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的加强，清代雕版印刷四大基地之一的四堡书坊，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文史学者官桂铨先生[1]对本人拙著《四堡遗珍》所论述的四堡版本版刻特征，四堡版本与“汀版”的统属关系等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对他提出的四堡版本鉴定的几个疑问予以澄清和辩证，与此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四堡版本的鉴定规则，论证了清代世人皆知的“汀版”就是四堡版本的观点。鉴于四堡书坊刻书规模最大，影响最远，是清代汀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刻书，就版本的归属而言，汀城个别书坊刻印的书籍也应统属于四堡版本。
关键词：四堡版本 鉴定 辩证
拙著《四堡遗珍》出版后，专家教授撰写的书评大多认为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其中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官桂铨先生专门为此撰写了五千多言的《谈谈四堡版本的鉴定》文章，他对此书总的是肯定的，认为《四堡遗珍》是第一部论述四堡刻书的专著，该书作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云云。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四堡刻书的关注以及“自己收藏的四堡刻本和‘汀刻本’”，对本书罗列的某些刻本是否为四堡刻本提出了质疑，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清代汀刻本和四堡刻本是两种不同的版本，四堡刻本不等于汀刻本；二、四堡刻本没有明显特征，与其他地方的刻本并无区别；三、不 可忽视书坊堂号存在重名的现象，仅依据书坊堂号鉴定四堡刻本是不可靠的。笔者认为，官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涉及汀刻本与四堡刻本的统属关系和四堡版本的鉴定规则的普遍性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准确无误地鉴别四堡版本，充分认识四堡版本是我国版本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相应梳理出以下三个部分予以澄清与辩证，并请教于诸位读者。
一、清代“汀版”指的是四堡版本无疑
官先生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说：“刻本扉页或首页中刻坊或坊主上题‘汀城’、‘汀郡’等字样，是否就是四堡的刻书呢？我认为不一定……四堡刻书创始于清初，与长汀城关（即题‘汀城’、‘汀郡’者）同时存在，后者囊括四堡等地汀州书坊，可统称‘汀刻本’。反之，四堡书坊却不能这样。”[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清代的四堡刻本和汀刻本是两种不同的版本，要加以区别，四堡刻本就是四堡刻本，汀刻本就是汀刻本，两者不能混淆。换言之，汀刻本是汀州府所有书坊的刻本，它涵盖了包括四堡书坊在内的其他地方的刻本，而四堡刻本就是四堡书坊以及四堡人在外地开设的书坊之刻本，不能把长汀县城的所有书坊刻本归在它的名下。
对他的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版别，是时人或后人对某个区域富集书坊产品的统称，书坊的规模和刻书数量，是决定书籍版别的主要因素。在清代，称汀州所刻之书为“汀版 ”或“汀郡版”，是因为汀州聚集了大量的书坊并生产了众多的版本，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版本风格。而汀州的书坊又聚集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它就聚集在连城县四堡乡（该乡原归长汀县管辖）雾阁、马屋一带，在那里拥有上百家书坊，并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以经营书籍为主的墟市。四堡的雾阁、马屋两村，既是书坊图书的生产地，又是图书的集散地。“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1]“邑四堡乡昔多以书版为业，刻印制订发行颇广。”[3]《范阳邹氏族谱（五修）称，“乡多书肆，雕梨刻枣，古籍几于汗牛，不胫而走四方”；“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累相望。”当然，除四堡乡外，汀州府治所长汀县城及其他县城也有刻书，但它们基本上是官刻、家刻。至于坊刻，只有零星个别的书坊或刻字铺。文史学者谢水顺、李挺先生说：“清代闽西北各县城或多或少都有刻书，除四堡书坊外，多为官刻和私刻。”[2]
笔者查阅相关《地方志》，有清一朝，除四堡书坊外，长汀县城和各县民间刻书极少，仅见上杭、永定县有刻书记录。上杭县开设的书坊略多，有清末李梦兰、李晓东父子的“兰滋轩”，民国初年雷世修的“益智书局”、马传范的“马林兰仪记书局”和安乡人李衡卿的“同文书局”。[3]汀州治所长汀县城的民间刻书，地方志有记录的书坊4 家，即清代毛明新书坊、廖壁香楼，民国师竹庄、友竹庄。[4]四堡邹、马族谱有记录的3 家，即邹建池书坊、马德明“民生书局”、马伯准“马林兰准记书局”。长汀县城7 家书坊四堡人占了3 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堡马源锡林兰堂是一个大家族，马氏后人对长汀县城及邻近的上杭、永定刻书有过较大的影响，马传范、马德明、马伯准曾先后在县城和上杭、永定等地设立分号。以上史料说明，长汀县城的几家书坊，不少是四堡人开设的，四堡书坊与县城书坊的关系不是像官先生说的“有点关系，但为数不多”，他们之间是相当密切的。正如谢水顺、李珽所说：“清代汀州的书坊几乎都集中在四堡，即便在长汀、上杭等县城的几家书坊，也多为邹、马书商所设，因而这里所指的‘汀郡板’即是四堡版无疑。”[5]由此可见，汀州长汀县城及各县无论四堡人还是外姓人开设的书坊，就数量而言，与四堡书坊是无法比较的，其刻印的图书非主流而无代表性，不占主导地位，几乎可忽略不计。正因为四堡书坊产品占据了广大的市场，是汀州府最具代表性的刻书，从这个意义上，将长汀县城乃至各县的所有书坊、刻字铺的产品，统归于四堡版本就属于情理之中了。
这种说法有无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可提供与汀州邻近先于四堡刻书业的建阳刻书例子加以说明。福建建阳地区，古代称建安，宋、元、明三代刻书业相当发达，刻书持续时间长达六百余年，而建阳的刻书主要集中于麻沙、崇化（书坊）两个乡镇，宋代学者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称，“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天下图书之府”。人们将这一带的刻书，统称为“麻沙本”，有时称 “建本”。但令人奇怪的是，麻沙、崇化两坊数百年来刻书规模旗鼓相当，为何只称“麻沙本”而不称“崇化本”或“书坊本”？按谢水顺、李挺先生的说法，“麻沙与书坊（崇化）两地相距只有十公里，两地的书工刻工交流很容易，所刻书籍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特征，因而人们常将这两地刻书统称为‘麻沙本’”。[6]谢、李两先生只说了问题的一半，事实上，麻沙是宋、元、明书坊刻本的集散地，崇化刻印的书无论陆运还是水运，均要途经麻沙，除麻沙本地刻印的书籍外，崇化的图书也多在此营销。久而久之，人们就把麻沙书籍市场经售的本地书坊刻印的书籍，也包括崇化在此出售的书籍统称为“麻沙本”了。不可忽略的是，建阳在这一时期除麻沙、崇化两地外，治所及各县也有零星的书坊刻书，但它们终不成规模，尚未形成版别特征，时人或后人只知 “麻沙本”，而不知其他什么本了。
很明显，汀州四堡与建阳麻沙刻书情景十分相似，前者代表了清代汀州的刻书，后者代表了宋元明三朝建阳的刻书，它们都把当地的刻书业推向了极致。建阳刻书的题记往往有“建安”“建邑”字样，人们常称之为“建本”或“麻沙本”，而汀州刻书往往也有“汀城”“汀郡”字样，人们也称之为“汀版”或“四堡版本”。可见，麻沙本与“建本”、四堡版本与“汀版”都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称呼而已，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拙著在叙述四堡版本时，常提到“四堡版本即‘汀版’”，或将“汀版”与四堡版本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这一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官先生为了证明“坊刻堂号上冠以‘汀城’、‘汀郡’等字样，并不等同四堡刻坊”的观点，举了福州的例子。福州城内的书坊，往往冠以“福州”，如福州集新堂、福州锦华堂等，而涌泉寺刻的书仅题“鼓山藏板”或“鼓山涌泉寺藏板”。笔者以为，这个例子不能说明汀州、建阳刻书的真实情况。按照他的说法，只有汀州城内的书坊才能冠以“汀城”“汀郡”，四堡书坊只能冠以“四堡”或“雾阁”；建阳城内的书坊才能冠以“建安”或“建邑”，麻沙、崇化书坊只冠以“麻沙”“崇化”。事实并非如此，与官先生的“自我设计”恰恰相反，四堡坊刻、麻沙坊刻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采取了高明的商业营销策略，为吸引更多的读者顾客，往往有意提高刻书地域的名分，企图表明自己的刻书不是偏远山区的粗劣产品，而是州府县城闹市的高端产品，为此，麻沙坊刻常冠以“建安”“建邑”字样，同样地，四堡坊刻则常冠以“汀城”“汀郡”“汀州”“长邑”“闽汀”等字样。这些“自我标榜”，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子，远到州府县城开坊刻书，他们大多数人仍然还在自己所在的村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持续刻书。
二、四堡版本有明显的版刻特征
拙著《四堡遗珍》在阐述四堡版本概念之后，对四堡版本的特征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总结出刊有雾阁、雾亭、闽汀、汀郡、汀州、长邑、汀城等款识标记，黄丹纸作封面、封底，特色书坊堂号，以及书籍用纸常用玉扣纸、黄丹纸等几大特征，并认为它是辨别四堡版本的主要依据。官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四堡刻本和各地书坊刻本差不多，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传本不多，暂时无法总结其特点吧！”[4]意思是说，由于四堡版本传本甚少，现在谈其特点还为时过早。
对于官先生的这一说法，笔者也不赞同。所谓特征（特点）是指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特殊性，它通过各种征象反映出来。书籍版本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其自己固有的特性。四堡版本肯定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如官先生说的“和各地书坊刻本差不多”。除上述几个特征外，可能还有一些未发觉的，但只要我们潜心研究，细心体会，就能把它比较完整地总结概括出来。
例如，玉扣纸是汀州的特产，相传有800 余年的生产历史。它用经浸泡的嫩竹（客家话竹麻）制造，具有纤维细长、光滑柔韧、拉力强、摩擦不起毛茸、张片均匀、色泽洁白等特点。黄丹纸是一种色纸，黄丹为中药名，性辛、微寒、有毒，外用拔毒生肌，内服杀虫截疟，经过黄丹浸泡的纸张称为黄丹纸，这种纸张有杀虫防蛀的作用。《临汀汇考》云：“汀地货物，惟纸远行四方，各邑制造不同。长邑有官边、花笺、麦子、黄独等名。色纸则有黄丹、木红。”[7]这里的“官边”是指玉扣纸，“黄丹”是黄丹纸。四堡乡清朝时归属于汀州府，四堡书坊以得天独厚的优势，常用“玉扣纸”作为印书用纸，用色纸“黄丹纸”做封面封底和内衬用纸，笔者收藏的四堡刻本很多是玉扣纸、黄丹纸，如《康熙字典》、李元仲的《寒支集》，蓝鼎元的《鹿州全集》等，其纸张就是“玉扣纸”；《本草纲目》《景岳全书》《绣像红楼梦》《列国左传要诠》《家礼释要》等封面或衬页用的是黄丹纸。可见玉扣纸、黄丹纸是四堡刻本用纸方面的一大特色。
再如，官先生说道，他收藏了一册《应酬全书》，正文次行题“鄞江梧岗氏订”，他以为“梧岗氏”当为邹圣脉好理解，“鄞江”通常是指浙江宁波，邹圣脉与宁波怎么挂起钩来就不好理解了，四堡乡是否也有鄞江尚待研究。其实，这里的“鄞江”不是指宁波而是指汀江。宋代称汀江为鄞江，汀州府在历史上曾有两次修编《鄞江志》的记载，第一次是修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 年）的《鄞江志》；第二次修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 年），但未曾完成。一些史书上也有鄞江即汀江的记录：“白石溪水在长汀县南二百步，下流入潮州界。则溪流至治所有异名也。宋时曰鄞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5]“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山曰灵蛇、曰鸡笼、曰蘘荷，水曰九龙、曰寅湖，曰鄞江。”（宋·郑强《移创州学记》）。[8]“长汀东有鄞江，即东溪，亦曰左溪。自宁化县流入，下流经广东大埔，中有五百滩，亦谓之汀水。”[9]搞清楚了闽西“鄞江”即汀江的含义，就与此书订者邹圣脉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原来邹圣脉居于汀江流域的四堡乡，他订《应酬全书》署名时冠以“鄞江”字样，表明他是汀州府人。由此证明，此书肯定是四堡版本。
在清代，四堡当地人随着书坊发展的需要，自编自印了一定数量的书籍，诸如邹圣脉的《五经备旨》《易经备旨详解》《诗经备旨》《书画同珍》《寄傲山房诗集》《幼学故事琼林》《增补鉴略》；邹可庭的《酬世锦囊》；邹景扬的《酬世锦囊全集》《新联采集》；马良奇的《书经备旨辑要》；邹廷忠的《时令诗林尤雅》《酬世精华》；马宽裕的《古文精言》《催福通书》。这些书籍除邹圣脉的《书画同珍》因刻印难度大，其初刻本是委托杭州书坊刻印外，其他初刻本无疑属于四堡刻本，因为这些书籍的编者（作者）是四堡人，有的还是书坊主，当地的刻书业又如此发达，他们不可能舍近求远延聘外地的书坊印刷。正因如此，为了说明四堡版本的真实性，拙著尽可能地选用这些书籍。当然，四堡人编著的书籍出版后，有的不排除因其可读性或实用性强被外地书坊翻印的可能，如邹景扬《酬世锦囊全集》的大德堂就十分可疑，拙著之所以将它收入，是因为该书编者是四堡人，其初刻本应该是四堡人所为，至于大德堂版本是否为四堡人刻印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笔者以为，四堡版本作为清代坊刻本的一个重要版别，它有明显的特征或特点。总结归纳其特征，对于深入研究四堡版本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按官先生所说的“四堡刻本和各地书坊刻本差不多，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笔者不知他自己收藏的一些四堡版本，是依据什么标准来断定的？又按他说的四堡版本“传本不多，暂时无法总结其特点”，笔者也不知传本究竟要发现多少才能总结其特点？令人遗憾，因官先生的个人原因，这些问题已无答案，永远成为未解之谜了。
三、鉴定四堡版本的科学方法
在我国，民间刻书起始于唐朝，宋代以降，民间大量涌现专业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坊主们往往为了某种需要给自己的刻书坊起个文雅的名称，如务本堂、素位堂、同文堂等，这个名称叫书坊堂号。书坊堂号起初出现可能是从上古的名门望族堂号嫁接而来，为显示其独有的文化背景或显赫的社会地位，古代名门望族大多设有堂号，如赵姓半部堂、周姓爱莲堂、谢姓宝树堂、钟姓颍川堂、王姓三槐堂、张姓百忍堂等。书坊堂号作为民间刻书作坊的标识，坊主们对此极为重视，有的把堂号制作牌匾高悬于宅院厅堂门楼之上，有的还将堂号名称署在书籍的扉页或卷末，表示本坊刻书与他坊刻书的区别。这样一来，古人在书籍扉页上留下的堂号印记，就成为后人辨别书籍版别的重要依据。
古籍鉴定离不开书坊堂号的标识，辨认版别首先要看是哪个堂号的，堂号的主人是谁，这个堂号是属于哪个地方的。由于历代书坊众多，所刻之书汗牛充栋，很多堂号存在重名现象，如务本堂、本立堂、同文堂，全国各地同名的可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因此光凭堂号鉴定书籍从属那个版别显然根据不足。拙著《四堡遗珍》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多番考证，提出四堡书坊的堂号有63 个，并列举大量实物例证加以说明。官先生以书坊堂号可能重名为由，对书中列举的书籍是否为四堡刻本颇为怀疑，说：“《四堡遗珍》里提到的每一部书是否都是四堡刻的呢？我看不一定。”怀疑归怀疑，通观全文，未见他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应该说，我对四堡书坊及其刻本的研究是用心的。我撰写此书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四堡版本的辨别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本书的写作根本就无法谈起。经过长期的探索，我已经总结出一套自认为是科学的鉴别方法，书中所列举的版本除个别注明存疑外，绝大多数属四堡版本，它应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概括起来，鉴定四堡版本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
（一）堂号考证法。即揭示堂号名称的内涵，尽可能收集堂主的生平资料，搞清其家族的文化背景。笔者发现，但凡堂号名称文化内涵深刻的，其同名重号的就少，反之亦然。四堡坊主对自己的堂号取名是很讲究的，有的堂号名称很特别 ，内涵很丰富。例如，雾阁邹翼顺、邹作就父子的堂号分别为“素位堂”和“素位山房”，“素位”一词出自《四书》之《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10]意思是说，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位置去做应该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可见，坊主邹翼顺、邹作就父子是一个很有文化涵养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书坊取名为“素位堂”或“素位山房”，就是要勉励自己或告诫子孙，要安心、专注做好自己的刻书事业。凡署有“素位堂”的版本，由于堂号名称的唯一性、排他性，此书可基本断定为四堡版本。又如，马屋马权亨“在兹堂”，古时常见“克昌厥后，斯文在兹”楹联[6]，“克昌厥后”语出《诗经·周颂·雝》：“燕及皇天，克昌厥后。”[11]“斯文在兹”出自《论语·子罕》：“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2]楹联的大意是说：要想让后世子孙兴旺发达，自己要有文化知识。正由于“在兹堂”含义如此深刻丰富，再加上别地与它同名的书坊少之又少，因而有人认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在兹堂《金瓶梅》是四堡版本，我认为是颇有道理的。再如，雾阁邹圣脉的“寄傲山房”，邹氏在《自题寄傲山房跋》中对何谓“寄傲”作了一番解释，他说：“庄子曰：‘吾生也若浮。’浮则身如萍寄，踪迹无定。其或达而在朝，则寄于朝；穷而在野，则寄于野。予也年已衰迈，徒具一副傲骨，在朝无具，在野招尤。常作入山想，寄我浮生。”“惟有兹山，辟同世外，石嶙嶙以峭立，水汨汨而泛流。其傲气殆与予类，以傲寄傲。”显而易见，邹圣脉将自己的书坊命名为“寄傲山房”是有特定含义的，与它同名的版本十分罕见，笔者仅见一例民国石印本，由于时间出入太大，可将它排除在四堡版本之外。
（二）地域甄别法。即对版本扉页所署的地域简称（别称）与堂号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断定某版本的归属。我们不妨对现存的地名、坊名俱全的版本做些分析：《四子书》汀郡九思堂藏板；《新增字学举偶》汀城邹万卷楼藏板；《卫济余编通天晓》汀城万卷楼藏板；《四书正文音义辨讹》汀郡邹应文堂藏板；《对联全新》汀城应文堂藏板，雾阁碧清堂发兑；《时务新策》闽汀应文堂藏板，雾阁经史居发兑；《较正监韵分章分节四书正文》汀城文行堂藏板；《诗韵集成》闽汀继文堂藏板；《新增大观续编》闽汀同文堂藏板；《玉历钞传警世》汀郡九经堂藏板；《新刻千家诗》汀城马林兰堂藏板等，这些图书所录的地名、坊名相当清晰，他们必定是四堡邹、马二姓书坊刻印的。《胎产秘书》闽汀廖壁香楼藏板；《一年使用杂字》汀郡张友竹藏板；《空忙醒人传》长邑城西南吕家庄归善坛存板3 个版本，前2 个版本从堂号前的姓氏看，则有可能是外姓人在县城开设的书坊刻印的，后1 个版本明显是道观寺院的刻书。上文说过，清代四堡书坊在汀州府占据绝对的规模优势，县城外姓人开设的书坊只有寥寥数家，同时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版面风格，因而完全可将县城所有书坊刻印的书籍，统归于四堡版本系列之中。据此，凡扉页、卷末堂号上方署“汀郡”“闽汀”“汀城”“长邑”等字样的，无论是外姓人，还是道观寺院的刻书，皆可认定为四堡版本。此外，雾阁邹作就于19 世纪末坐贾漳州，开设素位山房书局，曾依雍正年初刻本翻刻《鹿州全集》，此书署闽漳素位堂藏板，也应归入四堡版本。邹建芳在南宁开设文海楼，曾刊印《铁纲珊瑚全集》，此书署南宁文海楼藏板，亦应归入四堡版本。
（三）序跋解读法。即从版本的序言、题跋和牌记中，了解此书的撰写、内容和付梓情况，从而认定版本的归属。例如，邹圣脉增补本《幼学故事琼林》是清代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有人认为此书的成书时间是清朝嘉庆年间。通过阅读邹圣脉自序便知，明代有程允升《幼学须知》传世，他觉得此书是一本好书，很受大家的欢迎，但美中不足的是，原文内容单薄一些，名言警句不够使用，于是，他参考了各种史料，增补了一些联句，并将书名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自序》落款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根据自序所述，该书的成书时间不是清朝的嘉庆而是乾隆年间。再加上此书署崇文堂藏板，而崇文堂是四堡书坊的堂号，由此推知，崇文堂本是四堡刻本。蓝鼎元《鹿州全集》四十三卷，牌记闽漳素位堂，此书原序、续序、题跋和启事十多篇，其中一篇光绪六年（1880年）蓝氏七世孙蓝王佐《重修鹿州集跋》值得注意，跋语清楚地交代了此集于雍正四年（1726 年）初版，由于年代久远，初版书籍存世很少，原印板虽存，但遗失颇多，有的弥漫不清，故斥巨资延聘漳州素位堂修版翻刻。又查，漳州素位堂是四堡雾阁村人邹作就开设的，由此可断定此书是四堡版本无疑。
（四）整体观察法。即依据所揭示的区域版别的基本特征，对某一刻本的各种元素及符号如堂号、版式、序跋、铭记、字体、纸张、油墨等进行综合分析。书籍的鉴定比较复杂，犹如鉴定青花瓷器的年代，每个时代、窑口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要对其器型、胎骨、画工、发色和氧化现象等要素综合考量，书籍鉴定也要综合考量版本的各种要素，抓住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官先生认为，汀城应文堂《对联全新》可能不是四堡版本，“应文堂恐与四堡无关”。实际上，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四堡版本。应文堂之名有可能重名，但扉页题记应文堂前冠有“汀城”二字，左侧题 “雾阁碧清堂发兑”。“汀城”是长汀县城的简称，“雾阁”是四堡的村名，“碧清堂” 是四堡书坊的堂号，创始人为邹尚忠。再参考此书封面封底用的是黄丹纸，字体是古拙的宋体字。又查，应文堂堂主邹应乾，四堡乡人，生于1755 年，卒于1819 年，他除刻印此书外，还刻印了《时务新策》《洋务通鉴论》《四书正文音义辨讹》《较正监韵四书正文》等书，这些书籍扉页堂号题署基本相同。将以上要素综合起来考察，就可断定此书是四堡版本。又如，《书经备旨辑要》六卷，此书扉页上署文光堂梓行，马良奇手辑，马宽裕参订等字样。四堡书坊有文光堂的堂号，编著者马良奇、参订者马宽裕皆是四堡马屋人，加之此书版式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备旨，下栏为原典，符合四堡版本的版式特征，将以上要素整体综合起来考察，由此可判断它是四堡版本。
以上办法，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有的仍存在缺陷或不足，如堂号考证法，它仅限于有文化内涵的书坊，而对没有多少含义的普通书坊就不适用了。笔者以为整体观察法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它把版本所呈现的种种特征综合起来，依据现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加以考察研究，这样的鉴定结果是相当可靠的。
参考文献
[1]（清）杨澜撰．《临汀汇考》卷四，第28页，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2]谢水顺、李挺著．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438．
[3]范书声主编．《上杭县志》卷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248．
[4] 邱永源主编．《长汀县志》卷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20．
[5][6] 谢水顺、李珽著．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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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永乐大典》卷七千八百八十九之七千八百九十．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2003：10.
[9]《明史》卷八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221．
[10]《四书五经》之《中庸》．长沙：岳麓书社，1991：8．
[11]《四书五经》之《诗经》．长沙：岳麓书社，1991：414．
[12]《四书五经》之《论语》．长沙：岳麓书社，1991：33．
【注释】
[1]2015 年11 月底，我应邀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海丝客家·四堡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论文集》上看到官桂铨先生的文章．我与官先生素未谋面，经福州与会专家吴世登介绍，官先生是福州林则徐纪念馆的老馆长，是一位有水平、有影响的地方文史专家，经常发表研究探讨文章．他本来也要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幸在二三个月前因病驾鹤西去，享年73 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愕然与遗憾，我猜想他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年事已高不顾病痛，临终之前还在研究古代雕版印刷的四堡刻本，其勤奋好学之精神使我大受感动，我由衷地对他深怀敬意．
[2]《首届海丝客家·四堡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林英健，第四部分《雕版印刷工艺》，第142、144 页，（连文）新出（2015）内书第16 号，2015 年11 月印刷．
[3]长汀县博物馆/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编辑室：《长汀县志·物产志》（民国版），卷十，第21 页，1983 年6 月修订本．
[4]《首届海丝客家·四堡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林英健，第四部分《雕版印刷工艺》，第144 页，（连文）新出（2015）内书第16 号，2015 年11 月印刷．
[5]长汀县博物馆、政协长汀县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长汀县志·山川志》（民国版），卷三，第34 页，1983 年6 月修订本．
[6]“克昌厥后，斯文在兹”，一般人认为此联语出《尚书》，查阅《尚书》并无此句．笔者以为，“克昌厥后”语出《诗经》，“斯文在兹”语出《论语》，是古人从《诗经》和《论语》中拾掇并合而成的联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