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4年6月16日，广州长洲岛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正在慷慨陈词：之所以要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接着，他点名批判过去的“革命同志”、粤军陈炯明部在两年前“炮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的行为。粤军陈炯明部的“叛变”，使得孙中山对这类军队心灰意冷，要“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
陈炯明部的“叛变”，实际是1922年这支孙中山一度倚重、陈炯明实际领导的粤军发生分裂的结果。粤军分裂，是民国史、革命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值得格外关注。粤军分裂为拥陈、亲孙两部，相互攻伐，护法运动乃至孙中山革命事业因之遭受重大挫折，孙中山本人也转向“以俄为师”，开启国民革命的新篇章。过去学界对于粤军的分裂，多以“革命与反革命”的逻辑，将其解释为孙中山“统一全国”和陈炯明“联省自治”理念之争所致，然而在理念之争以外，粤军自身的因素也很关键，尤待深入探讨。
粤军分裂于1922年，但其分裂起源于“闽南护法”期间。1917年护法运动中粤军以“援闽”的名义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成长为与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武装力量。援闽粤军于1918年击败亲近皖系的福建军队，占据漳州，随后在闽南数十个县建设所谓“护法区”。然而就是在闽南护法过程中，援闽粤军队伍开始变得不那么团结，内部龃龉萌芽。此后粤军自身实力逐步加强的同时，内部的矛盾也在加剧。待1921年粤军打败旧桂系进占广西，内部矛盾伴随着孙中山、陈炯明的分歧加深而公开化，并最终致其分裂。考察粤军分裂的源头，理应从粤军出师援闽讲起。
现在关于粤军特别是其在护法期间的研究已然兴起，但粤军缘何走向分裂的相关讨论，仍显薄弱。本文跳出既有研究逻辑，从组织史的视角，在粤军本身的组织形态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军队的组织形态牵涉甚广，包含指挥结构、编制装备、训练教育、后勤医疗等多个方面，不过和军队内部矛盾相关的，当数军队的组织方式和人员构成。本文将深入分析粤军这两个方面的状况，并结合蒋介石在粤军任职的“个体生命史”，对闽南护法期间粤军的组织形态和由此萌生的内部矛盾进行考察，了解其队伍出现分化的组织原因，为粤军后来的分裂乃至孙中山、陈炯明的决裂提供新的阐释。
一、援闽粤军的组织方式
1918年8月30日，援闽粤军攻闽成功，进入漳州。此后粤军与外部各方的关系大致和谐。然而，其队伍内部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并开始影响粤军命运，粤军内部矛盾侵蚀着自身凝聚力，致其步入分裂的道路。而此种内部矛盾，源自粤军特殊的组织形态，首先和其建军以来的组织方式有关。
粤军占据闽南后，外部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少，而内部矛盾开始浮现，队伍萌发出分裂的苗头，其突出表现为各类龃龉不断。同盟会会员陆耀文打算去漳州投奔陈炯明，朱执信私下劝阻他：“人人可以共事，我看竞存（陈炯明字）不可以共事。”廖仲恺致电孙中山，称粤军参谋长邓铿与所属第四支队司令洪兆麟“意见甚深，坚欲脱离不干”，建议孙中山和胡汉民“勗仲元（邓铿字）奋斗”。蒋介石发现：“时炯明方扩充私人军队，增编至十余旅，其腹心谢文炳、叶举、练演雄、关国雄、陈炯光、尹骥、翁式亮、熊略、钟景棠、杨坤如、陈修爵等皆任旅长、司令、统领，务压抑异己；与许崇智积不相能，诸事莫举。”
此种内部矛盾不同于粤桂之争、土客之争等外在矛盾，它播种于粤军诞生之初，随粤军的发展而滋长。究其原因，主要缘于粤军部队在急剧扩大的过程中，其扩军模式使得所属各单位的历史渊源得以保存，原有的统属关系并未打破。就组织方式而言，粤军非常接近于若干支独立小队伍的集合，其兵为将有、互不统属的样态为内部矛盾滋生存续提供了天然温床。
粤军在1918年初誓师时仅20个营，不到一年其数量翻了两番，足见此间扩军工作之顺利。从数字上看，粤军利用粤、闽的地方意识壮大实力，无疑是成功的；然其扩军模式，仍沿用晚清士绅兴办团练、招募乡勇的办法，使得壮大后的粤军组织结构松散，内部各具体系，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
粤军正源是前广东省长朱庆澜手里剩余的20营省长公署亲兵。援闽战争为粤军扩充兵员提供了机会，致其规模迅速扩大。1917年8月朱庆澜受桂系排挤辞职离粤，委任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炯明“藉此名义接管省长所辖警卫队二十营”。这支警卫营先以南下海军所属海军陆战队的名义改编，于10月份拨交陈炯明统辖，并于12月正式以“援闽”之名离开广州向闽南进发。此时粤军号称有20营兵力，但实际兵员仅剩约5000人。1918年1、2月间，陈炯明率部开至汕头，驻潮属地区的警卫军第五营营长杨坤如率部来投，成为粤军第二十一营，揭开粤军“招贤纳士”的序幕。1918年4月之前，粤军重要将领邓铿协助陈炯明“大力争取地方人士之支持，就地募编得约十营”。陈炯明利用本地人的身份，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招兵买马。在5月中旬正式向福建进攻之前，粤军兵力已经超过50个营。至10月中旬战事稍歇，驻扎漳州的粤军已达60余营。当年底，汕头美国领事在年度报告中估计粤军总兵力达76个营，约2万人。
割据闽南之后，粤军人马进一步壮大。1919年4月闽督李厚基向北洋政府报告：“陈炯明近来编练新兵，不遗余力。顷接探报，又有盐警队之编练，无非巧立名目增兵力。”路透社对1919年粤军的实力估计可能略高，认为其已经编有100个营，约3万人。不过至1920年5月粤军即将返省之际，《申报》判断粤军“陆续收编军队达九十三营以上”，确已达3万人之众。1920年7月，粤军在漳州进行了整编，共编有陈炯明、许崇智、邓铿3个军，下属9个规模与旅接近的支队；各支队下属共计32个统领，各统领统带的人马与团接近；此外，还编有炮兵团、工程营、地雷队、水雷队、电信队等团、营、连级单位。
纸面上，粤军的机构设置与现代军队差异不大，也编为军、支队（旅）、统领（团）、营、连、排等单位，但其实质与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等更新式的军队存在显著区别。其中以“营”为基本单位的架构，就仍带有湘军、淮军等晚清军队的烙印。营以上、军以下的数个支队、统领也自成体系，与旧军队相似。据《申报》报道：洪兆麟10余营，兵士多来自两湖；熊略6个营，出身是粤省“旧散陆军”；听命于邓铿的4个营“全属惠州护兵”；许崇智麾下20余营，“大半皆由闽省民军编练”，关国雄、李炳荣支队“悉属警卫军”。
曾经任职粤军的彭智芳详细阐述了粤军具体的组织方式：“陈军的扩大，主要不是以20营为基础，采取细胞增殖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从外部一连、一营、一团地加大起来的”。“招募的办法不是采取个别招募、统一编队的办法，而主要是用包工头办法，谁能招得一定人枪，谁就任为该队的排、连、营长”。至于收编的各路武装，“收编后基本是按原封人马归编”。粤军“基本上是若干个单位的子弟兵的联合”。如此“由若干小系统组成的大系统”，“拆散改编不易”，“编制混乱不齐”。
时任粤军总司令部代理副官长罗翼群的回忆证实了上述说法：粤军在潮梅地区募兵办法与湘军、淮军类似，规定能募得人枪200的即为营长，人枪60的任连长，人枪20的任排长。低门槛吸引了当地豪强纷纷携械带兵入伙，黄凤纶由此当上指挥数营的统领，张化如及陈炯明的兄弟陈炯光也被任命为营长。稍晚加入粤军的张发奎也观察到：“陈炯明麾下有几个上校衔的统领，职位相当于团长，手下至少有两个营，有些是三个营，数量多少是由于各该单位的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军队好像是私人的军队。”
闽南护法期间，粤军始终以如此松散、混乱的方式进行编组。李洁之在闽南护法期间投身粤军，他认为粤军“前身是巡防营，再上是前清的绿营演变来的。它的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的。经过援闽和回粤两次战役，逐步扩大起来以后，内部情形就更加复杂了。加以连年作战，没有时间进行教育训练，当然难免多而不精”。粤军甚至直接招降纳叛。1918年粤军进入闽南后，原驻诏安的北洋军朱得才、陶碛冰（质斌）两营投降，二人受任为“援闽粤军仙游绥靖分属司令”，后来又被陈炯明委任为“旅长兼兴永绥靖处总会办”。前述彭智芳是在1920年粤军反攻回粤时战场上倒戈的，他甫宣称愿意接受改编，“旋受粤军第六支队司令邓本殷收编为该支队第一统领陈修爵辖下的第三营”，担任了第三营营长。与彭智芳在同一防线的李易标一个营，同样“在原阵地起义，投归粤军”。
粤军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清末士绅兴办团练招募乡勇的扩军模式，使其队伍实际上由若干个独立武装拼合而成。粤军内部兵为将有、互不统属，上下级和同级之间的纽带非常薄弱，无疑是内部矛盾滋生存续的组织基础，而从人员构成上说，粤军将领的背景和来源，恰存在巨大差异。身份迥异的成员之间不仅难以建立起个人联系，相互之间也缺乏认同。这意味着在原有统属关系尚未打破、军队“私属化”色彩浓厚的粤军中，内部矛盾势所难免。
二、援闽粤军将领的人员构成
粤军的组织方式为内部矛盾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而粤军的人员构成则是其内部矛盾的直接来源。背景不同、来源迥异的各方将领加入粤军，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认同。当强敌环伺，全体粤军尚能不分彼此，勠力同心；但当战事稍歇，认同上的差异使得出身不同的群体慢慢形成相互区别的身份感，粤军内部各分畛域、以邻为壑凸显。
粤军成立之初的骨干，多是前省长亲军时期的“旧式军官”和“从事兵运和绿林转变而来的军官”，仅有少数是“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投效的有志之士”。旧军官李炳荣、关国雄、罗绍雄、邓本殷、洪兆麟、熊略、徐连胜等人，基本是护国战争时东江陈炯明军的部将，系陈氏老相识；此后投奔粤军的各路军官如杨坤如等人，也多钦服于陈炯明的声名而来；只有少数“有志之士”如邓铿、许崇智等，是孙中山的忠实拥趸，希望以粤军为平台为孙中山及党人的政治诉求服务。
随着时间推移，粤军中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将领日益增多。1918年3月间，吴忠信、戴季陶、蒋介石、朱执信、邵元冲前往汕头粤军总司令部襄助戎机；5月孙中山离穗之后，孙派人物更是纷纷涌入汕头，“极力筹划对闽方针”。孙中山麾下精英尽入陈炯明幕中。此时陈炯明尚对孙中山的人才表示欢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皆民党真正份子，将来必能发挥民党之真精神也”；若夺取福建，将推举许崇智和林森分别掌管闽省军、民二政；粤军内外交困，“沪上吾党不乏有为之士，请嘱其来助”。1919年之后，更多革命党人纷纷前来，成为粤军的军官，“党人之在漳者甚夥”，其中包括老资格革命党人陈可钰，以及从保定军校毕业南下的邓演达、薛岳等人。
于是粤军中拥陈、亲孙的小团体开始形成。粤军总司令部经理局长张醁村回忆：拥陈、亲孙的小团体很早便出现，“在援闽军事胜利战局稳定以后，特别是在部队扩编整训的时候，孙、陈之间的派系之争便渐露端倪了”。孙中山的拥趸都是“比较有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员；许崇智的第二军，“吸引一般人也比较有力量”。陈炯明则“处心积虑地在潮汕后方培植从属于他的军事势力”，钟景棠、黄凤纶等亲陈的“海丰系”人士得到拔擢。陈炯明对革命党人邓铿不完全信任，更信赖参谋处长叶举。
从割据闽南之初的粤军编成来看，其内部确已存在拥陈、亲孙两个小团体。1918年8月中旬，陈炯明将位于闽西南的许崇智部改编为第二军，其余部队仍归第一军。1919年粤军正式整编时亦保留上述架构：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粤军参谋长。军以下以支队为次级编组单位，第一军辖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等五个支队，此外还保留梁鸿楷、黄凤纶、丘耀西、陈炯光、罗翼群等五个统领（相当于团长）；第二军辖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等四个支队。不难发现，第一军多数将领是陈炯明旧部下，而第二军中除关国雄外，其余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近；关虽系绿林出身，但与许崇智交情深厚。
就基本倾向而言，第一军明显拥陈，第二军更加亲孙。由于粤军松散、混乱的组织方式，各军内部还暗含倾向不同的更小团体。邓铿在第一军中选拔“倾向革命”的青年，编为独立连，后将其扩充为营。在拥陈的第一军内，也有景仰孙中山的军官，如1920年叶剑英虽厕身第一军熊略支队，但内心仰慕孙中山并加入了国民党。同样，第二军诸支队，也并非都效忠孙中山，存在着所谓“态度不明显的中间派”，比如谢文炳，人们都认为他和许崇智交好，但其态度实则暧昧，最终他在孙、陈失和时选择投靠后者。粤军将领们由于背景、来源不同本来就易产生“人、我”之别，而认同上的明显差异，使其相互之间难免出现互为他者（the others）现象。
1920年，粤军在闽南驻守已经一年有余，此时粤军的兵力已经达到十多个旅，但不同背景、出身的将领之间的离合拥拒，已经非常明显。粤军虽已成长为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但将领们出身、来源不同带来的裂隙无法弥合。不同将领对待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态度存在差别，使这支军队的前途充满隐忧。
三、蒋介石亲历的援闽粤军内斗
如此情势下，粤军内部各分畛域、以邻为壑的现象越发明显，队伍出现实质性的分化。身为党人的蒋介石于此间经历粤军内斗，三度进出粤军。粤军队伍内部矛盾逐渐加深并步入分裂的过程，在蒋介石的个体生命史中得到充分呈现。
1918年3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令赴粤协助，被陈炯明任命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陈炯明心腹“叶举、翁式亮等皆嫉视，并尝诋毁总理”，逼迫蒋介石萌生去意，并于数月后愤而离职。在大埔之战中，蒋介石与粤军中拥陈将领爆发冲突。6月，闽军大举反扑，连克粤军驻守的黄冈、永定、大埔等地。粤军不敌，纷纷不顾蒋介石的坚持而后撤，使得蒋介石在6月12日慨叹：“军队不奉命，及办事之无手续，是为最苦之事”。在愤懑情绪下，6月21日，蒋介石见到回撤的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忍不住“面斥其遁逃之非”。在拥陈诸将的抵制声中，蒋介石认为：“自就职以来，受耻思辱，为从来所未有”，而“事之最可畏者，非真敌，乃在于内部不诚，知其奥巧，而进退两难之时也”。7月在收复大埔的作战中，蒋介石指挥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叶举、翁式亮等人“益忌公（即蒋介石，引者注）而挤之”。无奈之下，蒋介石愤而离开粤军，并在内心留下了阴影，数年后他对夫人陈洁如讲：“我不但未受赞赏，却被责以贻误军机……每每思及这件忘恩的事体，内心辄感痛苦。”
此时陈炯明颇有肚量，他立刻修书一封交给秘书陈其尤，“特派其来沿途挽留”蒋介石。8月1日，蒋介石在去往汕头的火车上看到陈炯明手书“有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等语”，“不免含泪而思”。在经过自我反省和邓铿劝说之下，蒋介石于9月13日回到粤军。当时许崇智已经升任第二军司令，其第二支队司令原职由蒋介石递补。
蒋介石在后续进军福州的作战中依然受到杯葛。他指挥的是陈炯明心腹梁鸿楷、丘耀西统领的部队，而蒋介石和此两支队伍并无渊源，难度可想而知。10月4日，蒋介石致信谢文炳，抱怨“此间队伍散漫，配备疏忽”，若非他亲自督率“不能收效也”。10月5日，蒋介石向陈炯明呈称：第十二营“观望不前”，遭遇北军反击即溃退；粤军进攻福州兵力甚众，“而不能击破残敌，殊不可解”，“非总座亲至江东桥督战，恐不能收统一之效”。蒋介石认为症结在于“各队伍非本来统辖，故指挥较难”。“非本来统辖”恰缘于粤军兵为将有、互不统属的痼疾；各级官佐不奉蒋的军令则和粤军人员构成上出身、背景不同导致的孙、陈之别有关。
第二支队不听蒋介石指挥的情况愈演愈烈。12月9日，第二支队占领永泰县城后，各营不顾蒋介石的命令，纷纷争夺县知事职务；丘耀西径自占据盐局，手下的营长赖冠春干脆把县知事印匿不上交。支队司令蒋介石“心甚愤激，然亦无可如何也”。此种乱象因陈炯明派副官黄凯接管当地行政，暂告中止。但数日后，此次军事行动由于北军李厚基反击而失败，“所部又指挥不灵”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好在舆论对蒋介石的防守予以高度评价，陈炯明也复信宽慰，恳请其留任第二支队司令官，蒋介石才决定暂不离队。
1919年上半年，心灰意冷的蒋介石穿梭于沪、漳之间，与陈炯明的关系似也逐渐疏淡。7月，蒋介石因“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邓铿亦不加谅，志愿多违”，递交辞呈，第二次离开粤军。在离职前后的6月21日和7月9日，蒋介石给邓铿写了两封长信，痛陈粤军的组织形态之弊及引发的内部矛盾。
蒋介石在前一封信中回顾了第二支队组织松散的痼疾。他无权任免支队官佐，以至于难以统率，“既不能另自选将练兵，又不能如意整顿革新，平时或受抚循，临阵则不听指挥，欲图更张，则枝节横生”。陈炯明部属滥竽充数，无法贯彻他的意图，“内部官佐，半系狗尾续貂”，“每每措置乖方，不得收指臂之效者”。这都直指部队的人事权，而其根源都在于粤军内部各单位兵为将有、互不统属。
蒋介石在后一封信里，专门批评粤军将领各怀异志带来的问题。他认为此类问题若不解决必然后患无穷，“今之党派之争，区域之分者，又成为初症”，粤军领导层“以讳疾忌医，自贻将来之伊戚，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同时，他对于孙派人物在粤军中的未来十分悲观，“凡吾辈所设施者，皆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耳。言念及此，吾为自身惜，又为吾兄悲”；而整个粤军的前途也会因为不同阵营之间的纷争而变得暗淡，“军纪不振，军心不一，兄弟既有阋墙之争，外侮故无同心之御耳。”在蒋介石看来，粤军的内部矛盾，已经在政治、军事上产生危机。
7月12日，蒋介石还向孙中山修书呈称：“此次辞职，纯系于人格与良心问题，彼以其势，我以吾道，彼以其利，我以吾义，道义能战胜势利，故志广心明，无所挂碍也”。蒋介石所谓的道义，大概指的是他所秉承的孙派人物的政治理想，而他所批评的“势利”，则与拥陈诸将领不服其指挥相关。
陈炯明依然看重蒋介石的才干，盼其回粤军任职。12月5日，陈炯明复派陈其尤携其亲笔信赴沪找到蒋介石，称：“极盼吾兄来漳匡助，使粤军得一部分之刷新，逐渐扩充，练成中坚部队，以保障地方之发展。”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执意留在上海。此时蒋介石对陈炯明的抵触情绪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1920年蒋介石短暂回粤军服务，但很快便第三次离职。此次蒋介石在漳州粤军总部只逗留了5天即挂印而去。3月，陈炯明拟创办一个讲武堂，“以现役干部送往该堂，重授教育以资进步”，教育粤军现役军官，专门致信蒋介石请其充任讲武堂堂长。4月，蒋介石经陈炯明、朱执信电催，又得孙中山、廖仲恺面劝，于4月8日离沪赴漳回粤军任职。当他一回到陈炯明的司令部，看到“群小在侧，环境无改于初，越信宿而拂然归”，很快便又离职。4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补记道：“看见这班无聊的人，尤不愿意，故不辞先行，此行无意识［义］极矣”。蒋介石一见到粤军内部敌对派便拂袖而去，可见内部矛盾已经开始导致粤军走向分裂。
蒋介石童年时孤儿寡母的经历，使其具有“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孙中山也说蒋介石“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因此蒋介石的很多感受和看法或言过其实。然而，正是由于蒋介石较常人更为敏感，反而能够更加敏锐地觉察旁人未必能感受到的矛盾。粤军组织方式和人员构成逐渐引发内部矛盾，本身就是由暗到明的过程，唯有躬身其中、嗅觉灵敏者，才可以在第一时间体会这一变化。且以后事观之，蒋介石当时关于粤军的分析确与实情相符，且不乏独到之处。
总而言之，粤军成功占据闽南后，内部组织形态的张力对其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在军事对抗稍显平淡的1919年全年和1920年上半年，内部矛盾尚未激化，粤军表面上仍趋平稳。但是步入分裂的态势既已出现，那么终将愈演愈烈，并可能在某一时段导致影响全局的事件。
结 语
援闽粤军的内部矛盾，相当程度上是这支军队组织形态的产物。在组织方式上，粤军既不是由单一军事集团生根发芽而成，又不是由某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亲手缔造，而是若干个互不统属的小队伍拼合而成，官兵为将领私人所有。人员构成上，将领们背景不一、出身不同，未曾建立统一的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拥陈还是亲孙才是其关注的重点。虽然实际首领陈炯明和精神偶像孙中山总体尚算融洽，但两人关系的波动还是牵动将领们的离合拥拒。蒋介石三进三出粤军，就是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之产物。
闽南护法结束后，粤军的组织形态仍未变化，其各分畛域、以邻为壑的状况亦未改观。随着孙、陈出现分歧，粤军内部矛盾直接诱发军内派系公开对立。1920年底粤军驱逐桂系“光复”广东后，实力进一步扩充。为改变其混乱的组织形态，粤军尝试再度整编，但收效不大。因为此时孙中山、陈炯明在革命理念、方式、手段、目标上分歧逐渐加深，新政府中的政治对立直接影响着粤军，导致粤军出现派系对立。丁文江的《广东军事纪》载：粤军攻占广州后，“许崇智自恃功高，与陈（炯明，引者注）不相能”；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陈与许争为民党领袖，冲突日甚”。军队内部的许、陈之争与政府内部的孙、陈之争，互为因果相互推动。粤军已明确分化出彼此对立的派系，之间的互噬迫在眼前。其后陈炯明“叛变”，虽带有若干偶然性，但终归是粤军组织形态及其导致的内部矛盾所衍生的结果。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原为邓铿部属、最为亲孙的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该军的组织形态依然保持援闽粤军的某些特点，内部矛盾因之不断。第四军的主力第十、十一、十二师，师长分别为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 此三人均是邓铿的忠实拥趸，但彼此间关系也非常微妙。他们以及各自的部属来自不同的州府，各成系统。陈铭枢出身于粤西等地发源的肇军，陈济棠部则是钦廉高雷“下四府”人，张发奎部多是东江、北江的客家人。 在此之前，陈济棠曾联合缪培堃逼迫陈炯明离职前往南京学佛。 而陈铭枢和张发奎爆发过数次冲突：张发奎拒绝陈铭枢担任其上级，待陈就任时竟然避而不见 ；陈铭枢试图令张发奎让度部分灰色收入给他，遭到拒绝后对张发奎“十分恼怒”。 长期以来，粤军始终困于此种组织形态引发的内部矛盾，队伍分化悄然发生。北伐之后同气连枝的粤军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实属意料之中。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安徽史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