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5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今世界，人们似乎还没有好好地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就急于投身到改造世界的伟业之中。在多元主义文化兴起之后的世界里，人类面临越来越重要的相互理解问题：来自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如何相互理解；不可共度的多元文化之间是否有共通的理解结构；人类文明需要奠基在什么样的文化理解的理念之上。
伦理理解的时代气象
时代呼唤伦理，世界需要伦理理解。纵观世界政治与国际秩序，中美博弈、俄乌冲突、巴以危机等一直牵动着全球公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世界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这个世界会好吗？”一百多年前一位中国老人的未来之问，正成为当代世界公民的普遍困惑。这是深陷战争泥沼的俄乌、巴以民众的呐喊，也是经历“梦幻”般选举的美国选民的疑问；这是正在经历全球文科衰落浪潮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思，也是每个清晨连接互联网的亿万普通大众梦醒时分的迷茫……20世纪70年代，伽达默尔就曾经说过，因为“世界政治和社会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理解问题”具有“日益增长的现实意义”，人们需要在“地区、民族、联盟和世代之间建立相互理解”，但是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地区、民族、国家、世代之间“所用的主导概念”之间“缺少共同语言”。五十余年过去了，世界政治与国际秩序的现状表明，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似乎还是没有找到根基，伽达默尔所开启的语言哲学解释学似乎湮没在人类文明的极速发展之中。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历程看，现代文明发展的四大引擎——科学、技术、经济和营利，每一个都带有自身根本性的伦理缺陷：科学排除了一切价值判断及科学工作者的主体良知，患有严重的盲症；技术是纯粹工具性的，傲慢地凌驾于精神和情感之上；经济用冰冷的计算将人类互助打入冷宫；营利则贻害所有领域，包括教育、政治、生物及基因研究领域。科学家在实验室拥有的权力被完全剥夺，集中在企业大亨和强权国家的手中。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极端发展，已经日益背离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从“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开始转换为我们“生在现代性的牢笼却无往不在自由之中”。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始呼唤伦理的生活，期盼激发理解生活的伦理价值的出场。
为应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困境，1993年——与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同一年——全球6500余名宗教领袖、宗教神学学者以及一些有个人宗教背景或没有宗教背景的学界和新闻界人士，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并发表《全球伦理宣言》。我们需要追问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宗教”会议，最后不是发出“宗教宣言”，而是发出了“伦理宣言”？这足以表明，“伦理”是我们可以通达世界的共通性话语，即便那些不可共度的“宗教”派别，也能接受“伦理宣言”，伦理理解是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基本方式。
近年来，中国开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更加强调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融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迅速得到了世界性的学术回应，法国哲学家莫兰认为：“人类还是第一次拥有了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危机感”，“没有任何国家再可以自行其是，或者颐指气使成为霸权”，“人类开始有可能在寰球范围内实践互助的责任伦理和家园共建”，“中国拥有古老的伦理源泉，应当将它们现实化，将其激活，使其再生”，“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期待她以文明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意识到中华伦理型文化传统在当代可能具有的文明力量，期待一种伦理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无论是国际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知识界的学术探讨还是现实国家的实践主张，这些时代的发展症候都表明一个迫切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体认。这一宏观的文化理解问题必须落实为不同文化中的具体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往人类文明史中的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可能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精英式、局部的、间断性的相互联系与长时段的文化融合。当代文明的文化理解是普遍的、即时的、数量级的、平民化的频繁交往与交流，需要找到每个具体个体能够相互理解的文化通感。伦理理解正是希望将人类理解的哲学诠释学从哲学视野拓展到文明与文化理解的视阈，找到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文明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方式。
理解的知识困境及其伦理指向
面对人类日益严峻的理解困境，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语言的理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论断”，人类相互理解的努力遭遇失败的原因是“好像缺少共同语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过程表现为语言现象，即便理解过程的对象是语言以外的领域时，或者倾听的是无声的书写文字的时候，理解过程也表现为思维本质的灵魂与自身的内心对话的语言现象。长期以来，西方思想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建立在语言的逻各斯之中，以形而上学为其基本表现形式，以知识论的普遍性真理追求为准绳，通过语言哲学不断深化人类理解的理性限度。直到20世纪末，罗蒂指出：“我们必须区分‘世界存在那里’和‘真理存在那里’这两种主张……‘真理不存在那里’，只是说如果没有语句，就没有真理；语句是人类语言的元素；而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只有语句才有真假可言；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罗蒂建议我们“不要崇拜任何东西”，要把“我们的语言”“视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罗蒂直接揭示了语言的偶然性，从而使得理解的真理性动摇，理解的不可理解性问题凸显。
在此意义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更是振聋发聩地提出：“如果不再从‘存有本体’的认知角度去理解生活的话（欧洲思想，或至少说哲学经常如此做），我们如何着手对待生活呢？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身在‘生活’里而与之没有任何距离的话，我们如何‘触及’它呢？”事实上，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在“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所维系的“伦理世界”中生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理解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起点。伦理天生就是关涉“与他人连结，与社区连结，与社会连结，直至与人类种属连结”，可以说，伦理本身就是生活，生活本身也是伦理的连结。理解本质上是对生活的理解，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对生活的理解，也即伦理理解。西方哲学诠释学在探索尽头发现了语言的偶然性，语言哲学的真理性被取消之后，我们需要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建构性地理解人本身以及人类所处的时代。
一般而言，理解问题包含理解主体、理解对象、理解过程与时间性四大元素。一种理解得以完成必然是理解主体在一定时间中对理解对象意义统一体的认可，以及由此在主体间形成的共识。从理解的主体与对象关系看，有自身理解问题，有对象理解问题，也有主体间理解问题。从上述要素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理解有以理解对象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方式的理解，以理解主体与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伦理理解，以及以时间性为中心的信念理解。西方哲学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形而上学为主导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经过存在论的确证、认识论的划定界限以及语言哲学的限度，正进入以实践生活为中心的新纬度，这个纬度就是伦理理解的纬度。
伦理理解是以理解主体为中心的理解，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主体间性的理解。伦理理解是与形而上学理解、信念理解相平行的理解方式。不同于形而上学理解以理解对象的客观性真理为前提，也不同于信念理解最终指向宗教式的终极关怀，伦理理解是以当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系性实践生活为中心的相互理解。伦理理解包含着对存在正当性辩护的意义理解，本身就是对意义统一体的体认，内在地包含着形而上学理解与宗教信念理解，能够为多元文化冲突下的全球对话提供理解平台。伦理理解以当下生活世界为中心，理解历史性的知识世界，面向未来的实践世界。伦理理解以对伦理学内部基本问题的理解来解决意义冲突与价值重估问题，以对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宗教的外部关系的理解，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间相互理解问题。伦理理解的内部理解的基本内容有：群己关系理解（契约论）、义利关系理解（美德论）、名实关系理解（规范性）。其外部理解的基本内容有：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理解，伦理学与宗教信仰关系理解，伦理学、形而上学、宗教三者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理解。伦理问题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作为具体的人和大写的人类能够感知到的共通性问题，我们可以以此为起点触动具体个体的生命体验。
伦理文明视阈中的伦理理解
叔本华在19世纪就曾指出：“在人类中常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伦理趋向，来源于（虽然不自觉地）形而上学，并且对人生不按这些路向给出解释，任何宗教便不能赢得立足之地；因为各种宗教全都是靠它们的伦理方面紧紧抓住人的思想的。每种宗教均把它的整个教义当作每个人容易感觉到的道德动机之基础，但他并不因此而理解这一点；并且他把教义和道德动机基础两者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致它们似乎是分不开的……人的理智必须尽力解决的所有问题中，形而上学的问题最难，难到这种程度以致许多思想家认为它绝对无法解决。”由是观之，伦理、形而上学、宗教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而形而上学与宗教最终获得理解必须依靠伦理，伦理是最能“抓住人的思想的”，伦理理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遗憾的是，叔本华站在近代哲学的地基上，依然走向了伦理形而上学，还没有意识到伦理理解的根本性。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始终试图以现代性来统摄当代世界，将西方之外的世界设定为“未完成的现代性”。哈贝马斯虽然意识到西方启蒙理性在当代遭遇的危机，提出行为交往理论，“希望把理性的实践理解为体现在历史、社会、肉身和语言中的理性”。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为交往理论就是建立在伦理理解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是，哈贝马斯最终还是将这种相互理解的力量中心寄托在欧洲，以一种反问的方式——“除了欧洲，还有谁能有勇气从自身传统当中去获得一定的见识、胆量和幻想——即为了剥夺盲目强迫捍卫系统和提高系统的前提所具有的建构心性结构的力量而必须具备的一切？”
马克思曾以现代资本主义为中心，将前资本主义时代归纳为人对人的依赖阶段，并认为这种对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将资本主义阶段归结为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在人类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单个人或小群体在人类尚不了解的喜怒无常的大自然面前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靠人与人的合作才能够对抗自然以生存下来，这种合作是“自然的”，也是“被迫的”。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最终喊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人类从人对人的依赖走向人对物的依赖，进入商品拜物教的时代，消费主义的张扬导致大自然不能承受之重。如前所述，现代文明的四大引擎（科学、技术、经济与营利）已经导致越来越深刻的人类文明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呼唤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文明秩序。
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具体个体生命得到彻底绽放基础之上的人类命运与共的伦理共同体，也就是伦理文明的时代。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人对人的依赖是“被迫”“自然发生的”，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伦理文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互联网技术普遍联结的，它既是人对人的依赖，更是人类自觉主动地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是通过人与人的伦理价值认同与共识，确立对人与自然关系限度的认识，在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可控制的基础上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创造一种为人类“伦理支配的文明”。伦理文明时代，我们已从单一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时代，迈入处理这些关系复杂互动的时代，以“人与人”的伦理秩序来规范“人与自然”的发展限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控制在“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把控的范围之内，从而保障人类文明发展的有序与美好。
伦理文明的发展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根之木。汤一介先生曾经预言：“21世纪将形成一个文化上的新的轴心时代。”不同于旧轴心时代各文化共同体在各自时空的独立绽放，新轴心时代是多元文化共同体的汇通与融合。西方现代性文明受到古希腊科学民主的滋润，中东阿拉伯带着希伯来文明的血统，中华文明更是五千年来都没有中断。可以说，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就埋藏在旧轴心时代的文化土壤之中。人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人对人的依赖的不同方式，构成了伦理文明时代相互进行伦理理解的文化密码。伦理文明时代的人类，需要完成历史的和解。历史的和解中，最重要的就是西方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导的科学文化、中东阿拉伯世界以人与自身关系为主导的宗教文化，与中华文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的和解。在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洪流中，中华伦理型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在国家发展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为时代确证伦理文明的合理性，探索走向伦理理解的人类可能性，将人类从追求个体的美好生活推向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文明发展维度。
从伦理文明的视角出发，我们走向了更深层的“伦理理解”。这一理念既有全球宗教群体提出的“世界伦理”，也包含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二者共同的“真实”“存在”就是人类个体与族群都生活其中的“活的伦理”——命运通感、知识同构、价值共享，构成了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石。因此，伦理理解既是一种面向生活的人类实践需要，也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意义理解突破，更是一种文明对话的时代话语探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