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3期
摘要：数字社会重构人类的行为场域与交往模式，打破了传统守法的物理边界与认知框架，对传统守法理论的内涵界定和实践机制构建形成多重挑战。数字时代守法的强制性约束呈现“去刚性化”特征，这并非脱离法律规制的绝对自由，也非在现有法治体系外增设独立的数字守法范畴，而是在传统守法理念与规范基础上，超越单向服从逻辑形成的新型守法关系。数字技术推动守法实践融入个体日常数字生活，形成微粒化的多元互动网络，促使守法形态实现从被动服从到主动认同、线下恪守到线上线下协同、显性合规到隐性自律的三重转型。数字技术通过重塑守法行为的发生逻辑、革新守法行为的实践方式、调整守法行为的规范程度，系统性重构了数字守法的实践机制。因此，应通过培育数字守法的内在认同、完善数字规范体系、构建数字守法治理体系三条实践路径，健全数字守法的实施体系，为数字时代推进全民守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数字社会 数字守法 数字权力 平台规则 规范主义守法
作者：卢博，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重庆廉政与审计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的迭代演进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与生存形态，为全民守法提供了更便捷的路径与更广阔的场景。从线上政务服务中的法规查询、电子签章，到网络交易中的规则恪守、权益主张，再到智能监管下的行为规范、风险规避，我们已然步入一个需在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中双重恪守法律边界、践行守法义务的“数字守法时代”。这个时代既延续了传统法治社会的守法内核，又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守法场景的数字化延伸、守法方式的智能化革新，既让守法行为更具预防性、可追溯性，又对传统守法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全新挑战。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原有单一物理世界的生产生活关系、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社会制度和秩序等，均面临深刻的颠覆与重构；与之相应，守法逻辑也必然呈现出数字社会的特有形态，进而推动数字时代法治范式的转型。但也有学者警示，数字社会中技术与规则的深度交织，使得人类社会在依赖数字技术的同时，也面临着守法边界模糊、守法成本不均、技术规避守法义务等新问题。这种转型的直接代价是，几十亿人的数字行为持续被记录、被追溯、被规范，守法不再局限于传统物理场景的自觉践行，更延伸至虚拟空间中的每一个操作细节，呈现出“全场景、全流程、智能化”的全新特征。
数字社会“代码就是法律”，数字技术对守法的这种改造，是价值、主体与实践的系统性重建。其中，影响最具全局性、变革最具深刻性且形态最具隐匿性的，便是对守法内涵与机制的重新构造。数字守法跳出传统法律规制与政策管控的思维模式，依托代码、数字架构、智能物理设计重构社会循序运行逻辑，摆脱制裁威慑违法的治理惯性，从技术源头消除违法可能性。数字社会可能使得建基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守法机制面临深刻调整，守法的约束力量从狭义的国家强制力，走向广义的社会监督、技术规制与自我约束的多元协同，尤其是“平台监管者”“算法设计者”的守法引导与约束作用日益凸显；守法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守法的实现方式和保障机制均面临重要变革。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数字社会冲击下守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尝试解释数字化如何改造守法行为的践行过程、守法主体的责任结构以及守法价值的实现方式，系统阐释数字时代的守法理论体系，为数字时代全民守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数字社会的守法理论内涵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其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形态的迭代演进持续丰富深化。数字社会的兴起深刻影响着传统守法的内涵与边界，让守法场域从物理空间延伸至个人与数字服务提供者互动的数字场景，传统守法与数字守法形成并存格局。数字守法并非在现有守法体系外新增独立范畴，也非传统守法在数字空间的简单复刻，而是在传统守法理念与规范基础上，因数字权力渗透、平台主体介入、平台规则补充而形成的新型守法形态。因此，梳理传统守法理论的时代局限，阐释数字守法作为新型守法形态的核心内涵，厘清数字守法与相关概念的边界，对于建构数字守法的理论体系、回应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守法理论的时代局限
学者大多从法律的正当性与强制性入手，解释守法的义务来源、行为边界与价值意义，其目的和功能是确立国家法治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传统守法形成了以国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稳定行动逻辑，其规范构造、主体关系与实践指向均围绕主权国家展开，构成了前数字时代守法实践的主流范式。在规范来源上，基于主权理论的现代国家被界定为法律的专属创制者与执行者，法治权威根植于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与法律的强制约束力，社会自律规范、民间守约行为等均被视为国家法的派生形态，不构成守法的核心依据。在主体关系上，传统守法呈现出“公民—国家”的二元单向结构。守法被界定为公民及社会组织对国家法律的被动遵从，执法、司法则是国家机关专属的权力运行活动，二者形成“服从—执行”的对应关系，守法行动的发起与评价均以国家法律体系为中心。在行为约束上，国家强制力构成守法秩序运行的底线保障。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守法行为的生成与存续植根于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的内在认同，以及由道德认知与合法性判断共同塑造的价值体系。但守法秩序的规范建构、行为引导与监督实施仍由主权国家主导，社会监督与个体自律仅发挥补充性的约束作用。在实践指向上，传统守法以外在规范服从为基本导向。其行动逻辑并非立足于守法主体的自主参与和多元互动，而是借助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通过执法惩戒与普法宣传等外部手段，实现国家法对社会秩序的统一规制。此种守法模式本质上强调对法律条文的外在恪守，侧重于以国家强制力维系既定秩序，对守法主体的主体性自觉与互动性实践关注不足。
因此，在传统法治理论中解释守法，归根结底是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与法律强制力为基础，通过规范约束实现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但在数字社会中，其时代局限日益凸显，难以有效回应数字守法实践的新需求。一是规范体系无法适配数字场域的复合规则需求。传统守法的单一国家法律规范，难以覆盖数字空间中平台规则、数字伦理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也无法应对数据处理、算法应用等新型数字行为的规范需求。二是主体结构难以容纳数字平台的枢纽地位。数字平台成为连接个体与国家的中间枢纽，其既承担着数字行为的监管责任，也拥有规则制定与执行的权力，传统“公民—国家”的二元结构无法解释平台的守法主体地位与权责边界。三是约束机制难以应对数字权力的隐性规训。数字平台的算法权力、数据权力成为约束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这种隐性、弥散性的数字权力，突破了传统守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约束框架，使守法的约束力量呈现出多元特征。四是实践逻辑无法契合数字行为的跨时空特征。传统守法以物理空间为主要场域，守法行为的监管具有滞后性、地域性特征，而数字行为的跨地域性、即时性、可追溯性，使传统“事前审批、事后处罚”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被动服从的守法逻辑也无法匹配数字社会的自律需求。因此，传统守法理论无法有效解释数字社会中守法主体、规范、约束的多元变化，若将其直接套用于数字守法实践，必然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也成为建构数字守法理论内涵的现实动因。
（二）数字化背景下的守法新内涵
在互联互通、即时互动的数字时代，信息随时都能够打破时空壁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个体通过数字平台直接与他人、社会组织形成全新的交往关系与行为模式，数字行为已经成为公民与社会组织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然回避数字化生存已无现实可行性。数字守法并非对传统守法理论的否定与割裂，亦非传统守法在数字空间的简单延伸，而是在规范体系、主体结构、约束机制、实践逻辑方面实现了理论内涵的革新，契合了数字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技术与规则融合、双重空间共治”的守法需求。
首先，规范体系从“单一国家法律”转向“国家法律+平台规则+数字伦理”的复合体系，实现守法规范的层级化与场景化。大数据、物联网与算法技术的普及，使个体数字行为轨迹被全面捕捉留存，平台依托技术优势制定的隐私政策、社区公约等规则，以“算法约束”直接规制日常数字行为，倒逼守法规范体系迭代升级。数字社会中，国家法律仍是数字守法的底线规范，其为数字行为划定了基本的权利义务边界，是平台规则与数字伦理的制定依据；合法的平台规则是数字守法的补充规范。数字平台基于技术优势与场域主导权，制定的用户协议、社区公约、交易规则等，适配了不同数字场景的行为特征，弥补了国家法律在场景化规范上的空白，但其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个体合法权益；数字伦理是数字守法的引导规范，数据安全、算法公平、网络诚信等数字伦理，根植于数字社会的价值共识，成为个体自觉规范数字行为的内在准则，弥补了法律与规则在道德层面约束的不足。
其次，主体结构从“公民—国家”二元单向转向“个体—平台—国家”三元互动，确立了平台的守法主体地位。数字社会打破了传统守法的主体边界，形成了个体、平台、国家三大守法主体，且三者消解了传统守法的单向服从逻辑，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守法格局。其一，个体是数字守法的微观主体，作为数字公民，既需恪守国家法律，也需遵从合法的平台规则，同时在数字痕迹的约束下形成自主守法意识。其二，平台是数字守法的中间枢纽主体，作为数字服务提供者与场域治理者，既需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也需承担规则制定的合法性义务、平台内用户行为的监管连带责任，是连接个体与国家的关键纽带。其三，国家是数字守法的主导与监管主体，既需完善数字领域的立法，明确个体与平台的守法权责，也需对平台规则的合法性、数字权力的运作进行监管，保障数字守法秩序的公平正义。
再次，约束机制从“国家强制力为主”转向“国家强制力+数字权力+社会监督+个体自律”的多元协同，凸显数字权力的隐性约束作用。数字守法并未摒弃国家强制力的底线保障作用，而是在其基础上，融入了数字社会的新型约束力量，形成了多元协同的约束体系。国家强制力是刚性约束，为数字守法划定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对严重违法的数字行为进行惩戒；数字权力是隐性约束，平台通过算法设计、数据监控、流量调控等方式，对个体数字行为进行实时引导与规训，使个体在数字痕迹的留存与分析中，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社会监督是外部约束，通过网络舆论、公众举报、行业自律等方式，对平台与个体的数字行为进行监督，弥补国家监管的盲区；个体自律是内在约束，在数字素养与守法意识的培育下，个体形成对数字规范的内在认同，实现从“要我守法”到“我要守法”的转变。多元约束力量的融合，使数字守法的约束机制更具精准性、实时性与适配性。
最后，实践逻辑从“外在被动服从”转向“内在主动认同”，实现从线下恪守到线上线下协同、从显性合规到隐性自律的双重转型。传统守法的实践逻辑以外部强制力为驱动，表现为对法律条文的被动恪守，而数字守法依托数字技术的赋能，实现了实践逻辑的颠覆性转变。其一，从被动服从到主动认同。公民的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数字技术通过场景化普法、便捷化权利救济、正向激励机制，让个体清晰知晓数字行为的权利义务、违法风险与守法收益，培育对数字规范的内在认同，使守法成为个体的自觉选择。其二，从线下恪守到线上线下协同。数字社会的行为场域是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融合，数字守法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边界，要求个体在双重场域中恪守法律边界，实现线上线下守法行为的一致性。其三，从显性合规到隐性自律。数字治理以“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为核心，通过算法的隐性引导、数据的隐性约束，使守法规范潜移默化地融入个体的数字行为认知，个体在日常数字操作中形成隐性的自律习惯，实现守法行为的常态化。
（三）数字守法相关概念的厘定
数字守法是数字社会背景下适配技术特征、场域变革与主体重构形成的新型守法形态，其与数字权力规制、技术化守法、平台自治三组概念存在内涵交叉与外延关联，概念间的逻辑边界易因数字场域的复杂性出现模糊化倾向。以下从三组易混淆概念的对比分析出发，对数字守法的核心内涵、范畴边界与实践指向予以明确界定。
第一，数字权力规制与数字守法。二者同属数字法治建设的重要范畴，数字权力规制聚焦于“权力的规范运行”，数字守法则聚焦于“主体的行为合规”。前者为后者提供权力约束保障，后者为前者赋予实践价值导向。数字权力是数字社会中依托数据、算法、平台等载体形成的新型权力形态，涵盖平台的算法规制权、数据控制权，以及国家的数字监管权等主要类型。其具有隐性化、弥散化、场景化等特征，是数字场域中约束主体行为、调整权利义务的重要力量。数字权力规制则是从法律、规则、伦理等多重维度，对数字权力的产生、运行进行规范与约束，核心目标是防范数字权力异化、保障数字主体合法权益，维护数字空间的权力运行秩序。数字守法以数字空间全体主体的守法实践为最终指向，通过规范数字权力的运行、纠偏权力行使偏差，防范权力滥用对主体守法行为的干预与扭曲，从而保障数字守法体系的有序运行。
第二，技术化守法与数字守法。技术化守法是数字守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数字守法提供技术支撑与路径优化，但无法涵盖数字守法的理论内涵、价值导向与多元实践形态。技术化守法是将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嵌入守法实践，聚焦于通过数据赋能、算法引导、智能监控、风险预警等技术路径，降低守法门槛、提升守法效率、强化行为监管。但其是单一维度的守法技术应用形态，仅关注守法行为的技术实现方式，缺乏完整的理论内涵与价值体系支撑。数字守法则是涵括理论内涵、作用机制、实践形态与价值目标的完整法治理论与实践体系。在数字守法的体系框架中，技术赋能始终以法治精神为内核、以数字时代法律秩序建构为目标，既强调数据、算法等技术对守法行为的精准引导与高效规制，将技术化守法的具体手段融入数字守法的实践机制；也注重对技术异化、工具理性膨胀的法律与伦理规制，通过划定技术应用的法律边界，避免因过度依赖技术而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
第三，平台自治与数字守法。平台自治是数字守法在平台场域的具体实践，数字守法则为平台自治划定了法律边界与价值遵循。平台自治是数字平台基于技术优势与场域主导权，通过制定用户协议、社区公约、交易规则等自治规范，实现对平台内主体行为、交易活动、内容传播的自我规制与治理，是数字平台作为场域治理者履行治理责任的具体形式。其核心是行使规则制定与执行的自治权，从而实现数字空间的自我管理，具有场景化、灵活性、自主性的特征。数字守法则以国家法律为根本遵循，构建了“国家法律+合法平台规则+数字伦理”的复合规范体系，平台自治在这一体系中处于补充性、从属性的地位。事实上，很多数字行为的规范权并未掌握在政府手中，尤其是对国家治理尚未产生直接作用的日常数字行为，或一些非敏感数字行为，其规范主要依赖平台规则。当前，平台权力已经有突破私权范围向公权扩张的倾向，传统监管体制的规制手段存在局限性，平台自我治理需要恰当的外部公权力介入以缓解“自利”与“公益”的冲突。数字守法通过对平台自治的合法性规制，消解平台自治绝对化可能导致的规则异化、权利损害等问题，确保平台自治成为数字守法的有效补充而非反向消解力量。
数字社会的守法作用机制
数字社会所带来的守法行为重塑，并非对传统守法模式的否定或新增一种独立的守法形态，而是在传统守法体系的基础上，超越原有守法行为的发生、运行与维系逻辑，建立起一种适配数字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型守法机制。因此，这种重塑不是简单的行为调整，而是对守法行为的发生逻辑、实践方式与规范程度的系统性改造，进而是对社会守法秩序的整体性优化。
（一）重塑守法行为的发生逻辑
数字社会中，数字行为的核心特征是可追溯性与可量化性。数字行为以数据为载体，每一次点击、交互、操作都会被记录为可查询、可分析、可核验的数据痕迹。这种痕迹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失，也不会因多次调用而损耗，反而会随着行为积累形成完整的行为画像，为守法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提供了充分条件。这无异于在说，数字痕迹可借由自身独特的留存属性，独自成为约束行为、规范守法的隐性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并非强制力，但却在守法行为发生机制中为各主体的守法选择提供了明确导向。数字痕迹的留存属性，为守法行为所需的规则认知、行为约束、责任追溯等提供了全新的基础。与之相应，大数据技术之所以能深刻影响守法行为，就是因为其能够整合海量、分散的数字痕迹，形成对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全面刻画，其海量性、持续性、关联性等特性，远超传统的行为监管手段。相比一般的行为记录，大数据的这种“全量覆盖”更使它冲破了传统守法监管的时空限制，为守法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性优势，并深刻改变了守法行为的发生方式。
数字技术替代了传统的线下交互模式，意味着个体的行为选择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约束，独立、自主的线上行为成为常态。这种行为模式排除了传统守法中“被动服从、线下约束”的单一逻辑，与社会治理中“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现代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行为方式体现了守法行为的“个体自主性”特征和“社会共治”属性。以数字平台监管为例，平台是数字社会中个体行为的主要场景，也是守法行为发生的核心场域。尤其是在算法赋能下，平台成为新的权力运作空间，空间主体变成了数字化的“虚体”，技术向度转向算法技术，目的向度上升为算法驱动的自动化社会。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对个体行为进行实时引导，成为规范守法行为的重要力量。数字社会重新界定了守法行为的时空边界，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守法中“线下监管滞后、线上行为无序”的困境，实现了对各类行为的实时规范，改变了人类守法行为中“被动应对、事后追责”的传统逻辑。而且，数字行为的即时性与多样性，使得传统的“事前审批、事后处罚”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同时，政府自身难以做到对所有数字行为进行全面监管，这种监管只能通过“政府监管+平台自治+个体自律”的协同模式完成。因为平台最了解自身的运行逻辑和用户行为特征，最善于通过算法规则引导用户守法，而个体则在数字痕迹的约束下，逐渐形成自主守法的意识。其中一个突出后果就是，守法行为从传统的“政府主导、个体被动服从”转向“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个体自主”。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数字平台的算法引导、规则提示下，自主规范自身的线上行为，实现数字空间中的“自我守法”。
（二）革新守法行为的实践方式
数字社会是一个高度精细化、可调控的社会。其通过高精确度和海量的行为数据，对个体的守法行为进行精细分析、精准引导。计算机学界用“粒度”来说明解析的程度，而在数字守法领域，这种“粒度”体现为对个体行为的精准刻画与规则匹配。人们的线上浏览习惯、交易行为、社交互动，人们对数字规则的认知程度、守法意愿、违规风险等，都成为被精细、精确、透彻分析的对象。数字技术如同“精准透镜”，将每一个体的守法行为细节、违规风险隐患都清晰呈现出来，打破了传统守法中“一刀切”的规范模式。精细解析的数字社会用新的方式引导每个人的守法行为，这种引导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被“精准画像”，成为可精准引导、动态调控的“个体单元”。从而，守法行为的作用机制，也可以因为人在数字社会的个别化、精准化、可追溯性而实现精准定制。
在传统守法理论看来，守法行为的产生与维系，受制于法律的强制力、个体的守法意识以及社会的监督氛围。迈克尔·曼认为，“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把集体权力和个别权力、广泛性权力和深入性权力、威权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结合起来”。数字社会中，守法行为的引导机制显然可以最大限度实现这种结合。在广泛性和深入性上，高度解析的数字社会完全可以实现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精准引导，定制化的守法引导将会使守法行为的适配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民众而言，这种引导并非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其行为特征、守法意愿、违规风险的持续不断的观察分析基础上。他们不再是“被动服从法律”，而是被数字技术、算法规则“精准引导守法”，从“要我守法”转向“我会守法”。
（三）调整守法行为的规范程度
守法行为的规范程度主要是指法律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内化程度与规制效力。当个体对法律规范的认同与遵从达到相应水平，其守法动机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要求便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契合状态，进而生成有序且可持续的守法秩序。汤姆·R.泰勒的规范主义守法理论为解析守法行为的运行机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其要义在于，立足法律的规范性本质与社会成员的主体价值诉求，探寻驱动守法行为发生的内生性力量。规范主义守法理论将守法行为视作社会成员基于价值理性作出的选择，强调法律的权威建立在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之上。守法行为的产生与维系，本质上依托于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的内在认同，以及由道德观念与合法性认知共同构筑的价值体系。延伸到守法行为领域，守法行为的普及程度并非由法律条文的严苛程度、宣传力度来决定，而是由守法规范的组织机制和实施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决定。或者说，守法行为的维系，不是由强制约束的意愿决定，而是由规范引导的机制和能力决定。这种规范引导的机制与能力，指向合法性观念的社会化塑造、正当程序的利益表达功能落地，以及全社会守法价值共识的凝聚，以此培育社会成员的内在守法观念，唤醒其对法律的道德义务感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让守法从外部的被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选择。
数字社会使得守法行为的组织机制和实施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例如，在传统的守法监管中，政府主要依赖纵向的行政层级、线下的执法力量开展监管，通过举报、巡查等方式发现违规行为，这些方式往往存在效率低下、覆盖面窄、精准度不足等问题。而数字社会中的监管数据是扁平结构的，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大数据分析快速有效地获取个体行为数据，实现对守法行为的全方位、实时性监管。大数据分析能够通过“交叉复现”实现行为数据的相互关联印证，利用多维海量数据识别违规行为、排查守法风险，提高守法监管的精准度和效率。守法行为规范程度的提升，一方面改变了政府在社会守法监管中的实施水平。基于数字化解析能力，政府提升了守法引导的精准度和深入性，减少了“一刀切”的监管模式，实现了“精准监管、柔性引导”。另一方面也对政府自身运用和掌握数字化技术的能力、平台企业的自律能力、个体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促使政府与相关技术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建立起协同合作关系，甚至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守法监管。
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路径
针对数字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守法实践虽然在具体形式、实现方式上不断自我调适，但守法的本质属性——对法律规范的遵从、对权利义务的践行——并未改变。随着数字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发生深刻调整的是守法实践的驱动机制，改变的是守法的实现过程、呈现形态以及作用于社会主体的具体形式。
（一）动力重塑：培育数字守法内在认同
传统守法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义务本位性、被动依附性与路径单一性，整体以行为结果为评价导向，聚焦于事后惩戒威慑与违法后果规避。主体守法行为大多源于对法律制裁的畏惧心理，而非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自觉认同与主动遵从。但守法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社会行动，因而必须正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还原主体与法律互动的现实机理，避免自上而下的法律实施脱离社会现实。当个体认同守法价值、行为动机契合法律预期时，便会形成无强制的自发守法实践。数字社会的技术赋能改变了守法对被动性、事后性的依赖，推动守法模式从结果导向转向事前预防、全程把控。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建立在对法律规范的数字化解读、对守法行为的精准引导、对违法风险的提前预警基础上。数字技术的赋能让社会主体前所未有地清晰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明确违法风险与守法收益，甚至通过算法提醒、流程规范等方式，引导主体自觉践行守法行为。
立足数字社会治理需求，结合技术赋能特性，培育数字守法内在认同可从四方面推进。第一，开展场景化、普惠化的数字化普法。针对社交平台、电商交易等个人与数字服务提供者的典型互动场景，制作短视频、弹窗提示、场景化法规解读等内容，让个体清晰知晓特定数字场景中的权利义务、违法风险与守法收益，提升对数字守法规范的认知水平。第二，建立数字守法正向激励机制。由政府引导、平台落实，对长期合规的个体用户给予信用积分、服务便利、流量倾斜等激励，将守法行为与数字权益挂钩，让“守法有益”成为个体的直观认知。第三，搭建便捷化的数字权利救济渠道。在平台内设置一键投诉、线上仲裁等功能，降低个体维护合法权益的成本，强化个体对数字法治的信任，培育对数字守法规范的内在认同。第四，规制平台数字权力的异化。禁止平台通过切断服务、限制流量、算法歧视等方式变相强迫个体“被动守法”，保障个体守法的自主性，让守法行为源于认知而非技术强制。数字技术赋能为上述举措落地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数字化普法、正向激励与权利救济，明晰社会主体的数字权利义务，培育数字守法内生动力，从而推动向预防性守法转变。
（二）规范适配：完善数字规范体系
数字守法的规范适配，本质是守法实践形态从传统统一化规制向数字场景化遵从的系统性转型，是适配数字社会治理逻辑、完善法治实施体系的建构路径。传统守法实践以“统一化、普适化”为特征，其遵循国家法律的统一规制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场景相对单一，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具有较强的普遍性。而数字技术催生电商平台、社交网络、智慧政务、虚拟空间等多元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行为模式和利益诉求，统一化的守法规范难以完全适配所有数字场景。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表现为“国家法律+平台规则”的双重遵从，是场景化需求与法律普遍性的有机结合。法律的适用需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当社会场景发生分化，守法实践也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化特征。数字守法的场景化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的场景化适配。即国家法律根据不同数字场景的特殊性，通过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方式，细化守法要求。二是平台规则的补充性约束。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场域的治理主体，基于自身运行需求制定平台规则，成为社会主体进行场景化守法的规则补充。
实现数字守法规范适配的落地见效，需构建“法律刚性约束+规则补充规制+伦理柔性引导”的数字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是推进国家数字法律的场景化细化。针对社交、电商、直播、智慧政务等典型数字场景，由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方式，细化守法要求与法律责任，明确平台与个体的权利义务，弥补国家法律在数字场景中的适用空白。二是建立平台规则的合法性审查与备案制度。数字平台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场域主导权，往往拥有平台规则的制定权、执行权以及监督权。这些规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法律在数字场景中的适用空白，但也可能存在与法律精神相悖、损害主体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平台制定、修改用户协议等规则后，需向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备案，确保规则不与国家法律相悖、不损害用户合法权益。三是完善平台规则的制定与监督机制，要求平台规则制定时履行公示、征求用户意见等程序，保障个体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同时，建立平台规则异议渠道，个体对不合理的平台规则可提出异议，平台需予以回应并整改。四是强化数字伦理的引导作用，将数字伦理纳入数字守法的规则体系，通过行业自律、平台引导等方式，让恪守数字伦理成为平台与个体的自觉行为，弥补法律与规则的空白。
（三）治理协同：构建数字守法治理体系
既有研究表明，守法行为包含显性的行为遵从与隐性的价值认同，但前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更多表现为显性行为。即主体的守法行为外在可见、可监督，行为过程和结果皆可观察、可测量，如公民依法纳税、企业依法经营等。而数字社会的守法实践从“显性行为”向“隐性行为”转化，形成了独特的隐性守法形态。数字社会的治理模式以“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为核心，通过对主体行为数据的采集、分析和监控，实现对守法行为的精准引导和隐性约束。算法、数据隐匿于数字服务背后，通过算法推荐、流量调控、权限设置等隐性方式引导数字主体的行为。这让数字守法的价值导向也随之隐蔽化，不再依赖传统的显性宣传与强制惩戒，而是通过数字微观权力的日常运作，让数字规范潜移默化地融入主体行为。这种隐性守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守法效率、降低了执法成本，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虚拟空间对现实守法行动的塑造，使得现实空间反而更加虚拟化，或者说物理空间逐渐被虚拟空间所重构。一方面，隐性守法可能弱化主体的守法意识，主体行为不再源于对法律价值的认同，而是源于技术的约束和算法的引导，造成“被动式守法”“机械式守法”；另一方面，算法和数据的垄断可能导致守法实践的不公平，数字平台可能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通过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方式，变相剥夺部分主体的权利，影响守法实践的公正性。
数字社会的隐性守法，并非对显性守法的替代，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首先，构建政府—平台的数字协同监管机制，政府依托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对平台的数字守法情况进行实时监管，平台向政府开放必要的行为数据，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提升监管的精准性与效率。其次，实现算法全流程规制。建立算法备案、评估、纠错机制，公开算法基本原理，防范算法异化导致的守法不公。算法根据法律规范和平台规则，推送相应的守法提示、行为建议，引导主体自觉遵守法律和规则。最后，显性与隐性守法融合。政府以执法、惩戒为刚性底线，平台以算法提示、数据预警为柔性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监督，避免弱化主体意识。
结 语
数字社会的深度演进，以数据、算法与平台为载体，对传统守法理论的内涵边界、主体结构以及实践机制进行系统性重构，催生了数字守法这一适配数字时代特征的新型法治形态。数字守法并非对传统守法理论的否定与割裂，而是在坚守法律权威、恪守权利义务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守法场域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守法逻辑从单向服从向多元协同转型、约束机制从国家强制主导向技术规制与内在自律融合的深刻变革。其以“国家法律+合法平台规则+数字伦理”为复合规范体系，构建“个体—平台—国家”三元互动的守法格局，依托数字技术的可追溯性、精准性与即时性，推动守法行为从被动服从走向主动认同、从线下恪守走向线上线下协同、从显性合规走向隐性自律，为全民守法提供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路径。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算法异化、权力失衡等问题，也为数字守法实践带来新挑战。未来推进数字守法建设，须坚持国家主导与多方协同相结合、技术赋能与法治规制相统一，通过场景化普法培育内在认同、完善分层适配的数字规范体系、构建显性监管与隐性约束协同的治理机制，着力弥合数字素养与权利保障的差距。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全社会的数字守法价值共识，让数字守法成为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推动数字社会实现法治秩序的良性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