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以短视频为载体，借由AIGC技术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规模化创作与大众化传播，成为全民阅读推广与学术出版全媒体转型的开创性范例。系列短视频通过从文字符号到多模态符号的转译探索、技术美学与意象化表达、主体间共鸣与代际对话、分层触达与效果闭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创作路径，为人机协同时代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变革提供方向参考。

关键词：知识大众化传播；AIGC；《长河星光》；视听转译；文化数字化

引言

当前，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信息生产与消费模式，知识的形态、边界与传播路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凭借其碎片化、视觉化、社交化的特性，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建构认知的主流渠道。以AIGC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介入内容生产的全链条，催生新的媒介实践与文化形态。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范式不断面临挑战，以严密逻辑、抽象符号和体系化结构为特征的学术知识，再次面临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能够跨越专业领域的符号壁垒，实现有效的大众化传播？

知识的大众化传播，并非简单的知识普及或通俗化演绎，而是指在保持知识内核严谨性的前提下，通过媒介形态的转换、叙事策略的重构和传播渠道的适配，降低公众接触、理解和接纳专业知识的门槛，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与科学素养的复杂过程。长期以来，学术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成果，常因其内容艰深、形式单一、传播渠道受限而面临束之高阁的困境。为有效实现其内涵价值的当代传播，南京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聚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积极展开知识大众化传播探索。这部皇皇巨著以其逾六千万言的体量和纯文字纸质形态，对于学术研究和文明传承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先贤智慧，博大精深；思想星光，穿越千年。20世纪80年代，年届八旬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发起并主持编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位耄耋学人以毕生心力擘画这项世纪学术工程，历经二十余载接续耕耘，合计200部60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于2006年整体出版。这套丛书跨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2500余年，描绘了文、史、哲、经、法、理、工、医、农、兵以及教育、政治、宗教等诸多学科领域273位思想家的思想轨迹，被誉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

主创团队以此为学术IP，运用AIGC技术对孔子、老子、庄子、孙子等中国历代思想家与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与核心思想进行视听化转译，打造AIGC系列文化短视频《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下文简称《长河星光》)。截至2026年5月，该系列56集中文短视频在“学习强国”平台累计播放量突破千万，并被译为联合国五种官方语言向海外传播。这一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在核心IP的视听转译、AIGC的技术赋能与美学建构、青年共创的生产模式以及分层化的传播策略等方面，为数字时代学术知识的公共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实践参照。

一、从文字符号到多模态符号：学术IP的跨媒介视听转译

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的首要关口，在于如何将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高度抽象和体系化的知识，进行大众化、碎片化传播，扩大了知识直抵公众的可及性，并借助网络媒体的跨时空性延长学术知识传播的生命周期。《长河星光》的核心策略是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学术IP进行系统的跨媒介视听转译。这一转译过程并非简单的内容搬运，更是一次深刻的符号重构，其实质是将线性的、逻辑严密的文字符号系统，解构并重组为非线性的、多模态的、诉诸感官体验的视听符号系统。这一过程通过叙事重构、情境复现与情感锚定三重策略得以实现。

叙事重构，将抽象的学术论点转化为具体的人物故事。传统学术著作的论述方式是概念驱动的，而《长河星光》则直接转向了故事驱动。它并未直接讲授思想家的理论体系，而是从其生平中截取最富戏剧性、最能体现其思想特质的关键时刻，将其编织成一个具有完整叙事弧光的故事。例如，在阐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思想时，作品《拓跋宏：分道扬镳》并未罗列改革的具体条文，而是聚焦于他与保守派贵族决裂、力排众议迁都洛阳的历史瞬间。观众通过感受这一充满内心挣扎与政治博弈的冲突情境，便能直观理解其改革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融合与政治远见。通过将艰深的学术理念溶解于引人入胜的人物故事中，《长河星光》完成了知识大众化传播的第一步解码。

情境复现，将思想命题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与思想场域中。许多哲学概念因脱离其具体语境而显得晦涩难懂。视频编创团队全面运用AIGC技术：从画面生成、场景还原、音乐渲染等内容生产环节，到多语种视频的跨文化转译等传播环节，人与AI的分工走向专业化。《长河星光》运用AIGC技术，致力于还原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氛围与对话情境，让思想在具体的时空中呈现。以《公孙龙：白马非马》一集为例，“白马非马”作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逻辑命题，极易被误解为文字游戏。创作团队并未进行纯粹的逻辑学辨析，而是通过AI技术生成了公孙龙在稷下学宫与人辩论的场景。观众看到的是两位学者在特定的学术氛围中进行观点交锋，听到的是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抽象的哲学思辨由此获得了可感知的戏剧形态。这种情境化的演绎，使得观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一个孤立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模拟的思想现场中，跟随主人公的思路去理解问题。这不仅提升了内容的可看性，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知识产生的社会与文化生态，帮助观众建立起对知识的深度理解。系列短视频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诠释。

情感锚定，为复杂的思想体系寻找能够引发普遍情感共鸣的切入点。思想本身是理性的，但思想的传播却离不开情感的驱动。《长河星光》的每一集都精心设计了一个情感高潮或核心意象，作为观众记忆和传播的情感锚点。无论是孔子困于陈蔡仍弦歌不辍的文化坚守，还是庄子面对权贵诱惑时“曳尾于涂中”的超然物外，这些情节设计的核心目的，都是将思想家的人格魅力与思想精髓，浓缩于一个极具情感冲击力的瞬间。观众或许无法完整复述其思想体系，但会被这份人格力量所打动，从而对该思想家及其学说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这种以情感为媒介的传播方式，绕过了纯粹的理性认知壁垒，通过建立观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情感连接，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从传播效果来看，这种情感驱动的知识传播，其影响更为深远和持久。

通过叙事、情境、情感的三重策略，《长河星光》将静态的、抽象的文字知识，转化为动态的、开放的视听体验，改变了知识的呈现形态与接受方式，突破了知识大众化传播的第一道障碍。

二、技术美学与意象化表达：AIGC技术赋能与审美转向

AIGC技术是实现视听转译、推动知识大众化传播的核心技术引擎。《长河星光》系列作品是国内较早系统性地将AIGC贯穿于人物形象生成、历史场景渲染、配音配乐合成等内容生产全流程的视听创作实践。在此过程中，AIGC的价值不仅在工具层面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制作成本，更在于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服务于知识传播的技术美学，并通过意象化的视觉表达，为抽象哲思的具象化呈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AIGC的首要贡献在于其作为生产工具的提质增效作用。传统的高质量历史题材视听内容制作，往往受制于高昂的服化道制作、场景搭建与后期特效等成本，生产周期长，难以实现规模化、系列化。《长河星光》将AI技术充分融入编创流程，使得在短时间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批量生产具备统一视觉风格的系列短视频成为可能。这种生产力层面的解放，对于知识传播而言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可以将更多原本因制作门槛过高而无法被影像化的学术资源，纳入大众传播的视野。从这个角度看，AIGC技术扮演了知识传播领域基础设施的角色，它使得大规模、可持续的知识视听化转译具备了产业上的可行性。

AIGC在《长河星光》的编创中催生了独特的技术美学。这种美学风格介于纪实主义的精确还原与纯粹艺术的写意表达之间。AI生成的人物形象，而是基于史料记载中的文字描述(如孔子的“温而厉、威而不猛”)进行的一种风格化、类型化的视觉提炼。同样，AI生成的历史场景，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秦统一后的朝堂等，也并非考古学意义上的精确复原，而是一种基于历史氛围的意境营造。这种带有非真实感的数字化再创造，恰恰为知识传播提供了宝贵的阐释空间。某种程度来看，这种技术生成的美学表意系统不依赖严密的科学推理，而是通过激活大量远程关联度，生成既出人意料又符合人类语言习惯的审美意象，实现了与受众的“弱共识”审美共鸣。不同于历史纪录片对史实细节的严格遵守，这种指向大众传播的艺术创作将更多精力放在契合人们日常共识的呈现上，聚焦于对思想内核与精神气质的视觉化表达。对于大众而言，提供能够激发想象、传递思想神韵的视觉入口，是AIGC时代必须正视的趋势要求。

AIGC通过意象化的视觉表达，为抽象哲思的具象化提供了有效路径。许多哲学核心概念，如“道”“理”“气”“心”，本质上是高度抽象的，难以用直接的语言或画面进行解释。《长河星光》的创作实践表明，AIGC能够以其强大的视觉生成能力，将这些抽象概念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意象。例如，作品的片头与片尾，反复出现奔涌不息的长河与夜空中闪耀的星光这两个核心视觉母题。长河象征着中华思想的源远流长、从未断绝，星光则比喻先贤智慧穿越时空、照亮后人。这些宏大而优美的意象，绕过了复杂的理性思辨过程，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作品核心主旨的传递。在具体分集中，AI技术同样被用于将思想内涵意象化。如在表现嬴政“规矩天下”的思想时，作品运用AI技术生成了广袤疆域上经纬纵横的道路网与整齐划一的方块字，将“书同文、车同轨”这一制度层面的抽象概念，转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几何构图。这种意象化的表达策略，极大地降低了观众理解抽象思想的认知负荷，实现了“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传播效果。

因此，AIGC在创作《长河星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远非被动的技术工具，而是主动的美学建构者与意义生成者。它以其独特的技术美学和意象化表达能力，为艰深的学术知识搭建了一座通往大众感官世界的桥梁，真正践行了其创作理念——“以技术为舟，渡思想之河”。

三、主体间共鸣与代际对话：青年共创的生产模式革新

《长河星光》系列短视频的成功，还得益于其高效、独特的创意生产模式——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跨院校、跨学科共创。南京大学在文史哲领域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结合中国传媒大学在视听传播领域的专业优势，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知识生产闭环。在这一模式中，青年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转变为知识的再编码者与主动传播者。这种生产主体的变革，不仅保证了内容生产的学术严谨性与传播专业性，更重要的是，它在知识产品与目标受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刻的主体间共鸣，实现了知识在代际的有效传承。

这一共创模式首先体现为学术逻辑与媒介逻辑的深度融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南京大学的师生主要负责解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文本，提炼出可供视听化转译的核心思想与关键故事，确保了内容的学术准确性与思想深度。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则负责将这些学术素材转化为符合短视频媒介特性的分镜头脚本，并运用AIGC技术完成视觉呈现、声音设计与后期剪辑，保证了产品的媒介适配性与艺术感染力。这种跨学科协作，既避免了学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太过拘泥于学术范式而导致内容枯燥乏味，也避免了过度追求娱乐效果而导致思想内涵的庸俗化与碎片化。学术与传播的相互作用，确保了《长河星光》能够在保持知识内核的同时，具备强大的大众传播潜能。

更具深意的是，青年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带来了独特的青春化视角。参与项目的学生，既是创作者，也是与目标受众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似的第一受众。他们在进行内容转译时，会不自觉地以同代人的话语体系、审美偏好和认知习惯来对经典进行再解释。例如，在处理《耶律楚材：楚材晋用》这一集时，创作团队捕捉到耶律楚材作为一名契丹人在蒙古帝国建功立业的故事，与当代青年在职场中面临的“跨界”“破圈”等现实境遇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因此，他们在叙事中巧妙地融入了能够引发青年共鸣的现代语汇，使得这位略显冷门的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之间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用当代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古代先贤故事的策略，使得《长河星光》天然带有一种贴近年轻人的亲和力，有效避免了传统文化教育中常见的说教感，实现了知识代际传递的软着陆。

从宏观层面看，青年共创模式标志着知识传播主体的一次深刻转型。传统知识传播链条通常是“专家生产—媒介转码—大众接收”的线性模式，青年群体大多处于链条末端，是被动的信息消费者。《长河星光》的实践则打破了这一模式，它将目标受众直接置于生产环节核心。当青年人深度参与经典的解读、重构与再创造过程时，传统文化对他们而言便不再是需要被动背诵的知识条目，而是可以亲身参与、对话和再生产的活态文化遗产。这种从自上而下的灌输到代际共生共创的转变，为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对于高校而言，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项目式学习，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文化服务紧密结合；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知识的代际传递正在探索一种更具活力与创造性的新范式。

四、分层触达与效果闭环：多维协同的大众化传播策略

一部优秀的知识类新媒体产品，要实现从叫好到叫座的跨越，最终触达千万级受众，离不开一套精密、高效的大众化传播策略。《长河星光》的传播实践，展现了一套从内容、渠道到受众的完整逻辑链条，最终不仅实现了大规模的曝光，更形成了从引流到反哺的良性循环。

在内容层面，《长河星光》精准地适配了短视频媒介的传播特性，通过精心设计降低了用户的认知负荷。《长河星光》的叙事策略遵循短时长、强情感、通俗化与巧留白的基本技巧。时长设计上，每集3—5分钟的时长，契合了移动端用户碎片化的观看习惯。情感共鸣上，每集设置一个核心的情感锚点，如嬴政统一后“规矩天下”的豪情，让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强烈的情感体验，这是内容得以在社交平台分享和传播的关键。语言表达上，专业术语被巧妙地融于通俗的叙事之中，如用“分道扬镳”的故事来解释政治决裂，用宫廷辩论来呈现“白马非马”的逻辑，让非专业观众也能在无形中理解其内涵。延伸思考上，视频并未试图穷尽一个思想家的完整思想图景，而是通过呈现最精彩的切面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为他们后续的主动探索留下了空间。这种有限供给策略，体现了对知识大众化传播引导者而非终结者角色的深刻理解。

在渠道层面，《长河星光》积极构建一个分层递进、多维协同的传播矩阵，实现了从权威背书到社交裂变的有效传导。作品首发平台选择了“学习强国”这一兼具高公信力、巨大用户规模和精准高知用户群体的权威平台。在全国两会期间上线，更是借势获得了政治议程与流量高峰的双重加持，迅速完成了第一波核心用户的积累和口碑发酵。其中，《嬴政：规矩天下》一集在该平台率先突破百万播放量，成为全系列的爆点，为后续传播积累了强大的初始势能。随后，作品被分发至微信视频号、B站等社交平台，利用这些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实现了向更广泛的泛在用户群体的扩散。此外，作品还通过在图书馆、校园等线下公共空间播放，以及利用两校的校友网络进行精准推送，构成了对线上渠道的有力补充，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传播网络。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策略成功实现了对不同受众圈层的分层触达与差异化影响。通过分析用户互动行为和观看深度，可将《长河星光》的受众大致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核心层，以文史哲爱好者、教育工作者等专业或半专业受众为主，他们深度观看、参与学术讨论、撰写评论，是口碑的源头。第二，辐射层，以大学生、都市白领等高知青年群体为主，他们偏好观看高能片段，是社交分享和二次传播的主力军。第三，泛在层，以普通短视频用户为主，他们通过算法推荐偶然刷到相关内容，虽然观看时长较短，但其庞大的基数构成了千万级播放量的主体，实现了知识传播的最大化覆盖。知识的大众化传播，其目标并非让所有人都成为专家，而是让不同层次的受众各取所需：核心层获得学理深度，辐射层获得思想启发，泛在层获得文化印象。这三个层级的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长河星光》传播效果的完整图景。

最终，这种大众化传播策略形成了一个从线上到线下的效果闭环。量化数据显示了其广泛的影响力，而质化分析用户的一些评论，如“原来庄子这么酷”“白马非马终于听懂了”等，则进一步表明作品成功地在观众心中塑造了积极的情感态度，激发了学习的兴趣。这种线上热度有效反哺了线下实体，带动了受众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阅读兴趣。《长河星光》不仅没有让知识碎片化，反而成为引导公众走向深度阅读的引流入口，实现了短视频的浅阅读与纸质书的深阅读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是其在知识大众化传播实践中最具价值的贡献。

《长河星光》作为一次策划精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播探索，以具象的样本，清晰地展示了在AIGC技术浪潮下，一种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的新可能。这一范式以权威学术IP为坚实地基，以AIGC技术为核心生产力，以跨学科青年共创为主体，通过系统的视听转译与多维的传播策略，努力在学术的专业性、艺术的观赏性与传播的大众性之间寻找平衡点。《长河星光》让技术与艺术、思想深度融合，推动中华思想文化的活态传承；让社会大众在中国思想家配套视频的阅听实践中，涵养家国情怀、提升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思想穿越千年，让思想星光照亮更多人的前行路。

从“书斋”到“星河”，《长河星光》的编创实践带来了三点启示。其一，探索了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一种新的可行路径。面对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传统学术成果“高阁化”之间的矛盾，该作品通过创造性的媒介转译与叙事重构，使艰深的思想转化为滋养大众心灵的公共文化产品。其二，揭示了AIGC在人文领域的建设性潜力。在关于AI的讨论充斥着替代与颠覆的焦虑时，《长河星光》展示了人机协同的巨大潜能，AI可以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学术与大众的桥梁，催生出服务于知识传播的全新形态。其三，彰显了青年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力量。通过将青年人置于文化生产的核心，传统文化得以在与当代精神的碰撞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实现了传承。

《长河星光》作为一项新兴的实践探索，其模式探索仍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在系列化生产中持续保持创意的新鲜感、如何平衡AI生成内容的非真实感与历史知识的严谨性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将这种成功的模式从思想史领域复制和推广到更广泛的学术门类，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长河星光》仍然代表着数字智能时代守护、激活并共享人类宝贵思想遗产的积极探索，彰显出人机协同时代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全新可能。

作者简介

戎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团委书记。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戎融.AIGC赋能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研究——基于《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全媒体出版物的分析[J].新闻传播学刊,2026(3):133-140.

CY/T121-2015 戎融:《AIGC赋能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研究——基于<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全媒体出版物的分析》,《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3期,第133-140页。

MLA 戎融."AIGC赋能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研究——基于《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全媒体出版物的分析"新闻传播学刊.(3)2026:133-140.

APA 戎融.(2026).AIGC赋能学术知识大众化传播研究——基于《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全媒体出版物的分析.新闻传播学刊,(3),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