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盟本质上是两个或多个国家间缔结的一种安全合作关系。二战后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日美、韩美、澳美安全合作始终紧密，新美、菲美安全合作经历了从衰落到强化的过程，为何泰美安全合作却不断弱化？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侧重大国视角或聚焦局部时期进行诠释，本文试图从泰国角度提供一个理解泰美安全合作演变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影响泰国对待泰美安全合作立场的两大因素，一是泰国决策精英的收益，军政竞争下泰国决策精英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长期执政，二是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灵活追随下泰国衡量站队成本的主要指标是中美实力差距；受精英收益和站队成本的共同作用，泰美安全合作呈现三阶段弱化之势，分别是1954—1974年的全面战略合作、1975—2008年的有限战略合作和2009年至今的名义战略合作。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不对称联盟安全合作演变的弱国立场，另一方面为判断美国与泰国及其他亚太盟国的安全合作趋势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泰美同盟；军政竞争；灵活追随；安全合作类型；弱国立场

作者简介：王雄发，男，广东罗定人，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东南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联盟本质上是两国或多国结成的一种以安全事务为核心的合作关系。在美国构建的亚太联盟体系中，从1954年《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缔结开始，泰美同盟已超过七十年，不同于亚太地区另外五个存续至今的双边同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始终紧密，新西兰、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经历了从衰落到强化的过程，为何只有泰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不断弱化？同为美国的签约盟友，不同盟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程度存有差异并不罕见，如仅有美日同盟被美国称为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这一现象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联盟投入总体有限但投入重点十分突出的联盟外交传统，如美国对北约盟国的安全承诺水平长期高于亚太盟国。但泰美同盟并未随美国联盟投入的增加而强化，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联盟投入极大提升，其他盟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均趋向强化，泰美安全合作却进一步弱化。这说明不对称联盟的安全合作是联盟强国与弱国战略互动的结果，除联盟强国的态度外，不应忽视联盟弱国的立场。

针对泰美同盟安全合作弱化的因果诠释，既有研究可分为共同威胁下降论、战略认知分歧论、小国外交特性论和国内政治影响论四类。

共同威胁下降论认为，泰美安全合作的利益根源在于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两国安全合作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安全威胁下降的结果。1953—1975年中南半岛成为冷战对抗的热点区域，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使泰美同盟不断强化，两国先后在老挝和越南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泰美安全合作达到顶峰。越战后美泰关系由盛转衰，随着共同威胁增加，如柬越战争爆发后的越南扩张和“9·11”事件发生后的全球恐怖主义浪潮，当时的泰美同盟均获强化，泰美安全合作相对弱化但仍保持紧密。2009年起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显著，但泰国安全威胁主要源自国内，相比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美菲同盟，缺乏共同威胁的泰美同盟发展动力不足，泰美安全合作进一步弱化。但共同威胁下降论的不足有两点：一是共同威胁下降不必然导致不对称联盟弱化，共同威胁消失时不对称联盟也可能强化，如美日同盟在苏联解体后的强化。二是不对称联盟弱化的利益根源在于强国战略需求与弱国战略需求的互斥，共同威胁下降只是强国与弱国战略需求互斥的影响因素之一，共同威胁存在下泰美安全合作亦可能弱化，如1955—1957年间銮披汶政府因国内权力斗争需要调整对华政策的行为使泰美关系产生摩擦。

战略认知分歧论认为，泰美同盟本质是双边战略认知一致下的“安全—自主”交换，两国关于联盟针对的第三方国家的认知差异使其安全合作不断弱化。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体系以制衡中国，相比其他亚太盟国，泰美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差异更为明显。第一，中泰安全或政治利益冲突极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不断强化经济优先的国内战略，两国发生政治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第二，泰国对华利益需求较大。中泰经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经济发展，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亦有助于泰国缓解军事政变后的国际压力。第三，泰国对华印象长期积极。泰国官民总体对中国持正面印象，大多数泰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崛起不是泰国的威胁反而蕴含机遇。结果是泰国对华政策长期友好，泰美同盟关系则逐步疏远。而战略认知分歧论亦有两点不足，一是若无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不对称联盟内弱国难以抵抗强国提升安全合作的约束。二是泰美战略认知分歧的形成离不开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但两国安全合作弱化在冷战后期业已出现。

小国外交特性论认为，泰美同盟关系受泰国对大国外交立场和认知影响，两国安全合作弱化离不开泰国的自主选择。第一，泰国对大国外交保持灵活平衡的立场。坚持独立性是泰国外交的不变底色，如泰国在泰美安全合作中始终对军事上过度依赖美国保持警惕。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泰国虽多次重申亲美友华的平衡立场，但实际战略重心不仅没有向亲美强化反而向友华偏移，泰国对大国外交呈现出“非中性”对冲的政策特征。第二，泰国权力精英对泰美安全合作的认知受军政关系和历史记忆的影响。竞争型军政关系下国内威胁成为军人集团的优先目标，泰国军政府无意卷入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历史记忆使泰国权力精英对美国的集体印象从情感与利益并存的伙伴变成纯粹的交易对象，这削弱了泰美同盟的整体活力。但泰国外交特性论的不足在于泰美安全合作弱化是两国互动的结果，泰美同盟于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两度相对弱化，主要原因来自美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收缩而非泰国的自主选择。

国内政治影响论认为，泰美国内政治变化加剧了两国分歧，同盟利益冲突导致泰美安全合作弱化。第一，驻泰美军分歧。1973年军政府倒台后泰国文官政府便要求美国撤军，1975年民主柬埔寨扣押了一艘名为“马亚克斯”号的美国商船，美国强行使用泰国基地实施武力营救更引发泰国文官政府的强烈抗议，次年美军完全撤离泰国。第二，意识形态分歧。冷战后美国积极推动“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泰国军人集团却在2006年和2014年两次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执政，美国均公开表态反对，奥巴马政府更对泰国军政府进行了实质性惩罚，掌权的军人集团无意追随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第三，经贸关系分歧。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发展成为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优先目标，先是泰美在香烟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上陷入纠纷，泰国最终屈服于美国压力，后是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美国未对泰国提供有力援助，这使许多泰国人（包括精英阶层）对泰美同盟关系感到失望，认为泰国不能无条件地与美国开展合作。而国内政治影响论的不足在于泰美安全合作弱化是长期趋势，短期性的国内政治变化不必然使泰美同盟陷入利益冲突，关键取决于执政精英对两国分歧的利益需求。

综上，共同威胁下降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是泰美安全合作收益降低的反映，泰国自主选择和同盟利益冲突则是泰美安全合作成本上升的表现，泰美安全合作弱化实际是两国安全合作收益减少，同时成本增加的结果。既有研究大多从大国视角观察泰美安全合作演变，聚焦美国战略需求和中美战略竞争等大国因素与泰美安全合作演变的相互影响，但较少关注泰国在泰美安全合作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此外，既有研究对泰美安全合作弱化的解答往往只是对局部时期泰美安全合作演变的诠释，较少关注泰美同盟形成后泰美安全合作的整体弱化趋向。这使得从弱国视角观察泰美安全合作弱化存在深化空间。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泰国角度提出一个理解泰美安全合作的理论视角。

二、军政竞争、灵活追随与泰美安全合作类型

泰美安全合作的不断弱化，既是两国战略互动的结果，亦是两国合作收益与成本变化的反映。对泰国而言，如何对待泰美安全合作，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泰国决策精英的收益，即美国对泰援助是否契合军政竞争下泰国决策精英的利益需求，二是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灵活追随是泰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传统，面对中美两大国，站队成本与中美实力差距成反比。如图1所示，在精英收益和站队成本的共同作用下，泰美安全合作可分成三类，分别是全面战略合作、有限战略合作和名义战略合作。

2.1 军政竞争：泰国决策精英的利益需求

泰国政治未曾经历革命洗礼，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两次社会形态转变皆以统治者的改革开启，这使旧权力精英集团得以存续。到他信政府时期，泰国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数量已达8个，分别是新兴资本集团、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豪强—政客集团、曼谷政商集团、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群体。各利益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泰国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主导型权力集团或权力集团联盟，导致政局容易陷入动荡。从1932年6月立宪革命起至2025年，九十多年间泰国竟产生了32位总理，与此同时，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数量高达21起，以是否通过军事政变方式夺权作为政权性质的衡量指标，泰国政府可分成军人政权和文官政权两类，其中军人掌权约六十年，文官掌权仅三十三年，但不论军人政权还是文官政权，执政时间均难长久。所以，稳固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是泰国决策精英的首要目标。

美国向泰国提供的援助可分成政治援助、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三类：政治援助是美国对泰国执政当局的认同性表态，如对泰国政府更迭的默许或对新政府执政的支持；经济援助是美国向泰国执政当局提供的财富资源，如无偿援助、低息贷款和贸易优惠等；军事援助是美国向泰国执政当局提供的安全保障，如军备给予或销售、武装人员培训、联合军事行动和驻军保护等。对泰国决策精英而言，美国援助的主要功能在于巩固其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一是提升自身实力。1951年起，警察总监炮·是耶暖（Pao Siyanon）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规模援助，其领导的警察部队迅速扩张，兵力一度与陆军不相上下。二是打击反对势力。1957年9月陆军司令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政变夺权，左翼势力坚决抵制；1958年初沙立赴美就医，期间获得美国支持，同年10月沙立发动二次政变逮捕了数百名左翼人士，美国不仅声称这不是政变，而且向军政府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三是增加民众支持。为应对1957年的议会大选，1956年8月20日，时任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向时任美国驻泰大使马克斯·毕晓普（Max W. Bishop）表达美国应将对泰经济援助置于优先地位，要求美国援助其提出的“贫困人口住房”计划，同年9月17日，美国驻泰大使馆宣布1957财年给予泰国3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45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因此，以美国对泰援助是否契合泰国决策精英的执政利益为标准，若美国对泰援助有助于泰国决策精英巩固统治地位、实现长期执政，则泰国决策精英在泰美安全合作上的收益高，反之，收益则低。

2.2 灵活追随：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

泰国文化深受印度教—佛教文明影响，古代泰国（暹罗）是典型的曼陀罗国家。暹罗国王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其统治疆域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统治的疆域，即京畿之地；另一类是间接或名义统治的疆域，即定期向朝廷纳贡的地方王国。这种治理结构下中央政府整合国家资源的能力有限，国力弱小使暹罗与周边或域外大国交往时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向大国朝贡以规避大国侵害或获得大国援助，为对抗缅甸贡榜王朝，暹罗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均积极谋求被纳入清朝的朝贡体系。二是可能向不止一个大国朝贡，阿瑜陀耶王朝除长期向明朝进贡外，亦曾短期向缅甸东吁王朝进贡。近代，清朝和缅甸均被英国击败，暹罗中断对清朝的朝贡，通过主动西化和利用英法的殖民矛盾成功保持独立。之后泰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维依然深受曼陀罗时代的观念影响。二战期间，泰国在英法西线战败和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之际与日本结盟，但在日本陷入战略劣势后马上疏远日本并开始向盟军提供情报。时任总理銮披汶对其下属称，“你认为哪一方会输掉这场战争？哪一方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跟着强者走、跟着胜利者走”是泰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泰国永远与主导或获胜大国为伍，这种战略偏好本质上是灵活追随，即通过追随大国获取战略资源，同时努力保持战略自主。灵活追随是东南亚国家战略文化的共性特征，但泰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同样追随大国，除泰国和菲律宾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均不愿与大国正式结盟；同为美国盟友，泰国战略自主程度又明显高于菲律宾。这表明泰国的灵活追随具有相对独特的内涵，既要通过结盟追随实力最强的大国获得其提供的战略资源，又要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始终保留转投其他大国的战略空间。基于此，泰国必须考虑在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站队成本，一方面，其他大国提供的战略资源减少甚至完全丧失，另一方面，与其他大国敌对不可避免地产生额外损害。站队成本主要受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差距决定，若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实力悬殊，二者敌对则站队成本低，其他大国提供的战略资源和造成的额外损害有限，二者友好则站队成本更低，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资源均可获得；若追随大国与其他大国实力相近，站队成本高，其他大国提供的战略资源和造成的额外损害难以估量。泰国对追随大国的依附程度受站队成本影响，站队成本越高依附程度越低。二战后，中美两国是泰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泰国积极谋求与美国结盟，泰美同盟至今存续。

综上，基于灵活追随大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中美实力差距是泰国衡量其站队成本的主要指标。若中美实力悬殊，则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低，反之，则站队成本高。

2.3 合作类型：泰美安全合作的三种形态

泰美安全合作水平实质上是不对称联盟内弱国与强国军事捆绑度的反映。二战后的美国联盟体系等级色彩鲜明，地位差异不仅存在于从属国与主导国之间，也存在于从属国之间，地位高的从属国与美国的军事捆绑度高；同一时期不同盟国与美国的军事捆绑度必然差异明显，同一盟国在不同时期与美国的军事捆绑度亦可能发生改变。衡量盟国与美国军事捆绑度的指标有四个：第一，国土是否直接受美军保护，允许美军在本国长期驻扎的盟国与美国军事捆绑度高；第二，与美国进行联合作战，共同作战经历丰富的盟国与美国军事捆绑度高；第三，存在明确的共同假想敌，联合军事演习多为战斗性军演的盟国与美国军事捆绑度高；第四，武器装备与美军体系兼容，军备采购以美国武器为主的盟国与美国军事捆绑度高。因此，从内容上区别不同水平的泰美安全合作可依托上述指标进行综合判定，即泰国是否允许美国常态化驻军、泰国是否参加美国主导的联合作战行动、泰美军演中是战斗性还是非战斗性军演居多，以及泰国军购中美国武器的占比。

本文认为，泰美同盟建立以来，影响泰国对待泰美安全合作立场的两大因素：一是美国对泰援助是否契合泰国决策精英的执政利益，二是泰国权衡在中美之间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受精英收益和站队成本的共同作用，泰美同盟呈现出三种不同水平的安全合作类型，分别是高水平的全面战略合作、中等水平的有限战略合作和低水平的名义战略合作（见表1）。

首先是全面战略合作。在“精英收益高且站队成本低”的情形下，美国对泰援助契合泰国执政精英的执政利益，中美实力悬殊使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低，泰国倾向于与美国实现紧密同盟。泰美同盟呈现全面战略合作，主要表现为泰国希望并允许美军长期驻扎泰国、泰国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作战，以及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所占比重较大。

其次是有限战略合作。在“精英收益低且站队成本低”或“精英收益高且站队成本高”的情形下，要么站队成本低但美国对泰援助无益于泰国执政精英的执政利益，要么精英收益高但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因中美实力差距大幅缩小而变高，泰国均倾向于与美国维持有限同盟。泰美同盟呈现有限战略合作，主要表现为泰国拒绝美军长期驻扎但允许美军短暂使用泰国军事基地、泰国象征性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战斗性军演是泰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主流，以及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所占比重较大但相对下降。

最后是名义战略合作。在“精英收益低且站队成本高”的情形下，不仅美国对泰援助无助于泰国执政精英的执政利益，而且中美实力差距甚微使泰国继续站队美国的成本高，泰国倾向于与美国保持松散同盟关系。泰美同盟呈现名义战略合作，主要表现为泰国拒绝美军长期进驻且严格限制美军使用泰国军事基地、泰国不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泰美联合军事演习多为非战斗性军演，以及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所占比重较小。

三、泰美安全合作弱化的历史演进

1948年4月，銮披汶第二次出任泰国总理，随即请求美国援助，此时美国并未重视东南亚，加上对泰国反共政策的怀疑，美国对援助泰国态度消极。1950年初，情况发生重大改变。一是东南亚成为美国遏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阵地，如杜鲁门1950年4月批准的《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NSC64）文件称“美国要坚决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二是泰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反共阵营，1950年2月，泰国响应美国号召承认越南的保大政权，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泰国更是首个宣布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亚洲国家。1950年10月，泰国与美国签订关于军事援助的协定，两国关系不断升温，1954年泰美同盟建立。此后，泰美安全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整体弱化之势。

3.1 全面战略合作阶段（1954—1974年）

1954—1974年，美国对泰援助规模大，泰国三位军事精英相继实现长期执政，精英收益高。1954—1974年的泰国政局，军事精英执政接近二十年，文官精英执政仅一年半。在此期间，泰国是美国遏制战略在东南亚的重要支点，美国向历届军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一方面，在政治援助上，1954—1957年的銮披汶、1958—1963年的沙立和1963—1973年的他侬·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军政府均获得美国支持，以銮披汶为例，1954年泰国政治出现总理銮披汶、警察总监炮·是耶暖和陆军司令沙立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拥有强大武装的炮·是耶暖和沙立，銮披汶仍能担任总理，除炮·是耶暖和沙立的相互制衡外，美国支持亦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向泰国提供了巨额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更加侧重军事援助。有数据显示，1954—1974年间美国累计向泰国提供了约12.1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期美国向泰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合计约7.01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美国并不在意泰国执政精英的上台方式，美国实际关注两点，一是执政精英自身实力是否足够强大，二是执政精英反共政策是否足够坚定，相比实力薄弱且反共政策摇摆的文官精英，美国倾向于大力扶植实力强大且反共政策坚定的军事精英。

而这一阶段中美实力悬殊，泰国高度配合美国的东南亚反共路线，站队成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和“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但相比美国仍差距明显，有研究显示197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仅为美国的37%。从万隆会议到沙立第二次政变，中泰关系曾一度缓和，一是双边直接沟通渠道的恢复，泰国派遣政界、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多次秘密或公开访华，銮披汶的亲信桑·帕他努泰更将他的一对子女送到北京留学；二是双边贸易额的大幅上升，从1955年仅57万美元跃升至1958年的995万美元。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泰国与中国的关系再次恶化。从表面看，应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是泰美同盟建立及强化的基础，泰国历届军政府基本严格遵循美国的反共要求，对内镇压国内左翼运动，对外与共产主义国家敌对。实际上，泰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巅峰在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在泰国国内的声势有限，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相当程度上只是军政府暴力镇压国内异见人士和获得美国援助的工具。可见，所谓“共同威胁”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影响，美国对泰援助取决于泰国是否服从美国战略需求。

在精英收益高且站队成本低的作用下，泰美同盟呈现全面战略合作的态势。第一，美国两次在泰国大规模部署美军。1954—1961年间驻泰美军的规模并不大，1961年，为建立一个向老挝运输物资的直升机基地，2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驻泰国东北部的乌隆。此后，美军两次大规模进驻泰国。第一次只是短暂部署。1962年5月6日，老挝左翼武装巴特寮攻陷老挝北部毗邻中老边境的南塔，泰老边境局势骤然紧张，随后泰美两国达成关于美军临时进驻泰国的安排，5月17日，首批1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曼谷，包括技术人员、陆军、空军部队的其他军事力量后续抵达，至5月31日已有超过6400名美军进驻泰国，其中作战部队3000人，最终达到10000人的规模。同年7月，老挝危机结束，美军开始撤离泰国。第二次则是长期部署。1964年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军事介入进一步升级，泰国积极配合美军需求。一方面，泰国为美国的空军作战、特种作战、情报搜集和后勤保障提供基地。大批美军陆续进驻泰国的7个空军基地——廊曼、塔克里、呵叻、乌隆、乌汶、乌塔堡、那空帕侬，1965—1968年，美军对北越和老挝75%的空中打击行动从泰国基地起飞。1964年底，驻泰美国空军有3000人、75架飞机；1968年顶峰时，驻泰美军约5万人（空军33 369人）、600架飞机；1974年底，驻泰美军仍约2.5万人、350架飞机。另一方面，泰国为参加越战的美军士兵提供疗养地。1965—1966年和1970—1974年两个时间段到泰国休养的美军士兵总计达到172200人次。

第二，泰国两次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作战。第一次是泰国参与美国在老挝的隐蔽行动。泰美对老挝政府军和赫蒙族武装进行军事培训，1961年底，已有5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营兵力的老挝政府军完成培训，赫蒙族武装的规模达11000人；泰美开展直接的地面和空中军事行动，地面部队主力是一支由美国中情局资助建立的泰国特种部队和一支201人的泰国炮兵部队，空中部队则由美、泰、老三国飞行员组成并直接受命于美国驻老挝大使；1962年末，泰美成立联合指挥中心，负责在老挝的秘密军事行动和情报搜集工作。第二次是泰国派兵参加越南战争。1964年5月，美国出台了旨在拉拢其他国家出兵越南战场的“更多旗帜”计划，为获得更多的美国援助，泰国积极响应。同年9月，一支由16人组成的泰国空军分队抵达越南，1967—1969年，泰国共派遣三批地面部队到越南战场，总兵力超1.3万人，这一兵力相比另外几个美国亚太盟国，高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仅次于韩国。

第三，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占比极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的数据显示，1954—1974年间，泰国106项武器采购订单中81项是美国武器，占比76%，这一时间段泰国军购项目的趋势指标值（TIV）是24.38亿，其中美国武器的趋势指标值为20.33亿，占比83%。

3.2 有限战略合作阶段（1975—2008年）

1975—2008年，美国对泰援助显著削减，泰国军事精英和文官精英各一人实现长期执政，精英收益低。这一时间段的泰国政局动荡，军事精英执政合计十四年，文官精英执政合计二十年，却仅两人实现长期执政，分别是执政八年的军人总理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和首位连任成功的民选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越南战争后，美国在东南亚长期奉行战略收缩政策，对泰援助虽在炳政府（1981—1988年）和他信政府（2001—2006年）时期均出现回升，但整体下降。在政治援助上，不是所有的军人执政或文官执政都能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炳政府和他信政府期间泰美关系两度升温。炳政府追随里根政府的反苏战略，对内成功瓦解泰共，对外抗衡与苏联结盟的越南，1983年泰美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他信政府配合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2003年泰国成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但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援助规模整体呈现收缩态势，仅在炳政府和他信政府时期相对有所增加。有数据显示，1975—2008年间美国向泰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合计约18.04亿美元，其中年均军事和经济援助在1975—1991年为7898.5万美元，而炳政府时期约1.03亿美元，在1992—2008年仅2713.9万美元，而他信政府时期约3792.2万美元。可见，此时美国对泰援助仍偏重实用主义，无论泰国是军事精英还是文官精英执政，迎合美国战略需要才可能获得有限支持。

这一阶段中美实力差距依然较大，泰国对美政策的自主性相对增强，站队成本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提升，不断赶超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但与美国差距依然显著，尤其在美国一超独大的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显示，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25%。与此同时，泰国对美政策的自主性相对增强，主要表现是中泰关系的长期友好发展。政治上中泰高层交往密切，泰国多数总理先后访华，其中炳两次、他信三次，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亦先后受邀出访泰国。军事上中泰开启并保持合作，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泰国抵御越南威胁，通过无偿援助或优惠销售的形式向泰国转让了相当规模的武器装备和弹药；1996年，中国向泰国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99年2月，中泰两国签署了《中泰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此后双方在军队高层互访、武器贸易和联合军演等领域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扩大。经济上中泰双边贸易持续增长，根据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的贸易数据集（Trade v4.0），1975—2008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0.36亿美元增长至560.1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整体稳定、非对抗是这一时期泰国自主性增强的重要条件，中泰建交和20世纪80年代中泰军事合作的背景是中美合作抗苏。对泰国而言，中国援助可填补美国援助削减后的缺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资金。倘若中美关系相对紧张，泰国仍倾向于配合美国对华政策，1991年中泰关系相对趋冷，时任泰国总理阿南·班雅拉春（Anand Panyarachun）回忆称，“我们在中美之间并非被迫站队。彼时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精英收益低和站队成本低的作用下，泰美同盟呈现有限战略合作的态势。第一，泰国拒绝美国驻军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1975年2月，社尼·巴莫（Seni Pramoj）政府上台，旋即要求美军全部撤离泰国；同年5月“马亚克斯”号事件爆发，泰国不愿卷入美国与民柬的冲突，但美国明知泰国反对却依旧使用驻泰基地实施武力营救，这进一步坚定了泰国要求美军撤离的决心；1976年7月，驻泰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离泰国。此后泰国不再同意美军的常态化进驻，美国曾三次提出希望将海军军舰在泰国湾停靠部署，第一次是1994年，被川·立派（Chuan Leekphai）政府婉拒，后两次在2001年，均遭他信政府拒绝。与此同时，在美国进行重大军事行动需要泰国配合之际，泰国通常限期开放其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1993年泰美达成关于美军可在泰国进行后勤补给的协定，1996年克林顿访泰期间两国达成共识，泰国同意在危机期间允许美军临时使用其军事设施。1983年，泰国允许美军使用隶属泰国海军的乌塔堡基地，后续的1991年海湾战争、1997年柬埔寨撤侨行动、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美军均利用乌塔堡基地进行补给、中转或集结等。2005年，乌塔堡基地被美国评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合作据点”（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其特征是仅有少数美军人员常驻。

第二，泰国象征性地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越南战争后泰美再无联合作战的经历。美国不直接介入泰国的军事冲突，主要通过两种间接方式提供援助：一种是补充武器弹药，1983年泰越冲突再次爆发，美国迅速向泰国运送了新型155毫米增程榴弹炮和“红眼睛”防空导弹；另一种是培训泰国军队，2004年泰国南部分离主义暴力冲突升级，2002—2006年共有超过2500名泰军士兵接受了美军特种部队的反恐培训。与此同时，泰国极少参加美国的海外战争，即使派兵也只是少量的非战斗部队。2003年伊拉克战后重建，2003年9月至2004年9月泰国分两批共派遣了866名士兵到伊拉克执行非战斗任务，每批驻扎6个月，其中第一批的423人中有2人遇袭身亡，第二批派驻结束后，泰国以应对泰国南部局势为由拒绝了美国希望其继续派兵的请求。

第三，战斗性军演是泰美联合军演的主流。一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军演（Cobra Gold）是泰美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1982—2026年间已举办了45届（仅1992年停办），其重要性和规模远超其他泰美军演。1982—2008年，泰美对“共同假想敌”的认知相对一致，“金色眼镜蛇”军演多为战斗性军演，只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应对目标。1982—1990年，泰美联合军演主要是对抗苏越同盟，例如1987年军演总兵力约5000人，模拟击退泰柬边界方向的越南入侵；1991—2001年，这一阶段的联合军演主要是维护地区稳定，例如1998年军演总兵力约16850人，设想是在东南亚地区冲突中执行维和任务；2002—2008年的军演目标是遏制恐怖主义，例如2002年军演总兵力约21700人，首次突出了反恐作战训练。

第四，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仍居首位，但占比大幅下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75—2008年间，泰国308项武器采购订单中142项是美国武器，占比46%；泰国军购项目的趋势指标值是96.14亿，其中美国武器的趋势指标值为45.95亿，占比47%，相比全面战略合作阶段，分别下降了30%和36%。

3.3 名义战略合作阶段（2009年至今）

2009年之后，美国对泰援助规模小，泰国仅一位军事精英实现长期执政，精英收益低。2009—2025年的泰国政局，军事精英执政达九年，文官精英执政仅八年，只有1人实现长期执政，即连续九年执政的军人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 Chan-ocha）。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相对中国的影响力优势，美国东南亚政策从相对漠视转向高度重视，美国对泰援助总量增加但泰国军事精英利益不增反降。在政治援助上，频繁更迭的文官政府极少遭到美国的政治反对，巴育政府时期泰美关系却明显遇冷。一是美国反对巴育政变夺权，2014年5月巴育发动政变，美国明确反对且暂停军事援助，次年1月，时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 Russel）访泰，希望改善双边关系，却在朱拉隆功大学的演讲中批评巴育政府，结果无功而返。二是美国对泰长期政治施压，2021年12月和2023年3月的两届“民主峰会”泰国均未获美国邀请。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虽然总量增加但对军事精英和文官精英均无吸引力。有数据显示，2009—2020年美国向泰国提供了约9.19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年均约7657.8万美元，这一数字相比1992—2008年显著回升；然而，年均军事援助仅776.0万美元，远远不及炳时期的6730.4万美元，相比他信时期的1227.6万美元亦大幅下降。即使是美国重点提供的经济援助，对2014年体量就已超过4000亿美元的泰国经济而言贡献有限。简言之，此时美国对泰援助不但强调价值观条件，而且规模仍有限，泰国军政府和文官政府均不愿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

这一阶段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泰国对美政策的自主性进一步强化，站队成本高。21世纪初，中国迎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美国陷入全球反恐的泥淖，中美实力差距大大缩小，有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82%。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者”，泰国反而进一步提升其对美政策的自主性。政治层面，中泰高层往来依旧频繁。2009—2024年，5任泰国总理均访华，其中巴育访华达5次，政治局常委级中国领导人访泰则共计10次。军事层面，中泰安全合作升级。尤其是2014年政变后，中泰军演规模和军备贸易额均创历史新高。2016年5月，“蓝色突击-2016”中泰海军陆战队联合训练在泰国举行，这是继“蓝色突击-2010”和“蓝色突击-2012”后两国海军陆战队举行的第三次联合训练，其兵力规模、装备种类、演练科目等均超以往；同年7月，泰国宣布从中国购买三艘S26T型常规动力潜艇，价值约为10亿美元，这是中泰军备贸易史上最大的单额记录。经济层面，中泰经贸联系加深。2012年中国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2024年中泰贸易规模大幅增长，从697.5亿美元增长至1339.1亿美元。面对大国竞争，保持平衡是泰国的理性选择。2018年10月泰国发布《国家20年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年）》，该报告指出泰国致力于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相比倾向干预他国内政的美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中国一定程度上甚至更受泰国欢迎。2007年2月，泰国国家电视台邀请中美英三国大使同台访谈，对于2006年政变，美国和英国大使均表达了不满之意，而中国大使尊重泰国主权的表态更受泰国各界好评。

在精英收益低但站队成本高的作用下，泰美同盟呈现名义战略合作。第一，泰国对美国使用本国军事基地的审批更加严格。泰国往往婉拒可能影响其与第三方关系的申请。泰国审批原本相对宽松，甚至被视为例行公事，美国战机每年利用乌塔堡基地起降1000多架次，其中包括执行情报收集任务的战机。201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继续使用乌塔堡基地的申请被英拉政府延迟审批，理由是涉及对华情报活动，担心影响中泰关系。2015年，美国以监测罗兴亚难民的海上偷渡为由申请使用普吉机场，巴育政府亦未直接批准。此外，泰国倾向于对执行非军事任务的申请发放短期许可。例如2015年4月底尼泊尔发生大地震，5月初泰国批准美国救援行动的申请，允许美国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进驻乌塔堡基地，为期三周。

第二，泰国未再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一方面，美国在泰国与他国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典型代表是2008年和2011年的两次泰柬边界冲突，美国不但保持中立还加强和柬埔寨的军事关系，2010年7月美国首次与柬埔寨举行了名为“吴哥哨兵”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引起泰国的极大不满。另一方面，泰国对参与美国海外战争的态度更加消极。2014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快速崛起，全球反恐形势急剧恶化，美国牵头成立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The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在亚太地区的6个美国条约盟国中，泰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该联盟的国家。

第三，非战斗性军演成为泰美联合军演的主要形式。从参演国数量和演习任务看，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金色眼镜蛇”军演虽然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从主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兼顾的转变，但泰美两国始终是军演的主导力量。2009—2026年，泰美对共同假想敌的认知分歧明显，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应对大国竞争而泰国仍聚焦国内安全，“金色眼镜蛇”军演多属非战斗性军演。更重要的是，“金色眼镜蛇”军演规模整体缩小，以总兵力10000人作为军演大小年的衡量标准，2000—2008年间只有2个小年，规模最大的2002年，美军参演兵力约14000人，泰军参演兵力约7700人；但2009—2026年间小年高达9个，规模最大的2010年总兵力仅约14000人。此外，中国也成为参演国，2014—2024年间中国连续受邀参加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科目的演练。以“金蛇眼镜蛇-2024”多国联合军演为例，中国应邀派遣25名官兵参加人道主义救灾演练，该演练以多国部队联合协助受灾国政府展开应急救援行动为背景，内容包括人道主义工程援建、人道主义救灾减灾桌面推演、高级论坛、实兵演练等民事活动。

第四，美国武器在泰国军购中占比进一步降低，完全失去主导地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9—2025年间，泰国181项武器采购订单中39项是美国武器，占比仅22%，泰国军购项目的趋势指标值是40.29亿，其中美国武器的趋势指标值为5.02亿，占比仅12%，相比有限战略合作阶段，分别下降了24%和35%。

四、结语

1954年泰美同盟正式建立并存续至今，为何其安全合作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却独呈弱化趋势？基于既有研究，本文试图从泰国角度提出一个理解泰美安全合作的理论视角，进而梳理泰美安全合作弱化的过程。研究发现，泰国对待泰美安全合作的立场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泰国决策精英的收益，军政竞争下泰国决策精英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长期执政，若美国对泰援助有助于泰国决策精英的执政利益，则精英收益高，反之，则精英收益低；二是泰国追随美国的站队成本，灵活追随是泰国对大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若中美实力悬殊，则站队成本低，反之，则站队成本高。受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泰美安全合作呈现三阶段弱化之势：当精英收益高且站队成本低时（1954—1974年），泰美同盟呈现全面战略合作；当精英收益低且站队成本低时（1975—2008年），泰美同盟呈现有限战略合作；当精英收益低但站队成本高时（2009年至今），泰美同盟呈现名义战略合作。

不对称联盟中弱国的自主性是近年来联盟政治研究里相对热点的议题，涉及不对称联盟的建立、管理和瓦解等方面。美国联盟体系是典型的不对称联盟，弱国与强国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使不对称联盟的安全合作通常取决于强国态度，然而泰美同盟不断弱化的案例表明，弱国在不对称联盟安全合作上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因此，本文提供了一个从泰国角度观察泰美安全合作弱化的理论视角，有助于理解不对称联盟安全合作演变的弱国立场。弱国决策精英利益和弱国战略文化或许是影响弱国立场的主要因素。同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泰国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泰国自主选择的结果。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即使美国大幅提升对泰援助，泰美安全合作可能恢复到有限战略合作，但难以重现全面战略合作；对于其他亚太盟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趋势，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更多亚太盟国可能选择停止强化甚至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此外，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联盟投入和联盟可靠性双双下降，盟国的联盟负担却明显上升，泰美同盟短时间内无强化之迹象，其他美国亚太双边同盟弱化的可能性亦增加。对此，我国应深化与泰国的政治互信、安全合作与经贸往来，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同时拓展与美国及其他亚太盟国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支持其坚持战略自主。

来源：《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