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希腊文化是罗马文化的重要源流，从罗马建立之时就深刻影响罗马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已成为罗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罗马人中也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希腊文化的潮流，加图和西塞罗等罗马文化精英一方面利用希腊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化抱以强烈的怀疑甚至拒斥态度。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看似矛盾的态度，既源于希腊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又源自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中的选择性。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罗马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在本质上比处于臣民地位的希腊人的文化更为优越，因此他们在接受和利用希腊文化时，保持着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主体地位，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而希腊人因失去政治独立，在文化上不免处于被动地位，希腊文化最终也被罗马文化所超越。
关键词：古希腊；古罗马；希腊文化；加图；西塞罗
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或者说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随着时间流逝被纳入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中，希腊人占据着特殊地位，他们对罗马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较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更大，罗马人自己也如此认为”。[1] 迟至奥古斯都时代，即罗马文化传统形成约两个世纪之后，[2] 罗马人还非常大方地赞美希腊文化在拉丁文化形成中的贡献。西塞罗在公元前60年左右致昆图斯的书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源自希腊人，因此，对待他们，我们要采取与统治高卢人或非洲人这些蛮族不同的方式”。[3] 贺拉斯在《致屋大维》中写道，“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糙野的农神体流走了，洁净之水驱逐了恶臭的毒汁”。[4] 这里的“拉提乌姆”指罗马，“农神体”指传统的罗马歌谣，言下之意便是在希腊文化来到罗马后，罗马人才有了文明和文化。随后，贺拉斯长篇叙述了罗马人如何抄袭希腊人的喜剧，如何把希腊人的图书和艺术品搬到罗马，才使罗马人中出现了像维吉尔那样的诗人。而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埃涅阿斯纪》，其实也是模仿《荷马史诗》的成果，它的前半部分类似《奥德赛》，叙述埃涅阿斯的漂流，后半部则模仿《伊利亚特》，重点是描述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后的战斗。考虑到罗马人自己的态度和实际的历史，一些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罗马文化不过是希腊文化的延伸。然而，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从来不是单向的，其中充满了抵抗和改造，其结果便是熔铸成了独特的罗马文化。因罗马文化到共和国末期已经成型，本文涵盖的时间基本限于奥古斯都时代之前。
一、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早期接触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在罗马发端时期就已经开始。据罗马人的传说，罗马最初的居民是特洛伊移民的后代，意大利的一些部落(如萨宾)也被视为斯巴达移民。这些传说虽然晚起，但是希腊人的确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前期就到达了意大利中部，优卑亚人在皮特库萨岛和邻近的库麦先后建立了殖民地。最早的希腊语铭文，就出自皮特库萨所在的伊斯奇亚岛。[5]这些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其目标很可能是厄尔巴岛及其附近地区的铁矿，[6]其中部分商人很可能涉足拉丁姆。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伊达拉里亚城市塔奎尼商人卢库莫移居罗马，并且通过收买人心最终获得王位的故事。[7]而在考古证据中，公元前8世纪中期，即传统的罗马起源时期，维伊和伊达拉里亚南部的城市中都出现了优卑亚陶器。后来，伊达拉里亚人还引入了希腊人的书写方法和重装步兵战法。[8]伊达拉里亚人的城市格拉维斯卡和皮尔吉距离罗马只有30～40英里，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重要的贸易港口，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城内还有希腊人的阿芙洛狄忒、赫拉和戴麦泰尔神庙，神庙中有大量献给赫拉的还愿祭品，其中有些还愿物品上标注了SOS符号，学者们普遍将其视作埃吉那商人索斯特拉图斯的缩写形式。[9]该城发现的一件铭文中有“我属于埃吉那的阿波罗”这一内容。[10]这些事实暗示，希罗多德笔下那个全希腊最富有的埃吉那商人，并不是像萨摩斯人那样前往西班牙，而是在意大利收获了大量财富。皮尔吉也有希腊人活动的痕迹。在这两个城市都发现了伊达拉里亚人或腓尼基人的文书，暗示它们是希腊人、腓尼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等共同经营的城市。[11]罗马在公元前7世纪末被伊达拉里亚国王统治，后者在塞尔维乌斯改革中确立了重装步兵在军队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据称，鉴于希腊人联合起来建立联盟，伊达拉里亚国王也把罗马及其周边的城市聚集起来，建立狄安娜神庙并颁布法律，要求其像希腊人那样和谐共处。塞尔维乌斯所颁布的命令，也是用一种古老的希腊字母书写的。[12]虽然塞尔维乌斯模仿希腊人、联合罗马和周边城市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存疑，但是神庙铭文中古老的希腊字母，昭示了罗马与希腊之间的联系。
在共和国建立后，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不但没有衰退，反而有所增强。在推翻塔克文后，罗马之所以采用共和政治体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伊达拉里亚王朝日益扩大的王权与罗马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但也与希腊的影响有关，是当时整个希腊和意大利废止王政运动的一部分。纵观当时的意大利，就在罗马推翻王政和建立共和前后，在伊达拉里亚、拉丁姆和奥斯坎—翁布里亚人的城市，都发生了王被行政长官取代的历史现象，这说明从王政到贵族制的转变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13]如果狄奥尼修斯的记载可信，则罗马人抛弃君主制，的确受到了当时希腊人的影响。据称在起义推翻国王之前，罗马人曾集会讨论国王垮台后应当采用的政体。许多人发言，有人主张继续保留君主制，有人主张实行寡头制，让元老院掌权，还有人主张实行雅典那样的民主制。最后布鲁图斯发言，声称上述制度都有弱点。为确保自由，权力必须分散，他援引斯巴达的例证，将后者的强大归因于双王制度，因此他主张采用两个人掌握王权的制度。但为避免官员长期掌权，他要求罗马向雅典学习，将两个最高官员的任期限定为一年，这样权力尚未来得及腐蚀官员的心灵，他们就已经下台，从而可以避免独裁和暴政。[14]
狄奥尼修斯是在奥古斯都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人，熟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宣扬罗马人本是希腊人的一支，因此难免故意夸大希腊人的影响。他的整个论证，特别是对于三种政体各自弱点的描述，带有十分清晰的希腊人政治辩论色彩，尤其与希罗多德记载的、据称发生于波斯人中间的那段著名的政体辩论太过相似，不太可能发生在当时的罗马。但如前所述，当时的罗马人的确了解希腊人的制度，在建立共和国这一事件中对希腊有所借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共和国建立后，罗马爆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据卡瑞推测，平民运动可能与部分希腊商人在罗马的活动有关。[15]在公元前494年的第一次撤离运动中，平民在阿芬丁山上建造了神庙，而这个神庙崇拜的三位神灵，即凯瑞斯、利贝和利贝拉，分别源自希腊人的神灵德麦泰尔、科莱和狄奥尼修斯。负责装饰这座神庙的也是两个希腊人，即德摩菲鲁斯和戈尔加苏斯，据称他们还用希腊语在作品上签了名。[16]
此后，希腊似乎成为罗马人经常参考的对象。公元前451年，罗马制定十二表法。据说在着手制定法律之前，罗马人曾遣使雅典寻求所谓梭伦之法。[17]当时以弗所的赫尔莫多罗斯恰巧在罗马流亡，向十人团解释了希腊人的法律。罗马人为感谢他，还给他在公民大会会场立了雕像。[18]虽然这一事件同样未必完全真实，尤其是十二表法中严厉的债务法，其精神与梭伦的“解负令”背道而驰，罗马人即便真的遣使雅典，也未必从精神上追随梭伦之法。但是罗马人了解南意大利希腊人城邦的法律，并从中有所借鉴，这仍是可能的。[19]公元前4世纪，随着罗马人稳定控制拉丁同盟，其势力逐渐深入意大利中部，并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城邦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罗马征服维伊后，主将卡米卢斯遵守诺言，向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献纳了一尊黄金酒杯，存放在马萨莉亚人的宝库中。[20]
公元前3世纪前期，罗马征服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城邦随之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罗马人与希腊文化大规模地直接接触。有趣的是，从公元前4世纪后期开始，罗马贵族便开始努力学习希腊语，并利用希腊人发展罗马自身的文化。其典型做法是利用希腊作品来创作罗马的文化作品，代表人物是普鲁塔斯和泰伦斯等早期喜剧诗人，他们大多以希腊喜剧为蓝本来创作最早的拉丁语喜剧。[21]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形成了拉丁式的希腊主义。到公元前3世纪末，法比乌斯开始用希腊语写作罗马史，向希腊世界介绍罗马的历史。此后双方的联系愈发密切：汉尼拔战争初期，在连续遭遇惨败后，罗马曾遣使寻求德尔菲神谕；[22]公元前212年罗马攻陷叙拉古，统兵将领马尔凯鲁斯将大批希腊艺术品劫往罗马；汉尼拔战争末期，罗马利用帕加马的帮助，从小亚细亚迎请大母神并建庙崇拜，以缓解罗马人的战争疲惫。[23]罗马人击败了皮洛士，而可能正是通过皮洛士，罗马人的王政理念才逐渐开始复活，皮洛士“向他们灌输了一种观念：某些人拥有独一无二的命运眷顾，这种眷顾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常人。尽管古老的平等主义精神尚未受到冲击，但皮洛士成功地在共和国内部唤醒了一个梦想”。[24]到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人已经开始崇拜希腊的政治强人。斯奇皮奥曾击败汉尼拔，而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莱斯和狄奥尼修斯，理由是这两人都能把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阿加托克莱斯还曾直接攻击迦太基本土。[25]而两人又都曾是叙拉古的僭主，对叙拉古实行独裁统治。随着罗马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希腊艺术品和财富被作为战利品运到罗马，原来只被用来装饰神庙的希腊艺术品，后来也被用于装饰罗马上层阶级的庭院和罗马广场，大批希腊哲学家开始访问罗马，并在罗马教学。罗马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对市中心广场的建设和改造，也借鉴和模仿了希腊城市，在城市设施中添加了各种柱廊和建筑。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成为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者。罗马从马其顿获得的战利品十分丰厚，以致罗马国家宣布，从此免除罗马公民的特别税。[26]
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政治家身边常常围绕着几个希腊哲学家或演说家，这似乎已成为惯例。罗马开办了拉丁修辞学校，希腊哲学家受到追捧，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成为迦太基征服者埃米利乌斯·斯奇皮奥的顾问。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攻陷迦太基，而主将斯奇皮奥在火烧迦太基城时竟突然哭了起来，并吟诵了《伊利亚特》中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对其妻子说过的关于特洛伊命运的预言，担心罗马有一天可能会遭遇与迦太基同样的命运。[27]这一事件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斯奇皮奥引用了希腊人的经典篇章《伊利亚特》，而且在于其对罗马的担忧——对命运无常的反思，表明斯奇皮奥深受希腊哲学影响。此外，在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的顾问中，有斯多葛派哲学家库麦的布罗西乌斯和米提莱奈的修辞学家狄奥法奈斯。提比略试图以公民大会的主权冲击元老院统治权威的做法，也带有罗马人一直防范的希腊民主政治的色彩。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想要元老阶层的管理者们受到民众大会所制定的规则的制约，让他们也可以受到低等级者的检举和非元老出身者的定罪”。[28]罗马人向来不看好希腊人的民主政治，上述两人也不太可能有希腊人的民主理念，但其做法都有模仿希腊城邦中所谓人民领袖的痕迹。[29]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庞培、恺撒、西塞罗和小加图等政治人物，身边也经常有希腊人陪伴。
到共和国末年，涌入罗马的希腊文化的确像西塞罗所说如“滔滔江河”，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尤其受到共和国末年政治家们的追捧，庞培便曾被比喻为罗马的亚历山大。据普鲁塔克所言，庞培成年以后“自然流露威严的气势和王者的风范。他的头发从前面稍微向上梳起，略带忧郁气质的眼睛和面孔的轮廓，与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极为神似，大家都有这种说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在庞培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他自己没有加以拒绝”。[30]据说在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比较时，恺撒曾哀叹自己在亚历山大已征服世界的年纪还一事无成。[31]屋大维在击败安东尼并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后，也要去参观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看了一眼之后，他把一顶金制王冠放在上面，缀上鲜花，以示敬意”。[32]
在思想文化方面，希腊人对罗马的影响更为明显。罗马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便是安德罗尼库斯翻译的《奥德赛》，罗马最初的剧作家如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等人，都以抄袭希腊喜剧来开始他们的创作。罗马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用希腊语写的《罗马史》，其读者对象也部分针对希腊人。[33]第一次对罗马政治制度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其混合政制论大部分被西塞罗所继承，成为后者撰写《论共和国》和《论法律》的出发点。罗马在哲学和艺术等领域，也存在大量照搬希腊人成果的现象。借用西塞罗的话说，罗马只是因为希腊文化才变得文明起来，“这时首先由于一种外来的学说，公民们显然变得较前富有教养。要知道，当时各种科学和技艺不是以涓涓细流，而是以湍湍急流从希腊流进罗马”。[34]但西塞罗将希腊文化的大规模流入置于王政时代，这一判断在时间上未免太早，将其放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更加合理，正是在那时，希腊哲学的各个流派陆续进入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在罗马尤其受到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学派能够回应罗马思想的核心关切：智慧固然是美德，但美德通过实践也能实现。斯多葛派还主张，实践者不一定必须赤贫，相反，实现美德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他们声称，至善之举固然需要以绝对的道德完满为前提，但人类的道德存在一定的阶梯区别。人类的不同美德本来便相互联系，那些能够实践美德的人，即使只能充分实现斯多葛派四种美德中的一种，也足以塑造一个正直有为的人。这一理论不仅为罗马人享受物质生活提供了哲学论证，而且很好地适应了罗马人长于行动、短于理论的特点。[35]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的显贵们纷纷开始学习希腊语。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语已经成为罗马精英阶级的标配，他们不仅会说标准的希腊语，而且能说希腊人的方言：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腓力的弗拉米尼努斯与后来的格拉古兄弟等人，都能说非常流利的希腊语；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帕尔修斯的埃米利乌斯·宝鲁斯，可以从希腊人的一种方言切换到另一种方言；执政官李锡尼·克拉苏，可以用5种不同的希腊方言与希腊人交流。在对希腊人发表演说时，罗马人基本不需要翻译。[36]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依然是西塞罗，他不仅在希腊留学两年，而且在致即将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的昆图斯的书信中，毫不掩饰地承认希腊人是文明发展上的领先者，他自己也从希腊人的学问中受益良多：
我们统治的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事实上，文明被认为是从这个民族传承给其他民族的，我们当然应该首先将文明的益处给予这些人。是的，我毫不羞愧地说出这番话，尤其是我的生活和记录中没有任何懒惰或轻浮的蛛丝马迹：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希腊文学和各门学科中传承下来的那些追求和准则。因此，除了对全人类的共同义务之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对这个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受其教诲的熏陶，我们应当渴望在老师们的注视下展现我们所学到的知识。[37]
西塞罗同时承认，雅典是文明、学问、宗教和法律的故乡，希腊在希腊化时代的声望，基本上靠雅典维持。[38]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罗马人的观念，也给希腊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做了总结。大致与西塞罗同时代的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借安奇塞斯之口，也承认希腊人在学问的各个领域都比罗马人表现优异。[39]到共和国末年，希腊对罗马的影响达到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40]然而，罗马人在广泛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对希腊文明从来不是照单全收，有时甚至是坚决抵制的。
二、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抵制
罗马人向来认为，他们的祖先长于吸收外人的长处，在加以改进后为自己所用，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他们这一优点。[41]但他们对希腊文化也特别警醒。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抵制，几乎从希腊文化大规模进入罗马时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86年，为强化对意大利的统治，罗马就以酒神崇拜引起社会动荡和道德败坏为由，对酒神崇拜发起了一场猎巫式的调查和审判。[42]公元前181年，当所谓的国王努马墓被发现时，随之发现了两部著作，其中之一据称源自努马学习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然而在城市副执政官和保民官共同阅读此著作并经元老院讨论后，该书被认为有损罗马的道德观，因而在广场上被公开烧毁。[43]公元前2世纪前期有关所谓反奢侈法的争论，在很多方面也与希腊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所谓希腊人的奢侈风气与两性关系模式等有关，希腊风俗被认为会威胁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44]公元前154年，在元老院打算建造一座摆有凳子的剧院时，曾任执政官的大祭司长斯奇皮奥·纳西卡说服元老们放弃了这一工程，理由是“不要允许希腊人的奢侈压倒了祖国男子汉的习惯，不要因偏爱外来的无关痛痒的东西，使罗马的英雄气概被削弱和侵蚀”，而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在“他话语的感召下，元老院马上明智地禁止建造那些公民们在赛会中已经开始使用的临时长凳”。[45]事情当然不只是禁止罗马人在剧院中坐着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希腊人的公民大会经常是坐而论道，而且公民大会开会的地点，又经常选择在剧院。而罗马人的公民大会一般是在没有任何座位的地方举行，在此过程中公民需要站立。[46]对于希腊人的公民大会模式，罗马人一直小心抵制。公元前161年，元老院颁布命令，决定驱逐那些教授修辞学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47]其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担心年轻人因学习修辞学而抛弃罗马人以吏为师的传统，怀疑罗马基本的是非观。公元前92年，鉴于当时的年轻人对学习拉丁修辞学趋之若鹜，罗马监察官又颁布命令限制拉丁语修辞学校的发展。[48]
反对希腊文化的最初代表人物，是当时知名的政治家老加图。加图相当了解希腊文化，直到晚年还在研读希腊文学，在日常写作、演说甚至处理公务时，对希腊例证和典故经常信手拈来。[49]但这位政坛上的新人以维护罗马传统为己任，对希腊人的反感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当他的前辈和同辈纷纷用希腊语撰写历史著作时，他却用拉丁语写出了《起源论》，宣扬罗马一统意大利的伟大功勋。在访问雅典时，虽然他能说希腊语，但是坚持用拉丁语发表演说，并让翻译员现场将其译为希腊语。当发现翻译用希腊语说的话远比用拉丁语更多时，他嘲讽道，希腊人的言词发之于唇齿，而罗马人则是发自内心。对于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用希腊语书写历史并请求读者们谅解其在希腊语中犯下的错误，加图予以嘲讽，声称无人强迫阿尔比努斯那么做，而如果这么做了，就不要请求原谅。他反对取消汉尼拔战争期间通过的反奢侈法，理由是东方奢侈品的流入会严重影响罗马的社会风气，进而削弱国家的力量。他讨厌希腊的哲学家，连苏格拉底也不例外。公元前155年，当雅典使团在罗马活动时，哲学家卡奈亚戴斯就同一问题连续发表演说，观点却完全对立，而卡奈亚戴斯试图证明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吸引了大批罗马年轻人的追捧。而加图从一开始见到全城充满这种辩论的热情时就深为苦恼，担心青年人在这种引导之下将趋向于靠言词来博得声望和名誉，而不去从事征战并建立功勋。于是他建议元老院尽快处理雅典使节们的事务，“以便于这两个人回他们学校去传授希腊子弟，罗马的青年要一如既往，倾听法律和官员的教诲”。对帕加马国王欧麦奈斯，加图同样抱着怀疑态度，虽然他承认这位国王是罗马人民的朋友，但是仍把国王与野兽并列。[50]而抵制希腊文化的最著名文献，是经由普林尼流传下来的、据称是加图写给儿子的书信：
马可，我的儿子，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希腊的医生。我将把自己在雅典发现的情况告诉你，我要让你深信，在他们的文献之中表面上富丽堂皇的东西，实际上经不住深入的研究。它们是毫无价值的，难以捉摸的——在这个领域，请把我当成一位预言家。因为当希腊人把他们的文献传授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在暗中破坏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他们的医生派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发誓要用自己的医术消灭所有的外邦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酬金，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为了更轻而易举地杀死我们。他们固执地把我们称为外邦人，对待我们比对待其他人还要轻蔑，把我们当成一伙乡巴佬看待。我要禁止你与医生有任何交道！[51]
如果加图只是指控希腊医生，我们还可以理解，毕竟随着后者一同到来的人群中的确有一些骗子，其中一位“由于不加限制地使用外科手术和火烙，结果他获得了‘屠夫’的外号。他的职业以及所有的医生都变得让人讨厌起来”。[52]问题在于加图推而广之，抨击希腊医生试图把罗马人全部谋杀，甚至认为希腊人对罗马的称呼也有问题，因为在希腊语中，“外族人”一词与“野蛮人”等同。加图厌憎的已不只是希腊人的学问，而是所有希腊人及其知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元老院就是否释放阿凯亚同盟人质整整辩论了一天但仍未达成共识时，加图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我们整天坐在这里似乎无事可做，来辩论几个老年的希腊人应该埋在这里还是埋在阿凯亚的问题！”[53]这番言论包含的对希腊人的鄙视意味，几乎要破纸而出。
学者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加图全面否定希腊文化的行为开脱：或者说加图只是讨厌希腊文化中某些不好的元素，其本人曾借鉴了希腊人的许多知识和技术；或者强调加图个人的特殊性，认为他代表不了当时罗马社会的整体趋势；或者声称加图讨厌希腊化时期，而非古典时期的希腊。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加图实际上并没有对希腊加以区分，尤其是他连苏格拉底和伊索克拉底都同样加以嘲讽，担心“如果罗马受到希腊文字的影响，罗马将失去它的帝国”。[5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图并非罗马社会中的个例。公元前173年，正是元老院决定驱逐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多数元老对希腊哲学的传播持反对态度。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指示副执政官采取一切手段，将所有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驱逐出罗马城。公元前154年，元老院再次下令禁止修建带有座位的剧场。[55]所有这些事实都暗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贵族在接受与适应希腊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希腊文化的不信任、抵抗乃至敌视情绪，其核心原因便源自加图所说的“担心希腊人的风俗和文化会破坏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罗马人自己特有的认同”。[5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在马略和西塞罗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加图的影子。
马略出身于阿尔皮努姆的骑士家庭，依靠军功逐步攀爬，在公元前2世纪末到前1世纪初约二十年间，先后7次出任执政官，成为当时罗马政坛上绝无仅有的重要人物。马略对希腊文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从内心里对其鄙视。据普鲁塔克记载，“据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希腊语，也没有在正式场合使用过希腊语，认为花时间去学习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是非常荒谬的事情”。[57]萨鲁斯特关于马略的记录，大体与普鲁塔克一致。他借马略之口说道：“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真正是一些反其道而行的家伙……公民同胞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新人’拿来同那些高傲的权贵们比较一下吧。他们从别人的传述和阅读中才知道的东西，在我却是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书本学到的东西，我却是从服军役中学到的。现在就请你们自己想一想，言语和行动哪一种更有价值呢？他们瞧不起我的卑微的出身，我还瞧不起他们的庸懦无能呢。”[58]
马略把他心目中罗马人的实干精神，与显贵们的腐败和纸上谈兵做了鲜明的对比。在一个上层阶级普遍对希腊文化趋之若鹜的时代，对希腊人表示不屑的马略多次当选罗马最高官职，这固然有当时罗马显贵日益非军事化且无人可用的原因，[59]但一个民选产生的官员，若只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就可以连续打破制度惯例，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萨鲁斯特的叙述表明，马略在第一次当选时得到了包括骑士阶层在内的广泛支持。[60]在马略生前，前文提到的会说多种希腊语方言的克拉苏为避免拉丁语遭到希腊语修辞学的污染，在其担任监察官时公开宣布不希望开办拉丁语修辞学校。[61]
西塞罗一方面毫不羞赧地承认，他从希腊人的学问中受益良多，另一方面也不止一次地批评希腊人。对于希腊人治理国家的方式，西塞罗抱着严重怀疑的态度：
另一方面，希腊人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坐在会场的不负责任的公众进行的，我就不谈当下的希腊——它早已被自己的公民大会蹂躏和灭亡了，我只谈古代的希腊。因财富、权力和荣耀而如此知名的古代希腊，却因为一个罪恶而垮台了，那就是公民大会的过度自由和放纵。没有经验的人、对一切都天真无知的人，坐在剧场中就决定进行有害的战争，让那些煽动分子掌握公共事务，却把最优秀的公民赶到国外。[62]
西塞罗所批评的，不止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还有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他抨击雅典以公民大会治理国家的方式，指责雅典人对他们的政治家忘恩负义，审判和关押了马拉松战役指挥官米尔提亚戴斯，流放了希波战争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并指出“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和残酷地对待杰出公民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63]他自己被流放，也是希腊风气侵染罗马的结果。因此，对于希腊的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由于那里“人民拥有绝大部分权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64]西塞罗不抱有好感。
对希腊人的人品和性格，西塞罗同样持批评态度。在为小亚细亚总督弗拉库斯辩护时，他高扬弗拉库斯道德上的完美无瑕，抨击出庭的希腊证人一贯品德败坏，从无真话：“你们说，那都是什么证人啊！我首先要说的是——因为这是共同因素——他们是希腊人！”希腊人中也有正人君子，但是“这个民族从未培养过作证时对诚实的严谨恪守，对与之相关的任何事物的意义、重要性或价值都漠然无知……观察他们发言时的神态与方式，您便会明白其良知约束何等稀薄。他们从不直接回答质询，而总是向控方提供超乎问题所需的冗长回应。他们从不关心如何证明所言属实，只盘算如何摆脱自身困境……当希腊人怀揣着损害他人的目的出庭作证时，他心中盘算的并非誓词约束，而是如何编织伤人之语。于他而言，被驳倒、被揭穿、被证伪才是最大的耻辱；他所有的准备都为此而设，其余皆不足虑”。[65]
在西塞罗眼里，希腊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族群，从无任何原则，不诚实、无良知，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欺骗他人。与这样的族群，即使勉强来往，也要小心提防。在那封写给自己兄弟、声称希腊人是文明之源的信中，西塞罗也告诫他的兄弟：
与希腊人建立亲密友谊应当慎之又慎——除非是那些配得上古希腊荣光的极少数卓越之士。但当今之世，他们中多数人狡诈无常，长期为奴的处境更使他们滋生出过度谄媚之态。依我之见，你尽可对他们施以群体性的慷慨款待，并与其中佼佼者建立宾主之谊。但若与之过从甚密，则既有损尊严，又不足为信。[66]
当西塞罗对他的希腊人奴隶提洛给予正面评价时，他形容后者不是一个希腊人，而更像是罗马人。[67]对希腊人的文化，西塞罗也不止一次提出批评：对希腊人的天文学，他形容其虚妄；对希腊人的文学，他觉得罗马人已经学到了足够的技艺，“若这些学问能尽归我国，我们甚至将不再需要希腊的藏书楼”。对希腊人最引以为豪的哲学，西塞罗也认为罗马人已经超越他们，“因为哲学无法仅通过希腊的文献和导师来完全掌握；但我一贯认为，我们罗马人或者靠自身发现了比希腊人更精深的智慧，或者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而升华”。[68]
对西塞罗而言，希腊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在性格和文化成就方面，都远不如罗马人。或者说，罗马人觉得自己已经全面超越了希腊。如何看待罗马人这种一面景仰、一面又轻蔑以待的矛盾态度？这就不能不追溯罗马作为霸主的身份。
三、罗马霸权下希腊文化的命运
公元前168年，罗马在皮德纳战役中彻底击败马其顿。主将埃米利乌斯·宝鲁斯在俘获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巡游希腊并做出相关安排后，一反常态地在安菲波利斯举行了宏大的庆祝仪式，并要求希腊各城市派代表出席。针对这场持续两天的庆祝仪式，弗莱格指出：
在安菲波利斯举行的这场庆典，实则是以罗马政治象征体系构建的帝国仪典，希腊人及其运动员皆沦为陪衬。统帅端坐于审判席，身边是元老院派来的十人委员会——该使团肩负整顿自色雷斯、伊吕利亚、马其顿直至希腊中部广大疆域的责任。随从们封锁通道，宣令官高声宣布肃静。统帅用拉丁文宣读政令，一位副执政官再译为希腊语，此举刻意凸显语言等级：拉丁语是新统治者的语言，使用希腊语仅是礼节性让步。政令宣读持续良久，其声调宛如宣判罪状。直至首日议程终结，关于马其顿的法令方公布完毕……第二天接着宣布关于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及其他人的命令，以及惩罚措施……之后是希腊运动员入场。最后，人们将大量武器烧献给马尔斯、密涅瓦、大母神和其他神灵；统帅蒙首覆面，亲手点燃了献祭之火。所有在马其顿缴获的战利品都被公开展示。最终，罗马人遣散了各国使团，并赐予他们赠礼。[69]
这场庆典不管对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而言，都意义重大。罗马人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终于消灭了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就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帝国。其他希腊人国家，无论此前如何，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惩治或奖赏，各个城市的统治者都换成了亲罗马分子。而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希腊语，在这场于希腊举行的罗马人庆祝胜利的仪式上成为“外语”，需要由罗马人翻译出来。希腊运动员需要替罗马庆祝胜利，庆典仪式的主角是击败马其顿、制裁希腊人的统帅宝鲁斯。武器被销毁、战利品被展示、献祭之火被罗马统帅点燃，这些事件都预示了罗马统治的确立。公元前217年，阿盖劳斯在演说中让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共同警惕的“乌云”，不但如他预言的那样飘到了巴尔干，而且彻底笼罩在了希腊人头上。[70]罗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希腊的主宰。
罗马人主宰希腊文化的形势，随着罗马统治的稳固，到公元前1世纪变得更加明显。希腊人几乎是单语族群，很少学习拉丁语等异族语言。尽管自波利比乌斯以来，希腊人尝试去理解罗马的政治统治，但是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罗马人作为统治者，在政治上从来不会怜惜他们已征服的对象，结果便是在政治高压之外，罗马人还不断地从希腊劫掠各种文物：除公元前168年对马其顿的劫掠外，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摧毁并遭到抢劫，公元前86年雅典被攻陷并遭到苏拉的洗劫。连希腊人最为自豪的文化，包括其演说术，似乎也被罗马人接管或超越了。据称西塞罗在罗德斯师从知名演说家阿波罗尼乌斯，完成学业后用希腊语发表了一个演讲，大获成功。当所有人都鼓掌欢呼时，阿波罗尼乌斯却安静端坐，一脸严肃。西塞罗好奇地询问自己的老师何故，后者回答道：
祝贺你，西塞罗，你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但我为希腊的命运感到伤心。我意识到，留给我们的仅有的荣光，因为你的缘故，也被转移给罗马人了。我指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雄辩术。[71]
罗马霸权确立一百多年后，希腊人在失去其政治独立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日渐丧失自信和独立。希腊与罗马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罗马人的工具。希腊人只能躲回到过去的光荣时代，“怀乡病因此日益成为早期帝国时代希腊人世界观的核心特征”。[72]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通过证明“罗马人是真正的希腊人”，来满足自己作为希腊人的可怜自尊心。普鲁塔克则试图在希腊和罗马名人的对比中，证明希腊人祖上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能与罗马人匹敌，力证罗马人完成的不过是希腊人已经开始的工作。[73]波桑尼阿斯则在论及希腊古迹时，故意轻描淡写罗马时代的文物，来彰显希腊昔日的荣光。[74]
西塞罗的成功，也再次表明罗马人作为政治统治者，在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选择性。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普劳图斯虽然借鉴了雅典的新喜剧，但是其表达的精神却是罗马式的。在罗马，没有任何剧作家敢像阿里斯托芬那样，把大小政治家都嘲弄一遍。个别试图稍稍越过雷池的人，如奈维乌斯等，马上就能感受到罗马显贵的政治威力。[75]罗马式的希腊主义，永远保留着拉丁式的内核，“它是作为罗马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罗马政府和统治阶层认可的”。[76]加图虽然不吝使用希腊人的资料和技巧，但是坚决反对希腊人的哲学和医学，尤其是希腊人的“奢侈”与“空谈”。如前所述，当他宣布要尽快送走雅典使节时，其理由便是罗马人不能学习太多希腊哲学，而必须以法律和官员作为老师。即使是积极把希腊哲学介绍到罗马的西塞罗，对希腊人的文化也抱着强烈的选择性态度。当西塞罗在雅典时曾追随阿斯卡隆的安条克，被后者语言的流利和词汇的优雅所倾倒，但并不赞同他对基本原则的变革。到小亚细亚后，西塞罗又师从色诺克莱斯、狄奥尼修斯和麦尼波斯，最后到罗德斯跟随阿波罗尼乌斯学习演说术。[77]正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西塞罗才能让他的老师感叹，希腊人最后的荣光也被罗马人所超越。如果将公元前168年安菲波利斯的庆祝仪式与阿波罗尼乌斯的感叹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交往互动中，希腊人已全面处于下风。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时的选择性，与一个基本事实紧密相关。“政治上罗马是主人，而且可能一直如此，那些使用希腊人奴隶的罗马人，在社会层面上也是主人，而这只会让希腊文化的优势更让人难堪”。[78]作为霸权国家和希腊世界的仲裁者，罗马尽管承认希腊人曾经在文明发展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绝不可能完全拜倒在希腊文化面前。罗马人可以把希腊人的财富、雕像和艺术品等劫掠至罗马，也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手段进行购买，用来装饰他们的庭院、广场和建筑。在罗马人眼里，那些大多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当罗马人看到这些艺术品时，他们心里想到的不仅是罗马在战场上的荣光，而且还有对战败者的鄙视。宝鲁斯在安菲波利斯举行庆祝仪式，随意处置马其顿王室的宝藏，在罗马的凯旋式中尽情展示掠自马其顿的战利品，并且让马其顿国王和王子作为俘虏出现在游行行列中，使罗马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79]罗马人对希腊历史、制度和文化的认识，从本质上说，服务于罗马作为统治者的需要。当需要学习希腊语时，罗马人可以让希腊奴隶教授语言；在与希腊人打交道时，罗马人可以决定自己使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80]当波利比乌斯到达罗马时，其身份是人质，他在罗马的18年里战战兢兢，时刻等待着罗马的裁决。他能留在罗马，也是因为埃米利乌斯和斯奇皮奥家族的庇护。阿凯亚同盟的其他人质被送到不同城市接收监管，也是罗马人做出的决定。直到罗马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几个希腊老者“到底是埋在意大利还是埋在希腊”而争论时，这些人质才终于有机会回到希腊。[81]在关于波利比乌斯与埃米利亚努斯·斯奇皮奥关系的记载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前者因得到赏识而庆幸留在罗马，尽管他把自己描述为年轻的斯奇皮奥的老师和长辈。事实上，波利比乌斯最后摆脱人质身份并获得解放，也有赖于埃米利乌斯和科尔奈利乌斯家族的帮助。[82]他获得的最好待遇，也不过是成为斯奇皮奥的顾问。当科林斯被摧毁时，波利比乌斯只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可能让希腊人受到的惩罚有所减轻。而对罗马人来说，选择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觉得外来的奢侈品正在腐化罗马年轻人时，他们可以通过反奢侈法加以限制；当觉得希腊哲学家可能让罗马年轻人失去方向时，他们可以对其加以驱逐。加图可以肆意地嘲笑希腊人的恶劣行径，抨击希腊语词不达意。西塞罗则告诉自己的兄弟，希腊早已衰败，希腊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奴性十足，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并从罗马人那里捞取好处，尽管在治理过程中对希腊人还是要给予表面上的尊重，但是在与希腊人的交往中一定要保持适当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统治者对臣民、上位者对下位者刻意的俯就。[83]维吉尔虽大方地承认希腊人在雄辩、雕刻和天文等领域强于罗马人，但他强调，“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84]与罗马人征服其他族群时一样，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很难称得上宽大，科林斯被劫掠便是最好的证明。
罗马人抵制希腊文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制度和文化认同，不少学者都曾谈到这一点。[85] “当庞大和优越的外来希腊主义文化资源开始对罗马生活产生更广泛的冲击时，对许多罗马人而言，这种变化似乎要威胁到罗马的认同。这导致罗马对希腊文化更加持有选择性的态度，其基础是将他们相信拥有‘真正’文明的古时的希腊人，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人——他们日益将之视为无足轻重、自我放纵和不够诚实的人——做出明确区分”。[86]抽象地肯定古代希腊并贬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是罗马人在汲取希腊文化过程中保持自身认同的重要路径，加图和西塞罗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加图实际上认可希腊文化的重要性，直到晚年仍在研读希腊文献。与此同时，他也真诚地希望罗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当发现希腊哲学家可以对同一问题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且这两种答案似乎都有道理时，加图觉得这会让年轻人追求辞藻华丽并变得夸夸其谈，忘记了真理所在，进而颠覆罗马某些基本的行为规范。奢侈风气的流行，有可能造成“一个漂亮的男童会比一块耕地价格更高，一罐腌鱼会比一对耕牛卖得更贵”[87]的局面，必须加以抵制。加图反对那种偏好希腊文化甚至用希腊语写作的风气，认为统治者使用臣民的语言写作、甚至因为对语言掌握不过关而向希腊臣民道歉的行为，有损罗马人的身份和地位。对于阿奇利乌斯在元老院中主动给雅典使节做口译的行为，他同样予以嘲讽。[88]事实上，在保留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一问题上，罗马人从不吝惜使用自己的权力。喜剧作家可以借用希腊的喜剧，但无法复制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对所有官员的嘲讽。对罗马人的父权制和法律权威，罗马也绝对不容挑战。莫米利亚诺不无讥讽地评论道，“在罗马，希腊化意味着对统治秩序的尊重。多数作家服从了，因此得到了回报”。但是，“约公元前200年，在奈维乌斯认为可以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言论自由出口到罗马时，他自欺欺人了”。[89]奈维乌斯的结局提示那些希腊人乃至罗马人，希腊文化固然可以进口，但其必须符合罗马的需要。
罗马这一基本态度，在西塞罗身上也有所体现。西塞罗的主要目标，是证明罗马文化在本质上优于希腊。前文提到的修辞学的例子，固然表现了西塞罗一贯的自负，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西塞罗抨击希腊人因靠近大海而受到外界风气影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并让会场中坐着的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导致国家衰败，而赞美罗马混合政体的优越；他批评希腊人在宗教上玩世不恭，高扬罗马人的虔诚；他挖苦希腊人只重视辞令，肯定罗马人的实干精神；在哲学方面，西塞罗认为罗马人的智慧比希腊人更为精深；在文学方面，他认为希腊的荣光已经被罗马取代。总之，在西塞罗看来，不论在哪个领域，罗马人都可以取代希腊人，而且表现得更加优秀。[90]
面对罗马在政治上的优势和文化上咄咄逼人的攻势，希腊人似乎无所作为。由于政治、军事实力远逊于罗马，自罗马东来后，希腊人就开始把罗马当作仲裁者。帕加马和罗德斯为对抗马其顿与塞琉古，都与罗马结盟。当弗拉米尼努斯在地峡赛会上宣布让希腊人获得自由时，他几乎被希腊人视为救世主。然而罗马人所谓的自由，从来不是让希腊人自行其是，而是要跟着罗马人的节奏起舞，否则便会遭到严惩。在打垮马其顿和塞琉古之后，罗德斯和帕加马先后受到了制裁：罗德斯失去了它在亚洲大陆上的领土，并因罗马人将提洛岛宣布为自由港而迅速衰落；帕加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一度想进行调停，但在战后仍遭到严惩，处境日益艰难，以至于其末代君主只好在遗嘱中把国家赠给罗马人。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巴尔干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得不看罗马脸色行事：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为讨好罗马元老院，甚至不惜称元老们为“父亲”；塞琉古王子德麦特利乌斯身为人质，为了能够脱身回国，也将元老们称为“父亲”。[91]罗马的使节、官员和商人，在行省和依附国中宛如国王。正是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希腊人在政治上的迅速衰败和诸王国的灭亡，使罗马人萌生了“罗马的制度远优于希腊”的理念，并确立了鄙视王权的传统。[92]
失去了政治独立的支撑，希腊人在文化上也步步退让，“如他们数百年来一贯而且少有例外的那样，希腊人仍然是傲慢的单语族群。用当地人的语言与当地人交流不适合他们，他们既不熟悉拉丁语文献，也不熟悉希伯来语文献，也没有把外语著述译为希腊语的传统”。[93]除波利比乌斯等少数人外，希腊人拒绝学习拉丁语。直到公元前2世纪，雅典的哲学家们在访问罗马时，仍需要通过翻译在元老院发表演说。甚至到公元前1世纪，雅典的精英阶级仍需要通过翻译与罗马人打交道，导致他们对罗马的认知受到限制，无法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罗马的实力及其可怕之处。[94]在这种情况下，向外传播希腊文化的责任，竟然落到了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身上，“在罗马人中，对希腊文化的吸收表现为两种形式：既给意大利非拉丁语的知识群体提供了根据希腊模式用拉丁文创造一种共同文学的工具，又教育罗马贵族说，用希腊语思考和说话是他们践行其帝国角色的一部分”。[95]希腊人没有意识到，当拒绝学习拉丁语时，他们在与罗马文化的对话中也失去了主动权。阿波罗尼乌斯面对西塞罗演说的哀叹，或许是当时希腊文化精英一般心态的真实反映。政治上失去独立、文化上失去主动权的希腊人，面对罗马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实力，只能节节败退，在政治上接受罗马统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努力向罗马靠拢。如狄奥多鲁斯和狄奥尼修斯那样的文人，开始把罗马作为他们的文化首都，两人不约而同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完成了他们历史著述的写作。狄奥尼修斯还利用希腊传统，把罗马人想象成真正的希腊人，而希腊人自己反而堕落为所谓的蛮族。[96]
结 语
从罗马文化诞生之时起，希腊文化就是它最重要的源头之一。随着罗马人征服意大利，走向地中海，希腊人的文化也随着征服者劫夺的战利品和俘获的奴隶，大量进入罗马。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在制度上相通，双方都是以公民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基本前提。然而双方的交融从来不是平等的，更不是始终平和的。从公元前3世纪初征服大希腊开始，罗马人就不断借用希腊文化元素熔铸自己的文化。在此过程中，罗马人主动学习希腊语，并利用帝国赋予他们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不仅强迫希腊人向他们“输出”文化，而且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在保持和强化自身传统的同时，不断改造希腊文化，最终于共和国末年接掌了希腊文化。希腊人则在丧失政治独立的情况下依然故步自封和文化自大，在与罗马文化的对话中逐渐落后，最终丧失了文化上的主导权。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或者躲在其古典时代的荣光中自我安慰，或者全面向罗马靠拢。无论躲避还是靠拢，帝国时代的希腊文化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罗马印记。
作者简介：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扶植学科西方古典学资助，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的阶段性成果。
[1] Benjamin Iss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81.
[2]参见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3]参见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and Brutus. Letter Fragments. Letter to Octavian. Invectives. Handbook of Electioneering, ed.and trans. by D.R.Shacleton Bai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1, 27-28。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古典文献均采用国际学界通行方式，标注卷数、章节数或行数。
[4] [古罗马]贺拉斯著，李永毅译注：《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683页。
[5]张强译注：《古希腊铭文辑要》，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页。
[6]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7] [古罗马]李维著，穆启乐等译：《建城以来史 前言·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9页。
[8]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68页。
[9]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17页。
[10]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215页。
[11]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72-79.
[12]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VolumeII, trans.by Earnest C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iv.25, 3-26, 5.
[13]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iv.72, 1-75, 4.
[15] M.Cary, A History of Rome：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8, p.76.
[16]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umeIX, trans.by H.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xxxv.45;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pp.249, 254.
[17]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x.51, 5; 52, 4; 54, 3.
[18] Pliny, Natural History, xxxiv.11, 21.
[19]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p.256.
[20]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6-277页。
[21]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19-20页。
[22]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umeV, trans.byB.O.Fos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xxii.
[23]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umeV, xxix.10.4-xi.8; xi.37, 2-3.
[24] Pierre Grimal, Fischer Weltgeschichite, Band 6: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Der Hellenismus und der Aufstieg Rom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6, S.257.
[25]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IV, trans.by W.R.Paton, revised by F.W.Walbank and Christian Habic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35, 6-7.
[26]值得注意的是，战胜帕尔修斯的埃米利乌斯·宝鲁斯据说对马其顿的宝藏一无所取，但把国王的藏书室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关于从马其顿劫掠的战利品，普鲁塔克有过一个简要的描述：第一天，有250车的雕塑、图画和巨大的神像；第二天，许多车辆装载马其顿人的武器装备，还有2250塔兰特的银币；第三天，除了230塔兰特的金币外，还有一个奉献给神明的大银杯、其他各种皇室用品，以及各个城市呈送的400顶金冠。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 Dion and Brutus, Timoleon and Aemilius Paul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4, Aemilius Paulus, xxviii, 6-7, xxxii, 2-xxxiv, 4。关于罗马公民免除直接税的事件, 参见Cicero, De Officiis, trans.by Walter Mil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ii.76;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 Dion and Brutus, Timoleon and Aemilius Paulus, Aemilius Paulus, xxxviii.1。
[27]参见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trans.by W.R.Pato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7, xxxviii.21；[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9页。
[28]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X: Agis and Cleomenes, Tiberius and Caius Gracchus, Philopoemen and Flaminin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9, Tiberius Gracchus, viii.4-5.
[29] [英]J.A.克鲁克等编，裔昭印等译：《剑桥古代史》第9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5页。必须承认，斯多葛派哲学并非倾向于民主的哲学，但他们对公正的追求，可能在政治实践中导向对民众的关注。参见Pierre Grimal,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7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I: Der Aufbau des Römi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3, S.92-93。
[30]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V: Agesilaus and Pompey, Pelopidasand Marcell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5, Pompey, ii.1-2; Diana Spencer, The Roman Alexander: Reading a Cultural Myth,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2, pp.15-28。
[31]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32]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56页。
[33]参见Tim Cornell, ed., The Fragments of the Roman Historian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63-168。
[34]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35] Pierre Grimal, etal.,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7: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I. Der Aufbau des Römi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Verl., 1966, S.85-86.
[36]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3-25页。
[37]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I.1, 27-28.
[38] Cicero, Pro Flacco, trans.by C.Macdona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11.
[39]在参观冥府时，安奇塞斯向埃涅阿斯介绍了他后人之中的名人。随后他提到了希腊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参见[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40]陈恒：《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41]参见[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页。
[42] P.G.Walsch, “Making a Drama out of a Crisis: Livy on the Bacchanalia,” Greece and Rome, Vol.43, No.2 (1996), pp.199-200; Erich S.Gruen, Studies in Greek Culture and Roman Policy, Leiden: E.J.Brill, 1990, pp.72-73.
[43] Livy, History of Rome, xl.29, 3-14; 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VolumeI, trans.by D.R.Shackleton Bai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1, 12; Be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in Classical Antiquity, p.385.
[44] Craige B.Champion,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s Historie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59-61.
[45] Augustine, City of God, VolumeI, trans.by G.E.McCrack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i.31.
[46]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pp.30-31.
[47]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Volume III, trans.by J.C.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xv.11, 1.
[48]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xv.11, 2.
[49]例如在阿凯亚人质获释后，当波利比乌斯打算请求元老院恢复人质在阿凯亚同盟中的荣誉时，加图嘲笑道，波利比乌斯有点像奥德修斯，在离开了库克罗普斯的洞穴后，却还想着回去讨回自己遗失在洞中的腰带。而加图的《论农业》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从希腊人的作品中多有借鉴，其演说技巧也借用了希腊人的修辞学。参见A.E.Astin, Cato the Censor,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8, pp.165-166。
[50]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7、351、369、352-353页。关于加图对波斯图米乌斯的嘲笑，波利比乌斯补充了一些材料，称在与希腊人的战斗中，波斯图米乌斯因不愿参战而退出战场，却在战斗结束后第一个写信向元老院报讯，好像他本人参战了一般。参见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ix.1, 1-12。关于加图驱逐哲学家和从意大利驱逐所有希腊人的建议，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3页。
[51] [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第286-287页。
[52] [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第286页。
[53] [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3页。
[54] [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70页。
[55] A.E.Astin, Cato the Censor, p.179.
[56] Craige B.Champion,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s Histories, p.62.
[57]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IX: Demetrius and Antony, Pyrrhus and Gaius Mari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0, Gaius Marius, ii.2.
[58]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299页。
[59]Wolfgang Blösel, Dierömische Republik: Forum und Expansion, München: C.H.Beck, 2015, S.152-154.
[60]马略得到了罗马骑士、商人和保民官的支持。参见[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282、288页。
[61]参见[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358-359页。
[62]Cicero, Pro Flacco, 16.
[63]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64]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第113页。
[65] Cicero, Pro Flacco, 9-11.
[66]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I.1, 16.
[67]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 to the Greeks,” Greece and Rome, Vol.9, No.2 (1962), p.149.
[68] Cicero, Tusculum Disputations, trans.by J.E.King, Litt.D,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6, i.1, ii5.
[69] Egon Flaig, “Lucius Aemilius Paullus-militärischer Ruhm und familiäre Glücklosigkeit,”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und Elke Stein-Hölkeskamp, Hera.Von Romulus zu Augustus: Große Gestalten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München: C.H.Beck, 2000, S.139-140.
[70]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Ⅲ, trans.by W.R.Paton,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79, v.104.
[71]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I: Demosthenes and Cicero, Alexander and Caesar,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Cicero, iv.4.
[72] Geof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2nd ed.,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p.133.
[73] Philip A.Stadter, “Plutarch and Rome,” in Mark Beck, ed., A Companion to Plutarch,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21-22.
[74]吕厚量认为，《希腊纪行》对罗马帝国的总体态度是“冷漠、拒斥”，在波桑尼阿斯所建构的文化记忆中，从希波战争到菲洛波门逝世的希腊“自由时代”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参见吕厚量：《波桑尼阿斯的文化记忆与〈希腊纪行〉中的罗马帝国》，《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75]奈维乌斯因在政治上直言不讳，讽刺了麦泰鲁斯家族，故遭遇制裁并被迫流亡北非，最后死在那里。参见E.J.Kenne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2, p.94。
[76]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第72页。
[77]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I: Demosthenes and Cicero, Alexander and Caesar, Cicero, iv.1-4.
[78]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 pp.157-158.
[79] Andrew Erskine, “Greek Gifts, Roman Suspicions,” Classical Ireland, Vol.4 (1997), p.42.
[80]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14、25页。
[81] Andrew Erskine, “Polybius among the Romans: Life in a Cyclops’ Cave,” in Christopher Smith and Liv Mariah Yarrow, eds., Imperi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lybi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7-32.
[82]参见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i.23-29。
[83]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 p.158.
[84] [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第170页。
[85]参见陈恒：《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第46、79页；A.E.Astin, Cato the Censor, pp.179-181。
[86] Geof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p.133.
[87]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VI, xxxi.25, 5.
[88]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7、369页；Erich S.Grue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93, p.55。
[89]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8页。
[90]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pp.152-156.
[91]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18; xxxi.2.
[92] Elizabeth Rawson, R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pp.174-187; Andrew Erskine, “Hellenistic Monarchy and Roman Invective,”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41, No.1 (1991), pp.106-120.
[93]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黄洋校：《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94]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4-26、29-30页。
[95]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黄洋校：《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第13页。
[96]狄奥尼修斯写作《罗马古事记》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阐明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后代，指出前者是保留了更多希腊元素的希腊人。参见Irene Peirano, “Hellenized Romans and Barbarized Greeks: Reading the End of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tiquitates Romana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100 (2010), pp.3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