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桓，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摘 要] 边疆地区受到非本国文化影响，只有用长时段视角并将该地区放置在跨地理的格局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特殊性。法国著名史学家布洛赫就曾用近代早期的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来说明这一点。但普罗旺斯的特殊性其实早在6世纪初便产生了，它摇摆于高卢与意大利之间，其在6世纪对法兰西的归属标志着法兰西在地理上的真正诞生。如果将目光聚焦于508年至536年意大利东哥特王国治理下的阿尔勒与普罗旺斯地区，就会发现，在迪奥多里克国王的统治下，普罗旺斯呈现出了一种意大利化或者说罗马化，由此埋下了普罗旺斯地区特殊性的种子。此后，由于535年哥特战争的爆发，东哥特王国无奈将普罗旺斯出售给了法兰克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兰克王国才最终大致占据了现今的法国本土领土。由此，也可以回应法兰西诞生于何时这一问题。这或许也是法国史研究者更偏爱将克洛维受洗作为法兰西的起源，而有意忽略536年吞并普罗旺斯的原因。
[关键词] 迪奥多里克 卡西奥多罗斯 《公函杂编》 利贝里乌斯 阿尔勒的凯撒略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在法国，几乎只有在官方文献记载的时代与地区，集体奴役制的消失才能被察觉到，正如在英国一样。也正因此，这种现象才让人更容易了解：18世纪的‘圈地法令（éditsde clôture）’与为此所做的准备或是跟进的调查。然而，同样的转变曾经发生在另一个法国地区，据我所知，这一点还从未被关注过：普罗旺斯地区——而这种转变从一个相对遥远的时代便开始了：15、16世纪以及17世纪。就所有的可能性而言，与被多次研究过的北部地区相比，普罗旺斯的转变更为深刻，更为有效。但是，正因为它不幸发生在一个经济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丝毫不被作家或是行政长官关心的年代，另外，正因为它完全没有给乡村面貌带来任何看得见的改观（集体奴役制的消失并没有带来圈地建设），我们便轻易地对此置若罔闻。”[１]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上如是说。[２]这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在近百年前敏锐地发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在近代早期所呈现的特殊性以及该地区的研究难度，并提出了他所倡导的“比较史学”。[３]然而，南法，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的特殊性，早在5至6世纪便已经深埋在当时还被称为高卢的这片土地上了。它与意大利相邻，气候相似，深受罗马文化影响，并保留大量罗马遗迹。该地区是吴于廑所提出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中的一个核心舞台。[４]古典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造就了普罗旺斯的特殊性。
一、法兰西的起始时间与普罗旺斯的特殊性
在法国普瓦提埃（Poitiers）附近、名为“武耶战场”[５]（Vouillé-la-Bataille）的小镇，有一块纪念牌，上书：“武耶战场/正于此地/507年/法兰克人之王克洛维/击败西哥特人/法兰西始于此”。[６]这或许只是武耶的一种宣传手段，因为直到十多年以前，“武耶之战”一直不被学术界所看重。[７]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创建法兰克王国（Royaumes francs）的克洛维（Clovis Ier/Chlodovechus，481—511）。[８]爱德华·吉本（1737—1794）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法兰克人，亦或是法兰西人，乃罗马帝国征服者中唯一能延续传承之民族”。[９]因此，481年王国的建立可以视为法兰西的开端。[１０]
但历史叙述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克洛维受洗也可以被认为是法兰西的开端，尤其因为他是众多信仰阿里乌派[１１]（该派别被定为“异端”[１２]）的“蛮族”国王中少数信仰正统的尼西亚派的国王，他的胜利也是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胜利。学界一般认为克洛维于496年在兰斯（Reims）受洗。为纪念克洛维受洗1500周年，1996年9月19日至25日，克洛维研究专家、索邦大学教授米歇尔·鲁什（Michel Rouche）在兰斯组织召开了大型国际会议，教宗让-保罗二世莅临。与会学者发表了100多篇演讲，其中40多篇为非法国学者所发表，最终，大会成果结集为两册论文集出版。[１３]正如论文集主编米歇尔·鲁什[１４]所言，这场前后筹备长达7年的大会“史无前例”，[１５]并明确指出了克洛维受洗的历史重要性。[１６]
然而以马蒂森（R. W. Mathisen）与尚泽（D. Shanzer）为首的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法兰西的开端。2012年，他们共同主编了有关武耶之战的最新研究论文集，论文集的标题更是简单明了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507年的武耶之战：法兰西就此诞生》。[１７]
法兰克人最初并非高卢霸主，这片名为法兰西的土地原先也并不以法兰克人命名。5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逐渐丧失对高卢的有效统治，最早在高卢建立“蛮族”王国的应当是西哥特人。早在418年，他们就占据了高卢的阿基坦地区（Aquitaine），创建了与罗马帝国保持联盟性质的王国（royaume fédéré），并于466年实行自治（statut autonome）。[１８] 411年就建立的勃艮第王国也在贡多巴德[１９]（Gondebaud，470—516）的治理下日益强盛。在481年克洛维立国后，高卢大有“三分天下”之势。然而，法兰克王国在其后迅速崛起，并在克洛维在位期间成为高卢的一支决定性力量。486年，克洛维取得了苏瓦松（Soissons）战役的胜利，疆域扩展至索姆河（Somme）至卢瓦尔河（Loire）一带。507年，克洛维率军渡过卢瓦尔河向图尔（Tours）进攻，并在普瓦提埃（Poitiers）附近与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所率领的西哥特军队交锋。[２０]克洛维大胜，阿拉里克二世身亡，西哥特溃败。史学家以普瓦提埃附近的武耶来命名这场战役。至此，法兰克王国占据了阿基坦地区，西哥特王国向南退缩至比利牛斯山脉一线。此后，西哥特王国以伊比利亚半岛为主体，高卢境内仅保留原罗马帝国行省纳博纳高卢（Gaule narbonnaise，Gallia narbonensis）的一部分，即“Septimanie”，大致相当于今朗格多克地区（Languedoc）。
可以说，507年是法兰克王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武耶之战不仅大大扩大了领土，基本确定了现今法国的南部边疆，还直接威胁到当时地中海西部最强盛的以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为主体的东哥特王国，[２１]为法兰克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508年，克洛维定都卢泰西亚（Lutèce，Lutetia/Lutetia Parisiorum），即今巴黎。
不过，武耶之战真的可以视为法兰西的开端吗？
法国史学家在构建法兰西开端的时候，似乎有意忽略了其背后的非法兰西因素。武耶大捷之后，克洛维决定乘机继续攻占南部高卢。508年，他占领了原西哥特王国首都图卢兹。与法兰克王国结盟的勃艮第人还趁机侵扰意大利北部。当时，勃艮第王国负责攻占普罗旺斯，并于507年至508年包围阿尔勒，史称“阿尔勒之围”（siège d’Arles）。但意大利王（Rex Italiae）、被称为“大帝”[２２]（le Grand）的东哥特国王迪奥多里克（Thé odoric, 493—526）于511年出兵解围，并控制了普罗旺斯地区，同时还重建了原罗马帝国的高卢大区（PPO des Gaules，详见后文）。这不仅阻止了法兰克王国的南进，还继续维持了原罗马的行政管理体系。正如德拉普拉斯（Ch. Delaplace）所言：“武耶之战仅仅是6世纪初迪奥多里克对原西部帝国政治重组的一环”。[２３]在当时原罗马帝国西部疆域内，政治重心并非集中于法兰克王国。同时，507—508年克洛维对现今南法的朗格多克与普罗旺斯地区的攻占计划也并没有成功。而法国学者则更愿意选择性遗忘东哥特王国治下的普罗旺斯，[２４]甚至在最新的简明通俗法国史所给出的地图中，错误地将普罗旺斯归入克洛维所攻占的领土。[２５]
因此，笔者倾向于另一个法兰西的开端：536年。534年，法兰克王国吞并勃艮第王国，536年东哥特王国由于与东罗马帝国的战事，将普罗旺斯出售给了法兰克人。克洛维遗志实现的同时，除西哥特人所占据的大致相当于今朗格多克地区外，法兰西的现代疆域基本形成。不过，如此庞大的叙事非本论文所能承担，故笔者将主要聚焦于508—536年的普罗旺斯地区，尤其是阿尔勒，通过东哥特王国高官卡西奥多罗斯[２６]（Cassiodore，Cassiodorus，约485—580）的《公函杂编》[２７]（Variae）中所保存的官方公函以及阿尔勒主教的圣徒传记，[２８]来论述这一时期普罗旺斯地区的政权更迭与社会变迁，兼论法兰西的起源。由于东哥特意大利政权的治理，显现出了一种意大利化或者说罗马化，阿尔勒主教甚至对于普罗旺斯被并入法兰克王国表示不满。
可以说，布洛赫所指出的普罗旺斯的特殊性其实早在5世纪初便产生了，后罗马帝国时期东哥特王国对该地区的统治，使得它一直保持着对意大利的向心力。边疆地区受到非本国文化影响，只有用长时段眼光并将该问题放置在跨地理的格局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特殊性。本文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普罗旺斯的特殊性及其与罗马帝国核心意大利之间的关系。[２９]
二、重塑罗马秩序：迪奥多里克恢复高卢大区
迪奥多里克于493年攻占意大利并建立东哥特王国。虽然他的正式头衔是“rex”，即“王”，实际上他如同罗马皇帝一般统治着意大利。[３０]对内，他维系了原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罗马人（Romains，即原罗马帝国居民，或“意大利”人）与哥特人和平共处；[３１]对外，他采取联姻政策，在局势动荡的5世纪末，意图与阿拉里克二世的西哥特王国、贡多巴德的勃艮第王国，以及克洛维的法兰克王国建立一个蛮族王国之间的联盟。[３２]迪奥多里克还是阿拉里克二世的岳父。然而，联姻基于高卢地区军事实力的平衡。当克洛维在507年对阿拉里克二世发起进攻后，各方矛盾终于在普罗旺斯集中爆发，联姻关系变为敌对关系。迪奥多里克的联盟计划也最终失败。[３３]
在6世纪史家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e de Césarée，Προκόπιος/Procopius，约500—565年，亦翻译为普罗科匹厄斯）笔下，当克洛维对西哥特王国发动进攻时，阿拉里克二世向迪奥多里克求援，后者也答应派大军驰援。但援军久久未到，使得西哥特人对迪奥多里克非常不满，[３４]这也让史学家认为迪奥多里克是故意延缓出兵，目的是从克洛维与阿拉里克二世的对抗中渔翁得利。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克洛维对西哥特王国的进攻是极为突然的，并占尽地理优势，迪奥多里克几乎没有充足的时间出兵应对远在普瓦提埃（Poitiers）附近的战事。[３５]而且，从卡西奥多罗斯《公函杂编》中所保存的迪奥多里克书信来看，东哥特国王打算用外交手段阻止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借战争获利的想法。[３６]但是，迪奥多里克的确对高卢进行了军事干预并将东哥特势力渗透到了阿尔卑斯山西北。[３７]他将普罗旺斯纳入自己的治下共分三步。508年，迪奥多里克命伊拔[３８]（Ibba）将军出兵高卢，解了阿尔勒之围，大胜法兰克人与勃艮第人。[３９]军事上的胜利使他得以对普罗旺斯实行行政管理，但他并不急于直接设立较为独立的地方政府，而是在阿尔勒战役胜利后不久，任命拥有元老院最高等级uir spectabilis的杰梅鲁斯（Gemellus）为高卢大区的副行政长官（vicaire，uicarius praefectorum），[４０]并暂时隶属于意大利大区行政长官，这样可以让意大利大区对普罗旺斯提供保护。虽然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存在，但在迪奥多里克眼中，意大利与高卢仍然是原帝国的一部分。到了510或511年，东哥特王国已经有效控制了普罗旺斯地区。[４１]迪奥多里克便重建了高卢大区（Préfecture du pr é toire des Gaules），并任命利贝里乌斯（Libère，Liberius，约465—554年以后）[４２]为第一任大区行政长官，正式组建战后的新普罗旺斯地区政府，驻地设在阿尔勒。高卢大区的建立，似乎体现了东哥特国王出兵北上，再征服整个高卢地区并完全恢复罗马帝国高卢统治区的野心。
大约从407年开始，阿尔勒便成为高卢大区政府所在地，长久以来都是普罗旺斯乃至整个高卢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教会四大圣师之一、对基督教尼西亚派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米兰主教安布罗修（Ambroise）的父亲就是最早的高卢大区行政长官之一，在君士坦丁二世[４３]时期任职。[４４]在君士坦丁大帝（272—337）改革之后，大区行政长官成为非贵族出身者获得社会上层地位、头衔的途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罗马帝国最高级的中央官员。[４５]迪奥多里克将其在意大利的统治方式移植到了普罗旺斯，即恢复原罗马的行政体系。
首任新高卢大区行政长官利贝里乌斯[４６]（拉丁语全名：Petrus Marcellinus Felix Liberius）是“公元5世纪末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４７]他大约出生于465年，并一直活到至少554年，将近90岁。正如6世纪被称为“瓦鲁瓦无名氏”的史学家所记载的，虽然利贝里乌斯在迪奥多里克之前主政意大利的奥多亚塞（Odoacre，476—493）时期担任要职，迪奥多里克依然对其进行重用。利贝里乌斯在500年担任意大利大区行政长官。在赴高卢任职之际，他亲自指认了其继任者。[４８]可以说，将肱股之臣任命为新成立的高卢大区行政长官，说明迪奥多里克非常重视对普罗旺斯的治理。
在构建行政体系的同时，迪奥多里克亦非常重视军事部署，伊拔仍然作为最高军事将领驻军普罗旺斯，直至523年。之后，由图鲁因（Tuluin）继任。[４９]通过卡西奥多罗斯的《公函杂编》可知，大约在508年，意大利之王在阿维尼翁任命了一位comes，名为Wandil，[５０]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是东哥特人。罗马帝国晚期的行政体系与帝国早期相比复杂得多，史料记载也多有不详，故研究难度较大。Comes可以指代多种职位，但从其东哥特姓名与职位的军事性特征来看，这一职位应当是Comes Gothorum per singulas ciuitates，即特别市的哥特将领。[５１]虽然迪奥多里克对原罗马帝国居民与哥特人一视同仁，但重要的军事职位很多都由其本族东哥特人担任。在另一封信函中，迪奥多里克命杰梅鲁斯保证意大利对高卢前线的粮食船运补给，以确保马赛等港口的平均分配。[５２]该公函所提到的防御工事都应当有一位comes驻扎。[５３]同时，东哥特国王很注重民生，他强调，军队不能对普罗旺斯本地百姓造成税收上的负担。[５４]
可见，与在意大利所采取的措施类似，迪奥多里克对普罗旺斯实行一种罗马化的统治，他重建了原来帝国的行政体系。同时，他也通过派遣哥特将领，加强普罗旺斯的军事实力，以有效威慑法兰克与勃艮第王国。虽然武耶之战大胜，但在迪奥多里克的干预下，克洛维征服南法无望。511年，法兰克王国缔造者去世，普罗旺斯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普罗旺斯正式进入东哥特统治时期。
三、意大利之王迪奥多里克、意大利官员与阿尔勒主教
从5世纪初起，在罗马帝国境内，社会越来越基督教化，作为基督教信徒的首领，主教在地方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５５]迪奥多里克非常注意团结教会势力，他认识到，通过教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对意大利进行统治。而对教会而言，5世纪下半叶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教会财产遭受损失，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保护教会及其日益增加的财富。同样，对新征服的高卢地区也是如此。迪奥多里克通过主教这一媒介来保障民生。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他仍然很注意安抚当地居民。508（？）年前后，他写信给一个名为赛维鲁斯[５６]（Severus）的主教，其所属城市应当是在东哥特军队从意大利远征至高卢的行军路线上。迪奥多里克给予了主教1500索利都斯（solidi，罗马货币），以弥补当地土地所有者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５７]显然，在东哥特国王眼中，主教可以担当起城市重建的工作。大约509年，迪奥多里克还命伊拔将军交还纳博纳（narbonnaise）教会的财产。[５８]可见，迪奥多里克非常重视保护教会财产，即使对于本国的东哥特军队，也没有任何的偏袒。[５９]
迪奥多里克对教会的合作政策，也体现在他对主教的信任上。大约在507—511年间，意大利北部奥斯塔（Aosta）的主教被其教会的教士举报叛国（proditio patriae）。但东哥特国王通过调查，认为其无罪，并交由米兰主教来负责平息此事。[６０]这一时间段正是各国角逐普罗旺斯而东哥特政权尚未立稳脚跟的时候。迪奥多里克的政策似乎体现了其对教会的宽容与对主教的信任，而此前在阿拉里克二世统治时期的西哥特王国则并非如此了。很多主教被认为与法兰克政权有染，被判定为通敌而遭受流放，比如图尔主教沃鲁斯阿努斯（Volusianus）于495年或496年被流放，其继任者于506年被流放。[６１]还有很多主教都被认为叛国。[６２]阿尔勒主教也难以幸免。凯撒略[６３]（Césaire d’Arles）于502—542年担任阿尔勒主教。早在507年武耶之战以前的504年，他手下的书记官[６４]（notarius）李锡尼阿努斯[６５]（Licinianus）举报其叛国，认为他“有意将阿尔勒城献给勃艮第统治者”。[６６]尽管圣徒传作者认为凯撒略无罪，但他依然被流放至波尔多。[６７]在507年的阿尔勒之围中，这位主教再次被举报叛国。这一次，他似乎是被在城内拥有很大影响力的犹太人所举报。[６８]根据其圣徒传所记载，他随后被关在王宫中。所幸一封犹太守城者的通敌信被发现，证明了阿尔勒主教的清白。[６９]
但之后（具体时间未知，或许是508年或511年后不久），阿尔勒的凯撒略再次受到指控。其传记作者并未指明具体原因，但却提到，这一次，他被卫队押送至首都拉文纳，由迪奥多里克亲自审问。[７０]然而到了拉文纳王宫，迪奥多里克一见到凯撒略，便受到其宗教感染，并对其嘘寒问暖。国王说道：“那些无端令如此清白而又神圣之人历经此等漫漫旅途的人，愿主罚之。孤知其为人，盖其上前请安之时，孤周身震颤。寡人所见，乃天使面容，使徒之身。告如此可敬之人者，该当何罪。”[７１]圣徒传记是一种宗教文学作品，主要歌颂传主的高尚宗教品质，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迪奥多里克的反应应当是被作者夸大了。也许他是在调查之后，发现阿尔勒主教无罪，才赦免了他。但至少说明，与先前的西哥特统治者相比，迪奥多里克对主教有着充分的信任，对普罗旺斯这片新征服的土地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之后，迪奥多里克还赠予凯撒略很多礼物，包括300索利都斯黄金。然而，阿尔勒主教却将这些钱财用于赎买俘虏。当迪奥多里克知晓此事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敬佩有加。[７２]由于战争的关系，很多意大利北部居民曾被勃艮第王国俘虏。迪奥多里克在494或496年[７３]命帕维亚主教伊皮法纽（Épiphane de Pavie，或译爱比法）出使勃艮第，面见勃艮第国王，要求赎回俘虏。[７４]因此，凯撒略的行为与东哥特国王的主导政策不谋而合。
被派遣到普罗旺斯的意大利官员也与当地教会及主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普罗旺斯的最高官员、高卢大区行政长官利贝里乌斯就在阿尔勒附近的奥兰治（Orange）建造教堂，并于529年亲自主持了主教会议，即奥兰治主教会议（concile d’Orange）。[７５]此外，在阿尔勒的凯撒略传记中，还记载了这两位普罗旺斯世俗与教会领域最高权威的轶事。有一次（具体时间未知），利贝里乌斯受到西哥特人埋伏而受伤，生命垂危，但凯撒略却神奇般地救活了他。[７６]这位阿尔勒主教还救了大出血的行政长官夫人阿格莱提亚（Agretia）。[７７]圣徒传还记录了利贝里乌斯在几乎失去意识、连家人都无法认出之时，一听到有人说主教来了，便说道：“吾睁开双眼，吾知晓天主之仆已至”。[７８]如此神迹固然是圣徒传记的文学渲染，并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这些故事也反映了高卢大区行政长官与其驻地阿尔勒城的主教之间密切而友好的关系。[７９]
四、余论——出售普罗旺斯：法兰西的诞生？
有关东哥特统治晚期的普罗旺斯的材料很少，唯一可知的就是阿尔勒主教凯撒略传记中的寥寥数笔。534年，利贝里乌斯被召回意大利。一年以后，即53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en）出兵意大利，哥特战争爆发。东罗马军队的胜利使得本来无意攻占意大利全境的查士丁尼想要一举攻下东哥特王国。[８０]536年末或537年，东哥特国王维蒂吉斯（Vitigès，536—540）将普罗旺斯出售给了法兰克国王希尔德贝特一世（Childebert Ier，496—558），以维持与法兰克的和平。正如德拉热（M. -J. Delage）与埃曼（M. Heijmans）所指出的，虽然《凯撒略传》中颂扬了法兰克王对普罗旺斯的统治，[８１]但很奇怪的是，这位主教从537年开始直至生命最后时刻的542年，都不再参加任何主教会议，这对于一位担任阿尔勒这样一座重要城市的主教而言是很反常的。[８２]在这期间，他既没有参加巴黎主教会议，也没有参加在奥尔良召开的会议。由于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东罗马皇帝与罗马主教维吉尔（Vigile）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维吉尔一度被软禁至君士坦丁堡，原来与罗马主教保持良好关系的凯撒略也在教会内部失去了与意大利的联系。可以说，因为政局变动，普罗旺斯很无奈地被意大利拉文纳政府所“抛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兰克王国才最终占据了现今的法国本土领土。这或许也是法国史研究者更偏爱克洛维而有意忽略吞并普罗旺斯的原因。
虽然史料有限，但通过对508—536年东哥特治下的阿尔勒及普罗旺斯的考察可以发现，该地区在6世纪初维持了原罗马的行政体系，并受到东哥特的军事保护，成功阻挡了法兰克人南下的攻势，成为东哥特王国与高卢的蛮族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迪奥多里克国王对普罗旺斯独特的治理方式，也让该地区对意大利产生了向心力。国王与教会紧密合作，并充分信任主教，当地政府也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在一个越来越基督教化的社会，宗教权力也与世俗权力联结得越来越紧密。这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也让阿尔勒主教更偏向于东哥特王国而非法兰克王国。843年，当法兰克王国皇帝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签订《凡尔登条约》时，王国一分为三，其中意大利中北部地区与普罗旺斯是划归到一起的。可以说，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近代早期普罗旺斯的特殊性，其实在古典晚期便已经存在了，并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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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M. Bloch, «Pour une histoire comparée d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t.46 (nouvelle série, t.20), 1928, pp.15-50, pp.22-23, «Or, il est bien remarquable que, jusqu’ici, l’effacement des servitudes collectives, en France, n’a guère été observé qu’aux époques et dans les lieux où, comme en Angleterre, le phénomène trouva son expression dans les textes officiels, par conséquent aisés à connaître: les ‘édits de clôture’ du XVIIIe siècle et les enquêtes qui les ont préparés ou suivis. La même transformation, cependant, eut lieu dans une autre région française où elle n’a, à ma connaissance, encore jamais été signalée: la Provence, — et cela dès une époque relativement reculée: les XVe, XVIe et XVIIe siècles. Elle y fut, selon toute probabilité, beaucoup plus profonde et beaucoup plus efficace que dans la plupart des contrées plus septentrionales où les mêmes faits o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été étudiés mais comme elle eut la malchance de se dérouler en un temps où la vie économique, surtout la vie rurale, ne préoccupait guère ni les écrivains ni les administrateurs et que, par surcroît, elle n’entraîna aucune modification visible du paysage (la disparition des servitudes collectives n’ayant pas amené la construction de clôtures), elle a aisément échappé à la vue».连同该篇，有英国学者将布洛赫有关经济社会比较史的相关论著结集并翻译，参见Marc Bloch,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Papers, trad. J. E. Anderson, Londres, Routledge, 2015 (1967).
[２]大会于1928年8月14日至18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有关大会概况，参见Henri Berr,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V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dir. Henri Berr, t.46 (nouvelle série, t.20),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28, pp.5-14.
[３] 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西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参见其在《历史综合评论》上的文章：Karl Lamprecht, « La méthode historique en Allemagne »,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juillet-décembre 1900, t.1, n°1, pp.21-27）以及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又译“亨利·皮雷纳”）等都大力推动了比较史学的发展。布洛赫的比较史学受到了当时历史学家的影响，参见Marc Bloch, « Pour une histoire comparée », art. cit., p.15, n.2.此外，比较史学思想在20世纪初深入到各个方面，比如：René A. Bonommé, Gabriel Rosant et Féridj Fedjoun-Pacha,
Histoire comparée des arts de la lingerie et de la reliure, de Dioclétien à Louis II le Bègue
, Paris, Tassel, 1913; 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还曾于1919年对各国近年来的历史进行总结，并制作了比较年表，参见Camille Jordan, trad., Tableaux d’histoire comparée de 1878 à l’explosion de la guerre de 1914 par Guillaume II
, Paris, Costes, 1923. 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正是以“国际比较史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comparée）命名的。大会论文结集出版，共7册。参见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comparée. Annal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Congrès de Paris 1900
, 7 vol., Paris, A. Colin, 1901.
其7个部分分别为：通史部分（Histoire générale et diplomatique
）、制度与法律比较史（Histoire comparée des institutions et du droit
）、经济社会比较史（Histoire comparée de l’économie sociale
）、宗教史（Histoire des affaires religieuses
）、科学史（Histoire des sciences）、文学比较史（Histoire comparée des littératures）以及艺术与绘画史（Histoire des arts et du dessin）。
[４]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收入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86页。该论文曾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５]笔者遵从通行的译法，保留“武耶”，但“沃野”似为妙译。
[６]引自R. W. Mathisen et D. Shanzer, éd., The Battle of Vouillé, 507 CE : Where France Began, Bost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７]比如，在晚近的两本重要学术著作中，武耶之战几乎没有被提到：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vol.1, Mainz, 1996; L. Bourgeois, éd., Wisigoths et Francs autour de la bataille de Vouillé (507), 2010. 对于后者，D. Shanzer, «Forward», dans R. W. Mathisen et D. Shanzer, éd., The Battle of Vouillé, op. cit., p.ix, n.1,评论道： «nominally about Vouillé, does not in fact contain a contribution about the battle». 再比如，德拉普拉斯（Ch. Delaplace）将武耶之战称为被遗忘的战争：Ead., «La ‘Guerre de Provence’ (507-511), un épisode oublié de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en Occident», Romanité et cité chrétienne. Permanences et mutations, intégration et exclusion du Ier au VIesiècle, Mélanges en l’honneur d’Yvette Duval, Paris, 2000, pp.77-89.
[８]可参见D. Shanzer对法兰西诞生的学术史梳理：Ead., « Forward », art. cit., p.xii sqq.
[９] 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I, Londres, Frederich Warne, 1872, p.548, «The Franks, or French, are the only people of Europe who can deduce a perpetual succession from the conquerors of the Western empire».
[１０]比如，最新的简明通俗法国史所附年表，即表明法国史从481年克洛维登基算起：G. Labrune, P. Toutain et A. Zwang, L’histoire de France, Nathan, 2020, p.157. 此外，ibid., p.12，介绍法兰克高卢的时候，507年仅仅是年表中众多年份的一个。
[１１]有关阿里乌派，可参见M. Meslin, Les Ariens d’Occident 335-430, vol.1, «Patristica Sorbonensia» 8,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1967.
[１２]有关异端与宗教信仰，最经典的研究当属A. Le Boulluec, La notion d’hérésie dans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IIe et IIIe siècles, Paris, IEA, 1985; M.-Y. Perrin, Civitas confusionis. De la participation des fidèles aux controverses doctrinales dans l’Antiquité tardive (début du IIIesiècle-c. 430), Paris/Pékin/Philadelphie, Nuvis, 2017.
[１３] M. Rouche, dir.,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Reims du 19 au 25 septembre 1996, I. Clovis et son temps, l’événement, II. Le baptême de Clovis, son écho à travers l’histoire, Paris, Presse de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1997，两册皆超过900页。
[１４]相关研究参见其著作，比如：M. Rouche, Clovis, suivi de vingt et un document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Paris, Fayard, 1996.
[１５] M. Rouche, dir.,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 I, op. cit., p.I, «Six ans d’efforts communs ont permis de mener à bien c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quinzième centenaire du baptême de Clovis. Son ampleur : six jours en deux sessions simultanées, sa taille : plus de cent communications dont quarante de collègues étrangers et sa durée, du 19 au 25 septembre 1996 autour de la visite du pape Jean-Paul II à Reims, lui ont donné un éclat mondial qu’aucun colloque d’histoire n’avait eu jusqu’ici».
[１６] M. Rouche, Clovis, op. cit.一书的封底介绍如是说：«Le baptême de Reims - au demeurant sincère et
précédé d’une longue réflexion personnelle - est néanmoins capital parce qu’il met un terme à un siècle de désordres et d’invasions, alors que l’unité romaine est rompue». 然而，晚近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克洛维应当是在508年受洗：W. Von den Steinen, «Chlodwigs Übergang zum Christentum : Eine quellenkritische Studie»,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 für Geschichtsforschung Ergänzungsband, 12, 1933, pp.417-501 I. N. Wood, «Gregory of Tours and Clovi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63, 1985, pp.249-72; D. R. Shanzer, «Dating the Baptism of Clovis: The Bishop of Vienne vs. the Bishop of Tours», Early Medieval Europe, 7/1, 1998, pp.29-57. 如果真是如此，格里高利在其《法兰克人史》中的描述就值得质疑了。这位图尔主教指出，武耶之战是正统尼西亚派对异端阿里乌派的一次胜利。
[１７] R. W. Mathisen et D. Shanzer, éd., The Battle of Vouillé, 507 CE: Where France Began, Bost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１８]关于5世纪上半叶西罗马帝国的兴衰，可参见最近的法语晚期罗马帝国通史：S. Destephen, L’Empire romain tardif. 235-641 après J.-C., Paris, Armand Colin, 2021, pp.90-93.
[１９]PLRE II, pp.524-525, Gundobadus 1.
[２０] Grégoire de Tours, Hist., II, 37.
[２１]有关东哥特王国，中文学界可参见康凯：《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延续：东哥特政权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同时亦可参见L. Schmidt, Die Ostgermanen, Munich, C. H. Beck, 1941, 19692; AA.VV., I Goti in Occidente. Problemi (29 marzo - 5 aprile 1955), Spolète, CISAM, 1956 H. Wolfram, Die Goten.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Mitte des sechsten Jahrhunderts.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Ethnographie, Munich, C. H. Beck, 19903; P.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489-554, Cambridge, CUP, 1997; J. Arnold, Theoderic and the Roman Imperial Restoration, Cambridge, CUP, 2014; J. Arnold, Sh. Bjornlie et K. Sessa, éd., A Companion to Ostrogothic Italy, Leiden/Boston, Brill, 2016; M. Cristini, La politica esterna dei successori di Teoderico,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2023；等等。
[２２]即Théodoric le Grand，或译为“伟大的迪奥多里克”。他是当时原西部罗马帝国境内的多个“蛮族”国王中唯一一个有如此称呼的国王。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可参见PLRE II, pp.1077-1084, Theodericus 7; H. Wolfram, «Theoderich der Große», RLGA 30, Berlin/New York, W. de Gruyter, 2005, pp.415-419; W. Enßlin, Theoderich der Grosse, Munich, F. Bruckmann, 1947, 19592; J. Moorhead, Theoderic in Italy, New York, Clarendon-OUP, 1992; S. Biagio, La civilitas di Teoderico. Rigore amministrativo, «tolleranza» religiosa e recupero dell’antico nell’Italia ostrogota,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93; F. M. Ausbüttel, Theoderich der Große, Darmstadt, WBG, 20122; H.-U. Wiemer, Theoderich der Große. König der Goten-Herrscher der Römer.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 H. Beck, 2018; H.-U. Wiemer, éd., Theoderich der Große und das gotische Königreichin Italien,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21; AA.VV., Teoderico il grande e i goti d’Italia. Atti del X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Milano 2-6 novembre 1992, I-II, Spolète, CISAM, 1993; A. Carile, éd., Teoderico e i Goti tra Oriente e Occidente, Ravenne, Longo Editore Ravenna, 1995; C. Barsanti et al., éd., Rex Theodoricus. Il Medaglione d’Oro di Morro d’Alba, Rome, Editorial Service System, 2008.
[２３] Ch. Delaplace, La fin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 Rome et les Wisigoths de 382 à 531, Renne, Presse universitaire, 2015, p.294, «Nous abandons ici la traditionnelle vision catastrophiste de l’événement qu’aurait constituée la défaite de Vouillé. Certes, pour les Wisigoths, elle est symbolisée par la mort d’Alaric II, mais très vite, dans le cadre de l’organisation familiale de Théodoric, cet échec militaire doit être rapidement compensé par un rétablissement politique et par un contrôle de la situation par Théodoric lui-même. La bataille de Vouillé n’est donc qu’un épisode de cette recomposition politique de l’Occident au début du VIe siècle».
[２４]正如前文所引Ch. Delaplace在2000年所发表的论文标题：«La ‘Guerre de Provence’ (507-511), un épisode oublié de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en Occident», art. cit..
[２５] G. Labrune, P. Toutain et A. Zwang, L’histoire de France, op. cit., p.13.
[２６]有关这位东哥特时期的重要人物的研究汗牛充栋，参见A. Giardina, Cassiodoro Politico, «Saggi di Storia Antica», 27, Roma, L’Erma di Bretschneider, 2006；M. Cristini新近整理的参考书目：«Cassiodorus: Life, Works, Critical Editions, Translations and Bibliography», BBKL, 2021, https://www.academia.edu/45151086/Cassiodorus_Life_Works_Critical_Editions_Translations_and_Bibliography_in_Biographisch_Bibliographisches_Kirchenlexikon_2021_。
[２７]最好的评注版本当属A. Giardina, dir., Id., G. A. Cecconi et I. Tantillo, éd., avec l’assistance de F. Oppedisano,
Cassiodoro. Varie, vol.I-V,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2014-
.
[２８] 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jimans, éd., Vie de Césaire d’Arles, SC, 536, Paris, Cerf, 2010.
[２９]阿尔勒及普罗旺斯地区也是现今法国境内古罗马遗址保存最好的地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更高的罗马化程度。有关阿尔勒的考古成果，参见M. Heijmans, Arles. Durant l’Antiquité tardive. De la Duplex Arelas à l’Urbs Genesii,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4.
[３０] Procopius, Bell. Goth., I (Bella, V), 1, 26 et 29 (éd. J. Haury et G. Wirth, II, Teubner, p.8, lignes 8-13 et p.9, lignes 1-3; 翻译参见D. Roques, trad., Procope. Histoire des Goths, I,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5, p.11): καὶβασιλέωςμὲντοῦῬωμαίωνοὔτετοῦσχήματοςοὔτετοῦὀνόματοςἐπιβατεῦσαιἠξίωσεν, ἀλλὰκαὶῥὴξδιεβίουκαλούμενος(οὕτωγὰρσφῶντοὺςἡγεμόναςκαλεῖνοἱβάρβαροινενομίκασι), τῶνμέντοικατηκόωντῶναὑτοῦπροὔστηξύμπανταπεριβαλλόμενοςὅσατῷφύσειβασιλεῖἥρμοσται. […] ἦντεὁΘευδέριχοςλόγῳμὲντύραννος, ἔργῳδὲβασιλεὺςἀληθὴςτῶνἐνταύτῃτῇτιμῇτὸἐξἀρχῆςηὐδοκιμηκότωνοὐδενὸςἧσσον.学者一般认为他如同一位“没有头衔的罗马皇帝”：“Kaiser ohne Titel”，语见H. Naumann, Altdeutsches Volkskönigtum. Reden und Aufsätze zum germanischen Überlieferungszusammenhang,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40, p.24, «Theoderich ist weiß Gott schon ein Kaiser ohne den Titel gewesen» (Enßlin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这句名言)；同时参见Al. G. S. von Stauffenberg,
Imperium und Völkerwanderung, Munich, Hermann Rinn, 1948, p.129; W. Enßlin,
Theoderich der Grosse, op. cit., p.342 et p.390, n.24 (但作者引错了von Stauffenberg著作的出版年代); D. Kohlhas-Müller,
Untersuchungen zur Rechtsstellung Theoderichs des Grossen
,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5, pp.73-74, pp.161-202, «V. Die
quasi-kaiserlichen Repräsentations formen»; R. Lizzi Testa, «Bishops,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Ostrogothic Regime», dans J. Arnold, Sh. Bjornlie et K. Sessa, éd., A Companion to Ostrogothic Italy, op. cit., p.451, « Tyrannos by reputation but imperator in reality, Theoderic was legitimated as king of the Goths in Constantinople ». 不过在少量碑铭中，迪奥多里克拥有表示皇帝的“奥古斯都”（Augustus）称号：CIL X, 6850-6852 = Dessau, ILS, 827.参见P. Guerrini, «Theodericus rex nelle testimonianze epigrafiche», Temporis signa, Archeologia della tarda antichità e del medioevo, VI, 2011, Spolète, Fondazione CISAM, 2012, pp.141-146 et pp.167-171.有关迪奥多里克的头衔研究，参见H. Wolfram, Intitulatio, I. Lateinische Königs- und Fürstentitel bis zum Ende des 8. Jahrhunderts, Graz/Vienne/Cologne, Hermann Böhlaus Nachf., 1967, surtout pp.32-89 D. Kohlhas-Müller, Untersuchungen zur Rechtsstellung Theoderichs des Grossen, op.cit.; G. Andreas, Barbar-König-Tyrann. Das Bild Theoderichs des Grossen in der Überlieferung des 5. bis 9. Jahrhunderts, Berlin, W. de Gruyter, 2008.
[３１]Anonymus Valesianus, II, Theodericiana, XII, 59-60 (éd. M. Festy, CUF, p.9): Ergo praeclarus et bonae uoluntatis in omnibus, qui regnauit annos XXXIII. Cuius temporibus felicitas est secuta Italiam pe annos triginta, ita ut etiam pax pergentibus esset.
[３２] D. Claude, « Universale und partikulare Züge in der Politik Theoderichs », Francia, VI, 1978, pp.19-58, ici, pp.25-34.
[３３]参见A. Schwarcz, «Die Restitutio Galliarum des Theoderich», dans Teoderico il Grande, op. cit., 1993, pp.787-798; S. Pricoco, «Cassiodore et le conflit franco-wisigothique, rhétorique et histoire», dans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 I, op. cit., pp.739-752.
[３４] Procopius, Bell. Goth., I (Bella, V), XII, 34-37 (éd.
J. Haury et G. Wirth, II, Teubner, p.68, lignes 8-18: ἃδὴἈλάριχοςμαθὼνΘευδέριχονὅτιτάχισταμετεπέμπετο. καὶὁμὲνἐςτὴνἐπικουρίανστρατῷπολλῷᾔει. ἐντούτῳδὲΟὐισίγοτθοι, ἐπεὶΓερμανοὺςἀμφὶ1 πόλινΚαρκασιανὴνστρατοπεδεύεινἐπύθοντο, ὑπηντίαζόντεκαὶστρατόπεδονποιησάμενοιἠρέμουν. χρόνουδὲσφίσινἐνταύτῃτῇπροσεδρείᾳτριβομένουσυχνοῦἤσχαλλόντεκαί, ἅτετῆςχώραςκαὶτελευτῶντεςἐςἈλάριχονπολλὰὕβριζον, αὐτόντεδιὰτὸτῶνπολεμίωνδέοςκακίζοντεςκαὶτοῦκηδεστοῦτὴνμέλλησινὀνειδίζοντες.
[３５]关于这一点，参见J. Moorhead, Theoderic in Italy,
op. cit., p.178, «Presumbaly Theoderic attempted by other means to keep peace between Clovis and Alaric, but when Clovis’ attack came in 507 it was sudden»; B. S. Bachrach, «Vouillé and the Decisive Battle Phenomenon in Late Antique Gaul», dans R. W. Mathisen et D. Shanzer, éd., The Battle of Vouillé, op. cit., p.32, «Simple awareness of geographical realities, however, makes clear that Theoderic’s troops could not make a rendezvous with Alaric’s army in the environs of Poitiers. Theoderic could only order the mobilization of his army after Alaric’s request for aid reached him in the Ostrogothic capital at Ravenna. At this point, orders had to be issued and disseminated for mobilization. An Ostrogothic army, however rapidly mustered in northern Italy, probably at Milan or Pavia, then would have to travel approximately 750 kilometers over the Roman road system in order to reach Poitiers. This march probably would have to include passage through the high western alpine passes, which might not be fully open until the end of March. Bad weather in April could still cause difficulties for a large army marching through the Great Saint Bernard. In fact, the Ostrogothic army would have to travel more than twice the distance that the armies of Alaric and Clovis had to march in order to reach the environs of Poitiers».
[３６] S. Pricoco, «Cassiodore et le conflit franco-wisigothique. Rhétorique et histoire», art. cit., pp.739-752.
[３７]有关普罗旺斯的战争，参见Ch. Delaplace, «La ‘Guerre de Provence’ (507-511), un épisode oublié de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en Occident», art.cit.; Ead., «La Provence durant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508-536)», Les Annales du Midi, Tome 115, N° 244, oct.-déc. 2003, pp.480-499; Ead., «La Provence dans la géostratégie des royaumes wisigoth et ostrogoth (475-536): une occupation décisive pour la Gaule du Sud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rovingien: témoins archéologiques. XXIIIe Journées Internationales d’Archéologie mérovingienne: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rovingien: temoins archéologiques: Arles, 11-13 octobre 2002, actes coédités par la Direction régionale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de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Service régional de l’archéologie) et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 mérovingienne, Aix-en-Provence, Association Provence Archéologie, 2005, pp.45-51; Ead., La fin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 Rome et les Wisigoths de 382 à 531, Renne, Presse universitaire, 2015；G. Zecchini对Cass., Var. III, 1的评注：Varie, éd. A. Giardina, et al., vol.II, pp.195-196，及其对Cass., Var. III, 16的评注：Varie, éd. A. Giardina, et al., vol.II, p.230.
[３８]PLREII, p.585, Ibba; P.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op.cit., p.387, IBBA/Ebba；对该姓名，参见F. Wrede, Über die Sprache der Ostgoten in Italien
, Strassburg, K. J. Trübner, 1891, pp.80-81, «IBBA»; M. Schönfeld,
Wörterbuch der altgermanischen Personen-und Völkernamen.Nach der Überlieferung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
, Heidelberg, Winter, 1911, p.145, «Ibba»; N. Francovich Onesti,
I nomi degli Ostrogoti, Florenc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2,
«Ibbae». Iordanès,
Getica
, 302
，认为Ibba是comes，而其他史料都认为他是dux（
cf. O. Seeck, «Dux»,
RE10, 1905, pp.869-870; J.-M. Carrié, «Dux», dans Jean Leclant, éd., Dictionnaire de l’Antiquité
, Paris, PUF, 2005, pp.734-735）. P. Amory指出，从comes晋升至dux是不正常的。
[３９] Iordanes, Getica, 302.
[４０]PLRE II, pp.499-500, Gemellus 2. Cf. Cass., Var. III, 16-17 32 IV, 12 19 21.
[４１] Ch. Delaplace, «La Provence sous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508-536)», Les Annales du Midi, tome 115, n° 244, 2003, p.483, «En 511, la situation est en effet très différente de celle de 508. Sur le plan diplomatique, Théodoric a réussi à reconquérir, sinon son leadership sur l’Occident, du moins une position plus avantageuse. Mais surtout, les campagnes victorieuses des troupes ostrogothiques ont permis de dégager Arles et de reprendre aux Francs un large espace géographique, dépassant les frontières de la Septimanie à l’ouest et comprenant sans doute de cités appartenant aux provinces d’Aquitaine I et II et de Novempopulanie».
[４２]PLRE II, pp.677-681, Liberius 3; PCBE, 2, 2, pp.1298-1301, Liberius 4 PCBE, 4, 2, pp.1168-1170, Liberius 1.
[４３]有关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可参见P. Maraval, Les fils de Constantin,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52.
[４４]Paulinus Mediol., Vita Ambr., 3, 1 PLRE I, p.51, Ambrosius 1. 有关安布罗修之父，参见S. Mazzarino, Storia sociale del vescovo Ambrogio,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89, pp.75-82; L. F. Pizzolato, «L’enigma del padre di sant’Ambrogio», Aevum, 88, 2014, pp.137-166.
[４５] R. Lizzi Testa, «Praesul et possessor: Ambrogio e la proprietà privata», dans R. Passarella, éd., Ambrogio e la questione sociale, Studia Ambrosiana, 10, Milan, Biblioteca Ambrosiana/Bulzioni Editore, 2017, pp.19-60, p.59, «une carica amministrativa che, dalla riforma di Costantino, garantiva anche a uomini di nascita non nobile l’ingresso al senato con il rango di clarissimus e la possibilità di accumulare un notevole patrimonio». 有关大区行政长官，参见P. Porena的名著：Le origini della prefettura del pretorio tardoantica, Rome, «Saggi di storia antica», 20,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2003.
[４６]PLRE II, pp.677-681, Liberius 3; PCBE, 2, 1, pp.1298-1301, Liberius 4; 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jimans, «Introduction», Viede Césaire d’Arles, SC, 536, op. cit., pp.78-79 M. Festy et M. Vitiello, éd., Anonyme de Valois II. L’Italie sous Odoacre et Théodoric,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0, pp.84-86.
[４７]Ibid., p. 85, «une des figur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e l’Italie de la fin du Ve siècle».
[４８]Anonymus Valesianus, II, Theodericiana, XII, 68 (éd. M. Festy, CUF, p.12): Liberium, praefectum praetorii quem fecerat in initio regni sui, fecit patricium et dedit ei successorem <in> administratione praefecturae; <praefectus> itaque Theodorus filius Basili.
[４９] Ch. Delaplace, «La Provence sous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508-536)», art. cit., p.484.
[５０] Cass, Var. III, 38; G. Zecchini的评注：A. Giardina et al., éd., Varie, vol.II, pp.271-272.
[５１]Ibid., p.271.就这一职位，可参见G. Al. Cecconi对Cass., Var. VII, 3的评注：A. Giardina et al., éd., Varie, vol.III, pp.187-196. A. Giardina, dir., Id., G. A. Cecconi et I. Tantillo, éd., avec l’assistance de F. Oppedisano, Cassiodoro. Varie, vol.V, Rome, «L’ERMA» di Bretschneider, 2014-2021.
[５２] Cass, Var. III, 41；参见G. Zecchini的评注：A. Giardina et al., éd., Varie, vol.II, p.274.
[５３] Ch. Delaplace, «La Provence sous la domination ostrogothique (508-536)», art. cit., p.484.
[５４] Cass, Var. III, 42；参见G. Zecchini的评注：A. Giardina et al., éd., Varie, vol.II, p.274.
[５５] S. Mochi Onory在其1933年的经典著作中便指出：Vescovi e città (sec.IV-V), Bologne, Nicola Zanichelli Editore, 1933, repr. Spolète, Fondazione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20102, p.X: «Coll’affermarsi e col consolidarsi dell’antorità vescovile nell’ambito dell’organizzazione ecclesiastica, le sue funzioni vengono ad esorbitare dal campo religioso in quello sociale, ed entrano risolutamente nel sistema della costituzione cittadina», p.XXIX: «Il vescovo, adunque, alla fine del processo storico che lo portò definitivamente in primo piano nella vita pubblica cittadina, non può non essere compreso tra le magistrature urbane»；同时参见J. H. W. G. Liebeschuetz, Barbarians and Bishops. Army,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I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City, New York, OUP, 2001; Id., East and West in Late Antiquity. Invasion, Settlement, Ethnogenesis and Conflicts of Relig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La fin de la cité antique et le début de la cité médiévale,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Antiquité tardive et le Haut Moyen Age, Université de Paris X-Nanterre, 1-3 avril 1993, éd. Cl. Lepelley, Bari, Edipuglia, 1996; J.-Ch. Picard, Évêques, saints et cités en Italie et en Gaule. Étud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Rome, EFR, 1998; L’Évêque dans la cité du IVe au Ve siècle. Image et autorité, éd. É. Rebillard, Cl. Sotinel, Rome, EFR, 1998; Cl. Sotinel, Identité civique et christianisme. Aquilée du IIIe au VIe siècle, Rome, EFR, 2005; Les cités de l’Italie tardo-antique (IVe-VIe s. apr. J.-C.): institutions, économie, société, culture et religion (Rome, 11-13 mars 2004), éd., M. Ghilardi, Chr. J. Goddard, P. Porena, Rome, EFR, 2006.
[５６]PCBE, 2, 2, p. 2060, Seuerus 17.
[５７]Cass., Var. II, 8. Cf. V. A. Sirago, «Gli ostrogoti in Gallia, secondo le Variaedi Cassiodoro»,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t.89, 1987, pp.67-69.
[５８] Cass., Var. IV, 17；参见R. Lizzi Testa的评注：A. Giardina et al., éd., Varie, vol.II, pp.330-334.
[５９] R. Lizzi Testa, «Bishops,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Ostrogothic Regime», dans J. Arnold, Sh. Bjornlie et K. Sessa, éd., A Companion to Ostrogothic Italy, op.cit., p.455: «One can imagine that, like the Jews of Arles, the clergy of Aosta had accused their bishop of collusion with the Burgundians in order to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areless posturing of the prelate, and to prevent the victorious troops of the general Ibba upon returning from Provence from dispossessing the church of its pocssessiones».
[６０]Cass., Var. I, 9.参见拙文Z. Zhou, «Ennode, Ep. 6,9. Un complément à Cassiodore, Var. 1,9 ?», Vigiliae Christianae, 78/1, 2024, pp.32-41.
[６１] Gregorius Turon., Hist., 10, 31. Cf., aussi, l’exposé sur la proditio de R. Lizzi Testa, «Bishops,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Ostrogothic Regime», art. cit., p.454.
[６２]比如马赛主教Théodore以及一位有可能是Fréjus城主教的伊皮法纽（Épiphane）：Gregorius Turon., Hist., 6, 24；普瓦提埃主教Marovée (ibid., 7, 13)；兰斯主教Egidius (ibid., 9, 14)。可参见Ganivet所整理的一份被指控叛国的主教名单：P. Ganivet, «La trahison en Gaule au VIe siècle: De la maiestas romaine à l’infidelitas franque», dans M. Soria et M. Billoré, dir., Latrahison au moyen âge. De la monstruosité au crime politique (Ve-XVesièc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https://books.openedition.org/pur/125505#text。
[６３]PCBE, 4, 1, pp.386-410, Caesarius 1.
[６４]对于教会的notarii一职，可参见«II. Between Imperial and Episcopal Chanceries: the notariiand the Compilers» dans The Collectio Avellana and its Revivals, éd. R. Lizzi Testa et G. Marconi,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9, pp.259-507，尤其是以下论文：M. Raimondi, «Damasus and the Papal scrinium», pp.280-301; S. Orlandi, «I notarii nella corte imperiale e in quella papale: il contributo della Collectio Avellana e delle altre fonti
antiche (epigrafiche, letterarie, papirologiche)», pp.318-335 et A. A. Verardi, «Between Law and Literature: The Liber Pontificalis and Canonical Collec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pp.370-387.
[６５]PCBE, 4, 2, p. 1175, Licinianus 2; cf. PCBE, 4, 1, p.388.
[６６]Vita Caesarii, I, 21 (éd. G. Morin, SC, 536, p.176) :
… territorium et ciuitatem Arelatensem Burgundionum ditionibus subiugare
.
[６７]Vita Caesarii, I, 29-30.
[６８]阿尔勒存在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区：S. Katz, The Jews in the Visigothic and Frankish Kingdoms of Spain and Gaul, Cambridge Mass.,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7; B. Blumenkranz, «Les premières implantations de Juifs en France, du Ier siècle au début du V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13eannée, n.1, 1969. pp.162-174; cf. 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jimans, «Introduction», Viede Césaire d’Arles, SC, 536, Paris, Cerf, 2010, pp.58-61. 犹太人在战时担任驻守防卫城墙的重要工作正体现了其在阿尔勒的影响力。
[６９]Vita Caesarii, I, 31.
[７０]Vita Caesarii, 36-38. M.-J. Delage与M. Heijmans认为凯撒略的这次拉文纳“之旅”运用了“公共邮政系统”（cursus publicus），因为他是被专人押解的：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jimans, « Introduction », Viede Césaire d’Arles, SC, 536, Paris, Cerf, 2010, p.71. Cursus publicus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公费旅行系统，受益人必须持有官方证明diploma（或euectio、tractoria）/σύνθημα方能运用这一系统旅行。参见D. Gorce, Les voyages, l’hospitalité et le port des lettres dans le monde chrétien des IVe et Ve siècles, thèse complémentaire, université de Poitiers, Wépion-sur-Meuse (Belgique), Monastère du Mont-Vierge/Paris, Librairie Auguste Picard, 1925, p.41 sqq., 有关旅行证明，参见pp.50-57 Sylvie Crogiez, Les stations du cursus publicus en Italie: doctorat nouveau régime, thèse, Université Paris 4, 1993; L. di Paola, Viaggi, trasporti e istituzioni. Studi sul cursus publicus, Messine, 1999 Ead., «Il cursus publicus in età tardoantica: storia di un servizio di stato tra conservazione e mutamento», AnTard, 24, 2016, pp.57-80 A.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ömischen Reich, «Klio. Beitraege zur Alten Geschichte, Beihefte, Neue Folge», 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L. Lemcke, Imperial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Third to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The Golden Age of the cursus publicus, «Collection Latomus», 353, Bruxelles, Latomus, 2016.
[７１]Vita Caesarii, I, 36 (éd. G. Morin, SC, 536, p.198): «Non parcat illis Deus, qui huius innocentiae uirum atque sanctitatis frustra fecerunt itinere tam longo uexari. Qualis ille sit hinc probatur, quia ingresso eo ad salutandum me totus contremui. Video, inquid, angelicum uultum, uideo apostolicum uirum; nefas arbitror mali quippiam de tam uenerando uiro censere».
[７２]Vita Caesarii, I, 36-37.
[７３]该年代具有争议，G. M. Cook认为是495 (G. M. Cook, éd., The life of Saint Epiphanius by Ennodius. A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42, p.14); M. Cesa认为是496 (M. Cesa, éd., Ennodio.Vita del beatissimo Epifanio vescovo della chiesa pavese, Como, Edizioni New Press, 1988, p.10, n.7); 传统观点认为是494年：L. Schmidt, Die Ostgermanen, 19412, 1969, p.150, pp.156-158, p.158 et W. Enßlin, Theoderich der Grosse, Munich, F. Bruckmann, 19592, pp.83-84; cf. H. Wolfram, Histoire des Goths, tr. de l’anglais F. Straschitz et J. Mély, Paris, Albin Michel, 1999, p.497, n.363；该观点被部分学者接受：F. M. Ausbüttel, Ennodius. Heiligenviten. Epiphanius von Pavia/Antonius von Lérins. Lateinisch und deutsch, Darmstadt, WGB, 2016, p.10, p.15 et p.130, n.134，以及最新的迪奥多里克传记：Théodoric, H.-U. Wiemer, Theoderich der Große. König der Goten-Herrscher der Römer. Eine Biographie, Munich, C. H. Beck, 2018, p.339.试比较Ennodius, Carm. I, 9, 129 vv. (éd. Vogel XLIII)中所记载的高卢行纪。
[７４] Ennodius, Vita Epifani, 136 sqq.
[７５]Incipiunt canones Arausicorum, éd. C. de Clercq, CCSL, 148 A, p.55, pp.1-3: Cum ad dedicationem basilicae, quam inlustrissimus praefectus et patricius filius noster Liberius in Arausica ciuitate fidelissima deuotione construxit…
[７６]Vita Caesarii, II, 10-12.
[７７]Vita Caesarii, II, 13-15.
[７８]Vita Caesarii, II, 12 (éd. G. Morin, SC, 536, p.258 et 260): Nam dum ita exanimis iaceret, ut non solum
omnes reliquos suos sed etiam nec coniugem nec filiamunicam agnosceret, tunc ipse cum sacramento dicebat fuisse sibi uisum humanam uocem audisse, quae illi in aure lente loquens dixerit: «Ecce sanctus episcopus uenit.» «Statim ad ipsam uocem oculos aperui, et ipsum famulum Christi uenientem cognoui. Sed ubi ad me accessit, manus illius, quantum necesse erat mihi qui spem uitae amiseram, osculari fortiter coepi. Tunc ergo, ut credidi, Deo mihi peccatori inspirante, birrum ipsius domni mei adprehendi, et uulneri meo imposui. Sed cum ibidem paululum partem uestimenti eius tenuissem, in eadem hora sanguis, qui penitus non desistebat fluere, ita deinceps cessauit, ut non solum sanitas sed etiam uirtus maxima mihi redderetur; et si permissus fuissem, caballo sedens ad ciuitatem nitebar properare». Quod etiam apud nos, qui praesentes fuimus, uerissimum esse constitit. 亦参见 § 11。
[７９] 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ijmans, «Introduction», Viede Césaire d’Arles, SC, 536, op. cit., p.78，指出利贝里乌斯一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profondément catholique»），而阿尔勒的凯撒略的神迹也表明了他们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des relations particulièrement étroites entre eux et l’évêque»）
[８０] M. Meier, Das andere Zeitalter Justinians.Kontingenzerfahrung und Kontingenzbewältigung im 6. Jahrhundert n. Ch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3, pp.165-180 P. Heather, The Restoration of Rome. Barbarian Popes and Imperial Pretenders, Londres, Pan Books,
2014 (Londres/New York, OUP, 2014), pp.137-153 Y. Stouraitis, « State War Ethic and Popular Views on Warfare », dans Y. Stouraitis, éd., A Companion to the Byzantine Culture of War, ca.300-1204, Leiden/Boston, 2018, pp.59-91, p.68.
[８１]Vita Caesarii, II, 45.
[８２] M.-J. Delag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 Hejimans, « Introduction », Vie de Césaire d’Arles, op. cit., pp.97-98.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