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街谈巷语”到“可资谈柄”，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生成、特征与功能的一条重要线索。小说的生成源起于“街谈巷语”，又因“可资谈柄”而广为流传，无论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都是如此。“可资谈柄”有表演形态谈说、文人清谈、民众消遣性聚谈等情形。而“话题”角度则折射出小说的“野性”思维，如对宫廷秘事、上层政治及权贵生活的想像、对体制外甚至反体制草莽英雄的推崇、对情欲的表现、对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同情、对改变命运的期待、对鬼神故事的好奇等等。小说因“话题性”带来了叙事上的许多特点，如谈言微中、耸动听闻、诙谐有趣、独立成段、模式套路等。小说史不同路线的相互补充，可编织出更为丰满的古代小说发展的多维中轴线。

关键词：古代小说/ “街谈巷语”/ “可资谈柄”/ “话题性”/

作者简介：刘勇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26年第1期 第12-28页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在开篇增加了杨慎[临江仙]词，其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①的感叹，常被视为一种超然的态度；得舆《京都竹枝词》中“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②的诗句，红学家每引以说明《红楼梦》的影响。这两个名句涉及不同类型的小说，却有一共同点，就是“谈”字。那么，小说何以可“谈”？如何“谈”？“谈”什么？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有关。

实际上，中国古代小说的生成就离不开“街谈巷语”；形成之后，又因“可资谈柄”而广为流传。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既是文学鉴赏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消遣的谈资、交流的话题、表达的修辞。甚至可以说，不具备“可资谈柄”功能的小说，不是好的古代小说。即使在当今，我们在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中，仍不时见到借古代小说人物说事儿的“帖子”，这依然是“可资谈柄”特点的体现。重要的是，“街谈巷语”“可资谈柄”绝不仅仅是古人陈陈相因的泛泛之论，它体现在中国古代小说生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又与古代小说的基本特征、功能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思考。

一、作为动词的“小说”：小说的生成及其功能与传播

英国学者罗伯特·伊戈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在《文学为什么重要》中提出“文学更像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学是一种鲜活的交谈”，而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加入我们这个物种的交谈的机会”③。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与属性，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古代小说的产生，《汉书·艺文志》有一种著名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④这一简要的定义清楚地说明，小说是在谈、语、听、说过程中被编造出来的。这个过程应该不是单向的，甚至在它被记录下来后，也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它仍然可能被继续谈说。所以，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及小说的流传时指出：

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闲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在这一段话中，“喜道”“谈”“口竞传之”“谈虎”以及“扪虱”等等，仍然是鲜明地昭示着小说传播中的谈说特性。

从小说史的演变来看，小说的谈说特性始终十分突出。早期文体不明，性质有别，谈说未尽相同。概而言之，或有两类，一类为议论而谈说故实，一类为叙事而谈说传闻。《汉书·艺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列入小说家，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论及此书时认为：

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不免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欤。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涂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小说家虽不能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事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上册，第275—276页)

因《宋子》其书失传，其“谈说”内容与方式只能推论，揆诸同时诸子散文等，类似情形并不难想像。其中的谈说故实、取譬明理有来自于“道听涂说”者，可以是论说文的一部分，甚至也可能独立成文，并成为小说源头之一。从《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看，所谓先秦“说体文”中的故事性文字中确乎孕育着小说的诸多因素⑤。其取譬叙事与搜神志怪类小说虽然有性质上的区别，但也不是截然无关的。《孟子·万章上》中咸丘蒙引“语云”向孟子提问，孟子对他的引述不以为然，认为那是“齐东野人之语”⑥，这个“齐东野人之语”就代表了民间传说，也成为后世小说家的一种标榜。

实际上，我们在魏晋时期的很多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传说性质。南朝梁沈约有以“俗说”命名的小说专书，其他很多作品也会标明“旧说”“俗说”“相传”乃至具体的传说人：

寻旧说云：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男一女，并牡马一匹，女亲养之。(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与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合刊]卷二○《变化篇之五》“蚕马”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上册，第339页)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卷一○《杂说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1页)

俗说：有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夜宿瓮中，心计曰：“此瓮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殷芸编纂，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卷五《魏世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广川王去疾……为余说十许事，今记之如左。(葛洪撰，程毅中点校《西京杂记》[与无名氏撰，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合刊]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

魏晋以后，文言小说的谈说性依然很普遍，“剧谈”蔚然成风⑦。如唐代韦绚幼年从学刘禹锡，其《刘宾客嘉话录》即是对刘禹锡言论的追记。在《序》中，他说明了写作过程与目的：

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韦绚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宾客嘉话录》“序”，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页)

康軿《剧谈录》记述的中晚唐故事，多为作者亲所闻见。作者退居乡间，“思欲叙他日之游谈”⑧，复以“剧谈”名其小说，可见其旨趣。

由于谈说的群体从谈说产生之初即由“俗说”向文人转移，谈说的内容或重心都有所变化，其间也自然有与民间传说相关的话题。如《启颜录》载唐长孙无忌“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⑨。又如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记述宫廷里的剧谈，奏事之后，“龙颜忽怡然，谓宰臣曰：‘可以闲话矣。’自是，询闾里闲事，话宫中燕乐，无所不至矣”⑩。这里提到的“民间事”“闾里闲事”都属于民间传说的范畴。

到了宋代，大量笔记小说都以“谈”“话”或“语”命名，创作与接受主体更趋于上层精英社会。如张洎《贾氏谈录》、杨亿《杨文公谈苑》、文莹《玉壶清话》、李廌《师友谈记》、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陈师道《后山谈丛》、孔平仲《谈苑》、惠洪《冷斋夜话》、晁说之《晁氏客语》、王君玉《国老谈苑》、丁谓《丁晋公谈录》、朱彧《萍州可谈》、蔡絛《铁围山丛谈》、孙升《孙公谈圃》、无名氏《南窗纪谈》、叶梦得《石林燕语》、沈括《梦溪笔谈》、上官融《友会谈丛》、黄休复《茅亭客话》等等。还有很多笔记，虽没有用“谈”字之类的命名，但性质是一样的。如欧阳修《归田录序》称：“《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11)吴处厚《青箱杂记序》说：

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又如《郡斋读书志》著录《景文笔录》，称其“皆故事异闻、嘉言奥语，可为谈助”(12)。洪迈在《夷坚支癸序》中回述小说史，指出“探赜幽隐，可资谈暇，《太平广记》率取之不弃也”(13)，这也是他采录编创《夷坚志》的一个主张。所以，他在写作中也特别强调听、说、谈。如《夷坚乙志序》“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14)，《夷坚支乙集序》“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15)，皆可见一时风气与笔记小说兴盛的原因。

从“谈说”的角度看，唐宋以来文言小说的文人转向，不仅充实了小说题材的覆盖面，也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自觉性与文本的思想性，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更强大的动能。

宋以后的文言小说，大体上还是沿着这一路数发展下来的。如宋人晁载之《谈助》《续谈助》，明人王崇简《谈助》、冯梦龙编《古今谭概》，清人方飞鸿《广谈助》等，皆以“谈”名集。又如“剪灯三话”，书名虽无“谈”字，但“话”字也表明了以“谈”为趣的写作旨趣。以致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提出查禁此书及其他小说时，特别提到“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16)。

事实上，“可资谈柄”成为了小说家的一种创作追求。如“傻女婿故事”是民间文学常见的故事类型，清代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初编》卷一《痴婿》开篇说：“幼时闻老妪常言，每及痴婿，辄为捧腹。然其事不雅驯，不足以资谈柄。”“老妪常言”正可见这一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而“又非《聊斋》之小翠”(17)，则揭示出其与文人写作的不同，或者说是着力于在民间传说与文人写作中别出心裁。此书二编卷四的《虢国夫人》结尾有外史氏曰：“自古名姝艳鬼，多有风流话柄，供人剧谈。而多情如虢国，反独无之，似乎网漏于吞舟矣。今得此事，足见夫人亦未能忘情于地下。亟登之，以补旧闻之缺。”(18)也表明了其编写“风流话柄，供人剧谈”的意图。同书三编卷四《斗蟋蟀》的“外史氏曰”，也声称其作“亦可助风流之谈柄，而脍炙人口已”(19)。

文言小说的这一传统，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自觉。唐李肇《唐国史补》自序，对文言小说内容和功能的概括，可能是较为周全，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说：

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李肇《唐国史补》[与赵璘《因话录》合刊]“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一方面，他排除了报应、鬼神、梦卜、帷箔等等小说意味甚浓的内容，另一方面，“纪事实”以下诸项又是很有包容性的，将“助谈笑”列在最后，显示出这实际上是小说内容最宽泛的底线，因为其他题材莫不可以是谈笑的内容，事实上此书中甚至不乏志怪内容。元末明初杨维桢《说郛序》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在无所不有的内容中，“资谑笑”同样成为了小说的边界(20)。而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在回顾历朝各种题材、不同体式的小说时，也说它们“读之可以索幽隐，考正误，助词藻之丽华，资谈锋之锐利，更可以畅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21)，依然把“资谈锋之锐利”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

《四库全书总目》则集中体现了前人对文言小说的基本认识。在提及许多小说时，四库馆臣都指出了它们“可资谈柄”的特点，这一特点被看成是历史与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此书卷四五批评《晋书》：“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22)在这一批评中，可以看出“正典”与“小说”的分野，“稗官之体”只是“以资谈柄”而已。同书卷七八对明王士性《广志绎》的批评也是“盖随手记录，以资谈助。故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尽据为考证也”(23)。在四库馆臣看来，类似冒起宗《拙存堂史括》这样的著作，只能“盖姑以资谈柄，消永日耳，不足以言史学也”(2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库馆臣认为“可资谈柄”就没有意义，如果是在小说的范畴内看这一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基本上是客观地或者说正面地使用“可资谈柄”这一词语的。如评《世说新语》“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25)；评周必大《玉堂杂记》“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26)；评宋释晓莹《罗湖野录》“遗闻逸事，多藉流传，亦颇有资于谈柄”(27)；评无名氏《张氏可书》“其余琐闻佚事，为他说家所不载者，亦多有益谈资”(28)；评冯梦龙《谭概》“是编分类汇辑古事，以供谈资”(29)；评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十二门之“驱睡寄”为“遗事之可为谈助者也”(30)，等等。

相对于文言小说，通俗、白话小说的发展更是离不开谈说。由于文言小说与通俗、白话小说在具体文体上存在不少差异，又有各自发展的路径，所谓“谈说”，难以一概而论，后者除了与文言小说一样，可能有着民间传说的基础，但又有独立的社会与文学背景，就其大要而言，通俗、白话小说是源于说唱文学的。如《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时：“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31)《隋书·陆爽传》记侯白“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32)。这些材料都表明了通俗小说源头阶段的口说特点。到了宋元时期，谈、说、讲更是说话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如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反复强调“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讲历代年载废兴”“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33)，这些说法所反映的说话艺术的表演性质，进一步铸造了通俗、白话小说的谈说特点。如容与堂刻百回本《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开篇有诗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34)《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篇尾诗曰：“流落边关一俗商，却逢神眷不寻常。宁知钟爱缘何许？谈罢令人欲断肠。”(35)可见无论篇幅长短，白话小说家都“谈”兴十足。

概而言之，在传播阶段，小说的“可资谈柄”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是表演形态的谈说。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有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36)又如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所谓“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37)。这种谈说多半与艺人表演为中心，但也可以由此转变为下面两种社会的谈说。

其二是文人的清谈。清谈本来是文人的一种习性，并不一定以叙事性为中心，也可以是论辩说理性的如玄学之类。当故事作为一种津津乐道的话题，小说的交流、娱乐功能也就兼而有之，成为其产生与传播的基础。如彭榕《坚瓠乙集序》说：“幽人游子，于月户芸窗、车声帆影间，袖出一编，用资谈柄，不诚下酒物哉？”(38)周密《癸辛杂识》序也说：“余卧病荒间，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39)

其三是民众的消遣性聚谈。《豆棚闲话》就虚拟了一个乡间民众聚谈故事的场景。《斯文变相》第一回叙菜农王老儿每日“顺手带着一壶黄酒，掮着两只空箩，跨进山门，向道人讨了一只粗碗，一面喝酒，一面便把他肚皮里熟读的古书，什么《西游记》《封神榜》《岳飞传》《水浒传》，种种的故事，唠唠叨叨的指天画地，讲与这道人消遣”(40)。

显然，被“谈说”的广度(地域、频率)、深度(涉及情节的多寡)展现了一部小说接受的程度。比如《西游记》的被“谈说”，在广度、深度上都是通俗小说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含晶子《西游记评注自叙》曾提到《西游记》“孩童喜其平易，多为谈助。予少时，亦以为谈天炙輠之流耳”(41)。实际上，由于《西游记》老少咸宜，这种“可资谈柄”的情形相当普遍。如《醒世姻缘传》就经常提到《西游记》，其中有的是在叙述层面，有的是在人物言语层面的，显示了《西游记》在社会作为“谈柄”脍炙人口的情形。如第八回和第二十四回：

谁知青梅的心里另有高见，他说：“……这个真如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里再得观音菩萨走来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纵然放出来了，那金箍儿还被他拘束了一生。”

(乡民农闲饭后)穿了厚厚的绵袄，走到外边，遇了亲朋邻舍，两两三三，向了日色，讲甚么“孙行者大闹天宫”“李逵大闹师师府”，又甚么“唐王游地狱”。闲言乱语，讲到转午的时候，走散回家。(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1980年版，上册，第97、313页)

正因为古代小说自始至终、普遍地被谈说，“小说”实际上具有某种动词属性，小说的生成与传播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这意味着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其功能及其对小说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与此相关，对小说文体的把握也伴随着对“可资谈柄”功能与实际表现的认识。金圣叹强调小说的文法，是小说文人化、文体自觉化的一个表现。他认为，很多读者对《水浒传》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42)。显然，他是将文法式细读与“可资谈柄”的娱乐性阅读对立起来。不过，在他伪撰的古本施耐庵《水浒传序》中，又反复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每日朋友聚会，都“以谈为乐也”(《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23页)，这便成了金圣叹想象的《水浒传》写作缘起。所以，关键还在于与谁谈、谈什么、怎么谈。在第十二回的一处评点中，他就说：

今快友相聚，赌记《水浒》，孰不成诵？然终以略涉之故，有负良史苦心，实惟不少。今愿与天下快人约，如遇豆棚茗碗，提及《水浒》之次，便当以杨、索如何结束为题，以差漏一色为罚一筹，则庶乎可以冥谢耐庵也。(《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252页)

因此，“可资谈柄”并不意味着小说品味、功能的低级，在金圣叹看来，它可与、也应该与对作者“良史苦心”的体会联系在一起。《欢喜冤家》的西湖渔隐原序也指出：

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恢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册，第820页)

这一段话将小说阅读分成了几个层次，“可资谈柄”竟被置于最高层次，至少从轻松的态度、智慧的发现与交流等意义上看，“可资谈柄”是值得重视的。

从“街谈巷语”到“可资谈柄”，大体反映出小说产生与传播的完整过程。不过，对于小说研究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内容是“可资谈柄”的？小说在能谈说与不能谈说之间的差别，又有怎样的意义？

二、“话题”角度折射出的小说“野性”思维

在汉语和传统文化中，“野”可与在野、村野、粗野、朴野、鄙野、荒野等组词，代表了边远而非中心、质朴而不浮华、不加修饰、不合礼仪、不受约束等诸多意思，其中固然有轻贱之义，但它更多地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品格。以宋代诗人陆游为例，他长期生活在乡村，性格豪放，“野”字几乎可以说是他诗中的一个关键字词，仅题为“野兴”“野意”“野性”等的，就有几十首之多，如《野性》：

野性从来与世疏，俗尘自不到吾庐。醉中往往得新句，梦里时时见异书。稚子那偷服药酒，家僮尚护放生鱼。今朝更有欣然处，引得清泉灌晚蔬。(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七七《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册，第4189页)

从诗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所抒发的那种与世俗对抗、追求新异、放任自然的文化态度与生活方式。显然，这种“野性”更多地带有个体的主观意志。

就小说而言，其“野性”思维则与它来自民间或没有纳入正统文化体系的特点有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阶层性。无论是“街谈巷语”，还是“可资谈柄”，小说始终都不是一种正式的、正规的、正统的著述。古人往往以“齐东野语”“野史”“野叟曝言”之类称之，而小说家在写作时相应的文体自觉也越来越清晰。如唐代刘餗《隋唐嘉话》自序说：“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43)明确将“小说”与“大典”相对。参寥子《唐阙史序》说：“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戒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44)同样把小说记述的内容与“雅登于太史氏者”作了区分。至于后世的通俗小说，这种文体自觉更为明确。

所谓“野性”思维首先体现在小说观照的内容上，从“街谈巷语”“可资谈柄”的意义上看，也就是“话题”的选择与表现，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贯穿小说史始终及各体小说。

(一)对宫廷秘事、上层政治及权贵生活的想像

在原初形态的小说中，就有不少涉及帝王的作品。汉武帝则是较早自成系列的小说主人公，有关他的作品有《汉武故事》《汉武内传》及《汉武洞冥记》等。后世小说中，隋炀帝、唐明皇、赵太祖、明武宗、清高宗等，都是小说家青睐的对象。

本来，帝王也是史传的中心，但与史传更注重帝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表现有所不同，小说突出的是帝王常人难以企及的生活，早期可能更多夸饰的是其神圣的一面，后期则渲染其极度令人羡艳的私生活。前者如《汉武故事》，记叙了武帝一生的遗闻琐事，突出表现了他求仙的经历，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与西王母相会的描写。这种将历史人物与幻想描写相融合的创作方法，对后世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渲染帝王极度令人羡艳的私生活，在以隋炀帝、唐明皇、赵太祖、明武宗、清高宗等为题材的作品中越来越突出。其中少数对帝王有正面表现，如话本小说《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等，大多数对帝王是持负面的态度。如旧题唐颜师古撰《大业拾遗记》，叙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巡幸江都的逸事，但笔墨却专注于隋炀帝“沉湎失度”的荒淫生活。在隋炀帝的冶游中，加进与陈后主相会的梦幻场面，突出了历史的沧桑感；在散文叙述中，插入许多俚俗诗歌，又显示出面向世俗的创作意向。从结构上，全篇以若干不相连属的故事联缀而成，缺乏小说情节安排的整体性构思，而这可能也正是话题性小说的特点。同时，这一作品最值得玩味的地方还不是作品所暴露的宫闱秘事，而是这一题材使社会最上层和最底层碰撞所可能产生的情节张力与文学趣味。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后世的小说戏曲多有以帝王巡游为题材的作品。即以隋炀帝论，就有《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以及后来的《隋炀帝艳史》等。另一个热点是有关唐玄宗朝的故事，郑綮《开天传信记》即专门记录开元、天宝间的重要人物与轶事，其中涉及玄宗及其与杨贵妃、安禄山之间复杂纠葛的诸条故事，表现了玄宗由前期的“圣明”到后期昏庸的转变，作者还记述了玄宗自西川驾返京师，途经剑门关时的追悔及晚年独处西苑的凄凉。记述这一时期历史故事的还有郭湜《高力士外传》、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等。《长恨歌传》则提炼为传奇，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记述政治轶闻的作品至宋代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虽有不少涉及帝王之事可补史之阙，但也间杂着不少不实传说乃至杜撰之事。

总体上看，这类帝王话题作品，既有崇上颂圣，大肆夸张君王神威的；也有诋君毁圣，随意戏谑君王品格的。两者看上去虽然相反，但指向却是一致的，即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自己距离最远端人物的好奇乃至亵渎。事实上，这种好奇也只有通过小说的想像才能得到满足。因此，这类作品虚多实少，如《杂事秘辛》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入宫及册封之事，对梁女莹的身体发肤刻画入微，显系虚构夸饰。

(二)对体制外甚至反体制的豪侠、草莽英雄的推崇

《韩非子·五蠹》中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5)的说法。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侠客的行为与“犯禁”联系在一起了。《搜神记》的《三王墓》中有最早的侠客形象，其中侠客替人复仇，剑指楚王，正表现了一种反抗最高统治者的气概，这种气概也一直贯穿在后世的小说中。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对神偷的传奇表现，属于小说表现民间奇人异士生存智慧与伎俩的另一种类型。在这一类型中，权贵与秩序被尽情戏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与此趣味相似。另一个共同特点则都是故事连缀性的话题性叙事。《水浒传》则是此类小说的极致，更为突出地反映了蔑视权威，挑战规范，反抗秩序的情绪。

(三)对情欲的表现

在正统文化观念中，情欲是要被克制引导的。因此，在史传等叙事作品中，很少有关于情欲的正面表现，而对情欲题材的津津乐道，是各体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普遍的现象。其中反映出的肯定情欲的思想，更是与正统观念相对立的。这也是小说受到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

情欲题材作品的“可资谈柄”与此类作品的描写分寸有关。如果描写的是正当的男欢女爱，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结尾所说，因为“太守善于处分，反作成了孙玉郎一段良姻。街坊上当做一件美事传说”(46)。但是，如果存在露骨的色情描写，甚至这根本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大约是不可能成为公共话题、堂而皇之谈论的，但偷看私语，恐怕所在多有。

(四)对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同情

由于小说来自民间，对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同情也是一般史传叙事文所缺乏的。这种同情早在魏晋南北朝原初形态的小说中就可以看到。如《冤魂志·江陵士大夫》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意味，但对战乱中民众不幸的同情却表现得十分鲜明。宋元以后的通俗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不过，单纯的苦难往往不易赢得接受者的喜好，因此在渲染苦难的同时，受难者的脱难获救是这一类作品不可或缺的结局。

(五)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小说对人生的描写，实际上为受众提供了一种观照命运的可能，而不满现状、祈盼好运则是各阶层大多数人共同的愿望。在文言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较多地表现士人对命运的迷茫与无奈。宋代由于科举制改革，给士人改变命运创造了更多机会，而促成了宋代士人对算命、占梦等活动的热衷，所谓“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47)。而因士人喜欢谈论这一话题，相关的小说记述便层出不穷。即使是关心政治较量，表彰才华的作品，一般也都透露出对成功的欣赏与期待。通俗小说中一方面强调安守本分、谨小慎微，但同时又不断渲染发迹变泰的渴望与行动。

(六)对鬼神故事的好奇

对鬼神故事的好奇带有人类对神明的敬畏、对未知世界的思索，当然也有超越现世的兴趣。因而，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对应，“姑妄言之姑听之”也呈现出对此类话题谈与不谈的张力。所以，明人王世贞在批评唐代小说《白猿传》虚诞的同时，又从“资谈”角度为其开脱：

大抵唐人喜著小说，刻意造怪，转相拟述，岂非文华极盛之弊乎？吾党但贵其资谈，微供谐噱，安问其事之有无。(王弇洲编，孙葆真、杨大建、扬华、杨爱群校点《艳异编》卷三二“白猿传”条，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而在创作中，祝允明《志怪录自序》声称“恍语惚说，夺目惊耳，又吾侪之所喜谈而乐闻之者也”(《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第125页)，清霁园主人书《夜谭随录自序》则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

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场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曰用广见闻，抑曰谈虚无胜于言时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听。夫可妄言也，可妄听也，而独不可妄录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第167页)

这种“喜人谈鬼”的心性，是很多志怪小说家写作的动机。

小说的“话题”当然远远不只上面这几类，但它们已足以呈现小说“野性”思维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若即若离以致悖逆挑战。

从小说史生态来看，上述“话题”也体现了民间性和文人性的差别与交集。沈括在《梦溪笔谈》序中声称：“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48)这种拘谨的态度，正反映其小说写作的雅俗兼容特点。前引胡应麟论及古代小说好者、传者、作者日众的原因，实际上也从“话题”角度揭示出雅俗共同的爱好是小说发展的动力。

应当说，所谓“野性”思维并不意味着代表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体系。如前所述，在传统诗文中，“野性”也是一个常用词，它所体现的是自然、疏狂的文化精神，不过当诗文作者以在野的身份彰显与主流价值观念疏远的姿态时，这种姿态就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情感产生天然沟通。《豆棚闲话》就营造了这样一个闲散文人与乡村野老的聚谈空间。如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叙众人在豆棚下说故事：

……不多时就有许多坐下，却不见那说故事的老者。众人道：“此老胸中却也有限，想是没得说了，趁着天阴下雨，今日未必来也。”内中一人道：“我昨日在一舍亲处听得一个故事，倒也好听，只怕今日说了，你们明日又要我说。我没得说了，你们就要把今日说那老者的说着我也。”众人道：“也不必拘，只要肚里有的便说，如当日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明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艾衲居士编著，张敏校点《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在这里，故事的真假甚至故事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与愉悦，也就是一种无拘无束、雅俗相谐的野趣。

与此相关，“野性”思维也带来了小说语言与文体的极大自由，尤其是白话小说中恣意放纵的口语，不单是文学语言的变化，更体现了某种价值观念。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西门庆说：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中册，第762页)

对此，崇祯本上有眉批说“自信处却说得道理凿凿，是以圣人恶佞舌”“口角逼真市井”(《金瓶梅》[会评会校本]，中册，第762页)。从语气的社会属性、与正统观念的对立，说明了西门庆这一“名言”的本质，而这也正是小说“野性”思维活生生的表现。虽然它不代表小说家的立场，但在其他文体中，我们是看不到如此露骨的言论的，它反映了小说通达放纵的思维与文体特点。

三、“话题性”与叙事

小说叙事围绕某一“话题”展开，牵涉到题材、主题等层面。不言而喻，不同阶段、不同文体、不同作者与受众的小说，“话题性”既有关联，又有异同。但从“街谈巷语”到“可资谈柄”的历程，昭示出有必要在“话题性”层面将其归纳、审视，进而将其上升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思想、审美特点及其由来的考察和把握。

(一)谈言微中

《史记·滑稽列传》记述淳于髡等“辩捷之人”时，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49)的说法，这一说法及类似表现也常被用来评论寓言乃至小说。如明世德堂刊《西游记》陈元之序即先引《史记》此语用于称道《西游记》“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西游记资料汇编》，下册，第577页)。褚人获《坚瓠甲集引》也将其写作“良朋聚首，挥麈衔杯，谈言微中，归则笔之，以志不忘”(《坚瓠集》，第1册，第1页)。

这些评论往往将小说的“谈说”与“寓言”相关，揭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由主题引领或包含主题的性质。而从叙事角度看，“谈言微中”或“寓言”可以是一部小说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叙事要有明确的意义。这当然也是交谈所必需的，否则就是不知所云了。

(二)耸动听闻

一个话题要吸引人，有一个重要的定律就是它的出奇反常，也就是要能“耸动听闻”。只有超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话题与内容，才可能激发人们谈论的兴趣。上节所述对鬼神故事的好奇即属此类。《投辖录》是一部宋代志怪小说，王明清在《投辖录自序》中回忆自己嗜读志怪小说的经历时说：

因念晤言一室，亲友话情，夜漏既深，互谈所觌，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忻忻，怡怡忘倦，神跃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故命以为名。(王明清《投辖录》“自序”，《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册，第3857页)

李剑国进而指出：“夜话神鬼，人侧耳屏息，愈惧而听之愈乐，序中描写，生动如画，颇以见听者之心理状态，自神鬼故事中领略惊奇险怪之美，获得满足感。语怪之风盛久不衰，其心理依据即在此焉。”(50)

因此，奇闻异事往往是小说家热衷的题材，而能够耸动听闻甚至骇人听闻也就成了小说生成与传播的动力。当然，奇闻异事不只是神鬼故事，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谈到话本小说的编辑时，就指出“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而他的编创也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51)。《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同样说“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第3页)。如果不能带给读者新奇感觉、可佐谈资的题材，在凌濛初看来是不可能写出受欢迎的作品的。相应的，他也肯定小说题材所能带来的耸动听闻效果，如在《二刻拍案惊奇》之《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最后，他声称神偷侠盗在“太平之世，守文之时，只好小用伎俩，供人话柄而已”(《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九，第804页)。

(三)诙谐有趣

话题不仅要能够耸动听闻，还要诙谐有趣，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例如赵吉士编《寄园寄所寄》卷一二《插菊寄》包括“话柄”“笑谈”两部分，多从小说中撷取一些故事。在“笑谈”的引语中，他说：

片言脱口，遂以解颐，谁谓笑者不可测哉？余则以乐然后笑，笑之中有箴规焉，有惊惧焉，何必庄言谠论，乃足耸君子之听闻。(赵吉士辑撰，周晓光、刘道胜点校《寄园寄所寄》卷一二《插菊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952页)

实际上，古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始终与“笑话”密不可分。早在原初形态的小说中就有“笑林”一体，并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支流。宋代笔记小说的编写者也往往强调其娱乐与戏谑意味，抵掌剧谈、一笑相乐成为不少笔记小说编写的特点，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序说：“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52)而在说唱文学一系，俳优的戏谑之词与表演和宋元说话艺术的插科打诨(“使得砌”)，也为白话小说注入了谐谑的成分。而“可资谈柄”功能需求，必然强化小说叙事的谐谑化。在古代小说中，即便是最严肃的题材，也能找到戏谑性的“段子”与话语。更不用说，谐谑还成为了一些小说家的自觉追求。如钟离睿水《十二楼序》对李渔小说创作的评价：

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亵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

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人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李渔原著，崔子恩、胡小伟校点《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与此相应，谈吐有趣，能诙谐，善滑稽，既是对人们交流能力的一种评价，也折射出小说的娱乐性。

(四)独立成段

出于“可资谈柄”的需要，小说还应该可以很方便地提取可供交谈的、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篇幅较短的文言小说往往就是截取一个个生活的横断面加以描写，本身就是一个个“段子”。

篇幅较长的小说，也往往是由一系列叙事单元组成的。如《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空城计、失街亭等等；《水浒传》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林冲误入白虎堂、风雪山神庙，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火并王伦，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单元。豫章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在提到通俗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教育作用时，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是里中儿割破了手指，却不叫痛，声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53)表明小说之于大众的影响，有时就是建立在这些脍炙人口的精彩段子基础上的。

以往，我们多是从小说的表演性、章回体制等角度分析这些单元，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段落化设置显然也有利于“可资谈柄”；反过来看，它可能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小说结构的“段子化”。实际上，古代小说结构与描写上的一些特点，也很容易在片段性中得到合理解释。比如它不求完满，通常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较少涉及环境等外在描写，意思清晰而自足等等。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便于谈说。

(五)模式套路

众所周知，小说有一种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是便于接受者交流、传播的。在文言小说中，最初的模式化、类型化很可能就产生于传说之误。如《世说新语·言语》有两个如出一辙的故事：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第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32、39页)

这两个故事十分相似，当是由同一本事衍生出来的。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传闻异辞，应该是“偷，那得行礼”的机巧令世人欣赏，所以就嫁接到不同的人身上了。

又如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有一个比较：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曰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秘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与时按，唐张鷟《朝野佥载》：“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书遗‘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二事盖只一事，曾传闻之误耳。(赵与时著，齐治平校点《宾退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的仁宗故事与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的魏徵故事如出一辙。赵与时认定这种轻用庆赏之事，对魏徵而言，已不足信，更不可能是仁宗所为。但唐宋小说家都对此有兴趣，正说明了历代读者都喜欢谈论上层政治，以致代代相传，有意无意发生变易。至于通俗、白话小说的模式化、类型化更为普遍，兹不赘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相同的话题，小说与其他叙事文体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东坡志林》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54)这段话经常被用来说明在北宋时期“说三分”出现了“尊刘贬曹”现象，朝鲜中期文臣金万重(1637-1692)在《西浦漫笔》下卷就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苏轼的这一记载“此其罗氏演义之权舆乎？今以陈寿史传、温公《通鉴》，聚众讲说，人未必有出涕者。此通俗小说之所以作也”(55)。也就是说，“说三分”也好，《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好，虽然后者标榜依据的是陈寿史传，但在艺术感染力方面却是史传不能相比的。为什么史传“聚众讲说，人未必有出涕”，就是因为小说对话题的表现与掌控更充分地调动了谈论者的情感投入。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小说而言，“可资谈柄”并非完全是一种正面的影响或绝对的优点，它也可能在某些小说家笔下造成浅薄、随意、松散等不足，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若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澹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56)这一评论意在抬高《三国演义》，对《金瓶梅》的评价未必恰当，也没有细究“资人谈柄”与“多读”(即“耐读”)之间的差别及具体表现，但他提出的问题同样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赘语 编织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多维中轴线

中国古代小说有自己的生成和发展历史，与现代来自欧美的小说理论存在出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经常会面临一个终极拷问，即什么是小说？或者说中国古代小说是什么？吴组缃先生曾在一次讲演中这样说：

中国小说的民间性、群众性很突出。最初不是写给人看的，是说给人听的。因此我们的小说同外国的不一样，通过一系列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完全能讲出来。外国小说不能讲，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写跳舞、赛马的场面，写得很漂亮，很美，达到艺术高峰，可是你谈到它，一句也说不出来，除非你背。为什么？它不是说给人听的，是写给人看的。(吴组缃《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吴泰昌、朱寒冬主编《吴组缃全集》[古代文学评论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8—289页)

这一比较也许还不够全面严密，但至少提示我们，中国古代小说的可说、可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而有关中国小说是什么的争论，很多时候其实是由于我们对小说文体及其演变轨迹的理解过于狭窄。笔者以为，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路径，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展开，比如从“虚构”维度，我们可以揭示小说从“未必尽幻设语”至“作意好奇”的胡应麟路线；从“叙事”的维度，我们可以勾勒小说从“粗陈梗概”至“叙述宛转”的鲁迅路线，而任何一条路线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从“街谈巷语”到“可资谈柄”，可能也是古代小说的生成与功能演进的一条草蛇灰线。说它是草蛇灰线，是因为它不一定始终清晰地存在着，却恰如金圣叹所说“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20页)。不同的路线，相互补充，也许就能够编织出更为丰满的古代小说发展的多维中轴线，而本文旨在提纲挈领揭示小说史此一发展线索的诸多面相，其中内涵多不及深究细辨，期待有识之士能将中国古代小说此一特点的分析落到实处。

注释：

①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册，第1页。

②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册，第354页。

③罗伯特·伊戈尔斯通著，修佳明译《文学为什么重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11、133页。

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45页。

⑤参见廖群《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九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⑦参见邹福清《唐五代笔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13页。

⑧康軿《剧谈录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565页。

⑨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四九《诙谐五》“长孙玄同”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928页。

⑩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与郑处诲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合刊)上卷“唐宣宗得君人法”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1页。

(11)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与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合刊)“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2)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三“小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574页。

(13)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夷坚支癸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册，第1221页。

(14)《夷坚志·夷坚乙志序》，第1册，第185页。

(15)《夷坚志·夷坚支乙集序》，第2册，第795页。

(1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7)长白浩歌子著，陈果标点《萤窗异草·初编》卷一《痴婿》，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18)《萤窗异草·二编》卷四《虢国夫人》，第282页。

(19)《萤窗异草·三编》卷四《斗蟋蟀》，第426页。

(20)杨维桢《说郛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780页。

(21)刘廷玑撰，张守谦点校《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

(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405页。

(23)《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史部·地理类存目七”，上册，第676页。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史部·史评类存目二”，上册，第765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小说家类一”，下册，第1182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史部·职官类”，上册，第683页。

(2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子部·释家类存目”，下册，第1239页。

(2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下册，第1198页。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子部·杂家类存目九”，上册，第1124页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三“子部·杂家类存目一○”，上册，第1131页。

(3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册，第1992页。

(32)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五八《陆爽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册，第1421页。

(33)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34)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冀勤注《水浒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第858页。

(35)凌濛初编著，保群、萧邸校点《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56页。

(36)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一○《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华书局2010年版，上册，第116—117页。

(37)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九《解脱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418页。

(38)褚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坚瓠集》“彭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册，第83页。

(39)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40)遁庐《斯文变相》，《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41)蔡铁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下册，第643页。

(42)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39页。

(43)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与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合刊)“并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44)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45)王先慎撰，锺哲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0页。

(46)冯梦龙编刊，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新注全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47)费衮撰，骆守中注《梁溪漫志》卷九“谭命”条，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48)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自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49)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97页。

(50)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72—473页。

(51)凌濛初编著，尚乾、文古校点《拍案惊奇》“序”，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页。

(52)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原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53)冯梦龙编刊，吴书荫校注《警世通言》(新注全本)“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54)苏轼著，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55)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56)萧相恺辑校《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册，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