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叙事转向，到好莱坞工业体系的文化塑造，再到纪念空间最终的物理铭刻，美国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记忆工程，操纵对越南战争的集体记忆，以治愈所谓“越南综合征”。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淖，甚至催生集体性厌恶海外军事干预的所谓“越南综合征”。面对越南战争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政府未引导社会进行彻底战争反思。相反，70年代起他们发起一场系统性的记忆重塑运动，旨在“治愈”所谓“越南综合征”。具体而言，美国试图通过重塑公众对越南战争的集体记忆，恢复其军事自信，为未来的全球干预扫清历史障碍。

官方鼓吹“崇高事业”

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从福特政府到里根政府都试图通过调整官方历史叙事予以应对。

越战后初期的官方叙事，在福特与卡特两届政府引导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尝试。早在1975年4月30日西贡解放前，福特就试图通过遗忘来处理越战带来的国家创伤。4月23日，他在杜兰大学的演讲中宣称这场战争“就美国而言已经结束了”，应停止“重打一场已结束的战争”。6天后，福特在撤离声明中称，美国从西贡地区撤离滞留人员的行动“为美国在越南的这段经历画上句号”，并要求美国人“避免指责过去”，应“向前看”。国务卿基辛格表示，美国需要“把越南抛在脑后，专注于未来的问题”。然而，通过国家层面的选择性遗忘来掩盖越战创伤的策略，不仅未能缓和因战争产生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越战老兵的被抛弃感。正如记者迈拉·麦克弗森所认为的，越战老兵仍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因为长时间以来，他们似乎是唯一记得战争苦难和痛苦的美国人”。

与福特不同，卡特政府承认发动越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错误，试图通过反思来重建社会共识。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指出，越南战争“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削弱了全世界对我们自身政策和生活方式的信心”。卡特政府理论上为美国社会清算战争责任提供了一个窗口。然而，这个窗口很快在两重压力下被关闭。一方面，卡特推行更宽容的赦免政策，遭到保守派和退伍军人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中美洲动荡，使卡特政府在外交上屡陷被动，保守派将其解释为“越南综合征”造成的国家意志软弱。1980年，卡特政府被迫放弃反干预主义方针，开始重新武装中美洲的反共政权。

1980年8月，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海外参战退役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的演讲中称，“现在该承认，我们当年的事业，确实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标志着官方塑造越战记忆的重大转向。里根认为，美国不应对越南战争感到内疚。他用“崇高”一词，试图唤醒美国人对二战的“光荣记忆”。

里根激进的修正主义叙事并未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在2000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对越战的回顾性调查中，认为美国派兵参加越战是错误的人数比例长期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考虑到将越战定性为“崇高事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里根转向以温和方式来恢复越战声誉，即强调越战老兵对国家的“奉献”与“牺牲”。1981年2月24日，里根在五角大楼为越战老兵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荣誉勋章时，评价越战军人“战斗得像我们历史上任何美国人一样勇敢和出色”，“他们没有带着胜利回家，不是因为打输了，而是因为国家没让他们赢”。这篇演讲将强调越战的“崇高”转向强调服役士兵的“崇高”，也使公众注意力不再聚焦越战的正义与否，而转向是否亏欠越战老兵。越战老兵被塑造为“被背叛的爱国英雄”，既安抚老兵群体，又在情感上迎合美国民众期待，还巧妙地将战争失败责任转嫁至国内自由派精英和反战媒体。

里根政府通过越战退伍军人领导计划（Vietnam Veterans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VVLP）这一由联邦资助的项目，进一步宣传推广其“崇高服役”叙事。该组织由里根亲信托马斯·保肯创立并领导，本质上是重塑越战老兵形象的官方文化宣传机构。其核心使命是扭转越战老兵战争受害者的负面形象，将其塑造为“自豪、成功、情绪稳定”的正面榜样。VVLP名义上是帮助老兵就业，实际目的是制造可供媒体宣传的“老兵故事”。它甚至直接干预大众文化创作和传播，如审查影视文本，批评不符合其“正面”叙事的纪录片。

VVLP的存在表明，里根政府对越战老兵的“英雄”形象重塑，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建记忆”工程。正如里根所言，启动该工程不仅是为帮助越战退伍军人，更在于恢复公众对军事服役乃至海外扩张的认同与自豪。而这些做法最终服务于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消除公众对海外军事干预的厌恶情绪，为里根政府强硬的地缘政治战略扫清历史记忆障碍。

好莱坞制造英雄“神话”

除美国政府外，美国主流大众文化领域也在重塑越战记忆中发挥作用。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越战电影一定程度上体现对越南战争的反思，那么80年代的越战电影主要帮助美国克服“越南综合征”。

在里根的越战退伍军人领导计划启动之前，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普遍反映战后的创伤、混乱与迷茫，民众对越战参与者的情感也很复杂。1979年的民调数据显示，64%的民众与57%的越战老兵认为，“越南战争的老兵成了傻瓜，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献身错误的战争”。这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将老兵固化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而非受人尊敬的英雄。与此同时，媒体和影视剧迎合这种认知，将越战老兵描绘成“行走的定时炸弹”。越战老兵成为反面角色——因战争创伤而精神失常、随时可能引发暴力行为的危险分子。

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一定程度上处于捕捉和放大战后创伤、罪恶感与道德迷茫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些电影通过不同叙事策略呈现战争创伤的双重面相：有时表现为老兵外化的失控行为，有时表现为其深层心理伤痛，追问战争如何改变了老兵，以及社会如何理解他们。1976年的《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中，主角特拉维斯·比克尔的越战老兵身份，几乎是他性格孤僻、行为暴力，最终走向疯狂的唯一解释。1978年的《回家》（Coming Home）与《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则更集中呈现创伤的内在体验。《回家》以两名越战老兵的不同命运形成对照：卢克·马丁通过反战行动获得救赎，鲍勃·海德因无法摆脱战争阴影而自杀，由此对越南战争的意义进行道德拷问。《猎鹿人》借“俄罗斯轮盘”的残酷隐喻，展示战争创伤如何持续摧毁人的精神世界，即使幸存者回到家乡，也难以摆脱越战阴影。无论创伤被呈现为失控的暴力，还是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这些影片都在塑造一种需要被理解的老兵形象：危险性与受害性往往并存于同一套创伤叙事之下。创伤研究学者菲格利将当时媒体与文化表达的转向理解为“越战阴影逐渐消散”。这里的“消散”指向一种公众态度的变化：越战开始从难以言说的禁忌，转变为可以被公开谈论、处理和理解的创伤经验。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好莱坞发起一场旨在用“神话”取代“创伤”的文化转向，恰好与里根政府的政策形成共振。《第一滴血》（Rambo: FirstBlood）系列正是该转向的缩影。1982年《第一滴血1》延续70年代对退伍军人困境的关注，主角兰博是无法融入社会、遭遇地方执法机构羞辱与粗暴对待、被社会边缘化的越战老兵。原著小说以兰博之死呈现退伍军人难以回归日常的悲剧，而电影让兰博“复活”，为续集将其塑造成“国家英雄”预留空间。1985年《第一滴血2》重塑兰博这一角色形象，他从困惑的受害者摇身变为无所不能的超级士兵，甚至为美国赢回国家尊严。这一变化折射出80年代中期越战叙事的整体转向——反思与创伤让位于英雄主义叙事。《第一滴血2》以“我们可以回去打赢”的复仇幻想，让兰博单枪匹马击败越南军队及其苏联顾问，让美国在电影里“打赢越战”。同时，该影片将战败责任归咎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从而回应了里根政府对自由派精英的政治攻击，为美国民众提供一个宣泄战败耻辱的情感出口。里根本人对兰博形象的欣赏，一定程度上反映这部电影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如果说《第一滴血2》代表胜利主义神话，1986年以《野战排》（Platoon）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越战电影，则建构更隐蔽的“去政治化”神话。这类越战电影将宏大的政治与道德争议，压缩到战场上的“战友情谊”和残酷的生存考验之中。观众在为士兵牺牲与战友情谊感动的同时，不自觉地忘记追问越战是否正义，他们的牺牲又是否值得。这种文化层面的记忆操纵，实质是对越南人民苦难的二次抹杀，更是对历史的虚无化。

随着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输出，越战叙事在跨国受众中更易被默认为以美国士兵为中心，从而将战争责任与越南人民的处境置于叙事边缘。

纪念碑编造“和解”假象

美国国家叙事转向与炮制大众文化神话，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重塑越战记忆，将其打造为永恒不变的历史共识，需要借助国家纪念建筑这一具体的物质形态。越战纪念碑的建立，完全展现了原本承载反思的创伤记忆是如何被收编于服务国家利益的“和解政治”，它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结果，更是精心计算的政治妥协。

越战纪念碑的发起方——“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简称VVMF），从一开始就为纪念碑设计确立去政治化、疗愈与和解的基调。其创始人简·斯克鲁格思提议“将战士与战争分开”，试图通过回避对越战本身的道德争议与政治批判，团结因战争而“分裂”的美国。在去政治化的原则下，该组织发起一场全国性设计比赛。最终，华裔建筑系学生林璎的设计作品胜出。她设计的纪念碑由两面黑色抛光花岗岩组成，呈巨大V字形，并将其描述为“大地的一道刀口”、“最初的暴力”。纪念碑没有高耸的基座，没有英勇的战士雕像，只镌刻按照牺牲时间顺序排列的5.8万余名阵亡者的名单。她拒绝提供任何传统的爱国主义慰藉，而是通过镜面般反光的墙体，让参观者在牺牲者名单中直面自己的倒影，促使人们反思。

这座纪念碑表现出的去政治化与反英雄主义特质，挑战了由里根政府推动、致力于恢复越战老兵“英雄”身份与“荣誉”的运动。一场激烈的政治攻击随之而来，其中越战老兵汤姆·卡哈特的批判最具代表性。他将林璎的设计视为“一道耻辱与悲伤的黑色伤疤”，是在“一个洞里，像出于羞愧而隐藏起来”。美国政治评论员帕特·布坎南等人开始散布比赛评审团中有共产主义者的谣言，试图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该设计。此外，这场意识形态攻击还因林璎本人的身份变得更加激烈，揭示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性别与种族偏见。年轻女性身份暗示她无权定义一场由男性主导的战争记忆。而她因亚裔身份遭受的敌意，更是战争所遗留的种族主义的延续。媒体和批评者频繁拼错她的名字，这种看似无意的细节实则是轻视与他者化的表现，是这场争议中种族歧视普遍存在的证据。

面对日益升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以詹姆斯·韦伯为代表的越战老兵公开反对，VVMF被迫妥协。最终的妥协方案是在林璎设计的黑色V形墙附近，增设一座由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哈特创作、充满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三位士兵雕像。增补雕塑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用一种传统男性气质的英雄叙事，压制纪念碑本身强调的反思性。雕塑由一名非裔士兵、一名疑似拉丁裔士兵与一名处于中心的白人士兵组成，建构出一幅“跨种族团结”的视觉景观。这种象征性的“包容”叙事，与此前攻击林璎时所暴露出的种族主义形成强烈对比，极具讽刺意味。而少数族裔士兵，特别是非裔士兵独有的“双重战争”记忆，一面与越南战场上的敌人作战，一面又需要同军队内的种族主义斗争，最终在纪念空间里都被整合进国家倡导的、以所谓“爱国主义”为基调的牺牲叙事之中。学者帕特里克·哈戈皮安指出，美国战后兴起的纪念方式与设施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策略，旨在掩盖其发动越战的非正义性。

从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叙事转向，到好莱坞工业体系的文化塑造，再到纪念空间最终的物理铭刻，美国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记忆工程，操纵对越南战争的集体记忆，以治愈所谓“越南综合征”。然而，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虚构“英雄”牺牲的国家叙事，掩盖对战争正义性的追问，用对士兵的同情遮蔽对国家罪责的反思。美国通过将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问题，简化为关于个人荣誉与国家亏欠的情感故事，绕开越南战争中最痛苦且最重要的道德反思。

美国的记忆操纵模式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不断重演，美国拒绝真诚反思的代价是历史悲剧的循环往复。对其他国家而言，认清美国记忆政治的本质，警惕其历史叙事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