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是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性实践。以媒介生态学为视域进行文献研究，进一步探讨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的本体价值、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发现，该实践虽然具备培育生态文化、回归物质性考古和重塑代际伦理的重要价值；但在景观社会修辞、宏大叙事编码与算法加速逻辑的影响下，仍面临符号消费主导、具身感知断裂和表演社交泛化等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需从透明化叙事技术、个体健康共鸣机制与长效美学引导三个层面构建全新进路。结论指出，此举能有效推动绿色消费落地，从道德表达向生活方式转化，同时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制度化承载，进而助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未来。

关键词：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媒介生态学；生态文化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建设性意见。 [1] 为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思想，落实“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各项部署，在展望“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绿色转型被确立为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2] 时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指出，经过测算，2025年中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为2万亿元至3万亿元，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 [3] 时尚这个行业的发展早已超越单纯的物质生产，作为关键纽带连接个体需求与宏观发展。但该产业的发展依赖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较高的污染。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其绿色转型的支持，社会生态文化的构建也需要绿色转型的帮助。可持续时尚（sustainable fashion）正是在时尚产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为应对变革和危机而产生的概念。概念的提出旨在关注产品作为物质实体的使用寿命及其造成的环境影响，以此减少产业碳排放、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协调时尚体系内生产者、用户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促进平等、社会正义、动物福利和生态完整性。 [4] 然而，可持续时尚理念的落地并不能只靠材料创新就可以实现，能够让该理念到达受众的绿色传播方式至关重要。绿色传播是指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途径和手段，将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的信息、观念和理念传递给公众，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尊重自然、保持生态平衡、注重低碳环保等，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 [5] 绿色传播在此不仅是营销手段，更是建构意义、重塑认知的社会实践，通过将可持续时尚相关理念转化为大众所能够理解的内容，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关于绿色生活的共识桥梁。可持续时尚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绿色传播则提供了行动路径，两者互为表里，共同推动时尚产业的生态重塑。但当前的绿色传播大部分都陷入漂绿营销危机或单纯技术崇拜的困境，未能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彼得斯认为，任何媒介哲学都建立在一种自然哲学基础之上 —— “自然即是媒介”，始终渗透着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 [6] 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下，时尚本身已成为一种覆盖身体、连接自然的媒介。采用媒介生态学的视域，有助于我们超越功利主义的营销逻辑，从人与媒介、人与自然共生共演的高度，重新审视可持续时尚中绿色传播这一课题，在“重返自然”中修复现代人日益断裂的情感连接。

一、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的本体价值

媒介生态学并非将媒介视为单纯的信息管道，而是一种由技术、物质、符号与自然环境共同编织的复杂生态系统；它强调媒介与自然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处于一种深度纠缠的连续之中。 [7] 这意味着，时尚产业的绿色传播不应仅被视为一种营销手段或环保口号的宣发，而是连接时尚与自然与人的重要通道。从约翰·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的“自然环境即媒介”与生态文化媒介化，到尤西·帕里卡在《媒介地质学》中对技术产业背后物质消耗与废弃循环的考古学审视，再到汉斯·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中强调的代际生态责任，这三位学者的观点为我们研究绿色传播提供了一个立体式理论框架，分别对应生态文化媒介化、媒介地理考古以及代际伦理三个不同视角，打破工业文明以来对自然的掠夺式逻辑，构建出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的本体价值的三个不同维度，并在相互关联与促进中共同建立起一种基于共生与责任的全新连接。

（一）生态文化培育：迈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共生意识生成

媒介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深刻批判，指出人类应当尝试采纳一种非人类的视角，意识到自身与昆虫、动物乃至无机世界之间存在着基于物质感知的共通性，这种跨物种的共情能力是理解复杂生态系统的前提。 [9] 在这一理论指引下生态文化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生态文化观念不仅是公众内化于心的生态文化精髓与理性思维范式，更是驱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强大精神引擎。 [10] 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必须超越单纯服务于人类审美与欲望的狭隘逻辑，将时尚产品转化为重连人与大地的媒介，引导受众透过表象去敏锐触碰并共情其背后休戚与共的自然生命力与生态节律，与自然共生。

重构共生意识本质上是要在消费社会中恢复一种对自然的敬畏感。绿色传播将抽象的生态伦理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体验，促使人们从关注自我的外在形象转向关注与地球的内在联系。运动品牌李宁尝试通过具身性的空间叙事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在场连接。2025年4月20日，在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该品牌打造的“Nature自然空间”限时快闪活动，通过打破传统零售场域的封闭边界，将抽象的环保理念具象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生态景观。该场活动讨论度较高，小红书“#李宁nature每一步都向前”讨论话题下面有22.5万的浏览和1870的讨论，新华网、搜狐网等比较权威的媒体也报道此项活动。这种传播实践不再局限于产品的单向展示，而是打造一个可以互动的自然场景，让受众通过身体感知来确认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亲密关系。

（二）媒介本体再思：回归物质性考古后的自然连接修复趋向

就媒介的物质基础而言，媒介生态学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媒介物质性背后来自于自然的那些考古真相。在数字时代，时尚传播往往沉迷于审美的视觉盛宴，从而掩盖了其背后沉重的物质代价。尤西·帕里卡曾指出，“媒介是一个电磁波的世界，是一个物理数据中心的世界，是一个信号传输和材料制造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从矿山到工厂的物流和供应链支撑的世界”。 [11]

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必须关注并为用户展示这一物质真相，也就是不能只为消费者提供T台上光鲜亮丽的成衣，而应当进一步揭示这些成衣背后从矿山到工厂的供应链条。这种传播策略要求品牌需要对物质进行去魅性的展示，将隐藏在时尚背后的能源消耗以及材料制造过程透明化。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成为了一条去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纽带，它告诉消费者，手中的衣物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地球物质循环的一部分。Allbirds的M0.0NSHOT零碳鞋在2023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时尚峰会上进行了这一尝试，通过将碳排放数据直接印在鞋底来向消费者告知其透明的生产过程。这一举动显示了时尚企业不再只是将绿色传播单纯作为一种广告，更是对隐藏在生产链背后的物质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它打破了自然被消耗这一事实的不透明化，将帕里卡所描述的那个自然支撑的世界重新呈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再次重建起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

（三）代际价值共振：形塑Z世代消费转向下的生态伦理认同

随着网络对生活的更进一步的渗透，时尚对于新生代而言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衣物，开始进一步成为了构建自我与连接世界的关键中介。亚当斯在探讨媒介与身体的关系时曾提出，“自我是由‘身体’与‘身体之延伸’共同组成的‘延伸性自我’”。 [12] 对于Z世代而言，他们身上的衣物、手中的数字设备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环保宣言，共同构成了这种延伸性的自我。

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若要实现与Z世代的价值共振，就必须理解时尚消费是他们延伸自我、确立伦理边界的一种方式。在这一代际群体眼中，选择一件环保衣物，本质上是在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具有生态意识的延伸自我。借助Z世代的这一特点，绿色传播通过变成他们完成这一自我建构的工具来达成生态认同，再进一步将生态责任内化为一种展现个人风格与价值观的内在需求。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就为Z世代打造了一个循环利用的在线场所，根据新华网的相关报道，闲鱼作为年轻人践行绿色生活和闲置交易社区，每天交易超过10亿。 [13] 通过交换与售卖那些仍然具有价值的时尚产品，Z世代不断拓展和重塑那个包含着生态伦理的延伸性自我，不断重新将自己重新放回到自然中去，从而实现了个人价值表达与宏大生态责任的完美融合。

二、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的现实困境

媒介生态学中有一种生成论的观点，认为大自然和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敞开的整体”，并非单个部分的综合，它们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超级有机体。 [14] 媒介生态学代表学者福勒认为，媒介只是调节作用，对问题的考量更应当着眼于完全敞开的整体或开放的系统。然而，在现实传播语境中，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并未充分体现这一整体性视角，反而在具体运作中呈现出结构性偏离，由此引发一系列传播困境。

（一）景观社会修辞下符号消费弱化生态文化内涵

在当前以技术为主导的景观社会的传播逻辑中，数字媒介推动事件、热点在数字时空加速传播的同时，搭建起资本增殖的全新通道，受众成为商品，具有意识的活劳动成为媒介机器体系“有意识的器官”。 [15] 在景观社会中，受众生活在一个由媒介构建出来的景观世界中，而时尚内容天然具有高度视觉化与审美化的表达倾向，与可持续议题一起被作为筹码纳入这一景观体系之中。“绿色”“环保”“自然”等概念开始以符号方式出现，被包装为品牌形象与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应有的生态内涵被逐渐弱化。

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当可被快速消费的视觉符号作为传播的核心逻辑时，意义的建构便容易滑向表层审美，进一步压缩了对文化深层反思的生成空间。绿色传播在这一逻辑下也同样妥协于绿色形象的感性认同，弱化对资源消耗、生产链条与制度责任等问题的揭示。那么受众对可持续时尚的理解就会停留在符号层面，生态文化逐渐被压缩为可被消费的审美标签，其作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转型引导力量的功能被削弱。根据澎湃新闻一篇新闻报道显示，Lululemon曾长期使用“Be Planet”作为口号，但该品牌一款短裤的标签显示短裤主体由95%的尼龙和5%的弹性纤维制作而成，口袋内衬由100%再生聚酯纤维制作而成。而这一情况也在Lululemon的2022年影响报告中得到验证，该报告显示，其产品中使用的材料67%是聚酯或尼龙。 [16] 这一步证明了，哪怕真的有时尚品牌在践行可持续时尚的理念，该理念的背后是否真的执行仍要保持怀疑。

（二）宏大叙事语境下错位编码带来具身感知断连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话语框架中，绿色传播往往采用规范性强、抽象程度高的宏大叙事结构。这类话语在宏观层面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但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容易脱离个体的日常经验。生态议题被置于宏大的国家发展议题中，或是“发展目标”“战略路径”等抽象语境中，使受众难以将其与自身的穿着体验、消费抉择和生活实践建立直接关联。

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媒介只有身处系统之中，连通同一尺度中不同类别行动者，以及发挥跨尺度的作用时，才称之为媒介。 [17] 当绿色传播中的可持续时尚观点脱离具体生活情境时就会浮于表面，难以被受众理解并转化为具身化的情感体验与行动动力。可持续时尚作为一种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实践领域，本应通过穿着体验、材料触感与使用场景唤起个体对自然关系的重新感知。然而，宏大叙事主导下的错位编码，使绿色理念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正确但遥远的状态，削弱了其对消费行为转变的实际引导能力。以知名户外运动品牌迪桑特的一则广告为例，在广告中出现了类似“色母粒和着色塑料碎片”“可持续理念融入面料设计”“熔融纺丝减少水源消耗”这些让人看不懂的表述以及模棱两可的生态表达，难以让受众与可持续时尚的绿色理念产生生活日常上的关联。这也正反映出，若媒介内容仅停留在抽象的技术尺度，而未能连通到受众具体的生活尺度与身体经验，便难以真正成为贯穿系统、激活实践的生态性媒介。

（三）算法加速逻辑下表演社交阻滞生态责任内化

在平台化传播环境中，社交媒体为人类追求个体解放、自我张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18] 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需求与算法对流量、可视化的推波助澜下，绿色传播开始向易表达、易展示、易扩散方向转变。环保行为逐渐被收编为受众构建人设的符号资源，致使绿色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深层的价值实践，异化为一种表演。

媒介生态学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遵循“人性化趋势”的规律，只有满足人类感官平衡的媒介形式才能在媒介生态中有立足之地。 [19] 当前社交媒体中议题的更新迭代速度极快，生态责任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转向碎片化。个体对绿色议题的参与更多表现为可被观看的瞬时行为，而非稳定的伦理认同与生活方式转变。表演性社交在扩散绿色话题的同时，也可能弱化其规范性力量，使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呈现出高可见度、低内化度的张力状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部分用户通过发布“环保穿搭”“二手交易打卡”等内容构建绿色形象，由于视觉吸引力与身份标识性往往获得高互动量。然而，若纵观其个人主页的时间线，不难发现这类实践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瞬时性与断裂感 —— 高调的环保打卡更像是昙花一现的社交表演，而非持续渗透的生活常态。这种生态责任在传播中被异化为形象管理的工具，难以在日常生活中沉淀为连贯的消费习惯。

三、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的实践进路

随着数智技术越发融入社会传播的媒介生态中，对于媒介生态学的探讨也开始转向对数字媒介生态学的探讨。数字媒介生态不仅关注数字技术及媒介环境本身，还关注如何联结技术设备的物质性本体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纽带以及数字技术、媒介观念等人类与非人类的媒介使用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可持续性问题。 [20] 在此视角下，绿色传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在平台技术下受制于媒介结构力量的传播实践。为突破现有困境，绿色传播亟须立足数字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从透明化叙事技术、个体健康共鸣机制与长效美学引导三个层面，重构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进路。

（一）透明化叙事技术赋能绿色消费信任机制

在数字媒介生态持续演化的传播环境中，仅仅通过广告的宣传口号并不能构建完全的绿色消费信任机制，通过可验证的信息结构去回应公众对漂绿风险的警惕成为了构建过程的重要部分，也就是通过媒介帮助建立公众与产品之间的信任。漂绿是指企业等组织通过使用夸大具有误导性甚至虚假的公关和营销手段，向公众展示其产品或服务是环保，从而掩盖其真实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媒介生态学的观点认为，传播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与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 [21] 透明化叙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连接产品与公众信任的重要中介机制。透明化叙事指的是通过将产品原材料来源、生产流程与供应链节点等信息放入可被追溯的系统之中，如以官方二维码、区块链溯源平台或可视化生产档案等形式向消费者开放，帮助品牌打造绿色透明化。这种基于技术赋能的透明化呈现，不仅有助于缓解在消费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进一步重构了绿色消费的信任基础。据Textile World报道，英国针织品牌Sheep Inc在2023年便开始在每一件毛衣中植入NFC标签，通过手机扫描便能够得知毛衣原材料的来源。这不仅展示了有关碳排放的相关数据，更直接关联到新西兰农场中具体的一只绵羊（甚至可以看到它的实时位置和名字）。 [22] 透明化叙事打破了时尚产业链的空间阻隔，时尚产品有了跨越时空被溯源的技术支持，受众的每一次扫码都成为一场重返自然的确证仪式，切实夯实了绿色消费的信任基石。

更为重要的是，透明化叙事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应用，而是与生态文明理念所倡导的责任伦理与公共监督逻辑形成内在呼应。长久以来，漂绿行为之所以能够在传播场域中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它构建了一个信息黑箱：企业利用话语权优势进行选择性披露，用局部、表象的环保公关掩盖了整体供应链的生态破坏，这不仅扭曲了绿色传播的真实性，更透支了公共信任。而通过将生产实践纳入传播结构之中，企业的绿色承诺从象征性表态转化为可被持续审视的责任实践，使个体消费选择与更宏观的生态治理目标发生联结。在麦肯锡公司发布的《2026年时尚产业报告》中显示，有59%的消费者表达了愿意为可持续时尚做出努力的相关愿景，且Z世代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 [23] 而透明化叙事媒介技术在这一信任链路中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其所赋能的信任机制，既在微观层面重塑消费者对可持续时尚的认知路径，也在宏观层面回应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可问责、可验证、可持续”的治理逻辑，为绿色消费从道德倡议走向制度化实践提供了传播层面的支撑。

（二）个体健康共鸣重塑生态理念消费传播路径

在数字媒介生态所全面重构的日常传播情境中，绿色传播往往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理念宣导，难以落地为受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具体微观形式。尽管关于绿色发展理念在信息流中高速增殖，但往往因其高度的专业性、抽象的数据化表征以及滞后的时间反馈，而与个体当下鲜活的感官经验形成巨大的认知距离。学者支庭荣在《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将传播生态定义为传播系统内部组织、构成、冲突与个体、人群、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和演化。媒介生态学更是强调了人、媒介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共生系统，任何观念的流转都必须依托于个体的内在心理与生理反馈。这种共生关系映射在传播实践中，意味着宏大的生态议题必须寻找其在微观个体身上的落脚点。而个体健康正是这一落脚点所在，这种共鸣摒弃了传统的道德说教，通过将生态责任与自我保护紧密绑定，进一步重塑了生态理念消费的传播路径。当品牌开始尝试将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等抽象的绿色可持续概念，降维并内化为与个体皮肤触感、呼吸质量、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紧密纠缠的具体情景，传播才可能得以在媒介层面有效地缩短宏大生态议题与个体日常经验之间的感知距离，使绿色消费从一种利他的道德补偿，转变为一种利己的生存本能。

在具体实践中，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可将专业化的环保指标转译为“对皮肤更友好”“对呼吸系统更安全”“减少化学残留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等贴近日常感受的表达方式，使生态价值不再以宏大议题的形式被远置，而是嵌入个体的身体体验与生活场景之中。例如，材料科学品牌PANGAIA提出了高科技自然主义的传播主张，其在推广用薄荷油处理的PPRMINT TM 面料时，并没有过多强调对水资源的节约，而是侧重叙述其“像护肤品一样对待你的皮肤”的抗菌与抗敏感特性。这种传播话语成功地将穿着重新定义为一种生物学行为：化纤被描述为阻断皮肤呼吸的塑料薄膜，生物基面料被定义为身体的第二层皮肤。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受众对绿色产品的情感认同，也在媒介层面重构了生态理念的进入方式，使绿色消费从道德选择逐步转化为与自我健康挂钩的理性选择。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个体健康共鸣的传播机制将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转译为可被个体切身体验的生活实践，从而推动生态责任由外在规范向内在认同的转化，为绿色消费的长期扩散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三）长效美学引导文化支撑可持续发展社会构建

在以算法推荐与注意力竞争为核心运行逻辑的数字媒介生态中，绿色议题往往被裹挟进一种即时性的加速循环之中。这种媒介环境天然具有偏向当下的时间偏差，它鼓励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与瞬时性的情绪宣泄，导致可持续时尚的价值表达容易依附于短期的流量热度。媒介生态学指出，媒介环境对社会认知结构的塑造往往体现为对时间观念的规训。然而，当前数字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加速逻辑与生态系统所固有的缓慢演进逻辑存在本质冲突。当算法不断诱导受众追求新鲜事物时，它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心理性报废机制，原本耐用的物品在审美上迅速贬值。这意味着，可持续时尚的绿色传播若仅满足于制造爆款话题，而无法在时间维度上重建受众与自然的共鸣，便难以转化为深层的文化认同。因此，有必要在传播实践层面引入长效美学引导机制，通过构建一种抵抗遗忘与废弃的审美秩序，从根本上对抗快时尚所塑造的快速更新、即时淘汰的消费美学。

在具体实践中，长效美学并非对绿色主题的简单符号化装饰，而是将时间价值重新嵌入品牌叙事与产品逻辑。这种美学取向旨在通过强调使用权的循环与物质的再生，引导公众从对单一商品占有的执念，转向对资源流转效率的认同。瑞士运动品牌On Running（昂跑）推出的Cyclon订阅计划便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案例。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路径，消费者不再拥有鞋子，而是通过订阅服务获得使用权。当跑鞋磨损后，消费者将其寄回，品牌将其完全粉碎并重制为新鞋。这种只为使用付费，不为物质买单的模式建立了长效使用机制。与此同时，以Marine Serre为代表的设计师品牌以及社交媒体上兴起的旧衣改造热潮，通过将废旧布料拼接重组为高级时装，把修补痕迹与过时面料变为时尚图腾。这些实践表明，当传播成功地赋予旧物以新生的叙事价值时，绿色消费便摆脱了对单次情绪刺激的依赖，转而沉淀为一种稳定的价值预期。从更宏观的层面看，长效美学引导所指向的绝非单一品牌的营销突围，而是生态文明理念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制度化承载。通过在媒介生态中不断强化这种以循环、共生、节制为核心的审美秩序，我们正在逐步瓦解工业文明以来建立在“无限增长”幻象之上的消费主义神话。这标志着社会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转向：可持续发展不再仅仅是一句政策口号或道德呼吁，而是内化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文化信仰与生活方式，从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构筑起最坚实、最持久的文化地基。

四、结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24] 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时尚产业的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本文立足于媒介生态学视域，论证了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不应仅是符号的生产，更应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修复。通过对透明化叙事技术、个体健康共鸣机制以及长效美学引导等进路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技术赋能到具身感知再到文化重塑等角度将抽象的生态伦理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日常生活实践。受限于媒介与消费心理的复杂流变，本文虽搭建了理论框架，但在特定代际受众的心理微探、AIGC等新技术的伦理冲击及实证数据的广度上，仍有待深化。这些留白之处，正是后续研究的延展空间。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度耦合，可持续时尚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议题，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塑造。当传播真正打通技术、身体与环境的壁垒，时尚便褪去了消费主义的表皮，化作包裹身体、连通大地的生态媒介，在重返自然的进程中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构筑起坚实的文化地基。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5-10-23）[2026-01-2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siteId=tianjin.

[2]人民日报.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EB/OL].（2026-01-24）[2026-01-28].http：//cpc.people.com.cn/n1/2026/0114/c64387-40644891.html.

[3]新华社.总规模超2万亿元 “中国时尚”引领消费新潮流[EB/OL].（2025-06-17）[2026-01-28].https：//www.jingan.gov.cn/rmtzx/003008/003008004/20250617/c1d70b66-219b-4b2e-a12e-6fba88151940.html.

[4]董妍，陈大公.从物质性转向到消费关系重构 —— 可持续时尚发展的背景、历程与可能性[J].艺术设计研究，2022，102（4）：11-15+49.

[5]王志勇.绿色传播生态系统建构与优化研究探究[J].中国报业，2023（09）：248-249.

[6]鲁明军.图像及其“基底” —— 从“艺术×环境”到媒介生态学转向[J].美术，2024（10）：120-131.

[7]王继周，曾晨.媒介生态学的边界、研究取径与思想资源 —— 对谈英国媒介理论家马修·福勒[J].新闻记者，2023（09）：90-96.

[8][9]胡康，郑一卉.迈向自然与跨物种媒介研究：尤西·帕里卡的媒介生态思想探微[J/OL].未来传播，1-13.[2026-01-27].https：//doi.org/10.13628/j.cnki.zjcmxb.20251110.001.

[10]彭文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指引[J].经济学家，2025（11）：5-15.

[11]王继周.勾连媒介、地质与自然 —— 对话媒介理论家尤西·帕里卡[J].国际新闻界，2022，44（04）：168-176.

[12]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 —— 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J].国际新闻界，2019，41（07）：157-176.

[13]新华网.“绿色风”吹热新市场，年轻人每天在闲鱼交易超10亿[EB/OL].（2024-03-13）[2026-01-28].https：//www.xinhuanet.com/tech/20240313/43a27dffab6242c7a61a73dd560a56ed/c.html.

[14]李 璟 ，胡翼青.从“环境”到“波粒二象性”：关于“媒介即环境”的再思考 —— 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重访之四[J].新闻记者，2024（03）：53-67.

[15]宋建丽.数字资本主义的媒介景观社会批判[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06）：38-47.

[16]澎湃新闻.今天你为环保买单了吗？ —— 环保之名隐藏下的“漂绿”陷阱[EB/OL].（2025-07-29）[2026-02-0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220860.

[17]李 璟 ，谌知翼.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J].新闻界，2022（07）：54-64+96.

[18]刘翠霞.社交媒体的生存样态及其伦理问题管窥 —— 技术理性与媒介生态学双重视域下的审视[J].学术论坛，2020，43（04）：89-96.

[19]常江，胡颖.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引导着文明的进步 —— 媒介生态学的隐喻和想象[J].新闻界，2019（02）：4-9.

[20]金圣钧，钟新.新媒介何以“持续生长”：数字媒介生态视角下的数字可持续性[J].编辑之友，2024（01）：92-99.

[21]覃芹.媒介生态学隐喻及其环境研究[J].当代传播，2016（01）：20-23.

[22]Sheep Inc.Unveils Negative Carbon Footprint T-Shirt[EB/OL].（2023-06-27）[2026-02-05].https：//www.textileworld.com/textile-world/knitting-apparel/2023/06/sheep-inc-unveils-negative-carbon-footprint-t-shirt/.

[23]McKinsy & Company.The State of Fashion 2025[EB/OL].（2025-11-17）[2026-02-05].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retail/our-insights/state-of-fashion#/.

[24]环资司.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EB/OL].（2026-01-29）[2026-02-06].https：//zjic.zj.gov.cn/ywdh/nyhj/202601/t20260127_23923015.shtml.

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5期，总第261期

本文引用格式：金恣央，苏畅.重返自然：媒介生态学视域下可持续时尚绿色传播研究[J].东南传播，2026（5）：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