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儿童小说的核心命脉是书写成长，而这种“成长”指的是孩子经受磨难后的精神发展。所谓“成长”，就是指少年儿童生命发展中经历各种挫折、磨难、困扰、迷惘……之后，或苦闷挣扎，或情感震荡，或自我救赎，或心灵顿悟……的过程。

按照此定义，儿童小说“书写成长”主要集中在三类作品：第一类，写“误入歧途”后“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作品，如班台莱耶夫的《表》、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刘厚明的《绿色钱包》、任大霖的《喀戎在挣扎》等，这类作品中少儿的“成长”可称为“转化性成长”。第二类，写孩子遭受诸如战争、火灾、车祸、大地震、父母去世等重大生活变故后，短暂消沉，随后勇敢面对，自尊、自强、自我救赎的作品，如国外小说《鸟雀街上的孤岛》《安妮日记》，国内陈丹燕《灾难的礼物》、孟宪明《第三十六声枪响》，以及祁智的《方一禾，快跑》。这类作品中，孩子的成长路径，可称之为“灾变性成长”。第三类，写孩子或因经验欠缺、认知局限，单纯、懵懂而闯祸，或受到某种诱惑、误导、裹挟，不辨是非而犯错，后经老师、家长、伙伴指引、提醒、点拨，幡然醒悟，开始自我调整、不断探索……如国外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绿山墙的安妮》《洞》，国内小说如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彭学军的《腰门》、张国龙的《瓦屋山桑》等作品，这是儿童小说“成长书写”中最多、最典型的一类，该成长模式，笔者将其命名为“渐进式成长”。这三类“成长”代表了儿童小说成长书写的“主流”形态。

笔者注意到，在中外儿童小说中，还有不少作品并没有在情节、故事层面聚焦、刻画孩子的心理变迁、性格发展，而只着意于描述小主人公的生活日常、常情、常态，但同样弥散着摄人心魄的文学力量。比如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内斯比特的《铁路边的孩子》、凯斯特纳的《两个小洛特》《玛蒂尔达》《埃米尔擒贼记》、诺索夫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凌叔华的《小哥儿俩》、任大星的《吕小刚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梅子涵的《戴小桥全传》、郑春华的《非常小子马鸣加》、朱自强的《我们的属鼠班》、叶广芩的《耗子大爷起晚了》，以及祁智的《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我们兄弟》等作品。

这类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大都没有明显的“成长节点”，更多是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行动实践展示属于人类童年的生命智慧和内在力量。相比前三种“成长书写”，这类写法可谓“非主流”模式。我将它称之为“平移式”成长。“平移式成长”人物性格、心理发展特征不明显，更多是通过彰显童年内在的光彩和力量来体现儿童生命发展的动因和趋向。

这种“平移式成长”，我称之为“常态性成长”，而这恰恰是生活和童年的本色。一个孩子在周而复始的生活里，不知不觉间就面目一新、流光溢彩。这样的“成长书写”立足于生活日常的描述，没有刻意渲染气氛，没有人为制造冲突、悬念，更没有宏大叙事，而是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日常中发掘、呈现生命的内在光彩和智慧。

实际上，祁智作品《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我们兄弟》所代表的“常态性成长”，也是“成长书写”的典型方式之一，同样具有让人过目难忘的文学特质。

其一，题材生活化。立足于校园和家庭写童年，题材内容极富生活质感。比如，《我们兄弟》中对小哥儿俩相处模式的描述。作者以细腻的描写将小弟兄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妙趣横生。

其二，主题日常化。紧扣儿童生活表达成长主题，童心的单纯、善良、稚拙、明媚；儿童的勇敢、坦荡、自尊、自强、乐观、独立，都是表达的主题。所有这些，既是童年本来的样子，也是童年理想的形态。

其三，形象“正面化”。《芝麻开门》后记中，作者明确说：“不愿意说孩子有缺点。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这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足见，作者塑造“好孩子”群像，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儿童观：把童年看作是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对孩子充分理解、信任，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欣赏、包容，因此在作品中有意无意规避了他们的缺点。

其四，交互性视角。祁智多部小说采取交互性叙述视角。比如，主视角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儿童视角，副视角是旁观者或见证者视角，即“上帝视角”。如《方一禾，快跑》，主线故事以第三人称方一禾视角展开，生动呈现孩子的自立自强、责任担当；副线情节则通过父子日常互动的生活还原，再现了爸爸言传身教给予儿子的深刻影响。

其五，绵延性叙事。小说采取慢节奏、匀速展开，情节铺展如同画师工笔作画，也如绣娘手工刺绣，绘形绘色，极尽细致。这种“绵延性叙事”从《芝麻开门》到《小水的除夕》，再到《方一禾，快跑》，还呈现出由“外”到“内”，不断拓展的趋向。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有一句名言：“写小说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少地着墨于外在生活，而最强有力地推动内在生活。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在2000年出版的《芝麻开门》里，作者对儿童外部世界的描述更多一些，而到了2014年出版的《小水的除夕》和2026年出版的《我们兄弟》中，作家显然更注重对而小主人公内精神世界的刻画。

和不少同类作品多采取冰糖葫芦式“串珠”结构不同（如《戴小桥全传》），祁智小说多采取首尾相接的回环式结构和环环相扣的“层递式”结构，如《芝麻开门》《小水的除夕》和《我们兄弟》。这样的情节结构很适合时间跨度比较小、成长坡度不太明显的童年生活叙事，这让看似水波无痕的童年日常于不动声色中趣味盎然。

祁智儿童小说多用短句，极少主观化的形容词、副词修饰，这让作品的语言简洁生动，极富画面感，富有表现力。比如，“夜越来越深。在黑里呆久了，反倒感觉不到暗，看到的都是亮。窗外的天光，让屋里依稀可见，好像大白天拉上了窗帘。”（《方一禾，快跑》）此外，作者行文如画工工笔作画，一字一句张驰有度，一针一线有条不紊，细节极为丰富生动，但代价就是叙事节奏略显单一，悬念感有所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