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人物，一件事物，在当下总是被打扮得花花绿绿，冠冕堂皇，但是，当它们不可避免被历史审视和描述的时候，花花绿绿的东西就都被剥去了，还原为它本真的面目，而被还原的东西，正是人物或事物被它所处的“当下”竭力掩饰的东西。

这话可能不好理解，我换一种说法：推动人物做一件事情以及事物向某一个方向发展的，并不是被冠冕堂皇地喧嚷着的东西，譬如皇帝的“尊天”、“敬德”、“保民”的品质，统治集团“抚民”、“利民”、“惠民”、“恤民”、“安民”、“富民”的行为动机，等等。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才是人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事物向这个方向发展和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在趋力呢？

我认为，是人物和事物的自利本性。

我们用司马迁的历史态度来做说明。

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正是因为他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总是能够透过“当下”的掩饰，进入到历史语境的真实之中，让那些不被表述但是又确实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且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置放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中。

以众所周知的“指鹿为马”的故事为例。原文如下：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短短六十四个字，描述了一个历历在目的场景，一个让人回味不尽的故事，其中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何以达到如此效果？曰：精微的人性展示使然。

正是在这种真实的人性展示中，皇帝和群臣被还原成为与进行利益算计的市井小民没有什么区别的人：赵高把马置放在皇帝面前，说：“这是马。”皇帝如何呢？鉴于赵高位高权重的身份，秦二世胡亥者也不能直截了当斥责赵高胡说八道，而是“笑曰”：“丞相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把一匹鹿误认为马呢？”完全是劝哄的语气。胡亥仍旧不能坚持自己的看法，“问左右”：“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左右”又怎样呢？左右或者沉默，不发一言，或者七嘴八舌地说“这就是一匹鹿”，以此取悦于赵高。司马迁没有说胡亥皇帝最终态度如何，但是从赵高后来想方设法惩罚指认鹿为鹿的人上看，这位天子也顺应了赵高的说法，只能认为那匹鹿是马了。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赵高不但“验”出了自己的权势轻重，同时还“验”出了群臣的分量，“验”出了皇帝胡亥的分量。这就为他杀胡亥，立子婴为秦王，并最终葬送一个庞大的帝国埋下了伏笔。

你看，小人兼佞臣赵高，煌煌大哉秦国皇帝胡亥，朝廷文武官员，在国家的最威严的殿堂上，上演的难道不是与一般的民众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的市井活剧么？皇帝还有一点点“内圣外王”的样子吗？群臣还有一点点肩负为国家社稷辅佐皇帝重任的栋梁之相吗？

我们为什么说司马迁厉害？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什么东西才是人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事物向这个方向发展和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在趋力”，并且用传神之笔表现了出来。要知道，这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呀！这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情境之中呀！

让我们万分惊讶的是，司马迁的态度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非常符合近代政治哲学观点的态度。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就曾经指出，应当主要从机械论的情感心理学方面去理解人类的所有行为，霍布斯这里所说的人类，当然也包括被中国人视为“天之子”的皇帝。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进一步认为，感觉是人类本性的主要属性，每个人都喜欢愉快厌恶痛苦；渴求自我保存，追求快乐与幸福的人类本性，构成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机。换一句话说，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不管你是天子还是平民，不管你是贵族还是乞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所以，西方思想家才推导出一条政治定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割，达到互相制约的效果（这个观点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含义）。

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不具备近代政治哲学思想浸润的情况下，仅仅凭着一种政治的和人性的直觉，就深入到了人性深处，并据此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了独特的解释。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和坚韧的勇气，不是任何人都有的。一部《史记》，让我们看清了多少曾经被权力遮挡着的内部情形！正因为我们有司马迁这样的伟大历史学家，中国人才像笃信宗教那样笃信历史的力量，坚持让历史作为人物和事物的最终裁判者。

历史从来没有失责，它总是在必要的时候揭去权力的伪装，说出真相，说出真理。

所以，当有人起劲地冠冕堂皇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学一学司马迁，把事情的根底看得详细一些，这是有好处的——至少，我们心里将会明白：“什么东西才是人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事物向这个方向发展和不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在趋力”。

这对我们极为重要。

（2007-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