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代史研究自起步以来，其学术发展进程的每一阶段都深受史料发掘整理和利用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史研究史料在类型、搜集整理方式和研究利用上的时代特性，又使传统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很难适用于当代文献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探讨并推动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学建设，遂成为继续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以研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旨归，兼顾史料的形成机制和责任主体差异，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档案史料、汇编史料、报刊史料、忆述史料、个人即时性史料、民间单位型史料六种类型。这一类型划分，旨在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评估和选择史料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操作指引。

满永，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当代史研究亦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海内外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起步以来，史料始终是影响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进程的关键因素。早期海内外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因为史料利用限制，虽在价值判断上迥然不同，却在历史认识层面达成了“异曲同工”之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以及中国当代史研究史料的系统编研和出版，海内外学者得以利用更为丰富多元的史料，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史料之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发展的关键意义，使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学建设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行龙强调，资料建设是构建中国当代史学术体系的基石。李文也以《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为例，讨论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料留存制度。这些讨论在助力中国当代史史料学建设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有待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如作为史料学建设基础，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料包含哪些内容？这些浩如烟海的史料应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史料各具怎样的特点？它们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应如何加以合理利用？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辨析，既有助于推进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学建设，也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继续深入甚有裨益。鉴于此，本文拟就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文献史料类型与研究利用略作分析，以期为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学建设略尽绵力。

一、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的内容与类型

梁启超认为，史料即“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据此界定，中国当代史史料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由不同社会主体在其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生成并留存的、能够为人们认识、解释和重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提供依据的痕迹与信息。鉴于中国当代史的进程仍在延续，这些痕迹和信息自然包括已经被保存和仍在持续生成的文字、实物、音像与数字形态资料，以及通过口述、田野调查等方式采集的记忆信息。时间下限的开放性，也是中国当代史史料区别于此前任何时期历史史料的显著特征。

无论就史料内容的广度还是史料形态的多样性而言，中国当代史史料的丰富程度，都是此前任何历史时期的史料难以比拟的。不仅如此，中国当代史史料生成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时间下限的开放性，也使其搜集与整理的难度远超其他历史时期的史料。朱浒在论及近代史料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时指出，近代史史料的特殊性使“完全运用历史文献学体系培养近代史研究者，很可能是一个费时费力却未必有太大效果的做法”。当代史史料在内容与类型上均较近代史史料远为庞杂，自然更是如此。因而仅就史料的搜集、整理、留存与研究利用而言，中国当代史史料学的建设已是刻不容缓。作为这一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的史料类型划分，亦因此成为亟待厘清之事。

长期以来，如何划分史料类型都是学界讨论史料学建设时首先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梁启超即以史料的获取途径为标准，将史料划分为“在文字记录者”与“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两种，其下又细分为十二类。梁启超的这一分类方法虽被荣孟源批评为不够完备、不够科学，却仍不失为研究者进行史料分类时的重要参照。如张宪文即借鉴梁启超的分类方法，将现代史史料划分为“文字记录的史料”与“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两大类。而在荣孟源看来，史料的分类依据应当包括形式、性质、版本和内容四类。其中形式特点是从史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辑角度而言，最为主要的分类依据，他本人即据此将史料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和口碑四大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荣孟源的形式分类法，同样成为后世研究者的重要参照。如严昌洪就参照荣孟源的分类方法，将近代史料分为历史档案、官员文书等十一大类。

既往学界关于近现代史料分类的讨论，虽可为中国当代史史料的分类提供参照，但当代史史料自身的特殊性，也意味着这些既有分类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正因此，无论是中国当代史学界，还是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共党史学界，在探讨本学科史料分类问题时，虽参照了既往学界的讨论成果，也提出了具有学科属性的分类方法。如王继平在讨论中共党史史料分类时，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载体和性质为依据，将党史史料分为党的文献、档案类史料、报刊类史料、书信和日记类史料、专题类史料等共八类。宋月红和王爱云则依据史料的存在形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影像史料和网络史料等五类。两种分类方法虽看似差异较大，实则都是以史料的载体和形式为基础进行的分类。不同之处在于，两种分类方法所涵盖的史料类型有所不同：王继平的分类更侧重于文献史料内部的分化与细化，宋月红和王爱云的分类则兼顾了实物、影像、网络等非文献史料形态，体现了当代史史料类型更为多元的现实。

然而，上述两种建立在载体和形式基础上的分类方法，其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最为突出的是，各类型史料之间的边界依然模糊不清，甚至交错杂糅。如王继平所列党的文献、档案和专题类史料三类之间就存在较多的交叉重叠，宋月红和王爱云所列的网络史料也主要以文字、音频和影像等载体形式存在。这种彼此交融的史料分类，无论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研究利用，都尚有继续讨论与完善的空间。这种情形也说明，以既有的史料分类方法或标准讨论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分类，难免存在或是标准统一却难以涵盖全部史料类型，或是类型全面却标准不一、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标准统一性与类型覆盖度之间难以两全。有鉴于此，立足中国当代史的史料特性，从史料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实际需要出发，探讨一种更便于操作的分类路径，或许更为可行。

本文尝试以研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旨归，对留存于世的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进行分类。聚焦文献史料，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文献史料仍是最为基础的史料类型。相较于录音、影像等其他类型史料，文献史料在数量规模、系统性和可追溯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支撑中国当代史研究最稳定的史料来源。当然，以实践可操作性为旨归，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史料自身的形成规律。事实上，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始终离不开对史料责任主体与形成机制的把握。责任主体和形成机制不仅直接影响着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料的价值。因此，唯有将实践需要的分类框架与史料责任主体、形成机制及其价值影响相参照，才能在便于操作的同时，不失对史料性质的深层把握。

本文对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的分类，从搜集、整理和研究利用的实际需要出发，兼顾各类型史料的责任主体与形成机制。形成机制聚焦两个维度：一是史料形成的时间节点，即史料是事件发生当时即时产生的，还是事后通过追忆形成的；二是史料的生成方式，即史料是未经加工的原始记录，还是经过取舍编辑的编纂产物。责任主体主要关注史料形成者的身份属性，即形成者是官方还是民间、是机构还是个体。循此思路，本文将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分为档案史料、汇编史料、报刊史料、忆述史料、个人即时性史料、民间单位型史料六类。其中，档案史料、汇编史料、报刊史料、忆述史料侧重于形成机制维度；个人即时性史料和民间单位型史料侧重于责任主体维度。

本文所称的档案史料，主要是指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在开展社会活动时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这类记录以文件、报告、总结、会议记录等形式留存于各级档案馆（室）。此类史料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同步形成的，未经后人加工修饰的原始性史料。汇编史料是由特定单位、个人或学术研究团队在搜集、筛选原始史料的基础上，按照一定主题与体例编纂而成的史料。从研究利用的角度来看，此类史料的显著特点是内容集中、便于利用。当然，筛选与编辑的过程，也使这类史料的不足相当明显。报刊史料主要指1949年以来公开出版和内部印行的各类报纸与刊物中登载的史料，其中极具当代时代特征的各类内部刊物尤为值得关注。这类史料因为能够及时记录和反映各类历史主体在特定时间点上的活动，因而具有显著的即时性和现场感。忆述史料是当事人对历史问题的事后追忆，包括回忆录和口述两种类型。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列入忆述史料之中的口述史料，并非一般史料分类中被归入非文献史料的口述，而是经过采集并被整理成文字可供利用的口述史料。本文将其归入忆述史料，主要依据其文本内容属于事后追忆，同时结合当前可供使用的载体为整理后的文字文献，而非依据其最初的口头生成形态。这类史料都以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为基础，具有显著的亲历性特征。个人即时性史料包括自撰和编纂两种类型。其中自撰类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历史当事人对其生活与工作的直接记录，包括笔记、日记和书信等；二是当事人在各类政治运动中形成的自述材料，这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特有的史料类型。编纂类主要包括文集、文稿、年谱、传记等。个人即时性史料因主要反映的是个人对历史的观察与记录，因而具有较为显著的个体性特征。民间单位型史料主要指非官方的单位型史料，具体包括工厂企业史料、乡村社队史料和社会组织史料等。民间单位型史料因其反映的主要是社会底层和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具有显著的民间性特征。下文将结合学界对各类史料的利用情况，进一步论述六类史料的特点与价值。

二、档案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在六类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中，档案史料是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史料。按照层级划分，档案史料可以概要区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档案既包括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形成、留存的档案，也包括中共中央组成机构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机构保存的本部门档案。地方档案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档案馆保存的本地区档案。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不断推进的助力之一，就是地方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迄今为止，地方档案仍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类型。

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不同层级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并不限于本级。如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主体虽是中央层级的，却也不乏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呈送中央的工作报告和总结等。这些史料虽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但从档案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无疑都是地方档案。如中央档案馆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就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地方呈报中央的请示和报告。这种跨层级留存情形，意味着研究者不能以留存地简单判断档案的史料属性。

地方档案馆同样如此。无论省级还是市县两级的档案馆，最基础的档案保管分类办法都是按照保管期限将档案分为永久、长期和短期三类。永久性档案主要是同级地方党政机关行使职能过程中形成并留存的档案，长期档案则包括上级党政机关下发或批转至地方的文件，以及下级党政机关上呈的请示、报告和工作总结等。对地方各级档案馆来说，本级党政机关的档案自然是收藏和保存的重点。这类档案也因而被归于永久保存之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长期和短期档案不甚重要。这从各类档案的保存数量上不难看出。如中山市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山县（市）委全宗1950—1992年3749卷文书档案中，永久卷922卷，长期卷则多达1724卷，远远超过了永久卷的数量。类似情形在该馆保存的其他全宗档案中也有体现。这说明，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不限于本级。

地方档案馆保存的长期档案为中国当代史的跨地域研究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地方档案的运用在推动当代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引起学界对其是否存在“碎片化”的质疑。尽管在笔者看来，立足地方的研究并不等同于“碎片化”，但如何凝聚跨地方的“问题共识”，仍是地方史研究要注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档案馆中保存的长期档案就相当重要。长期档案中的上级档案，使以地方档案为依托的研究未必就要聚焦地方问题，而是也可以回应全局性问题。高洁关于习仲勋长葛调查的研究就是如此。高文的核心材料来源于河南省的许昌市档案馆，讨论的问题却并未聚焦在许昌，而是旨在考订和辨正习仲勋长葛调查对中央修改“农业六十条”的助力。这种尝试说明，地方档案馆的史料同样可以用来讨论全局性问题。

档案史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是无可替代的。这种无可替代性源于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变动中，党政机关的职能行使是推动这种变动的关键性力量。作为党政机关职能行使记录的档案，自然成为学界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变动的基础史料。它们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包括刊布档案在内的其他史料都无法取代的，因为未刊档案的原始面貌及其附带的批注、修改痕迹、呈送路径等信息，是刊布档案或其他史料不具备的。

未刊档案承载的信息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各种草稿所见的文件形成过程，二是各种签阅信息所见的文件流转过程。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活动中，一份正式文件的形成多是数易其稿的结果。在各级档案馆中，反映文件起草过程的阶段性草稿多和定稿文件一起归档。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过程稿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其在记录政策形成过程的同时，也反映了政治决策过程。此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定稿文件作用的发挥都要经过一定的签发和流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决策者对文件内容签注的意见或实施签发的行为，同样是研究者观察政治决策过程的核心信息。在既往的档案整理和编辑中，类似信息大多不会随文发布。对研究者来说，仅依靠公开刊布的档案便无法获知文件的来龙去脉，更难以捕捉政治决策的过程信息。

三、汇编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汇编史料与档案史料相比，固然有着过程稿和附着信息缺失等不足之处，但在档案史料开放有限的背景下，它们仍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依照内容，汇编史料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种；依照类型，又可分为原始史料汇编和间接史料汇编；依照流通范围，则可分为公开发行、内部印行和内部编辑等三种类型。

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数量可观的综合性汇编史料可资利用。截至当下，中央层面的综合性汇编史料主要包括两套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和一套内部印行的史料集。两套公开出版的史料集是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称《选编》）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下称《选集》），内部印行的史料集主要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下称《资料》）中的第19—27册。

三套史料集各有特色。《选编》的特色是除收录中共中央文件外，还收录了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的文件。不过篇幅限制使其收录文件的总量不如后来出版的《选集》。《选集》是迄今可为学界所用且收录同期中共中央文件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史料集。和《选编》相比，《选集》收录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及其转发的文件，较少涉及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文件。两套史料集在内容上的各自侧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两套史料集的共同缺憾是收录文件的时间下限都止于1966年。和它们相比，《资料》收录的文件体量虽然不及《选编》和《选集》，时间下限却到了1976年。因此，《资料》迄今仍然是1966年至1976年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

地方层面的综合性汇编史料同样有公开出版、内部印行和内部编辑等多种类型。公开出版史料主要以地方中共党史或档案部门编辑的史料集为主，如《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江苏省重要文献选编》等。内部印行史料也多由地方党史或档案部门编辑而成，如《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等。要指出的是，地方综合性汇编史料并不限于省级。部分地区的市县两级党史和档案部门也编有类似史料集。如温州就编有数十册的《中共温州地（市）委文件选编》。河南省的商丘、周口、沈丘等地，也都以“党史资料选编”为名，编有本地的综合性史料汇编。这些史料集的编辑诉求都是使其能为地方历史研究所用。

上述地方汇编史料均为事后编辑整理。与之相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省省委办公厅辑录的“省委重要文件汇编”（下称“汇编”）不仅体量更大，史料价值也更高。这些文件汇编一般一年一册或数册。与旨在服务地方历史研究的事后汇编不同，这些当时辑录的文件旨在指导工作。因此，编者在辑录时多按省委工作部门或日常工作内容分类，如农村工作、组织工作、统战工作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旨在指导现实工作的“汇编”更能反映地方党政机关的职能行使过程。客观而言，无论内部辑录的“汇编”还是公开出版的史料集，收录文件时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不同之处在于，聚焦于现实工作指导的内部“汇编”，因工作指导的需要更贴近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也使其较之公开汇编史料具有更高的研究参考价值。当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史料编辑中的主观选择都使其只能呈现历史进程的某一断面而非全部。这是研究者在利用汇编史料时需要注意的。

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专题性汇编史料的体量都更为庞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仅在中央层面，就有经济、组织、宣传、统战、教育等各种专题性汇编史料。以经济为例，既有综合性且广为学界所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等关于农村经济各方面的专题性史料集。地方同样如此。全国多数省市都编有本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史料集和“农业合作化”史料集。此外，多数省市的党史或档案部门还围绕“土地改革”“大跃进”等议题编有特定主题的史料集。这些史料集多数已经公开出版，少量虽未公开出版，但因编辑目的均为供研究所用，在史料获取上普遍较“省委重要文件汇编”更为容易。

除上述以原始文件为主体的汇编史料外，还有一类带有编研性质的汇编史料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这类史料在中央层面主要为三套大型史料书刊，即《当代中国》丛书、《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和《中共党史资料》。其中，《中共党史资料》收录史料的时间范围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过少量1949年后的史料仍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与中央层面相比，地方层面的编研史料类型更为多样，主要包括地方组织史资料、地方党史大事记、地方党史、地方党史资料和地方志等五类。在这五类中，地方志因有着较为悠久的编研传统，素为研究者所倚重，也是研究者快速了解地方整体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无论辑录原始档案的汇编史料还是编研性汇编史料，都较未刊档案更易为研究者所用。只是在既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这类史料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甚至有些立足地方的研究者在获取档案史料后便不再参考汇编史料。这样的史料利用倾向大可不必。因为汇编史料固然存在编辑加工的痕迹，但在档案史料不易获取的情况下，多数未公开出版尤其是较早编辑的汇编史料，其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未必少于同样经过反复审核筛选后开放利用的档案史料。这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的汇编史料皆是如此。

四、报刊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报刊对于革命宣传动员的重要性，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对报刊等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颇为重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强化报刊舆论引导功能的同时，更将其视为落实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阵地，因而也更加注重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如在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就指出，新中国的报纸工作需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方面加以改进。1989年5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更明确指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报纸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备上述两种功能。

在报纸的两种功能中，舆论引导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党政机关重要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上。舆论监督功能则主要体现在报刊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记者采访调查、读者来信等方式，反馈政治决策在基层实践的情形。如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上至《人民日报》下至各层级地方报纸，都设立了“读者来信”栏目。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明，该栏目的设置目的就是帮助“各方面工作的改进”。1951年4月《苏北日报》登载华东农委工作组马从仁等3人来信，要求苏北人民监察委员会查处淮安石塘区文教助理员邱伯华打骂干群之事。来信的督促效应颇为明显。5月，苏北人民监察委员会即复函报社通报处理结果。报社在刊出复函的同时，还将淮安县人民政府的调查报告同步刊出。“读者来信”对地方的督促作用，使报纸始终将其视为重要的舆论监督平台，并长期予以保留。直至2025年，《人民日报》仍在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督促各地重视上门维修乱象的整治。

在既往的学界研究中，当代报纸的舆论引导功能已受到广泛关注，与之相较，其舆论监督功能则较少被论及。事实上，舆论监督功能的延续与强化，使当代报纸保留了较为多元化的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可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可以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层面的报纸，其所兼具的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功能，不仅使其成为研究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也为考察基层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相较于报纸，刊物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已受到更多关注，内部刊物尤为如此。本文关于刊物史料价值的讨论即主要围绕内部刊物展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各级党组织均可出版刊物，但限于客观条件和保密需要，并非所有刊物都能公开发行。1949年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出于工作指导需要的刊物多为内部发行，对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极具史料价值。学界不少成果都征引了内部刊物，但较之总体数量仍明显不足。除《内部参考》等较具影响力的刊物外，绝大多数内部刊物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其中既有刊物本身难以获取的客观因素，也有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因素。

内部刊物按发行时间间隔可分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两类，按内容可分为综合与专题两类。综合类内刊多由中央媒体或地方党政机关编印，主要刊登全国或地方各类不宜公开发布或传递的信息，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华北局的《建设》、西南局的《西南工作》、贵州省委的《贵州通讯》等。地方政府编印的《政报》也属综合类刊物，只是相较于党委机关刊物，《政报》主要担负政务信息发布功能，保密层级弱于党委机关刊物，因此更易于获取。除综合类刊物外，有些专题类刊物也是连续印制的。这类刊物多由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或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组成部门编印，主要刊登本部门或本行业系统内的信息，为部门或行业工作提供指导。如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组织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等，都属于这类专题性内刊。

非连续性内刊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或工作小组在特定时段内用于指导某项工作而编印的刊物，其主体是用于指导各个时期运动开展的运动类内刊。这类刊物因非连续出版，较少配备专业编辑团队。多数情况下，同一运动类刊物在不同地区的名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多以“通报”“通讯”或“简报”等名义印行。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由省至县的各级土改工作机构都编有自己的刊物。省级刊物初创时名为《土改情况》，后仿照中南土改委的《中南土改简报》改为《广东土改简报》。区县两级的刊物则名称各异，虽有不少以“简报”为名，却也不乏“通讯”“导报”等称谓。这些多样化的名称突显了这类内刊的临时性。

内刊的首要作用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如20世纪50年代的《内部参考》就载有大量不宜公开的信息。刊载信息的内部性，使内刊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不唯如此，内刊的信息传递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机制。1952年3月，中共中央停止县区乡“三反”的决定，就源于《内部参考》中登载的乡村干部因等待“三反”而放弃领导生产的信息。又如20世纪50年代新区土改之初，中宣部即明确各地可“出版土地改革通讯一类不对外发行的小刊物”，用于土改工作的指导需要。广东土改委员会在创办《土改情况》之时，就将其作用明确为“指导工作”。中宣部和地方土改领导机关对内刊“指导工具”的定位，说明类似内刊在发挥信息传递功能的同时，更充当了这些机关的实时工作指南。

内刊刊载信息的内部性，并不意味着这些信息总是可靠的。早在1953年，刘少奇就指出《内部参考》中的一些内容不够确实甚至是错误的。出现这种状况，除信息获取的客观限制外，也与政治形势变动有关。内刊中的信息虽用于内部传递，也难以超脱政治形势的影响。如1959年6月“纠左”之时，毛泽东就批评《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净讲好的，《内部参考》则讲不好的。此时《内部参考》的办刊方向是被肯定的。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讲阶段、形势、矛盾问题时，《内部参考》以“片面的东西”为主的报道方式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这一转变提醒研究者，即便是内部刊物中的史料，也要结合历史时势进行辩证分析。

五、忆述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无论个体著述还是集体编纂的忆述史料，都属于事后追忆，很难避免后世历史变动及这种变动对记忆者个人认知的影响。如李怀印等人依托口述史料对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制度约束和劳动效率的讨论，强调因为国营企业职工的特殊地位、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精神刺激带来的晋升机制，“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这项主要依托工人口述进行的研究，得出了异于既往研究的结论。只是研究者在采集和利用口述史料时忽略了一点，即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及由此带来的工人下岗浪潮，对工人个体命运的冲击以及对其历史记忆的影响。

后世历史变动对口述访谈对象记忆的冲击和影响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左玉河指出，口述访谈中“当事人‘当下’的身份、地位及环境的差异”，会“导致其在‘当下’对‘过去’回忆及叙述的差异”。这种投射效应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将口述访谈作为拿来即用的史料，必须和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印证。高王凌对于农民反行为的研究就是如此。高王凌的研究使用了大量口述史料，但并未将其视为信史，而是在利用口述史料的同时，还参阅了大量档案和内部刊物。这种立足于多种史料互证的研究，无疑更具说服力。

金大陆指出，一切口述采集的文本皆须进入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中进行比对、辨析和考订，方可被研究所用。照此标准，李怀印等人的前述研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与之相较，贺萧关于集体化时期女性记忆的研究，虽以口述访谈为核心史料，但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使其研究更具说服力。贺著的论述背景虽是乡村集体化，但其核心问题并非揭示集体化时代的女性生活，而是呈现那个时代的女性如何记忆这段历史。在这样的讨论中，口述访谈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口述史料的价值因研究问题而异。在高层历史研究中，关键当事人的口述有时能起到重构历史真实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央层面尤其是反映重大政治事件或决策过程的档案，利用限制较多。此时，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就是重构史实的有力补充。但在地方尤其是基层历史研究中，口述访谈的史料价值逐层递减，普通经历者而非决策者的访谈尤为如此。多数情况下，底层经历者口述的作用更在于拉近研究者与时代的距离，而非揭示历史真实。以笔者的研究体会，底层经历者访谈的内容在未刊档案中并不难见到。

与口述史料相比，回忆录更容易受到回忆者个人因素以及后世历史变化的影响。齐世荣指出：“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后来回忆的东西，只可能是作者当年经历的一部分，有些被记住了，有些被遗忘了。”无论“筛选”还是“遗忘”，都会影响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不过事情也不尽然。就历史研究而言，回忆录的非即时性并不全是负面影响，有时反而使其更具史料价值。因为非即时性使回忆者有条件查阅多方史料以校正个体记忆。如沈志华和李丹慧在评价《阎明复回忆录》时就指出，作者虽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但其回忆录的撰写并未完全依靠个人记忆，作者大多参阅了相关档案，避免了因个人记忆误差造成的舛误。

忆述者的主观认识和后世历史变动等因素都会影响忆述史料的价值，但其独特之处也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相较于档案对历史过程的粗线条记录，忆述史料记录的多是忆述者的亲身经历，在细节呈现上更具现场感和鲜活性。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有些细节并非可有可无。如薄一波在回忆1950年东北“富农党员”问题争论时，谈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东北党员雇工问题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这个“形于颜色”不会出现在正式的档案记录中，但对历史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如高岗就据此判定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并在东北局的会议上拒绝传达中组部的指示。这说明，一些未载入正式文件的历史细节，对历史变动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也并非所有细节描述都能增强史料可信度。忆述内容若超出忆述者亲历的范畴，细节呈现非但不会增加史料可信度，反而会令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如师哲回忆毛泽东首次访苏参观波罗的海芬兰湾时称：“毛主席下车后在冰上踱步，举目眺望，激情地说：‘这真是千里冰封啊！’”并说苏联同志“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师哲虽为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亲历者，但这段极具感情色彩甚至掺杂心理活动的忆述，显然超出了他所能亲历的范畴，更多是其对毛泽东及苏联同志情感和心理活动的主观感受。这样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忆述，看似增加了历史的鲜活性，实则降低了忆述史料的可信度。这也提醒研究者，细节呈现固然是忆述史料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细节都能反映历史真实，关键在于这些细节是否确为忆述者的亲身经历。

六、个人即时性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就史料的形式和内容而言，个人即时性史料类似忆述史料。不同之处在于，忆述史料是个人对其历史活动的事后追忆，个人即时性史料尤其是笔记、日记和书信等则是即时记录，年谱、传记等编纂类个人即时性史料虽非即时记录，也主要依托即时记录史料编辑而成。个人即时性史料与事后追忆的忆述史料相比，较少受后世历史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更贴近历史的时代感。黄道炫认为，日记史料的即时性“让其有了现场感和未知性”，“口述材料和回忆录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当然，即使是即时记录，也难以完全摆脱个人认知、政治形势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个人即时性史料仍在个人视角和历史现场感等多个方面，为研究者触摸历史感觉提供了最基础的史料，并因此成为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史料类型。

个人即时性史料的独特价值，使其成为海内外研究者普遍重视的史料类型。沈艾娣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的讨论，也是以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史料。刘永华关于19世纪徽州乡民生活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史料基础同样是“普通乡民对自身行事的实录”的排日账。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中，个人即时性史料同样受到重视。如黄道炫关于革命时代心灵史的研究，就以日记为核心史料。

相较于近现代史学界对个人即时性史料的重视和利用，中国当代史中的个人即时性史料虽同样丰富，学术利用却相对滞后。以日记为例，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公开出版的日记数量虽不似1949年前那样繁多，但从少量公开出版的日记来看，此类史料对历史研究仍大有裨益。如《杨尚昆日记》就被视为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宋云彬日记》也被研究者用以讨论新政协有“统”有“战”的政治过程。陕西农民侯永禄所写的《农民日记》，亦被学界视为研究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胡玉坤就以这部日记为核心史料，讨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家庭生存策略。不过总体而言，日记史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尚不似在近现代史研究中那样深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代史上的可见日记数量远不如1949年前，这种客观情势限制了日记史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

与日记相比，工作笔记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较为特殊的史料类型。从现已出版或学界利用的情况看，笔记类史料的数量不会少于甚或多于日记。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丛书中，就有《沙文汉工作笔记》《陈修良工作笔记》以及《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等多套笔记类史料。笔者在地方档案馆查阅档案时也发现，多数档案馆虽不留存日记类个人史料，但多会留存工作笔记类史料。

工作笔记的个人色彩不似日记那样浓重，内容多是记录者对其参与的各种会议或是政治决策过程的即时记录。《沙文汉工作笔记》所记的1949年9月《华东地区政协代表团的讨论记录》中，就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人关于新政协和统战的个人意见。这类个人意见在正式的会议报告中难得一见。因而相较于日记的个人性，以会议记录为主要内容的工作笔记，更能反映集体性的政治决策过程。金光耀就认为，工作笔记作为个人在工作状态中的实时记录，比传单、小报和事后形成的材料，在史料价值上“胜出一筹”。

与工作笔记相仿，个人档案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又一特殊的史料类型。戴建兵和张志永指出，个人档案因其类型齐全、内容真实系统，可成为研究“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事实上，个人档案的丰富与多样，使其史料价值并不限于个人生活史领域。如张伟然就在解读一卷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生活错误”档案时发现，这些记录基层小人物“具体而微的生活史”的史料，能反映特殊时代的政治运作及其底线。

相较于工作笔记和个人档案，书信是更为私人性的个人史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书信的史料价值同样应当引起重视。张乐天认为，个人书信真实地呈现了人的情感、思想与价值观，是理解个人自我建构的重要资料。他本人就以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书信为史料，讨论了“希望”在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拥护新中国方面的“魔力”作用。

书信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独特史料价值还在于它和内刊一样也是高层决策的重要信息源，20世纪50年代初期尤为如此。如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复信罗驭雄、文运昌及贺晓秋等人时，要求对方将干部或地方工作的缺点“随时示知”。其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毛泽东与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之间的书信沟通，也对中央的政治决策和政策调整产生影响。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有助于决策者全方位了解社会情势并作出更加符合社会实际的决策。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文集、文稿、年谱、传记等编纂类史料较为特殊。这类史料内容虽都围绕个人展开，但除少数个人选集由历史当事人主持或参与编辑外，其余多为后人编纂而成。从即时性角度看，即便本人主持编辑的选集，也不是历史的即时记录，大多经过了事后的再编辑。典型如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呈现的就不仅是文章最初发表时的历史信息，更有编选时代的政治意涵。换言之，《毛泽东选集》中既有毛泽东在文章初刊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更有毛泽东在选集编辑时对过往历史的回顾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这类编纂性史料与侧重即时记录的个人史料并不完全一致。

若严格限定史料的即时性，编纂类史料显然不能归入个人即时性史料之列。但事实上，即便即时性较强的日记等个人史料，能够成为研究史料的前提也是适当的编辑和整理。如此，这些更具即时性的个人化史料也很难完全排除后世历史的影响。在笔者看来，类似史料的事后修改只要不是完全的重新创作，就不会造成即时性的完全丧失，这是其与忆述类史料的不同之处。只是研究者需要注意，任何公开出版的个人史料，都无法完全避免历史因素的影响。

基于这样的因素，本文将这类围绕个人历史活动的编纂史料列入个人即时性史料之列。因为即便年谱、传记等多为后人编纂的史料，编纂基础仍是个人参与历史活动的即时记录，有着忆述史料不具备的即时性特点。如逄先知和冯蕙在介绍《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特点时指出，年谱“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话，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有些讲话，还用了一些别人的插话，有的重要谈话，则用对话的形式记述。这样，既能了解毛泽东讲话的缘由，又能烘托出当时会议、谈话的氛围，加深人们的感受”。这样的编辑原则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编纂类个人史料的即时性。

七、民间单位型史料的特点和利用

既往中国当代史学界论及的民间史料，多以史料来源或收藏机构的非官方性来判定。这样的判定往往与史料内容难以对应。如既往多被列入民间文献的工作笔记，内容大多都不是民间的。这说明以史料来源为标准的界定过于宽泛。本文主张以史料形成者的身份属性作为民间史料的判定依据。这是因为相较于来源渠道或馆藏地点，史料形成者的身份属性对史料的内容和价值更具有决定性影响。依此标准，本文所称的民间单位型史料主要指非官方的单位型史料，具体形式和领域包括工厂企业史料、乡村社队史料和社会组织史料。即便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基层治理日益完善，这些单位或组织还是与党政机关存在显著差异。最为显见的一点是，这些单位或组织形成并留存的史料大多不会进入官方档案馆保存，这也是既往学界从来源上界定其为民间史料的主要考虑。

民间单位型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利用并不鲜见，最具代表性的是近代商会档案的发掘和利用。章开沅指出，近代商会史研究获得国内外同行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原生态”商会档案的发掘和利用。按照本文的界定，商会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社会团体，记录其活动的档案自然属于民间单位型史料的范畴。即使这些档案藏于官方档案馆，也不改变其内容上的民间性。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亦是如此。如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三线建设及小三线建设研究，就是得益于大量企业档案的发掘和利用。只是在既往的认知中，类似的企业档案未被归入民间单位型史料之列。不过三线建设研究受到的关注，还是说明类似的工厂企业史料对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大有裨益。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第二类民间单位型史料，是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队档案。张乐天认为，这些详尽记录农村基层单位方方面面的原始资料，对理解那个逝去的时代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胡英泽也指出，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搜集和利用，推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张海荣同样认为，乡村社队史料能“呈现扎实的底层管理工作、真实的信息传递和协调中的政策及组织脉络，并能翔实地反映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情况”，是理解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变迁不可多得的史料。

相较于已受重视并被广泛运用的工厂和社队档案，社会组织档案无论在搜集整理还是学术利用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难点之一在于，许多在中国当代政治组织架构中被明确为社会组织的机构，实际运行中却是类行政机关的存在。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按章程是群团组织，但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的定位，又使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因此，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像妇联这样具有较强政治性的群团组织档案，都是与党政机关档案一样存入官方档案馆的，不属于本文所称的民间史料。本文所称的社会组织类民间史料，主体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档案，这类史料尚未进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综上所述，本文对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的分类主要以便利实际研究利用为导向。每一类别的划分，并非出于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基于学界已有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力求分类框架与史料的实际运用状况相互印证。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参照史料的形成机制和责任主体，将中国当代史文献史料分为六类：档案史料、汇编史料、忆述史料、报刊史料、个人即时性史料、民间单位型史料。要指出的是，这一分类思路，难免在极为特殊的史料类型上有所遗漏，标准亦属个人的管窥之见。

在本文着重参照的两种分类依据中，形成机制着重反映史料的形成时间和形成方式，即时性是其最具判别力的尺度。档案史料、个人即时性史料和报刊史料都是即时记录类史料，因其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同步性，在还原历史现场和提供时代感觉方面具有忆述类史料难以替代的优势。汇编类史料虽非即时记录，但因其编纂基础为即时记录，同样具有忆述类史料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之相较，忆述类史料虽因档案开放的限制，在高层历史研究中极具价值，但在基层历史研究中的主要作用还是拉近研究者与时代的距离。责任主体主要针对史料的形成者而言。相较于既往学界较为关注的收藏机构或是来源渠道，本文认为史料形成者的身份属性，对史料内容和价值的影响更大。

本文提出的史料分类思路意在兼顾史料形成与责任主体中的即时与追忆、官方与民间、个人与组织等多重面相。这一类型划分尝试用意不在深化史料类型的学理辨析，而在于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评估和选择史料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操作指引。除此以外，本文也希望借助此类讨论，引起学界对中国当代史史料学建设的关注，因为史料学建设是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路径。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