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随其军部体制的解体而消失。战后清算不彻底使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与思想脉络得以延续，相关学术研究和受害国的历史记忆成为识别其向“新型军国主义”转化的认知基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并非恢复其天皇制或军部统治，而是以美日同盟为制度载体，使日本逐渐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在美日同盟的支撑下，日本通过嵌入多边安全网络，以概念重构、法律调整和能力升级等方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借助所谓“外部威胁”叙事推动扩军备战。此外，日本以历史认知渗透与议题安全化的方式来反向塑造美国的认知与政策。总体而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其二战前军国主义的简单复归，而是依托美日同盟、渐进推进并向外扩散的军国主义新形态，其正在重塑日本国家身份并冲击东亚安全秩序。
关键词：军国主义 新型军国主义 日本政治
作者简介：周生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刊发期数：2026年第5期
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一直是东亚国际关系与日本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界对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制度形态及扩张路径已有系统研究。尽管学术界对军国主义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但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总体上是指“以军事为立国之本，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国家体制”。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有其独特性：以天皇的绝对权威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以军部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的高度独立性和优越地位为制度基础，对内推行国家总动员和战争经济，对外实施殖民统治和侵略。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治生态出现突破集体自卫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标志性消极动向，实质性冲击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体制，并进一步扰动地区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以“新型军国主义”概括当代日本政治生态的观点已出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官方媒体评论中。事实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并非近年才出现，中国学界与社会舆论在历史上曾多次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具有鲜明的政治警示意义。“新型军国主义”并非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简单复归，而是军国主义在战后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形态转换，并依托全新制度载体和政策路径持续演化的新现象。“新型军国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实载体，美日同盟取代战前天皇制与军部统治体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残余获取合法性庇护、军事支撑和行动空间的制度依托；二是运行机理，其不再依托激进、颠覆式的政治与军事扩张模式，而是在“和平宪法”体制框架内以结构嵌入、渐进累积和危机策源等方式持续突破战后制度约束，实现渐进式扩军备战。
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多对二战后的日本是否仍存在军国主义残余持怀疑态度。其核心“论据”主要包括：二战后日本颁布实施《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日本社会长期存在和平主义思潮，二战后日本未再次对外发动战争等。这些论调恰恰体现了西方国家对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认知局限，即认为军国主义就是指日本回到二战时期的状态。此类观点既低估了军国主义残余对日本政治生态的影响，也缺乏对二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军国主义演化逻辑的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以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在制度约束下演化为“新型军国主义”为核心问题，从演进逻辑、现实载体与运行机理三个维度，系统分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基础、存在形态与推进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新型军国主义”这一概念对揭示当代日本政治生态深层变化的学理价值。
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演进逻辑
二战后，日本虽然在制度层面完成政治体制重建，但其军国主义赖以发展的若干条件仍然存在，相关思想资源与国家安全逻辑在不同程度上得以保留。当代日本军国主义并非“旧军国主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形态，我们称其为“新型军国主义”。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分别从政治结构和思想脉络、学术研究、历史记忆三个维度，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演进逻辑展开论述，阐明“新型军国主义”并非突发性的历史回潮，而是在历史延续的基础上，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逐渐演化形成的一种政治现象。
（一）政治结构和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变形
二战结束后，日本虽然确立了以《日本国宪法》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但其战争责任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由于保留了天皇制度，军国主义赖以运转的政治结构和思想脉络在新制度框架下延续下来。尽管日本宪法将天皇定位为“象征”，但在麦克阿瑟与日本“保皇派”政客的斡旋下，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未被追究，而且依附于天皇制的保守政治势力与军国主义思想也得以存续。伴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由“民主化改造”转向“扶日反共”，大量参与战时国家治理的官僚与政治势力（包括甲级战犯）重返权力体系，从而保留了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和思想脉络。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岸信介。甲级战犯岸信介于1957年至1960年担任日本首相，其在执政期间表达了强烈的修宪诉求和强化美日同盟的意愿。在此背景下，两条相互支撑的军国主义延续路径逐渐形成。第一条是人事传承脉络。岸信介的亲信福田赳夫于1979年创立清和政策研究会（简称“清和会”），经自民党内多代传承，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在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执政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在此期间，日本实质性解禁集体自卫权、持续推进修宪议程，并刻意模糊侵略历史。安倍晋三曾高度评价岸信介强化美日同盟等举措，称其“一心为国”。安倍晋三遇刺之后，高市早苗宣称继承其政治遗产，力求让“日本列岛变得更加强大”。第二条是组织延续脉络。岸信介路线的组织载体延伸至日本规模最大的极右翼保守团体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其在国会层面的核心组织“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由大量自民党保守派议员组成，在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与清和会高度协同，形成制度化、跨党派的右翼动员网络。由此，人事传承脉络保障右翼路线在自民党权力核心层占据主导地位，组织延续脉络则将思想保守势力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与舆论动员领域。
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结构与思想脉络两个层面延续，使“生存危机—扩军备战”这一军国主义最核心的安全逻辑获得了重新显化的条件，成为滋生“新型军国主义”的土壤。二战前，这一逻辑体现为“满蒙生命线”等概念，即将特定地缘空间界定为关乎国家存亡的“绝对必要”前提，从而将对外扩张包装为“自存自卫”的正当行为。类似逻辑在当代日本已然再现，典型表现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论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存亡危机事态”等表述被反复提及，再次将他国主权和领土问题直接与其国家存续挂钩，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约束、加速军事能力建设提供所谓的“正当性”支撑。
（二）学术研究脉络的延续与演化
由于二战后日本政治结构并未随军部体制解体而彻底消失，“军国主义”概念得以继续作为观察日本政治生态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分析视角，构成“新型军国主义”概念的认知基础。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学者井上清提出“从属帝国主义”分析视角，其将研究重心转向冷战秩序和日美安保体制，揭示了日本并非依靠重建军部政治重蹈军国主义覆辙，而是在依附美国的过程中再造军事、政治和思想条件。美国的占领政策保留了日本天皇制和旧官僚体系，导致“和平宪法”与军国主义残余长期并存。由此，二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被视为依托新的外部条件和制度载体而延续的政治现象，而非二战前日本国家形态的简单复归。
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职能不断扩展，学术界相关讨论的重心由“军国主义是否存在”进一步转向“军国主义如何利用现有制度空间”。以纐缬厚的“新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阶段”相关论述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军国主义不必公开否定民主制度或恢复军部统治，而是通过重新解释宪法、宣扬“国际贡献”等逐步扩张国家的军事职能。既有研究表明，日本的“再军事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制度约束、政治博弈和社会规范的相互作用下逐步推进。倘若仅以日本是否恢复二战前国家的外在形态作为判断标准，反而会掩盖其军事职能扩张和国家身份转型的客观现实。
中国学术界从二战后国际秩序与战争责任视角，将对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历史修正主义、政治右倾化与安全政策转型联系起来。相关研究指出，日本对二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不仅体现在军费规模、武器装备和法律及相关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且在思想层面表现为淡化战争责任和重塑国家认同。2026年以来，围绕“新型军国主义”的讨论进一步将历史修正主义、扩军备战、军工体系强化和对外政策激进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推动相关认知从“军国主义复活”的政治警示性表述，转向对其当代形态、内在联系及地区影响的系统性分析。
学术研究脉络表明，不宜以单项政策是否首次出现作为研判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态势的评判标尺，而应考察其长期积累形成的制度、军事能力与叙事话语变迁。高市早苗执政并非日本推行“新型军国主义”的开端，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自二战后持续演化进程中的一次质变：以往分散在多次制度突破中的政策积累，如修改宪法、武器出口解禁等议题在高市执政阶段实现了系统性、高强度政策转向。其激进程度和对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亟待学界深入探讨，更新既有概念。从“从属帝国主义”“新日本军国主义”到“新型军国主义”的概念演进，也并非学术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是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过程，是理论对现实变化的实时反映。
（三）集体记忆的历史延续与现实更新
作为二战的直接受害国，中国等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动向的持续关注并非单纯的情绪性反应，而是基于近代历史记忆形成的认知框架。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内部的政治生态问题，而且是推动其对外侵略的重要因素。中国等国家遭受侵略的历史记忆并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自然消散。集体记忆的存在使被侵略、被殖民国家的历史记忆沉淀为国家叙事与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日本政治生态出现为军国主义“招魂”“洗白”的动向时，这一认知框架便会被激活。
中国等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持续警惕，根本上是与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活跃密切相关。步平指出，部分日本政客刻意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责、罔顾历史事实，导致学术层面的历史问题研究“政治化”，使得中日学界厘清历史、凝聚共识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外，日本非但没有朝遏制军国主义残余的方向发展，反而持续扭曲战争历史，甚至与中国就侵华历史展开“记忆战”，对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历史拒绝反省、肆意翻案，持续侵蚀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政治根基。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框架。1972年以前，日本被纳入以美国为核心的“反共”阵营，长期采取对华敌视政策。因此，中国政府与学术界在当时就曾提出要警惕和抨击“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冷战结束后，日本持续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中日关系敏感议题上发表背离中日双边政治文件精神的言论，采取对抗性举措，这成为中国对日本任何可能涉及军国主义复活行为产生警惕的直接原因。例如，2015年日本强推安保法案，中国学术界与社会舆论就高度关注“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复活”的问题。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凸显竞争性乃至对抗性，并在高市早苗执政期间出现质变，即日本现职首相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属于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该论调直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战后秩序，背弃日本向中国作出的一系列政治承诺。
正是在上述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新型军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体现出学术界与国家层面对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系统性研判。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一认知演进过程也体现了受害国历史集体记忆与现实安全研判之间的双向互动，使军国主义不再只有历史叙述属性，而是成为兼具历史溯源和现实指向的分析范畴。
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现实载体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演进逻辑揭示了其发展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变化，但尚不能解释其如何在“和平宪法”体制、和平主义思潮等多重约束下重新产生现实影响。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新”根本在于其形成了不同于二战前的生存结构。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依托天皇制与军部政治直接支配国家权力；二战后这一制度基础被打破，但美日同盟恰好提供了使军国主义残余再度兴起的结构性条件。它将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纳入美国战略布局、同盟责任与“共同安全”需求框架之中，使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在二战后获得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制度空间。由此可见，美日同盟不只是日本的安全保障机制，更成为二战前其军国主义摆脱原有制度架构、演化为“新型军国主义”的制度载体。
依托这一生存结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经历了由孵化积累到向外扩张、由寄生依附转向侵蚀的畸变过程。日本最初借助美国的战略需求恢复军事能力，继而伴随同盟功能扩大持续拓展活动边界；对同盟的依附逐步内化为日本国家战略和政治身份，又在寄生于同盟结构的基础上反向影响美国的威胁认知和地区政策。
（一）美日同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孵化载体
美日同盟是否在事实上扮演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孵化器角色，是日本学术界率先提出并持续讨论的重要问题，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起点。当然，外部条件能否转化为现实动力，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社会共识重塑等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二者的互动构成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生成与演进的完整逻辑。
从历史脉络来看，美日同盟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孵化载体。井上清在论述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时认为，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属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其立论依据在于：盟军总司令部保留了作为军国主义精神象征的天皇制及依附于此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随后，日本借助1951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美国结盟，以接纳美国在其领土部署军事力量换取安全保障，并于1954年组建自卫队，启动有限重整军备进程。伴随冷战的发展，美国持续要求日本拓展安全职能。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条约适用范围扩展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开启双边军事合作；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自卫队战力大幅扩充，形成与美军“盾与矛”的互补分工格局；1981年，日本首次将日美双边关系正式定义为“同盟关系”。尽管存在“专守防卫”原则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等制度约束，但二战后日本重整军备的目标，均在美国的安全需求和同盟框架下逐步实现，实质性推进了其军事重建进程。
然而，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演变过程。在美国庇护下的日本政客，一方面服从美国的命令，另一方面主动利用美国的力量积累其复活军国主义的条件。井上清指出，这是吉田茂的战略部署，即先培育军备之本的爱国心，完成国民层面军国主义思想准备，待经济力量充实后，再正式重整军备。若忽视日本主动对美国隐忍和战略塑造的这一侧面，就无法还原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真实历史脉络。随着国际形势与日本政局的持续演变，井上清这一论断的前瞻性不断得到证实。
（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依托美日同盟演进而扩张
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呈现出军事干预常态化与同盟责任全球化的特征，并通过美日同盟持续拓展日本的安全职能。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学者从“帝国”“帝国主义”视角批判美国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全球干预能力；纐缬厚则据此指出，日本进入了“新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阶段”，即美国以“分担同盟责任”要求日本协助其开展军事行动，日本则借机突破二战后的军事约束。
这一进程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协调推进。一方面，美国主导的海外军事行动不断重塑关于武力运用的规范边界，在此背景下，日本先后通过1992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协力法》、2001年《反恐特别措施法》和2003年《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逐步扩大自卫队海外派遣范围。另一方面，1997年和2015年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推动同盟合作范围从本土防卫延伸至对“周边事态”乃至全球的安全应对。于是，日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展自卫队职能和重塑军事能力建设制度作为履行同盟责任的必要举措，把主动军事扩张包装成对美方诉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回应”。
但这一进程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美国单方面施压。美日结盟与其说是美国强加，不如说是日本主动选择。这种所谓“主体性”在美国相对实力下滑，或其维持地区秩序的能力受到质疑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日本往往以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强化“自助努力”为由扩张军事职能。1980年日本出台的首份安全战略文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就提出：当美国的优越地位终结、美国减少对同盟承诺等对美日同盟不利的情况发生时，日本作为“自由阵营”的重要成员，必须为这一体系的维持与运行作出贡献。这一逻辑随着当前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全球战略收缩等情况而再次出现。近年来，日本开始以不能完全依赖美国为由推动军备扩张，并意欲将扩军议题延伸至核共享、修订“无核三原则”等敏感领域。2026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应打破核政策的讨论禁忌，对包括核武器进入日本在内的安全选项展开讨论。即便日本政府仍宣称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核选项进入政策讨论范畴，已表明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下降正在成为日本突破军事发展禁区的新借口。
可见，当此类军事能力扩张延伸至域外军事介入乃至核武器议题时，其性质已超出一般意义上因安全环境变化导致的政策调整，实质上架空了“专守防卫”原则，是“新型军国主义”依托同盟体系持续扩张的重要表现。
（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寄生于美日同盟
即使认可美日同盟具备上述作用，仍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必须以“新型军国主义”而非“搭便车”“同盟依赖”等一般性概念来分析日本的行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将追随盟主的行为理解为可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加以解释的理性选择，而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美日同盟的依附，则是一种经“国体转嫁”深度内化于政治结构之中的结构性从属关系，其逻辑不是“深谋远虑地选择服从”，而是“不服从即意味着自我否定”。
白井聪在剖析这一依附结构时指出，二战前天皇制统治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功能，在二战后被整体转嫁至美国及美日同盟框架之下，即“万世一系的天皇”转化为“美日同盟的永续存在”；而“八纮一宇的日本帝国秩序”重构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昔日以天皇为“文明开化领军人物”的叙事也转化为“美国代表社会发展前沿”的叙事。上述结构中最危险的部分正是日本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幻想， 即把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奉为圭臬，这意味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须以维护美日同盟和美国主导地位为最高政治原则。
这种结构性从属在美日利益发生冲突时暴露得最为彻底。近年来，面对美国在全球加征高额关税、力图强夺格陵兰岛等严重扰乱国际秩序的行为，加拿大、欧盟国家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开始重新校准对美关系，寻求战略自主，日本的应对却截然相反。例如，在盟友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际，高市早苗却在访美期间通过73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美投资和“只有特朗普才能实现世界和平”的极致奉承予以回应，并公开声称美日同盟关系迎来了“黄金时代”。当其他盟友纷纷寻求“B计划”分散对美关系风险时，日本政界的主流声音是不存在脱离美国的“B计划”。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对美“屈服”有其内在逻辑，但只有回到“国体转嫁”的分析框架才能洞悉其本质。一方面，日本通过最大限度彰显“辅美遏华”的功能性，为突破军事发展禁区寻求正当性：“同盟责任”被赋予的分量越重，其推动军事扩张所面临的政治阻力就越小；另一方面，日本借助美国的战略威慑，持续将中国塑造为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并联合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构筑多层次对华威慑网络，将自身军事能力提升包装为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必要补充”。然而，其深层逻辑仍是“国体转嫁”的结构性从属：同盟关系越不稳定，日本越需要反复证明自身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价值；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越遭质疑，日本展示对美忠诚的政治姿态反而越趋高调。“黄金时代”这一表述，不过是当“美国治下的和平”遭遇信仰危机时，其追随者试图维持既有信念的一种自我确认。
（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美日同盟的侵蚀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寄生于美日同盟体系，但日本并非单纯被动接受美国的命令，而是持续利用并改造同盟。随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断发展，其对同盟的侵蚀体现在扭曲历史认知、反向军事捆绑两个方面。
在历史认知方面，日本右翼将美国舆论场视为日本与相关受害方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博弈的“主战场”，通过外交施压、司法诉讼及舆论传播系统性渗透美国公共话语空间。日本政府曾以“法庭之友”身份介入美国的格伦代尔“慰安妇”雕像诉讼，其驻美官方机构也曾要求海外出版社删改历史教科书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推动“美日历史和解”叙事美化二战前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比如，日本通过联合慰灵仪式，持续建构“日美两国士兵都是为保护祖国而战”的对等叙事，将法西斯阵营的日军与反法西斯阵营的美军置于同一道德评判层级。2025年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国防部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共同出席硫磺岛纪念活动，赫格塞思称“硫磺岛体现了我们共同的战士精神”，完全回避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由此可见，日本推动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已逐渐渗透进美日同盟的话语体系，正悄然对其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进行漂白。
在军事捆绑方面，美日同盟的不对称性并不意味着美国始终能够单向约束日本。美国在日本及东亚建立的军事基地网络、联合作战规划和前沿兵力部署成为巨额沉没成本，这反而赋予日本一定的反向议价空间。兰德公司的相关研究指出，盟友可能因确信美国不会将其抛弃而无视美国的反对、推进冒险政策。这一逻辑在其他双边同盟关系中已被验证。例如，在2026年美以伊战争中，以色列便扮演决定性推手，裹挟美国发动战争。这与当前日本的做法存在相似之处。日本主动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论调；高市早苗更在国会明确主张“台湾有事”已构成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条件，直接打破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框架，用自身安全话语反向锁定美国的政策空间。在此过程中，同盟机制从“美国约束日本”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日本战略扩张的“正当性”来源与冒险行动的制度通道。美国在日本的战略投入，既是美国控制日本的工具，也是日本反向施压美国的筹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发展越深入，其在同盟中的能动性越强；而美国每次以“同盟协调”为名的“放权”乃至妥协，都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提供了便利。
（五）美日同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发展的构成性前提
美日同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构成性前提。它并不是作用于一个既成政治现象的外部因素，而是直接参与塑造“新型军国主义”制度形态与行动路径的重要因素。倘若脱离同盟结构，便难以充分解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何以呈现出不同于二战前军国主义的发展形态。
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力量格局变动以及周边安全局势紧张，固然会强化日本的危机意识，推动其增加防卫投入并调整安全政策，但这些因素本身只能解释政策变化为何发生或加速，不能说明相关变化为何会超出一般安全政策调整范畴并转化为“新型军国主义”。只有当外部压力被纳入美日同盟的共同威胁认知、责任分担和军事协作框架之后，才会进一步转化为日本国内的一系列行动，如修改宪法解释、调整安保法制、扩展组织职能和进攻性能力建设。换言之，外部环境提供的是日本扩军的刺激因素，美日同盟提供的则是将这种刺激转化为制度突破和军事扩张的实质通道。因此，在二战后的制度框架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需要通过美日同盟运转才得以突破战后秩序约束，逐渐具有持续扩张的能力。
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运行机理
美日同盟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提供了现实载体，解决了其依托何种结构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分析其运行机理，即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获得制度依托后，如何在既有体制内部运行、积累扩张动能，并最终转化为系统性政策安排与对外战略实践。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运行主要通过结构嵌入、渐进积累与危机策源三个环节展开。结构嵌入将军事扩张行为纳入多边安全合作、跨国军工体系和国际秩序话语体系之中；渐进积累通过概念重构、制度微调与军事能力迭代升级，逐步突破二战后秩序的约束；危机策源则通过建构和放大外部安全威胁，将长期积淀的扩张势能转化为实质性政策。三者相互衔接、循环强化，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得以在“和平宪法”体制形式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持续推进。
（一）结构嵌入：体系嵌套与军事扩张多边化延展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运作并未局限于日美双边结构，而是依托美国的盟伴体系，通过军事协作、跨国军工协同和国际秩序叙事向地区性、跨地区安全网络扩展，将其军事能力建设分散嵌入各类地区国家与多边机制中。
在军事层面，日本以《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为制度抓手，分别与澳大利亚（2022年）、英国（2023年）、菲律宾（2024年）签署协定，并与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启动同类谈判；菲律宾也由此成为日本在东南亚缔结此类协定的首个对象国。与此同时，日本还以防卫装备转移协定、后勤补给协议为辅助手段，构建起覆盖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菲律宾等多国的多层次安全协作网络。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日本逐步从美国同盟体系中的“被保护者”转型为美国“印太”盟伴网络的“副警长”，成为美国全球盟伴网络的重要协调者，美日同盟也由此成为日本向更广泛国际安全体系渗透的战略跳板。
在产业层面，日本通过军工合作实现对同盟防卫产业体系的嵌套。2022年12月，日本与英国、意大利正式启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联合研发将于2035年前后服役的第六代战斗机，标志着日本军工产业在美国“有条件技术让渡”的前提下，依托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向欧洲延伸。 2025年以来，美国强化造船与舰队维修保障能力，日本首次被纳入美军舰艇海外维修网络，并为后续联合造舰奠定制度与产业基础，此举标志着日本正从装备采购方转向深度嵌入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伙伴，这是日本融入美国防务工业链的重要新动向。 2026年4月，日本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废除此前将出口限定于救援、运输、预警、监视、扫雷五类非杀伤性装备的规定，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并持续向东南亚国家输出巡逻舰、雷达等防卫装备。日本军工体系由此完成了从“国内防御型”向“国际协同型”的结构性转型。
在话语与身份建构层面，日本借助“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等战略愿景，将扩军行为包装为“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共同事业”，持续塑造自身“秩序维护者”身份；推动北约涉足亚太安全事务，借乌克兰危机强化“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叙事逻辑，以多边规则倡导者的姿态深度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在“秩序维护者”形象的掩护下，日本同步推进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系统性遮蔽。其长期借助所谓“核爆纪念仪式”向国际社会宣扬自身“唯一核受害国”的身份，以“受害者”记忆掩盖加害者的历史责任。两条叙事线索相互强化，共同服务于日本从历史加害者向“国际规则维护者”的形象重塑，实质上为其“新型军国主义”提供了话语“正当性”支撑。
（二）渐进积累：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约束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演化进程，并非由单一突发事件触发的“剧变”，而是以长期、分散、看似技术性的政策调整，逐步侵蚀“和平宪法”精神与“专守防卫”原则。
首先，日本通过话语重构，以偷换概念的方式降低军事扩张的政治敏感度。“积极和平主义”将二战后的和平主义由“消极不战”重新解释为“主动塑造安全环境”，把自卫队海外派遣、同盟协作和前沿部署纳入“维护和平”的政策框架；“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被重新命名为“反击能力”，以语义上的被动性掩盖其进攻属性。同样，“和平安全法制”以“和平”包装集体自卫权解禁和自卫队职能外扩。上述概念又与“同盟责任分担”“印太秩序维护”“一体化威慑”等叙事相互呼应，使安全政策扩张在日本国内得以规范化表达，在外部则获得同盟体系背书。
其次，日本通过解释性修宪和渐进立法持续扩展制度边界。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文本虽未修改，但其含义不断被重新解释。2014年，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弹性判断标准，为特定地缘情境下使用武力预留空间；自民党则主张在保留第九条原文的基础上增列自卫队条款，以追认既有军事体系，并为进一步放宽武力使用权限预留制度缺口。武器出口制度改革采取同样的方式。2014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原有限制，通过将“武器出口”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使政策由原则禁止转向有条件允许，继而扩展至联合研发和向第三国装备转移领域。每轮政策调整均以“有限突破”面貌出现，累积起来却改变了制度方向。
最后，话语叙事和制度调整层面的突破，持续推动军事体系的结构性升级。日本防卫预算自2012年以来持续增长，2022年后增长明显提速；2025年度常规预算约8.7万亿日元，并通过补充预算使全年防卫相关经费达到约11万亿日元，提前实现防卫费开支约占GDP比重2%的目标。自民党声称，要向北约、韩国等盟友看齐，将防卫费占比提高到GDP的3%以上。防卫预算扩张直接推动自卫队战力建设由本土被动防御转向远程主动打击。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等武器射程显著提升，舰艇搭载巡航导弹、太空与网络作战、无人作战体系以及西南诸岛前沿部署同步推进，逐步形成跨域融合、远距离投送和可介入周边区域的作战能力。由此，“专守防卫”原则在名义上虽未被正式废除，但随着上述进攻性能力的系统性建构，其实质内涵已被彻底掏空。
（三）危机策源：建构威胁叙事助推扩张政策跃迁
危机策源最能体现日本军国主义本质。其核心逻辑并非“因危机而扩军”，而是“为扩军而制造危机”，即通过建构、渲染和放大外部安全威胁，打造配套危机叙事，为军备扩张、制度突破与国内社会动员提供舆论支撑。这套逻辑同时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与二战前军国主义之间最显著的延续性特征，即始终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塑造为日本“生存危机”的来源，并以此为据推动军事扩张。其运作呈现三个相互配合的特征。
第一，无中生有式的危机制造。最突出的体现是从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一系列舆论操弄，将中国内政议题强行与日本国家生存与安危挂钩，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危机叙事捏造。这一逻辑的虚伪性在于，若日本确实忧虑台海局势走向失控，理应积极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日本非但不反对“台独”，其政界众多势力反而长期与“台独”势力保持密切往来，持续向其表达支持的立场。由此可见，日本渲染“台湾有事”的真实意图，并非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切，而是刻意维持台海紧张对峙态势，为其国内扩军备战政策持续提供合法性。
第二，系统性泛化局部安全事态，将其升级为全球性安全议题。日本持续鼓吹“印太安全与欧洲安全不可分割”叙事，为自身扩军行为寻求更广泛的国际支持。然而这一逻辑本身存在根本性政治谬误：日本为何单独强调“印太”地区和欧洲的安全捆绑，而非呼吁建立覆盖全球的统一安全架构？答案显而易见。这一叙事并非基于客观的安全分析，而是服务于日本特定的政治目的，即利用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后普遍加剧的安全焦虑，人为放大威胁感知，同时将本国扩军行为重新包装为“国际社会共同责任”的组成部分。自2022年起，日本连续三年参加北约峰会，推动北约将涉华议题纳入战略概念框架，借助跨大西洋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军事扩张提供多边规则支撑。
第三，主动制造地区冲突因素、以代理人模式固化“安全危机”。例如，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大力支持菲律宾对华博弈，正是这一特征最直观的体现。此外，日本还向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提供巡逻舰与雷达装备，系统性地在中国周边构建安全网络，使东南亚国家对其产生安全依赖，并以援助东南亚国家之名行包围中国之实。在日本看来，地区紧张态势越是持续，日本扩军备战的“外部依据”就显得越充分。由此，制造危机与扩张政策之间构成了自成一体、相互强化的内在逻辑链。
因此，危机策源并非日本针对外部环境被动作出的安全政策回应，而是主动将其炮制的威胁叙事转化为突破制度限制和实现军事扩张的政治工具。总体而言，日本通过结构嵌入提供了军事扩张的外部活动空间，又通过渐进累积激活突破制度限制的能力，其扩张势能得以跃升为国家政策，从而完成了“新型军国主义”运行机理的逻辑闭环。
结 语
本文围绕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在制度约束下演化为“新型军国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从演进逻辑、现实载体与运行机理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就演进逻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这一概念并非无中生有的政治判断，而是建立在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和思想脉络未被彻底清算的现实基础上，并在长期学术研究与集体历史记忆中不断得到印证。其次，从现实载体来看，美日同盟并非影响日本安全政策的一般性外部因素，而是催生其“新型军国主义”的构成条件。日本一方面依托美日同盟获得扩军的合法性、制度空间和军事能力支撑；另一方面又通过寄生、反向塑造乃至侵蚀美日同盟机制来扩大自身的战略影响力。最后，从运行机理分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通过结构嵌入、渐进积累和危机策源三条路径形成合力，在和平宪法体制形式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并逐步转化为系统性安全政策、进攻性军事能力与对外战略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将“新型军国主义”作为分析概念，并不意味着对日本政治生态作单向化判断。和平主义运动、宪法学界、公民社会组织、左翼政党以及保守势力内部存在的路线分歧，仍然是制约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政治光谱中最极端的要素正在从边缘重回中心，以及其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冲击必须警惕。
第一，“新型军国主义”将系统性破坏日本社会的和平发展基础。在政治层面，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淡化侵略责任、渲染外部威胁，把扩军备战确立为优先议程，压制反对军事扩张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声音，并以安全为名强化行政主导权，削弱国会的审议作用与社会的监督作用，推动日本政治转向备战逻辑。在经济层面，持续攀升的防卫开支将挤压民生资源，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和推进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则会催生军工利益共同体，使扩军备战逐渐由政策选择转变为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需求。在社会层面，右翼势力利用经济停滞以及围绕外国劳工等问题积聚的不满，将国内治理困境归咎于外来群体，并把排外情绪转化为对外部“威胁”的恐惧。民粹主义和敌我对立情绪由此滋生，和平主义对武力使用的社会约束不断弱化。其危害不仅是和平思潮衰退，更在于改变战后日本以和平、发展和民生为中心的国家发展逻辑，使日本人民重新承受财政负担加重、社会撕裂乃至战争灾难的多重风险。
第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对地区安全造成直接冲击。一方面，日本通过扩大防务合作，将自身军事能力和安全机制向相关国家延伸，把这些国家逐步嵌入日本及其背后同盟体系主导的安全网络，使其对日本形成安全依赖。另一方面，日本罔顾中国长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共同发展的事实，将中国塑造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中国的发展与正常活动安全化，并借助安全合作网络输出这一威胁认知，诱导相关国家把一般利益分歧视为生存性威胁，更多依靠军事威慑而非对话协商处理矛盾。这两条路径相互强化。威胁叙事为军事合作与能力建设提供理由，由此形成的军事依赖又促使相关国家接受日本设定的安全议程，在地区争端中采取更具对抗性和冒险性的政策。如此一来，日本不仅把自身的军事化冲动外化为其他国家的安全选择，还会使威胁放大、军事依赖和对抗升级形成恶性循环，压缩和平解决争端与开展包容性合作的空间，导致地区安全框架从和平发展与共同安全滑向阵营对立和持续动荡。
第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还会在全球层面与强权政治、军事单边主义和现实军事冲突相互借势，放大全球安全风险。一方面，部分国家以先发制人和绝对安全为由频繁诉诸武力，削弱了国际社会对使用武力的规范约束，也为日本借“承担盟伴责任”和“应对新型战争”突破“和平宪法”体制提供了借口。地区冲突还为日本扩军备战提供了现实养分，推动其同冲突当事方扩大防务和军工合作，将战争经验、技术和产业需求转化为自身军事化资源。另一方面，日本通过放宽武器出口、深化同盟作战协同，将经济技术能力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网络，为外部军事行动提供物质支持和政治背书，并以军工合作固化战争需求驱动的利益链条，增加冲突延宕和外溢的风险。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理应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约束的国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或将使其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军事化的始作俑者，这将产生恶劣影响，削弱《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冲击军控与核不扩散体系，进一步扩大全球安全赤字。
最后，有必要回到“新型军国主义”概念本身蕴含的学术批判价值。西方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当代日本的安全政策调整不过是对“外部威胁”的被动反应，认为运用军国主义分析框架是“误读”甚至是“历史仇恨的投射”。本文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当一个国家的战略话语系统性地将所谓的“外部威胁”与国家存亡相联系、将进攻性武器包装为“专守防卫”，并通过危机建构压缩民主审议空间以推进军事扩张时，将其定性为“正常的战略理性”，恰恰遮蔽而非揭示了政策变迁的真实性质，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的“理论庇护所”。在东亚历史创伤尚未消退、地区安全秩序加速变化的背景下，深化“新型军国主义”相关学理研究，既是提升中国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能力的内在需要，也是认识和应对地区安全风险的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