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青年德意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特奥多尔·蒙特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积极参与到了围绕“世界文学”展开的讨论之中，这一概念依托歌德在当时获得了愈加广泛的关注。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蒙特认为歌德设想的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理想于民族无益，倡导人们关注当代与现实，发展德意志民族文学。通过理论批评与文学史书写实践两条道路，借助浪漫派和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他将“世界文学”重构为一种对民族文学的观察方式，并在精神史框架下为德意志文学确立了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定位。蒙特的案例不仅提供了观察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接受史的一条路径，揭示了19世纪德国世界文学话语的多元性，也与20世纪至今的相关讨论不无应和。
关 键 词：蒙特/青年德意志/歌德/世界文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整理、多元谱系与观念重塑”(项目编号：24&ZD2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佳玲，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沪)2026年第20266期 第154-163页
学界普遍承认歌德式“世界文学”概念丰富的意涵及其演化历程对于比较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使用“歌德式”一词，是因为歌德对世界文学的不充分论述，实际上可能导向不同甚至矛盾的理解。正如安格斯·尼科尔斯(Angus Nicholls)指出的，在世界文学这一批评领域，“歌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个体，而更像是一个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激活一系列批评可能性的标签。①二战结束后，出于克服分裂危机、超越民族主义狭隘视野的愿望，各国学者围绕世界文学的诸种可能展开了大量讨论。其中，以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尤其希望借助歌德及其世界文学理想传达一种追求人类和解与共同价值的团结精神，以此重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一脉络中，世界主义的人文理想与人类的普遍教化是世界文学概念的经典标签。然而，这远非有关世界文学的全部。
事实上，在19世纪德国，在歌德提出他的“世界文学”概念前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便已经历了多样化的变迁。世界文学或是被理解为国别文学的累加，或是成为了文学经典，或是一种跨民族的文学文化交流模式，也一度被视作政治乌托邦的代名词。不难看出，其中的许多理解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乃至当代的话语中。在此意义上，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翰·皮泽(John Pizer)称，世界文学“本质上是一个德国范式”，因为只有在德国，它才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才谈得上“发展”。②如果想要在今天更复杂且具挑战性的世界语境中再度激活“世界文学”蕴藏的潜力，就必须在承认“世界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均为多元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主流脉络之外的更多线索。
特奥多尔·蒙特(Theodor Mundt)对于“世界文学”的阐发及其世界文学史书写在后世德国颇具影响力。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他关于世界文学的阐释最初也是对歌德设想的一种回应。事实上，尽管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歌德并不是“世界文学”这一表述的首创者，但该表述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却必须归功于他。因此，当歌德以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试图阐述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看法时，无论认同与否，他们往往首先必须回应歌德的设想。随着1836年《歌德谈话录》前两卷的出版，“世界文学”逐渐成为了德国知识圈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歌德1832年去世之后，在海涅所称的“艺术时期”终结以后，青年德意志作为这一时期德国重要的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是最早直接接触到歌德设想的一批人，发表了自己有关世界文学的一系列主张。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歌德及其所象征的世界主义、更专注于民族的世界文学理解。歌德的论述产生于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相对和平，文化交流活跃的时期，他最后一次论及“世界文学”是在1831年4月。但在法国七月革命与1832年5月的汉巴赫大会之后，尽管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德国统一与政治进步的愿望愈加强烈，他们却同时面临着日益高压的政治与愈加严格的审查制度。因此，他们对德国文学创作及研究发展方向的愿景也发生了变化。
蒙特作为被归类于“青年德意志”这一团体标签下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仅尝试在理论层面剖析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所蕴含的风险，还借助浪漫派和黑格尔的思想资源，通过世界文学史书写实践将“世界文学”重构为一种对民族文学的观察方式，并借此实现对德意志民族文学的世界定位。蒙特的思考与实践绝非孤例，而是整个19世纪德国对于世界文学多样筹划的一个生动案例。当蒙特否认歌德设想的可实现性时，亦有其他学者不断试图回到歌德的“原点”，为之注入自己的观点，而这一切都和德国变化着的文化与社会需求以及欧洲的秩序变迁息息相关。当今天的人们在多元世界格局中反复谈论世界文学需要以何种形态、何种立场出现时，回到这一概念的发生与流变语境，追溯其被建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或许能带来新的启示。
一、时代语境：“现实的文学”与不合时宜的歌德
在深入探究“世界文学”话语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展开时，首先需要厘清“文学”观念在当时经历的转变。在1830年至1848年三月革命前的整个时间段内，文学同政治的关联在德国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当民族自决与政治自由在七月革命带来的浪潮中仿佛有了遂愿的可能性，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感。七月革命之后逐渐登上德国文学舞台的青年德意志派自诩“时代的编年作家”，③他们要用笔墨推动历史的进步，以自己的文字实践助产新时代在现实中的诞生。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中，人们呼唤一种新的文学。蒙特在谈及19世纪“革命时期”文学的最新进展时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正竭力成为“一种现实的文学”，不再沉溺于与世隔绝的空想，而是要与周围的当下建立一种明确关系，哪怕是以往通常被认为沉溺于主观情感的抒情诗也概莫能外。④
这种现实的文学可以从两个紧密交织的维度来定义。第一，文学的指向必须是当代，甚至当下。当诸如“时代”“时代精神”“当代”这样的词汇自19世纪30年代起在包括蒙特在内的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笔下反复出现时，他们强调的是与未来的直接相通。对于变革与新生的迫切期盼使得人们感觉自己仿佛处在历史破茧、时代转折的门槛上。古今之争已不再能成为话题，对古典时代或中世纪的任何留恋、对永恒标准的任何追求都是不合时宜的，而无论是有着古典理想的歌德，还是试图融合古今的浪漫派，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们的思想不足以突出当下的重要性。在1833年发表的书评中，蒙特便已表示，歌德及其作品与当代人分属两个不同时代，前者已经过时，“不再满足和实现我们时代的利益”。⑤
第二，文学肩负着推动现实政治进步的任务，它必须转化为行动。一方面，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应当以政治为优先导向。鲁道夫·维恩巴格(Ludolf Wienbarg)在青年德意志的纲领性作品——《美学征讨》(Ästhetische Feldzüge，1834)一书中陈述了现时代艺术的基本信条：“民族情感必须先于对美的感受，政治教化必须先于审美教化。”⑥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歌德因同革命和政治保持距离而受到指责，还被批评缺乏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感，席勒则因据说更具政治热情而受到追捧。青年德意志作家或许曾经推崇“狂飙突进”时期的天才歌德，但对作为政治贵族的魏玛歌德却很失望。即使那些与青年德意志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家，也表达了对歌德的不满。海涅(Heinrich Heine)在最初于1833年发表的《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中指责歌德引领的“艺术时期”对德意志政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他认为，歌德派将艺术提升为高于现实世界的至高无上之物，造就了青年人的政治淡漠，德国文学与生活的鸿沟进一步拉大。⑦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成为了耽于内心而缺乏行动勇气的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具象化身，青年德意志作家伯尔内(Ludwig Börne)在1828年便对这位沉湎于自我的幻想家发起了批判，并且哀叹德意志人“只消抄写自身，便完成了哈姆雷特”。⑧德意志人应当从文学理想转向社会现实，将抽象思辨转化为政治行动，这是该时期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
另一方面，现实的文学不仅要表现政治，还要能够影响政治。理解当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写作心态的关键在于，他们往往预设现实政治制度以精神为基础，而精神基础的动摇必然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变化。⑨正如维恩巴格指出的，“每个时期的文学都表现并铸造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这一观点已成为当时智识者眼中的“一般法则”。⑩19世纪30年代之后，德国文学与哲学革命同法国政治革命的类比是一个被反复阐述的母题，观念的力量被反复提及，精神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应当是现实领域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先兆。海涅在1833—1834年撰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中预言，德国将从哲学发展中生成政治革命；而在以蒙特、盖尔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为代表的文学史家这里，现实将从文学中修正。
蒙特明确指出，文学“她不是最终现实的婢女，而是属于永恒精神的真正现实的推动者和创造者”。(11)文学象征着“自由的世界秩序”，它可以是但不完全等同或局限于“最终现实”世界的国家秩序，而是指向了精神领域的“真正现实”——它不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真正的、合理的、必然的实存。如果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无法保障精神的自由，那么文学作为“观念之必然性的自由领域”，便有权以“构造性的世界秩序”修正并引导它。(12)在蒙特看来，古今文学的根本差异体现在文学与现实政治所处的关系之中。在古人那里，文学与国家或者说政治之间互为因果的交互作用并不存在，包括文学、哲学、历史书写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都从属于国家生活。换言之，国家的兴衰决定了文学与艺术发展的起落，国家的需要决定了它们的方向。与古代的专制状况不同，现代人朝向自由前进，并且文学的自由是人类精神个性自由的真正具体表现，政治最多只是与文学并列的领域，在许多情况下都需要文学的补充甚至取代。因此，到了现代人那里，“文学与国家的关系往往是相反的，政治自由可能显得不发达，而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已经摆脱了一切束缚，在精神上显示出其自由命运的高峰”。(13)
于是，在德国努力寻求实现法律和政治规范意义上的自由的时刻，当务之急便是发展符合时代需求，即能够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学。在当时的德国学界与文坛，包括青年德意志在内的具有自由主义与立宪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股进步潮流，他们以现实介入的能力要求文学。在这种由政治视角主导的文学活动中，歌德其人，以及他的作品与思想，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从歌德所描述的世界文学中，他们读出的主要是一种世界主义乌托邦愿景，它无法服务于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奋斗的现实。正因如此，在蒙特眼中，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更接近“一个空洞的词语或一个宏伟的梦想”，(14)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更致命的是，当人们将民族与世界视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时，被等同于世界主义的世界文学愈发难以获得积极评价，因为人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对于民族和形成中的民族文学的潜在威胁。
二、理论回应：蒙特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批评与重释
在既有研究中，包括蒙特在内的青年德意志作家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态度常常被解读为经历了从支持到反对的转折，沃尔夫冈·门策尔(Wolfgang Menzel)对他们的批评以及当局在1835年末颁布的禁令在这一转折中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事实上，蒙特对歌德及其设想的回应并不能简单地以接受或拒绝来概括，人们更应关注的是他对“世界文学”这一表述所蕴藏的多样内涵的敏锐觉察，以及他通过对歌德的批评所完成的对“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构。他的理论立场可以概括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对歌德及其世界文学设想的批评、对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释义，以及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辩证关系的深刻认知。
蒙特对歌德世界文学设想的质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警惕世界文学作为唯一的目的性实体可能带来的民族文学的普遍化与平庸化。当歌德在1829年宣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启，并作出“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15)的论断时，他的同时代人很容易从中解读出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对立，而歌德对前者的偏好似乎造就了后者的被压抑。围绕世界文学这一主题展开的论辩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德国新兴的民族主义话语与世界主义传统之间充满张力与交织的协调过程。当时不少德国学者对世界文学充满敌意，是因为他们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都视作非此即彼的问题，仿佛与他者的交流、对他者的借鉴都必然导致文学民族性的失落。蒙特尽管并未陷入这种极端立场，却也在历史中察觉到了过度普遍化的威胁。当他明确将文学的真正核心、最高的吸引力与评价标准定义为民族性，并称民族文学是时代的最高任务时，他将18世纪文学作为反例，那时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促进另一方”。(16)这一表述明显指向法语文学在德国与欧洲的支配性影响。这种隐忧并非孤例，蒙特在这一点上与青年德意志的批评者门策尔有契合之处，后者坚持，世界文学在当时情境下本质上是法语文学，而所谓构建世界文学的尝试便成了一项反德意志民族的计划，具有亲法潜力。事实上，就连歌德也在1829年谈到过，法国可能是世界文学进程的最大受益者，法国人预感“他们的文学将在更高的意义上对欧洲产生像在18世纪上半叶产生过的那种影响”。(17)蒙特等人的忧虑自然出自维护本民族文学的动机，但这种对于个体失落于普遍性之中的警觉并不完全是过度反应。在世界与民族、普遍与特殊、整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中，滑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招致恶果。到了19世纪末，当德国知识分子在高亢的民族意识中要求世界文学的“德语化”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1952年为世界文学诊断出的标准化、均质化和集中化危机实则已经隐含在这种极端普遍化的诉求之中了。直到20世纪中叶，在这种德国模式崩解之后，世界文学乃至人类的一切活动才又面临着似乎必须在“欧美或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18)中二者择一的困境。
第二，蒙特对世界文学作为跨民族的文学交往活动所蕴含的价值持保留态度。如今德语学界普遍认同的事实是，歌德所描述的世界文学既不是文学经典，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总和，它首先意味着世界不同地区“文学与文人”之间超出民族与语言界限的交往，它描述着交流和对话的过程。(19)蒙特精准地把握了歌德的思想，他敏锐地注意到了歌德所使用的贸易隐喻，却并不乐见于此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1842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中，他指出，复辟时代之后的世界文学活动更多具有“商业与政治而非文学意义”，(20)因而只是现时代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和各民族之间友善关系的反映，实际上却无益于文学本身的发展。他不无讽刺地指出，如果将商业和传播影响力作为标准，那么创作了两百余部在欧洲各国不断上演的剧本的“柯策布大师本人已经以最快的方式实现了世界文学，而浪漫派还要费劲地从理论上拼凑出这块石头，歌德后来则更愿意将它集中在自己身上，集中在他个人与其他文学的关系中”。(21)德国戏剧作家奥古斯特·冯·柯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在蒙特眼中更多是一个“工业化天才”，他的产出是“凡俗文学”(Allerweltspoesie)，并不属于世界文学。(22)蒙特的评论似乎隐含着对于文学质量的要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世界文学与文学经典的联系。就像德国文学学者施泰内克(Hartmut Steinecke)指出的，青年德意志将歌德论述中并未涉及的“质量”因素引入了世界文学的相关讨论，而对质的考量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甚至主导着人们对世界文学的定义。(23)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蒙特的文学批评标准主要依托民族性与现实指向，而非纯粹的美学价值或者体裁形式。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全然放弃了审美层面的追求。蒙特也曾惋惜德国当代抒情诗过分转向现实，从而丧失诗意的状况。政治并不应当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追求，即使它在当时很重要，它只属于“人类精神的基本任务”，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刻，文学、艺术与知识的发展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24)
第三，蒙特不满于世界文学概念与歌德的深度绑定，后者的精英主义视角与当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诉求不相匹配。他指出，“有创造力的个体误以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与他自己以及他的创作、与他的人格紧密相连，并认为自己凭借其个人天赋，就有资格成为时代精神上的万能统治者”的时代已矣，当代的文学秩序“更具共和性质”。(25)换言之，他和今天的学者一样认识到，不仅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源自当时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歌德凭借自己在欧洲的声誉与影响力更使得以他和他的作品为中心的文学交往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直观呈现。世界文学被贴上了歌德的标签，蒙特并不乐见。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应当在更广阔的市民阶层乃至大众范围内进行，而非局限在文人和社会精英阶层，或者仅凭天才的个人力量达成。另一方面，他也不认可歌德的文学观念，那更偏向于贵族和精英气质，而蒙特于1837年出版的《德意志散文艺术》(Die Kunst der deutschen Prosa)则代表着他始终为散文的实用性及其并不缺失的诗性辩护的立场，他抨击德语语言表达中存在的阶层壁垒以及德语文学中的文体高下之分。进入世界文学交流程序的应当是那些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学，它可以是源自本民族精神的民歌，也可以是合时代的、易于向公众传达观念思想的小说，并不一定是歌德所憧憬的古典作品或文学精英的创作。蒙特对于文学秩序的共和规划与他的政治愿景是一致的。在其看来，绝对君主制的意义只在于过去的范畴，“历史今后根本不会再在伟大的英雄个体中展开”，它的趋势是经由宪制最终过渡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更平等的共和制。(26)
在试图松动世界文学与歌德的绑定的过程中，蒙特追溯这一设想的浪漫派渊源，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世界文学的重释。蒙特属于非常早就将世界文学思想与浪漫派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人物之一。(27)他不仅指出了浪漫派在此领域的理论建树早于歌德的主张，还将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最初于1812年以讲座形式问世的《古今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视作浪漫派“世界文学立场”(28)最全面的呈现。不仅如此，他还采纳甚至深化了浪漫派的民族批评标准，更将沿袭施莱格尔兄弟的模式，通过撰写世界文学史具象阐明自己的世界文学观念——尽管他对浪漫派的中世纪取向与主观倾向亦多有不满。
在梳理了蒙特各处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后，他反世界文学的立场似乎十分显见。在此意义上，约翰·皮泽曾经指出，蒙特将民族性置于文学核心的做法“标志着德国文学批评与歌德所定义的、海涅所实践的范式的彻底决裂”(29)。然而，蒙特面对打着歌德烙印的“世界文学”所展现出的抗拒，与其说是对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文学文化交往的彻底拒绝，毋宁说是为了呼吁发展德意志民族文学时不得不作出的激进表态，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在明确支持民族文学优先性的同时，包括他在内的19世纪德国学者都已经认识到纯粹的民族文学观察方式已不再可能。歌德1827年作出的“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的论断形成于工业、交通技术和通信手段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而且这种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剧。作为自认为站在时代门槛上的一代人，他们对于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时代浪潮的不可逆性也有着清醒的体认。就像马克思同恩格斯在后来1848年所总结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已经不可能再保持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而是有赖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因此，作为各民族精神产品的文学也必然进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文学。
青年德意志作家与其说是反对世界文学，不如说更加关切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或者说如何处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1836年，古茨科(Karl Gutzkow)已经提及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辩证关联。他认为，“世界文学不会排挤民族性”，“世界文学甚至是民族文学的保障”，(30)因为狭隘的爱国主义与过度的政治倾向会导致创作的平庸。他的策略是通过为歌德辩护，将世界文学改造为评判德意志民族文学的框架和标准。同一时期，蒙特也意识到了世界文学之于民族个体性的保障作用。对他而言，这种保障主要是依托民族语言实现的。在1837年出版的《德意志散文艺术》中，他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主义的边界扬弃和世界文学的各种星丛，与其说是作为个体性的消解症状而令人担忧，不如说是因为语言作为个体性的织线留存于各民族联合体的普遍织造之中，并由此使个体性的全部力量本身得以彰显和保持有效”。(31)一直到1842年，蒙特虽然直言当今时代的任务更多在于促进民族文学而非世界文学，却也承认二者并非非此即彼、必须为一方牺牲另一方的关系，因为人们需要意识到本民族是世界“诸民族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32)那么反过来，对民族文学的观察也必须要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展开，“对文学的每一种观察，越是世界文学的(weltliterarisch)，就越会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产生深远的意义”。(33)鉴于他将这些论述原封不动移植到了1846年出版的《文学通史》(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第三卷，并在1853年再版的《当代文学史》中依然保留了这些内容的事实，蒙特伸张民族文学的立场以及他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的认知在青年德意志运动结束前后，甚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都可谓是一贯的。
三、实践路径：世界文学史书写与民族文学建构
正是在细致剖析了蒙特对于世界文学观念的多重理解以及他对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复杂感知之后，才能够更好地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包括他在内的当时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诉求是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又何以要撰写世界文学史？或者说，他如何通过书写世界文学史来实践对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建构？首先需要说明，经历了1835年底的查禁后，文学史成为了一条迂回的发声路径，因为文学刊物与政论文章都极易引发审查者的关注。1834年至1842年间，蒙特先后创办或主编过六本杂志，但这些杂志大多都很短命。1842年，他在柏林为“今后将自觉避免在其著作中出现任何冒犯宗教、国家宪法和道德法则的内容”(34)作出了保证。也正是在这一年，蒙特开始撰写文学史。1846年，三卷本《文学通史》在柏林出版，1848年修订再版。
事实上，相较19世纪初发端于浪漫派的世界文学史，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史才是一种新范式，并且随后成为国族建构的重要文化途径。相对世界文学史而言，民族文学史对德意志民族的古老性、统一性及其合目的历史发展的建构更加直白显明，因为“民族”本身直接成为了历史叙述的主题与对象：德意志文学的历史就是古老的德意志精神复又崛起的故事，德国古典文学则被建构为这种崛起的象征。归根结底，民族文学史作为一个文化政治项目，其目的在于通过历史与文学塑造德意志民族的认同与自尊，并以此作为构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底。世界文学史的特殊之处在于，文学史家对于德意志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关系与未来的处理能够极其清晰地折射出其对于欧洲未来格局的规划以及现实政治诉求。在横向意义上，德意志的优越性往往通过其相较欧洲其他民族所拥有的特殊文学禀赋、气质、成就来塑造；而在纵向的历史维度，德意志被塑造为汇聚了东方古代、古典古代、中世纪、近代拉丁民族等各色优势的传承者，凭借天赋的诗性精神充当着引领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标。一言以蔽之，世界文学史能够有效地建构一种德意志的普遍性。
所谓的德意志普遍性与世界主义并不完全是包括蒙特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构建甚至臆造的产物，而是一种自中世纪沿袭而来的自我认知，德国的历史书写也是在这种认知框架下被形塑的。从历史上来看，奥托一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德意志人将之视为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并自视为罗马人的后继者。因此，在中世纪，与以《法兰克人史》《查理大帝传》《英吉利教会史》为代表的法国、英国史学著作相比，德意志历史学者有着一种先天的“世界主义”倾向，不将视野限制在区域版图内，而是长于写作“世界史”。(35)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早期现代的德国学者也比其他地区的学者更顽固且自觉地坚守在文人共和国这一想象的欧洲共同体之中，更习惯以至少是欧洲的视野观察文学。于是，直至19世纪，德国人的民族与民族文学构想仍始终与欧洲乃至世界的背景交织在一起。也正因此，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世界文学史在德国是先于民族文学史而产生的，并且长久以来保持着稳定与繁荣的出产。
在这种时代趋势中，民族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书写同样追求对德意志民族文学实体的刻画，在方法上也不无重合。即使在那些明确反对歌德世界文学及其世界主义的学者的笔下，德意志文学亦总是在一幅或明或暗的世界背景中展现。原因很清楚，如果脱离了世界框架，如果排除了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或是对抗，纯粹的民族性与孤立的民族文学是根本无法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德意志文学尤为关键，因为自中世纪开始，所谓的德国文学在语言、主题和传统上就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强烈影响。蒙特的同时代人、历史学家盖尔维努斯同样对世界文学保持警惕，但他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1835—1842)本质上仍然是在普遍历史框架内的写作，并且试图通过跨民族的文学比较推导出德意志文学的特征。(36)黑格尔派文学史家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敏锐注意到了时代的趋势，在针对盖尔维努斯文学史的评论中，他说“如今只有从世界精神出发，才能写出单个民族的历史”，并且指出后者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他的观察立足点是世界历史性的”。(37)确实如此，随着交通、通信、印刷媒介的迅猛发展，法国革命的最新动态能够迅速在欧洲传播，甚至推动一股欧洲革命的潮流，单一民族的历史已然无法书写，它必须是世界历史。因此，尽管随着德意志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民族话语不断升温，但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维度始终承托着德国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文学的理解。
蒙特选择编写世界文学史而非民族文学史，除了基于德国的世界主义传统与他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内在关联的深刻认知，还必须考虑早期浪漫派和黑格尔的影响。确切地说，蒙特继承并采纳的是一种精神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什么是精神史？或许奥尔巴赫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方法的起点。他在1953年表示，他的巨著《摹仿论》“源自德国的精神史和语文学的主题与方法；在德国浪漫主义和黑格尔之外的其他传统中，它都是不可想象的”。(38)在精神史的理解中，精神被置于语法主体的位置，它在历史中自我表达、自我实现，文学史、哲学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精神展开的具体维度。考虑到蒙特早于许多人便将“世界文学”构想与浪漫派联系到一起的事实，他选择借鉴后者书写世界文学史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世界文学立场并不令人讶异，而他1842年首先续写弗·施莱格尔《古今文学史》的尝试也证明了他的文学史观受到早期浪漫派的启发与影响。与此同时，作为当时一位明确的黑格尔反对派，蒙特不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还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对黑格尔展开了一系列讽刺与论战，但在他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无论从术语使用、论证结构、历史观乃至对东西方关系的理解来看，他也都可以被视作一位黑格尔主义者。浪漫派和黑格尔的这套以精神为本的历史操演方式在19世纪得到了包括蒙特在内的德国学者的广泛接受，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流形式。美国学者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极好地总结了德国截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假设：文学作品形成于其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的变化是发展性的；这种变化是一种理念、原则或超个人实体的展开。随着理念、原则、超个人的实体或曰精神的展开，文学史呈现出一种目的论形式，从而获得了一套剧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筛选的过程中，得以保留的将是那些符合此一剧本，即能够呈现“精神”发展的作品，其他与之无关的作品则必须被排除在外。(39)
因此，世界文学就是精神展开的形式，世界文学史便是精神展开的历史，它以精神的发展脉络与其在文学内部的走向为叙述架构。关键在于，对于19世纪以民族为核心关切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精神自我显现的基本单位。在蒙特那里，不存在被称为“世界文学”的终极实体，因为精神在文学领域显现的形式是民族文学。文学是“精神的真正手迹”，(40)绝对精神就其本质确实不是民族的，但精神在现实中、在个体的生活中却只能以民族的形式显现。(41)包括他的作品在内的19世纪德国世界文学史都以民族作为章节划分的依据，以民族文学为单位展开具体论述。当蒙特断言对文学的观察必须是“世界文学的”时，他不仅意指应当在欧洲和世界的版图中定位各民族文学，还暗藏了古今历史维度的比较。随着历史主义在德国逐渐兴起，历史的研究方法几乎统摄了文学、哲学、法学等各个领域。蒙特在1828年就揭示了当时德国文人缺乏批判与历史意识的事实，指出他们无法“在时间的进步以及与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关联中，同时从人类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一般原则和内在意义出发，把握和描述文学的形成”。(42)他认为，文学史的目标之一便是在呈现“整个有机体中的精神教化”的同时，观察整体之中个体的位置与意义。(43)于是，世界文学被转化为了一种观察民族文学的方式。
正是在世界文学的布景中，德意志文学被真正建构了出来，它在蒙特笔下被首先建构为一种代表着当下最新趋势的、向着未来敞开的民族文学。他的《文学通史》分三卷先后阐述了古代至中世纪、宗教改革至18世纪以及“革命时期”即19世纪的文学。从整体结构上来看，这部著作以东方为始，以日耳曼为终，代表着1830—1848年间的世界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框架。东方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中大致保留了19世纪初浪漫派赋予其的原初性，神圣地位却被逐渐淡化，黑格尔的东方定位与历史框架成为了一种得到普遍仿效的模板。一方面，蒙特将自由意识的进展对应着世界历史进程，而埃及、印度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使得它们注定不具备自由。无论是埃及雕像单一的刻画对象与僵硬笔直的姿态，还是印度戏剧精确严格的布景装置与注重阶层与性别区分的语言使用规则，都是东方专制与缺乏个体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临近1848年，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与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感主导了德国知识分子的写作，当下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得眼前的德意志与欧洲成为了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任何追慕往昔的尝试都显得失当。最终，代表着起源的东方往往只能扮演着未经反思的历史角色，精神的起跳点，而这几乎是东方在当时德国的世界文学秩序中充当的固定角色。与他1842年首先选择写作《当代文学史》的意图一致，现实与当下的重要性也在《文学通史》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蒙特在1845年写就的序言中表示，这套书的核心内容在于第二、第三部分，涉及到古代东方与古典古代的第一卷更多是一种导入，而这种分配是由其文学史的内在性质决定的。确切而言，他的文学史“并不只是为了与过去的精神财富建立联系，而是要积极参与当下的发展斗争，并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44)这一意图从他将整个第三卷全部赋予新时期文学的做法中得到了凸显。与前两卷将论述篇幅平均分配给各民族文学不同，第三卷除了论及英国和其他欧洲文学的小部分内容之外，主要围绕德法两国文学展开，并且呈现出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章节交替出现的形态。而在蒙特效仿弗·施莱格尔于《古今文学史》最后一讲为德意志文学加冕的做法，将德意志文学与哲学置于《文学通史》的结尾，并断言法国的民族力量已经在过去数年间的政治乱局中被耗尽和腐蚀之后，德国文学代表着世界文学最新的进展乃至未来指引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了。
德意志文学也是具有真正普遍性的民族文学。在德意志的普遍性中，其自身个性以及欧洲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并不会被消解，这就与18世纪法国文学充当着事实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状况截然不同了。在描述欧洲文学的最新发展时，蒙特一边将迄今的世界文学交流定性为商业和政治而非文学活动，另一方面却也不乏骄傲地指出，德国文学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成为了“欧洲精神生活进展的中心点”，对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施加了不可否认的影响。(45)在他看来，盖尔维努斯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史书写者，他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反对是中肯的，但其疏漏在于过度低估了“源自德意志文学的世界文学影响”。(46)简单来说，蒙特认为法国、英国、俄国等欧洲民族的文学都已经从德意志精神中吸收了素材，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创作与表达。尤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德国浪漫主义为那里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动力，法国的影响力从而减弱。这种更加尊重个体性的德意志普遍性似乎能够反击法国普适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蒙特也为德意志以外的欧洲诸民族文学的形成及其取得的成就感到喜悦。他强调，尽管受到了外来影响，但只有在结合本民族根底与特性的基础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可言。这再度说明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在他那里互为前提的关系。蒙特所欲建构的是一种处在世界关系中、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德意志民族文学，而非以德国和德国文化的扩张为最终目标的帝国世界主义。然而，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后愈加势不可挡地袭来，尤其在德国统一这一历史任务于1871年完成后，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甚而拥有一种世界使命的信念也不断遭到强化，原本带有世界主义底色的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转变为以民族霸权为核心的、寻求扩张的世界主义，“德语的世界文学”最终演化为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特征的概念。
结语
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有限论述赋予了这一概念多重阐释的空间。如今存在于我们眼前的多样理解并不仅是20世纪以来日耳曼学和比较文学学者的产物，至少特奥多尔·蒙特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已经展现了极其丰富的可能。蒙特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回应，既是对一种乌托邦式世界主义的质疑，也是对德意志民族文学在当代现实中的重新定位。他并未完全拒斥世界文学的设想，而是试图将其从精英主义的交往模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民族性、现实性的内涵。在他的世界文学史书写中，民族文学并非与世界文学对立，而是在精神史的框架中彼此映照、互为前提。蒙特的实践表明，世界文学在19世纪德国不仅是一个审美或交往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表述方式。在对歌德、浪漫派、黑格尔的继承与背离之间，蒙特开辟出一条以民族为核心的世界文学路径，从而为日后德国世界文学话语的发展与世界文学史书写奠定了基础。在今天多元文化交织的全球语境中，蒙特的思考提醒着人们，世界文学的想象始终无法脱离民族与现实的维度，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它才真正具有生成性与批判力。
当然，“世界文学”背后蕴藏的民族主张与学术话语权争夺早已不是秘密。自19世纪晚期开始，德国以外的西欧诸民族也纷纷开始通过定义“世界文学”、撰写世界文学史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愿景，寻求对德国模式的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世界文学有关理论和教学的讨论则主要以美国为中心。在全球文化格局剧烈变动的今天，重新回到歌德与蒙特时代的语境，挖掘世界文学概念的生成与发展谱系，揭示其内涵的历史建构性与多样性，不仅具有学术史意义，更对我们参与当今及未来的世界文学竞争、绘制新的世界文学版图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尽管东方在蒙特这里的位置略显边缘，但是自浪漫派与歌德的构想之始，东方便从未脱离过德国人的世界文学视域。关键在于，东方如何从世界文学话语中的一个构成性要素转变为世界文学话语与秩序的建构者。而当我们谈及一种“中国的世界文学”并就此展开规划时，实际上便参与到了中国世界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之中。蒙特的思考所带来的启示是，世界是观察民族的必要框架，对民族性的伸张并不意味着排他，对自主的强调也不等于封闭，处在“世界”维度之中的民族与个体才更具生命力。正是在对世界经验的吸收与批判中，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中国的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并突破西方所建构的普适标准，在确认自身主体性的同时，贡献出一种立足本土情境的世界学术话语。
注释：
①Angus Nicholls,"The 'Goethean' Discourses on Weltliteratur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Cases of Hugo Meltzl and 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Seminar: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Vol.54,No.2,2018,p.170.
②John Pizer,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85.
③Hinrich C.Seeba,"Zeitgeist und deutscher Geist.Zur Nationalisierung der Epochentendenz um 1800",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Vol.61,No.1 Supplement,1987,pp.193-194.
④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Berlin:Simion,1842,pp.482-483.
⑤Theodor Mundt,Kritische Wälder.Blätter zur Beurtheilung der Literatur,Kunst und Wissenschaft unserer Zeit,Leipzig:G.Wolbrecht,1833,p.178.
⑥Ludolf Wienbarg,Aesthetische Feldzüge,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834,p.9.
⑦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47页。
⑧Ludwig Börne,Sämtliche Schriften,Bd.1,Düsseldorf:Melzer,1964,p.498.
⑨Udo Köster,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1830-1848,Stuttgart:W.Kohlhammer,1984,p.156.
⑩Ludolf Wienbarg,Aesthetische Feldzüge,p.280.
(11)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Berlin:Simion,1846,p.7.
(12)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p.6.
(13)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pp.2-3.
(14)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80.
(15)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6)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2.
(17)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5页。
(18)埃里希·奥尔巴赫：《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尹星译，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81页。
(19)Anne Bohnenkamp,"'Den Wechselaustausch zu befördern'.Goethes Entwurf einer Weltliteratur",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Sämtliche Werke.Briefe,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1.Abt.,Bd.22,Anne Bohnenkamp(ed.),Frankfurt am Ma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1999,p.938.
(20)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2.
(21)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80.
(22)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2.
(23)Hartmut Steinecke,"'Weltliteratur'-Zur Diskussion der Goetheschen 'Idee' im Jungen Deutschland",in Joseph A.Kruse,Bernd Kortländer(eds.),Das Junge Deutschland:Kolloquium zum 150.Jahrestag des Verbots vom 10.Dezember 1835,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Heinrich Heine Verlag,1987,p.159.
(24)Theodor Mundt,Die Einheit Deutschlands in politischer und ideeller Entwickelung,Leipzig:F.A.Brockhaus,1832,p.81.
(25)Theodor Mundt,Kritische Wälder.Blätter zur Beurtheilung der Literatur,Kunst und Wissenschaft unserer Zeit,p.180.
(26)Theodor Mundt,Die Einheit Deutschlands in politischer und ideeller Entwickelung,pp.72-73.
(27)德国日耳曼学者、《比较文学史》杂志的创立者马克斯·科赫(Max Koch)后来在1884年也指出，歌德最早“表述”了世界文学的思想，而弗·施莱格尔的《古今文学史》却最早从哲学和历史立场出发试图“领会和呈现世界文学”。Max Koch,"Carriere Moritz.Die Poesie.Ihr Wesen und ihre Formen",Blätter für das Bayerische Gymnasialschulwesen,Vol.20,No.1884,p.456.
(28)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80.
(29)John Pizer,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p.63.
(30)Karl Gutzkow,Ueber Göthe im Wendepunkte zweier Jahrhunderte,Berlin:Plahn,1836,p.230.
(31)Theodor Mundt,Die Kunst der deutschen Prosa,Berlin:Veit und Comp,1837,p.11.
(32)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2.
(33)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3.
(34)Heinrich Hubert Houben,Verbotene Literatur von der klassischen Zeit bis zur Gegenwart,Bd.2,Bremen:Karl Schünemann,1928,p.492.
(35)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79页。
(36)Peter Goßens,Weltliteratur.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Jahrhundert,Stuttgart:J.B.Metzler,2011,pp.230-231.
(37)Karl Rosenkranz,"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 von Dr.G.G.Gervinus",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Vol.36,No.1,1836,p.281.
(38)Erich Auerbach,"Epilegomena zu Mimesis",Romanische Forschungen,Vol.65,No.1/2,1953,p.15.
(39)David Perkins,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p.5.
(40)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p.1.
(41)Theodor Mundt,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der Gegenwart,p.432.
(42)Theodor Mundt,"Wolfgang Menzel und die deutsche Poesie",Berliner Conversations-Blatt für Poesie,Literatur und Kritik,Vol.2,1828,p.516.
(43)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p.6.
(44)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1,p.VIII.
(45)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3,Berlin:Simion,1846,p.393.
(46)Theodor Mundt,Allgemeine Literaturgeschichte,Bd.3,p.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