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语境下的“唐宋变革”，多聚焦于制度、思想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汉字书写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维度。开成石经作为唐代官方儒经石刻的集大成者，它的意义不止于保存儒经文本，还在于将官方字样书的正字规范落实于文本，后借五代、两宋监本雕版体系广泛传播，促成经典用字向社会日常用字的转化。
刻石以正经籍文字
自唐代初肇，国家就很重视儒家经典的文本准确性和文字规范性。唐太宗因“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颜师古考定五经，编成定本，并“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颜师古在考定五经的同时，还撰写了《字样》，作为用字的规范。由于当时经籍以写本形式流传，即便有定本和字样，在辗转传抄过程中，文本失真、文字失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就曾讲到他在天宝年间“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面对这种情况，封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请立大唐石经”；比他稍早的李阳冰也表示“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由此看来，将经文上石，刻成石经，成为“不刊之典”，才能有效地树立标准、避免讹谬，这已是唐代士人的共识。
由于“经典不正”以致“取舍难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大历十年（775年），唐代宗命国子司业张参与众儒官详定经文。张参钩考校勘经本，发现颇多异文，就用朱笔把这些“惑体”写在经文边上，嗣后命颜传经把这些“疑文互体”收集起来，最终撰成《五经文字》。张参将校定好的经文与《五经文字》一同写在太学讲论堂东西厢的墙壁上，一时“观写如市，传于海隅”“学者或就取正”。然而塗壁易圮，日久剥坏，人们重新抄写于木板，但坚木也会腐朽，同样难以持久。后来，唐文宗接受郑覃的建议，令诸儒校正经籍讹谬。唐玄度在《五经文字》基础上补撰《新加九经字样》，覆定字体（“字体”就是用字体式、用字规范），最终在开成二年（837年）刻成“石壁九经”，也就是开成石经。
确定经籍用字标准和监本系统
开成石经非常重视经籍用字的规范性，安排专人负责其事，既有“覆定字体官”，又有“覆定石经字体官”。即便如此，开成石经刻成后仍被讥为“乖师法”，以致“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但是张参当年写在屋壁上的经文（“壁本”）和后人重抄于木板的经文（“木本”）早已湮灭，将张参认定的字样真正运用、实施于文本且产生持续性影响的仍是开成石经。《五经文字》和开成石经受皇帝诏令而作，体现国家意志，“永代作则”，即使名儒不窥，在普通儒生学子眼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其用字属于国家标准，自然具有权威性，随天下士人研习经典而被遵循与使用。
开成石经刻成后最初置于长安国子监，限于当时条件，能看到并利用的人应该不会太多。直到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以开成石经为准来刊刻九经，它才以一种特殊方式化身千百而广为流布。《旧五代史·冯道传》：“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后进赖之。”《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勅：‘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由此可见，五代监本（经文）就是开成石经由“石”到“木”的化身。北宋国子监继承了五代监本的书版，宋初仍在刷印颁布。到景德至天禧年间，国子监依照五代监本陆续重刻十二经，这就是北宋监本。后来南宋国子监再次重刻，又有诸州郡县官府、官学刻本，这些都属于石经—监本系统。
实现用字风气的转变
刻本的稳定性、流通性与恒久性均比写本要好得多，又有“敕本”“监本”身份的“加持”，加上经籍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读物，那么上承石经的监本经籍用字作为一种标准与规则，自此被固定下来并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并广为人所接受，从而成为日常用字，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成石经将《五经文字》认定的字样从字书投射到了文本，把字书规定用字和文本实际用字联系起来，在沟通字样书与日常社会用字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试以“壻”“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说文解字·士部》：“壻，夫也。从士，胥声。”表示夫婿、女婿的“壻”，虽然已见于《说文解字》，但在唐代以前的文献里未曾有过用例，这也意味着“壻”在唐以前仅贮存于字书而未进入文本（唐以前使用“
”字）。唐代以后，“壻”开始有了文献用例，但数量极少，而且大都见于墓志。无论频次还是分布，“壻”相较于“ ”都处于弱势。然而，到了宋代，局势发生了逆转——“壻”的用例急剧增加，全面进入各类文献，成为当时社会的日常用字，“ ”的使用频次则呈断崖式下跌，可见已被淘汰。现在看来，由开成石经定型的儒家经典用字可能是重要动因之一。
虽然唐代社会的日常用字为“ ”，但《五经文字》把它判作“讹”字，把“壻”当作正字：“壻，作 讹。”由此，开成石经遵照《五经文字》规定的字样一律使用“壻”——十二经中共40例“壻”，逐一对照拓本（依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整拓本，无割配补字），全部用“壻”，无一例用“ ”。由于五代、北宋监本今无存世者，抽检《天禄琳琅丛书》影印本《尔雅》（此本为南宋翻刻五代或北宋国子监本）、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和兴国军学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情况和开成石经完全一致。借助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和广泛习读，“壻”迅速被大众接受和使用，从而传播开来，实现对“ ”的替换。至此，“壻”彻底完成了从字书贮存状态到文献（社会）使用状态的转变，而开成石经可以说是促发这种转变的媒介。
另外，表示希望、意愿义的“願”没有本字，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願”本指“大头”。汉代人借用本义指“颠顶”的字来表示。人们开始使用“願”，是很晚的事。目前所知的最早文献用例，出现于8世纪30年代，但整个8世纪都很罕见，说明它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与接受。但自《五经文字》将“願”规定为正字、开成石经一律用“願”以后，“願”的用例数量大幅提高，以晚唐懿宗、僖宗、昭宗三朝石刻文献为统计样本，54例“願”中有37例用“願”，占比约为69%，数量远超其他用字。上述宋刻本《尔雅》《礼记》和《春秋经传集解》同样全部用“願”。《五经文字》规定字样、开成石经实际使用、石经—监本借助其权威性持续发挥影响力，是“願”成为规范用字的重要推动力，其中开成石经将“願”确定为正字并运用于文本，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可见，在汉语用字由写本讹杂走向刻本定型的历程中，开成石经扮演着承唐启宋的中介角色。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