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典他心理论因其内在论预设，难以解释社会互动的即时性与具身性。作为回应，互动理论与预测加工的整合框架将社会互动描述为预测系统的动态耦合与协同调节，这为理解他心提供了一个机制性解释。然而，这一整合仅停留在机制处理方面，仍然无法说明共享世界的实在性，也难以解释现象体验在其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使他心问题的核心难题依旧悬而未决。针对此局限，研究重心应从互动过程转向由耦合系统构成的互动实在。在此框架下，哲学僵尸的挑战，从一个关于内在体验是否存在的思辨，被转化为一个关于特定互动模式何以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他心问题/ 预测加工/ 互动理论/ 互动实在/
作者简介：李侃伦(1994- )，女，湖北黄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认知科学、知识论；郭佳宏(1976- )，通信作者，哲学博士，浙江舟山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逻辑、人工智能逻辑（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京)2026年第2期 第41-48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及其逻辑的哲学反思”(19ZDA041)。
在传统认识论中，他心问题(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一直是一个核心难题：我们如何确定他人心智的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又如何认识其内容？这一问题根植于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对称，即我们对自己心智状态的直接把握与他人心智状态的间接、推断性通达之间的鸿沟。这种困境往往导向对他心的怀疑论，或依赖类比论证等不甚稳固的哲学辩护。这种以个体为中心、强调内在认知运作的研究，尽管存在如理论论(Theory Theory，TT)与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ST)等读心理论，却难以充分解释日常社会理解的即时性与互动性，也难以解释婴幼儿早期社会交互能力等认知差异。
本文核心在于系统阐述并论证他心问题研究的互动实在转换。此转换倡导研究重心从孤立认知主体如何通达另一预设的内在心智，转向具身行动者如何在动态、持续的互动中共同建构可经验的他心与共享意义世界。循此思路，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聚焦经典他心理论的局限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路径的突破；第二，分析预测加工机制如何经由互动促成主体间意义的生成；第三，从研究对象(从自在的他心转向互动实在)、理论机制(从内部推演转向协同调节)与问题性质(认识论难题转向实践性构成)三维度，系统梳理和论证此进路。
一、经典理论的局限性与突破
经典他心问题的研究长期受到一个核心预设的主导，即他人的心智状态(如信念、欲望和情感)被认为是内在于个体，并且原则上是不可被观察的实体，这被称为不可观察性原则(Unobservability Principle，UP)。[1]该预设构成了理论论与模拟论的共同出发点，导致它们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现象学及近年来兴起的互动与具身认知进路，为克服上述困境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
1.经典他心理论的内在困境
在不可观察性原则的主导下，他心通达被塑造为一个读心的认知任务，其主流解决方案包括理论论、模拟论及其混合型态。理论论认为人们通过内隐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理解他人，其核心是关于心智状态(信念、欲望等)之间以及心智状态与行为间因果关系的推理规则。[2]404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走向冰箱并打开它时，我们通常会推出他可能想要喝水，并相信冰箱中有水。这一推理过程被视为理论规则应用的结果。在这一模型中，认知主体以第三人称视角收集他人的行为数据，并依据相应理论框架进行推理，从而得出关于他人心智状态的结论。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变体——儿童科学家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儿童如何像科学家一样，通过观察和实验不断形成与修正他们关于他人心智世界的理论。[2]404
模拟论则认为，主体理解他人是依赖个体在自身心智中进行的模拟过程。在试图理解他人时，主体首先将自身置于他人的处境中，“在想象层面生成与他人相似的信念和欲望(一种假装的心智状态)，然后将这些状态置于自身的决策或情感机制，观察由此产生的输入(行为倾向或情绪反应)，并最终将该输出归因于他人”[2]411。例如，为预测朋友在比赛失利后的情感状态，主体会在自我心智中模拟失败情境，体验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并据此推出朋友可能具有相似的体验。虽然模拟强调第一人称体验式的理解，但认知主体依旧是一个观察者(第三人称)，将自身心智运作机制作为理解他人的模板。
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了“将认知理解为观察活动的行为模式”[3]210。这里的认知主体被设定为脱离交互情境的第三人称观察者，通过分析、推理、模拟等方式理解作为对象的他人。以经典的错误信念测试(false belief task)为例，受试儿童通常处于纯粹的观察者角色，被动观看一段情景剧，并随后被要求判断剧中角色的信念状态。[4]19该实验设计通过剥离真实互动场景，将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简化为第三人称、基于观察的推理，从而系统性地排除了在真实互动中可能出现的更直接的理解方式。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方法论预设观察者模型，实验结果又反过来支持强调观察者模型与间接推理机制的理论，进而遮蔽了具身互动和动态耦合等在自然交往中的重要现象。
这种基于观察者的内在论预设，使主体在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时存在明显的解释缺陷。首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理解往往是非反思的，如果理解他人必须依赖复杂推理或模拟，那么社会互动的及时性将变得难以解释。认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观察行为-提取线索-匹配理论-输出判断)都需要消耗认知资源和时间，这与我们在互动中所感知到的直接理解体验形成了对比。其次，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婴儿在生命早期便已显示出对他人动作与情境的协调感知能力[5]，这一点显然超出经典理论的解释范围。此外，在观察者模型中，身体被视为心智的感知输入端和行为输出端，即一个传递信息的物理媒介。但情绪与意图并非隐藏在行为背后，而是通过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等方式得以呈现。这种对身体的忽视，在解释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时可能造成理论偏差。[3]220若将ASD归因于读心机制的缺失，干预措施便可能过度聚焦于训练个体进行抽象的心智状态推理，而忽略其在感知-运动整合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2.他心问题的现象学路径
面对经典理论的诸多局限，现象学及近年来兴起的互动与具身认知为他心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以舍勒(Max Scheler)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现象学家，从根本上挑战了UP所预设的内外二元结构。
在舍勒看来，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笑声中直接知道其愉悦情绪，从其泪水中直接感知其悲伤状态。这些具身表达并非情感的间接或外部线索，而是心智状态本身的存在方式和现象呈现。[6]同时，他区分多种共情形式，其中一种被称为追复感受或代感(Nachfühlen)，是对他人情感的直接且非推理性的把握方式，这一体验是更复杂同情反应的前提条件。基于此，舍勒认为他人的情感并非完全隐蔽或不可接近，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可直接呈现性，这一观点打破了将他人心智视为封闭系统的传统预设。梅洛-庞蒂关于身体表达与意向统一性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交互身体性(intercorporeality)概念的雏形，并进一步阐明了心智状态与身体表达之间的内在统一性。[7]他人的意图并非抽象的内在状态，而是体现于其身体姿态、肌肉张力与动作结构之中。[8]例如，伸手去拿杯子的行为，在其动作展开中就已体现出明确的目标性。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在于我们自身具备类似的身体结构与运动能力，从而在感知他人动作时产生一种直接的、前反思性的身体共鸣。他人的身体及其行为构成了意义呈现的感知场域，我们凭借自身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能够直接把握其中所表达的意向，而无需诉诸间接的表征机制或理性推理。因此，心智状态并非作为某种被动隐藏的内在实体，而是以行动表征的方式，主动地显现于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中。
经典理论倾向于将心智状态理解为独立于身体表达的内在实体，并将行为视为其外化的因果产物。现象学则否定这种内在论预设，强调具身表达是心智状态的构成维度——情绪的表达和身体性是其存在方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此视角下，他心问题不再被界定为“如何证明他人有心灵”或“我们如何形成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而被重新定位为一个实践问题：在社会情境中，我们如何通过身体的互动与感知，去理解他人、与他人建立关联，并在互动中共同生成意义？因此，理解他人不再是交互之后的认知操作或理论推理，而是直接嵌入交互本身、在动态耦合中发生的生成性过程。[9]这一互动转向思路推动我们从表征-计算认知(Representation-Computational Cognition，RCC)主导的经典心智观，转向“4E认知”①所倡导的新认知科学范式。在该框架中，心智状态不再被视为外在于身体行动的因果产物，而是构成性地体现在行动中。这为后续探讨的互动理论与预测加工模型的整合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互动中的预测心智
互动转向要求为社会认知提出一种能够超越个体颅内限制并说明意义如何在动态具身互动中生成的新机制。在当前对他心问题的研究中，“互动”与“预测”构成理解社会认知的两个核心概念。一方面，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IT)从实践层面阐明主体在交互过程中的直接性与具身性；另一方面，心智的预测加工理论(Predictive Processing，PP)从认知机制计算层面说明，个体如何在动态互动中以预测方式整合感知与行动，从而为理解他人提供内在机制的可能性描述。二者结合旨在刻画一种跨主体的协同调节机制，为他心问题提供一条非内在论且具有机制性的解释路径。
1.主体间性发展结构
互动理论强调，理解他人并非发生于互动之外或之后的第三人称观察活动，而是一种内嵌于互动之中、以第二人称视角展开的参与式实践。[10]202经典理论将社会认知等同于读心(mindreading)——推断或模拟他人潜在的心智状态，然而此做法忽视了理解他人的关键途径，即直接且具身的互动。为阐明这种互动式理解的生成机制，互动理论借鉴并拓展了发展心理学关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
主体间性呈现出分层发展模式，每一层都为更高阶的社会理解奠定基础。初级主体间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指“婴儿先天已具备的面对面、非语言(如面部模仿、姿态协调、情绪共鸣等)互动的能力”[10]204，是社会理解的基石。此类互动呈现二元结构，直接发生于婴儿和看护者之间。大量实证研究——例如梅尔佐夫(Andrew N.Meltzoff)和摩尔(M.Keith Moore)的新生儿模仿实验[11]，以及穆雷(Lynne Murray)与特里瓦森(Colwyn Trevarthen)的双屏互动实验[12]——显示婴儿天生对他人面部表情、声调与动作节奏高度敏感，并能够实现协调同步。这种早期的情感共鸣与行为匹配是一种直接的、前反思的理解形式，不依赖理论或模拟，而基于身体间的即刻感应与调谐。次级主体间性(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出现在约9—12个月，此时婴儿的社会理解能力大幅提升。其核心特征是从二元互动转向三元互动——婴儿、他人与外部对象或事件的协同参与。[13]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是此阶段的典型表现：婴儿能够追随他者目光或手势，与之共同关注同一目标，并初步把握他者的指向意图。这一现象表明，婴儿的理解已超越单纯的身体协调，能够把他者意图与外部目标关联起来，整合情境指向性与目标意向性。同时，社会理解超越了具身模仿，进入了情境指向性与目标意向性整合的层面。[14]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指出，对他人动作的理解依赖于这些动作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功能性与意义结构，其表达性本身就在交互情境中。[15]需要指出的是，初级与次级主体间性并非替代关系，而是构成社会认知发展的互补结构。初级主体间性奠定了具身互动的基础，次级主体间性则使理解拓展至物理世界的交互中，为更高阶的认知形式提供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表明，社会理解能力并非起始于推理或模拟，而是在感知-运动-情境三元结构中逐步展开。
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人类对他人行为的理解进入更加复杂、情境化的层面。叙事实践(narrative practice)成为维系主体间理解的重要方式。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与赫托(Daniel D.Hutto)指出，对于难以通过直接感知获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人们通常依赖社会文化中习得的叙事实践予以理解。[4]26叙事实践通过把他人行为置于包含个人史、社会角色与文化规范的故事背景中，赋予其意义。例如，理解朋友的职业选择需考察其价值观、家庭背景与人生规划等叙事要素。这种能力属于实践性的“知道如何(know-how)”[16]，它在主体间性的拓展过程中连接初级与次级主体间性，并将即时互动理解扩展至更复杂的社会维度。因此，这一发展模式表明，社会理解并非起源于抽象的读心能力，而是萌芽于最基础的身体感知与互动，并随与世界及文化的持续接触而不断深化。
2.预测机制的互动嵌入
互动理论侧重阐释社会理解的内容及其发展路径，预测加工理论则侧重揭示其运作机制。预测加工理论或称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PC)，其核心观点是，大脑作为一个主动的预测引擎，持续利用基于既往经验构建的内在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预测即将到来的感觉输入，并将这些预测与实际感觉信号比对，生成预测误差(prediction error)。认知与行动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修正生成模型或采取行动以改变感觉输入，进而最小化预测误差(Prediction Error Minimization，PEM)。在主动推理下，行动本身也是一种最小化预测误差策略。[17]例如，当主体处于口渴状态时，其生成模型会预测与饮水相关的感觉输入。为检验该预测，运动系统将发起一系列动作(走向水杯、伸手取杯、饮水)，以便主动采样与预测相符的感觉信号，直至消除口渴这一误差。该机制打破“感知-认知-行动”的线性划分，凸显主体与环境共塑的能动特性。
在社会认知研究中，预测加工理论进一步阐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建构并更新关于他人的预测模型，社会互动可视为多个大脑之间的双向预测循环。[18]30主体通过建立他者模型预测他人的行为、意图等心智状态，并据此调整自身模型，逐步实现动态耦合(dynamic coupling)或同步(synchronization)状态。但是，如果将他者模型仅视为大脑内部的静态镜像表征，那么预测加工理论可能会退回至内在论立场。因此，有必要对生成模型作具身化重释：它既非静态、命题式的理论，也非单纯的内部表征，而应被理解为面向行动、具身化的“know-how”结构，其功能在于引导行动而非再现世界。为避免陷入表征主义陷阱，生成模型应当理解为嵌入互动过程、服务于动态情境需求的结构。[3]213这类“know-how”式的生成模型具有三个关键特征：第一，它不存储关于他人信念是什么的静态事实，而是编码在当前情境中协调行动的动态策略；第二，模型在与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长期互动中被优化，呈现灵活的感知-行动耦合；第三，通过不断调整主体对环境的感知与行动倾向最小化预测误差。
在该整合框架下，互动理论揭示的具身且情境化的互动为预测加工理论提供关键约束与输入。互动中，一方的动作(如微笑或手势)成为另一方预测系统的感觉输入，触发预测误差并促使其调整。此调整既包括修正内部模型，也依赖主动推理生成回应性动作，该动作又反之成为第一方的感觉输入，形成循环过程，最终使预测系统逐步同步并形成临时的功能联合体。预测加工理论则为互动理论描绘的互动情景提供底层计算解释。对话得以预判意图，协作能够无缝衔接动作，皆因预测系统持续以前馈方式(feed-forward)模拟互动的下一步，并预设相应动作。
综上，认知的基本单位已由孤立的大脑转变为动态耦合的主体间互动系统，这一系统既构成社会认知的发生背景，也成为塑造个体预测模型的实践平台。具体而言，预测模型作为嵌入互动系统的调节结构，其构成机制，包括先验信念与精度权重设定，在主体间的互动与意义中动态生成。[18]31同时，互动过程为模型优化提供条件：实时反馈产生的预测误差信号驱动模型持续学习；互动的不可预测性要求模型塑造具身化的行动策略；协调的成功则直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因此，这种以互动为基础、协同调节为核心的预测机制，推动他心问题由传统认识论框架走向以实践为导向的本体论视角。
三、他心问题的互动实在转向
互动转向后的他心问题更加强调在实际互动中实现的协同调节与意义协商。理解不再是认知主体对客体化他人的隐秘状态进行再现式重构的过程，而是一种具身的、情境嵌入的、由多重主体共同生成的实践性活动。这一转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认知机制应如何定位自身的操作目标：不仅要“知道他人想什么”，更要“与他人协调行动”“在交互中达成共识”。在此视角下，“理解”既是结果(即行为的一致性与互动的流畅性)，也是过程(即意义在互动中持续生成与修正的机制)。
1.研究对象的转换
传统的他心问题研究，无论立场如何，皆默认存在一个自在的他心(the other mind in itself)，即个体所拥有且不可还原、第一人称私密性的主观经验世界。然而，经典理论将自在的他心作为认识论探究对象，从而陷入无法逾越的鸿沟。本文提出的转换并非否认他人心智在本体论层面的存在，而是强调在科学研究与日常经验层面，我们所能通达、理解与讨论的他心，是在互动过程中共同生成并不断得以确证的互动实在(interactive reality)。
互动实在依赖于构成性互动(constitutive interaction)机制。“构成性”意味着互动不仅揭示或传递既有信息，更在主动塑造并生成心智状态的可经验性、可通达性及其情境意义。[19]例如，一个潜在且模糊的信念或意图，唯有在特定互动情境中经由表达、回应、协商与澄清，才能被激活和明确，并获得双方共享的意义。在整合框架中，互动双方的预测系统经由动态耦合持续相互校准，使对彼此行为与意图的理解得以产生并趋于稳定。由耦合预测系统组成且持续协同调节的联合体，本身即构成具有内在动力学与外在约束力的实在。其实在性体现于可验证性与外在约束：一方对他者意图的理解需持续接受对方行为反馈的检验；预测若出现偏差，意料之外的反应将构成现实阻力，促使模型的修正。例如，我对你意图的误解将通过你的回应被揭示，并迫使我修正自身的认知模型。这种来自他者能动性的干预与回应构成了一种非对称的认识论约束。由此可见，互动实在同时呈现出生成性、可调节性与关系性——它随互动共同生成，因双向反馈保持动态弹性，并仅存在于参与者之间而非任何单独主体之内。
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也为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向提供了实证支持。关于神经耦合(neural coupling)的研究发现，在有效互动情境中，参与者的大脑活动趋于同步化。[20]这种同步不仅反映认知策略或行为层面的协调，更暗示在互动过程中，个体认知系统可临时性地形成联合系统。该系统所处理的内容，如共享注意力焦点、交互语境、情绪共鸣等，正是互动实在的核心条件。此时的他心已不再是一个等待被读取的封闭对象，而是一个通过互动共同参与的意义空间。
但是，如此强调互动实在是否会缩减他人心智的丰富性，将其窄化为仅在互动中展现的片段？我们的回应是，互动中的他心并不意味着取消个体私有经验的存在。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些未显现的内在内容构成了交互可能性的一种可能的背景。这些可能性在不同互动情境中可能被激活、被更新。因此，我们所强调的，是对他心现象可经验的生成性理解，而非对其整体结构的删减定义。
2.问题性质的转换
当研究对象从内在的他心转向外在的互动实在时，他心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转变。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我如何知道他有心智)，而转变为一个本体论构成问题(我们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可经验的心智世界)。而这一问题转向将遭遇哲学僵尸(Philosophical Zombie)问题的挑战。哲学僵尸指在行为和互动上与常人无异，却完全缺乏现象体验(qualia)的存在。这一设想引发质疑：实践互动导向的他心问题回应，是否只是迂回绕开意识问题本身，而非真正触及其哲学核心？
我们认为，该挑战的根源在于其建立在行为在外、体验在内的预设上，并尝试基于互动实在对现象体验进行重新定义。心智与体验并非附着于生命之上的神秘属性，而是生命系统自我维持、自创生(autopoiesis)之组织活动的内在特征。体验可被视为有机体活动的成就。[21]若将此逻辑从单个主体应用于主体间互动，那么在互动中，实现自我维持与调节的系统，正是由两个或多个耦合的预测系统构成的互动实在。因此，诸如“共情”“默契感”或“被理解感”等现象体验，其本体论地位并非某个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状态，而是整个互动系统在达到协同调节、预测误差最小化这种特定动态模式时的感受(the what-it-is-like-ness)。在此基础上，可从三方面具体阐述该定义：第一，社会互动中的核心体验本质上是关系属性。这类体验刻画的是“我-你”互动的特定状态，而非参与者各自的孤立状态。例如，共情并非单方面的内在模拟，而是耦合的预测系统在相互调节中最小化误差，并在身体图式中实现共振调和。这种关系中生成的共振即构成体验，无法还原为任一单个主体的状态。第二，体验并非互动的结果而是互动过程自身的质的维度。它随时间动态展开，呈现特定的调节结构。例如，流畅且默契的对话体验，正是协同调节顺畅运作时的感受质。该感受是此运作模式的内在感受维度(流畅感对应于顺畅调节，尴尬感对应于失调互动)。第三，前文已述，我们通过身体图式与意象的协同运作为互动提供基础。当两个预测系统耦合时，一方的行动倾向会直接在另一方的身体图式中引发即时的、前反思的动态调谐。这种关系性的、生成性的体验，最终锚定于具身的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现象体验是当耦合的互动系统在实现特定动态协调时，所展现出的不可还原的关系属性与生成性过程。
基于此，我们将哲学僵尸的设定进行解构：
定义1：体验(Y)是一个互动系统在实现特定复杂互动(X)过程中展现出的作为其构成部分的运作模式。
僵尸定义2：存在一个系统可以实现复杂互动(X)，但却不具备体验(Y)。
将定义1代入僵尸定义2后，我们得到明显矛盾的结论：存在一个系统可以完美地实现复杂互动(X)，但缺失实现(X)所必需的、作为其构成部分的系统运作模式。如果一个系统在功能和行为层面实现了与常人无异且富有适应性的复杂互动(X)，那么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必然具备协同调节的运作模式，而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现象体验(Y)。
哲学僵尸设想之所以看似可能，是因为它在想象中将互动简化为一系列可被复制的外部行为序列。但真正的互动(尤其是有意义的社会互动)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成功的互动是一个共享认知结构内部预测误差最小化所带来的体验性调谐过程。例如，冬季中温暖的火炉：从物理学角度来看，我们所感受到的温暖，是分子剧烈运动和红外辐射的可靠指证；从自我角度而言，温暖是我所经验到的火焰温度的感受质。因此，即使哲学僵尸能够通过算法手段完美复制外在行为，而互动也仅为结构表层上的仿真模拟，而非具备现象体验的经验性参与。真正的参与依赖于感受质，但它并非孤立主体的内部产物，而是嵌入于协同系统动态调谐过程之中。因此，缺乏现象体验的完美互动不仅在经验层面不可实现，在逻辑结构上亦难以成立：若体验本质上等同于协同过程的感受质，则无体验即意指无协同，而无协同则意味着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过程。
3.核心机制的转换
随着研究对象和问题性质的变化，我们对核心认知机制的理解也须相应深化。研究焦点已从个体单向的内在推演(无论是理论推理还是计算模拟)，转向互动参与者如何共同进行参与式意义建构。在社会互动中，意义是在互动过程本身的动态中被共同创造与生成的。这一互动过程具有一定自主性(autonomy)，能够反向影响参与者的认知与行动，进而形成持续的、相互生成的循环。[22]当主体互动时，持续的相互协调与影响可能涌现出更高层次的动态整体——互动系统。一旦形成，该系统便能够超越并反向约束参与其中的主体。类似于两位舞者在即兴共舞，他们共同创造出舞蹈，其内在逻辑与走向反过来引导舞者的下一步动作，而并非仅由任何一方的预设意图所决定。例如，在递送一个物体这个简单的行为中，其具体的社会意义(是慷慨的给予还是不耐烦的催促)并非预先存于任何一方的意识中，而是在伸手、调整姿态、目光交汇、接取与收回等连续协调动作的动态流中才得以生成并被双方理解。
前文所述的整合框架为参与式意义建构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底层实现机制。一方面，具身化与情境化互动为预测加工提供了输入流。这些输入不仅具有时间结构性与动态特征，还在社会交往中经由主体的主动关注而被选择性处理。例如，细微的表情变化、语调的波动或肢体姿态的轻微转移，都会作为生成模型修正的预测误差信号。由于这些信息高度依赖语境且具有即时性，模型的调整过程不仅发生于个体内部，更始终嵌入特定互动场域之中，从而增强其对具体情境的适应能力与对个体差异的敏感性。另一方面，预测加工的生成式预测机制为互动提供了计算解释。社会互动区别于简单的“刺激-反应”链条，正在于前瞻性。我们之所以能在他人话音未落时便准备回应，或在共同搬运桌子时能够无缝衔接彼此的动作轨迹，其原因是预测系统在持续地模拟互动的下一步，并预备相应的动作倾向。
身体图式与身体意象(Body Image，BI)的区分，为双向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具身与经验解释。身体图式指向主体对自身身体姿势及潜在运动可能性的动态的、前反思性的把握；身体意象则涵括主体对自身身体的反思性理解。[23]当两个预测系统耦合时，一方的行动倾向会直接在另一方前反思的身体图式层面引发即时的动态调谐。这种身体层面的共鸣，为两个独立的行动系统临时连接为一个功能整体搭建了生理与现象学基础，解释了协同感的来源。为避免与激进具身认知反表征立场的冲突，这里的生成模型是一种服务于具体情境下行动需求的动态工具，即“know-how”结构。其功能在于调控主体间的互动可能性，而非在内部再现一个外部世界。
由该整合机制所生成的社会意义，呈现出紧密关联的特征：首先，他人的一个表情或动作，其首要意义是一个直接引导人们即时调整自身行动倾向的信号。例如，朋友的一个蹙眉，其首要意义不是“他在思考一个难题”这个命题，而是“我应该暂停或换种方式解释”这个行动指令。其次，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行为的意义高度依赖于其是否契合情境规范与共同目标。例如，在外科手术中，医生递出一把手术刀的意义是精确而紧急的；而在餐桌上做出同样的动作，其意义则可能是荒谬和危险的。最后，在情感互动中，被关心或被忽视这类意义，是在双方情绪表达与回应的动态关系中，通过长时间的调谐与共振(或失调与不谐)被共同生成的，它是一种关系属性的结果，即意义是具身参与中动态生成的过程性产物，体现出行动导向性、实践嵌入性与关系建构性。首先，意义的产生在于感知-行动回路中的即时生成。他人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作为行为信号，引导互动者即时调整行动。其次，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行为的意义取决于其是否契合情境规范与合作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对他人的理解是一种成功参与共同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实践能力。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系列转换，表1将互动实在路径与经典理论及中间环节进行了对比。
四、结语
本文在批判经典他心理论(理论论与模拟论)对心智内在封闭性的预设及其对具身互动与直接感知之忽视的基础上，论证了他心问题研究亟需一次深刻的本体论转向。该转向的核心是将研究重心由孤立认知主体转向具身行动者如何在动态互动中共同塑造可经验的他心与共享意义世界。通过互动理论与预测加工的整合框架，解释了社会互动的流畅性与即时性，并促使研究对象转化为互动实在——由耦合预测系统组成且具有内在动力学的关系系统。
在此基础上，文章系统阐明了该转向引发的三重转换。其一，研究对象由不可见的自在他心转为可经验的互动实在。其二，核心机制由个体内在推演改为主体间的参与式意义生成。其三，将现象体验界定为互动系统协同调节的运作模式本身，而非附加的内在属性，因而传统认识论难题(如何通达他心)——哲学僵尸问题——被转化为特定互动模式何以可能的本体论问题。因此，他心不再是一个需要被推断的、外在的孤立对象，也不是一个在互动中被共同建构的内在结构，它是我们持续参与其中的、以体验为运作模式的互动实在本身。
注释：
①4E是指Embodied(具身的)、Embedded(嵌入的)、Extended(延展的)、Enactive(生成的)。
原文参考文献
[1]Krueger J.Direct Social Perception[C]//Newen A,De Bruin L,Gallagher S.The Oxford Handbook of 4E Cogn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301.
[2]Goldman A I.Theory of Mind[C]//Margolis E,Samuels R,Stich S P.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402-424.
[3]Fiebich A,Gallagher S,Huttu D D.Pluralism,Interaction,and the Ontogeny of Social Cognition[C]//Kiverstein J.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Mind.London:Routledge,2016:208-221.
[4]Gallagher S,Hutto D D.Understanding Others Through Primary Interaction and Narrative Practice[C]//Zlatev J,Racine T P,Sinha C,et al.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17-38.
[5]Gallagher S,Bower M.Making Enactivism Even More Embodied[J].Th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ical-Interdisciplinary Vanguard,2014,5(2):238.
[6]Scheler M.The Nature of Sympathy[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8:260.
[7][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45，450-451.
[8]费多益.他心感知如何可能[J].哲学研究，2015(1)：122.
[9]陈巍.如何理解直接社会感知中的“直接”要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11)：29.
[10]Gallagher S.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 Autism:Interaction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of Mind[J].Philosophy,Psychiatry,& Psychology,2004,11(3):199-217.
[11]Meltzoff A N,Moore M K.Imitation of Facial and Manual Gestures by Human Neonates[J].Science,1977,198(4312):75.
[12]Murray L,Trevarthen C.Emotional Regulation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Month-Olds and Their Mothers[C]//Field T M,Fox N A.Social Perception in Infants.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1985:182.
[13]董达，陈巍.嵌入社会认知：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1)：78.
[14]Gallagher S.Social Interaction,Autonomy,and Recognition[C]//Dolezal L,Petherbridge D.Body/Self/Other:The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Encounters.London:Routledge,2017:135.
[15]Gurwitsch A.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M].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79:73.
[16]郭佳宏，邹崇理.知道行动的一种一阶认知逻辑分析[J].哲学研究，2015(10)：115.
[17]Clark A.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Situated Agents,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13,36(3):194.
[18]何静.预测心智进路中的社会认知观[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1)：28-33.
[19]De Jaegher H,Di Paolo E,Gallagher S.Can Social Interaction Constitute Social Cognition?[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10,14(10):443.
[20]Denworth L.Brain Waves Synchronize when People Interact[EB/OL].(2023-07-01)[2025-06-03].http***
[21]Thompson E.Mind in Life:Biology,Phenomenology,and the Sciences of Mind[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ix.
[22]De Jaegher H,Di Paolo E.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An Enactive Approach to Social Cognition[J].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7,6(4):485-507.
[23]Gallagher S.Body Image and Body Schema: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J].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1986,7(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