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的特色日益彰显，分类评价不断强化，学科发展以评促建，学科体系守正创新。学科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明确的政策法规、分类有序的评价内容、科学匹配的评价指标和完备的评价机制等要素。但目前仍存在重结果评价、轻分类评价，重数值评价、轻质量评价，重共性评价、轻个性评价，重短期评价、轻长期评价等问题，需要持续改进。改进应以创新能力为导向，完善分类评价；以质量为标准，重视交叉评价；以实效为目标，数智赋能评价；以贡献为依据，创新协同评价。

作者：蔡媛青，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摘自：《高教发展与评估》2026年第1期

原题：《破“五唯”立新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7期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的现状

完整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明确的政策法规、分类有序的评价内容、科学匹配的评价指标和完备的评价机制等要素。总体而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破五唯”已在上述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尝试，但仍存在改进空间。

在政策法规层面，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推动。2020年教育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搭建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四梁八柱”。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破除人才“帽子”制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在第五轮学科及全国专业学位评估中，致力于破除“五唯”顽瘴痼疾，革新评价体系，更加彰显中国特色、风格与气派。地方纷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探索与实践。例如，陕西省西安市出台《西安市高层次人才评价确认实施办法》，突出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再单纯看重科研人员所获得的各类“帽子”。

在评价内容层面，“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的导向被逐步扭转。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清晰界定了十项“不得”的规定，其中包括“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将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教材、决策咨询类成果、普及读物、入库案例等纳入评价体系，着力破除“五唯”顽瘴痼疾。中国农业大学在打造一流师资队伍方面，重点突破“人才特区”“创业型人才”“创新型岗位”三个关键领域，以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前沿学科建设需求。

在评价指标层面，第五轮学科评估坚持继承与创新原则，不仅维持了四大核心指标的稳定性，还通过细化二级、三级指标进一步提升评价精准度与科学性。以管理学科为例，首轮评估中“科学研究水平”以“人均核心期刊论文数”“人均SCI、EI收录数”“人均三年纵向经费数”等定量指标为主，回应国际数据库商与部分理工科院系的关切，但引发“跟风式英文学术生产”，形成“非回应性聚焦”。第二轮增加“人均CSCD或CSSCI收录论文数”等指标，试图回应“中文成果”呼声，但评价焦点仍锚定于“可量化科研产出”。第三轮首次出现“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指标，回应性焦点从“数量”向“质量”位移。第四轮新增“优秀毕业生”“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学科声誉”等指标，利益相关者扩展至学生与社会，焦点从“科研GDP”扩展为“育人成效—社会成效”双重逻辑。第五轮评估中，“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与成效”“师德师风建设成效”“用人单位评价”等成为硬性观测点，评估功能由“诊断—排名”升级为“治理—改进”，实现政治理性与功能理性的融合。

在评价机制层面，“五唯”作为制度性评价规则，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SCI、SSCI、奖项、项目为核心的科研资源配置逻辑，形成“指标—资源—声誉”的锁定效应。依据制度理论，“五唯”不是单一政策产物，而是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重制度逻辑叠加锁定的结果。规制性逻辑体现为政府、评估机构与高校之间复杂的制度安排与利益诉求交织；规范性逻辑表现为学术共同体内部将SCI、SSCI、影响因子、奖项等转化为职业晋升的“应然标准”，形成“认知共同体”；文化—认知性逻辑则体现为不同主体在“政府—高校—学者—市场”评价制度中的话语权不同。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是重结果评价，轻分类评价。分类分层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亟待优化，针对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差异性评估体系尚不完善。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采用同质化的“影响因子”标尺，忽视前者“延迟承认”的学术规律。现行评价体系以一级学科为单元进行横向比较，导致哲学、历史学等“慢变量”学科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快变量”学科共用一套“GDP式”指标，形成“学术锦标赛”中的“龟兔赛跑”困境。此外，成果评价内容不够多元，学科评估虽在制度层面摒弃了“五唯”标准，但结果评价的量化导向依旧没有根本性变化，评价学术成果时重形式轻内容、重期刊地位轻论文质量。尽管政策层面已提出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但微观操作中仍存在“隐性门槛”。

二是重数值评价，轻质量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技术”困境在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上的特殊性，以及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两种方法在机制机理上的“不可通约性”。部分高校将引用次数多少、引用频率高低作为评价标准，也就把“代表性成果评价”“按贡献评价”等政策指向挡在了“最后一公里”。同时，数智赋能评价缺位导致“破五唯”落地困难。高校学科评价在数据采集、算法治理、平台集成、人机协同等方面还不完善，导致增值评价与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等其他评价形式难以在同一数智底座上实现耦合。过于关注评价的甄别鉴定功能，而在诊断基础上的反馈改进不足。可量化、全周期、多角度的学科评估过程评价还不完善，面临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处理难度大、数据可信度存疑等问题。

三是重共性评价，轻个性评价。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日趋细化，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与机制障碍依旧阻碍其深入发展。学科评估可能产生“锦标赛效应”和“天花板效应”等非预期效应，加剧竞争激烈程度，甚至可能引导学科建设过度依赖评估结果、陷入“评估崇拜”困境，使得冷门学科、濒危学科在高校内部陷入“边缘化”甚至面临“被裁撤”的危险，导致部分学科“生态失衡”。当前“一级学科评估”体系与高等教育机构推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发展的实践取向之间存在显著张力，一级学科评估的单一性导向可能导致学科建设方向的选择陷入是“追求规模与全面性”还是“追求专业化与深度”的两难境地，进而引发高校学科建设路径的高度同质化。然而，若转向对二级学科、新兴学科及跨学科进行综合考量，又可能因学科界限的模糊性而加剧材料拼凑和评估标准的不明确性。

四是重短期评价，轻长期评价。时间维度中考核周期压缩与学术生产节奏异化问题突出。日常评估、综合素质评估、同行评审、定性分析评估以及长期周期性评估仍存在发展不充分问题。部分高校要求成果必须在“当年12月31日前见刊”方能计入当年绩效，实质上将学术产出压缩至“年度—季度—月度”的行政节奏，迫使部分学者放弃需长期数据收集与田野调查的专题研究，转而投向“短平快”栏目。空间维度中区域—领域—群体协同评价不足，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招聘中的“按表布局”现象，使高校更愿优先发展容易出“成果”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进而塑造了学科之间甚至学科内部分支之间的“鄙视链”，拉大了高校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构成了小众学科“破五唯”的阻力。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的优化路径

第一，以创新能力为导向，完善分类评价。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实施学科评价发展战略，树立“大文科”的宏观思维，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建立多元分类评价机制。在创新能力维度，将“原创性思想”“前沿引领”等作为二级指标，下设“是否解决学科前沿0到1问题”“是否开辟新研究方向或交叉领域”等三级指标。在质量维度，将“代表作质量”“学术规范”等作为二级指标，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研究成果类型设置三级指标。实行分类分档分贡献改革，对六类（高峰、高原、新兴、潜力、冷门、交叉）学科设置差异化权重，激发冷门交叉学科活力。在实效维度，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作为二级指标，下设“提出具有学科标识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本土化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型”“开发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新研究方法”等三级指标。在贡献维度，将教育强国六大特质中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作为二级指标，以六大特质为牵引设置三级指标，比如，以思政引领力铸魂定向，将政治属性贯通评价全链条；以人才竞争力优化梯队，破除“帽子”标签化再生产；以科技支撑力催生原创，构建质量与贡献并重的学术生产链；以民生保障力校准方向，将人民属性嵌入评价全流程；以社会协同力打破壁垒，发展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新生态；以国际影响力提升话语权，统筹中国话语走出去的系统性设计。

第二，以质量为标准，重视交叉评价。一是以质量为标准，进行多维度、全过程、立体式评价。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以“人文社科+X”模式开辟文科拔尖人才新路径，设置文科拔尖人才知识图谱平台，同时建设AI成长档案（本—硕—博—博士后全周期），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依托教育部学科评价平台建立“学科画像”系统，从“制度设计”到“行为嵌入”，高校在实施路径方面根据学科画像调整其资源配置。在师资队伍与资源方面，积极创新评价方式，避免“门外汉评价专家”的现象。在教师职务晋升与岗位聘任时，采取多元化的灵活评价体系，包括教师自述、代表作展示、面试答辩以及同行专家评审等，力求全面、准确地评估教师的综合能力与实际贡献。在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实施“全面评审”机制，聘请资深专家对跨学科成果的学科定位进行严格审核，保障其得到恰当的运用。改革评价方式，减少对数量的单一依赖，推行“代表作制度”“延期考核机制”及“免考核机制”，并在所有科研评审与认定流程中，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严格把控论文质量。在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中国文科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增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科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强调和注重创新性标准和交叉学科评价。在学科内部交叉融合方面，实现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打破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之间的界限，促成跨学科之间的全面整合。在学科外部交叉融合方面，动态调整专业课程改革，促进人文学科与建筑学、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交通学、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紧密合作，确保跨学科成果得到有效利用。在交叉评价中设立“跨学科成果认定委员会”。高校学术委员会下设专门机构，引入“跨学科代表作”认定程序。

第三，以实效为目标，数智赋能评价。结合教育增值评估系统（EVAAS）、田纳西增值模型（TVAAS）、交叉分类模型（CCM）、变量保持模型（VPM）等进行增值评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科研人员学习和发展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持续追踪、研究和分析，采用云记录教师成长各方面进展状况，逐步完善教师电子档案袋评价、构建教师档案馆，并将此作为评价教师绩效和自身发展的重要依据。构建“评价—改进”闭环的数字孪生系统，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学科生态的数字孪生体，实时映射师资流动、科研合作、课程演化等动态关系。通过仿真模拟不同政策干预（如高层次人才引进、跨学科平台建设）对学科排名的滞后效应，为决策者提供“沙盘推演”环境。积极发挥数智赋能，创新全景评价，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成式大模型等与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深度融合，利用物联网感知、图像识别、情感识别等采集数据，构建学科协同创新平台和“文科实验室”，为学科评价提供更全面、准确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视角。

第四，以贡献为依据，创新协同评价。实施以贡献为依据的学科评价机制，并建立长期扶持政策。评价应关注学者“实现其研究潜能的自由”，而非仅以“成果数量”为衡量标准。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分配等方面，降低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和获取经费的门槛。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周期和考核方式，破除路径依赖，避免过度强调短期成果。建立“动态指标审查机制”，在高校行政系统中避免指标替代，比如避免将“代表作评价”变成“新帽子”。对于从事基础研究或长期性科研项目的人员，可以适当延长考核周期，注重对其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进展的评估，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开展深入研究。对于基层教师避免频繁填表、重复评估，推行“免考核机制”与“延期评估”。构建内外衔接、多方协同的评价机制，保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有效运行。评价不应仅是行政主导的单向度判断，而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商”的评价共同体，从程序正当性、认知正当性、价值正当性三个维度重构评价机制的合法性。以区域教育评估来优化学科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形成区域内教育的协同、健康、持续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高校办学实力。既要在办学理念、发展路径与机制体制等方面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又要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的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向世界展示中国学科评价的独特视角和智慧，从而在全球学术和文化对话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增强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