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重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地位，德国于2005年推出“卓越计划”，后升级更名为“卓越战略”。两大战略一脉相承，促进大学的跨学科发展是其政策焦点和改革突破口。其政策实践逐渐形成国家牵引学科交叉融合的五个核心机制：规范研究集群的治理架构，施行学术逻辑主导的遴选办法，明确评价标准的价值导向，推动后备人才的集聚培育，强化学术创新的应用贡献。上述机制彰显政府引导下的自主发展、项目制推动的制度化建设以及从跨学科向超学科转型的价值取向，助力高校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以问题为中心、贯通产学研边界、指向实践应用的新型跨学科组织，进而在多元主体的协同中实现知识的交融与共创。“卓越战略”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抓手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国家驱动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和大学组织模式创新提供独具价值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学科交叉融合；卓越集群；超学科；德国高等教育
作者：曹燕南，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朱永贞，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洪成文，男，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曹燕南,朱永贞,洪成文.国家牵引学科交叉融合的有效机制与价值取向——德国“卓越战略”的政策实践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8):73-83.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科技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新知识领域持续涌现，知识体系边界日益模糊，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知识演进和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跨学科视角更趋近于复杂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更有助于从整全的视野出发揭示规律、解决问题。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学科概念的质疑，他认为“所谓‘学科’之内所容许的题目、方法、理论或推理之间的不同，远远超过学科本身之间的不同。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严重的重叠，而且就所有这些学科的历史进展而言，重叠的程度还在加大。”[1]而解决这种重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学科领域的整合来分析世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学科交叉地带是尖端知识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自然成为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突破口。在此背景下，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全球高校改革发展的关键任务和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政策焦点。
事实上，政府如何有效牵引学科交叉融合，是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切的重要课题和实践难题。虽然从知识演进的范畴来讲，打破学科边界是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却面临传统大学制度中学科壁垒森严、界限固化的重重阻碍。因此，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于高校突破单一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实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创新至关重要。近年来，众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支持高校争创世界一流的国家项目和资助计划。其中，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正是相关计划最新的政策重点。
目前，有关跨学科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院校和学科领域案例，对于国家政策层面的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各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战略作用和驱动机制研究亟待加强。本研究聚焦德国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的演进，将宏观政策支持、院校制度变革、学科交叉实践进行串联，剖析政策引导学科交叉融合的有效机制，并揭示其改革实践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
一、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政策演进与战略升级
2005年以来，德国政府先后推出“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和“卓越战略”（Excellence Strategy），其首要目标在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提升科研水平、培养创新人才，重塑德国在高等教育与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力。相关政策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竞争性资源分配打破平均化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先支持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研团队和顶尖大学，与我国“双一流”等重点建设政策的总体思路具有共通之处。[2]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经过20年的实施和更新，其已成为德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特色品牌[3]，其重要特征在于注重跨学科的尖端研究领域、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科研后备力量的培育。其中，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作为其核心建设机制，在政策迭代中愈加凸显，并不断优化，撬动德国高校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转型，乃至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系统性改革的突破口。
（一）“卓越计划”（2005－2017年）
2005年，德国发布《联邦与各州关于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卓越计划的协议》，宣告“卓越计划”启动，并授权由德国科学基金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卓越计划”设立三大资助模块。一是“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s），以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为资助对象，旨在为高水平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提供资源支持和良好环境，强调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能力、国际化发展及专业化训练。二是“卓越集群”（Clusters of Excellence），以围绕某一研究领域的协同科研组织为资助对象，支持一所或多所大学聚焦特定的科学与现实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追求尖端领域的卓越科研。相较于传统的专项研究课题组，卓越集群通常具有相对清晰的治理边界以及独立的运行制度与管理架构，不以课题结项为终点，而以相关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发展、跨机构合作及持续性创新为目标，致力于长远的协同生态建设。三是“机构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ies），以具有国际科研水平和学术发展潜力的顶尖高校为支持对象，指向大学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高校申报该模块资助的前提是至少同时入选一个“研究生院”项目及一个“卓越集群”项目。可见，高水平的跨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是高校获得整体资助的关键。
（二）“卓越战略”（2019－2032年）
2017年，“卓越计划”升级更名为“卓越战略”，于2019年正式实施。其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卓越战略”取消“研究生院”资助，将原有三个模块转换为“卓越集群”和“卓越大学”（Universities of Excellence）两大模块。“卓越计划”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指出，“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以其相关研究集群的科研创新质量为基础，因此对“卓越集群”的专门资助更为根本，也更富效率。[3]“卓越战略”因而将资源集中投入跨学科集群建设，进一步凸显其政策核心地位。
第二，原有的“机构战略”模块调整为“卓越大学”模块，进一步打开学科交叉融合的空间。虽然新模块不再限于单所大学独立申报，而是允许高校联合申请“卓越大学联盟”资助，但仍以研究集群为建设基础，即要求相关院校围绕共同建设的卓越集群展开持续的科研合作。这促使跨学科的协同空间从院校内部扩展至院校之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各校学科优势，扩大跨学科合作的协同效应。
第三，“卓越战略”的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资助重点进一步聚焦。在“卓越计划”时期，第一阶段（2006—2011年）和第二阶段（2012—2017年）的投入分别为19亿欧元与27亿欧元。其中，第二阶段资助45个研究生院、43个卓越集群和11所高校。[4]而“卓越战略”第一阶段（2019—2025年）的整体投入接近38亿欧元，是“卓越计划”第一阶段的两倍。同时，随着“研究生院”模块的取消，更多资源得以集中投入“卓越集群”。“卓越战略”第一阶段仅面向“卓越集群”的年度预算就达3.85亿欧元，共资助57个集群；第二阶段（2026—2032年）“卓越集群”的年度资助预算增至5.29亿欧元，资助规模扩容至70个。[5]足以看出，新政策对研究集群的支持力度稳步提升。
（三）政策重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的演进历程显示，学科交叉融合一直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且其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说，“卓越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以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科研创新增长点和组织变革先导，在推进学术前沿领域创新突破和尖端人才培养的同时，重构德国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模式，带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大学组织制度革新。
首先，“卓越集群”作为德国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核心模块，其设置初衷即强调通过促进跨学科合作实现顶尖科研。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就在经济领域使用“集群”概念，推动形成一系列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企业的区域性合作与发展。作为一种组织模式，集群的根本内涵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合作，产生协同效应。[6]2004年，“集群”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卓越计划”的讨论。人们形成两大共识：第一，尖端创新生发于科研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与优势互补；第二，“卓越计划”资助的落脚点以及围绕资源的竞争应聚焦院系和学科层面，而非大学。[7]由此可见，“卓越计划”的核心要义在于依托研究集群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其次，“卓越战略”进一步将“卓越集群”模块确立为大学资助的先决条件，从而把学科交叉作为着眼长远的战略途径，旨在以跨学科组织模式创新带动大学整体制度与生态的重塑。随着“研究生院”模块的取消，入选“卓越集群”成为高校获得“卓越大学”整体资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卓越战略”规定，高校只能经由“卓越集群”模块提交申请，当单所大学获批两个以上或大学联盟获批三个以上“卓越集群”时，方可被列为大学整体资助的遴选对象。换言之，“卓越战略”的实质支持对象是聚焦跨学科领域发展和科学问题突破的研究集群，大学能否获得资助从根本上取决于其集群建设成效。这一制度设计无疑会促使高校聚焦学术建设，构建高水平、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团队，而非将注意力局限于竞争大学排名的指标堆砌。
二、“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牵引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机制
长久以来，现代大学发展遵循“学科中心”的基本逻辑，形成在信念、范式、利益上均自成一体的“学术部落”。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采取一系列旨在打破藩篱、推动合作的政策举措。
（一）规范治理架构：指引跨学科组织制度建设
联合委员会明确规定，虽然“卓越集群”并非独立法人，但应建立实体化运行的治理架构，通过健全的内部制度和管理流程，为跨学科活动提供组织保障与支撑。[8]这与传统意义上依托科研项目资助组建的课题组存在显著差异，后者的团队成员相对缺乏共同的组织目标、稳定的资源支持和常态化的制度激励，不利于突破各自学科壁垒，开展长期而紧密的跨学科合作。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卓越计划”在惯行的项目资助体系之外，着力打造“卓越集群”。其主要逻辑就在于提升科研团队和项目的组织化程度与制度化水平，从而形成稳定的跨学科人才集聚，保障持续的跨学科科研合作，不断推进和扩展特定领域的知识交叉融合。
为此，德国科学基金会于2023年推出《卓越集群建设章程指南》，对卓越集群的组织框架和内部治理作出规范化指引，促进构建有助于学科交叉及顶尖科研的组织生态。各卓越集群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拥有自主权，但须满足《卓越集群建设章程指南》规定的基本治理架构，并向联合委员会说明内部各主体的权责关系、组织运行机制、战略规划和常规工作。[9]
《卓越集群建设章程指南》要求集群一般应设置理事会、领导小组、发言人、行政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或职位。理事会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机构，拥有关于集群学术发展、行政管理和财政的决策权，行使集群章程的制定权、人事任免权（包括选举及罢免领导小组与发言人）以及监督审议权等核心职能，是集群跨学科发展的决策基础。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集群的常规运营。发言人担任集群理事会主席和领导小组主席，对内统筹集群运营，协调内部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加强成员间的跨学科合作；对外争取集群利益，运用自身话语权影响相关院系、高校和外部机构的资源分配与投入。发言人由集群理事会所有成员投票选举产生，有助于降低集群内部权力失衡、单一学科独大的潜在风险。行政办公室为集群的常设运营机构，负责各类决策执行和日常事务运转。科学顾问委员会为集群建设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包括对集群的学术发展与组织结构优化、重大人事任免、大型支出项目、内部评估实践提供建议；同时，还负责协调、指导多元学科背景研究者开展合作、共享数据和成果、调节分歧和冲突，起到跨学科合作催化剂和润滑剂的作用。
研究集群强调跨学科合作，院系制度则以传统学科为中心，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并在资源分配上形成竞合关系，对大学治理提出新挑战。一方面，大学需协调集群与学院的发展，将集群这一新兴组织形式纳入大学既有治理框架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还需鼓励集群在组织制度上大胆革新，以突破传统学院模式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垄断。为弥补集群建设给大学新增的治理负担，并激励大学在集群制度模式上的改革创新，“卓越战略”除资助集群外，还为拥有卓越集群的大学额外拨付“战略附加资助”。拥有一个卓越集群的大学每年可获得100万欧元补贴，落地两个卓越集群的大学每年获得175万欧元，此外每多一个，大学每年可多获得50万欧元。[10]这项针对集群治理的专门资助，彰显出“卓越战略”对跨学科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视，旨在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
（二）锚定国际坐标：建立学术逻辑主导的遴选办法
“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作为政府主导的重点建设政策，其遴选办法决定巨额公共资源如何分配，是激发高校间良性竞争的关键。由于相关政策以学术建设为本，资助重点在于研究集群和研究生院，因而强调学术逻辑与国际标准自然成为其遴选机制的主要特征，具有同行评议色彩，而非依赖外部定义的量化指标。
“卓越计划”成立专业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前者负责“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的遴选，后者负责“机构战略”模块对大学的遴选。专业委员会的14名成员全部来自大学或科研机构，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进行评判。而“机构战略”遴选更多涉及院校管理和外部关系，因此战略委员会由12名教育专家、学校管理者及行业代表组成，其中6名来自德国科学理事会下设的学术委员会。在遴选过程中，首先由专业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分别确定入选三个模块的初步意向名单；随后，两个委员会组成26人的联合委员会，在初选名单基础上提出最终意向名单；最后，以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增加16位各州科学部部长以及1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组成43人的审批委员会，确定最终入选结果。审批委员会共设71票表决权。其中，联合委员会的26位成员以学者为主，每人拥有1.5票表决权，共计39票，超过半数；各州科学部部长每人拥有1票表决权，共计16票；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则拥有16票表决权。[11]剖析遴选的决策流程、人员构成和表决权分配可以发现，学术共同体与高等教育界代表在初选中掌握决定权，在终选中占据主要话语权。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凸显出遴选机制对学术逻辑的尊重。
为了进一步凸显世界一流的学术标准，强化评选过程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卓越战略”显著提升评审机制的国际化程度。共有190名专家参与第一轮“卓越大学”的评审，其中90%以上为外籍。他们对高校、集群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申请材料形成评审意见，提交专家委员会确定意向名单。[12]专家委员会由39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他们拥有丰富的海外从业、高校管理、教学或知识转化经验。[13]“卓越计划”中的审批委员会改为卓越委员会，由39位专家委员会成员、16位各州科学部部长及1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组成，在意向名单基础上以投票方式作出最终资助决定。[12]在上述遴选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国际专家学者的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评选标准牵引：明确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方向
评选标准的设定关乎“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的价值导向，是研究生院、集群和大学发展的指挥棒。在过去三个阶段的政策演进中，引导学科交叉融合一直是评价的重中之重，且评价内容随着政策更迭不断调整优化。
“卓越计划”框架下“研究生院”的评选标准分为三个维度，强调在大学之间或跨学科边界建立合作。第一，在“科研和教育环境”维度中，第一期评价内容明确提出“跨学科方法”的要求，强调打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多学科视角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第二期评价则进一步要求申请单位证明自身的“跨学科导向及跨学科带来的增值”“对高校特色学术建设的贡献”，这对跨学科活动产生的实际成效和辐射影响提出更高要求。第二，“科研教育/学术培养”维度除一直重视国际交流合作外，还在第二期评价中要求研究生院形成“与高校人才战略整合的青年人才培养方案”，以促使跨学科人才培养突破院系、学校乃至国家的边界，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多元形式的交叉合作。第三，在“结构”维度中，第一期评价主要关注研究生院与高校外“科研机构”的合作，第二期则扩大合作范围，要求与企业、社会机构等不同类型组织加强合作，旨在整合各界资源优势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
“卓越集群”的评价内容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和调整。“卓越计划”第一期和第二期，均从“科研成果”“科研人员”“集群结构”三个维度对“卓越集群”展开评选；而“卓越战略”在此基础上增加“集群环境”评价维度。总体而言，可从四个方面总结“卓越集群”评选标准的变与不变。第一，科研成果维度强调集群科研产出的质量、研究项目的创新性及对研究领域的潜在贡献，尤其是突出跨学科合作带来的科研成效增值，同时鼓励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经历“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的升级，相关评价内容在科研质量上更加强调与国际一流水平对标，并对研究项目的跨学科程度和范围提出更高要求。此外，不仅要求集群的科研活动能够推动相关研究领域发展，而且还鼓励在此基础上持续开拓新领域。第二，科研人员维度关注集群研究团队的学术水平，并愈加强化对其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强调发挥集群的人才引育功能，能够支持和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发展，并保障研究团队成员构成的多样性。第三，集群结构维度注重考察集群的组织建设和管理能力，并强调其制度创新对大学整体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求集群具备整合各类外部机构的能力，通过合作实现科研成效的增值。“卓越战略”框架下的评价内容还专门提出集群应建立支持青年学者独立发展的制度结构，并增加对科学传播与知识转化的考察，旨在促使集群加强对研究型教学和科研成果应用的制度保障与激励。第四，“卓越战略”新设“集群环境”评价维度，进一步聚焦集群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要求集群能够融入所在大学或大学联盟的发展规划，更好地获取所在高校的支持，同时深化与各类外部机构的合作，多渠道获取资源，扩大跨学科合作的范畴与效益。
“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的评选标准充分体现出推进学科交叉的政策导向，引导高校提升跨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及科研水平，加强科研后备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扩展学科交叉融合的范围与形式，强化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制度结构。
（四）培养后备人才：保障文化传承与持续创新
科研创新质量与科研人员水平直接相关。“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不仅支持高校吸纳顶尖学者，而且通过“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资助，促进高校重视科研后备力量培养，保障跨学科文化在青年学者中的传承与发展。
在“卓越计划”框架下，“研究生院”模块明确以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为资助对象，旨在提升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合作水平。“卓越集群”项目与“研究生院”项目相辅相成—— 集群的杰出学者、尖端创新以及先进设备是研究生院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研究生院青年科研人才的持续供给则为集群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项目资助下，各高校入选的研究生院致力于为博士研究生提供高水平的跨学科学习与交流平台。例如，慕尼黑定量与分子生物科学研究生院（Quantitative and Molecular Biosciences Munich）立足于生物化学、医学、生物信息学、实验和理论生物物理学以及应用数学等多学科领域，旨在培养科学上的“双语”或“多语者”，要求学生在掌握本学科知识的同时，精通多种科研方法和多元思维模式，能够自如地跨越传统学科与知识边界，尤其是跨越实验和定量理论之间的鸿沟。为此，该研究生院强调学生在高级定量实验和理论分析方面的双重发展，开设“综合跨学科博士项目”。其博士研究生需完成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任务。第一，完成一个结合不同领域概念和方法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该项目由两位首席研究员分别担任主导师和联合导师，研究主题需处于至少两个学科的交叉点，通常与两名导师各自的研究领域相关联，形成知识交叉。第二，完成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学生需以跨学科核心课程体系为中心，从多元视角探究生物科学领域的关键问题。第三，完成可迁移技能的学习。通过专项培训增强学生在学术职业中的竞争力，如学术沟通、团队协作与资源管理能力。[14]慕尼黑定量与分子生物科学研究生院希望从以上三个方面发展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科研与实验能力以及关乎其职业发展的综合能力。
随着“卓越战略”取消对研究生院的资助，“卓越集群”更多地承担起教育职能，使集群的多学科优势得以溢出至跨学科人才培养领域，实现以学科交叉研究为导向的教学。例如，汉堡大学的气候、气候变化和社会卓越集群（Climate, Climatic Change, and Society）聚焦全球气候问题，开展从气候动力学基础研究到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研究的探索，实现超越学科门类的大跨度知识交叉。除了将科研创新作为组织目标外，该集群还在汉堡大学开设“综合气候与地球系统科学”博士研究生项目[15]，立足自身多学科交叉特色，录取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博士研究生，为他们提供跨学科的科教融合平台。该项目的学生指导委员会由3~4名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组成，深度介入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为学生提供多元视角的学术指导与科研支持，集中体现出集群在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的跨学科优势，将学科交叉创新的理念文化植入青年学者的思维意识中。
（五）面向实践应用：强化学科交叉的社会贡献
跨越部门边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的重要政策取向。这拓展学科交叉的协作范围，促使集群和大学走出象牙塔，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主动融入社会创新网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跨学科研究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
回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卓越计划”在出台之际即重视科学研究的应用导向，强调跨学科合作需带来实际的增值效应，要求学术成果能够有效转化为实践应用。其中，卓越集群汇聚来自不同国家、院校、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具备开展高水平跨学科合作的优越条件。因此，以跨学科的方法、理论和视角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实现前沿成果转化，是集群建设的重要使命。例如，柏林数学研究中心（Berlin Mathematics Research Center）立足数学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基础学科，形成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学科交叉发展路径，是卓越集群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应用的典型案例。
柏林数学研究中心由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以及魏尔斯特拉斯应用分析与随机研究所（Weierstrass Institute for Applied Analysis and Stochastics）、柏林祖斯研究所（Zuse Institute Berlin）联合共建，致力于探索应用数学的新方法。该集群虽立足数学原理研究，但以助力生命和材料科学、能源和网络研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数据使用为重要目标。[16]为实现理论与应用的连接，该集群设立“爱因斯坦中心”主题开发实验室，以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等不同数学领域之间建立桥梁，并促进数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合作，为跨学科研究议程创造空间。同时，柏林数学研究中心实施“伙伴关系领域项目”（Partnership Area），旨在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知识与行业应用。该项目围绕特定研究领域，推进跨高校合作以及高校与研究机构、工业界和政府机构的跨部门合作，强调以产学研融合拓展相关研究领域跨学科协同的范畴，通过回应高效交通体系建设、能源供给、人工智能创新等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前沿问题，促使跨学科研究指向应用成果转化和现实问题解决，服务社会公共利益。
三、“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牵引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取向与制度逻辑
“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主要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举措，驱动学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机制体现出三个方面的制度逻辑和价值取向，呈现出以开放、合作、交融为精神内核的学科制度与大学组织变革趋势。
（一）政府引导下的自主发展
有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发展路径主要遵循两种逻辑，一是政府主导的人为建构逻辑，二是在自由竞争中生成的自然演化逻辑，并认为就长远发展而言，必须实现由人为建构向自然演化的转换。[17]而德国“卓越战略”则结合两种逻辑驱动学科交叉融合，试图打造政府引导下的自主发展机制，是对第三条路径的有益探索。
首先，德国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创造激励、引入竞争、制定法规等方式，推动高校的跨学科改革实践。长久以来，高等教育“学科中心”的路径依赖根深蒂固，对大科学时代跨学科、跨国家、跨部门的开放合作造成阻碍。[18]在此背景下，政府主导的政策激励成为突破学科壁垒、实现交叉融合不可或缺的外部推力。“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推动的顶层设计，以非均衡的项目式资源分配为杠杆，建立高校间的竞争机制，通过“卓越集群”“研究生院”“卓越大学”等项目模块促使高校重视学科交叉，切实推动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时，各州政府为争取更多联邦经费，也将竞逐“卓越战略”资助作为本州高等教育政策的焦点，集中反映德国教育和科技治理由“凸显合作”转向“强化竞争”的政策进程。[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促进跨学科发展成为各州高等教育立法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柏林州高等教育法》明确要求在教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和科研领域推行跨学科实践，即大学必须提供跨学科和基于项目的教学，并将学术与实践联系起来；建立博士研究生院，以促进对跨学科科学问题的研究。相关法规还为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创建、资助和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并规定大学“应特别重视跨学科研究重点方向的发展”[19]。在这样的法规与政策牵引下，柏林于2019年率先实现四校合作，共建柏林大学联盟（Berlin University Alliance），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入选“卓越大学”模块的大学联盟。该联盟共获批7个卓越集群，有力地促进多学科顶尖人才的集聚和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开展，通过跨越学科壁垒、人际网络和机构边界的深度协作，重塑柏林科研格局，构建整合性的研究生态系统。
其次，德国政府注重保护高校自主空间，突出学术共同体在各资助模块遴选与评价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支撑学术逻辑主导的跨学科实践创新。学科的交叉融合归根结底由各领域学者自下而上的研究探索与交流合作汇聚而成，必然遵从学术规律和知识逻辑，必须尊重高校的主体性和学者自由探索的行动空间。
为了在政府引导的同时保护学术自主，德国政府授权独立自治的科研资助和咨询机构（德国科学基金会与德国科学理事会）负责“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的运行，并主要通过间接评价而非直接干预的手段引导集群、研究生院、大学的建设方向。相关项目的遴选与评价不仅由学术共同体主导，而且国际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其中。以同行评议为底层逻辑的遴选与评价，有助于避免“卓越集群”等项目发展脱离知识演进规律，乃至扼杀跨学科学术行为的自由生长空间。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卓越战略”并不计划性地设置或认定具体的交叉学科，而是由高校聚焦特定问题，自发地形成聚合，自主地整合资源，建构研究集群。国家则在尊重自发秩序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引导，一方面保障学术共同体跨学科合作的自主活力以及创新成果的自然涌现。另一方面，为知识的交融提供资源支撑、制度激励和方向指引，提升跨学科研究的针对性与效用，形成强大的知识创造合力，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二）项目制推动的制度化建设
“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的项目资助不仅着眼于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而且更注重跨学科制度构建与组织模式创新，其目的在于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长效发展的生态环境，而非刺激短期科研绩效。
首先，“卓越计划”和“卓越战略”明确卓越集群的组织实体地位，并出台章程，为集群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规范指南，助力高校构建有利于学科交叉的组织架构、治理体系和文化生态。其次，两大战略始终将“结构”作为评价的核心维度。无论是“研究生院”还是“卓越集群”的评选标准都对组织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并强调组织运行的质量保障与可持续性。相关指标的设置旨在引导高校着眼长远，持续激励跨学科融合，避免仅以获取项目资助为目标、追求短期科研产出的功利倾向。此外，相关评价标准还引导集群承担起大学组织模式创新探路者的重要角色，要求集群能够突破传统学术组织的桎梏，率先实现制度革新，带动大学整体结构的改革完善。
以阶段性的项目资助牵引常态化的制度建设，能够保障重要科研议题的持续研究，不断推进研究领域的创新突破和新领域的开拓，并使集群组织更有效地承担起人才培养功能，助力跨学科文化的代际传承与强化。在“卓越战略”的助推下，跨学科发展意识已渗透进大学的制度安排、人才偏好和文化惯习之中。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在终身教职评聘中，要求教师突出自身在跨学科合作中的表现。其国际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院明确提出，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学术能力应远超各自的学科视野。柏林工业大学对话平台（Dialog Platform）在招聘中特别设置跨学科教授职位。海德堡大学的科学计算（Scientific Computing）集群设立结对科研项目，要求研究团队成员须来自至少两个不同学科，以此拓展新的研究应用领域。
（三）从“跨学科”到“超学科”的转型升级
“卓越计划”出台之际，“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建设是其政策重点。而经过20年的发展，当下的“卓越战略”愈加强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导向，并逐渐形成面向超学科发展的政策逻辑和运行机制。
第一，从学科中心到问题中心。“以问题为中心”是超学科发展的核心特征，它强调研究活动始于具体、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复杂问题，背景各异的科研人员因探究和解决问题的需求而汇聚，学科界限因而变得模糊乃至消弭。“卓越计划”早期提出实现学科网络化的目标[20]，其评选标准鼓励研究集群开展多学科合作。这体现的是“跨学科”发展的政策思路，虽然力图打破学科壁垒，但由于合作交叉发生于“学科之间”，因此实质上并未摆脱“学科中心”思维，而是仍以传统学科为基本单元，构建学科间的相互关联。而到了“卓越战略”阶段，评价标准中淡化有关“学科”“跨学科”的表述，转而强调“研究领域”，不但要求集群证明对自身研究领域的贡献，而且要求能够开辟新兴研究领域。这一转变体现“问题中心”思维，把特定的重大问题作为构建集群的立足点，并以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为落脚点。在问题探究与解决的过程中，多元知识的交叉融合以一种自发、非计划的形式展开。简言之，在跨学科范式下，卓越集群是按照传统学科逻辑组建的科研团队，其研究始于各个独立的学科，强调各学科知识的拼接整合。而在超学科范式下，卓越集群是围绕特定问题聚合的科研团队，其起始点和落脚点在于问题的探究解决而非学科知识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各自的学科范式不再是人们思考的出发点，不同背景的学者得以更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围绕具体问题和研究领域形成融合统一的分析框架。
第二，从促进有限合作到构建共创生态。营造多元主体交融的创新环境，是超学科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超学科发展强调学术创新生发于跨学科、跨机构、跨国家、跨部门全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合作中，因此不仅需要打破“学科中心”，而且还应跨越各种边界促成人才的集聚与交汇。其政策逻辑是，通过加强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及国际伙伴的多维互动，在最大限度和最高水平上凝聚多元主体合力、实现异质性视角的碰撞与交流，为知识的交叉融合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卓越计划”最初的评选标准聚焦校内机构的资源整合，并考察其与校外科研机构合作的能力。彼时的政策重点在于有限度的院系合作、科教合作。而此后评选标准的改革则进一步打开多元主体交互的空间，不但从鼓励校内合作扩展至支持校际和国际合作，而且要求强化产学研融合的跨部门联通。“卓越计划”第二阶段明确提出，集群和研究生院应加强与包括科研机构、企业、社会公众在内的各类校外主体的协作。“卓越战略”的评价体系则新增“集群环境”维度，专门考察集群与其复杂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系列变化拓展跨学科合作的范畴与形式，驱动高校将注意力投入多元共创的生态建设中，以超越各种界限的互动合作实现研究领域的突破和拓展。
第三，从聚焦学术发展到指向实践应用。超学科的政策取向符合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和埃利亚斯·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等人对当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趋势的分析，彰显出知识生产突出知识应用性和社会效用的特点，以及知识生产模式3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的特征。[21]跨学科范式虽然打破单一学科思维，但仍以学科建设为逻辑起点，试图在保持各自边界的前提下搭建学科间的桥梁。它由大学及科研机构主导，以科学发展为主要目标，指向传统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术知识生产。而在超学科范式下，“卓越战略”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而是引导高校聚焦现实问题，鼓励学者与校外实践主体围绕研究领域开展跨部门的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通过卓越集群等组织形式建立多主体、多层次、多形态的知识交融网络，从而形成超学科意义上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这种融合式创新凸显知识生产的交叉性、应用性、开放性和前沿性，难以被简单地归为特定学科知识的增长，而是指向现实问题解决和社会改进。德国“卓越战略”的政策逻辑从跨学科转向超学科，反映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创新与应用提出的新要求。
四、结语
放眼全球，科技突破加速涌现、知识经济深入演化、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学科化、院系制、脱离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方式愈发受到挑战，高校的传统办学模式缺乏变革的动力和路径指引。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对学科发展的牵引与调节成为必然趋势和众多国家的战略选择。[22]
德国“卓越战略”在引导学科交叉融合的改革实践中，注重协调人为建构与自然演化的双重发展逻辑，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与制度激励，推动以学术为基础的学科自主交叉。强调构建开放、合作、交融的制度文化，促使高校着眼长远提升跨学科治理能力和制度化水平。同时，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求和本土实际的超学科发展路径，驱动高校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构建有利于产学研跨部门融通的创新生态，强化知识交叉的应用导向、社会价值以及伦理责任。这样的制度逻辑及其政策机制，有效驱动研究集群等新型跨学科组织的建构与变革，催化学科交叉活动的开展，进而在多元主体跨越各种边界的协同互动中实现知识的融合与共创。
值得指出的是，构建并完善学科交叉的国家引导机制，其意义并不止于促进具体的知识创新，更在于以跨学科组织创新带动大学制度文化和办学路径的系统性改革，从而回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高等教育转型提出的最新要求。超学科的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范式同大学传统组织结构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因此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必然会进一步撬动大学治理思维、制度形态和发展路径的深层变革。换言之，驱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国家政策，对于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具有战略意义。德国“卓越战略”探索构建以学科交叉为抓手，而非以传统学科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驱动模式，为国家牵引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和大学组织制度创新提供独具价值的路径参考。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6年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