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向后转”的写作趋向，即回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以古为新，古为今用，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时代感与当下性的新的文学叙事。这种“向后转”可粗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文化层面的传承书写。作者将大量古典文化作为叙事的对象或者元素融入小说叙事之中，形成颇具文化质地的文本。比如，陈彦“舞台三部曲”对秦腔文化的书写、刘醒龙《听漏》对考古行业知识的呈现、葛亮《燕食记》对饮食文化的描绘、徐风《包浆》对紫砂工艺的刻画等。这些小说的共性特征是围绕某一种文化或行业知识进行深度挖掘，将文化内涵和行业精神作为小说的重要叙事内容来呈现，文化知识与日常生活、物与人深度相互交融，讲述富有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二是将古典文学作为叙事装置，融入现代精神和文化意涵进行“故事新编”。尤其是对已然经典化的文学人物进行“内面”书写，塑造具有更为丰富精神生活与情感面向的新人物，从而接通与当下时代的内在关联，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实现传统文本与当代叙事的融合。东君的短篇小说集《谁是曹操》颇具第二种叙事的特点。其中的《谁是曹操》《与杨志共饮》《石头记》《好快刀》《风月谈》《官打捉贼》等作品，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经典文本巧妙呼应、深度互文，既体现出作者向经典致敬的美学自觉，也显示着作者在经典之上再造传统的文学追求。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在对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评价中，往往更强调中西关系，而忽视古今关系，甚至现代文学被视为是在古今断裂中完成现代转型的。事实上，“西化”的影响固然显而易见，但古今关系亦是构成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的融合对接构成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叙事脉络。比如，鲁迅先生“拾古代传说，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的《故事新编》，就是对诸多古代经典文本的再叙事与再创造，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获得新的故事空间与现代意涵。
作者对于古典文学的重视与借鉴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他在小说集的《后记》中写道：“我每隔一两年就会重读中国古典小说。对我来说，选择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就是不断地返回原点，让自己的写作不至于偏离由历代书写者确立的汉语正脉。”这种“返回原点”的姿态，是对“汉语正脉”方向的回望与校准，也是以现代意识重审传统的内在肌理与文学精神，在与传统的对照与对话中开辟写作的新路。在作者笔下，这种“新”体现在对人的精神内面的想象性书写与创造，也体现在将现代精神融入小说叙事之中，使小说具有新的艺术质地和精神内涵。
人物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的经典文本大都创造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唐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水浒传》中的宋江、杨志等。这些人物之所以经典化，是因为具有极高辨识度的人格特征，使得人物具有突出的典型性。同时，这些人物也被高度符号化、简单化了。比如，曹操在政治军事生活之外是什么样的状态？孙悟空在具有规定性的取经叙事中有着怎样的内在心路历程？这些空白处，恰恰成为东君小说叙事的新起点。在他对经典文本的再创造中，首要处理的是回到这些人物的内在精神生活，让这些经典人物形象从符号化的英雄人物或者神话人物回到生活化、情感性的“具体的人”。比如，在《谁是曹操》中，曹操也是有着七情六欲、舐犊情深的父亲，他对几个儿子的关心关爱，就是最具普遍性的亲情形态。《石头记》中的唐僧并非没有儿女情长，而是被更大的使命所裹挟，做出不得已的人生选择。《与杨志共饮》中的杨志卖刀并非仅仅因为生活落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心冲突与精神纠葛。在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具有经典文本中所不具有的人的情感温度和人性的复杂面向。这样的回归当然是一种想象性的书写，但这些想象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沿着人性的内在肌理与逻辑展开，由此建立合理性。读者从中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跳动的生命体，在最具普遍性的作为人的维度上，与这些英雄人物或者神话人物实现深度共情。
作者对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对现代精神和理性意识的植入，以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改写古典叙事中被简化了的人性逻辑与生存哲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典叙事包含着诸多古典伦理精神与文化传统。作者的新叙事，不仅仅是重新进行故事编码，而且在故事中注入现代精神和理性意识，重构内在逻辑与精神纹理，使之与当代生活深度接通。比如，在《谁是曹操》中，曹操的猜疑性格也存在于家庭关系之中，看似有温度的父子关系也埋藏着不信任感。“我不是对你不信任，而是对你身边的人不信任。我不是对你身边的人不信任，而是对所有的人不信任。”这击穿了传统观念中的父子伦理，深入人性的本质层面。再比如，《拳师之死》中构建多组人物关系，夫妻、师徒这种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度稳固性的伦理关系，但在人性与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烟消云散。这样的书写同样基于现代意识和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因此，东君的“故事新编”并非仅仅是故事层面的改写，同样包含着现代意识与理性精神的重新灌注，重塑了人物的精神结构和观念体系，这些新的叙事创造使经典文本具有新的意义内涵。
因此，这部短篇小说集有着向经典致敬的文学意味，从中可以看到古典文学作为一种叙事资源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同时又以新的小说观念和叙事方式重构了文学经典，赋予经典文本生命感和当代性，使经典文本具有新的文学活力与时代精神。
（作者：崔庆蕾，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