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目序》云：“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金石铭刻，记载了历代先贤及勋绩卓著之士冀望流传后世的文本；而作为历代儒家经典文本标准的七朝石经，因为承载着汉、魏、唐、后蜀、北宋、南宋、清代官方刊布的经注定本，在经学文本、学术史研究领域具备特殊价值。然而石经研究热潮仅于二十世纪短暂兴起，随后便趋于沉寂。相较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与儒家简帛文献，石经研究显得相对冷清。由此，读者常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同为经学文献载体，石经文献与儒家简帛文献的研究价值孰轻孰重？其二，应如何运用石经资料开展具体研究？虞万里教授《石破天惊：儒家经典文本的重现》一书（以下简称《重现》），正是对这两个问题恰如其分的回答。
一、石经研究的价值重估
石经文献与儒家简帛文献的研究价值孰轻孰重？虞万里教授在《重现》一书《序言》中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判断：“立足于战国秦汉儒家经典的传承、发展而言，儒家简帛的价值明显优于汉魏石经；而若立足于博士制度建立、今古文经本形成后的形态而言，汉魏石经的价值远远在简帛之上。”
经学之源始于先秦，而经学之名正式确立于汉代。石经作为官方定本，反映了当时确定的诸经次序、师法文本，以及经学史上的重大演变。石经文字皆经精心校覈订正，相较于民间私自传抄、易生错讹的简牍帛书，具备独特的文本文献价值。东汉熹平石经的刊刻，缘于当时博士考试出现“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乱象，汉灵帝召集蔡邕、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卢植等硕学鸿儒正定五经文本，将近二十万字的鲁《诗》、欧阳《书》、梁丘《易》、《公羊》本《春秋》经、严氏《公羊传》、大戴《仪礼》、鲁《论语》，以今文隶书镌刻于石，并参校各家博士本，将校记附于碑阴，前后历时八年方才完工，供天下士子前往太学观视摹写。熹平石经确定的经目文本、经石数量与次序、经文分章篇第等，均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学派的兴衰、师法家法的传承紧密相连。例如《周易》石经文本分为上下经与十翼共十二篇，不同于传世本将《文言》散入《乾》《坤》二卦、《彖》《象》散入六十四卦的体式，保留了汉魏《周易》经传合流之前的形态，亦与作者近年开展的周秦两汉经传注疏形态研究相呼应。再如，魏正始石经残字可证曹魏所立《尚书》博士采用马融、郑玄一脉的《古文尚书》，牵涉汉魏博士题名、汉唐之际《书序》真伪等诸多经学文本问题；宋刻蜀石经首次镌刻经注合刊本《孟子》，标志着儒家“十三经”体系初步形成，在经学发展史上意义深远。《重现》一书指出，蜀石经所依据的经文底本并非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的唐石经，而是唐代大和写本，揭示了从写本到刻本时代，经注文本校勘、合刻过程的复杂面貌。
石经承载历朝经典文字形态的演变，背后牵涉古文经写本与今古文经本的异同，也记录了朝廷为铨选、科举所需，厘定文字、统一文本、推行标准字体的过程。战国秦汉之际，经典文字在古籀、篆、隶的转变中歧出不一，加剧了师法家法之间的争论，更直接影响经典义理诠释与官吏选拔。为统一今文经本，汉熹平石经采用标准隶书。而曹魏正始石经年间，古文经地位提升并获立博士，故此石经并刻古文、篆、隶三体，以示其古文经本来源可靠有据。六朝时，楷书虽已成熟，然异体、讹字泛滥，侵及儒家经典。唐贞观以后虽数度勘定，犹难奏效，故开成年间以楷书镌刻石经，意在定于一尊。北宋石经欲上承秦汉文本旧貌，当时虽有郭忠恕、夏竦深通古文，却已无法完整恢复古经原貌，因此兼刻篆、楷二体；南宋石经则兼楷、行二书，与宋代帝王御书经典的风气密切相关；其选取的经典篇目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理学兴起、“四书”体系逐步成型的历史进程。
二、石经研究的范式探索
石经研究滥觞于宋代，但近代石经学的真正建立，当始于1916年王国维撰作《魏石经考》。他依据《隶续》所收摹本，对汉魏石经的经数、石数、经本、古拓、经文、篇题、古文、书法等展开全面考证。1922年洛阳出土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君奭》和《春秋·僖公》《文公》残石，王国维认为“此事于经学、小学关系至大”，遂据新出土材料修正旧说，撰写《魏石经残石考》稿本，惜未完而辞世。《重现》一书通过细致梳理石经学创立阶段王国维、马衡、罗振玉、章太炎、王献唐诸家的汉魏石经研究思路与学术成果，剖析其研究缘由，揭示出诸家研究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立足石经材料的综合运用，开拓出石经研究的全新范式。
（一）以石经推动商周史重大问题考辨。本书首篇《〈尚书·无逸〉篇今古文异同与错简》一文，考证殷代“三宗”的正确排序应为“祖甲、中宗、高宗”，纠正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将祖甲定为武丁之子的观点。作者从《汉书·艺文志》所载《古文尚书》校勘本的简牍形制入手，结合大量出土简牍的书写体式推勘演绎，证明古文《无逸》记述祖甲的一段文字确系错简，且错乱年代发生在先秦。复在卜辞中搜寻实例，可知祖甲实为汤孙，这一结论既与今文本《无逸》三宗顺序相合，也与熹平残石经复原文本彼此印证。进而结合秦汉今古文《尚书》传授脉络，推断将错乱后的祖甲解释为武丁之子的说法，产生于西汉中后期古文《尚书》传习者，极有可能出自王璜、涂恽一系。再参考《孔丛子》《晏子春秋》相关记载，可确认春秋之世孔子传授《尚书》时，《无逸》中“祖甲、中宗、高宗”的次序已然固定，与今文《尚书》一致。由此可证，今文《尚书》的排序，即孔子当年传经的原序；而传世古文《尚书·无逸》篇与三体石经所载殷三宗次序，则因先秦错简之故，讹误流传长达千年。
（二）以石经深化历代经学史认知。作者指出，石经研究不可仅局限于清代顾炎武、万斯同、杭世骏、翁方纲、孙星衍、冯登府、刘传莹等人开展的史实与文字考证，如对汉代今古文经本的研究，要在皮锡瑞《汉碑引经考》之外继续搜集今文经佚文，结合石经残字、碑刻图录，拓展今文经本的研究范畴。譬如汉熹平石经《仪礼》采用大戴本，可见汉代大戴《礼》影响超过小戴；《春秋》经用《公羊》，亦关涉《春秋》三传的成书年代问题；而各篇之后所附校记异文与今本颇有出入，真实反映了两汉经学各派传承的差异。又如蜀石经部分保存了唐郑覃等人校勘的大和经注写本痕迹，据此可梳理从颜师古、孔颖达以下，历后唐长兴本至宋初国子监本之前的文本流变脉络，丰富唐宋经学史的研究内涵。
（三）建立石经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典范。虞万里教授在《重现》中结合具体案例，系统建构了“残石复原—行款推排—简制互证—异文校勘—经史互印”的石经研究思路：首先依据残石存字、残画、碑式特征与经文语境，判定残石在原碑中的位置；其次参照石经行款规制（每行字数、章句间隔等），复原存有双行两三字以上残石所属的整章、整段佚文；继而运用传世文献、战国秦汉简帛、敦煌文献等多种材料交叉考证，梳理经文篇次与文本异同；最后结合历代经学史、政治史、历史年代学等展开经史互证，解决经学核心难题。这一研究思路，不仅明确了石经学的研究对象、搭建起了完整的论证体系，更确立了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准则，为后人利用石经文献重探儒家经典原貌、梳理经学发展脉络、考辨博士制度演变与早期文献流传轨迹，树立了可资遵循的学术范式。
《重现》以汉、魏、蜀石经为核心研究对象，兼论唐、北宋、南宋、清四朝石经，并梳理二十世纪石经研究学术史。对于有志钻研石经学的人而言，本书既深富启示，亦提出严谨的学术挑战。作者针对汉石经今文经本、三体石经古文源流、唐石经补刻、蜀石经碑制、南宋石经刊刻起讫等尚待深挖的命题寄予厚望，期待学术界进一步重视石经文献，充分彰显儒家经典文本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独特价值。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经学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