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彦陶，德国慕尼黑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古典文献和写本研究。

提要：明末出现的三卷本《王无功集》与此前的五卷本和二卷本并无关系，实为南宋初主要从《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唐诗纪事》摘录王绩诗、赋、文而成的一个新辑抄本。明末的林抄本是此三卷本现存最早的本子，后在明本《文苑英华》刊行(1567)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之间，又被辑者从诸总集、类书、笔记等资料中辑补若干诗文而成新的三卷本。辑补后的三卷本继续分化出两个系统：一是赵琦美抄本系统，其录诗顺序略有调整；二是孙星衍藏抄本系统，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录诗顺序。此三卷本之形成过程让我们看到，在抄本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影响着别集、总集、类书、诗选和笔记等不同类型文本的生成和相互更替，而后者反过来又塑造着读者的需求和对文学史的想象。

关键词：王绩　三卷本《王无功集》　版本　抄本文化

前言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唐初太原祁人，新旧《唐书》皆有传。（吕才序、《自撰墓志》等皆持太原人说法，新、旧《唐书》称为绛州龙门人，详细考辨见张锡厚《王绩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268页。）《旧唐书·艺文志》载有《王绩集》五卷，其友人吕才所编。后来唐末大儒陆淳曾删为二卷本。（关于陆淳删诗成集的记载，见其《删东皋子后序》，收录于王绩《王无功文集》，韩理洲会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此序目前可见最早载录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刊本《唐文粹》卷九十三。）就目前文献目录著录的情况看，自宋至元明之际，似乎五卷本为通行本；明末到20世纪80年代，通行本变成了三卷本，其主要传本有明人林云凤抄本、赵琦美抄本和清人孙星衍藏本。有学者认为三卷本是宋明以来在陆淳二卷本(林云凤抄本)基础上的增补本。（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古典文献研究》2012年第15期，第267—287页。）今人韩理洲、张锡厚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他们所据的底本为清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校抄本、清人朱筠家藏手抄本和清陈氏晚晴轩抄本，三本共属一个系统。以上诸本均见《中国古籍总目·集部》著录。（《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6页。）

自田晓菲提出明末林云凤抄本为“陆本的再现”（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76页。），学界不无争议。如陈尚君认为“(三卷本)不尽为陆淳原本，陆续有人将伪诗补入”，而且“三卷本可能出自后人之分拆”。（陈尚君《诗人王绩的两种文集及其佚诗》，《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第38—39页。应当指出，如下文所述，田晓菲所论林抄本与陈尚君所论三卷本，虽然底本一样，但其实已经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本子。）这里的分拆，从陈尚君的文章看，应是指对五卷本的分拆。此外，也有人提出三卷本(系统)可能是五卷本的改编本，又或是在陆淳二卷本基础上进行重大改编的本子，甚至可能是与陆淳二卷本毫无关系的新编本，总而言之，二卷本与三卷本关系不大。（刘鹏《〈王无功文集〉版本问题新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卷第5期，第76—79页。）郎瑞萍依据三卷本诗文来源均见于宋以来总集、诗选和笔记等材料而提出，明清以来的诸三卷本都是明人的辑本，且“非由一本派生，而是成于多人之手”，其出现与明代的辑佚之风有关。（郎瑞萍《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文献》2019年第6期，第141—149页。）

田晓菲基于其结论对传统上王绩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批评和修正，也从抄本文化的角度提出“我们必须直面文本流传史中的抄写/编辑整理/遴选活动，评估它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版图”。（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87页。）她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她将林云凤抄本看作“陆本的再现”来反思文学史却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不少学者也已经对三卷本与陆淳删本的关系提出质疑。但他们对三卷本形成问题的意见还值得商榷。

实际上，林抄本是宋时某人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选录而成的一个辑本，后在晚明又被人从《万首唐人绝句》以及当时可见的一些类书、总集、诗选、诗话和笔记等补辑了一些诗文。这向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抄本文化下的文学史思路：总集、类书等二手文献对个人的集类文献的流传，以及其对文学史的书写问题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一、现存三卷本的版本系统

以下根据《中国古籍总目》和各图书馆存本的题跋后序，以及明清以来书志目录，梳理一下主要三卷本的关系及流传（以下目录及现藏信息均见《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一册，第56页。凡此节提到的序、跋、校记等均见诸处所藏原书，不单独作注。），并按诸本流传关系和录诗顺序关系分成三个系统：

（一）系统甲（林云凤抄本）

《王无功集》三卷，明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有林云凤跋，跋文书于明万历壬寅年(1602)。但该本实为其父亲手录，时间约可上溯到明末隆庆至万历初年间。（林云凤出生于1578年，其跋文称该抄本乃渠父手录，且此本久在箧中，故其手录抄写时间或可判断在16世纪中后期。跋文可参见王绩《王无功文集》，韩理洲会校，第223页。）此本前录被删减过的吕才《东皋子集序》(删节版)（与出现于清末的五卷本相比，此抄本(甚至所有三卷本)的《东皋子集序》被删去了大量内容，为与五卷本所录之吕才《序》相区别，均在其后附“(删节版)”以示说明。），以及陆淳《删东皋子集序》(但书名却作《王无功集》，这个问题下文将述)。上卷为《游北山赋》1篇，卷中为诗29首（比赵抄本少25首，比孙本少26首(多出的一首为《咏怀》，为孙星衍所补)。赵、孙本多出的诗的来源，张锡厚、田晓菲以及郎瑞萍等人均有考证，其中十五首绝句来自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九首可追溯至宋以来类书、总集和笔记这些至今可见的资料，参见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73—276页)，郎瑞萍《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第144—146页)。），卷下为文11篇（与孙本同，比赵抄三卷本少了《仲长先生传》《祭处士仲长子光文》和《自撰墓志》。）。张锡厚认为有可能是明清辑补王绩文集前的“原始型”三卷本，是更接近陆淳删本的本子（张锡厚《王绩研究》，第172页。），田晓菲认为是“陆本的再现”（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76页。），郎瑞萍认为是林氏辑本。此本是三卷本中年代最早的。

（二）系统乙（孙星衍藏抄本）

此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藏有微缩胶片，《王无功集》，缩微品号：CBM0936。），即孙星衍岱南阁刻本之底本。孙星衍称此本为“影写宋椠本”，然据孙星衍自己手录于抄本后的余萧客跋（“集为北宋椠本，吴松岩影抄。予以注先君《苏黄沧海集》，托再从弟仁山转借得之。从游吾子再请影写，以四日有半而毕。然吴本当有脱误，当求元本及别本正之，良不易得，如何。乙未初秋萧客。(伯渊录)”）可知：1.此本实为余萧客影写吴松岩影抄本的再传抄本，既非余氏抄本原本亦非吴氏抄本原本；2.余萧客跋文指出吴氏抄本为吴松岩据北宋椠本所影抄；3.但吴松岩抄本究竟是否据宋本影写，由于未见吴氏抄本原本或吴氏之跋，因此不能据以上信息而轻下定论，所谓的宋椠本很可能只是余萧客自诩而已。（田晓菲、郎瑞萍等均持此见。）

是本题名为《王无功集》三卷，前录吕才序(删节版)，无陆淳序。其录诗顺序与林抄本基本一致。在某种意义上，孙所据底本和林抄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都收录文11篇，较赵本缺少《祭处士仲长子光文》和《自撰墓志》两篇；书名和序名都存在冲突，序均为“东皋子集”，书名却作《王无功集》，这个书名此前无任何书目记载，林抄本和孙本是最早的。最重要的是，除了《山中叙志》的位置不同，以及孙本多出《石竹咏》一首，林抄本与孙本开头的28首诗及录诗顺序都是一一对应的。而此两本与赵抄本的顺序区别较大。

此本最后录有“补遗”（自《永乐大典》录出《三日赋》和赞文十三首，自《唐文粹》录出《与陈叔达重借隋记书》《重答杜君书》二篇等。），为孙星衍据《永乐大典》和《唐文粹》等录出，后均刊入其刻本之中。（孙刻本《丛书集成》有影印本。罗振玉《王无功集三卷·补遗一卷》即据此刻本，其内容和编序完全相同，仅增补《重答陈尚书书》一篇，并作校勘记。）

（三）系统丙（赵琦美抄本）

此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自赵氏后，此本收录于清钱遵王(1629—1701)《读书敏求记》，见钱曾《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冯惠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61页)。钱氏之后，是本为张金吾(1787—1829)所藏，录入其《爱日精庐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7页)。张氏书后被其侄张承涣所夺，最后辗转归瞿镛(1794—1846)藏，录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1908年常熟瞿氏罟里家塾刻本，叶十二)。现藏国家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亦藏有“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抄本”，备录于此。），題名为《东皋子集》三卷，题名与吕才、陆淳序名相同，而与林抄本和孙本不同。是本前录吕才君英撰《东皋子集序》(删节版)；平原陆淳化卿撰《删东皋子集序》；全部正文结束后（《四部丛刊续编》集部有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抄本之影印本，但却将正文内容全部移至赵琦美的跋文之后。），又收有《新唐书》的《东皋子传》，又录苏轼《书东皋子传》，其后又有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录陈振孙解题、《周氏涉笔》语和晁公武解题而写的介绍。介绍后为赵琦美跋文；跋文后有“附”，内容是他人答王绩诗四首，其中包括朱仲晦(即朱熹)的《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此诗在前面两个系统的版本中均录于“卷中”。赵琦美跋文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自称录自“金陵焦太史本”。

同出焦太史(焦竑)本的（还有陆漻收录的“王无功《东皋子集》三卷。辛未。焦弱侯太史藏本”，可惜今佚，见陆漻《佳趣堂书目集部》，雍正八年(1730)刻本，叶二十二。）还有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吴翌凤所校《东皋子集》三卷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东皋子集》两种均有吴氏校勘跋文，善本书号分别为09620和13869。根据09620号抄本跋文可知，09620实为黄丕烈据己藏抄本过录吴校与跋并自跋本；13869有吴氏之印，且09620抄本有据后者校改的痕迹，可知13869抄本为吴氏真本。由于二者版面和页数完全一样，与赵本亦几乎相同，因此应该都是影抄焦竑本之抄本，但三者笔迹均异，当为不同人所抄。另外吴氏校书时间在1775年，焦竑和赵琦美都比他早百余年，因此吴本或非吴氏手抄，他只是校对并跋，故此处称为吴氏所校抄本而非“吴抄本”。黄丕烈本和吴翌凤校本一样，为方便行文，统称为吴校本。），附录一卷(吴氏校文书于1775年，但不能据此确定该本的抄写年代)。经对比，吴校抄本与赵抄本收录内容及其顺序、每页行数(9)、每行字数(20)和页数(46)几乎完全一样，必定都是据焦竑本影抄而来。（赵本和吴校本(以及黄丕烈本)还是有些许差异的，但并不能否定它们同出焦竑本之结论。赵本一开始抄的吕才序(删节版)偶尔出现每行字数不同的情况，却极力保持与底本一样的行数，之后所抄录内容的版面则基本与吴校本和黄丕烈本无异，说明是一开始抄写时不审慎，后来则严格按照底本抄写。而吴校本和黄丕烈本则始终严格按照底本格式影抄，这说明吴校本只能是根据焦竑底本而非赵本所抄。）不过，赵本最后“东皋子集附”所录四首诗是在《新唐书·东皋子传》以及晁公武的解题之后，而在吴校本中，《传》和解题等都在四首诗之后，均作为“东皋子集附录”的内容，而且附录的最后两首答诗的顺序不同。吴校本附录的结构顺序与明黄汝亨刊本一样，据黄汝亨刊本序，其底本亦为焦竑“出以授”之而缮刻的。（虽然吴校本(和黄丕烈本)出现时间较晚，但不是据黄汝亨刻本所抄：一是两者每行字数不同(前者20，后者18)；二是黄汝亨刻本前先录吕才序(删节版)，后录“目录”，而后是陆淳序，最后是正文，吴校本则是先录二序再录“目录”；三是例如吴校本、黄丕烈本以及赵本均作“杜松之”，只有黄汝亨本作“杜之松”，由于正确的名字即为“杜之松”，可见焦太史底本本作“松之”，前三者乃据焦竑底本而误，黄汝亨本虽亦据焦竑本而刻，但他在文字和一些收录顺序上却有校改。综上，四本均以焦竑本为底本，但又都有所不同。）

差别较大的，是崇祯辛巳年(1641)刻本，由明人曹荃等人校定，国家图书馆有藏。前有曹荃《东皋子集序》，据此序，曹原本只读过《醉乡记》，尔后“卒读《东皋集》”，于是自己对是集作了裁、定后再刻板刊行。此本前亦收录河东吕才君英撰《东皋子集序》(删节版)；唐陆淳撰《东皋子集序》；改“卷上中下”而以“卷之一、二、三”分卷。诗歌顺序与赵抄本略不同。曹荃又将他人答王绩诗、书均置于本首之下，但缺《答王无功冬夜载酒乡馆》一诗；杂著类将《登箕山祭巢许文》置于《祭关龙逢文》上，明显有按人物时代先后排列的目的。又比赵抄本多收《杜之松答王绩书》和《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张锡厚认为此本是“充分吸收明人辑补王绩佚诗重要成果的特点”，“是明人编定”(《王绩研究》，第177页)。）书后附录刘昫《王绩传》、宋人宋祁《王绩传》(即《新唐书》之《东皋子集传》)和苏轼《书东皋子传》；并有《遗事》，为《文献通考》转引晁公武所载而不见于吕才序(删节版)之事。从所录序文、诗歌顺序以及引用晁公武解题等特点可知曹本实亦源自焦竑本（郎瑞萍亦持是见，见《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第148页。），只不过曹氏根据自己的想法对整体结构作了不少调整和增补。

综上，赵琦美本、吴翌凤本、黄汝亨本和曹荃本都是出自焦竑家藏本。由于这个系统最早可见的为赵抄本，为方便行文以及与前人研究保持一致，本文仍以“赵抄本”代表这一系统。

二、三个文本系统的关系

张锡厚认为林抄本可能是“明清各家开始辑补王绩诗文之前具有‘原始型’的三本卷”，并且“更加接近陆淳删的二卷本”。田晓菲进一步认为是“陆淳本的再现”。但已经有人从田的立论基础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如陈尚君和郎瑞萍。如前所述，郎瑞萍认为三卷本是明人辑本，而且各本录诗顺序、文字、收录内容都有不同，故可分为四个版本(林本、孙本、赵本和张燮本)；她认为这四本是“非由一本派生，而是成于多人之手”（郎瑞萍《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第148页。）。三卷本与陆淳二卷本无关几成定论，但郎瑞萍说是明朝四个人分别辑佚而成，则是值得商榷的。

（一）诸三卷本的关系辨析

郎瑞萍虽然看到了诸本之间的差异，但却忽略了它们的相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收录的内容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假若真如郎瑞萍所言是四个人分别作的辑本，那么就必须假定他们都拥有且使用了完全同样的资料，而且他们选录的标准甚至连对大部分诗文的排序这种偏好都是高度一致的，这是不可能的。通过对比诸本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我认为三本是出自同一祖本的。

例如，诸本都选择了按文类分成赋、诗、文的上中下三卷。而且卷下“文”的部分，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里要特别感谢曾祥波先生，是他启发笔者，诗的顺序在版本研究中往往是比异文更为重要的因素，异文受到抄手的影响很大，但录诗顺序受影响则很小。）唯一的不同是林本和孙本比赵本少了《自撰墓志》和《祭处士仲长子光文》两文，林本又比两本少《仲长先生传》一文。按前人考证，诸本收录文章几乎都能从《文苑英华》中找到(当然包括了上述三文（《仲长先生传》出自《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六，《自撰墓志》在卷九百六十一，《祭处士仲长子光文》在卷九百七十八。）)，因此很难想象林云凤父亲和孙藏抄本编者两人都看不到《自撰墓志》和《祭处士仲长子光文》，是他们所据之《文苑英华》都刚好缺少这两卷吗?更难想象的是，前人考证三卷本也都依据《唐文粹》进行了辑佚，但是他们都看不到其中的《重答杜君书》和《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此两文是孙星衍作刻本时作为补遗附在最后的，并不见于诸抄本。），难道他们又很巧合地都缺少了收录此二文的《唐文粹》部分吗?若按诸本收录文章的顺序来排列其出处(标*者为林本和孙本所无)，还可发现更重要的相似性：

表一　《王无功集》收录文章来源

若从出处看，同属一卷的都在一起，似乎可以说他们都是依《文苑英华》逐卷而辑佚的。但奇怪的是，他们都不是按卷次先后辑录，而很明显是依据文章内容类别分成书信、记、传、祭文和墓志，而且他们这些分类的先后顺序竟然也是一致的!这更是无法用四个人分别作辑本来解释的。

就算是顺序差异最大的诗的部分，其实也呈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今亦将诸本录诗顺序列表如下：

表二　《王无功集》诸三卷本录诗顺序比较

观察上表很容易就能看到：

1.孙藏抄本前面30首的顺序与林抄本的29首几乎是一样的。

2.尽管孙本和赵本在整体上的录诗顺序是不同的，但还是可以看到像如《北山》到《独坐》4首形成一个录诗顺序完全相同的小版块A，从《过酒家》到《看酿酒》16首又是一个小版块B，从《食后》到《咏巫山》又是一个小版块C。除去这些小版块之外，林本、孙本和赵本剩下的诗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这些小版块的诗应该更像是如张锡厚所说的“原始型”三卷本的内容。这些内容必然是后来补入，而其呈现出如此相似的版块和顺序，真无法想象是由数人各自辑佚而成的。

3.因此，赵抄本的录诗顺序虽整体上与孙本和林本相比显得混乱，应该只是该抄本的抄写者对录诗顺序作的调整。这些调整背后可能隐藏了抄写者诗歌分类的一些新想法，如其将林抄本中分散的《游仙四首》《策杖寻隐士》《赠学仙者》和《黄颊山》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版块，这些都与仙隐有关。

4.如韩理洲和田晓菲指出的，上述表中a-l首均见于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题目、录诗顺序都一致，必然是从《万首》摘录下来。但上述另外两个小版块B和C的诗歌来源相对复杂，因此两个抄本都呈现出重合度如此高的小版块，如果是后人所辑补，那只能是同一个人所补；两个抄本所据的“王无功集”底本也必然是同一个。不可能存在两个互相不知情的人，他们竟然如此巧合地使用了相同的书、相同的顺序来排列这些补诗（例如来自蒲积中《岁时杂咏》的《九月九日》，《咏巫山》可能来自杨慎《升庵诗话》，《野望》来自高棅《唐诗品汇》，《独坐·问君樽酒外》来自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引《周氏涉笔》，《北山》来自杨慎的《千里面谭》，就算是有两个辑补者都参考了一样的书，但是他们抄录的顺序也不可能如此相似。）。辑补的工作也不会是不同时期的抄写者按照自己当时看到的资料进行补充，因为就目前文献所见，这些补入诗歌的顺序与其所征引诸资料的时间并不是对应的：例如《北山》收录在前，但其所据材料出现的时间比洪迈《万首》的十余首要晚得多。也就是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根据这些书作了几乎全部的辑补，然后在这个辑补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至少两个抄本(即孙本和赵本)。另外需要指出的就是，赵本、曹本、吴翌凤本以及所有出自焦竑本的书名都是《东皋子集》，显然，焦竑本是某个人依据这个原始的辑补本重新排序，并又作了一些补充，然后将原来抄本的书名改成《东皋子集》的。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历来书志目录和陆淳序都是称二卷本为《东皋子集》，他应是以为这个本子就是陆淳的删本。而孙本的抄写者，则是出于某些原因将陆淳的序删了（例如，他可能认为该本为吕才的五卷本，故不当存陆淳序。）。

综上，三卷本之间的关系，应如张锡厚所言，林抄本是原始型的本子(原始本)；孙本是初次辑补后的形态(辑补本)，赵本则是辑补后发生了微调的形态(调整本)，而曹本则是在赵本基础上的再次裁、定版。

（二）辑补本出现的时间

那辑补本补充的诗应该是什么时候补入的呢?韩理洲和田晓菲都对补入诗作的出处和时间作了考证（田晓菲《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73—275页。），其中据目前所见文献，出现得最晚的是《北山》，收录在晚明非常盛行的杨慎(1488—1559)《千里面谭》中，此外还有《野望》，收录在高棅(1350—1423)《唐诗品汇》及李攀龙(1514—1570)《古今诗删》。这两首诗出现时间虽晚，但在辑补本中出现的位置都很靠前，孙本甚至是直接抄在了原始本最后一首之后。而像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的十来首，却在《北山》和《野望》之后。显然，辑补本是在较晚的某个时间，某个人根据他收集到的这些藏书来补充的。

那这些辑补的诗出现年代最晚的是哪一首呢?实际上，有一些韩和田认为是出现较早的，其实也是晚明才出现的：如系于《咏妓》后的《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和《辛司法宅观妓》二诗收录在《文苑英华》。在今本《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三中(明隆庆元年[1567]﹐胡维新等根据传抄本重新刻印)（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文苑英华》乃合宋刻本140卷和明刻本860卷配齐影印，可惜收录此三首诗的二百十三卷之宋本已亡佚，今仅存明刊本。目前只有卷二百一至二百一十，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六百一至七百是宋刊本，其余均为明刊本。而且明刊本所据底本为抄本，成书仓促，故刊本文字错误相当惊人。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说明”第5—6页。），《益州》和《辛司法》是系于“王《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里，《益州》下注“一作卢照邻诗，一作王（王绩《王无功文集》，韩理洲会校，第209页。）。考《文苑英华》的收录顺序为：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1061页。），而王、卢和骆宾王三人在《文苑英华》中经常并列出现，故此处所谓“前人”极有可能是“卢照邻”之误。也就是说，这两首只能是根据明刊本《文苑英华》而误补的。但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两诗在早期的收录情况：杨士宏所编《唐音》(成书于元至正四年，1344（杨士弘编《唐音》“原序”，钦定《四库全书》本，叶三。）)、高棅所编《唐诗拾遗》(洪武三十一年完成，1398（高棅编《唐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前言”第2—3页。）)都将《辛司法》录为卢照邻诗，崇祯十三年(1640)刊行的张燮所辑卢照邻《幽忧子集》亦收录此诗。（卢照邻《幽忧子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影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闽漳张氏刊本，叶六。）如果明末的刊本《文苑英华》“前人”没有错的话，那么明初杨、高之误则极难解释，因为他们都参考了《文苑英华》。（例如高棅明确提到他参考了《文苑英华》《唐文粹》《万首唐人绝句》《唐音》等书，高棅编《唐诗拾遗》，“前言”第5—6页。）而作为原始本的林抄本，若如前文所述是从《文苑英华》辑得的，他又怎么可能不录与《咏妓》紧挨着的《益州》和《辛司法》呢?可见至少明刊本《文苑英华》刊行以前，未见有将《益州》和《辛司法》归为王绩诗的。那么辑补本的这个错误只能是由明刊本《文苑英华》造成的。（由于明刊本之前的宋刊《文苑英华》已残阙不全且流传者多为质量堪忧的传抄本，或认为是这些传抄本导致辑补本的讹误，但首先目前没有这样的传抄本证据能支持这一看法，二是从杨士宏和高棅的例子以及综合下文《赠学仙者》的证据，林抄本和辑补本之间的差异的确是明显地以明刊本《文苑英华》为分水岭的。一个例子无法作为的证，多个例子则足以说明问题。）

辑补本又收录《咏巫山》一首，据考证，此诗唐宋前亦未有以为是王绩作的，北宋末年的《乐府诗集》、南宋初的《唐诗纪事》录于沈佺期名下。直到明初杨慎《升庵诗话》卷九才将其归于王无竞名下，并录全诗四联八句，比三卷本的四句多出一倍。辑补本应该是将王无竞看成王无功而误补的。辑补本还有一首诗泥同了“无竞”和“无功”。《过汉故城》在明刊本《文苑英华》是系于吴少微名下的（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1584页。），按理不会出错。不过，《过汉故城》前面是王无竞的诗，杨慎《升庵诗话》便将其归为王无竞诗，辑补者可能就是依据《升庵诗话》而泥同了无竞和无功的。（《咏巫山》和《过汉故城》都是误将王无竞当成王无功而错补的，更加说明是同一个人辑补。）也就是说，辑补本必然是依据明刊本《文苑英华》和杨慎《升庵诗话》辑补的。

又如明刊本《文苑英华》卷二百二十七录《赠学仙者》时没有录作者，此后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王志庆所编《古俪府》才将其录于范云名下。（王志庆《古俪府》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本，叶五十九。）也就是说对于只看到明刊本《文苑英华》和《古俪府》这些资料的人来说，《赠学仙者》应该是范云而非王绩的诗，但林抄本却早录有此诗。按明刊本《文苑英华》收录此诗及前后诗为：

表三　《文苑英华》录《赠学仙者》情况

按《文苑英华》的文例，如果《赠学仙者》是范云的诗，一般会在标题下书“前人”二字；而明刊本失载，估计就是王志庆误将其录为范云诗的原因。但林抄本早就录有此诗，说明宋本《文苑英华》应该是书其作者为王绩的。而且《赠学仙者》下就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诗，如前所述，王、卢、骆宾王三人经常并列出现，因此宋本此诗下有王绩名字的可能性是极高的。这也说明林抄本(原始本)不是据明刊本《文苑英华》而辑，孙本和赵本等(辑补本)才是。

而且此诗在林抄本中列于《策杖寻隐士》之后，按《策杖寻隐士》见录《文苑英华》卷二百三十二，应在《赠学仙者》后面；又二诗在孙本和赵本也是紧邻且顺序相同，而五卷本则非。这种高度的偶合性，再次说明林抄本和辑补本的确存在传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曹学佺(1575—1646)所编《石仓历代诗选》(1631)（《诗选》没有标记刊行时间，但在选《唐诗》上有崇祯三年(1631)自序，故以此年作为其选王绩诗之年代，参见许建昆《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再探》，《励耘学刊(文学卷)》2013年第2期，第203页。）也是将《赠学仙者》系于王绩下的。他显然不是参考明刊本《文苑英华》的，因为《石仓历代诗选》共录王绩诗12首，其录诗顺序与赵抄本三卷本如出一辙(除《石竹咏》一首外)（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本，叶十至十三。），这似乎说明了曹学佺是从与其时代相同的赵抄本(或其他赵本系统的辑补本)所选录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考证可知，孙本和赵本的确是以林本(原始本)为底本的辑补本。其辑补不会早于明刊本《文苑英华》的刊行时间(1567)，但也不会晚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赵本抄录时间)。辑补者应该是一个藏书极富的人，他使用了《万首唐人绝句》、《岁时杂咏》、明刊本《文苑英华》、《升庵诗话》、《唐诗品汇》(或《古今诗删》)、《文献通考》、《千里面谭》、《韵语阳秋》和《全芳备祖》（以上书目参见郎瑞萍《王绩集三卷本来源考》，第145—146页。），以及一些尚不得知的书（《黄颊山》和《食后》两首出处不明，郎瑞萍认为分别辑自《石仓历代诗选》和《全唐诗》是非常错误的。如前所述，《石仓历代诗话》唐诗卷在1631年才开始流通，而赵本在1609年已经收录了《黄颊山》，是《石仓》从赵本中选入这首诗的。《全唐诗》更是清代的总集，赵本如何从其中辑补诗文呢?）。

（三）原始本的来源

那么，这个原始型的林抄本与陆淳二卷本又是什么关系?

林抄本一共收录了《游北山赋》一首、诗二十八首和文十篇。而明代前收录王绩作品最多的三部书，是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7)的《文苑英华》(1009年可能开始流通，1201年始刊行（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出版说明”第1—2页。）)、宋人姚铉(967—1020)所编《唐文粹》（《唐文粹》最早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完成，其时当有两份写本，后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始刊行，见张达雅《〈唐文粹〉知见版本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新85期，第21—39页。）和南宋初(1127年前后)计有功编的《唐诗纪事》（《唐诗纪事》最早流通的年代不确。据王禧序，他初见此书是在南宋庆元辛酉年(1201)，尔后令人传录而在嘉定甲申年(1224)刊行，这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刊本，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说明”第3页，“唐诗纪事序”第1页)。）。他们收录的王绩诗、赋、文，与林抄本有着非常强的关联性：一是《游北山赋》可见于《文苑英华》；二是三书收录的文虽比林抄本多，但林抄本所录的都可见于三书；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书收录王绩的诗也正好二十八首，而只比林抄本多出了《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辛司法宅观妓》，以及见于一般三卷本的崔善为《答王无功冬夜载酒乡馆诗》和崔善为《答无功九日诗》。如前所述，《益州》和《辛司法》本系于卢照邻下，是明刊本《文苑英华》出错才将其变成王绩诗的，故早于明刊本《文苑英华》(1567)的林抄本(原始本)不录。（如前所述，林抄本的手录抄写时间或可上溯至1550年前后，不论其成书或抄写时间都早于明刊本《文苑英华》。）置于崔善为名下的两首，一来不是王绩原诗，二来《文苑英华》等三书均无载录王绩《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和《冬夜载酒乡馆诗》原诗，故亦因此不录，也不可能收录。

另外，林抄本还收录了王绩的《在京师故园见乡人问》和朱熹的答诗，这两首目前可见最早出现在朱熹第三子朱在所编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的卷首。（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台湾“国图”藏元刊明代递修本，叶一。）该集刊行于宋宁宗年间(1194—1224)，尚在朱熹(1200年卒)生前。就朱熹答诗和崔善为答诗的取舍，可以判断林抄本是以王绩存诗为依据，并录他人答诗。

但是林抄本却没有抄录几乎同时代的洪迈所编的《万首唐人绝句》中的十五首诗。据洪迈自序，《万首》初成于宋孝宗年间(1162—1190)；其最早的刊刻是洪迈在世之时，分两次在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和次年分别完成于越州和鄱阳。此后吴格于宋嘉定辛巳年(1221)（按照吴格的跋，他是在洪迈初刻“后三十年，格获继往躅”，即应在1220—1221年，但他又说“嘉定辛亥孟秋下浣新安吴格谨识”，按宋嘉定无辛亥年，只有辛未年(1211)、乙亥年(1215)和辛巳年(1221)，当为辛巳年。）、汪纲于嘉定癸未年(1223)分别又进行了刊刻。吴格刻本只有之前越州之一半(七言二十六卷，五言二十卷)，而汪纲刻本则为全本（以上洪迈、吴格、汪纲序言见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明嘉靖陈敬学仿宋刊本，前序及后跋。）。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唐文粹》收录了《古意》三首、《唐诗纪事》收录《古意》六首这个微小的重复之外，《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唐诗纪事》三书所收录的诗绝无重合。（《文苑》和《唐文粹》除了《负笭者传》和《醉乡记》，其他收录的书、文亦不重合。这更加印证了这个结论。）如果林抄本如田晓菲所言是接近陆淳二卷本的，在北宋前即存在，那么徐铉、姚铉和计有功三个时间跨越了近二百多年的人，何以能如此默契地每人都只从中抄录了不同的部分呢?故考虑到《文苑英华》始刊行的时间(120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在当时(1194年后)的流行度，洪迈《万首》的刊行时间(1221)，林抄本极有可能是在1201—1221年间依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而成的辑本，而此时洪迈自刊的《万首》可能尚未流行

（据洪迈自序，他最初编《万首》是为手写，后守越州才于“公库镂板”，但“未及了毕”就“奉祠西归”，最后才于鄱阳“以私钱雇工接续雕刻”，而前越州所刻因“临行时仓卒印造，纸札多不精，续后点检得有错误处，只用雌黄涂改”，故此推测洪迈自己的刊本并未广行。不过也有可能是宋之后的人所辑，而这个辑者并未看到《万首》。另外，这个辑者未必能看到所有书，如下文将述，孙星衍又从两宋之间的资料中作了一些补充。）。若考虑到《在京师故园见乡人问》并朱熹答诗出现在抄本的最后，说明此两首诗很可能是后补的，那么林抄本的年代甚至还能上推到两宋之际(1127年后（《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唐诗纪事》在1127年之后均已成书。）)而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刊行之前。

无论如何，林抄本都绝非田晓菲所言的陆淳二卷本的再现。那么陆淳的选诗标准便需重新考量了。而张锡厚先生的判断则基本属实，即林抄本是明清三卷本的“原始本”，惟“更加接近陆淳删的二卷本”则是值得商榷的。

（四）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林抄本最有可能是在南宋初年某个人从《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抄录王绩诗文而成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抄本可能是林云凤的父亲从《文苑英华》等三书辑抄手录而得的。他抄录完之后就没有再动这个抄本，因林云凤在跋文中还提到这个抄本久在箧中。也许其父作了辑本之后曾抄赠他人，此人又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然后又辗转到了焦竑、余萧客等人手中。林云凤称自己也补入了三首诗，即《野望》《过酒家》和《北山》(见王绩《王无功文集》，韩理洲整理，第223页)。这三首诗的来源不同，而且像《过酒家》见于《万首》，按《万首》共收录王绩诗十来首，林云凤肯定不是根据《万首》补的。此或可侧面证明其父亲只辑得29首，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其他书籍可供辑佚。但这种可能性不高，林云凤父亲大概率只能根据明刊本《文苑英华》辑录，但前已论述《赠学仙者》一首在明刊本《文苑英华》中并无署名，因此林云凤父亲不可能将其收录。）不过，这个辑者明明收录了两个“东皋子集序”，但还是将集名定为了“王无功集”。按五卷本《东皋子集》在宋时尚存（几乎同一时期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都载录为《东皋子(集)》五卷本。），故笔者猜测这个辑者当时可能无法获得尚存的五卷本（如田晓菲所说，五卷本其实一直到被发现之前都没有“亡佚”，它在私人收藏中成了一种地方现象，当时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即虽有著录，但却并不流通。(《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第285页)），所以他才从总集、类书中辑出一个诗文数量较少、只好按文类分成三卷的本子，并命名为《王无功集》。

这个结论还有两点旁证：一是三卷本所载吕才序均为删节版，内容远远少于五卷本。有意思的是，删节版的序始见于《唐文粹》，而通查古人笔记书籍中提及王绩的文字，内容基本不出删节版所记之事。唯有徐铉的《岐王墓志铭》中提到“昔人谓王绩神仙童子”（徐铉《徐公文集》卷十七《岐王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叶三。），以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王绩谒杨素之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27—828页。），仅见于五卷本之序。（此外，还有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提到了“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此段文字不是吕才序原文，很可能是他改写《郡斋读书志》或其他材料，傅璇琮即持是说(见辛文房撰《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傅璇琮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7页)。）二是计有功《唐诗纪事》在称引王绩集时所用之名为“吕才序《王无功文集》”（计有功《唐诗纪事》，第56页。），而同时期的目录皆称《东皋子集》。这与上述的种种巧

合无不指向一个结论：徐铉、姚铉和晁公武等还能看到完整的五卷本和完整的吕才序；徐铉、姚铉在编《文苑英华》和《唐文粹》时从中选录了一些诗文，他们收录吕才序时还进行了一些删节；而三卷本的辑者从《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辑集王绩诗文时，由于看不到五卷本，故借用了《唐诗纪事》提到的《王无功(文)集》作为自己辑本的题名。这个私人的辑本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末突然显现，进而又衍生出了明清以来最流行、讨论最多的三卷本。

有意思的是，明以前所有书志目录都只录有二卷本和五卷本。二卷本在宋以后开始不再见载于书志。（如宋绍兴时期(1131—1162)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其录“《王绩删东皋子》二卷(不缺)”。此后仅见《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陆淳《东皋子集略》二卷”(《宋史》卷二百八《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32页)。再后二卷本便消失人间。）五卷本虽有著录，但明清时反而成了少有人知晓的私人藏书，直到20世纪才被人再次发现。至于本文讨论的三卷本，却是在明末突然出现的。

综上所述，南宋初年辑得的这个本子其实一直没有广泛流传，甚至没有流传，到了明末才突然重现人间。林抄本的《王无功集》是这个三卷本的第一个为人所知的本子，也是保留原始面貌的一本。然后是孙藏抄本《王无功集》，这个本子是明末某人在原始本的基础上从《万首》、明刊本《文苑英华》以及其他能见到的诗话、笔记等资料辑补而来的。这个本子后来被传抄出去，其中一本的录诗顺序被抄写者作了一些调整，甚至把书名也改变了，这就是明末焦竑的藏本《东皋子集》。焦竑本又陆续被人抄录流传出去。如前《佳趣堂书目集部》载录的三卷本(已佚)就是从焦竑处抄得的版本，赵琦美本也是录自焦竑抄本，祁承㸁(1563—1628)《澹生堂藏书目》也收录了一个三卷的《东皋子集》；此后明清时期通行的主要就是这个系统的本子。

更有意思的是，三卷本在明末清初只出现在江浙一带，也说明了这个本子很可能就是从林抄本被重新发现之后才开始慢慢在这个地区传抄出去的。

综上，三卷本的版本脉络可示如下：

表四《王无功集》三卷本演变脉络

余论：抄本文化下的文学史再思考

这里笔者想先讨论一下《负笭者传》和《醉乡记》单行本的问题。此两篇是王绩文章中最为广传的。如韩愈曰“余少时读《醉乡记》”（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01页。），白居易“无过学王绩，唯以醉为乡”（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5页。），五代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亦言“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9页。）稍晚于《唐文粹》的石介在其《徂徕石先生文集·辨易》节录了《负笭者传》中负笭者对伏羲的批评，元人觉岸《释氏稽古略》、明胡居仁《易象钞》、蔡清《易经蒙引》等易类文献都对此文全录或节录（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辨易》，陈植锷注解，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胡居仁《易象钞》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本；蔡清《易经蒙引》，钦定《四库全书》本。）。从这一现象出发，我们不免猜想在石介之前，《负笭者传》即常被易类文献所征引，很有可能像《醉乡记》那样别有单行本（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醉乡记》单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或常常被“易”类文献单独摘录而为人传诵。

此外，像其他被补入三卷本原始本的诗，也都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类书、笔记、杂抄等资料，如来自洪迈《万首》的12首诗，来自蒲积中《岁时杂咏》的《九月九日》，《咏巫山》可能来自杨慎《升庵诗话》，《野望》来自高棅《唐诗品汇》，《独坐·问君樽酒外》来自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引《周氏涉笔》，《北山》来自杨慎的《千里面谭》，《咏怀》来自南宋初葛立方《韵语阳秋》。此外，孙星衍也辑录了一些佚句：如《被召谢病》见载南宋初蔡絛的《西清诗话》；《独坐·托身千载下》前四句，见载宋人阮阅的《诗话总龟》和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围棋》四句，见载葛立方《韵语阳秋》；还有“琴曲唯留古，书多半是经”一联，出处不详。

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只能知道三卷本的诗文都来源于何处，但这些资料(如《文苑英华》)又是从哪里摘录王绩的诗文的呢(是完整的王绩集还是其他资料)?他们摘录的标准又是什么?当后人出于辑佚目的而陆续从这些资料将某作者的作品收集起来时，这样的辑本又能否反映出该作者原来选集的初衷呢?似乎在以抄本为主要流传方式的时代，作者的文集与零散辑录诸多作者作品的各种类书、笔记和总集，在塑造“读者”头脑中的“作者”形象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就王绩的个例看来，甚至可以说，宋元之后其实很少有人能基于完整的《东皋子集》来看清王绩及其背后的文学和思想图景，更多的只(能)是根据那些广为传颂和流传的诗文进行想象。这提醒了我们，在从事抄本时代文学史或思想史，以及文学作品的接受史等研究时，也许不能只关注于某个作者的文集的全部内容，同时还要关注这个作者的哪些作品更多地进入并影响了文学和思想的历史，而他们又是如何进入读者的视野的。

如前所述，从王绩诗文集不同本子的流传过程可以看到，诗文的编刻流传其实是为了响应读者的阅读需求的。读者对于通行本的第一需求就是内容多而全，这就是二卷本会逐渐被五卷本取代的根本原因。而五卷本之所以也逐渐罕见，则是因为《文苑英华》等更通行的总集以五卷本为基础进行了编选，这导致一个内容不全的版本替代了更全的版本成了通行本。这个机制又和二卷本到五卷本的演变不同，主要受到了《文苑英华》等书的知名度、规模效应、传播效率的影响。至于南宋初有人又在《文苑英华》等总集基础上又抽编、辑补成三卷本《王无功集》，则是在总集逐渐取代选集后，出于私人阅读方便的需要而催生出的新产物。而这个三卷本在明末再现，其时间节点恰好又与宋刊本《文苑英华》其时已严重残缺不全且深藏文渊阁、外界所见多为质量堪忧的传抄本相对应（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出版说明”第5—6页。），也就是说三卷本的再现与《文苑英华》等总集渐次残隐而离开读者视野又是密切相关的。当三卷本流通起来后，读者再次出于“内容多而全”的需求对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辑补。隐藏在以上过程背后的根本动因，是读者阅读方便的需要本身，以及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的隐与现，它们互为因果，又客观地反应了特定时间、地域和人群对王绩诗文重视程度的变迁。

文章来源：《传统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