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既往研究认为徐家汇观象台准确预测了1879年7月31日的上海台风，揭开了中国天气预报的序幕。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1881年上海台风对航运利益的损害，使近代中国沿海以台风预警为核心的天气预报被提上议程。经过近十年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前后，气象学家对中国沿海台风及其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加之中国沿海气象观测网络、电报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航运业对台风预警服务的迫切需求，中国沿海的台风预警臻于成熟。中国近代的台风预警随着对台风及其规律认识的深化、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求而开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台风预警/ 气象观测/ 天气预报/ 气象合作/
作者简介：刘炳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26年第2期 第70-92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后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台风与天气预报研究”（25BZS069）的阶段性成果。
台风是影响中国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因其活动过程中常伴随大风、暴雨、巨浪等恶劣天气，不仅对沿海地区的人口、经济造成破坏，还对往来的人员、船舶、货物等造成致命危害和损失。因此，准确及时的台风预警可以使台风登陆或受影响地区提早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减少灾害损失。但长期以来，气象史是历史研究中的小众甚至冷门研究方向，在解答历史现象时常常被忽略或陷入阐释不足的境地。事实上，作为具有全球流动性特征的存在，台风等气象要素对航海等历史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近代世界航海事业的迅猛发展，依托海运进行的跨区域商贸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也对航海安全性提出更迫切的需求。基于此，推进以台风预警为代表的气象史与近代航海活动关系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界一般认为，徐家汇观象台准确预测了1879年7月31日的上海台风，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天气预报的序幕。这一观点不仅被通史性著作沿袭，①专业的气象史研究也大都秉持此观点。②虽有学者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并未就该问题展开深入讨论。③中国近代的天气预报始于何时，如何开展，这是中国近代气象史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台风具有移动性特征，作为“跨国界”的一种自然现象，是西太平洋沿岸各国和地区共同面对的“敌人”。因此，中国沿海台风预警的研究应置于19世纪全球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深入考察。由于中国近代沿海地区台风预警的开展不仅需要气象学自身的发展，也依赖于超越国界的大量气象观测站的设置，以及电报等通讯手段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更需要从事航运相关业务群体的共同协作。显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通过对19世纪后期相关气象观测报告和报刊等史料的解读，尝试解答下列问题：中国近代沿海地区的台风预警如何得以实现？科学、技术、商业等各要素如何互动？西太平洋沿岸各国和地区之间为应对台风又是如何开展合作？
一、虚构的故事：1879年上海台风与天气预报
1879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上海遭受台风袭击。时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瑞士传教士能恩斯(Marc Dechevrens)撰写了《1879年7月31日台风》一文，④其中绘制了此次台风的结构及活动路径，致使众多学者认为徐家汇观象台准确预测了此次台风。然而，这只是此次台风过后的一项科学研究。事实上，能恩斯在该文的开篇讲得很清楚，“上海台风(1879年7月31日和8月1日)是中国海域最引人注目的大气环流之一，它非常适合详细研究在几个关键点上引起争议的现象。因此，我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以便于我进行这项研究”。⑤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者并未认真阅读该文。
而且，该文的内容也表明，这是一项台风过后的研究，并非提前预报台风。
首先，能恩斯所利用的测候所、灯塔、船只提供的气象数据，都含有8月1日以后的信息。在这项研究中，能恩斯利用了38个观测站点的气象数据，即14个陆上观测站点(包含3个天文台、11个测候所)，16艘船舶观测站点(包含3艘帆船、10艘轮船、2艘军舰和1艘灯船)和8座灯塔观测站点。⑥
其次，能恩斯列举遭遇台风船只的描述，大都是台风发生后船长们提供的航海日志或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如法国客轮“亚马孙”(L'Amazon)船长的记录，来自其航海日志；而资料最为详尽的“玄海丸”(Genkai Maru)船，其材料则完全摘自1879年8月4日《字林西报》的报道；⑦同日，《申报》也有相关报道。⑧
再次，能恩斯对该年8月—11月台风的分析中，最晚的数据截至1879年12月6日，⑨这就意味着能恩斯完成这篇文章的时间不会早于12月6日。徐家汇气象观测报告也可以证明，该文大概完成于12月。能恩斯在撰写该年12月气象报告时曾说：“现在，我将参考自己在1879年7月31日台风中所做的研究。”⑩这表明，此时他已经基本完成该文的写作。
另外，从台风预警的条件分析，在1879年徐家汇观象台尚不能进行台风预测。
其一，虽然当时近代气象学尤其是西方风暴理论已经传入中国，但对中国沿海台风及其规律的认识尚未达到预报的水准。
到19世纪中期，由于测候网的扩大和气象观测资料的增多，气象学家积极投身对风暴性质、结构和成因的研究。如美国气象学家雷得费尔德(William Redfield)与爱斯皮(James P.Espy)从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就风暴理论展开了长达20年的论战，(11)推动了该理论研究的深入。1838年英国皇家工程师里德(William Reid)撰写了《暴风规律初探》一书，包括对海员的提示，对各种危险风暴的描述、图示，以及实时的风暴图，供身处风暴当中的人参考。(12)1848年英国航海家皮丁顿(Henry Piddington)出版《写给水手的风暴规律入门书》，这是一本关于如何在风暴中生存的实用水手指南，其中还记录了作者对飓风形成和特征的一些见解。(13)这表明欧美风暴研究由理论转向实践，极大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185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Gowan)以里德的论著《飓风和可变风在实际航海应用法则的研究进展》为主要蓝本，在宁波翻译出版了《航海金针》一书。(14)里德的著作出版于1849年，仅4年后就被介绍到中国，这是西方风暴理论首次传入中国。《航海金针》出版后的第二年，《遐迩贯珍》就对其进行了介绍：“篇内细叙飓风来路及考验趋避之法，绘图拈说，备极详明，诚为涉洋者之宝鉴也。”(15)稍后，王韬也评论说：“《航海金针》，讲风力备矣，此论气行舟者所不废也。”(16)此书刊印了1000本左右，发行范围集中于香港和五口通商等沿海城市，(17)引起相关人员的关注，并在几个通商口岸产生一定影响。到19世纪70年代，华蘅芳和金楷理合译了《御风要术》一书，虽然原著对中国海域的台风也进行了介绍，但存在一些缺陷，如将台风在中国海域的活动分为南、中、北三段，限定在北纬9度至北纬23度之间。(18)这可能是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海域台风的一种普遍认知。如《航海杂志和海军纪事》也曾写道：“此前普遍认为台风活动范围通常不超过北纬23度或24度。”(19)此时，西方社会虽然对中国海域台风及其规律有所了解，但还相对不足。基于在中国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及对台风的亲身体验，能恩斯自1876年从事台风研究，1877年7月开始逐一分析在中国海域发生的台风事件。(20)与此同时，东京气象台的德国气象学家克尼平(E.Knipping)根据17艘海船的航海日志和东京、长崎、徐家汇3个气象台的观测数据以及《日本先驱报》《日本宪报》的报道，分析了1878年9月15日—22日肆虐中国沿海和日本的台风，“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人们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和日本海的台风”。(21)1878年10月8日—9日，能恩斯也根据受到该年9月台风袭击的船只的报告，确定了此次台风的轨迹，并首次绘制了台风的移动路径。(22)
虽然气象学家的研究大大加深了对中国沿海台风及其规律的认识，但尚不足以达到预测的水准。能恩斯在《1879年7月31日台风》一文中曾表示：“我们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模糊地了解这些(台风)规律，观察必须继续下去。”(23)
其二，当时中国沿海气象观测站点数量不足，无法收集足够的气象信息供徐家汇观象台进行台风预测。
对台风的预测需要建立在大量气象观测信息的基础之上，而在1879年以前，中国沿海的气象观测站点数量明显不足。虽然英国在占领香港后于1846年便开始进行气象观测，(24)1848年年初开始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伦敦布道会在上海英租界分别设立气象观测站，(25)但此时的气象观测仅限于几个通商城市，且比较零散。直到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意识到气象观察对科学界和航运业的价值，要求海关购置仪器，意图在中国从事大范围气象观测。(26)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该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在1873年5月，赫德提出一个更为宏大的气象观测计划，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海关“将每天早上从上海经由电报发送天气消息到香港、厦门、长崎等地，再由这些地方发送其他各地”。第二步，“建议在波西耶特、横滨、长崎、牛庄、汉口、南澳、香港、马尼拉、西贡、曼谷、新加坡与巴达维亚等地建立气象站，并每日通过电报交换天气消息”。(27)
1873年8月5日，在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刊发《中国沿海气象记录》，首次将香港、厦门、上海三个城市的天气信息(包括气压、温度、风向、风力等内容)刊登在报纸上。(28)8月23日，日本长崎的天气信息也被纳入《中国沿海气象记录》，予以刊登。(29)《中国沿海气象记录》的发布，“旨在向即将驶离香港前往北方港口的船长发出可能遇到天气状况的预警”，并强调了英、美等国实施风暴预警的效果，“美国‘气象局’和英国贸易委员会‘气象部’已经充分证明了此类报告的价值”。(30)显然，香港发布《中国沿海气象记录》，就是想仿照英、美等国，为航运提供风暴预警。此外，《中国沿海气象记录》还提议：“长崎、西贡、新加坡和马尼拉也应与香港进行气象通讯。……将为每个地点的海员提供有关即将到来的台风消息。”(31)因台风活动横扫整个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对来往这片海域的航运和经济贸易带来威胁，需要国际气象合作才能完成台风预测。所以，《中国沿海气象记录》的刊行，开启了西太平洋沿岸地区通过媒体报纸共享各国(主要是港口城市)气象信息的时代。
可惜的是，截至1879年底，《中国沿海气象记录》只有香港、上海、厦门、长崎4个港口城市的信息。(32)同年中国海关建立的固定气象观测站点仅有18个，远远达不到赫德筹建气象观测计划的要求。
其三，当时中国电报网络发展不充分，气象观测站点尚不能及时传递气象信息，徐家汇观象台还无法了解台风的实时动态并进行预测。
在当时，天气预报的运作关键在于电报。(33)欧美主要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建立风暴预警系统，除建有广泛的气象观测站点外，还在于拥有发达的电报网络。美国在1848年的电报线已有2100英里，1850年达到1.2万英里，1852年已达到2.3万英里。1857年5月1日《华盛顿明星晚报》首次刊登了19个电报站点的当天天气报告，这些站点均位于纽约至新奥尔良电报线路的东海岸附近。(34)同样，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欧洲已经具备了像蜘蛛网一样密集的电报线路”。(35)1860年6月初，英国贸易委员会批准了气象统计专家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建立风暴预警系统的建议，由电报公司进行气象信息的传递，若有风暴，预警消息将沿着电报网络迅速传送出去。(36)
然而，1879年上海仅和香港、长崎、厦门、大戢山4个气象观测站点有电报联系，(37)其他气象观测站点即便有台风观测数据，也无法把信息快速传递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因此不能及时了解台风的运动轨迹而发布台风预警。
缘何徐家汇观象台成功预测1879年台风的说法会如此流行？仔细梳理相关史料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文献中尚未出现这一说法。即便是1923年在纪念徐家汇观象台成立五十周年的总结报告中，也未提及此次台风预测，仅称“这篇文章(能恩斯的研究论文)标志着在观象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法语版本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删节的英语版本，给上海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8)直到1932年，时任中国海关副税务司的班思德(T.Roger Banister)在《中国沿海灯塔志》一书中谈及这次台风时首次使用了“forecast”(预测)一词，(39)该书中文版也写道：“越十年，即光绪五年(1879)徐家汇天文台，测知将有飓风吹向上海，曾先期警告，俾众周知。其后沪埠果有飓风莅临，与其警告，若合符节。于是毕士璧巡工司钦佩之余，乃集合上海商会及船行代表等，走商该台执事，请将该台测候所得，随时刊发天气预告，俾航商人等得知中国海内飓风趋向，先事预防，免遭意外。”(40)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最早提及徐家汇观象台成功预测1879年上海台风的文献记录，但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有这一说法，有待资料的进一步挖掘。由此可知，徐家汇观象台成功预测1879年台风的说法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虚构故事的流行，有有意为之和无意为之的差别，有意为之近于‘伪’，无意为之近于‘误’。同样，也存在无稽之谈和有据可依的分别。这一虚构故事更多的成分可能是无意之误，该故事本身是有‘本事’可言的，只是事情发生半个世纪之后，人们的言说开始与事实出现明显的分离。此后，‘书经三写，乌焉成马’，后来的学者大多接受流行的说法，而不作分辨。”(41)如《中国海关密档》也写道：“1879年夏秋之际，徐家汇天文台测出将有台风袭击上海，向商船发出预报。这次预报相当准确，海关巡工司毕士璧对此非常钦佩，因而集上海商会及船行代表与该天文台商洽，希望该台以后常发天气预报，以便于商船预为防范。”(42)基本上采用了班思德的观点。因《中国沿海灯塔志》和《中国海关密档》在学界经常被当作一手资料，故诸多学者在引用时并未再认真核查原始文献，就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导致这一错误观点流行下来。
二、1881年上海台风与台风预警的开启
因台风会对航运造成威胁并带来严重损失，所以台风预警很早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早在1873年，《德臣西报》就提议在香港悬挂台风警告信号，“当获悉岛屿附近出现恶劣天气时，应在港务厅及太平山悬挂醒目信号，以便船长在看到风暴信号时，延迟出航”。(43)在1874年香港经历了严重的“甲戌台风”后，(44)港务厅于1877年8月2日发布了首个台风警告信号通知：“倘若恐有飓风为患，则在本署旗杆上即速高悬黑鼓为号，及于水师缉捕艇亦高悬黑鼓，一枚燃烧响炮一声为号。”(45)其目的就是提前通知恶劣天气尤其是台风的到来。然而，当年就有一位船长来信表示，不能仅仅满足于台风警告信号，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电报通讯才是台风预警的关键所在，“在与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建立电报通讯，并能定期接收周边地区气象报告之前，永远无法确凿预测台风的来临”。(46)诚如这位船长所言，台风大多发源于菲律宾群岛以东的海面，马尼拉天文台是整个西太平洋台风预警的“前哨”。但马尼拉与香港的电报通讯直到1880年5月才完成，(47)是年7月，马尼拉的台风警报就刊登在香港报刊上，“港务厅办公室接获马尼拉当局电报，称菲律宾附近海域确有台风逼近之征兆。代理港务长随即通告港内船只此情况，称本地即便不在今日，亦将很快遭遇恶劣天气”。(48)两天后，台风果然在香港东部掠过。(49)可见，马尼拉气象电报对中国沿海台风预警的重要性。
虽然1879年上海台风并没有被提前预报，但此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以及能恩斯的研究，使各方意识到台风预警的重要性。《字林西报》的读者纷纷写信，要求建立一套系统的气象观测网络进行台风预警，保障航运安全。1879年10月，一位汕头的读者致信《字林西报》，呼吁航运从业者进行有系统、规范化的气象观测，从而提升航行的安全。“毋庸置疑，那些总部设于上海的各大轮船公司、保险商及其他航运利益相关方，必将乐见此项有益举措的实施，甚或会慷慨资助往来上海之汽轮、帆船、舰队开展系统性气象观测，以促进气象学的发展，从而提升该区域航行安全。……故当前要务唯需制定标准化观测规范，要求各船每次航程提交观测摘要，并定期以标准仪器校准观测设备。”(50)
能恩斯对1879年上海台风的研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在给“上海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同时，也使许多人开始考虑“为这个港口和中国沿海所有港口组织台风信号服务的可能性”。(51)有媒体报道，上海船长协会要与徐家汇观象台进行合作，“从备受尊敬的上海船长协会会长16日在该航海机构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言论来看，他们似乎决心与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合作”，(52)但后续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直到1881年8月28日上海再次遭遇台风，其规模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1879年台风。(53)据《字林西报》报道：“相较于昨日我方仓促收集并刊载于报纸中的情况，上周日风暴造成的重大损失实则更为严重。制革厂部分屋顶被掀翻，浦东的祥生造船厂受损严重。浦东乡村均遭不同程度淹没，城市亦损失惨重，部分区域竟成汪洋泽国。但最为惨重的灾难当数吴淞口停泊的帆船。”太古轮船公司的“北京号”蒸汽轮“在经过吴淞时，观察到超过70艘帆船在离河岸一定距离的内陆处高高搁浅，还有几艘帆船桅杆折断，破损严重，正停泊在锚地。利四马灯船也在海滩上搁浅”。(54)直到台风发生后的第三天，损失仍未能完整统计出来。《字林西报》再次刊登消息，呼吁利用中国沿海灯塔和电报建立台风预警服务，“目前我们尚无法确知上次台风造成的损失程度。……徐家汇观象台的能恩斯神父已基本掌握侵袭中国沿海台风的路径与规律，凭借既有的知识，对灯塔管理员进行必要培训，使其能够发布台风逼近及潜在路径的预警，绝非难事”。接着举例说：“厦门周边灯塔可通过当地电报站获取气象信息，香港附近灯塔亦可由港务部门提供预警。大戢山灯塔已与上海建立电报联络，而福州至厦门间的电报线路据悉即将敷设完成。”由此，作者认为“一套相当完善的风暴预警系统几乎触手可及”。最后，作者还用欧洲国家的风暴预警经验来证明提议的科学性：“欧洲主要国家沿海实施的风暴预警体系表明，及时发布狂风逼近警报完全可行。”(55)
1881年上海台风严重损害了在沪从事航运业商人的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徐家汇观象台能够提供台风预警服务。是年9月20日，在上海洋商总会(又称和明商会)主席福勃士(F.B.Forbes)的召集下，大北电报公司、海关以及重要的轮船公司召开会议，“旨在讨论建立中国沿海和内陆气象报告系统的可行性，以期增进对风暴起源和路径的认识，并向船员发出风暴警告”。大会首先宣读了能恩斯的来信。能恩斯在信中提出建立中国沿海气象服务系统的两个目标：“第一，为在海上的船长们提供足够有关中国海域和日本水域的气象知识，使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识别出最佳航线，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达到目的地，并从他们无法避免的风暴中安全、成功地脱身。第二，在24小时内，通知即将离开港口的船长们可能会遇到的大风和天气。”(56)至此，中国沿海天气预报服务被提上议程，因台风对航运业影响巨大，所以台风预警成为天气预报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服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能恩斯提出三个条件：其一，尽可能在海上实施气象观测。这就需要船舶、港口及灯塔的通力合作，为了观测数据的可靠性，需要配备统一的观测仪器、规定固定的观测时间，并特别强调海关观察员与观象台之间的合作，“必须在商会与海关总税务司之间达成共识，以确保各通商口岸及沿海灯塔的海关观测人员均能配合观象台台长的观测工作”。其二，基于之前对中国海域台风的研究，虽然对台风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台风的活动范围覆盖整个西太平洋，这就不仅需要中国沿海地区气象台站提供观测数据，还需要其他国家气象台站的配合，尤其是靠近台风发源地的菲律宾。关于西太平洋沿岸各国气象合作的想法，在1873年赫德的气象计划和《中国沿海气象记录》中已经提出，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达成。所以，能恩斯再次提出，希望中国沿海气象站点及马尼拉、长崎等站点每天至少两次向徐家汇观象台提供气象观测数据，如此方能“在上海每天发布指示未来24小时的天气信号”。其三，建立徐家汇观象台和上海之间的电话通讯，便于及时传递气象信息。(57)
随后，福勃士在会上提出气象服务计划的十个总体纲要。即：1.在中国沿海定期航行的轮船上，如可能还包括日本沿海的船只上，进行统一系统的气象观测，并迅速将记录转发给徐家汇观象台。2.所有灯塔和灯船上的海关工作人员，以及条约规定的所有港务长进行同样的观测。3.安排在马尼拉、香港、日本、北京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观测。4.在上海与徐家汇观象台之间建立电话通讯。5.委托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能恩斯负责编制天气报告及预报。6.安排上海港务长及时发布风暴警告，并在浦东及吴淞信号站悬挂风暴旗鼓。等等。(58)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可。此次会议揭开了在中国沿海开展天气预报的序幕。(59)
1882年1月13日，能恩斯又在上海洋商总会气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实现中国沿海气象服务目标的19个具体要求和建议。如正式呼吁在中国海域长期或短期驻扎的中外军舰，香港、长崎和马尼拉的商船，马尼拉天文台和未来香港天文台的合作；由徐家汇观象台负责中国沿海气象服务工作；要求中国海关做好管理工作，使港口、灯塔人员的频繁变动不要影响到气象观测的规律性和准确性；建议上海洋商总会气象委员会与商行及航运公司协商，使轮船及帆船的船长可于翌年2月1日开始定期提供气象观测信息等。(60)
到1882年6月，中国沿海气象服务取得一定进展。一位记者在致《字林西报》的信中讲道：“目前，中国的气象服务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对主管部门、中国海关、上海总商会，还是本地保险业、航运公司而言，首年建设能取得如此成就确实值得庆贺。”信中还提及日本、马尼拉的风暴警报服务，“日本也正在组织风暴警报服务，由一位已经广为人知且有能力的气象学家——克尼平先生指导；马尼拉也存在类似的服务”。(61)据日本的史料记载，1882年1月，日本的确在克尼平的提议下组织了天气预报和风暴警报服务，并在1883年5月26日第一次发布风暴警报，将有关风暴警报和风暴信号的说明刊登于《政府公报》。(63)马尼拉天文台则更早就发布了台风预警。(63)
在中国近代沿海气象服务开展的过程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当时中国海关代表的态度不明确，(64)因中国沿海的气象观测站点大都在海关控制下，如果海关不配合，那就失去了开展天气预报的基础。所以，作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遭到沿海商业团体的集体讨伐，最终赫德于1882年5月6日同意海关人员定期与徐家汇观象台交换气象数据。在此过程中，充斥着各方利益的冲突和妥协，相关研究对此已有精彩阐释。(65)
中国沿海气象服务大都根据福勃士和能恩斯提出的目标和要求而开展。如1883年徐家汇观象台与上海租界之间的电话线完成架设。(66)1882年11月，为协助约70艘船舶统一配备气象观测仪器，能恩斯赴巴黎进行采购，计划分批运抵上海，六七个月后交付使用，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延误。(67)直至1884年2月所需设备抵达后才开始装备船舶。(68)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沿海天气预报服务逐步开展，台风预警也日益成熟。
三、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台风预警的渐趋成熟
有不少学者认为，从1882年1月1日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向上海各大报纸发送上海和中国沿海的天气预报。(69)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均未提供资料来源。据笔者查阅发现，仅《徐家汇观象台故事》中有相关记录：“从1882年起，观象台开始每天与报章联系，发布有关大气状况的简报和第二天的天气预报。”(70)但并未说明日期，所以“1月1日”不知从何而来。
据能恩斯在1883年的中国沿海气象服务年度报告中称：“自徐家汇观象台承担气象服务以来，每天都向上海的三家报纸发送一份简报，其中包括徐家汇的主要气象观测，并且在整个期间(自1882年10月以来)从未中断过。本简报可以使公众对前一天晚上的大气状况和发生的主要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要稍加努力，借助这些简报，就不难大致预测明天的天气。”(71)这份报告透露出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其一，给各大报纸递送“气象简报”的时间是从1882年10月开始，并非1月1日。是年10月10日，《字林西报》的编辑提及能恩斯曾说的一句话：“我(能恩斯)有责任通过报纸每日向公众提供徐家汇观象台良好条件下观察到的大气状况简报。如果您认为我在这里附上的简报表格可以被读者喜欢，我将荣幸地每天发送给您。”(72)笔者查阅现存报刊刊登徐家汇观象台“气象简报”的最早记录，也是在1882年10月10日。(73)其二，当时徐家汇观象台只向三家报纸提供“气象简报”，且这三家报纸应该都是英文报刊，并非之前学者们说的“上海各大报纸”或“中、西报纸”。由此可知，当时天气报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一位读者在评论《1879年7月31日台风》时曾明确说：“出版英文摘要的目的是使在中国水域工作的众多讲英语的航海家受益。”(74)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家汇观象台并没有直接发布天气预报，而是让读者根据前一天的气象观测数据来预测第二天的天气。仔细查阅报纸上刊登的“气象简报”内容就会发现，除了前一天(下午4时、晚上10时)和当天(上午4时、10时)的温度、风向、湿度等气象观测数据外，在气压一栏中还提供“24小时变化”和“12小时变化”的数据；在前一天的气压、温度一栏中也有“24小时变化”。(75)正是通过气压、温度这两项气象数据变化，才能让读者“稍加努力”以便“预测明天的天气”，且仅限于上海地区，并非之前学者们所说的“中国沿海”，所以这份简报只能算是区域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同样需要众多气象站点的数据来支撑。如1861年8月，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已由最初的50个站点扩展到130个。他把每天对天气数据的分析发送给报社——作为对第二天的天气预测，首次发表在1861年8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76)菲茨罗伊列举了英国24个城市的当天天气状况后，附着一段对未来两日天气预测的说明。(77)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尚不具备如此众多的气象观测站点和电报连接。在1880年与徐家汇观象台联系的气象观测站点虽有38个，有电报传递信息的只有4个；1885年与香港天文台联系的气象站虽已经达到45个，但只有马尼拉、博利瑙、海防、厦门、福州、上海、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8个气象站点有电报与之连接，(78)尚不能作出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天气预报。
徐家汇观象台每天发送给上海三家报纸的“气象简报”不定期地会有关于特殊天气的说明，尤其在台风季节会发布台风动向，“观象台台长不定期在这些简报中增补关于台风过境上海邻近海域的简讯”。(79)如在1882年10月31日的简报中注明：“气压偏低且波动剧烈，天气持续不稳定。至少有三个大气低压中心(分别出现在29日、30日和31日)，即本月21日肆虐马尼拉并向北穿越中国中部的强台风残余，已经掠过上海西部。”(80)香港天文台从1884年1月10日的《中国沿海气象记录》开始也有一段天气说明，(81)当有台风出现时，天气说明便会提供台风的动向。如1884年7月7日的天气说明称：“昨晚有台风过境吕宋岛，该台风自东南方向来袭。据马尼拉电报称该台风如上次一样向西移动，但其强度似乎远超前者。”(82)这次台风并没有影响到香港，而是转向北部湾，所以7月9日的天气说明称：“气压已上升。如昨日所观测，该台风已移向北部湾方向。”(83)但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能够电报联系的气象观测站点较少，故尚无法持续观察、传递台风移动轨迹，只能提供台风移动的大概范围和方向。如1881年能恩斯在分析9月份台风时提到：“7日上午9时，厦门给上海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说台风正在台湾海峡肆虐，似乎正在向北移动。”(84)同年10月，能恩斯也说：“为绘制此次台风路径图，我手头仅掌握寥寥数份资料，且这些观测数据几乎都是在风暴轨迹之外相当遥远的区域所收集。”(85)因此，此时的台风预警准确性较差，只能提供台风大致的位置和方向，至于其移动路径、登陆地点更无从谈起。
在1881年上海洋商总会会议上，福勃士提出的计划之一就是“安排上海港务长及时发布风暴警告，并在浦东及吴淞信号站悬挂风暴旗鼓”。后因各种原因，发布风暴警告的信号台设置地点发生变化，最终在法租界外洋泾浜桥附近建立并于1884年投入使用，发布长江口外的风暴预警，“每天上午10点，在时间球桅杆顶部悬挂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旗帜，以指示长江口外海上风的方向和风力。位于大戢山上的电报站，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负责观测和传递信息。此外，根据法租界公董局出资印刷和分发的代码，这些旗帜被用来警告台风的临近”。(86)但直到1887年底，由于电报网络发展不充分，信号台在发布台风警报方面的作用并不理想。徐家汇观象台的报告显示：“截至1887年12月前，因发往徐家汇的电报传输机制尚未完善，该(台风警报)服务未能充分发挥效用。”(87)同时期，香港的台风预警信号也表现欠佳，对此学界已有详细研究，(88)本文不再赘述。
19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沿海天气预报的广泛开展，台风预警也逐渐走向成熟。从1889年6月开始，徐家汇观象台每天上午10点向《字林西报》提供一份天气报告，介绍当天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天气变化，或者解释之前发生的重要天气事件，其中就包含台风警报，范围已经涵盖中国沿海地区，可以算是简易的天气预报。如1889年7月6日《字林西报》刊登徐家汇观象台的消息，“昨天上午10点，徐家汇报告如下：南部沿海地区气压偏低，台湾海峡伴有强劲偏南风。低气压向日本方向蔓延。今晨徐家汇观测站气压微升，受东南风影响，天气有望转好”。(89)香港天文台也在1892年安排专人负责天气预报，“助理气象学家安妮(Annie Doberck)负责发布天气预报和每日气象记录，并从事气象观测和制表工作”。天文台每天把载有24小时天气预报的《中国沿海气象记录》及时送到各报社，以便刊登在当天中午前后出版的报纸上。(90)通过长期收集的气象资料，徐家汇观象台在1896年开始建立正规天气图分析预报业务，“随着定期报告站点数量的增加，这种信息服务(天气预报)迅速改善，第一张以这些报告为基础的天气图于1896年发布”。(91)自1896年1月至1941年12月8日，徐家汇观象台的天气分析预报业务基本保持不断，每天上午、下午各绘制天气图1张。(92)
1897年，时任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的劳积勋(Louis Froc)向中国海关建议推广统一的风暴警报信号。劳积勋指出：“该信号可在有各国船只驶往海外之中国沿海主要口岸转发，故将极为有用，依余所见，各处采用同一方法发布警报乃十分必要。”具体操作方法是，“警报将由电报公司传至海关税务司或直传至理船厅。各口岸可按所传代码用旗号向船只复发，整个口岸即可从高悬之旗杆上获知信息”。并提议，“如蒙批准，请即发布通令准许于1898年1月1日开始使用该代码”。事实上，1896年劳积勋已经与电报公司谈妥，“免费传输警报，电报费为零”。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前与其他天文台进行了沟通，并获得支持，“马尼拉、东京、台湾三天文台均接受此代码”，虽然香港天文台提出部分异议，但劳积勋表示：“决定将徐家汇代码付印，不作任何修改，由香港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如接受，则香港向南方各口岸发布警报，徐家汇则向台湾海峡(包括福州)以北口岸发布警报。如香港拒绝，徐家汇天文台将直接向所有口岸发送警报。”(93)事实上，香港天文台并没有立即采用该风暴警报信号，直到1906年才开始付诸实践。(94)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这一工作深表赞赏，“此项给予航海者定期天气警报之服务，其价值如何估计均不为过，天文台应受到公众之高度赞扬。但愿船主与船长赏识其效用与价值”。(95)
徐家汇观象台推行统一的风暴警报信号，打破了西太平洋沿岸各国风暴警报信号不一致的局面，为往来于该海域的船只提供更好的台风警报服务，保障船只航行安全，标志着中国沿海台风预警服务走向成熟。
四、中国近代沿海台风预警条件的成熟
19世纪90年代前后，徐家汇观象台和香港天文台能够提供比较成熟的以台风预警为核心的天气预报服务，主要是因为此时具备了相应的科学、技术及社会条件。
首先，在长期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气象学家对中国沿海台风及其规律的认识逐渐加深，为台风预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能恩斯的《1879年7月31日台风》一文发表后，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有读者来信高度评价了该研究，认为：“观象台台长能恩斯神父完全确认了关于中国海的气旋(台风)，这与梅尔德伦先生针对东印度气旋、波埃先生关于西印度飓风所发表的见解完全吻合。这表明现行英国贸易委员会考试教材中讲授的‘风暴定律’亟需重大修正。能恩斯神父同时也证实了东京的克尼平先生在1月14日贵刊一份小册子中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这位读者还列举了该研究对之前台风及规律认识的几点修正，如纠正了克尼平在1878年9月台风小册子中的错误；证实了《中国海航行指南》第3卷第8页记录的1864年7月袭击上海的猛烈风暴确为台风；认为应该修订1871年伦敦出版的《海军科学调查手册：供英国海军军官和旅行者使用》第5条“气象学”的部分内容，“以避免过度信赖该书第142页的读者犯下严重错误”。(96)这表明，能恩斯对中国沿海台风的认识比先前西方对此的认知更为深刻和准确。其后，能恩斯又根据各地气象观测报告，撰写了《1880年中国海台风》《1881年中国海台风》两篇论文，以期提高对台风这一重要自然现象的认识，还提出“希望今年即1882年的夏天还能阐明许多问题，并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增进对这些重大自然现象认识的方法”。(97)
时任香港天文台台长的杜伯克(W.Doberck)利用1884年至1887年的气象观测数据对中国沿海约40个台风进行了研究，出版《东方海域风暴原理》一书，对台风来临前的征兆、航行中如何判定台风的位置、如何规避台风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按照台风路径将其分为4类。他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供往来中国海域之各国船舶的船长使用。对于船舶安全航行而言，熟知气象要素虽非绝对必要，实则相当重要”。(98)这是当时对中国沿海台风及规律认识的最新研究进展，到1894年《中国海航行指南》第3卷第3版再版时，在“台风的一般特征及避风指引”一节中加入杜伯克对中国台风研究的成果，“根据香港政府天文学家杜伯克先生的观测，在北纬13度以南的台风中，速度似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越往北变化越大，可能在每小时6到36英里之间”。(99)
其次，随着中国沿海气象观测网站和电报网络的快速发展，天文台能够及时获取充足的气象信息，为台风预警提供了技术保障。
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沿海的气象观测网站开始发展。1879年仅有21个固定站点与徐家汇观象台联系，到1880年底虽然已经达到54个，但其中21个为日本站点，对中国沿海台风观测和预警的意义并不大；(100)1883年香港天文台刚成立时只有33个气象站点与之联系，到1885年达到45个。(101)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关管理下的气象站点约有50个，(102)如果再加上越南、菲律宾、日本、朝鲜、俄国等地的气象站点，共有70个左右的气象站点向徐家汇观象台、香港天文台提供气象观测数据。此外，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报发展也非常迅速。(103)尤其台湾设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1886年9月上奏朝廷，要求设立水路电报，“台湾一岛，孤悬海外，来往文报，风涛阻滞，每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水路电报，实为目前急务，必不可缓之图”。(104)获清廷批准后，1887年先后进行陆线、水线建设，台湾南北电报线至此全通，兼及澎湖，并与沪粤电报大干线相连，结束“孤悬海外”的局面。(105)台湾的气象站点如台北、台南、高雄、基隆以及澎湖等地均处于台风活跃的路径上，是观察台风的“前沿阵地”，通过电报能够实时将气象观测信息传递至徐家汇观象台和香港天文台，对于预报台风非常关键。1884年外滩信号台及时发布长江口外海域的风暴预警，就是因为大戢山能够进行气象观测并且有电报与上海连接。到1898年12月，每日2—3次向徐家汇观象台发送气象信号的观测站达到39个。(106)充足的观测站点、快速的信息传递使天文台能够掌握台风的动态变化，及时发出台风预警。
最后，为保障航运安全、维护商业利益，从事航运业的团体迫切需要获得台风预警服务。
台风的到来往往伴随着狂风暴雨，不仅给沿海地区人口、经济、社会造成破坏，更是对往来这片海域的人员、船只、货物等带来灾难，“海上与其他地区大不相同的是，天气在这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且在这里，海风可以决定贸易和战争的最终成败”。(107)1881年8月的台风给上海航运带来严重损失，对福州的航运业也造成重大损失，“在河上，至少有十一艘满载着中国的大米、豌豆、豆类或豆饼的货船被撞得粉碎或倾覆，沉入河中；义利洋行第27号货轮撞在小桥上沉没了；吉尔曼洋行的一艘茶叶船连同全部货物一起沉没；义利洋行14号船上的许多茶叶受损”。(108)
正是因为台风对航运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1881年9月20日上海洋商总会会议的与会代表除海关、电报公司外，还有当时重要的五家轮船公司，(109)会议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即是开展台风预警服务。1882年1月13日，能恩斯在上海洋商总会气象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备忘录时声称：“为了航运和商业的利益，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每日气象服务。”(110)《字林西报》的读者也认为，这种气象服务有益于卫生、农业，最重要的还是对航运业，“在商贸利益日益突出的远东地区，气象观测的首要目标在于提供必要数据以预测天气变化、发布风暴预警，从而使航海者能够提前防范，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财产损失”。(111)此外，19世纪80年代香港天文台创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远洋轮船服务，英国海军上将赖德(Alfred Ryder)曾说：“我认为在这里建立一个气象观测的天文台将会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它可以帮助沿海地区发布即将来临的台风警报。”(112)香港天文台台长杜伯克也说：“气象信号和风暴警报是为了航运的利益而发布的。”(113)事实亦是如此，“保障船只在海上航行的安全，向远洋轮船提供海上气象资料，是天文台成立以来最早开展的工作”。(114)因此，19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上海、香港航运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15)从事航海业务的船长、航运公司、保险公司等对台风警报服务的需求就更加迫切。
综上，在近代科学(气象学尤其是台风及其规律研究)发展、技术(气象观测、电报通讯)运用、商业驱动(尤其是航运业)三者的交织下，中国沿海台风预警服务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逐渐成熟。当然，还有政治、外交，甚至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过程更为复杂和微妙，但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不作深入展开。
余论
本文将中国近代台风预警的开展置于19世纪全球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论述，通过文献解读与分析认为徐家汇观象台并没有预测1879年7月31日的上海台风。最早提出这一错误观点的是民国时期曾任海关副税务司的班思德，后来的研究者并未核查原始文献而直接引用班氏的著述，以讹传讹，使这一错误观点持续了近百年。1881年8月28日，台风再次袭击上海，致使航运业受损尤为严重。为保障商业利益，上海洋商总会召集有关团体共同商讨建立中国沿海气象服务，以台风预警为核心的天气预报被提上议程。但受制于气象观测站点和电报网络，初期的台风预警服务效果并不理想。直至19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气象学家对中国沿海台风及规律认识的加深，沿海气象观测网络、电报网络的发展和航运业对台风预警服务的迫切需求，中国沿海的台风预警服务渐趋成熟。
由于19世纪70年代前传入中国的风暴理论大都建立在北大西洋的观测数据基础之上，经过能恩斯、克尼平、杜伯克等气象学家不断研究，大大加深了对中国沿海台风性质、结构、规律以及活动路径的认识，实现了风暴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遵循台风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天气预报服务。如果对台风规律认识不足或者忽视规律则会带来重大损失，能恩斯深有体会。他曾说：“在过去两年，即1880年和1881年的台风季节，对这些规律的无知或忽视是我们不得不痛惜的几次海洋灾难的唯一原因。”(116)其后，劳积勋撰写《1893—1918年620个台风路径图》，绘制出全年各月影响东亚地区的620个台风路径，(117)成为徐家汇观象台预报台风路径的重要参考工具。(118)19世纪后期中国沿海台风预警的研究，不仅为观察中国沿海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视角，而且为西太平洋沿岸各国跨越国界开展区域合作树立了典范。因台风的活动路径跨越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如中国、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国都受到台风影响，(119)所以台风是一种“跨国界”的自然现象。中国沿海台风预警不仅需要中国国内各方(海关、港口、灯塔、船长、电报公司等)的配合，还需要国际间的气象合作。从赫德提出的远东气象观测计划到《中国沿海气象记录》的亚洲港口合作意愿，再到能恩斯的“中国沿海气象服务”，意味着天气预报需要国际间的参与、合作。至19世纪末，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建立了一套广泛的气象观测网络进行天气预报，以服务于航海活动。
中国近代台风预警的开展是随着人类对天气现象及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需求而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科学进步过程。时至今日，科学界依然继续对天气现象进行探索、研究，提高台风警报的准确性，如2001—2021年，香港天文台24小时、48小时、72小时预测热带气旋路径位置的准确度分别由150公里、250公里及400公里提升至约80公里、120公里及200公里。(120)这样的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发布台风预警，以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
注释：
①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74页；蔡勤禹等主编：《中国灾害志·断代卷·民国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年，第291页。
②《上海气象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气象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29、517—518页；温克刚主编：《中国气象史》，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年，第428页；吴增祥编著：《中国近代气象台站》，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年，第24页；王钱国忠：《岁月风云：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年，第80—81页；杜昇云等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王皓：《徐家汇观象台与近代中国气象学》，《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吴立广：《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气象学报》2020年第6期；陈倩、李晓岑：《权衡与抉择：中国近代海关与其他机构的早期气象合作》，《自然科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③Marlon Zhu,Typhoons,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and the Inter-Port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2012,p.40.吴燕虽然没有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明确说这只是一篇研究论文。吴燕：《徐家汇观象台与近代气象台网在中国的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④Marc Dechevrens,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S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79,pp.1-33.
⑤Marc Dechevrens,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p.Ⅰ.
⑥Marc Dechevrens,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Appendice.
⑦"Typhoon on the Coas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4,1879,p.119.
⑧《船遭风险》，《申报》第15册，1879年8月4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37页。
⑨Marc Dechevrens,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p.33.
⑩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79,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79,p.186.
(11)刘昭民：《西洋气象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168、172页。
(12)彼得·穆尔：《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张朋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3页。
(13)斯图尔特·B.施瓦茨：《加勒比海五百年》，左晓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58—159页。
(14)陈志杰、隋洁：《中西文化碰撞“风暴”中的〈航海金针〉——国内首部气象防灾减灾科技译著》，《中国科技翻译》2013年第2期。
(15)《近日杂报》，《遐迩贯珍》第6号，1854年6月1日，第10页。
(16)王韬：《瓮牖余谈》卷5《西儒实学》，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17)游博清：《玛高温与晚清西方台风气象知识传华》，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
(18)Wiliam Radcliff Brit,Handbook of the Law of Storms,London:George Philip & Son,1879,pp.93-94.
(19)"Typhoon in Chusan Harbour,"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4,London:Simpkin,Marshall and Co.,1844,p.182.
(20)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77,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77,p.98.
(21)E.Knipping,"The September Taifuns 1878," 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ür-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in Tokio,Vol.18,No.2,1879,pp.333-366.
(22)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78,pp.136-138.
(23)Marc Dechevrens,Le Typhon du 31 Juillet 1879,p.22.
(24)William Tarrant,The Hong 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Hong Kong:Office of the China Mail,1846,p.7.
(25)北华捷报馆编：《上海年鉴1852·编译说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周育民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2页。
(26)《为建气象站请有关税务司考虑并准备建议事》(第28号通令，1869年11月12日)，《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27)John King Fairbank,Katherine Frost Bruner,and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08.
(28)"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The China Mail,August 5,1873.转引自马冠尧：《战前香港电讯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第81—82页。
(29)"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23,1873,p.188.
(30)"Meteorological Repor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15,1873,p.159.本日刊登的是1873年8月5日的天气信息。
(31)"Meteorological Repor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15,1873,p.159.
(32)"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Hong Kong Daily Press,January 1,1880,p.3.
(33)彼得·穆尔：《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第376页。
(34)James Rodger Fleming,Meteorology in America,1800-1870,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p.143,145.
(35)彼得·穆尔：《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第291页。
(36)彼得·穆尔：《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第334页。
(37)Jorma Ahvenainen,The Far Eastern Telegraphs:The History of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Far East,Europe and America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1981,p.47.大戢山与上海的连接是在1874年，当时大北电报公司在大戢山设立分局，经营大戢山与上海往来电报业务。参见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李廷元译，上海：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3年，第209页。
(38)"The Story of Siccawei Observatory:Fifty Years of a Great Wor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Christmas Supplement),December 15,1923,p.1.
(39)T.Roger Banister,The Coastwise Lights of China: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Lights Service,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Customs,1932,p.8.
(40)班思德：《中国沿海灯塔志》，第13—14页。
(41)此段话为评审专家之语，笔者以为至为允当，故在此引用，特此致谢!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页。
(43)本文根据《字林西报》转引《德臣西报》的报道，"Meteorological Repor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15,1873,p.159。
(44)关于香港“甲戌台风”的研究，详见Marlon Zhu,Typhoons,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and the Inter-Port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p.126-140；蔡思行、梁荣武：《香港台风故事》，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49—57页。
(45)"Noti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August 4,1877,p.355.
(46)"The Typhoon Scare," The China Mail,August 14,1877,p.3.
(47)"The Manila-HongKong Telegraph Completed," The China Mail,May 3,1880,p.3.
(48)"Notice," Hong Kong Daily Press,July 15,1880,p.2.
(49)"Notice," The China Mail,July 17,1880,p.3.
(50)"Typhoons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6,1879,p.371.
(51)"The Story of Siccawei Observatory:Fifty Years of a Great Wor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Christmas Supplement),December 15,1923,p.1.
(52)"The 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ch 2,1880,p.199.
(53)《风雨成秋》，《申报》第19册，1881年8月29日，第237页。
(54)"The Storm,"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30,1881,p.207.
(55)"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ust 31,1881,p.211.
(56)"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1,p.319.
(57)"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1,p.319.
(58)"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1,p.319.
(59)朱玛珑、毕可思(Robert Bickers)等也提及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详见Marlon Zhu,Typhoons,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and the Inter-Port Mercantile,pp.55-71; Robert Bickers,"'Throwing Light on Natural Laws':Meteorology on the China Coast,1869-1912," in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Law,Land and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16,pp.164-182。
(60)"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6,1882,p.83.
(61)"The 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7,1882,p.523.
(62)Kishodai Tokyo Kanku,Organiza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System in Japan,Tokio:Centr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of Japan,1893,p.50.
(63)John N.Schumacher,"One Hundred Years of Jesuit Scientists:The Manila Observatory,1865-1965," Philippine Studies,Vol.13,No.2,1965,pp.258-286.
(64)"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1,p.319.
(65)Marlon Zhu,Typhoons,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and the Inter-Port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p.59-70.
(66)"Review,"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ly 16,1883,p.51.
(67)"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the China Coas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3,p.316.
(68)"New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ruary 26,1884,p.183.
(69)《上海气象志》，第229页；王钱国忠：《岁月风云：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第81页；支星、刘欧萱：《徐家汇观象台的历史地位及贡献》，“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S17第五届气象科普论坛”论文，南京，2013年，第5页；吴燕：《科学、利益与欧洲扩张——近代欧洲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徐家汇观象台(1873—195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5页；蔡勤禹：《民国时期的海洋灾害应对》，《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吴立广：《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气象学报》2020年第6期。
(70)"The Story of Siccawei Observatory:Fifty Years of a Great Wor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Christmas Supplement),December 15,1923,p.1.
(71)"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the China Coast," The Noa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3,p.316.
(72)"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0,1882,p.347.
(73)朱玛珑也认为始于本日，参见Marlon Zhu,Typhoons,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and the Inter-Port Mercantile,p.75。
(74)"The 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ch 2,1880,p.199.
(75)"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0,1882,p.347.
(76)彼得·穆尔：《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第371—372页。
(77)"The Weather," The Times of London,August 1,1861,p.10.
(78)"Meteorological Stations Reporting to the Hongkong Observatory in 1885,"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May 15,1886,pp.419-420.
(79)"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the China Coas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3,p.316.
(80)"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November 1,1882,p.423.
(81)"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The China Mail,January 10,1884,p.3.
(82)"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Hong Kong Daily Press,July 7,1884,p.3.
(83)"China Coast Meteorological Register," Hong Kong Daily Press,July 9,1884,p.3.
(84)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81,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81,p.133.
(85)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81,p.155.
(86)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84,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85,p.IV.
(87)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86,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87,p.Ⅳ.
(88)P.Kevin Mackeown,Early China Coast Meteorology:The Role of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pp.91-95,186.
(89)"The Sicawei Repor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ly 6,1889,p.23.
(90)W.Doberck,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es Made at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in The Year 1892,Hong Kong:Noronha & Co.,1893,pp.3,6.
(91)"The Story of Siccawei Observatory:Fifty Years of a Great Work,"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Christmas Supplement),December 15,1923,p.3.
(92)《上海气象志》，第229、518页。
(93)《为风暴警报采用徐家汇代码事》(第802号通令，1897年9月30日)，《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第385页。
(94)"Meteorological Signal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December 22,1905,pp.1839-1842.
(95)《为风暴警报采用徐家汇代码事》(第802号通令，1897年9月30日)，《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第384页。
(96)"The Zikawei Observa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ch 2,1880,p.199.
(97)M.Dechevrens,The Typhoons of the Chinese Seas in the Year 1881，参见本书编委会编：《近代上海英文文献选编》第1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61页。
(98)W.Doberck,Instructions for Making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Prepared for Use in China,and the Law of Storms in the Eastern Seas,Shanghai:Published by the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1887,Preface.
(99)W.H.Petley,The China Sea Directory,Vol.3,3rd ed.,London:Hydrographic Office,1894,p.18.
(100)Zi-Ka-Wei Observatory,Bulletin Mensuel de l'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1880,Chang-Hai:Typograph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880,p.234.
(101)"Meteorological Stations Reporting to the Hongkong Observatory in 1885,"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May 15,1886,p.420.
(102)吴增祥编著：《中国近代气象台站》，第31—33页。
(103)Jorma Ahvenainen,The Far Eastern Telegraphs:The History of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Far East,Europe and America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p.64.
(10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325页。
(105)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106)Zi-Ka-Wei Observatory,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et Météorologique de Zi-Ka-Wei Bulletin Mensuel 1898,C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900,p.Ⅷ.
(107)安德鲁·雷夫金、丽莎·梅查莉：《气象之书：从云图图集到气候变化》，王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1页。
(108)"The Typhoon at Foochow,"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13,1881,p.255.
(109)当时的五家轮船公司分别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大法国火轮船公司、太古洋行、大英火轮船公司和三菱邮轮公司。参见"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1881,p.319。
(110)"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6,1882,p.83.
(111)"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ruary 15,1882,p.151.
(112)"The Establishment of a Time-Ball at Hongkong in an Observator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November 17,1877,pp.512-513.
(113)W.Doberck,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es Made at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in the Year 1892,p.3.
(114)何佩然：《风云可测：香港天文台与社会的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115)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夏巨富：《近代香港轮船航运业研究(1840—19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319页。
(116)"Th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6,1882,p.83.
(117)Louis Froc,Atlas of the Tracks of 620 Typhoons,1893-1918,Shanghai:Impri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920,pp.5-23.
(118)《上海气象志》，第525页。
(119)陈联寿、丁一汇：《西太平洋台风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120)岑智明主编：《台风解密》，香港：万里机构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