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屈威廉(全称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既是家喻户晓的史学家,又是颇负盛名的乡村自然美景保护者。作为史学家,他所撰述的许多历史著作已成为畅销书,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作为保护者,他因积极参与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事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样,屈威廉的成就和贡献远不止于史学领域,终其一生,他都关注乡村保护之事。
“我们为什么应该
拯救英格兰?”
1876年2月,屈威廉出生于沃里克郡靠近埃文河畔斯特拉福的维尔康姆大宅,这是他外公的宅邸。1889年外公去世后,他父母继承了这座大宅,将它作为冬季度假胜地。屈威廉家族大宅则是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沃林顿府,沃林顿府所在的地方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的偏远荒野,虽不壮观但却非常美丽。所以,无论从母亲还是从父亲那边来看,屈威廉皆来自新兴的上层社会,作为其地位和财富象征的乡村大宅与庄园领地,是屈威廉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也是他接触英国乡村和大自然的场所。他曾有如下记述:
……在孩提时代和年轻的时候,我大都在莎士比亚故乡沃里克郡居住,漫步。住宅很舒适地掩映在维尔康姆幽谷底部的树木和丛林中,鸟儿在上面大量筑巢……往北往西是大片的林地,我常去那里在报春花丛中漫游……近处,埃文河要么在树木繁茂的岸下蜿蜒,要么在碧水茵茵的草地穿流。埃吉山包住了东边的地平线;天气晴好的时候莫尔文山清晰可见……总之,这对一个男孩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极好的东西;这个男孩很快就认为诗歌、历史以及在乡间独自漫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三件事。
可见,对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热爱,于屈威廉可谓自然天成,由此也让他养成了乡间散步的天性与喜好。他认为,在新鲜空气和宁静景观中进行这种锻炼,对健康大有益处。
屈威廉对乡村自然美景的热爱和保护,并非只是出于个人喜好,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幼受热衷于“公共事务”家风熏陶的学者,在面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时做出的积极反应。屈威廉生活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其间,英国乡村“因汽车和大型游览车、新郊区扩张和带状发展、半独立式住宅和度假别墅”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乡村景观的变化,也包括污染和噪音等公害的大范围扩散。为此,屈威廉于1922年撰写的《19世纪英国史》强烈地表示了对乡村保护的关注。其开篇就唤起了人们对“18世纪被机器摧毁之前的静谧的古老英格兰”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主要是破坏性的”工业革命,并明确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关切。
在这样的时代和现实背景下,屈威廉对乡村保护的必要性有着系统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年提出的一个问题和解答之中。是年,他代表“国民保护历史名胜或自然美景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以下简称“国民信托基金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英格兰的美景是否注定要毁灭?”的答辩书。其中他提出了一个涉及英格兰乡村及其自然美景保护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Why should we save England?)
首先,他指出了最浅显的理由,这即是钱财考量:
如今,自然美景是值钱的。到英国来的游客,尤其是那些美国人,来品味这座绿岛的花园般魅力,他们自己大陆上的壮阔景色中却没有这种魅力。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的岛屿,他们的后代就没有什么兴趣来参观了。而且,正如该岛的自然美景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和荣誉的源泉,每个郡和每个地区的自然美景也是当地居民的财富和荣誉的源泉。
他认为,如果德文郡或萨里郡的人们因为对个人没什么直接好处而任由郡的特有美貌遭到破坏,他们就是一群不善经营的人。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居民失去了熟悉的自然美景,渴望得到自然美景,并在度假时寻找自然美景,因此会有大量合法的交易来满足其需求。为了这项交易的蓬勃开展,哪怕只是作为一种商业资产,也必须保留自然美景。
第二,他从“精神价值”角度提出了拯救英格兰的理由,强调拯救英格兰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钱财考量,而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心灵健康的大问题。
在屈威廉看来,自然美景曾是英国国民生活中的基本要素,它无时无刻不滋养他们,启发他们从事伟大的文化创造。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人却“被流放”到城市,这对他们的想象力、灵感和创造力产生了有害影响。保护自然美景则是一项与“努力维持理想标准和健康生活的各方人士”密切相关的事业。这项事业赢得了宗教界、教育界、爱国者、社会改革家、旧时代的怀恋者、文学和诗歌爱好者、艺术家和音乐家、鸟类爱好者和动物学家的普遍支持;所有这些人都有最强烈的动机,为了共同支持这一事业而忘记一切恩恩怨怨;因为“如果自然美景消失,宗教、教育、民族传统、社会改革、文学和艺术都将被剥夺生命和活力的重要源泉”。于是,屈威廉十分注重从英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民族文化发展角度强调保留自然美景的意义,乃至称之为今日英国的“精神经济体系”;认为不能听任“现代发展的冷酷犁头继续肆意破坏这岛国每一处美丽之地”。
第三,他从“自然与历史”维度阐述了保留自然美景和历史名胜的动机,即是要“在我们的人民身上培养历史意识,清晰地理解祖先以及本岛从前所有居民的生活;这是在脑海中钟情地描绘的某个实体,而不仅仅是历史书中的抽象读物”。
在屈威廉生活的时代,人们“参观古罗马人的遗址、原始的土方工程、城堡、教堂、庄园和古时村庄的热情日益高涨;对老房子越来越感兴趣,渴望修复它们并在里面住住”;他认为参观历史名胜和建筑已成为最鼓舞人心的现代教育方法之一,是汽车带来的交通改善的结果。通过参观、游览,在现代城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对其祖先截然不同的生活深表同情,这对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想象力都具有非常宝贵的改善作用。而“当‘历史名胜’建筑矗立在‘自然美景’之中,这种效果最为强烈。比如,草地和树木环绕的博迪亚姆古堡、浪漫树林中的切德沃斯古罗马人别墅以及古老荒僻之地上的巨石阵,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由于屈威廉对自然美景之于英国人的健康及其文化和历史影响的深刻见解,他非常清楚破坏自然美景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对这一情况及其后果却不以为然,对此他用了一个比喻加以说明:
出售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画廊的珍宝给一个疯狂的百万富翁,他想在特拉法加广场将它们全都烧掉,这一行为不会比听任英格兰西南海岸线或湖区被开发者一点点地破坏更糟糕。然而,虽然出售大英博物馆的珍宝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但许多人似乎认为破坏英格兰最美的风景是不可避免的。
屈威廉指出,如果不仅仅是审美利益,而且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也会受到威胁,“那么为什么要允许这个岛国上的自然美景被破坏呢?它不啻是剥夺了无数未出生之人的生活乐趣,并使民族的精神萎缩”。在他看来,“自然美景保护”是一个关系到英格兰未来的重要问题。对一个自然与文化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度来说,自然美景的丧失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落。
“为自然美景鼓与呼”
出于对自然美景重要意义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自然美景丧失后果的急切忧虑,屈威廉一直积极投身于乡村保护事业。对此,可概括为“为自然美景鼓与呼”(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这是他于1931年10月在伦敦大学所作讲座的题目,也是他几十年积极参与乡村保护活动的写照。当然,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战斗。在英国,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伊始,保护乡村及大地上的万事万物即已成为一项有组织的公民自治活动,相关组织层出不穷。虽然各组织的具体保护目标和对象各不相同,从乡村景观、有价值的古建筑到野生动植物等等不一而足,但它们同样都致力于保护活动,甚至通过领导成员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国民信托基金会则将这些目标综合起来。屈威廉的乡村保护活动一开始即与该组织相关联,日后更积极地投身其间,并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1912年6月11日,屈威廉致函《泰晤士报》主编,支持国民信托基金会筹集4000英镑,以获得并保护位于温德米尔湖源头“安布尔塞德的古罗马要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该要塞面临着当地建设开发造成的威胁;这在他看来是一个拯救温德米尔湖源头的问题,而温德米尔湖岸对于英国人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是英帝国各地各阶层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湖区的最重要的门户”。翌年10月21日,他再次致函《泰晤士报》主编,抗议在湖区斯科菲尔峰修建汽车公路的提议。像这样,致函《泰晤士报》或公开呼吁,以明确自己对于某一美景的保护立场和态度,成为了屈威廉参与乡村保护的一种方式。
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屈威廉对乡村保护的积极性有增无减。他不仅通过撰述历史著作来表达对乡村的感情,而且进一步投身于国民信托基金会所开展的乡村保护事业。基于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乡村的热爱以及在公众中的声望,屈威廉于1926年被选入国民信托基金会的理事会。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代表该组织工作。1928年至1949年,他任该理事会地产委员会主席;1929年至1946年任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作为该组织理事会地产委员会主席,屈威廉实际上负责管理该组织的所有财产。国民信托基金会拥有的财产种类繁多,分布在英格兰各地,包括环伦敦郡县地产、湖区、其他地区的乡村地产、海滨景观、自然保护区、建筑物及纪念建筑物、纪念碑和土方工程等。其中,仅环伦敦郡县地产的数量和规模就十分可观。它们或通过私人直接捐赠,或通过募捐购买的方式,先后成为国民信托基金会的财产;对于它们的获取和保护,屈威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屈威廉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为加大对英国乡村保护的范围和力度而努力奔走、呼号。1930年,他说服新成立的“朝圣者信托基金会”提供大量的捐款,使国民信托基金会获得并保护了英格兰内陆和海岸的许多财产。1931年,他又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接受了位于英格兰中部峰区的700英亩龙肖庄园,6年后又接受了位于汉普郡南唐斯丘陵的纽廷伯山丘。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屈威廉尤加关注对英格兰湖区日益陷入困境的自然美景的保护。他不仅像早期那样经常致函《泰晤士报》,强烈地表达对这一保护的需要,而且投身于要求保护湖区山谷和山峦的请愿活动。1928年,他购买了位于湖区朗代尔山谷顶部以及其他地方的几座农场,将它们全部捐给了国民信托基金会。1929年和1937年间,他又先后购买、捐赠了更多的土地,使之并入国民信托基金会持有的阿什里奇庄园地产。1937年,他还说服大哥捐赠了自家的沃林顿宅邸及其周围的13,000英亩的田产。
因心系故乡所在的英格兰北部的诺森伯兰郡,屈威廉还不忘敦促人们努力保护和维护坐落于此的哈德良长城,并买下了豪斯特兹要塞旁边的农场,将其捐给了国民信托基金会,并公开反对皇家空军使用诺森伯兰郡海岸进行轰炸练习。作为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他帮助建立“剑桥保护协会”,整合力量将该城西侧从格兰切斯特草地到麦丁利的未被破坏的区域从开发商手里保护下来。
屈威廉也曾为英国的“青年旅舍协会”贡献了力量。1930年,他成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其名字给这个新生组织带来了莫大的威望。1931年1月21日,他在无线电话讲演中解释道,该协会的目标是帮助收入有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得“更多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和关爱”,并改善他们自身的健康、休息和教育。他还为青年旅舍协会的内部杂志《背包客》撰写了一些相当轻松愉快的文章,譬如有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吃过早餐,穿上靴子,上路了……”屈威廉之所以看重这个组织,是因为他认为“从根本上能够反对非利士人而捍卫‘宜人景致’的唯一力量,即是到尚未丧失原有自然美景的乡村度假的民主运动,其中‘青年旅舍协会’的勃兴是一个象征”。
由于屈威廉是英国人家喻户晓的史学家,他本人第一关注的事情也是历史和文学,因此,他在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从事乡村保护事业的时候,能够很娴熟地结合英国历史和文学知识,阐释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的必要性和意义,由此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这一特长,不仅在上文述及的1929年的答辩书以及致《泰晤士报》主编的多篇信函中反复得到体现,而且在后来的一些公开演讲和交流环节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1931年10月26日他在伦敦大学所作的“为自然美景鼓与呼”的演讲,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讲座伊始,屈威廉稍作寒暄后旋即直面现实,他说道:“有两种情况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对我们这个岛国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对自然美景的自觉欣赏,以及对自然美景的急剧破坏。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破坏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欣赏的意识也就十分强烈。当你爱的人要在你眼前被处决时,你当然会失声痛哭。‘同时,不管我多么爱他,我发现现在我已失去了他。’”紧接着,屈威廉反复援引英人祖先对自然美景的喜爱以及各个时代文学诗人留下的赞美自然的诗篇,陈述自然美景对于英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进而他十分忧虑地表示,如果不能至少挽救一点英国的乡村之美,英诗或与诗歌类似的各种思想、感情和抱负将没有未来。
这样,通过多种方式,屈威廉一直活跃在英国乡村保护事业的第一线,成为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在屈威廉和国民信托基金会几任主席、秘书以及其他人等“一群兄弟”的共同带领下,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乡村保护事业欣欣向荣。
“为世人永久保护”
由上可见,作为史学家的屈威廉不仅系统地阐释了保护英国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地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乡村保护实践。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保护事业?
在屈威廉生活的时代,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社会的着力点。而那个时代发展的内涵,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所注意的,“它被视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好东西……即使‘发展’没有定义,但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世界史教材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但它们所认为的发展目标显然不是比荷马史诗更好的文学作品,比拉斯科岩洞壁画更胜一筹的绘画,甚至物理学中超越爱因斯坦理论的发现,而是工厂、能源设施、金融机构的创建,以及为了人类的目标而不断增强对地球资源的利用。至于环境,发展的故事大都忽视了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一个国家要想在发展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将森林转化为木材,将煤炭和铁矿转化为钢铁。在这一过程中,空气会受到更严重的污染,河流也会因侵蚀和废弃物而变得更加不堪重负。”休斯所注意到的这种发展及其结果,不啻是英国所开创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及其结果的写照。
在这种发展观的主导下,许许多多的东西被碾碎、被破坏,这包括乡村田园景致的破坏。1926年屈威廉出版的《英国史》中有不少涉及乡村场景被破坏的段落,其中一段如下: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那片未曾开垦的林地荒野上,至今仍栖息着上帝所赐的各种各样的美丽鸟兽,它们仍在树木和花朵的丰饶中嬉戏,这一定是个十分美妙的地方;而现代人,对其最好的传承漠不关心,他已经完全破坏了它,而且还在继续破坏它;新的破坏工具及方法的发明有多快,破坏就有多快。
这段文字描绘了英格兰乡村曾经繁盛的景观以及现代发展造成的破坏,其描写带有明显的苦乐参半的感觉。
屈威廉的文本描写和社会实践表明,对于现代发展及其成就和结果不仅要历史地看,而且要现实地看;不仅要从经济方面看,也要从文化、自然方面看。其时,英国社会的确形成了一种崇尚乡村生活的风气,那些保留了传统英格兰色彩的古老乡村宅邸在人们眼中也变得越来越可爱,但濒临破坏的它们却还没有得到政府或民间机构的应有的关注。因此,许多人士开始督促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有组织的保护,以阻止那些要把美丽的乡村庄园变成丑陋的建筑用地的破坏行为,并防止宅邸内收藏的大量无价之宝的流失。而屈威廉所从事的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的确是一项有组织、有目标、有原则的事业,这就需要跳脱个人喜好,从更大更长远的角度加以认识。对此,可借用国民托管基金会保护工作的主旨,概括为“为世人永久保护”(For everyone, for ever);唯其如此,才能把握屈威廉参与的乡村保护事业的作用及其重大而持久的意义。
在屈威廉及其代表的国民信托基金会的努力下,英格兰大量的历史名胜或自然美景得到了保护,它们是有形的物质财富,也是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有助于满足城市化时代英格兰公众的需要,对于缓解城市生活的问题并恢复城市化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屈威廉在投身乡村及自然美景保护的过程中,对于自然本身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有一种从人类中心视角向生态整体认知的推进,这从1929年和1931年两次公开演讲的内容比较中可窥见一斑。1929年的演讲也即上文述及的他代表国民信托基金会进行的答辩,在这里他对“我们为什么应该拯救英格兰”问题作了回答和阐释,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英国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历史感的培养,因而体现了明显的人类中心视角。1931年的演讲,也即前文提及的是年10月26日屈威廉在伦敦大学的演讲“为自然美景鼓与呼”,他在这个讲座中不仅描述了英国乡村面临的威胁,以及城镇居民恢复他们与自然长期断绝的联系的需要,而且重申了对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其中他的思想变化是清晰可辨的。
在这次演讲中,屈威廉从英国历史和文学中挖掘出了一种自然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天然的兄弟般的爱”:
但并不是只有在春天我们才能感受到对生长万物的爱。我们对树、对花甚至对草都有一种天然的兄弟般的爱;对岩石、对水也可以是这样。从字面上讲,我们和它们都是地球之子,因为正如科学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已通过无数代从地球中进化而来。从字面上和寓言上来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而当一个美丽的审美形态被赋予我们的树木兄弟,或者被赋予穿过我们岩石兄弟的我们的水姊妹时,我们从它们以及它们跳动的生命中感受到亲情与欢乐,这种依恋之感比单纯的审美乐趣更强烈,尽管审美乐趣确实占了情感的很大一部分。
这段文字所表达的对自然万物的“天然的兄弟般的爱”,是人类历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生态认知。虽然这种认知通常并非自觉的思考,但屈威廉相信,它是人类对自然的冲动的核心;并认为,英国诗人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诗歌,如《山谷里的爱》(Love in a Valley)和《冥王之女降临的日子》(Day of the Daughter of Hades)等,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人类与地球和自然的家庭关系这一观念。
屈威廉还认为,自然的体验因地而异,自然的魅力由多方面组成。一方面是美感,或者形式和色彩之美;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召唤”,是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常常作为寓言和现实体现在春天的永恒轮回之中。“当一个人在漫漫长冬过后眺望花园,依据一些迹象,看见意志坚定的大地老母‘再次苏醒’,是多么的高兴啊!”屈威廉甚至声称,“在万物复苏之时,这种喜悦对所有动物、大母神的所有子女、地球上所有居民都是自然而然的;人是其中的一员——除非他把自己关在城市里,不再是自由的、有形的自然的一部分。”
因为有这样的生态整体认知,所以我们看到,屈威廉领导的国民信托基金会强调对多种类型的土地以及在自然美景上栖息的其他生命的保护。这包括大量可耕种但经济效益较低的土地,以及涵盖丘陵、荒野、悬崖、草地、树林和小山等未开垦的土地,屈威廉说到过它们——“我们拥有的大部分是未开垦的土地,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其自然状态”。除此之外,还有“鸟类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这是国民信托基金会拥有的一种特殊类别的地产,公众进入是受到限制的。对这些类型的地产和其他生命的保护,显然最能体现屈威廉投身的乡村保护事业除了为公众健康着想外也着眼于未来的主旨。
屈威廉是那些以对自然的感知和历史知识来关心乡村和自然的历史学家的先驱,其乡村保护的言与行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有了屈威廉和他的同事及学生的努力,剑桥大学附近的乡村美景,尤其是格兰切斯特草地在20世纪20年代末面临被开发而毁灭的危险时,才得以被拯救下来,中国诗人徐志摩也才有可能在1928年创作著名的诗歌《再别康桥》。这样,人们也才能欣赏到如此美妙的诗句——“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