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是在精准研判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严峻形势、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数智技术伴生的意识形态风险，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通过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对外影响力等创新实践，有效防范化解了意识形态风险。在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根本保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基本原则，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是战略依托，加强数智技术赋能是关键环节。
关键词：新时代 意识形态风险 意识形态安全 风险治理 国家政治安全
新时代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为此，中国共产党持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意识形态风险，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保障。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创新实践，总结归纳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基本经验，对未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时代语境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工作是在精准研判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严峻形势、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数智技术伴生的意识形态风险，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
1.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趋严峻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西方在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上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其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围绕制度话语权展开。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模式与民主定义的长期垄断，中国式现代化构成对西方现代化的正面挑战，西方将此视为对其制度优越性和价值“普世性”的动摇，全力构筑话语防线。例如，拜登政府推出“民主峰会”，意在展现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以意识形态亲疏划分敌我阵营，从而构建意识形态防线，巩固西方的霸权地位。其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上升到认知战层面。2022年，美国依托传统盟友成立“价值观联盟”，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认知战合作体系，针对共同的敌人发起舆论声讨、思想围剿和规则封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兜售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躺平主义”等价值观念。认知战的本质在于改变他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破坏其思想根基，使其人民失去主导思想和共同意志。西方媒体的各种宣传手段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自动化账号表现出低活跃度和高隐蔽性，通过模仿人类发文习惯巧妙地融入社交网络；另一方面，部分自动化账号和人类“大V”账号协同配合，选择性地煽动议题政治化。它们将经济技术竞争歪曲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并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对我国进行污名化。这场以文化渗透和认知操控为手段的战争，标志着中西博弈已从传统对抗层面扩展到全方位、多维度的思想和心灵争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企图把人心搞乱”。为此，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要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多种挑战，反击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外部舆论环境。
2.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空前复杂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话题讨论，从更多维度评价思想文化领域的公共产品。多种社会思潮纷纷出场，导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回答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加快理论创新。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不能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对思想理论创新的新需求，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就会竞相传播，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风险，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做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又让人人知礼节明荣辱”。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
3.数智技术应用伴生意识形态风险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并通过文学艺术创作、舆情制造等渗透到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一方面，意识形态生产门槛大幅降低。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赋能个体用户，意识形态生产权力从专门机构向更广泛的社会主体扩散。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了意识形态内容的制作成本，使个人和小型文化组织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生产，使非专业主体也能高效生产视听产品。大量用户进入短视频平台，成为集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于一身的新生力量。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特性允许用户自主选择、改编和传播信息，有可能冲击宣传思想专门机构对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增加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的概率。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观点。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时，一些网民往往炮制对抗性观点来影响舆论走向，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诉求得到满足。数智技术及其广泛应用助长了这一做法。算法推荐机制在追求用户参与度时容易强化个性化过滤和回音室效应，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受限，其思想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受损。资本逻辑嵌入技术平台，境外势力趁机利用自动化账号和深度伪造技术传播碎片化信息、虚假信息和有害信息，加速国内社会公众认知分化，使意识形态风险的监测、预警和治理变得困难。在数智时代，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构建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环境，维护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秩序，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一项新课题。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创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摆在极端重要的地位，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对外影响力，以卓有成效的风险治理实践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1.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中西之争、技术之变汇集于一点，最终落脚在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动摇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为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奠定了理论前提。
第一，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当代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洞察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在政治上真正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等多部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法规文件的发布，以刚性制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第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第三，不断推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回应力，唯有不断解答时代新课题、实现与时代同频共振，理论才能持续发挥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明确阐述了意识形态风险与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党管意识形态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空间内容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关系，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标识性概念、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核心的治理原则、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成果，具体回答了意识形态领域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深刻揭示了理论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系，也指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心所在、使命所向。
2.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意识形态生态治理，有效防范化解了意识形态风险。
第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学习教育、权威文献发行、基层理论宣讲等形式加强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党适时开展了9次集中性学习教育，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重点。从中小学教材到高校课程体系，从主流媒体到数字化媒体平台，从城市公共空间到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形成了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传播网络，大大提升了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和理论认同。
第二，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重大举措，为此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部署。其一，以制度保障夯实价值根基。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2021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的意见（试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202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了法规保障。202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总则第三条。这一系列举措确保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柔性的道德倡导向刚性的制度保障转变。其二，以实践养成融入日常生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作为核心任务，致力于打通宣传教育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核心价值观在便民利民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以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主流媒体推出了“第一观察”“一见”“时政新闻眼”等一大批品牌栏目，让理论普及范围不断延伸，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健康发展。各大媒体“报网端微屏”百花齐放，文图音视竞相发力，通过创新手段、全媒体呈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力作，记录下脱贫攻坚的感人瞬间、勾勒出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从2013年1月起，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多部门分别或联合开展“净网”“护苗”“秋风”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饭圈”乱象、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等乱象，有效堵塞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管理漏洞，不断汇聚网络空间向上向善的力量。
3.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对外影响力
新时代以来，我国围绕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对外影响力开展对外交往和宣传，有效突破了西方话语霸权，有效防范化解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风险。
一是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实现从“他述”到“自述”的转变。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意识形态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或扭曲了我国发展的真实图景，导致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诸多不客观、不公正的指责和质疑。针对这一困境，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强调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陆续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不仅充分诠释了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更生动展现了中国道路背后的思想力量与价值追求，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自2014年10月至2025年9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了5卷、42个语种，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成为国际社会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读本和重要文献。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还通过系列白皮书、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多种载体进行多平台综合叙事，将中国发展叙事从被动回应他者质疑转向主动设置议题和自我阐释，显著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探索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建章立制。十多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等活动，聚焦网络安全、数据治理、网络法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积极探讨网络空间治理的多元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四项原则”“五点主张”“三个倡导”等，科学把握守正和创新、线上和线下、管理和服务、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等关系，增强网络治理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自2014年以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连续举办12届，每年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等研究成果。此外，中国政府主导或参与制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为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注入新内容，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智慧。
三是积极开展对外舆论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国际舆论场中，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污名化攻击和意识形态偏见由来已久。围绕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等社会热点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加积极、自信、有为的对外宣传策略，依法依规、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有效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我国建立并完善了针对涉华敏感舆情和错误言论的快速反应与批驳机制，通过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驻外使节投书主流媒体、专家学者国际发声、白皮书发布等多种方式，对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议题上的不实指控进行事实澄清和法理辩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理念引导下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实践有效挫败了西方敌对势力“制华”“乱华”图谋，塑造了坚定、自信、理性的中国形象。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风险新挑战，为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国际社会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防范化解本国的意识形态风险提供有益启示。
1.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根本保证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原则”。只有党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有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外影响力。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得出的首要经验。
第一，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全局。传播技术深刻演变，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竞争非常激烈，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意识形态，才能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转化为可持续、可执行、可复制的治理方案，逐步深化了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规律性认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要求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丰富实践的经验总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主动。
第二，坚持党管意识形态阵地和队伍。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通过对意识形态阵地的有效管理加以落实。一是必须管好传统阵地，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确保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必须管好新兴阵地，将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通过法律法规、技术手段与内容审核，加强对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等网络平台的管理，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党对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领导要落实落地，必须培育形成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通过完善干部选拔、培养与考核机制，确保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关键岗位始终由忠于马克思主义、熟悉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善于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担任。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是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形成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规律性认识。
一是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为新时代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防止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叠加，防止非意识形态风险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引领、社会整合、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意识形态安全，只有始终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既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也注重通过意识形态的凝聚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才能有效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二是统筹好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与非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关系。恩格斯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社会历史进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针对各种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特点，深入全面地把握上层建筑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发展态势。实践表明，只有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综合考量，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才能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促共进。
3.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是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战略依托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中国共产党按照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和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要求，不断完善国家法治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有序推进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与治理。
一是建立党内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新时代在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方面最关键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各级党委（党组）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全面负责，将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形成了职责清晰、问责有力的制度闭环。实践表明，要提升风险治理效果，就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技术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从而做到对错误思潮和有害信息依法依规治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效提升了党的思想引领力，使我国在面临风险挑战时“风雨不动安如山”，充分彰显了制度建设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实践伟力。
二是构建意识形态风险协同应对机制。面对复杂形势，单一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构筑“大宣传”工作格局，形成覆盖广泛、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风险治理的新局面。平台企业在内容生成、信息流通和舆论引导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必须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建立健全内容管理、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机制，将日常运营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结合。行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则应在专业引导、行业自律和社会动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科研机构应为政策制定和风险研判提供科学依据，高校应培养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专业人才。多元力量的参与协同既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科学性，也提升治理的有效性。
4.加强数智技术赋能是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
当前数智技术已经深度介入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无论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教育武装，还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都离不开数智技术的赋能。新时代把数智技术能力建设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目标，通过数智技术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效果，为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首先，利用数智技术改造意识形态风险监测和研判工具。在信息高度密集、内容高速流动的数字环境中，依靠人工研判和事后处置的传统风险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治理需求。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人们可以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实时抓取、分类和分析，快速识别潜在舆情风险与意识形态偏向，进而形成动态化、可视化的风险态势图谱。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实践表明，这种从事后处置向实时监测、智能预警的转变，既提高了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及时性和精准性，也增强了对舆情扩散、虚拟空间复杂化以及网络舆论聚集效应的应对能力，从而有效降低了意识形态风险。
其次，实现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可控。数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据资源、算法和平台的集中化，这意味着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可能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实践表明，推动关键核心数智技术自主可控、夯实技术基础，是构建现代化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核心要求，是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关键举措。这既涉及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和战略性布局，也包括建立自主可控的数据管理体系、算法应用机制和平台运行规范，确保技术工具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可靠作用。
最后，技术治理必须与制度建设和伦理规范同步推进。技术若缺乏制度和规范约束，也可能引发隐私泄露、信息滥用或公众信任下降等社会问题。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实践表明，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完善技术治理规范，明确技术运用的法律边界和伦理准则，建立审查监督、问责追责与风险评估机制，实现技术赋能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技术应用流程和多层次监管体系，防止技术滥用带来负面社会效应，使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安全支撑，有效解决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权力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结 语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构建了覆盖广泛、机制完善、反应高效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有效地推进了国家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实践证明，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加强数智技术赋能是推进国家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基本经验。面向数智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创新驱动与制度保障并重，推动内容建设不断契合时代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安全、开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