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精神生产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的本质生成的独特意义。并指出，精神生产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历史向度的活动，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形式中加以考察。马克思始终将精神生产纳入历史进程中进行动态而全面的考察，既肯定其相对独立性，也坚持其受动性，强调唯有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其根本性质。尽管马克思对精神生产问题的理论剖析形成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但他对精神生产形成根源与实践方向的深刻阐释，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生命力与现实启发性。

【关键词】马克思  精神生产  研究方法  当代启示

精神生产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无论是马克思早期的《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包含了对精神生产的深刻论证。特别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从对精神生产概念的探讨，延展为对精神生产理论较为全面的阐发，实现了哲学批判精神与政治经济学视野在精神生产范畴上的贯通。受特定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时在精神领域内还“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1]。尽管马克思并未对精神生产理论进行专章论述和系统建构，但精神生产在马克思思想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生产的文化维度进一步凸显，精神生产在社会总体生产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显著提升。系统梳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与研究方法，既能充分彰显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又能为科学辨析当代精神生产的复杂现象提供根本遵循，从而有效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扎实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生成及其主要观点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生成，是理论扬弃与特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构成了其最直接的理论前提。然而，德国古典哲学虽为考察人的本质与能动性提供了深刻洞见，却始终未能真正触及“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虽已敏锐地捕捉到知识、科技等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却囿于其内在的物化逻辑，仅以物质财富的尺度衡量精神生产的价值。与此同时，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与随之凸显的阶级对立，不仅使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异化现象成为普遍现实，也迫切要求在理论上阐明精神活动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真实位置。正是在对这两种思想传统的双重批判与对现实社会进程的深刻把握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他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将精神生产界定为社会总体生产的有机环节与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并揭示了其表现形式与社会影响随历史条件变化的具体属性。

（一）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

马克思考察精神生产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精神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于精神概念的使用意图至少包括两个层级：一是用于与黑格尔以及旧唯物主义所区分的，对某种必然与人的现实活动相联系的范畴的指认；二是用于与物质生产活动所区分的，对一种特定活动类型的指认。首先，这种活动的出发点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其次，它的生产过程要通过人与外界及自身的能量、信息交换，特别是经过精神生产者的内化、创造来进行。再次，它产生的产品主要包括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实践观念等，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2]。

精神生产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何种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他们的理解。一方面，精神生产与其他生产是共时态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 另一方面，精神生产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强。在基本生产活动四因素中没有出现明显的精神生产的表述，这与精神生产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是紧密相关的。在人类社会初期，精神生产尚未从浑然一体的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实现分离，精神生产活动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4]。并且，伴随社会形态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再到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展开，马克思预言‌，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会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个过程映照出的正是精神生产地位的逐步上升。

（二）精神生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

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或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的共同进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都是将人的精神活动当作人的生命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同样经历过将“自我意识”[5] 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6] 等抽象属性设定为人的应然本质的思辨阶段。然而，无论这些既定属性在形式或逻辑上有多完美，当它们面对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时总会陷入解释难题。

随着对旧唯物主义清算工作的逐步深入，马克思建立了考察现实的人的基本框架，从而确认了精神生产之于人的存在的真正价值。一方面，人的存在要以劳动为基础，生产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人是被动的。人与动物的生产都要服从外部世界和内在需求的双重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7]。另一方面，人的生产较之动物更为高级的原因在于，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反思的对象，去过一种经过思考的生活。这意味着，人的生产在动因上可以突破本能需求，在性质上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以及“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结果上可以“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8]。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人类创造出了大量的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甚至打破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社会成果。马克思此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理解，早已超越了对理性概念的朴素理解，获得了现实性的如其所是。

另外，精神生产以其促进人类认识形成的独特功能，彰显出对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认识活动本身就是人固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物质生产需要以认识为前提，才能将自然物改造为合乎人们需要的人工产品。而精神生产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是人们在社会进步过程中萌发出来的对主客观世界的更加自觉的系统化认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生产在促进人类自身认识形成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工业大生产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促使人们在历史上首次有意识地将科学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从而加速了精神生产纳入现实生产过程的历史进程，前所未有地释放出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三次科技革命重塑了精神生产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精神生产的覆盖面越来越大，精神生产向物质生产领域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三）精神生产具有社会历史向度

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解读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即社会历史向度。马克思明确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中产生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9]，既决定了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观念，也决定了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方式。理解物质生产和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必须跳出一般范畴的考察方式，从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去看待。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说明，主要是通过区分“精神性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性”来完成的。“精神性的生产”概念突出的是人在生产活动中的精神属性，是对人活动方式的考察，凸显的是生产活动的创造意义。而“精神的生产性”概念强调人在劳动活动中的生产性，其活动后果直接导向经济属性和财富增值效益，背后蕴含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10]。

对精神生产领域特殊性的关注，源自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其一，关于“精神性的生产”的价值。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正确地注意到了精神领域和工商业、农业领域的劳动属性的差异，但错误地判定前者无法固定并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因此不具备生产和流通的条件。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职业，或是“很尊贵很重要”但“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或是根本就是“最不重要的”和“随生随灭的”[11]。萨伊明确反对斯密将产品形态与产品价值相勾连的做法，认为“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12]。李斯特延续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提出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等活动构成了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13]。精神生产者的价值正在于“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14]。就这一点而言，斯密对精神活动的能动意义确实未能充分体察。其二，关于“精神的生产性”的界定。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劳动”与“生产”两概念在使用上并未严格区分，其内涵常被视为相通或高度重叠。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深入了解，他接受了斯密作为“经济学的路德”[15] 对生产劳动概念的部分定义，赞同把生产概念的外延缩小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16]。换言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如果工人的劳动只是在补偿其在原始生产中耗费掉的价值的话，那么它就不属于生产劳动。

精神生产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范畴。生产性劳动“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17]。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看其背后的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力的作用发挥，必定要借助一定的社会关系，以一定的社会形式来进行生产。至此，精神生产范畴被正式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中，成为马克思考察现实社会、揭露资本主义发展范式伪善性和脆弱性的重要一环。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不是无源之水，其科学性根植于严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确立了历史性与系统性相统一的研究视角，从而深刻阐明了精神生产的起源、特点与实质。马克思始终将精神生产置于历史的进程中进行动态而全面的考察，既确认其相对独立性，也坚持其受动性，并强调必须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才能准确把握精神生产的根本性质。

（一）将精神生产纳入历史进程中进行动态而全面的考察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有机组成部分。

从发生学视域的纵向视角看，它是对精神生产现实的历史性把握。“在唯物史观中，‘发生’这一范畴本身的内涵比形式逻辑所要求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18] 在超越费尔巴哈的过程中，马克思将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转变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而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关键一跃。精神生产的神秘主义源头被“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19] 所替代。以人的实际活动为出发点，马克思将精神生产视为“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0]。在民族史和地域史转变为世界史的过程中，单个人不仅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精神生产是现实的人与物质生活过程的重要纽带。由此，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出发，“把历史的过程与结构有机结合”[21]，把精神生产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有重点的考察，从而实现了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

从结构性视域的横向视角看，它明确回答了精神生产与其他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社会生产状况的整体性说明。精神生产研究本身起源于马克思对“国家之谜”和“历史之谜”两大难题的解答，体现了马克思由纯粹思辨转向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融合发展的新方向[22]。在‌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后，马克思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经济事实的哲学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考察社会生产的一般理论形式代入了精神生产命题，认为异化劳动把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全面生产以及遵循美的规律的生产阉割成了仅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生存手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不仅适用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同时“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3]。在社会存在的大系统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人们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再形成精神生产。可见，精神生产与其他社会生产系统的互动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产运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坚持使用“物质—精神”的二分法分析视角，但他始终认为这两种生产都被同样的规律所支配。比如，马克思强调统治阶级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4]。从根本上看，精神生产理论从属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适用于马克思对社会生产的一般分析。

（二）对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和受动性进行双重指认

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关于精神生产的观点相比，马克思既不纠结于具体的物，也不停留于抽象的精神，而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超越中对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和受动性进行了双重指认。

马克思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精神生产独立性创造性的忽视，从而突破了“见物不见人”的精神生产工具论，指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方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重视物质生产，并从为物质财富服务的角度来理解精神生产的价值。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斯特和斯密关于精神生产作用的分野就体现于此。针对当时这种过于追求物质财富的社会风气和理论倾向，马克思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指出将精神生产视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错误性和荒谬性[25]。马克思的思想中，无论是对精神生产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充分认可和热切期待，还是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6] 等重要论断，都体现出他对精神生产独立地位的理论匡正。

马克思反对将现实的精神生产实践悬置为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从而破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抽象精神劳动的顶礼膜拜，重申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马克思肯定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地位及其在人的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等于将精神生产置于物质生产的作用之上。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据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及精神生产的内容，有一半都是在阐释这个观点，主要涉及来源、性质、改造和历史演变等四个维度[27]。作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绕不开的前提性问题，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更加精细的维度去审视。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逻辑性关系问题而言，应坚持对“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依附论的批判。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起源同一并相互交织，但两者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相同，生产主体的个性化特征蕴含也不等量。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关系而言，精神生产会经历从“被制约”“附属”再到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大丰富大发展。随着生产交往扩大的世界化进程，精神生产也会由地域性的活动变为世界性的活动。

（三）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阐明精神生产的性质

古典经济学家错将经济范畴简单视为对经济关系的理论抽象，因而未能正确把握精神生产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具体形态。相反，在深刻剖析物质生产本身的基础上，马克思把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的能动性，‌并深刻点明“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28]。基于此，马克思彻底摒弃了单纯的人本主义立场，转而从实践出发说明历史，并进一步从具体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阐明了精神生产的性质。

对于精神生产的具体属性，马克思做了两种类型的划分。一种是“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的、“只是为了使资本增殖价值才进行的”[29] 商业化的精神生产。它的本质就体现为资本运转和生产性劳动。另一种是不受资本逻辑掌控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它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人的本质力量在此生产过程中充分彰显。

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殊性质。首先，马克思指出精神生产的生产性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关系赋予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30] 生产性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根本特性，其目的在于通过劳动改变对象的使用价值，并且让活劳动能够稳定地创造出剩余价值。

其次，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四‌个环节上的固有问题。在生产环节，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被迫陷入了片面追求财富增长的生产主义；在分配环节，“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31]；在交换环节，资产阶级对精神产品的垄断被表面上的精神产品交换平等所掩盖；在消费环节，资本逻辑将物的占有等价于社会地位的高低、统治权力的多寡，将精神层面的多元需求投射到利润最大化的快餐文化产品上，精神产品的消费呈现出单一化与浅表化倾向。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生产执行了为资产阶级正名的意识形态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2] 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内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往往会以普遍公理的面目出现，以达到从思想观念层面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合法化的目的。资本主义精神生产按照资本的意图支配人、规训人，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提供意识形态保障。

三、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启示

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当今时代对高质量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需求愈发迫切。特别是在数智化浪潮的推动下，马克思当年所观察到的精神生产仅在“很小的范围”和“某些领域”中应用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精神生产在当代社会生产中已远非“微不足道”，更加不能“完全置之不理”[33]。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34]。没有精神生产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面对精神生产蓬勃发展的当代图景，我们‌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深刻把握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规律，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推动涌现更多体现时代精神、思想内涵丰富、形式多元创新的优质精神文化成果。

一是警惕资本逻辑在精神生产领域的无序扩张。无论资产阶级如何讴歌所谓的资产阶级艺术或创造，“它真实的本质就是营业”[35]，一切“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36]。在数智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共同推动下，生产过程的任务分配、过程监督和劳动考核都更为精准严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精神生产表面自由，不过是包裹在先进技术下的“戴着镣铐起舞”。面对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人民精神家园的构建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必须坚定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以人民性作为精神生产的根本遵循。科学设置资本“红绿灯”，坚决抵制“生产主义”“利润主义”的商业化精神生产的异化倾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数字技术与精神生产的良性融合与正向互动。

二是建立健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过度商业化的精神生产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产仍然要借助市场的力量造福于人。马克思曾指出，在市场中，“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37]。习近平强调：“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文化。”[38] 观念形态与物质形态的产品，均需通过市场交换与消费使用，方能实现其价值。也正是通过交换，劳动者的付出才‌获得了相应‌的回报。这两种产品的市场交换本身就是推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是更好发挥数智技术赋能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应有功能。“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种类和总额上。”[39] 精神生产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物质生产的支撑，也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积累。当前不断迭代升级的数智技术，既是精神生产的宝贵成果，也是赋能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应着力提升精神生产劳动者的智能素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数字技术的价值引领，防止资本利用数智技术在精神生产领域肆意蔓延。‌我们要充分利用数智技术赋能作用，将精神领域“资本—商品”的“斗争”关系改造为“创造—审美”的“分享”关系。在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场域中，以此为导向，创造出更多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促进社会关系向真、向善、向美发展，从而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牢固基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的多维效应与风险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5CKS06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2] 景中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精神生产范畴》，《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6期。

[3][4][6][7][8][15][19][20][23][24][28][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第534页；第162页；第516~519页；第163页；第61页；第92页；第525页；第270页；第550页；第524页；第55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9][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第348页。

[10] 梅岚：《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精神生产”概念考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1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5~306页。

[1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9页。

[13][1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4页；第1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6页。

[17][29][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第406页；第219页。

[18]【苏】M.A.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莫润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21] 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22] 汤荣光：《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导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27] 王海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论及其当代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页。

[35] 张洪岛：《欧洲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页。

[38]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