700多人。是留在根据地继续发展，还是主动出击策应主力？鄂豫陕省委果断决定：率部西征北上。这个决策，后来被证明是红军长征历史进程的关键一步——它使陕北不仅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了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条件。此后，红二十五军一路西进北上，“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蒋介石气急败坏，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1935年8月21日，部队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渡河时遭遇突袭。吴焕先率部抢占制高点，一举扭转了战局，却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被冷枪击中胸部，壮烈牺牲，年仅28岁。徐海东买来柏木棺材，为吴焕先擦洗血迹后，将他安葬在陇东高原上。此后，徐海东因伤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程子华双手负伤未愈仍随军行动，这支部队以“死了也要倒在陕北”的意志，完成了最后的征程。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次日，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赶来会合，三军胜利会师，随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至此，红二十五军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近3000人，到此时仍保有3400余人，是四路红军中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这一“不减反增”的背后，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部队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人人都是宣传员，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一片群众。半年间，鄂豫陕苏区人口扩大到50万，数千青年参加红军。仅郧西一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支援红军中牺牲的。

红二十五军的率先到达，使“北上抗日”从一个战略设想变成了地理事实。它证明了：陕北可以成为落脚点，抗日的前进阵地可以在这里建立。当另外三路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时，红二十五军已经用行动为“殊途同归”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坐标。先到者为后来者开路——这是红军协同精神最朴素的表达。

（三）南下北上：红四方面军的曲折征程

红四方面军是四路红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也是长征经历最为曲折的一支。它的长征，从一开始就带着“策应中央”的使命，却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经历了南下与北上的反复，付出了沉重代价，最终在党中央的召唤和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回归北上路线。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转入川西，需要活跃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配合。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电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收缩东线兵力、隐蔽造船、准备渡江。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迅速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广大新区，实际上开始了长征。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约8万人，加上机关、医院、工厂职工等，总计约10万人，是四路红军中出发时人数最多的一支。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摆在两军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下一步向哪里走。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则主张南下，退往川康边地区。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方针，但张国焘迟迟不执行中央决定，并借机向中央索要权力。为维护团结，中央先后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然而，张国焘的权力欲并未因此满足。8月，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行至阿坝后，以种种借口拒绝北上，于9月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10月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南下的结果，印证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见。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南下中英勇奋战，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未能打开局面。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集中17个团的兵力，在名山东北的百丈关与川军80多个团展开决战。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自古有“获百丈关者，得成都无疑”之说。刘湘为保成都，下达“临阵不前者斩”的死命令，并亲自用机枪扫射后撤官兵。战斗持续七昼夜，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与敌人展开殊死格斗。红军虽毙伤川军1.5万余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主力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川康边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部队得不到补给，加之隆冬严寒、疾病流行，减员严重。至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损失近半。许世友后来回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我军得不到粮食的补给，只能以山果、野菜、土豆充饥……饥饿、寒冷和疾病，又夺去了不少同志的生命。”事实教育了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直在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而努力。朱德在左路军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反复耐心地做争取北上的工作。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促其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1月，张国焘被迫致电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随后，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到达陕北时，红四方面军尚有4万余人，为四路红军中保存力量最多的一支。

回顾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有一个基本判断必须明确：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反党行为，丝毫无损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历史功绩。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长征中艰苦奋斗、英勇善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南下到北上这一段曲折历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而最终回归北上，则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召唤下、在事实教育下作出的历史选择。

（四）殿后北上：红二方面军的转战之路

红二方面军的前身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创建并坚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后踏上长征路时，红二、六军团仍在湘鄂川黔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直到1935年11月才奉命出发，是四路红军中最晚出发的一支队伍。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原计划向湘中挺进，吸引敌军兵力，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队向湘中急进，连克辰溪、溆浦、新化、蓝田等地，在湘中地区纵横驰骋，确实起到了牵制大量敌军的作用。但此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陕北，红二、六军团牵制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而向西，进入贵州。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进抵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黔滇边创建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堵，红军在乌蒙山区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回旋战。乌蒙山海拔多在2000米以上，山高谷深，道路崎岖，气候恶劣。红军在方圆数百里的山区内，忽东忽西，时南时北，牵着敌军的鼻子走。有时两军仅隔一座山梁，却因地形复杂而擦肩而过。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在乌蒙山打转转，敌人十几个师跟着我们打转转，结果还是我们转赢了。”乌蒙山回旋战，成为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具标志性的军事行动。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摆脱敌军围堵，进入云南。4月，从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成为推动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出发时1.7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仍有1.1万余人，是四路红军中保存力量比例较高的一支。

（五）胜利会师：从“形散神不散”到“形神俱备”的整体

1936年10月，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发生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幕。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纵横十余省、行程数万里的长征，宣告全面胜利。

大会师的意义，不仅在于“走到了一起”。它标志着四路红军从组织上汇聚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力量。会师之前，各路红军在长征中虽然也是一个整体，但那是一个“形散神不散”的整体。所谓“形散”是指组织上分处不同战略区域、通信联络极差。所谓“神不散”是指共同的理想信念、党的绝对领导和一致的阶级基础使它们在战略方向上趋于一致、在行动上主动策应。会师之后，四路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汇聚一堂，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战略方向与共同的理想信念、一致的阶级基础，在此有机聚合，“形”与“神”至此完全合一。

四路红军从不同地点出发，沿不同路线行进，经历不同曲折，最终汇聚到同一个落脚点。这个“殊途同归”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对“整体性”最有力的证明。四路红军都是红军，从来就是一支队伍，只是以分散的形态走过了最艰难的路程，最终在陕北完成了“形神俱备”的聚合。

从“形散神不散”到“形神俱备”，四路红军完成了从分散到汇聚、从各自为战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长征本身。它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组织基础。没有这个“形神俱备”的整体，就没有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壮举。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深刻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从“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到“壮丽史诗”、“巍峨丰碑”，两代领导人对长征意义的概括，跨越八十年，一脉相承。

二、四路红军殊途同归的内在机理

四路红军殊途同归，不是偶然的巧合。除了长征过程中的正确决策和相互策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这些原因，构成了四路红军胜利会师的内在机理。

（一）铸魂立基：使四路红军具备了殊途同归的历史前提

四路红军之所以能在长征中殊途同归，并非仅仅因为长征过程中的正确决策和相互策应。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党在长征之前十余年的奋斗中，已经为这支队伍注入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没有这一历史前提，长征中的一切协同都无从谈起。

政治基础的核心，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战略方向。从1921年建党到1934年长征，中国共产党在十余年的斗争中逐步明确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四路红军虽然分散在中央苏区、鄂豫皖、川陕、湘鄂西等不同根据地，但共享同一种价值追求、同一个精神谱系、同一套政治话语。更关键的是，1935年前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已经形成“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四路红军虽然出发时间不同、路线各异，但都朝着“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前进——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东征抗日，红四方面军最终回归北上路线，红二方面军北上与主力会合。这个“方向共识”，是政治基础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层。

组织根基的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党逐步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意味着四路红军虽然分处不同根据地、互不隶属，但它们的组织根基是同构的：每一支部队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每一个连队都有党支部，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认同“我们是党领导的队伍”。这种组织根基的同构性，使四路红军即便在“失去联络”的状态下，也天然地认为彼此是“同一支队伍”，而不仅仅是“友军”。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之所以最终无法带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组织根基决定了这支部队的灵魂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党。

铸魂立基，不仅体现在党为红军注入了共同的政治灵魂和组织根基，也体现在四路红军之间实际的历史联系中。红二十五军本身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留下的部队，它与红四方面军有着直接的“血脉”关系。红二、六军团与中央苏区之间长期保持着电报联系和战略协同，红六军团西征的动因就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为红一方面军探路。各根据地之间还有干部交流——中央先后派周恩来赴中央苏区，派关向应到湘鄂西、曾中生到鄂豫皖，各根据地的干部也时有调换。这些实际联系，使四路红军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隐性的整体”。这个整体虽然在地域上是分散的，却以组织纽带、精神纽带和历史渊源维系着。

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同构的组织根基和实际的历史联系，四路红军才能在出发时间不同、行进路线各异、通信联络极差的条件下，最终殊途同归。真正的团结，不是危机来临时才建立的，而是在长期共同奋斗中养成的。

（二）求实定向：使四路红军在战略方向上逐步趋同

四路红军出发时间不同、路线各异，却最终汇聚陕北，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在长征过程中都坚持了一条根本原则——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无法请示中央的条件下，各路红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做出战略判断的。红一方面军在湘江血战后判断原定北上湘西已不可行，转兵贵州；红二、六军团在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判断牵制任务已完成，放弃原定方向西进；红二十五军在得知红一方面军动向后，从全局出发决定西征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挫后，广大指战员日益觉醒，最终回归北上路线。四路红军面对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做出的判断遵循了同一条原则——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也不是单纯等待上级指令。

这些独立判断之所以能够趋同，是因为各路红军遵循的是同一条思想路线。面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用同一条思想路线和同一把“尺子”去分析、去丈量，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哪一路红军的专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共同思想方法。四路红军战略方向的逐步趋同，再次证明：只要实事求是，就能赢得同心同德。

（三）自觉策应：使四路红军在行动上彼此配合

如果说“求实定向”回答的是四路红军“怎么看清方向”的问题，那么“自觉策应”回答的则是，在看清方向之后，它们为什么愿意为全局做出牺牲？

红军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般情况下，部队是等命令下达后才行动。但在长征中，通信联络极为困难，各路红军经常处于无法及时请示中央的状态。在得不到上级指示时，各路红军根据对全局的判断主动策应兄弟部队，就成为维系整体性的重要选择。这种“无指令协同”，不是不按命令办事，而是在无法获得命令时做出的主动担当。四路红军在行动上都表现出了这种高度的全局意识，这是它们能够形成整体的关键一环。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是“无指令协同”最典型的例子。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后，从全局出发，主动放弃相对有利的条件，率部西征，策应主力。他们一路西进北上，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军需兵站所在地天水北关，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随后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吸引了大批敌军回防，客观上为红一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的北上，同样是主动策应的典范。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接到了中革军委关于北上的电令。当时，红二、六军团刚经过长途转战，部队疲惫，物资匮乏。而北上的路线要穿越草地，意味着他们将面对那片吞噬了无数战友生命的沼泽。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应当顾全大局，于是决心积极贯彻执行，不讲任何条件。红二方面军由此成为四路红军中最后穿越草地的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最终北上，则是在经历了南下挫折之后，广大指战员在事实面前重新认识全局、回归全局的过程。1935年9月，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被迫执行。但南下的结果证明“南下是绝路”。事实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红一方面军作为党中央直接率领的部队，在策应兄弟部队方面同样不遗余力。1936年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由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的有利态势，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真正的协同，是自觉服从全局的需要。四路红军之间在长征中不时出现的这种“无指令协同”，与当时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之间“地盘和利益至上”的逻辑形成了鲜明对照。国民党军队之间，配合的前提是“对我有利”；而四路红军之间，配合的前提是“对全局有利”。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每一支部队都认同“我们是党领导的队伍”，而不是某个派系的私兵。

（四）斗争固本：使四路红军在化解危机中更加团结

“自觉策应”讲的是四路红军在正常状态下的相互配合，但长征中四路红军整体性的保持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大的危机来自内部——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使刚刚会师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又分离开来。这一危机能否被解决，直接关系到四路红军能否最终形成整体。危机的解决，靠的不是妥协退让，而是斗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不仅向中央索要权力，而且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甚至另立“中央”。这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刚刚汇聚的两支主力部队面临分裂的危险。如果分裂成为事实，四路红军的整体性将被彻底打破，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将不堪设想。

面对危机，党中央采取了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方针。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其分裂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始终把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不因张国焘的错误而否定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同时，对张国焘本人仍尽力争取和挽救，俄界会议的决定只发给中央委员，不向全党公布，就是为了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把张国焘的错误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分开来，是危机最终得以解决的关键——它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始终认同自己是“党的队伍”，而不是“张国焘的队伍”。

1935年9月至1936年上半年，朱德在左路军中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的典范。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南下时，朱德明确表态：“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面对张国焘的胁迫，他既不妥协，也不激化矛盾，而是反复耐心地做争取工作。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天下红军是一家。”当张国焘逼迫他表态反对中央时，他坚定地回答：“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正是这种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的斗争，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实质，为最终北上奠定了思想基础。

任弼时、贺龙在红二、六军团中的斗争，也很重要。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派人送来一批宣传材料，其中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内容。任弼时发现后，立即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材料烧毁，明确要求红二、六军团干部战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贺龙则在会师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任弼时、贺龙共同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发挥了关键作用。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样为维护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后，有人打电话请示是否对红一方面军警戒，徐向前明确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红二方面军即将到来时，徐向前在迎接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正是广大指战员的这种觉悟和立场，使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最终无法得逞。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正式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要求其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6月，在持续的电报争取和各方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的任务提上日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的推动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北上的意志更加坚定，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这场危机的解决，不是“自然愈合”，而是“斗争的结果”。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斗争，才使四路红军的整体性在经历最严峻的考验之后，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五）牺牲为荣：使四路红军在走出绝境中彼此支撑

四路红军的相互策应，不是纸上谈兵。每一路在为全局做出策应行动时，都清楚这意味着自己的部队可能遭受更大损失，但它们义无反顾。正是因为每一路的不怕牺牲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顾全大局，四路红军才能在绝境中彼此支撑。

红一方面军作为党中央直接率领的部队，以大量牺牲自身有生力量为代价，保护了全局指挥中枢，维系了四路红军统一的领导核心。“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一方面军出发时8.6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剩约8000人，一路抗击和牵制了10多倍于己的敌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还把身上的干粮和子弹留给战友。但正是这支付出了最大牺牲的部队，成功地保护党中央胜利到达了陕北。没有党中央的保存，就没有四路红军最终的汇聚，就没有长征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的牺牲，直接转化为全局指挥中枢的存续。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是以放弃根据地为代价，为红一方面军换取北上空间。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已经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主力增至3700人，处于相对有利的态势。留在根据地继续发展，是当时最“划算”的选择。但就在这时，部队从缴获的报纸和截获的情报中得知：主力红军北上需要策应。随即，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党中央及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在省委紧急会议上，徐海东立下决心：“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迎接过来。”于是他们毅然放弃根据地，迈上了自己的长征之路，把蒋介石原用于堵截红一方面军的部分兵力吸引过来，大大减轻了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压力。红二十五军主动作出的牺牲，直接转化为红一方面军的北上空间。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以放弃川陕根据地为代价，为红一方面军北上打开通道。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歼敌1万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的广大区域。但这次西渡的代价是：红四方面军全部撤出了经营两年多的川陕根据地，8万多正规部队加上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搬家式”地转移。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支援更是“雪中送炭”。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时，经过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近弹尽粮绝。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将筹集的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物资送给红一方面军，仅红31军一批就捐出军衣约500套、草鞋1380双、毛毯100多条、毛袜500双。徐向前还专门交代李先念，红四方面军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经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调拨3个团近4000人，充实红一方面军。这些支援，使红一方面军绝处逢生。红四方面军作出的牺牲，不仅体现在放弃根据地的战略代价上，也体现在对兄弟部队的无私支援中。

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是用承受最大减员的代价，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条件。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随后，他们接到了北上的命令。此时，部队刚经过长途转战，疲惫不堪，物资极度匮乏。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仍克服困难，积极贯彻执行命令，踏上了穿越草地的征途。由于走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后面，沿途可筹的粮食已被前面的部队筹光，红二方面军几乎无粮可筹，减员极为严重。但他们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往前走。红二方面军作出的牺牲，直接转化为三大主力会师的重要条件。

四路红军为全局付出的牺牲，汇聚成一组惊人的数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概括道：“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原，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这600余次战役战斗、近百条江河、40余座高山险峰，不是哪一支部队的经历，而是四路红军共同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红军将士为全局做出的牺牲。正是这些牺牲汇聚在一起，才使四路红军在绝境中彼此支撑，最终走出了一条生路。

（六）全局为要：使四路红军在分开行动中保持了统一

四路红军之间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生死与共，也体现在物资极度匮乏时有限的资源的分配。长征途中，粮食、药品、银元、弹药，每一样都关乎生死。在“自己活下去”与“让兄弟部队活下去”之间，四路红军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兄弟部队”的全局意识，是四路红军凝聚为一个整体的一条重要纽带。

罗炳辉让粮，是过草地时最感人的故事之一。红32军军长罗炳辉在过草地时，得知红二方面军其他兄弟部队严重缺粮。他立即召集会议，并对全军提出要求：“红军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干部战士都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宁肯我们自己挨饿，也要让兄弟部队吃饱肚子。”他要求部队每人每天只吃二两半炒面，把省下来的粮食留给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草地深处，部队之间流传着一句话：只要说声“我没吃的了”，马上就会有许多捧着粮食的手伸向你。这些“让粮”的行为，是以自身承受更大饥饿为代价的。

徐海东让钱，是红十五军团对刚到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最及时的援助。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时供应极度困难，毛泽东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银元2500元。徐海东得知红十五军团尚有7000元家底后，对供给部长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裤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随后拿出5000元交给中央，自己只留2000元，同时把一批布匹、药品、武器弹药一并支援红一方面军。当时红十五军团自身也面临严重困难，但徐海东的选择是：先把方便留给中央。这个“让钱”的行为，是以自身承受更大困难为代价的。

贺龙等勇挑重担，是红二方面军北上时最坚定的选择。红二方面军刚走出草地，尚未得到任何休整。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到了中央要求其向陕甘交界处迅速出击的电报。他们要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迅速展开，打击王均部、阻止胡宗南西进，为三大主力会师扫清障碍，这意味着他们要比其他部队走更远的路、付出更多牺牲、承担更重的任务。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清楚，这是全局的需要，没有提任何条件，坚决接受了任务。红二方面军从9月11日到20日，仅用10天时间，长途奔袭700余里，相继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胜利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形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相互呼应、互为犄角的战略新格局。红二方面军本就是四路红军中出发最晚的一支部队，加上这次绕道陇南，最终成为到达最晚的一支。这个“勇挑重担”的选择，是以自身承受更大代价为前提的。

各路红军之间的相互支援，不仅体现在重大资源上，也体现在日常细节中。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独立作战时缴获银元，主动调拨三军团现款十万元；红三军团则在小铺子留给兄弟军团一部分大米、白面。这些“让”的行为，在当时极端匮乏的条件下，每一笔都意味着让出者要承受更大的困难。但红军将士的选择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兄弟部队。

真正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生死与共，也体现在物质分配中的先人后己。其根源，在于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天下红军是一家”。正因为如此，各路红军才能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仍然把方便留给兄弟部队，为四路红军形成一个整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七）技术手段：殊途同归背后的电波联络

四路红军殊途同归，靠的不仅是双脚和枪杆，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电波。红一方面军通讯体系最完整。出发时携带十四部电台，军委三局负责通信联络，军委二局专司侦听破译，毛泽东曾把二局比作“打着灯笼走夜路”。湘江战役中，唯一能与共产国际直接联络的大功率电台被毁，但内部指挥体系仍基本维持。红四方面军电台数量较多，技侦能力极强，总部二局下辖电台曾达十四部，蔡威是核心破译人物，还曾向红一方面军提供关键情报支持。红二十五军则极端特殊。长征初期完全没有电台，是唯一一支半年多与党中央完全失联的主力部队。军政委吴焕先曾说：“消灭敌人一个师，都不如缴获了一部电台。”直到1935年夏缴获一部电台，才临时俘虏一名司务长当教员，开始培训报务员。抵达陕北后，才由中央分配电台，建立正式联系。

而红二、六军团与中央那段双向寻找的经历，最为感人。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原负责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和密码随红军总部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分裂后，北上的中央便失去了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渠道。红二、六军团这边，无线电大队日夜守在电台旁，不间断地呼叫并搜索中央台，几个月没有回音。1935年9月29日，政委江文偶然搜到一个熟悉波段，立即上报。任弼时随即拟电回复，以为联系上了中央。但这封电报实际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回电署“朱、张”，红二、六军团当时并不知情。中央这边，到达陕北后，将“完成与红二、六军团联络”列为战略任务。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守在电台旁，连续半个多月守听、寻找。1936年1月，王诤搜到一个熟悉波段，发现是江文正在与红四方面军通报。王诤亲自上机“插进去”呼叫，江文起初诧异，问讯后确认对方是军委三局局长，这才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中央，至此真正恢复联络。恢复联络时中央没有密码本，只能先发明码电报，再用“明码加打哑谜”的方式通报简要情况。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合后，任弼时直接找张国焘索要密码，朱德当场质问张国焘还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方面军之间转报？张国焘无言以对，只好交出密码。中央这才彻底恢复对红二方面军的直接领导。

一条条电波，在雪山草地间穿行，把被敌人分割、被错误路线干扰的各路红军重新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些电波并非时时畅通，也非处处畅通。正因为常常中断、常常失联，各路红军才不得不在孤军奋战中独立判断、各自求存；也正因为每一次重新接通都来之不易，那一条条穿越雪山草地的电波，才更显出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些时断时续、却始终未曾彻底断绝的信号，让“殊途”最终真正“同归”。

三、四路红军殊途同归的当代启示

四路红军殊途同归的历史，不仅回答了四路红军“何以形成整体”的问题，也为今天走好新的长征路提供了深刻启示。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回望四路红军从分散出发走向汇聚一体的历程，至少可以从中提炼出四个方面的教益：党的绝对领导是根本保证，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精神纽带，共同的阶级基础是内在根基，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是力量源泉。这四个方面，既是长征胜利的历史密码，更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一）党的绝对领导是四路红军始终保持整体性的根本政治保证

四路红军之所以能在各自独立行动、通信联络极差的条件下形成整体，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在于党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是建党十余年组织建设的历史成果，更在长征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它使每一支红军部队都认同自己是“党的队伍”，而不是某个人的队伍、某个派系的私兵。

长征途中，党中央始终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对各路红军的战略方向进行指导。虽然红二十五军曾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红二、六军团也曾一度中断联络，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最终都通过多种形式传达到了各路红军。如前所述，1935年1月，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其“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红四方面军接电后立即调整部署，放弃与胡宗南部的周璇，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1936年5月，党中央又直接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指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为红二、六军团北上指明了方向。对红一方面军，党中央始终直接指挥，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每一个重大战略决策都在党中央的集体讨论中作出。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立即恢复了对这支部队的直接领导。这些电报和指示，是党的绝对领导在长征中的具体实现方式——即便相隔千里、即便通信条件极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仍然能够传达到各路红军，各路红军也始终把自己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党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关系上，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组织扎根于基层，“党指挥枪”使军队始终在党的手中。正因为有了这套制度，四路红军才能在分散状态下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同时必须体现在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上。

（二）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四路红军在失去联络时仍能主动配合的精神纽带

四路红军能在各自独立行动、通信联络极差的条件下形成整体，除了党的绝对领导这一组织保证，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共同的理想信念。它使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即便在失去联络、看不到上级、看不到战友的绝境中，仍然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瞬间。翻越党岭雪山时，红四方面军前卫营的战士在雪地里发现了一只从雪中伸出的胳膊，手里攥着一个党证和一块银圆，党证上写着“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年2月入党”。这名普通的红军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交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他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但那个从雪地里伸出的胳膊、那张被风雪浸透的党证，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什么是理想信念。

更多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过草地时，有的战士把最后一把青稞面交给战友，自己默默地倒在沼泽中；有的女红军在行军途中生下孩子，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百姓，自己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有的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掩护战友转移。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做了同一个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

理想信念的力量，不仅在于顺境中让人走得更快更远，更在于逆境和绝境中让人不至于倒下。四路红军殊途同归的历史告诉我们：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体现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的选择中，体现在每一次面对困难时的坚持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始终坚持理想信念，用共同的信仰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三）共同的阶级基础是四路红军彼此认同的内在根基

四路红军能始终保持整体性，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它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这个基础在建军之初就已经确立，在长征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由工农组成，为工农而战。

“工农红军”这个名称本身就是答案。四路红军的兵员来源高度同质：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旧军队中起义的士兵。他们参军的目的也高度一致：为了吃饱饭、为了有地种、为了不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这种阶级出身的同质性和战斗目的的一致性，使四路红军在互不隶属的条件下，天然地认同彼此是“自己人”，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友军”。这种“自己人”的认同，体现在长征途中的无数细节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双方虽然此前从未有过直接联络，但一见面就毫无隔阂，立即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部队同样迅速建立起战友的信任与协同。这种“一见如故”的背后，是共同的阶级基础在起作用——他们清楚，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队伍。

更关键的是，这种阶级基础不是抽象的，它通过制度转化为红军内部的凝聚力。“伙食尾子”制度使经济分配透明化：从军长到伙夫，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一样，结余平均分配。士兵委员会制度则使政治参与制度化：连以上设士兵委员会，士兵可以监督官长、参与管理，军官做错了事要接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官兵平等不是口号，而是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感受到：这支队伍是自己的队伍，不是长官的队伍。这种内部逻辑在四路红军中是高度同构的。每一支部队都实行同样的伙食尾子制度，每一个连队都建有士兵委员会，每一支部队的战士都认同“我们是工农的军队”。正是因为这种内部逻辑的同构性，四路红军在相遇时能够迅速融为一体。它们不是因为事先有什么约定，而是因为发现彼此是“同一种队伍”——同样的官兵关系、同样的战斗目的、同样的组织原则。这种“同一种队伍”的归属感，正是四路红军在互不隶属条件下天然认同彼此、行动一致的深层原因。

真正的团结，不是靠外部强制形成的，而是靠内在自觉认同实现的。四路红军的历史告诉我们：共同的阶级基础是团结凝聚的根本，新时代同样需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

（四）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是四路红军在绝境中屡屡逢生的力量源泉

四路红军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走到万里长征的目的地，除了自身的坚强和团结，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从湘江血战到皑皑雪山，从张国焘分裂危机到茫茫草地，四路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绝境不止一次。每一次绝境，都是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绝处逢生。人民群众的支持，集中体现在踊跃参军、全力资助、舍命配合、冒险救助这四个方面。

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通过扩红，使红一方面军兵力增长了一倍以上，赣南籍红军战士在整个8万红军中达到5万余人，闽西子弟也有2.6万余人参加长征，还有由5000余赣南挑夫组建的运输队、担架队随军出征。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前，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扩红近万人，转战贵州期间又扩红6000余人，到甘肃后再扩红2000多人——这对人数本来不多的红二方面军来说，是难得的补充。红四方面军在甘肃扩红也达到3000多人。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人民群众愿意把自己的子弟交给红军，是因为他们认定了这支队伍是“自己的队伍”。

全力资助，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前，赣南苏区人民捐献稻谷90.6万担，超额完成84万担的任务，还捐献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采购中西药品价值10万元，筹集军费150余万元。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到达贵州桐梓，急需军粮。桐梓城内和城郊的9间水碾、14架碾槽、6架牛碾昼夜不停为红军碾米，5天内碾米20多万斤。在贵州大定、毕节，当地群众为红军日夜赶制军衣2万多套。在少数民族地区，阿坝藏族羌族回族群众共为红军筹集粮食2500多万斤、大小牲畜20多万头——而当时阿坝地区人口仅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畜不足两头。在松潘毛尔盖，藏族群众仁青卓玛家中保存着一块写在木板上的“割麦证”借条，上面记载着红军割老乡青稞1000斤，承诺“归来后可凭此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兑换”。这块木板，见证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严守群众纪律的难忘历史。

舍命配合，使红军一次次战胜强大敌人。四渡赤水期间，土城老百姓“有船出船、有门板出门板”，有老乡把自家三扇门板全拆下来送给红军；黔北群众帮助红军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金沙江皎平渡，川滇37名船工鼎力相助，七天七夜挥桨不辍，帮助数万红军渡过金沙江。同月，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船工们划着翘首木船，载着17名勇士冲向对岸。船到河心撞上礁石，4名船工跳下船，在难以停留的急流中用背顶着船，另外4名船工奋力撑篙，将船推向岸边。人民群众用船桨、门板、脊背，为红军铺出了一条条生路。

冒险救助，为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在红军长征期间，安置伤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保护、收留红军伤员，为红军留下了许多有生力量。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转战湖南郴州期间，仅宜章县游击队和湖南宜章、广东乐昌的党组织就安置了红军伤病员700多人。宜章茶园村安置了30名红军伤病员，为躲避国民党军追杀，村民白天将伤员转移到观音岩洞隐蔽，夜晚再抬回村里医治。最终，30名伤病员除1人牺牲外，其余29人基本康复，两个多月后重新归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进入西康藏区后，留下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炉霍等县，藏区许多活佛派出手下得力的喇嘛掩护伤员，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据《解读长征（74）》一文记载，河南老人吴修珍救治了40多名红军伤病员，她的7位亲人因此被国民党活埋。各族群众救助红军伤病员的行动，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鱼水深情。

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党的政策和行动争取来的。以真心换真心，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依然如此。

结语

四路红军从不同方向汇聚而成的合力，使中国革命摆脱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困境，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也留给我们一笔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回望长征，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五个方面，既是对长征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也是对四路红军何以殊途同归的深层回答——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四路红军才能在通信联络极差、各自独立行动的条件下，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战胜无数艰险，最终汇聚为一个更加坚强的整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用五十六个字概括了二万五千里的征程。九十年前，四路红军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最终汇聚陕北，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这火种，随后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熊熊烽火。在全景式的展现中重温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三个“只要”：只要方向正确，再远的路也能走到终点；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只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再强的敌人也能战胜。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依然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就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一棒。

「欧阳淞」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本文载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6期。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限于篇幅，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