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拜登政府以来，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地缘政治回潮的背景下，美国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和“一体化威慑”战略，在亚太地区依托同盟体系加快推进军力调整和前沿部署，侧重通过强化“拒止性威慑”¹能力，遏制竞争对手，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区域安全秩序。这既是源于美国因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产生的霸权焦虑，也是其集中有限资源，调动盟友能动性，谋求赢得大国竞争的一种战略选择。尽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战略呈现“西半球优先”的战略收缩和孤立主义倾向，但从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文件以及实际政策行动看，美国在亚太地区致力于构建一体化、跨领域、多维度的联盟威慑体系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延续。

迄今，国内学界多聚焦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小多边化调整或“一体化威慑”战略的进展，而缺乏对两者间内在关联与相互作用的深入剖析。²国外学界在探讨美国亚太安全架构时，主要集中于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层面的常规战术与延伸威慑合作，近年也开始关注美日韩三边合作或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小多边安排，却鲜见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制度性调整与威慑战略的系统性联动相结合进行的论述。本文提出“联盟威慑”这一概念，围绕美国在新型威慑战略指针下，依托联盟体系推进威慑战略如何影响亚太安全秩序这一核心命题，尝试剖析美国威慑战略与亚太同盟体系建设的融合进展及其成效和局限性，进而揭示亚太安全秩序受到的结构性影响，并提出地区国家化解安全困境、重建战略稳定的政策选择。

一、威慑理论演进与美国亚太威慑战略的转型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演进，始终围绕权力稳定、秩序主导与安全防范展开，针对主要战略对手，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化运用遏制(containment)、威慑(deterrence)、制衡(balancing)、对冲(hedging)等手段推进大国竞争。冷战时期，面对苏联阵营的地缘扩张与意识形态竞争，美国以遏制战略为核心，通过构建双边同盟体系和前沿军事部署，系统性限制对手势力范围拓展，并以威慑战略作为关键支撑，依托核力量与常规军力投送，维持危机稳定与现状不破。冷战结束后，伴随超级对手的消失与地区权力结构分散化，单极霸权下的美国转向以制衡战略为主轴的亚太布局，通过盟伴体系平衡新兴大国影响力，维护自身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亚太战略呈现制衡、遏制与威慑并存的态势，³部分领域呈现对冲战略特征，即在经贸、全球治理等议题上保留有限接触与合作空间，同时在安全、技术、地缘层面持续强化防范与遏制，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接触与遏制交织”的复合战略博弈态势。但纵观全程，威慑是贯穿始终的安全战略主线，并且，随着近年来威慑理论研究的演进，催生出“太平洋威慑倡议”和“一体化威慑”等新兴战略概念，成为美国亚太军事安全战略中的主导性政策选择。

(一)威慑理论的五波演进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中层理论之一，威慑理论起源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学界普遍认为，威慑理论的演进已进入第五波。⁴第一波(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是战略意涵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发端于广岛和长崎核爆炸，学界开始探讨核武器对国际关系的根本性战略影响。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1946年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军队的主要目标从“赢得战争”转变为“防止战争”，从而确立了威慑理论的基本逻辑。⁵第二波(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该理论系统化与模型化的阶段，博弈论、经济学逻辑与理性行为假设被引入研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深化了关于承诺可信度与威胁信号传递的机制分析；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探讨了“阶梯升级”的逻辑，并对“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进行了重要阐释；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则正式区分了“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⁶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对第二波高度抽象化、理性化模型的实证批判以及心理学转向。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等学者开始利用历史案例和政治心理学来检验威慑理论，研究重点转向了决策者的感知偏差、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官僚体制如何导致理性威慑失效，从而为理论增加了更多现实主义的复杂变量。⁷第四波(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初)主要关注非对称威胁与定制化威慑。威慑理论研究经历冷战后一段停滞期，随后因“9·11”事件而复兴，研究重心从大国核对抗转向应对“流氓国家”、恐怖组织及非法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学术界提出了“定制化威慑”概念。同时，随着网络空间与外空的军事化，“跨领域威慑”的概念开始萌芽。

当前的第五波演进处于以大国竞争回归为背景的复兴期，其研究格局呈现出“威慑一切”(deterrence of everything)的特征：一是跨领域威慑的系统化，强调核、常规、网络、太空等不同领域威慑手段的交叉运用与耦合效果；⁸二是关注新兴技术的冲击，人工智能(AI)、自主系统以及社交媒体对危机信号传递的影响成为研究焦点；三是关注“新核时代”的复杂化，对第五波演进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美苏双头垄断，而是探讨多极核竞争化背景下的脆弱恐怖平衡；⁹四是关注战略文化的深度融合，研究转向不同行为体的独特逻辑，强调威慑逻辑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细微差异；¹⁰五是基于现实战争冲突的反馈与修正，2022年俄乌冲突及随后的中东冲突为威慑理论新的演进提供了实证材料，促使学界重新评估“红线”感知、核升级风险与“自我威慑”在现代高强度冲突中的实际运作。

(二)美国亚太威慑战略：从“太平洋威慑倡议”到“一体化威慑”

与威慑理论的第五波演进相适应，美国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出台“印太战略”，锁定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表现出全方位强化威慑能力的战略取向。

1.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

“太平洋威慑倡议”是美国旨在增强“印太”地区军事能力、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计划，于2020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正式提出，其受2014年“欧洲威慑倡议”启发，聚焦军事投资、盟友合作和技术创新，旨在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优势。¹¹PDI的核心目标涵盖五大领域：一是提升联合部队的杀伤力，重点增强海空军进攻能力，包括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优化导弹防御系统；二是优化兵力结构与整体态势，推动“分布式作战”概念，减少对集中于日韩的大型固定美军基地的依赖，转向菲律宾、天宁岛等地的小型分散基地网络；三是提升海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四是深化与盟伴安全关系，通过联合军演、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提升与亚太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五是加大对AI、无人机群和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技术的投入，加速实战与技术的融合。PDI拨款从2021财年的22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25财年的156亿美元，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亦将PDI列为优先项目并授权拨款约100亿美元。相关资金主要用于关岛防御体系建设、导弹预警系统升级、关键基础设施和盟友能力建设。¹²

2.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

“一体化威慑”系拜登政府2022年在《国防战略》文件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其强调将对核力量、常规战力以及全政府和非军事手段进行跨领域、跨地区的垂直与水平整合，并将盟友和伙伴视为“不对称优势”，旨在建立一个深度融合的全球威慑网络。¹³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四个维度：一是多域融合的“全领域”模式，整合陆、海、空、天、网、电磁等作战领域，形成跨域协同优势，AI和5G技术被用于增强战场感知与精确打击，削弱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二是多手段整合的“全政府”模式，超越单纯军事手段，一体化运用外交、经济、情报、金融和科技等国家权力工具；三是与盟友协同的“全盟伴”模式，通过“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系统整合各军种数据，以AUKUS、QUAD、五眼联盟等多层次机制深化盟友协作；四是技术创新驱动的“全尖端”模式，依托高超音速武器、量子计算和无人作战系统，保持技术代差优势。

2026年1月出台的新版《国防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强调要在“以实力求和平”理念下采取“务实现实主义”态度，在第一岛链构建强大的拒止威慑能力，并要求盟友提高防务开支，承担所在地区主要防御责任，美国则负责提供“关键但有限”的支持”。¹⁴尽管“一体化威慑”的表述并未出现在新版国防战略文件中，但其核心逻辑与实践路径并未中断，而是以“综合威慑”“全域威慑”及“拒止威慑”等表述实现概念继承与延展。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政策行动看，美军在“印太”第一岛链强化机动性和多域作战体系，与盟友伙伴深度协同，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持续落地等核心举措，均是“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具体实践与深化，体现出美国威慑战略的连贯性与政策的延续性。

(三)“联盟威慑”的概念界定与既有威慑战略的逻辑关联

在威慑理论的第五波演进叠加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联盟威慑”不仅是对传统威慑战略的深化，也成为美国重塑亚太安全架构的核心战略范式。就其内涵而言，本文的“联盟威慑”是指主导国依托既有同盟体系，通过制度化的多边协同与深度军事能力一体化，将分散的盟伴资源整合为复合型、网络化的拒止力量，旨在对特定竞争对手强加成本，从而维持美国主导的所谓区域安全秩序。从其外延来看，相较于冷战时期主要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单向赋能的延伸威慑，“联盟威慑”的范围已超越单纯的核常军力保护，拓展至前沿兵力联合部署、跨域态势感知协同、联合指挥控制体系以及国防工业的深度融合。

在操作层面上，当前美国亚太“联盟威慑”战略主要依托三大要素展开。一是以传统“轴辐式”双边同盟为基础，致力于构建相互交织的复合型小多边安全网络，使威慑布局呈现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的特征。二是以多边协同为运作机制，将原本停留于政治宣示层面的安全承诺，演化为制度化、常态化的联合作战规划与危机响应机制，实现盟友间威慑信号的一致性传递与威慑决心的共享。三是以一体化能力为物质支撑，聚焦互操作性与技术代差优势，依托太平洋威慑倡议的资源注入，加速推进盟友间指挥控制权限的下放与衔接、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以及后勤供应链的前置与融合，从而构筑起具备高韧性、高生存力的实战化拒止威慑能力。

尽管美国“联盟威慑”并未形成明文政策概念，但实际上已成为依托亚太同盟体系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及太平洋威慑倡议的主要手段。在中国军力跃升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萎缩的态势下，美国认识到单凭自身实力与投入已难以独立支撑亚太前沿军力优势。因此，美国正通过“联盟威慑”这一操作路径，主动赋能盟友，将盟友的地缘支点、财政投入与防务产能深度嵌入美国的作战体系中，使盟友从美国区域霸权的“搭便车者”转变为“合伙人”。这不仅是一体化威慑战略和太平洋威慑倡议落地的必由之路，更是美国谋求以更低成本维系亚太安全主导权的系统性工程。

二、美国亚太“联盟威慑”体系的构建与深化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经历了小多边向复合型安全网络的升级。在延续以双边同盟为核心的“轴辐式”联盟体系基础上，美国加快推动盟友间的横向联结与多层级协作，通过QUAD、AUKUS、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边框架，逐步构建覆盖情报共享、作战协同、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复合型网络化安全架构，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盟友间的能力互补与战略协同，从而提升一体化威慑的整体效能。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总体上延续了这一复合型的同盟构建路径，但更加突出“责任分担”与能力整合逻辑，通过推动盟友扩大防务开支、强化军力建设和深化联合作战体系，使盟友在美国的区域威慑体系中承担更主动角色，从而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由以美国为中心的单向安全依附，加速朝着“联盟一体化威慑”结构演进。

(一)美日同盟：一体化威慑升级

美国视日本为“印太”核心盟友，近年来通过主动松绑和加快赋能日本，推动美日同盟展开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从拜登政府以来历次美日首脑会谈的正式文件看，“威慑”一词高频出现，正在从一般性政治承诺演化为具有明确制度保障的核心议程。在美日发布的最近五份联合声明中，“deterrence(威慑)”一词的出现次数分别为4次、6次、1次、7次和4次。就内涵演变而言，2021年4月的声明中“威慑”的语境主要指向延伸威慑承诺与朝核问题，措辞尚属惯例型表述。¹⁵2022年5月的声明中，双方首度将“加强威慑与应对能力”列为独立专节标题，威慑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¹⁶2023年1月的声明中提及美日对齐集体力量态势和威慑能力以应对新兴威胁。¹⁷2024年4月的声明则进一步将威慑与美日指挥控制框架升级、延伸威慑磋商机制、西南诸岛兵力态势调整等具体操作事项直接挂钩，标志着美日威慑合作完成了从政策宣示向机制落地的质的转变。¹⁸2025年2月，特朗普第二任期发布首份美日联合声明，尽管篇幅较前一次大幅压缩，其中“威慑”一词仍出现4次，且措辞结构与2024年声明高度一致，¹⁹显示威慑合作已具备跨政权延续性，其制度惯性超越了政党政治的短期变量，成为同盟合作的核心支柱。

在这种顶层设计指引下，美日双方逐步将强化威慑共识落实为多层级防务合作安排。一是在指挥与控制体系层面，日本于2025年3月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美方拟向驻日美军下放作战指挥权限，以实现两军最高指挥机构协同决策，加强危机应对与作战协调，提高互操作性与响应速度。二是在军力部署与威慑态势方面，美日合作重点朝着邻近台海的前沿部署与灵活机动方向发展。双方优化驻日美军力量结构，加强西南诸岛攻防能力，并加快部署包括先进雷达、反导系统及远程反击导弹、无人机等先进作战平台，以强化前沿威慑态势。三是在核威慑方面，美国持续强调其对日本的延伸威慑承诺，并通过战略核资产活动与核政策磋商机制增强威慑可信度。2024年7月，美日首次举行外长、防长共同主持的部长级延伸威慑磋商，同年12月发布美日《延伸威慑指针》，明确两国运用延伸威慑能力的磋商与沟通机制。²⁰四是在联合演训与作战准备方面，双方不断扩大演训规模并引入情景推演，演练在台海冲突场景下的协同决策与作战部署。双方还频繁举行联合防空反舰反潜、两栖登陆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等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态的快速响应能力。五是在防务产业与能力建设方面，美日加快先进导弹的联合研发、建立联合后勤维修和保障机制，依托日本军工能力提升美军前沿部署装备的战备水平和续战能力。日本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推进“反击能力”建设，也被视为强化联盟威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美韩同盟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延伸威慑的深化

自2019年美朝核问题谈判破裂后，针对朝鲜核导能力持续提升以及朝俄军事合作，美韩同盟合作重点转向提升对朝威慑能力，重点围绕强化延伸威慑展开一系列机制性建设。2023年4月，美韩领导人发表《华盛顿宣言》，承诺就核威慑展开更深入的协同决策，并宣布设立核磋商小组(NCG)，以强化延伸威慑、讨论核与战略规划。²¹美方明确重申，美对韩延伸威慑承诺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方位能力为后盾，并将提升美国战略核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可见性。2023年7月，美国俄亥俄级核潜艇“肯塔基号”停靠釜山军事基地，这是美军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次访韩。同期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多次飞临朝鲜半岛，与韩国空军实施联合演练。2024年7月，美韩宣布完成《美韩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该文件明确了维护和强化可信有效核威慑的原则与程序，为美韩延伸威慑合作提供了实战化指引。与此同时，美韩通过“自由之盾”和“乙支自由之盾”等年度例行联演强化联合威慑态势，并通过《核作战指南》推进核常一体化规划、决策与执行能力。2024年8月，美韩举行首次“铁锤”核作战演习，通过桌上推演演练在核使用情境下部署美国核战略资产并与韩国常规力量协同的联合规划程序。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2025年12月，美韩举行NCG第五次会议，美方重申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方位能力为韩国提供延伸威慑。

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领导人在戴维营首次举行三边峰会，发布《戴维营原则》等文件，明确宣示美国对日韩的延伸威慑承诺以包括核在内的全方位能力为后盾，并宣布三国将定期举行年度多域联合军演。2023年底，三国启动对朝鲜导弹预警数据实时共享机制。2024年6月、11月以及2025年9月，美日韩相继举行三次“自由之刃”多域演习，其中第二次动员了包括美军“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及F-35战机在内的多类战略资产，第三次着重强化海空和网络等多域作战能力，提升互操作性。总的看，美韩双边与美日韩三边威慑合作在2023年到2025年间实现了系统性升级，核磋商从政治承诺转向制度化落实，战略核资产可见度大幅提升，核作战合作从临时性协调向机制化、常态化方向演进，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现出政策连贯性与制度韧性。

(三)美澳同盟、AUKUS和QUAD：打造复合型联盟威慑

自2021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协议签署以来，美澳同盟的威慑架构经历了结构性重塑，传统双边军事合作向多域一体化威慑体系转型。AUKUS在主打核动力潜艇建设的“第一支柱”之外，提出“第二支柱”计划，将合作扩展至海底能力、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先进网络、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电子战、创新、信息共享等八大领域，双方开展联合研发、技术共享、工业整合与军事互操作，旨在打造一体化尖端军事能力。同时，美澳持续深化军力威慑态势，美军对澳北部达尔文和廷达尔空军基地进行升级，将可支持“所有机型”的美国空军资产轮驻，包括部署美国海军P-8A海上巡逻机以强化地区海域态势感知，以及推进澳产制导火箭炮系统等精确打击能力。为提升战略威慑，美军在廷达尔基地部署B-52战略轰炸机，在安伯利空军基地部署B-2战略轰炸机。2025年10月，特朗普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举行会晤，特朗普重申对AUKUS的明确支持，表示弗吉尼亚级潜艇项目“正在快速推进”。澳大利亚此前已于2025年2月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用于美国潜艇工业基地现代化建设，并承诺至年底再追加10亿美元。²²

与此同时，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和QUAD持续推进。通过2022年东京峰会正式启动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QUAD向“印太”合作伙伴提供近实时的综合海域态势感知支持，依托卫星跟踪服务与分布于印度、新加坡及太平洋岛国的区域信息融合中心共享海上数据，²³并定期开展联合军演强化互操作性和协同作战能力。这种围绕海域态势感知领域的深度协作，本质上是美国谋求通过海上信息掌控以及盟伴感知协同放大整体威慑效能，以维系区域海洋安全主导权。总的看，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威慑网络中的角色，正在经历从被动的“威慑受益者”向主动的“威慑参与者”转型。

(四)美菲同盟与美日菲三边合作：第一岛链威慑布局

2022年6月，小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后，美菲同盟摆脱前任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的低迷，双边军事合作重回快车道。2023年2月，时任美国防长奥斯汀访菲期间，双方宣布新增四处位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由此美国在菲军事基地扩至九处，其中六处直接面向台海或南海。这些基地使美军飞机与舰船得以从邻近台海或南海的设施获得补给，无须再绕道关岛或日本，从而可缩短重返战场的时间，提升持续作战能力。2023年5月3日，美菲签署《双边防御指针》，明确规定在太平洋任何地方包括南海，对菲律宾或美国武装力量、军用飞机或公务船舶实施的武装攻击，将适用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协防义务。²⁴通过这一系列升级，菲律宾被进一步嵌入美国亚太联盟威慑体系，承担起前沿战略支点功能。

作为同盟协作的标志性抓手，美菲年度核心军演“肩并肩”的规模迅速增大，参演兵力从2022年约9000人增至2023年的1.76万人，2024年和2025年稳定在1.4万人左右。演习科目由反恐救灾转向防空反导、海空打击、岛屿防御、封锁关键水道、实弹击沉等高阶对抗，演习范围覆盖吕宋北部、巴士海峡与南海方向，旨在同时针对台海和南海两大方向提升实战威慑能力。美军在2025年演习中首次部署“堤丰”中程导弹，谋求对外发出强烈拒止威慑信号。

2022年以来，日本和菲律宾防务合作加速机制化与实战化的升级，两国于2022年4月举行首次外长防长“2+2”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²⁵2024年7月双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2026年1月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搭建部队互访、联合演训、后勤互通的制度支柱，推进防空雷达、巡逻艇等防务装备转让与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磋商。

美日菲三边安全合作同步实现机制化突破，2024年4月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峰会并发表《联合愿景声明》，²⁶达成高层定期对话、南海联合海上巡逻、开展联合军演、共享海域态势感知等共识，推动美日、美菲双边同盟走向三边同盟化安排。随着美日菲之间双边与三边军事合作的同步强化，美国旨在以菲律宾为前沿支点，系统性增强第一岛链南翼威慑能力的一体化布局正在成型。其核心逻辑在于将美日同盟与美菲同盟串联为具有实战威慑能力的复合型安全架构，从而达到在南海和台海博弈中压缩中国战略行动空间的图谋。

三、美国亚太“联盟威慑”战略的成效与局限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在太平洋威慑倡议和一体化威慑战略指引下，依托双边同盟与小多边安全机制，推进亚太“联盟威慑”体系的功能建设与内部整合，搭建起联动核常力量、覆盖第一岛链、融合尖端武器和技术的全域威慑布局。这一体系在落地推进中展现出一定战略成效，但也因美国战略取向、资源供给、盟友利益差异等因素，暗藏诸多结构性矛盾与实践短板。

(一)战略成效评估

从威慑有效性的核心指标——威慑能力、威慑决心和威慑信号传递三个维度来评估，美国的联盟威慑战略在亚太地区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在能力建设方面，太平洋威慑倡议实施五年来推动了关岛防御体系升级、第一岛链基地网格化扩展、先进武器系统部署，并通过推出“分布式作战”“敏捷作战部署”“远征前进基地”等新型作战概念，初步构建起更具“机动灵活”和“韧性抗打”的前沿力量态势。在决心展示方面，美军通过与亚太盟友高频次的多边军演、战略资产展示，持续向地区对手传递威慑意志。在信号传递方面，美日同盟的一体化升级、美韩核磋商小组的建立、美菲同盟的重新拉紧、AUKUS核潜艇项目的推进，以及美日韩、美日菲等三边合作的机制化，均向地区对手发出了同盟承诺强化的明确信号。

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新版《国防战略》报告称，“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国”，“我们将在第一岛链建立强大的拒止防御，督促并促使关键的地区盟友和伙伴为集体防御作出更多贡献。我们将以此加强拒止性威慑，使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和平与克制最符合其利益。”²⁷这种强调通过盟友分担责任，推进拒止威慑的思想，体现了美国联盟威慑战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延续性和新变化。然而，特朗普轻视盟友的倾向，也给美国亚太联盟威慑的前景带来不确定性。2025年4月，特朗普通过“对等关税”向日韩等盟友加征严苛关税，贸易与安全问题被捆绑处理，引发盟友国内对美“离心”倾向上升。同时，特朗普试图策略性缓和与中俄等战略对手的关系，也引发域内盟友对威慑可信度的担忧。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政策取向与联盟威慑战略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以及过度的交易性压榨损害了同盟凝聚力，必将会削弱联盟威慑效果。此外，AUKUS第一支柱的实施面临严峻的工业制约。美国海军预计在2030年将降至仅有47艘攻击型核潜艇的低谷，而美国造船厂目前年均实际产能仅为1.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距离支撑美国自身需求与AUKUS转让所需的每年2.33艘目标差距悬殊。²⁸特朗普本人则在支持对澳核潜艇转让的同时表示，他不认为AUKUS对威慑中国是必要的，称其对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²⁹这一表态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维持AUKUS机制框架的同时，对其威慑逻辑或持有不同战略判断，这也会被外界视为威慑意志不坚定，从而弱化联盟威慑的效果。

(二)战略局限性与内在矛盾

美国亚太联盟威慑战略面临若干深层矛盾与结构性制约，其长期可持续性存疑。第一，美国军事投入能否持续。美国亚太威慑体系的强化首先取决于美国自身能否维持大规模投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提交国会的书面陈述中强调，美国正面临严峻挑战，“威慑仍是我们的最高职责，必须以真实的、能够取胜的作战力量作为支撑”，并要求进一步增加PDI投入。³⁰在口头作证时，帕帕罗亦警告，若资金缺口不能弥补，联合部队的威慑能力将持续被侵蚀，对手将愈发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武力实现战略目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亦在听证会上披露，2025年印太司令部未获资助的需求清单高达110亿美元，而上一年仅为35亿美元，这一增幅“令人无法接受”。³¹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军费大幅上涨，但增量部分主要投向“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海空主战装备升级、核力量现代化、新兴作战技术及弹药扩产等领域，且遵循“本土及西半球优先”原则，能否维持对“印太”地区的增量投入，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威慑可信度的弱化。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取向，使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可靠性受到质疑。特朗普上台以来，多次抱怨《美日安保条约》“不公平”，“我们需要保护日本，但他们没有义务保护我们”。³²有学者质疑：“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交易式外交令所有人感到不安……在俄乌冲突之后，许多美国盟友都在追问，美国的安全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³³当盟友开始怀疑美国是否真的会为其冒战争风险时，威慑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反而可能诱使对手重新评估冒险代价。事实上，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划定的“红线”被反复突破却未作出相应军事回应，已使其威慑承诺的可信度遭到广泛质疑。

第三，资源分散与战略过度延伸。俄乌冲突、中东冲突与“印太”压力同步叠加，使美国面临严重的资源分配困境。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国的弹药储备和军工产能，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萎缩使其难以在多个方向同时维持高强度威慑的底气。³⁴尤其在2026年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打击中，美国进一步暴露出弹药库存不足的窘态，外界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维持在俄乌冲突、中东冲突以及“印太”地区的长期的系统性战略竞争。哈尔·布兰兹指出，由于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在冷战后大幅收缩，若在乌克兰或中东的消耗战中沉溺过深，必将导致其在“印太”地区的资源分配出现“结构性缺口”。这种因“战略过载”引发的威慑力侵蚀，不仅会向潜在对手释放自身的软弱信号，更会动摇盟友对美国作为“最后安全保障者”的信心。³⁵

第四，盟友协调困境与“被卷入”风险。美国亚太盟友体系呈现出高度不均质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具有较强的军事能力，而菲律宾能力较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盟友的战略利益与美国并非完全一致，日本的最大安全关切是“台湾有事”；韩国则首要聚焦朝鲜威胁，不愿被卷入台海和南海；澳大利亚主要关注南太平洋安全利益，对于辐射南海的激进前沿部署持保留态度。而且美国地区盟友遏华意愿也存在显著温差，日本和菲律宾“倚美制华”意愿较强，而韩国和澳大利亚则相对偏弱。美国打造复合型的威慑体系，始终会面临盟友能力和意愿的参差不齐，这种“木桶效应”会导致联盟一体化威慑效果大打折扣。尤其当地区局势骤然紧张时，美国并不愿被盟友“拖入”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冲突。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引发中菲紧张对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均反应谨慎，避免刺激中国。

第五，核威慑的多极化困境。美国国内认为，随着中国核武库的扩充和朝鲜核能力的持续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日益严峻的多极核威慑困境。美国战略界已将中国视为继俄罗斯之后的“第二核对等对手”，由此形成所谓“双核对等问题”(two nuclear peer problem)，即美国核威慑框架须同时应对中俄两大对等核对手。³⁶与此同时，朝鲜核导能力的持续提升则在东亚方向使这一多极核博弈格局愈加复杂。³⁷拜登政府2024年出台《核武器使用规划指南》首次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同时威慑中、俄、朝三方核进攻的选项方案，这一多极核博弈格局将随时间推移愈发难以稳定管控。³⁸

第六，对手反制手段的对冲效应。威慑本质上是双向动态博弈，其成败不仅取决于威慑方的力量投放，也取决于受威慑方的反制意志与能力。中国近年来通过积极防御战略与非对称作战能力的系统性建设，已在第一、二岛链内构建起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这使得美军传统的前沿存在正从威慑资产转变为高风险暴露目标，从物理层面削弱了美国实施武力干预的底气。³⁹从战略心理学视角看，威慑的可信度取决于对手的成本—收益核算。当中国展现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的战略决心，并匹配相应的反制能力时，美国及其盟友增加的军事投入往往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这种双向博弈引发的对冲效应，不仅会抵消美国一体化威慑的优势，更可能因安全困境的加深，导致地区威慑体系陷入高成本、低效能的螺旋式博弈。⁴⁰

四、美国“联盟威慑”战略影响及亚太安全秩序的重构

美国联盟威慑战略的推进，正在深刻改写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秩序。西方学界提出的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稳定模式”(Hegemonic Stability)⁴¹正在走向“混合/过渡模式”(Hybrid/Transitional Model)。这种混合性和过渡性，正是理解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关键所在。

(一)美国“联盟威慑”战略对亚太安全秩序的多维影响

第一，霸权稳定要素受到极大削弱。在美国聚焦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指向下，“印太”成为其对外战略的优先区域，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及关岛等地拥有分布广泛的军事基地，其依托于同盟体系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依然强大，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并未受到根本性冲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霸权稳定要素。然而，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和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正在持续冲击这一霸权架构的物质基础。美国自身政策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转向、国防工业产能不足和在全球范围内战略过度延伸导致的战略透支，正在削弱其维持霸权稳定的意愿与能力。

第二，大国博弈与阵营分化趋于显著。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深化，美国联合盟友在亚太前沿有针对性的军事威慑布局，不仅引发中国的戒备与防范，也促使中俄战略协作升级、俄朝强化同盟化合作，事实上推动亚太区域安全格局朝大国博弈和阵营对抗方向演进。然而，亚太的阵营分化远未达到冷战的烈度，原因在于：一是中俄之间并非同盟关系，中俄朝也未开展三边军事合作，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阵营对抗；二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奉行大国平衡的对冲战略，拒绝选边站队；三是东亚经济深度相互依赖，使得完全的阵营切割在短期内不可实现。

第三，区域安全复合体特征在强化。亚太地区因地理邻近形成的安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朝核问题、台海局势、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之间的联动效应日趋显著。美日也刻意将上述地缘热点形成联动，以强化对华威慑的效果。2025年3月30日，时任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提出“单一战区”(one-theater)概念，主张将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视为统一的军事作战空间，在情报共享、态势感知和力量部署上实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全域协同联动。赫格塞思对此表示欢迎。⁴²此外，随着核常威慑的交织升级，北约等域外力量的介入，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内生逻辑更加复杂。

第四，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螺旋。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辑出版的《SIPRI年鉴2025》显示，2024年亚太地区军费总额达到6290亿美元，同比增幅为2009年以来最大，且连续35年保持增长。⁴³SIPRI军费项目主任南恬警告，“亚太地区主要军事支出国正在向先进军事能力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若干尚未解决的争端与持续加剧的紧张局势，使该地区出现陷入危险军备竞赛螺旋的风险。”⁴⁴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潜在的核军备竞赛，朝鲜提升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能力，韩国独立发展核武器的讨论日趋活跃，日本国内出现调整“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条款甚至自主拥核的声音。这种多层次的军备竞赛正在形成经典的安全困境螺旋，即每一方的防御性军事部署都会被对方解读为进攻性威胁，由此引发更大力度的升级部署或反制举措。

第五，东盟中心地位面临挑战与多边机制分化。美国联盟威慑战略推升阵营对抗风险和南海争端等地缘矛盾，也使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多边安全架构面临严峻挑战。美日支持菲律宾利用南海问题制衡中国，导致东盟成员国分歧日益明显。东盟的“中心地位”诉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间存在深层张力，后者实际上将东盟的战略自主空间压缩至两大阵营的夹缝之间。与此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经济多边机制并行竞争，使地区经济秩序呈现碎片化趋势，也在削弱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性。

(二)亚太安全秩序的走向与稳定重构路径

在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亚太安全秩序的演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⁴⁵未来可能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种前景：一是可管控的大国博弈下的稳定格局。中美通过高层战略沟通缓和两国关系对抗氛围，并建立起有效运作的“护栏”(guardrails)机制，最关键的是中美两军的危机管控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将战略竞争烈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走向军事冲突。在此情形下，亚太安全秩序将在相对紧张但总体稳定可控的混合竞争模式中延续。这一情形的实现前提需要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⁴⁶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尤其是美方需要具备超越短期国内政治压力、保持战略理性的政治意愿。二是持续紧张对峙的高风险格局。如果美国持续推进针对中国、朝鲜等的联盟威慑升级部署，势必迫使对手采取更有力的反制举措，亚太军备竞赛将会螺旋升级，在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更容易出现军事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可能导致危机升级失控。三是多元共存的复合秩序。在中美战略博弈“斗而不破”的预期下，地区行为体会有相应的战略自主空间，更容易形成多元共存、差异竞合的新型区域秩序，既非美国霸权下的一元秩序，也非冷战式的两极对抗，而是多种规范和安排包容并存的“复合秩序”(complex order)。⁴⁷在此情形下，东盟维持中心地位，采取大国平衡战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在维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展开多元外交，同时APEC、东亚峰会、RCEP、CPTPP等多边机制持续发挥作用，都将有助于维持区域秩序的相对稳定。

上述前景揭示了亚太秩序未来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尤其是单纯依赖联盟威慑等军事施压手段不仅无法塑造持久和平，反而更易将地区推向阵营对抗与冲突失控。因此，域内主要行为体必须具备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主动性，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关键在于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通过“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来平衡“威慑”与“战略外交”。这种调整不仅意味着在军事上保持存在，更要求在外交上主动作为，通过建立明确的“护栏”来降低战略误判的风险。⁴⁸美国的联盟威慑战略也需要实现从“单纯军事压制”向“综合风险管理”的范式转型。因此，联盟威慑的调整核心在于，在维持一体化威慑有效性的同时，必须嵌入更具弹性的“战略再保证”机制。⁴⁹这意味着，联盟威慑要有利于地区秩序稳定，不仅取决于盟友间联合军事能力的提升，更取决于对手间能否通过双多边框架建立制度化的危机管控路径，确保威慑不仅具备“不可触碰”的红线，也具备“互不误判”的沟通冗余，从而防止战略竞争滑向不可控的冲突。

对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而言，其安全政策的理性回归是地区稳定的重要保障。这些国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尤需保持战略自主，避免将同盟关系绝对化。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停止以邻为壑的激进“再军事化”进程，以实际行动回应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韩国应坚定致力于缓和半岛局势，避免介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地缘热点问题；澳大利亚则需审慎评估AUKUS带来的核扩散影响，避免联盟威慑战略的过度延伸反噬其外交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在坚定维护台海、南海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需要坚定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在地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破解地区安全困境。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战略透明度，投入更多安全公共产品，积极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于有效管控并解决热点问题，充分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务实贡献。⁵⁰

在多边机制层面，各方应坚定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拒绝排他性安全集团。东盟所代表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在当前地区格局中更具独特价值。各方应推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信任措施建设方面强化功能性合作，逐步积累战略互信，为建立开放包容的亚太安全架构积累制度基础。

五、结语

“联盟威慑”战略已成为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核心支柱，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国防安全战略出现调整，驱动模式由拜登政府时期的“价值观与安全承诺”转向特朗普2.0时期的“责任分担与利益捆绑”，但强调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取向未变，从而使该战略得以总体延续与持续深化。然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交易主义风格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联盟内部摩擦的成本，也可能加剧联盟威慑面临的可信度悖论、盟友协调困境等深层次制约。

亚太安全秩序目前处于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模式向多重博弈和混合竞争模式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一过渡过程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其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地区主要行为体的外交努力，以及多边对话协调机制能否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发挥稳定器作用。正如冷战时期的“缓和”政策所昭示的，在核时代管控大国竞争的烈度，依然是维护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