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发表80周年。1946年，这首用陕北信天游形式写就的长诗，从陕甘宁边区的一份油印小报走向延安《解放日报》的连载版面，从案头诗稿化为歌声重返田间地头，成为一首真正生于大地、长于大地的歌。郭沫若曾誉之为“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周而复则称其“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80年后重读这部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代而沛然未减的动人力量。这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一个写于战争年代的革命叙事，缘何能在连环画、木刻、剪纸、歌剧、秦腔现代剧等不同媒介中持续重生、流转、积淀，不断叩击不同时代人们的心弦？这背后所牵动的是“人民的文学”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
生于大地，故能信天而游
在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之前，李季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度过数年光阴。他时常背起行囊，与骑驴赶骡的脚户同徙，傍长城之长，行沙碛之野，听时高时低的信天游调子在旷野间散落。窑洞口歇脚之际，山坡上剜菜之时，他皆驻足俯身，“亲自听唱，边听边记”。载于粗劣马兰纸上的民歌，共积累数十册，字如米粒，密密麻麻。如他所总结，学民歌需要“整套地学”，究其年代、察其世风、通其方俗、谙其言语，乃至考其流传之事，方能称得上真正读懂一首歌。这番话说得朴素，内里却暗伏一种交付自我的姿态——不急取用，先使双耳为那片土地所盈满。
正是这种潜心伏在大地上的姿态，使他领会了信天游的抒情逻辑。两句一节，上句比兴，下句点题，一开一阖间，天地万物与人间冷暖皆可入歌。更重要的是，他辨认出一种属于劳动人民的情感方式：热烈直白、不曲不隐、爱憎昭然、发乎本心。
由此，李季找到了一种让革命叙事“掷地有声”的方式。陕北之地，识字者寥寥，一首诗若囿于纸墨之间，便注定与最广大的人群隔膜。诗稿尚未付印，已经在同事手中辗转传抄；印成铅字之后，又“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被不识字的脚户编入歌喉，翻山越岭，随风播散。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读者是山梁间、窑洞口、运盐道上以声音接住诗句的人，他们是“听者、歌者、传唱者”。
这种以“声”为媒的传播，与“五四”以来新诗诉诸视觉、倚重默读的专业路径截然两途。中国诗学本有深厚的有声传统，诗可以兴、观、群、怨，其感发之力，多赖声以传。李季以文字为舟楫，渡口语回其本源，使一首现代诗重获“声成文谓之音”的古老而鲜活的质地。那不识字的农人与脚户，在这熟悉的“声”里，认出了自己的身世与命运，被诗歌召唤入场。“到群众中去”的文艺理念获得朴素的印证，诗人与大地合而为一，为时代同声歌唱。
长诗的筋骨，不能仅仅依靠理念的铸就。它需要形式的落地，更需要让情感逻辑和价值体认深植于民间伦理的厚土。
王贵“杀父深仇子要报”，是民间复仇母题的现代转化；香香的刚烈坚贞，是民间女子为世代褒誉的珍贵品格；“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将阶级解放与个体幸福熔铸为一。革命叙事由此获得更为深厚的文化情感根基。而令这部作品跨越八十载却依旧动人的，更在于那诗句里汩汩涌出的生命感。“玉米结子颗颗鲜，李老汉年老心肠软。”“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快里马撒红了个遍。”“太阳出来满地红，革命带来了好光景。”……皆是先有山川草木，再有情节的波澜泛起与情感的波涛汹涌。让自然在场，让大地开口，让革命叙事从土地中流淌。
秦腔现代戏中所增加的“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交一回亲亲脱一层皮”一句，更是将原诗“满天的星星没有月亮”中克制、含蓄的情感推向极致，男女情爱的狂放与炽烈奔涌而出，其力已溢出革命叙事之边界，直抵人类的爱欲与苦难。李季于当初搜集的三千余首信天游中逐一甄别，一字字挑选、锤炼、重铸，使其既保有泥土之质，复得诗章之“声情并茂”。孙犁称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确为知音之论。
这种“大地和人民之子”的品格，在《王贵与李香香》此后漫长的跨媒介改编旅程中，被承续、转化和反复激活。80年来，它被改编为秧歌剧、黄梅戏、淮剧、秦腔、歌剧、舞剧等十几个剧种，以及连环画、剪纸、木刻等十余种艺术形式，还被译作多民族语言在不同国家出版、演出。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从各自的媒介逻辑出发，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翻译”。彦涵的木刻将听觉经验转化为视觉张力；赵国经、王美芳的连环画展开原诗未曾铺陈的生活世界；高菊艳的剪纸让故事回归民间手艺的日常质感；张曼君的秦腔让黄土地的粗粝与和声的肃穆相互映照……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重述与升华，亦是一次人民的认领。它的根性让它生于大地，故能信天而游。
倾听这个时代真正属于大地的声音
80年后回望《王贵与李香香》，其命运恰好折射出“人民的文学”在数字时代的处境。当下创作依然呼唤“从生活来，到生活去”的自觉，李季那种“一镢头一镢头”掘取生活与语言的真诚，依然是诊疗当下某些“悬浮之作”的良药。然今日之“大众”已今非昔比，浸润于互联网文化，消费方式、情感表达与审美趣味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创作主体全民化、传播渠道数字化，使“人民的文学”难以复制旧路径，而需要在新的媒介生态之中重新寻找落点。
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创作”并不自动等于“人民文艺”。流量逻辑容易催生欲望投喂而非精神生长，容易带来情绪宣泄而非认知深化，这与“人民的文学”所追求的启蒙与解放精神之间，尚存在深层裂隙。当“新大众”以亲历经验涌入表达领域，其“自言”打破“代言”的垄断，但如果经验的在场性仅止于碎片记录与即时情绪，而缺乏对现实结构的整体把握，自我书写亦不过是被流量逻辑、算法偏好与消费欲望共同塑造的虚假幻象。新大众文艺的生态提醒我们，即便是“身在生活中”的自我表达，也未必天然具有精神重量。
李季当年行走黄沙运盐道，以耳朵倾听、以身体交付，将自我沉入大地深处的生命践履，与今日许多写作者体验生活的浮光掠影，其间的差距岂止以道里计？作家融入生活的真诚冲动，是否也已经被某种功利性的“深入生活”悄然置换？李季曾经在创作谈中自陈心路，说当初对于民歌在感情上多少有些瞧不起，“顽固地认为‘只不过就是那么回事’”。但是，一位放羊老叟为一桩离婚冤案所编歌谣，以“单纯易解”而又“深刻感人”之力，使他幡然有省。正是基层工作中那些切肤的触动，使他“发觉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对“人民的文艺”真正由理论认同走向情感契合。此后在收集信天游的过程中，他获得一种近乎忘我的欣悦：“它竟会使你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飞鸟。”他确信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正如笃信其创造世界之力，并执此信念，迈向民歌的宝山。而更深刻的体认还在于，他意识到民歌是时代的历史产物，并且不断向前发展，句式、意象与情感方式始终随世运之迁转而自我更生。这一洞见，使民歌不再是需要被保护的古董，而是始终活着的语言——它植根于时序，亦生长于时序。
李季的这份领悟，将我们引向更为悠久的中国古典传统。《诗经》“国风”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谓，汉乐府倡导“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理，冯梦龙《序〈山歌〉》发“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之叹，李梦阳、袁宏道重申“真诗乃在民间”之说。民间歌谣向来是“真诗”的渊薮，其辞质直，其情深挚，不假雕饰，直抵文人修辞所难以企及的情感深处。《古诗十九首》的浑朴苍茫，《孔雀东南飞》的叙事张力，何尝不皆是从民间沃壤中汲取养分？这传统流衍至李季，与革命叙事遇合，就有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声。回看今日之文学，困境或许不在技巧，而在与大地之间的倾听关系日渐疏隔，许多作品精雕细镂而终乏动人之处，结构森严却生意索然。写作者是否真的“在情感上”认同民间的力量，还是仅将民间视为可资采撷的素材库？李季以数年的倾听、甄别与淬炼，完成了一次“对人民的艺术、对民歌发生爱情”的自我蜕变，而今之执笔者，是否还愿意踏上这条漫漫长路？
或许，《王贵与李香香》给予当下最重要的启示，仍藏在那“信天游”三个字里。“顺天而生，信天而唱。”这是文学和大地之间古老而本质的契约。它不矫饰，不趋时，只是诚实地从土地上生长和敞开。跨媒介改编也正是这种“信天而唱”在当代的延伸：一部作品不再固守一种声音，而是敢于在不同媒介的“沟壑”间翻山越岭，让同一个真理在“隔山喊话”中重新抵达人间。
“顺天游，不断头。”80年过去了，信天游的调子依然在黄土高原上飘荡。而今日的写作者是否还能像李季那样，悄然紧跟脚户们的队列，倾听这个时代真正属于大地的声音？唯其如此，“人民的文学”才能重新获得体温与重量。
（作者：刘晓宇，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