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朝鲜时代的境遇，可大体分为三种：其一是作品在中国本土热度平平，但在朝鲜半岛却如日中天，如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其二是作品在中国本土和朝鲜半岛都大受欢迎，如《世说新语》《三国演义》；其三是作品在中国本土热度极高，但传入朝鲜半岛后却受到冷遇，如《水浒传》《红楼梦》。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或由于特殊的时代机缘，如《剪灯新话》在中国本土长期被禁，“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时代民众对《三国演义》的热爱；或由于上流社会的追捧，如《世说新语》《剪灯新话》备受朝鲜时代知识精英甚至王室的青睐；或由于语言形式的差异，如《水浒传》《红楼梦》用白话写成，而朝鲜时代的知识精英比较熟悉文言却难以读懂白话；或由于文本的表达风格，如《水浒传》《红楼梦》就比《世说新语》《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更容易被误读。

关键词：朝鲜时代/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剪灯新话》/ 《三国演义》

作者简介：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第44-50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3)。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王朝(1392-1910)，共历27代君主、519年。1392年是明朝洪武年间的末期，1910年是清王朝的倒数第二年。把明朝开头的24年去掉，把清朝最后一年去掉，即对应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

2010年以来，笔者与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等合作，编纂出版了若干种以“中国古典小说在朝鲜半岛”为主旨的著作，如《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201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201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朝鲜汉籍稀见版本丛刊》2020年由崇文书局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留意到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朝鲜时代的境遇，与在中国本土并不完全一致。一部分作品，在中国本土热度平平，如《剪灯新话》，但在朝鲜半岛却如日中天；一部分作品，如《世说新语》《三国演义》，在中国本土热销，在朝鲜半岛也同样热销；也有一些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在中国本土备受推崇，在朝鲜半岛却不怎么流行。这些差异有什么具体表现？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尝试做出清晰描述和有说服力的阐释。

一、在本土遇冷的《剪灯新话》在朝鲜半岛却如日中天

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是太高。说到传奇小说，前有唐人传奇，后有《聊斋志异》，《剪灯新话》常被描述为从唐人传奇过渡到《聊斋志异》的桥梁。桥梁当然有其价值，但也仅仅是桥梁而已，并非重要景点。

《剪灯新话》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却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加以形容，其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首先，朝鲜时代小说家金时习(1435-1493)所创作的朝鲜半岛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小说《金鳌新话》，就是仿照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而写成的。可以说，没有瞿佑的《剪灯新话》，就没有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其次，《剪灯新话》的注释本《剪灯新话句解》在朝鲜明宗(1545-1567在位)时期即已刊行，满足了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现存《剪灯新话句解》的版本不下九种，韩国重要图书馆如藏书阁、国立中央图书馆、奎章阁、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再次，最迟在日本文明十四年(1482)，以朝鲜半岛为中介，《剪灯新话》流传到日本，陆续被编译为日本故事，如日本天文年间(1532-1554)成书的《奇异怪谈集》就收录有三篇据以编译的故事。经由不断地编译、改写，《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日本小说《伽婢子》(浅井了意，1612-1691)、《雨月物语》(上田秋成，1734-1809)都是以这两部小说为范本而写成的。

《剪灯新话》在中国本土和朝鲜半岛的境遇，差别何以如此之大？

原因之一，《剪灯新话》在中国本土刊行仅十年左右即遭禁毁，一百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剪灯新话》大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至宣德初年(1426-1435)才有刊本，正统七年(1442)三月，朝廷就颁布了焚毁《剪灯新话》等小说的禁令。据《明实录》卷九十《英宗实录》：“正统七年三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五事”，其中一事即指斥《剪灯新话》等“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这一建议为朝廷所采纳[1](P1813)。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剪灯新话》亦形成了巨大压力。当时声望最高的理学家薛瑄(1389-1464)，所著《读书录》亦倡论“乐有雅郑，书亦有之”，他所指斥的“怪诞不经”的“百家小说”，当然包括《剪灯新话》在内[3](P790)。晚于薛瑄40余年出生的陆容(1436-1497)，其《菽园杂记》卷十三断言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皆无稽之言”[2](P159)。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剪灯新话》长时间成为阅读禁忌。大约150年后，万历年间(1573-1620)才终于有了一部仿《剪灯新话》书名的《觅灯因话》，而其路数与《剪灯新话》实大不相同：《剪灯新话》聚焦于才子佳人的风流不羁，而《觅灯因话》说的多是伦理道德、因果报应。清代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追溯先贤时，宁可提东晋干宝、北宋苏轼，也不提明初瞿佑。在他眼里，《剪灯新话》若有若无。

原因之二，《剪灯新话》甫一出版就传到朝鲜半岛，得到了上流社会包括王室的广泛青睐。

有一个术语，叫汉字文化圈，或曰东亚文化圈，或曰儒家文化圈，是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在本土之外，还覆盖了东亚各国或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就明朝而言，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朝鲜王朝，其次是越南，再次是日本。朝鲜王朝和越南都从中国引入了科举制度，唯有日本例外；朝鲜王朝和越南人的取名方式与中国人没有两样，日本也是例外。如果拿朝鲜王朝和越南相比，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又更为密切：历史文献中有宣德年间“弃交趾”的记载[4](P1850)，也就是说，越南在15世纪30年代就脱离了明朝的朝贡体系，而朝鲜王朝直到明亡一直使用明朝的年号。朝鲜半岛的读书人，来明朝考进士、做官的，为数不少；使节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公私贸易络绎不绝。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剪灯新话》甫一问世，即传到了朝鲜半岛。

据《燕山君日记》卷六十三记载，燕山君十二年(1506)四月十三日，曾令“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5](P3)。“令谢恩使贸来”等表述，说明《剪灯新话》是经由官方渠道进入朝鲜半岛，又获得官方准许在朝鲜半岛重新刊印出版的。《剪灯新话》由此得到了广泛传播。

原因之三，朝鲜半岛的儒学氛围，远不像明朝那么严峻。

朝鲜王朝以儒教立国，据儒家经典判断是非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总体氛围并不像明朝那么严峻。比如，中国本土的理学家，几乎没有喜欢苏轼的，而朝鲜半岛的理学家，如大名鼎鼎的“东方朱子”李退溪(1501-1570)，不仅爱读苏轼的作品，还模仿他的风格写诗。《仁祖实录》卷四十二还记有朝鲜王朝仁祖十九年(1641)一月五日的一件事：“倭人求《四书章图》、《杨诚斋集》、《东坡》、《剪灯新话》、我国地图，朝廷赐以《东坡》《剪灯新话》，余皆不许。”[6](P1)1641年已是朝鲜王朝的中期，再过三年明朝就灭亡了，《剪灯新话》仍被作为官方礼物送给日本，这样的事，正统以降的明代读书人是想都不敢想的。

二、《世说新语》《三国演义》在朝鲜半岛的热度与本土不相上下

《世说新语》早在五世纪中叶即已成书，而盛行于朝鲜半岛却迟至万历(1573-1620)以后，其间《世说新语补》所起的带动作用极其显著。

《世说新语补》是明代王世贞将刘义庆《世说新语》和何良俊《何氏语林》加以合并删订而成的一部书。现藏于高丽大学图书馆的《世说新语补》，是朝鲜时代肃宗三十四年(1708)用显宗实录字刊刻出版的(朝鲜显宗，1659-1674在位)，这种官刻版本，显示了对《世说新语》的高度尊崇。韩国现存的《世说新语》版本可知的有21种，《世说新语补》版本有16种，《世说新语姓汇韵分》等有十余种，版本之多，印证了其热度之高。

《世说新语》在朝鲜半岛如此走红，与万历乙未(1595)状元朱之蕃密切相关。朱之蕃万历乙巳(1605)出使朝鲜王朝，这不仅是他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明朝与朝鲜王朝外交史上的大事。据朝鲜王朝李宣显(1669-1745)的《陶谷集》记载，朱之蕃此次出使，带去的一件特殊礼物即《世说新语补》。李宣显所云“明人删其芜，补其奇，作为一书，诚艺林珍宝”，说的是王世贞将刘义庆《世说新语》和何良俊《何氏语林》加以合并删订成《世说新语补》一事。“柳西垌”指的是朝鲜时代别号“西垌”的文臣柳根(1549-1627)。“我东”指的是朝鲜半岛，因其方位在中国之东。“朱天使之蕃携来，赠柳西垌，遂为我东词人所欣睹焉。”[7](P448)之所以有如此效果，是因为王世贞崇高的文坛地位和朱之蕃的“天使”身份，让朝鲜半岛的文化人直接感受到了《世说新语》的不同寻常。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稿》卷五记载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何良俊的《何氏语林》，都曾在朝鲜半岛分别刊行，许筠也都见过，并不格外看重。自从知道王世贞推出了《世说新语补》一书，就一直想购买，惜未如愿。“丙午春，朱太史(之蕃)奉诏东临”[8](P173)，许筠是陪同人员之一，有幸得到了朱之蕃惠赠的《世说新语补》，因而格外珍惜。由此可见，王世贞、朱之蕃的声名和身份，的确有助于《世说新语》身价的提高。朝鲜正祖《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二《日得录》有云：其他的中国小说，大抵“繁氄猥滥”，唯有刘义庆《世说新语》最为可观，“江左子弟眉目颊牙鬓须，宫室舆服盏斝，历历如亲睹焉”[9](P170)。朝鲜正祖1776至1800年间在位，身为国君，对《世说新语》如此倾慕有加，也是在朱之蕃以《世说新语补》为国礼之后。

《世说新语》包括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顺理成章地成了朝鲜时代知识精英的学问渊薮。朝鲜中期文臣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其《西浦漫笔》卷下曾据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了刘向《列仙传序》中的一句话：“得仙者百四十六人。”[10](P87)认为刘向说出那么具体的数字，“意在衒其该博”[10](P89)。套用这一表述，也可以说，金万重引用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同样有“衒其该博”的意味。

《三国演义》现存的中国最早刊本——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朝鲜明宗在位期间(1545-1567)已在朝鲜半岛重印出版，是韩国现存《三国演义》中刊行最早的一部，也是东亚最早的金属活字本[11](P241-262)。朝鲜时代的耽罗(济州道)刊本——周曰校本的翻刻本，《新刊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藏书阁、奎章阁等处均有收藏[12](P87-88)。《坊刻本三国演义》《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等，也广泛流传于朝鲜半岛。就现存的版本、翻译、改编、出版频次、文献记录等而言，《三国演义》不仅超过了《水浒传》《红楼梦》，也超过了《世说新语》《剪灯新话》。

《三国演义》还参与塑造了朝鲜半岛的汉文小说史，朝鲜时代的《壬辰录》即深受《三国演义》影响，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直接来自《三国演义》，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关羽。《壬辰录》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忠、孝、节、义等核心理念经由作品深度影响了朝鲜半岛读者。

因《三国演义》中精彩的故事太多，朝鲜时代的人就其中的一部分单独做成一书或一部翻译本的情形比比皆是，《赤壁大战》《华容道实记》《关云长实记》《赵子龙实记》等，都是《三国演义》的副产品。这些作品中的内容，与《三国演义》相比，细节更为丰富。

《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朝鲜时代受到如此追捧，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出色的“通俗历史教科书”，如胡适《三国志演义考证》所说：“《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13](P391)这种通俗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人重要，对于朝鲜时代的知识精英更为重要，因为他们阅读文言的能力，毕竟不及中国本土的读书人。所以，在朝鲜半岛，《三国演义》通常被称为《三国志》，读了《三国演义》的人，大都不再读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朝鲜时代受到如此追捧，还因为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试，《三国演义》成了题库之一。金万重《西浦漫笔》卷下有这样的记载：“如桃园结义、五关斩将、六出祁山、星坛祭风之类，往往见引于前辈科文中。”“李彝仲为大提学，尝出《风雪访草庐二十韵》排律以试湖堂诸学士。余谓令公何以《衍义》出题，李答曰：‘先主之三顾，实在冬月，其冒风雪，不言可知矣。’”[10](P141)李瀷(1681-1763)《星湖僿说类选》之九亦载：“《三国演义》……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以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14](P107)从这些记载来看，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试，据《三国演义》出题，并非偶然情形。一部书成了科举考试的题库，就不仅是读的人多，而且是精读、反复读的人多。这样的境遇，除了《三国演义》，其他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都不曾有过。

《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朝鲜时代受到如此追捧，也与明朝与朝鲜王朝之间休戚与共的深厚友谊密切相关。金万重《西浦漫笔》卷下指出：“壬辰后”《三国演义》方“盛行于”朝鲜半岛[10](P141)。万历壬辰(1592)，这是一个醒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日本的丰田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度势如破竹，史称“壬辰倭乱”。朝鲜王朝得到明军的大力支援，历时数年，将日本军队赶了回去。“壬辰倭乱”的爆发和平定，进一步加强了朝鲜王朝和明朝的友好关系，而明朝、朝鲜王朝、日本这样一种现实的“三国演义”，也激发了朝鲜时代文化人对《三国演义》的兴趣。《三国演义》在“壬辰”后盛行于朝鲜半岛，有由然也。

三、《水浒传》《红楼梦》在朝鲜半岛的热度远逊于本土

《水浒传》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两部作品，一部代表了阳刚风格的极致，一部代表了阴柔风格的极致。它们在中国本土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尤其是《红楼梦》，拥有数不清的“红迷”，而在朝鲜半岛，其受欢迎的程度，却远不及《三国演义》《剪灯新话》和《世说新语》。

在朝鲜世宗大王(1397-1450)创制谚文之后，《剪灯新话》《世说新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只有《世说新语》是没有谚文译本的，它仅仅在知识精英中流传；《剪灯新话》《三国演义》虽有谚文译本，但其主要版本是用汉字刊刻的；《水浒传》《红楼梦》在朝鲜时代流行的，则主要是谚文译本，说明它们在知识群体中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其地位不那么高。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两个原因。

其一，《水浒传》《红楼梦》是用白话写成的，而朝鲜时代的学者或文人比较熟悉文言文，对白话文反倒读不懂。有读者可能感到奇怪：哪有读得懂文言却读不懂白话的道理？其实并不奇怪。正如一个熟练掌握了普通话的内地人，让他去听香港人讲的粤语，真比听英语难多了。《世说新语》《剪灯新话》是用文言写成的，《三国演义》更是浅近文言，这种语言优势，令《水浒传》《红楼梦》瞠乎其后。

朝鲜王朝的知识精英读不懂白话，这一情形导致了三种后果：一是《水浒传》《红楼梦》几乎没有官刻本，因为官府只刊刻那些知识精英读得懂而且看重的书，白话小说不在选择范围之内；二是《水浒传》《红楼梦》的私刻本多为翻译之作，朝鲜半岛的知识精英很少有人能直接阅读中国的白话，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因而需要翻译；三是其读者群以妇女和下层民众为主，用谚文翻译的中国小说，本来就是面向这个读者群体的。

其二，与《世说新语》《剪灯新话》《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红楼梦》有浓厚的庄禅风味，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其意义，心眼太“实”的读者，很容易将其主角视为负面形象。而这种心眼太“实”的读者，在禅宗氛围稀薄的朝鲜半岛，所占比例比中国本土高出许多，在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群体中，所占比例尤高。

以《水浒传》的鲁智深为例，一个心眼太“实”的读者，是不能真正理解他的。

晚明作家袁中道，其《游居柿录》记载了一个因心眼太“实”，误读《水浒传》而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李贽在武昌评点《水浒传》，他让一个名叫常志的小和尚帮他抄写。常志经常听李贽称说《水浒》各位好汉是真豪杰，又听李贽说鲁智深才是真修行，嘲笑那些不吃狗肉的五台山长老是迂腐之徒。听得多了，他就“一一作实法会”，把鲁智深的做派搬演到生活中来。起初，他还不显得异常，时间一久，气质起了变化，与同伴有了点纠纷，就要放火烧屋。李贽听说了，劝责他，常志不服，反倒叹息说：“李老子(即李贽，他常常以此自称)不如五台山智真长老远矣。智真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仍旧时时效仿鲁智深的行径。李贽本来性急，看到常志这个样子，无法忍受，只好派人把他送离武昌。途中押送他的人行动稍慢了些，常志不满，怒目大骂：“汝有几颗头？”这个常志，后来没人敢收留他，终于“流落不振以死”。学鲁智深学成这个下场，的确有些可悲，也有些可笑。袁中道由此感叹“痴人前不得说梦”：给心眼太“实”的“痴人”读《水浒传》，并不合适[15](P355)。

袁中道所说的常志之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鲁智深的故事“一一作实法会”，混淆了日常现实与虚构世界之间的差别，失去了现实感。二是只从形迹上学鲁智深，把醉后大闹、遍地撒尿当成豪侠的必修课，其实没有理解这一人物的境界。换句话说，鲁智深的可贵在于其超然于形迹之外的境界，读者要学的也是这种境界；至于他的那些外在形迹，则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可学的。假如有人拓展了鲁智深的这种内在境界，那是真的读懂了鲁智深；假如有人照着鲁智深的外在行迹来生活，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生活也一定会弄得一团糟。

与鲁智深一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心眼太“实”的读者也理解不了。

贾宝玉是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几乎没有意识到他对家庭的责任。有次黛玉跟他聊天，说到探春理家，把大观园承包出去了。一般读者都认为把大观园承包出去是件好事，可以为荣国府减轻负担，让经济状况得到一些改善。但宝玉不这么看，他说，现在折一根柳条，掐一朵花都有人干预，探春的做法不好。黛玉说，探春做得对，荣国府确实需要开源节流，总是入不敷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注意，这话不是宝钗说的，是黛玉说的。连黛玉都意识到荣国府的经济状况堪忧，而宝玉竟然答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16](P484)《红楼梦》的读者都有印象，荣国府上上下下有四百多人，这四百多人每个月的月钱，就是很大一笔数字，比如王夫人每个月是20两银子，李纨每个月十两银子，王熙凤每个月五两银子，袭人每个月二两银子，晴雯每个月一两银子，下面还有好多五百钱的。这些钱一部分来自荣国府的庄田，每年收租大概在五千到八千两银子，但是这几千两银子远远不够，何况还修建大观园，花了几万两银子，窟窿更大了。

这些窟窿靠什么来补？除了庄田的收入，还得有别的渠道，要用荣国府的权势打开创收的门路。在贾母那一代，有权有势的是她的丈夫。接下来的一代是贾母的儿子贾政。贾政之后，本来贾珠可以撑起荣国府，贾珠去世了，顺着轮到了贾宝玉。可是贾宝玉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一责任，反倒是他周围的人比他清醒。不仅贾政和王夫人老提这个话题，就连薛宝钗和史湘云，贾宝玉的丫鬟袭人，也老提这个话题，而贾宝玉却说：无论怎么收入不够，还少了我们两个人的吃喝？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荣国府的顶梁柱要管的不是这两个人，而是整个荣国府的兴盛和延续。

随着年龄的增长，贾宝玉对肩上的责任有了一些意识，但他不是努力承担，而是为此感到恐惧，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采用的解决方法是，给家族一个交代，但绝不做官。所谓给个交代，就是考上举人。考上举人之后，便飘然远去，出家了，避开了做官这个环节。这就是宝玉面对家庭责任的方式。

有一次，我和一位韩国女学者交流，她说，她最讨厌贾宝玉。我问理由，她说，假如嫁了宝玉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完了。后来想想，她说的也有她的道理，尤其是在韩国，通常是女性把家务打理好，钱则靠丈夫在外面去挣，如果负责挣钱养家的丈夫是宝玉，结果真的糟糕透了。

我还碰到过另外一件与此相似的事。20多年前，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图书馆馆长邀请我去做讲座。商量题目时，我问是不是讲《红楼梦》，他说，现在的大学生本来就不喜欢读书，你还给他们讲《红楼梦》，那个贾宝玉是能学的吗？我说，那就讲诸葛亮28岁就成了国家栋梁？他说好，就讲诸葛亮，用他来作励志的榜样。

上面说的两个例证，都是对宝玉的误读，也是极易产生的误读。在此回头看看《红楼梦》开头那个“作者”的感慨是必要的。他告诉读者：他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有负于家族的教育和友朋的规劝，但不能因为他的潦倒，就使闺阁中那些出色的姐妹一并泯灭，因而写了《石头记》一书。这个“作者”，与宝玉有种对应的关系。他“飘然”吗？他斩断了一切尘丝吗？非也。在他深深怀念的“所有之女子”中，有黛玉，有晴雯，也有宝钗和袭人，还有湘云、探春、妙玉……他并未彻底地不动心，他并未“破执”。无论庄子还是禅宗，归根结底都旨在破去这个执着。执着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造成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因之一。若与物而化，应物不累，人生的痛苦必然因之减轻。宝玉的“石头—人—石头”的历程，表明他一直纠结于“无才补天”的人生挫折。他偏爱庄禅，却依然未能超脱。这样来看宝玉的出家，才能真正理解他的痛苦，才不会误读作品。

由上述例证来看，《水浒传》的鲁智深，《红楼梦》的宝玉，只有读懂了的人，才能看出其意义；而如果“一一作实法会”，他们就只是荒唐的人、没有意义的人。不幸的是，由于朝鲜时代的知识精英读不懂《水浒传》《红楼梦》的汉字刻本，而谚文本的读者又主要是妇女和下层民众，对作品中的描写“一一作实法会”的情形比比皆是。在这种语境下，期待《水浒传》《红楼梦》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就不切实际了。

四、结语

对《世说新语》《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五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朝鲜时代的不同境遇加以考察，其学术意义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深入了解朝鲜半岛的文明和文学。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一旦进入朝鲜半岛，尽管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但已不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是朝鲜半岛文明的组成部分，所有的取舍，都是从朝鲜半岛文明发展的需要出发的。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不同取舍影响了朝鲜半岛民众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也影响了中国文明与朝鲜半岛文明的关系。其二，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关系。在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关系有两个显著不同。一是视野的不同，汉字文化圈体现的是东亚视野，非汉字文化圈体现的是世界视野；一是态度的不同，汉字文化圈中的中国文学，不是“他者”，而是表率和样板，非汉字文化圈中的中国文学，首先是“他者”，虽然也可能成为表率和样板。充分关注这种差异，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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