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构建生态共富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浙北S村的案例分析生态共富背后的运行逻辑。研究表明：生态共富是一个从“供给嵌入”到“需求内生”的过程，集中表现为多元主体在政策嵌入、组织依附和自主发展的内外联动中形成新内生式发展合力；乡村生态资源以多村联创、能人引领、利益联结的形式完成有效整合；自上而下的生态共富理念逐渐从理解和认同向内化和行动转变，实现价值共创。在阐明乡村生态共富进程中的内外联动、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的基础上，针对其存在的诸多困境进行深入探讨与反思。

关键词：新内生式发展/ 生态共富/ 供给嵌入/ 需求内生/ 价值共创/

作者简介：杜春林，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之岱，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南京 211100）。

原文出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第56-68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经济带生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府际协同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21CGL06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巨大的生态资源优势，是生态产品最主要的供给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将农村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实现共同富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1]。从实践层面来看，江西、福建、浙江等生态资源禀赋优良的省份率先开展了生态共富的试点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如福建光泽的“水美经济”、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等多种实践模式，为其他生态资源丰富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样板。但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生态共富尚且处在试点探索阶段，仍存在生态资源碎片化、产权模糊化、价值核算困难、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突出、实践路径同质化、成效难以持续等现实问题[2]，导致大量生态资源的浪费或闲置。不少乡村尽管拥有“绿水青山”，却难以将其转化为“金山银山”，村民守着“聚宝盆”，却依旧过着穷日子。基于此，本文聚焦浙北S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历程，探讨其生态共富的具体路径，旨在破解其背后蕴藏的运行逻辑和内在机理。

关于生态共富的研究离不开对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以及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其一，生态产品作为生态共富的物质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当前生态产品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生态产品概念是指维持生命支持系统、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环境舒适性的自然要素，包括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无污染的土壤、茂盛的森林和适宜的气候等[3]；广义上的生态产品则综合考虑了自然要素和人类劳动，指生态系统以为人类提供福祉为目的，通过生物生存和人类共同生产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必需品[4]。其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共富的路径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要求，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设计，充分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并推动价值转化[5]。其三，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共同富裕的关系。理论层面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生态产品具有效用性和稀缺性[6]，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态产品毋庸置疑可以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7]。从实践层面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开启了对生态共富路径以及模式的探索[8]。

综合来看，学界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生态共富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有益讨论，但仍存在着可继续推进的空间：理论视角上，既有研究缺乏对生态共富过程中多主体协同具体环节、行为选择、职能定位以及耦合机理的解构，未能回答如何使乡村生态产品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共同富裕的新内生增长动力。研究方法上，目前文献多以宏观层面理论研究为主，微观视角结合具体案例解析生态共富的内在逻辑及差异化路径的探讨仍显不足。发展模式上，现有文献更加强调依赖政府或外来企业的外生式发展，对于乡村生态共富内生动力的发掘、培育以及内外联动的关注略显不足。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生态资源富集型村庄特征，构建生态共富的新内生式发展分析框架，并依托在浙北S村的参与式观察和结构化访谈，阐述当地以生态共富为契机完成村庄嬗变、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历程，为生态资源富集型乡村推动生态产业化、补齐发展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二、乡村生态共富：基于新内生式发展的理论阐释

从理论层面来看，近年来，嵌入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成为探讨乡村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嵌入性理论强调国家权力与外部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的有机嵌入，通过外在力量的导入弥补乡村自身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尤其在应对“空心化”与公共服务匮乏等问题方面效能突出[9]；协同治理理论则突破了以往依赖政府单一主导的传统治理范式，主张通过政府、村社集体、社会组织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协商，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与利益共赢[10]。嵌入性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分别从“外力”和“内驱”两个不同角度阐述了乡村发展的驱动力量。事实上，从乡村发展的驱动力来源来看，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外生式发展，即村庄通过国家政策支持和寻求外部力量来谋求乡村产业发展，但实践证明效果具有短期性，且容易导致村庄迅速衰落[11]。二是内生式发展，是指村庄依据自身固有的资源，自主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发展的一种模式，但内生式发展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贫困地区仅依赖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脱贫致富[12]。三是新内生式发展，该理论融合了外生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强调上下联动、将外部干预转变为内生发展动力，以解决农村地区面临的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外生发展不畅问题，是一种内外互动的混合发展模式[13]。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嵌入性理论的外力植入与协同治理理论的主体协商，但更加侧重于内生动力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可持续性，克服了传统嵌入性发展路径中“被动接受”与协同治理路径中“协调难题”的结构性困境。新内生式发展强调本地发展需结合外部制度与内生文化资源，通过社区参与和多方协作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为内外主体的联动奠定了基础。新内生发展既强调立足自身资源的发展方式，又需要获取本土所没有的资源。新内生发展注重参与式决策和文化价值融入，通过个体心理层面的互动与共情达成信任，提升农村居民对发展的主导权。乡村生态共富本质上是一个由外部供给嵌入向需求内生递进的过程，其初始阶段依托政府自上而下有效的制度嵌入与机制供给，引入政策、资本、技术等外部力量，为乡村生态资源的开发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内外部主体进一步展开协同行动，通过多村联创、能人引领、利益联结等手段，实现跨主体、跨领域的要素汇聚与资源整合，推动乡村的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从而将生态产品以生产要素的形式纳入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框架；政府、村社集体、企业和村民共同参与生态产品开发、经营与收益分配，实现价值再塑。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生态共富的新内生式发展分析框架(图1)，突出主体联动的主导作用、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以及价值共创的核心目标，尝试从这三个维度破解内生原动力不足、外生发展不畅的困局，最终形成新内生发展动力，带领村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图1 乡村生态共富的新内生式发展逻辑

第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内外联动是生态共富新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的前提。外部主体层面，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在生态共富中起着主导作用；市场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以及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化水平在生态共富管理决策过程中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公众在生态共富过程中扮演着供给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内部主体层面，村社集体在农村各项生产活动中都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强村公司以股份制的方式和专业化的公司管理实现了对村庄产业经营现代化的改造；新乡贤可以积极调动社会层面各种资源和人脉助力生态共富的最终实现；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生态共富最终是带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自然也需要高度凝聚村民的共识。总的来看，生态共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场域中多个行为主体之间复杂协同和内外联动下由嵌入到内生的过程。

第二，资源整合是生态共富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乡村要发展，首先面临的便是内外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新内生式发展强调内外部资源共同作用，从而破解内生动力不足、外生发展不畅的困局[14]。由于村社集体和普通村民没有能力将各类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生态资源自然难以得到较好的整合开发。多村联创的方式可以有效打破行政区域规划界限、发挥各乡村优势，提升整体竞争力。乡村能人在生态共富中扮演了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推广者等多重角色。新乡贤依托其政治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充分激发农村地区生态共富的内生活力。村民是乡村的重要主体，生态共富的可持续性有赖于乡村民众的高度认同，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设计可以使得农民在生态共富过程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以利益激励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价值共创是生态共富新内生式发展的目标引领[15]。新内生式发展作为一个凝聚内外部动力的过程，其最终指向是通过各方的积极参与和资源整合共创价值，共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价值创造是创造者主导并传递给使用者的单向过程[16]。随着价值共创理论的出现，价值不再是单独创造，一切经济和社会参与者都是资源整合者，价值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17]。生态共富是在一个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政府、村社集体、企业、社会组织、村民、游客都是生态共富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在顶层设计的驱动下，各级政府认真学习生态共富相关政策，并制定配套政策进行回应。村社集体在学习政策的同时传达给村民，并依据村庄实际，因地制宜地提出生态共富策略。生态产品开发过程中，企业需要高度认同村庄的生态共富策略，将自身发展目标和市场化运行机制融入生态共富。最后，还需要融入村民诉求进行价值调适，只有村民真正认同，生态共富的政策才不会与实践脱钩，共同富裕最终才能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在乡村生态共富的框架体系下，新内生式发展强调内外发展路径的整合和上下关系的协调联动，推动外部干预内化为发展动力，借由多元主体的交互联动与资源整合，逐步形成价值共创，以此化解乡村持续发展的困境。作为新内生式发展的外在动力，供给嵌入强调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遵循自上而下的逻辑，依托政府、市场等外部主体力量，推动乡村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转化，并将其有机融入乡村财富分配体系。而作为新内生式发展的内在驱动，需求内生则强调共同富裕的诉求通过村社集体、村民等乡村主体借助生态资源凝聚发展共识，自下而上探索绿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三、案例检视：S村生态共富的新内生式发展

S村所在的A县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境内生物种类众多，水资源、植被资源丰富。目前该县已经探索出“茶旅文化”“竹林碳汇”“山塘水库开发”等多条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推动了县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S村周边群山环绕，翠竹掩映，自然风光十分优美，早在2010年就成功创建了以水库为特色的美丽乡村精品村。但是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S村没有产业基础，招商引资一直是当地的短板，大量村社集体资产只能被闲置，水库亦未得到有效开发，村民尽管守着绿水青山，却难以将其转化为金山银山。在国家和浙江省政策扶持下，S村通过内引外联，凝聚乡贤力量，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水生态产品，充分挖掘水文化特色，打造了“天空之城”项目，并构建“两入股三收益”分配机制进行利益联结，不断壮大村社集体收入。项目运营当年，“天空之城”经营性收入达250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项目落成前的不到10万元增长到83.5万元。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为村庄带来了近130个就业岗位，村庄人均收入也由1.8万元增长到3.7万元，真正实现了村集体、村民、投资商多方共赢。本文选取浙北S村为案例主要出于三方面考量：其一，S村作为生态优美却没有产业基础的小山村典型，在推动生态共富的过程中，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村社集体的内引外联以及新乡贤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展历程为考察由“供给嵌入”到“需求内生”的新内生式发展逻辑提供了实证基础。其二，S村生态共富的最终成效离不开政府、市场、村社集体、新乡贤、普通村民的共同助力，可以作为生态共富多元主体协同运行规律的典型案例。其三，A县多年来秉持着“生态立县”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步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绿色发展道路。

(一)从嵌入到内源：多元主体的内外联动

生态共富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推动，是各种资源要素融合、不同利益关系协调平衡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其主体联动并非抽象、整齐划一的过程，而是呈现曲折迂回、循序渐进的态势。从S村水库开发的实践经验来看，生态共富中的多元主体内外联动包含了政策嵌入、组织依附和自主发展的过程(图2)。

图2 从嵌入到内生：多元主体的内外联动

1.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

作为阐释市场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经典理论，嵌入性理论可以有效阐释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解构和重组[18]，表现为“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等[19]，通常以“项目制”为技术管理手段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生态治理和共同富裕亦始于强大的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对乡村发展的引导。

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来看，A县政府早在2001年就提出“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倡导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后，S村叫停了粗放式的开山挖矿，并建立镇级、村级、民兵连长三级库长制度，负责水库及周边河道整治和污水治理。2008年开始，A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展开“美丽乡村”以及“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将区域内乡村旅游产业推向深入，形成品牌示范效应。从2017年开始，A县又以建设全域美为目标，将建设“美丽乡村”战略进一步上升到建设“美丽县域”。S村近水楼台先得月，创建了“美丽乡村精品村”品牌。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标志着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共同富裕完成了由理念创新向国家政策的飞跃。A县政府敏锐察觉并抓住了生态共富的发展机遇，先后出台了《A县环境功能区规划》《A县加快全域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政策，坚持环保招商，遵守“凡是对生态不利的项目不上，对环境有害的企业不批”的原则和标准，不断加大对乡村地区合理运用生态资源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保障措施。离高铁站最近的S村自然环境优美，自然吸引了不少开发商，村“两委”敏锐捕捉到生态共富的机会，积极与乡贤商讨水库及周边生态资源的开发。

2.依附科层体系的内外联动

在自然资源领域，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和资源优势往往处于主导者地位，其他参与主体不具有独立的行动能力，很难脱离政府自发参与到生态公共服务供给中来。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激活了S村的产业发展，为村集体、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依附当地政府参与乡村生态共富提供了可能。

其一，村集体作为国家的基层代理人，是生态共富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的核心主体，其成为国家与村民连接的纽带和桥梁。为了摆脱村困人贫的局面，在A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面对内生动力不足以及外生发展不畅，S村从美化环境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起，开展了河道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处理、盘活村级闲置资产等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福祉的工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相继建成了水库旅游观光步道、文化礼堂、星级厕所等，乡村样貌焕然一新。招商引资方面，村社集体在吸取失败的教训后，将目光由外转内，瞄准本村在外发展的乡贤，吸引他们返乡开发水库。

其二，企业在生态产品资源配置中的参与更多依附于政策导向[20]。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大力支持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的兴起，以TY旅游开发公司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开发公司应运而生，他们为了更好地占有市场、获得利润，将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视作绝佳的投资机会。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村集体参与市场经济和生态产品产业化，2018年，在S村所在镇政府的统筹规划下，该镇20个行政村联合组建强村公司。作为生态共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以及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强村公司以股份制的方式和专业化的公司管理实现了对村庄产业经营现代化的改造，使村集体作为经营主体的身份参与生态产品供给，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

其三，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黏合剂”，行动能力明显不足，其作用发挥依赖政府和其他主体的行动，但总体来说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生态共富的实现。周边高校在乡贤的牵头下参与S村围绕水库开展的“天空之城”项目设计，在村集体的牵头下，借助抖音、小红书等当下年轻人流行的社交媒体纷纷进行宣传和引流，“天空之城”迅速以其独特的设计和体验感在差异化竞争中大放异彩。

其四，生态共富最终是要带动全体村民走向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并不仅仅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多元主体联动形成合力对村民行为的影响往往更大，且大多存在于生态共富前期，后期会逐渐转变为村庄内部自主性发展的动力。从S村的实际来看，初始阶段村民的热情并不高，主要是因为对生态资源的开发难以立竿见影，再加上绝大多数村民还没有意识到不起眼的小水库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因此，S村水库开发初期各项事务均是村集体依据上级政府的指示进行，并未与村民进行沟通，许多村民随大流，并不知情。村民的参与集中表现在水库开发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被“天空之城”项目雇佣，从事日常管理，赚取劳动所得，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也逐渐提升。

3.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发展

在政府的嵌入式干预下，多元主体以组织依附的形式有序参与，形成了良好的互嵌合作关系，在初步实现多方共赢的同时，各主体的自主参与意愿也得到充分调动，生态共富进而转向自主性发展阶段。自主性发展阶段村庄的新内生发展动力既来源于政府嵌入，又是对组织依附的一种突破，其主体联动有着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参与主体往往出于主动意愿自发参与，不需要或仅依赖少许动员就能实现。事实上，在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动机，即积极性来源；二是分配，即如何构建维持积极性长效机制。

从动机的角度来看，在“天空之城”一期项目取得重大成功后，推动该项目的新乡贤W收获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个人社会价值，W选择持续为项目注入资金，并积极发动其在社会各界的人脉，参与二期项目设计宣传，同时与村集体达成一致，进一步打造乡村生态旅游精品度假区。项目的良好运行带动了村庄的发展，最早选择回村创业的村民过上了好日子，不出家门就可以赚钱，村民都看在眼里，越来越多原本外出务工的村民主动选择返乡创业。

从分配来看，S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以及“两入股三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明确规定了强村公司、村社集体以及村民在其中的责任、义务以及利益分配方式，以股份制的形式将村民与生态资源开发绑定在一起，“优先股”和“劣后股”的划分也催生了新的农民分层结构，良好的分配机制是对组织依附的一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能，维持了农户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使得村庄内部的个体由空间秩序的消极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塑造者和维护者。

(二)从外联到内驱：多种渠道的资源整合

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生态共富的前提。然而，在乡村“空心化”和“原子化”的背景下，许多村庄尽管生态资源丰富、环境优美，但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村庄人口外流，乡村公共事务长期缺乏核心主体的有效参与，各类资源难以得到有效整合。因此，S村通过多村联创、能人引领以及利益联结的方式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同时，有效整合了乡村分散的生态资源、文化旅游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以区域资源集聚效应助力生态旅游产业的落地与运营(表1)。

1.多村联创集聚区域资源

多村联创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各村共享资源、跨村抱团从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旨在将不同村庄的生态、自然、文化旅游等资源禀赋进行整合，集中转化为集体的资源优势，统筹区域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多村联创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二是以产业发展为依托，从市场经济中获益；三是借助城市发展的大平台，在城乡融合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多村联创在实践层面可以划分为村村联合、村企联合、飞地抱团、单位包村等多种类型[21]，S村便是属于村村联合的典型。

尽管S村所在县生态旅游业发展迅速，但各个村庄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更多是单打独斗，缺乏整体联动。不仅如此，过于单一的“生态观光+民宿”模式，逐渐导致村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同质化严重和发展后劲不足，制约了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各村各自为政的局面，在S村的倡导下，由所在镇于2018年率先打破村域界限，将区域范围内20个村的资产、资源、资金整合，以强村带动弱村实现镇域抱团，成立TH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由20个村的村书记担任公司的股东，参与招商引资、项目引入以及公司常态化管理工作。

镇政府作为重要推动力量，组织乡镇干部成立了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为“天空之城”项目运营提供决策咨询，并履行监督职责，对风险进行把控。强村公司成立当年，经营性收入就突破了500万元，村均集体收入增收25万元。强村公司作为村庄联合发展的共同体，在整合各村零散资源的同时，分摊了各村单打独斗承担的风险，能够更好地激发各村庄和村民参与生态共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加快生态旅游产业多样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功盘活周边存量生态资源，推动村强民富。

2.新乡贤引领重塑乡土情怀

新乡贤是村庄有突出能力、资源优势或者其他特殊才能的人，往往集村庄政治、经济、道德权威于一体，能够在乡村新内生发展中联结多方资源，发挥引领作用[22]。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困难、缺乏工业基础的S村，凭借自身力量难以对外部资本产生吸引力，无法形成资源集聚效应，而以W为代表的新乡贤群体既能为“天空之城”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又能借助其社会影响积极争取资源，还能依托自身经营管理才能将“天空之城”的生态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带领当地农户发家致富。在W的奔走努力下，各方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

随着“天空之城”项目一期取得成效，W和村社集体达成协议，进一步投资3亿元在S村建设综合型高端度假酒店，全方位打造集游、食、宿于一体的“山水S村”生态旅游度假IP。S村生态共富成效初显的同时，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就业，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比之前更加团结稳定。因此，新乡贤对于乡村建设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通过自身人脉和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在公共事业建设中也有积极的外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断裂已久的熟人圈子和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得以重建。

3.村民参与驱动利益联结

村民是乡村的重要主体，生态共富的字面含义便是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只有使周边村民都能参与其中，充分共享发展成果，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生态共富过程中，村民的利益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如何构建起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处理好村民和企业在其中的利益分配和调节关系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资本下乡以及项目进村，村社集体和农民只能拿到有限的租金和薪金，即使后期项目不断发展壮大，村民也很难分享发展的利益。

而S村将“两入股三收益”的利益分配机制充分运用到生态资源开发中，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村民参与积极性。“两入股”是指各村将资产、资源入股，“三收益”是指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租金、薪金以及股金。股金层面，年末依据入股比例收取分红，强村公司将股权分为三份，镇政府持有35％作为股权激励，充分发挥钱袋子作用，调动各村参与积极性，20个村每村各持有2％，剩下25％依据各村人口数和参与程度分配到村社集体和村民头上。项目落成后，不少村民将自家房屋和空地改造为特色民宿、农家乐，对游客进行出租，赚取租金。薪金则主要来源于村民在“天空之城”项目中以各种形式灵活就业带来的报酬。水生态旅游属于季节性项目，除了日常运营管理所产生的岗位需求，旺季的时候“天空之城”会增设岗位缓解运营压力，村民们也可以通过出售白茶、应季水果、文创产品等获取收入。

不仅如此，S村还于2020年创新性地将“两入股三收益”纳入《S村村规民约》范畴，并且将“资源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权”入股作为“优先股”，其他资源入股作为“劣后股”。在乡村资产增值后，“优先股”按照保底收益加增值分红的形式进行分红，“劣后股”在收回成本后再参与分红，并且突出对村内低收入群体的关怀，对其以不低于其他股民1.5倍的方式进行分红，确保生态共富惠及每一个人。

(三)从认同到内化：富民导向的价值共创

S村生态共富不仅是多元主体内外联动、多重渠道资源整合的过程，更是村庄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逐渐从理解和认同内化为理念和行动的价值共创过程。一方面，政策嵌入不仅是“政令”下达，更重要的是通过村干部、乡贤、专家讲解等“柔性转化”机制让政策语言与村民生活经验链接；另一方面，政策嵌入转化为价值共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价值认同、利益驱动下不断演进的过程。

1.自上而下政策的价值引领

政府作为生态资源的综合管理者和共同富裕的主要推动者，在生态共富的价值共创中处于主导地位，扮演着政策引领、资源整合以及活动发起的角色。其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的设计与推动上，也贯穿于各级政府实践层面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执行之中。

在中央层面，随着生态文明被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中央政府进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顶层设计，陆续出台了政策文件，强调“农村地区发挥生态优势就地就近致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环保以及金融支持的配套文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

在地方层面，S村所在的浙江省将中央的政策进一步细化，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以及全国首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标准，旨在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富民、惠民，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A县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长期秉持着生态立县的理念，各级政府部门依据自上而下的生态共富支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除了对境内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以及生态旅游发展作出部署，还成立了“两山银行”，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全力推动县域生态共富。在乡镇层面，除了多村联创，还依托农旅融合，推出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生态补偿金制度，鼓励企业减少污染，打造生态旅游产业集群。

2.村庄生态共富的价值重塑

S村“两委”曾经积极尝试联系外地开发商接洽休闲旅游项目，但由于缺乏产业基础最终不了了之。随着各级政府有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周边村庄的发展，村“两委”果断抓住发展契机，结合村庄发展实际推动生态共富的价值重塑。

首先，在发展生态产业过程中，S村设立党员责任岗，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生态共富的新模式，不定期邀请周边高校的生态、农学以及环保等领域专家学者解读各级政府有关生态产品以及共同富裕的政策，帮助村干部和村民更好地理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技术要求和市场前景，通过周边村庄生态共富的案例讲解，激发了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依托生态产品增收致富的认同感。

其次，村庄治理层面，制定符合实际、村民认同的《S村村规民约》，将美丽家园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均纳入村规民约，在对家庭赋分评级基础上，制定奖惩标准以规范村庄环境，村民的环保责任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村民自觉参与到水库环境保护与整治的行动中来。

最后，在生态共富价值的引领下，村“两委”综合本村的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以及土地资源进行初步评估，了解生态共富有关政策在本村落实可行性的基础上，积极与本村在外的乡贤接洽，就水库生态旅游开发达成初步合作，并召开村民大会征求全体村民意见，为项目进村奠定群众基础。在“天空之城”项目正式进驻村庄伊始，村干部便带头进行新业态的实践推广，成立“群帮带”互助会，村民积极响应并参与，在此过程中通过资源和资产入股，挣租金，拿佣金，分股金，实现了多元化收入，极大增强了村民生态共富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3.融合市场机制的价值再造

从生态共富的价值导向来看，其主要受益主体是村民，但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来看，市场机制的引入与有效运行必不可少，企业的资金投入意愿和掌握的资源优势对于乡村生态共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经营与管理模式以及品牌建设能力也直接决定了生态产品实现的速度和质量。企业通过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合理配置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利润。

在“天空之城”项目前期，新乡贤W及其所办的TY旅游开发公司多次返乡进行实地考察并与村“两委”进行洽谈，在全面了解村庄长期发展目标、资源优势、盈利空间以及当地村民需求的基础上，高度认同村庄生态共富的策略选择，村“两委”和W一拍即合。再加上TY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旅游开发领域原本具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结构，能够有效整合村庄内外分散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文化资源，极大降低了“天空之城”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项目的顺利落地，为S村解决了130多人的就业问题。企业在村庄中树立良好形象的同时，实实在在的收入激发了村民对生态共富的热情和信心。

在开发过程中，TY公司针对水库开发，迅速形成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产再到生态资本的完整产业链结构，并将企业的目标与市场化运行机制以及村庄的发展策略相融合，设计并打造出符合当地特色以及市场需求的乡村生态旅游精品度假区，同时，带动住宿、餐饮等企业在S村集聚，扩大“山水S村”生态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生态共富的价值链条。

4.融入村民诉求的价值调适

村民是乡村的主人，同时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只有其高度认同生态共富策略，并且以实际行动参与，才能确保生态共富价值共创的最终形成。换言之，生态共富的价值共创是融入村民诉求的价值调适过程，村民的利益诉求必须得到重视和尊重，如果忽视村民的诉求，就很有可能导致政策与实践脱节，难以落实并取得预期效果。

首先，S村村民参与生态共富核心的诉求便是稳定的增收机会。S村村民以往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销售白茶、毛竹林等，这些收入相对有限，因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项目落成后，村民们看到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纷纷返乡，或选择受雇于“天空之城”项目，或经营民宿、农家乐、餐饮、零售等。“天空之城”为周边村民带来了长期且稳定的收入保障，调动了村民在项目实施中的积极性。

其次，“天空之城”项目的开发需要征收或租赁周边村民的集体用地。在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并公平分配资源和收益的基础上，村民积极配合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土地征收和租赁活动，并将自家土地和资源入股，不仅便利了项目开发，村民收入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村民首年仅通过租金和股金便实现了家庭收入翻番。

最后，在生态共富的价值引领下，村民不再是随大流或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到村庄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需求。面对生态旅游快速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村民一方面呼吁村“两委”约束民宿和农家乐无节制发展，另一方面在节假日期间以志愿者身份协助参与管理，缓解旅游旺季中出现的交通拥堵、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充分发挥其在生态共富中的主体意识。

四、结论与讨论

乡村生态共富作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地方创新探索，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更为乡村探索致富之路提供了经验借鉴。本研究以S村为案例，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揭示了生态共富是在外部政策供给与内部主体需求的持续互动中，逐步由“供给嵌入”转化为“需求内生”的演化过程。基于此，关于乡村生态共富需要哪些条件，S村的案例经验如何转化为可复制模式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生态共富的条件至少包含主体内外联动、资源整合以及价值共创。其一，在“内外联动”层面，生态共富的起步得益于政府的制度嵌入与政策供给，通过项目引导、财政扶持和制度安排等方式，为乡村生态资源盘活提供了外部支持。同时，村集体、新乡贤、企业等多元主体借助这一政策窗口逐步形成组织依附并激发出一定的自主发展动力，体现出外部推动与内部能动的协同演化机制。其二，在“资源整合”层面，通过“多村联创”机制打破行政边界，聚合分散的生态与旅游资源，以强村公司为平台进行统一开发与运营，促进资源集聚与产业协同；同时通过新乡贤返乡创业引入资本与管理经验，并以“两入股三收益”等制度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村民广泛参与和收益共享。其三，在“价值共创”层面，生态共富不仅是多元主体联动推动村民增收的过程，更是一个逐步实现政策理念内化为村庄自身发展价值与行动逻辑的转化过程。初期，政府通过政策传播与示范引导，以“股金、薪金、租金”建立收益机制，激发村民的认同感；中后期，通过品牌共建、集体身份重构、返乡潮等，持续增强村民的归属感与使命感，将“收益”转化为“事业认同”，推动村“两委”与村民在认知上实现从理解到认同，再到实践内化，进而培育村庄自主发展的内生价值体系。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乡村生态共富进程中，多元主体的内外联动、多重渠道的资源整合、富民导向的价值共创三者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从“供给嵌入”到“需求内生”的完整逻辑链条。多元主体的内外联动为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提供主体动能与制度保障；多重渠道的资源整合将主体联动效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为价值共创提供物质载体；富民导向的价值共创通过理念内化与行动协同，将外部供给转化为内生需求，巩固主体联动与资源整合的可持续性。三者共同形成“主体增能—资源引入—价值共创”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生态共富从外生嵌入向内生发展跃迁，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资源价值实现难等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第二，如何将S村生态共富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模式?首先，在观念引导方面，强化生态共富的理念认同和价值共创，充分激发村民的主体性。政府和村“两委”要重视生态文明宣传和村民参与，通过生态教育、示范项目和会议座谈等方式，使村民充分认识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发展的内在联系。在此过程中，主动引导村民将自身利益与“绿水青山”紧密结合，实现政策理念与农民需求的内在衔接，鼓励他们参与项目决策和收益共享，从而增强村庄内部对生态共富的认同感和行动力。其次，在制度设计上，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S村经验表明，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生态共富目标，需要构建政府、村集体、企业、社会组织和村民等多方协同的治理机制，通过价值共创凝聚生态共富的共同目标，以民主协商和紧密配合形成稳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具体而言，政府因地制宜规划生态共富蓝图并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和技术专家进行能力建设，联合村“两委”、新乡贤和企业建立强村公司和协调机制，将外部资源供给方与村庄内部需求方有效链接，实现多方资源共享和利益共赢。最后，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兼顾公平共享和生态承载。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在确保村民平等参与并实现多元化收入的基础上，优先保障贫困户、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将项目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给保护区农户和低收入家庭，让生态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规划各类生态共富产业时，相关部门应严格考虑生态系统承载力，控制开发规模，避免过度利用环境资源，不断完善生态补偿等政策，对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村民和村集体进行资金补贴和发展扶持，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为村民带来可持续的福祉增长。

第三，研究还发现生态共富新内生式发展仍有重重困境需要克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生态共富的新内生式发展存在过度依赖外力驱动的风险，其内生的过程是在外力推动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外力依附的突破。但是，过度依赖外力驱动的生态共富缺乏村庄的内部自主性，存在动力不足的潜在风险。在乡村生态共富的进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村庄制定了村规民约作为自治规范，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但在乡村生态共富进程中村民存在“被代表”“随大流”的现象，缺乏实质参与。其次，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从而忽视生态共富的其他维度。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村集体，抑或普通村民，对于生态共富的理解仍旧更多关注生态产品开发的经济利益，即能否带来村社集体收入以及人均收入的提升。这一政策嵌入契合了村民最迫切的需求，但经济富裕是共同富裕最基础的含义。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使各级地方官员以及社会大众更加直观、全面地理解和认同共同富裕的真正内涵，直接关系到生态共富效果的可持续性。最后，自上而下的供给嵌入与自下而上的需求内生能否实现有效链接，直接关系到乡村生态共富的实践效果。供给嵌入与需求内生的脱节是生态共富新内生式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从实践观察来看，外部资源整合与政策驱动往往呈现“脉冲式”推进特征，而本土价值重构与主体能动性培育则呈现“渐进式”演化轨迹，这种速度差导致两者在动态博弈中易产生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根源在于协同机制的缺失。现有政策体系强调自上而下的供给，导致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存在“水土不服”，短时间内难以被乡土社会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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