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1期

摘要：古今中外，保持决策的机密性皆是统治的手段之一，但对机密的处理模式是基于人际信任，还是群体对规范的共识，却反映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宋初统治集团对于会否重蹈五代覆辙而成为短命王朝，有着极深的焦虑，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官员选任、王朝合法性论证等都有诸多转变。机密知识的处理与信任空间的转型为理解宋初政治文化与制度转向提供了切入点。法国学者对宋初机密制度和思想的研究既受到其本国史研究的影响，也与近年来宋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汉学研究的基石，“枢密院”的法语翻译与英语翻译的不同之处，体现了法国学者对宋代核心政治机构的前史的解读，重视长时段研究的学术路径，以及结合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法国宋史研究新动向背后的法国史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相关学术脉络，以及其与中国学者、日本学者研究的异同值得深入分析。要之，枢密院作为信任空间的缩减，翰林学士院作为信任空间的升格，史馆作为信任空间区隔的见证，都在证实机密知识是宋代官僚知识体系中实存的、规范的、制度化的“不可说”。

关键词：宋代政治  机密知识  信任空间  枢密使  法国宋史研究

戎恒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而言，学界对宋代的理解长期受到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多聚焦北宋中叶已降的思想史，从庆历士大夫的学识与追求，到王安石、司马光的经术与政治，乃至我们所说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涉及的都是宋代立国八十年后的人物。相比之下，宋初的政治语境、制度转型、官僚生态与政治思想的互动，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其中，作为宋代高层政治运作核心内容之一的“机密知识”逐渐被海外汉学界关注，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蓝克利教授（Christian Lamouroux）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者，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呈现“机密知识”在宋代政治中的生成、处理与流转情况，正是这一研究转向的典型体现。蓝克利等人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制度史、知识史与空间结构，在年鉴学派“长时段”分析传统基础上，发展出兼具历史厚度与结构意识的中国史分析路径，对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方法论反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立足于以蓝克利的史学研究为代表的法国宋史研究的最新动向，聚焦思想史研究关注相对较少的宋初日常政治运作，剖析高层政治中的机密处理机制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通过探讨宋代政治中的“机密知识”与“信任空间”，本文将从制度史与思想史的交汇处出发，揭示“机密”作为一种特定的“无知”如何在宋初的政治情境中，经政务流转与权力部署而被制度化与规范化。并借鉴法国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前国家机构演化的研究，特别是蓝克利等人对“枢密使”的翻译和阐释，力图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把宋代政治制度置于权力知识生成机制的框架之中，结合历史学、政治哲学、人类学与汉学传统，对其制度建构与政治文化革新提出新的理解路径与解释视角。

五代至宋的转向：政治机密知识的处理与信任空间的转型

宋代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对于会否重蹈五代覆辙而成为短命王朝，有着极深的焦虑。为此，宋代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官员选任制度、王朝合法性论证等较之前代都有诸多转变。因而，从政治机密知识的处理与信任空间的转型等角度出发，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五代至北宋初期一系列制度转变。

宋代的制度和思想转型一直是法国汉学研究的重点，而法国宋史研究与整个法国史学界的史学研究范式密切相关。近三十年来，法国史学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时，逐渐转向关注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日常实践，放弃了以书面条例为核心的传统制度史研究路径，试图从新的角度理解现代国家的起源与运行机制。受这一学术转向的启发，蓝克利将目光投向10—11世纪中国的内廷结构与机密制度。他的研究不仅受到法国史学的理论启发，也回应了2000年以来中日学界关于宋代官僚体系与政治信息流动的研究趋势。蓝克利指出，机密知识的生成依赖于“区隔”（segmentation）与“保留”（retention）机制，他通过细读《梦溪笔谈》中的相关材料，关注宋代中枢的信息处理逻辑与政治运作方式：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枢密院札子问宣头所起。余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二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贴也。

国内学界在引用和解读这段史料时，多从“余按唐故事”始，探讨“宣底”的含义，或崇政院的设立。沈括在首句指出的“予及史馆检讨时”，看起来十分平常，似乎是史馆内部掉书袋式的对话，但蓝克利从这个细节描述注意到，宋人此时正在从历史编纂的视角出发，探讨宋代新的政治空间的起源与延续。始于武周长寿二年（693）的“时政记”，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分为“中书时政记”与“枢密院时政记”，分别记录了皇帝与中书、枢密院的面谈内容。史料的区隔背后是宋廷对政治信息的区隔。这加大了沈括等史馆修撰的工作难度，也即对这些互不相通的史料整体把握的困难，但这一困难本身即见证了一个新的信任空间的诞生。

宋初所承接的晚唐和五代的政治遗产中，存在这样的情形：皇帝的命令有一部分不经由书面的形式，而以口授的方式传给枢密使。“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也就是说，皇帝决策的机密性完全基于对亲信的信任，而这个亲信并非中书统领的中央政府的官僚。皇帝的决策能否在保密的前提下，得到准确记录与传达，完全取决于枢密使的忠诚度。唐中后期及五代政治的弊端在于枢密使实际上可以绕过中书，直接向各部门传达皇帝旨意，也即沈括所说的“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贴也”。“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也即不经过中书直接下达。

前述《梦溪笔谈》这条材料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欧阳修《新五代史》、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等相关记载互证。《资治通鉴》载：

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翔为人沉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禅代之际，翔谋居多。

这一记载呈现了五代时期政治机密运作的基本逻辑：皇帝的决策与旨意高度取决于对个别近臣的信任度。机密的生成、过滤与修正，几乎内化于君臣之间的默契之中。另见《春明退朝录》：

枢密院问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

这类关于“宣”“宣底”名目的细致区分，显示出五代后期原本依赖个人传达的密命已被赋予相对稳定的文书形式，但这种形式尚未脱离对具体执行者的依附，其制度化程度仍然有限。欧阳修《新五代史》对此制度的源流有更深刻的反思：

呜呼，官失其职久矣！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者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欧阳修在此并非简单复述制度沿革，而是通过“官失其职”的评断，将五代枢密使权力的膨胀明确标记为一种制度性偏差。这种带有强烈规范意识的史论，正体现了宋人如何通过历史书写将五代时期以个人信任维系的机密运作方式，转化为需要被克服和纠正的政治记忆。这些记述表明，五代武将权力的膨胀成为宋廷的前车之鉴，宋代君主在咨谋议的过程中，对参与群体与模式进行了调整，采取分班次的方式与不同群体展开沟通交流。这些群体涵盖中书门下、枢密使、翰林学士、各院学士以及台谏官等。其中，翰林学士又有禁中夜对这一特殊的沟通形式与信息传递渠道。总之，分批奏对实现了某种信息的区隔，而皇帝则可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策，经由其信任的翰林学士落笔成文，则又要经过一整套严格的保密规范。

这套翰林学士院起草诏书的锁院制度亦被应用于贡举阅卷，可见宋朝的制度运转对保密规范的应用是多场景的。“机密”是其制度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从赵升《朝野类要》中得到印证：“凡言锁院者，机密之谓也。故试士、撰麻皆如此也”。蓝克利对贡举仅简要提及，未作展开，此说亦可于嘉祐二年（1057）贡院唱和诗中求证。是科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同知贡举。王珪《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诗自述当日获召之命：“传宣忽出右银台，诏急许驰天廐马。”作为翰林学士的王珪，近乎“本能”地强调“右银台门”——这一大内空间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右银台门”在北宋宫城空间布局中的大致位置可参考《事林广记》载北宋宫城图（见图1）。“诏急许驰天廐马”指向的则是始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制度，“自今差发解知举等授敕讫，即令閤门祗候一人引送锁宿，无得与僚友交言，违者閤门弹奏。如所乘马未至，即以厩马给之。”

图1  陈元靓《事林广记》载北宋宫城图

信息的区隔与保留是机密知识生成的条件。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机密信息与机密知识作一区分，或可借用列维·施特劳斯所说，“信息”与“知识”之间有“生”与“熟”的区分。不为外人所知的信息是机密信息，但经过一套精密的规范组合、放置在具体框架中的，则是机密知识。五代乱世的政治生态使皇权对机密的掌握高度依赖于个人信任；相较之下，北宋通过制度革新，实现了机密知识处理方式的范式转移。从现代国家形成理论和官僚制理论的视角来看，五代与宋初在政治机密处理上的差异，体现为权力运作与信任机制的深刻转型。一方面，五代时期的政权运作仍带有强烈的人格化支配色彩：皇帝通过亲信（如枢密使）直接下达机要命令，绕过正式宰辅制度，决策的保密效果与传达效率则取决于执行者的忠诚度及其与君主间的信任程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宋初统治者汲取晚唐五代教训，致力于缩减枢密使擅权的空间，改由翰林学士作为皇帝旨意的新代言人。翰林学士受命起草诏敕时须遵循一整套严格的保密规范（即“锁院”制度），所有成员皆明悉其职责和程序。宋朝在处理机密过程中试图将此类信任逐步制度化：皇帝将信任赋予职位和程序，而非特定个人，从而降低了因个人擅权而产生政局失控的风险。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宋初围绕机密的制度改革实际构造出“谁能知道什么”的新格局。宋廷通过分隔政治信息流通渠道，限定机密知情范围，以规避个人擅专。从太平兴国八年起，“时政记”按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为两套，分别记录皇帝与不同机构的对话。这种“一事两记”现象，恰反映出朝廷有意区隔不同决策空间的信息，以防止任何一群体掌握全部信息进而擅权。正如蓝克利指出，宋代机密知识的生成有赖于“区隔”与“保留”机制：通过对信息加以分层留存，确保只有特定信任空间内的成员才能获取相应机密，从而形成一种结构化的“无知”屏障，隔绝外部窥探。一系列保密规范使得大量政治信息在官僚系统内部被“熟化”为特定框架内的机密知识，这种对知识的垄断强化了中央权威在决策流程中的主导地位。

翻译即阐释：从“枢密使”的翻译看法国学者对政治机密的理解

在《梦溪笔谈》《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春明退朝录》等史料中出现的“枢密使”“密命”等关键词，成为海外汉学界阐释宋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对这些史料的翻译本身即体现了法国汉学者对北宋政治文化中核心概念的理解与阐释。

法国汉学在中国古代官职翻译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尤其重视通过翻译阐释官职内涵。这一点与英美汉学和日本汉学有所不同：英美学者往往寻求简明的对应译名或音译，日本学者则常直接保留汉字官称（以日语音读附注）以传达原有概念。例如，“翰林学士”一职英译常用“Hanlin Academician”，直译其为翰林院之学者；“中书门下”作为唐宋最高政务机构，在英文文献中一般译作“Secretariat-Chancellery”（意为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合署），而日本学者著述中则直接称其汉字名称“中書門下”，不另外创造日文对应译名。再如“枢密使”，英美旧译往往称“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er”（军事务使），突出其军事职责，或直接音译为“Shumishi”。该传统依照《宋史·职官志》：“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但常规翻译里并没有体现“枢密使”和“密命”之间“密”这一字面和内涵上的联系。日本史家则惯用汉字“樞密使”一词而不翻译。相比之下，法国汉学家更倾向于在译名中解释官职功能。

对“枢密使”一词的不同翻译表明，海外汉学界最初对宋代官职的翻译多聚焦文本的字面意义，缺少对宋代官职产生的历史语境的考察。近年来，这一研究状况发生变化。蓝克利于2022年出版《中国通史——宋代卷》，其中宋代官职的翻译如三司使、发运使、转运使、租庸使、宣抚使、镇抚使、诸司使、御营使、迎奉使、宣徽北院使等，“使”的法语翻译均为“commissaire”，即英语的“commissioner”。只有“枢密使”的翻译统一更新为“secrétaire des affaires stratégiques”。“secrétaire”即英语中的“secretary”，中文一般理解为“秘书”。但在法语语境中，尤其是西方政治史语境中，“secretary”并非普通秘书。如指称马基雅维利时，一般在前后文中为了避免重复，会以其曾担任过的最重要职务代称其为“Secrétaire florentin”（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枢密使一词的法语译文采用“secrétaire”一词的意义，既表达了高度参与政治核心活动的职务与地位，又含有“secret”这一词根，与“密”严丝合缝。这一译法并非直求字面，而是着眼于官职实质进行阐发，体现了法国汉学界对术语翻译的诠释倾向。

蓝克利直言其对“枢密院”的翻译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思考，这也体现了他对该机构性质与职能的反思。通过翻译突出枢密院这一北宋中央核心机构的前史，把宋代的政治机构放回时段的历史框架中。在《中国通史——宋代卷》中，蓝克利在两个脚注中强调，其对“枢密院”的翻译的自觉性，重点突出“密”包含的“机密”这一概念，亦明确指出马基雅维利的职衔是“secrétaire de chancellerie”：

我选择将“枢密使”翻译为“secrétaire aux affaires stratégiques”，保留了“密”（secret）和“枢”（essentiel）这两个概念。这样也体现出在枢密院供职的士大夫亦有军事才能。而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时期的头衔即是执政委员会秘书。

汉学研究通常将枢密院翻译为“Cour des Affaires militaires”，但我选择保留其前身的翻译，从而体现这一中央核心机构的创始印记。

翻译即解释，在哲学诠释学看来，翻译过程本质上就是阐释过程。正如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所指出的，任何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解释，译者在将原文转换为另一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诠释。理解即解释，译者通过翻译掌握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权。这一观点强调译者的主动性，而非传统所追求的“隐形”中介角色。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批判英美主流翻译实践中译者被刻意隐藏的现象，指出“译者不可见性”掩盖了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阐释和价值再创造的事实。翻译作为跨语言的阐释活动，其实是一种再书写：译者选择何种说法、侧重何种含义，实则在重新定义原文本的意义范围。换言之，翻译赋予译者某种主导权，可以在目标语言中塑造读者对原概念的理解。因此，法国学者特别重视译者在术语翻译中的解释功能，通过恰当的“增益”翻译，能将源语中隐含的制度意义、文化背景传达给目标读者。

具体到宋初政治语境中的“枢密使”一职，其译名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上述思想。从制度史看，枢密使在宋代具有特殊地位。宋初沿袭唐末五代之制，设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分掌武、文两权，并称“二府”。枢密使为枢密院长官，负责统领全国军政要务。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所谓“机务”即机要政务，“密命”指皇帝的机密诏令。简言之，枢密使执掌国家军事机密的出入与军令的传达，是皇帝处理军政大事的机要秘书和心腹大臣。而传统英译“Military Commissioner”或法译“Commissaire des affaires militaires”虽点明其军事管理职责，却未能直接体现其近侍机要的性质，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一般的军事长官，忽略了宋代枢密使作为皇帝近臣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和角色。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蓝克利摒弃了字面贴合的旧译法，转而以“战略事务秘书”来诠释该官职。“Secrétaire”一词在法语中包含机要秘书、贴身佐臣之意，契合枢密使作为皇帝机密顾问的身份。“aux affaires stratégiques”点出其主管国家战略事务，涵盖军事规划、边防部署等机宜，而非仅泛指军事行政。通过这一译名组合，译者巧妙地传达出宋代枢密使近密辅政与统筹战略的双重职能，使法语读者在不借助注释的情况下，即可体认其“宰执机要”的地位。可以说，这种翻译选择建立在对宋代政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译名本身完成了对原概念的解释和深化。

对比相关研究，梁太济先生曾经指出，宋代的“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的权力格局，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相权的结果。苏基朗先生在《五代的枢密院》一文中指出，史家常认为宋代的枢密院制度是相权遭分割的例证，实际上，如果从五代枢密院演变的角度加以考察，“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这表明，虽然蓝克利仅在两个脚注中阐释了对枢密院的全新翻译，但这一译法有着充分的史料和研究支撑。

对于枢密使的重要性，《宋太宗实录》有言：“枢机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无加于此。”就枢密院制度研究而言，唐宋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枢密院作为五代、宋、金、元时期中枢体制的一部分，也持续受到学界关注。唐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确立了中书门下体制。宋初又形成中书门下、枢密院对掌文武的“二府”体制。从中书门下体制向“二府”制转变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枢密院。因此，讨论唐宋时期的中枢体制，枢密院是关键。就唐宋时期枢密院的研究来说，大多数成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有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邓小南的《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李全德的《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等。

蓝克利研究中的“机密”似呼应邓小南研究中的“机要”。邓小南通过对晚唐以来枢密院职能性质的演变以及宋初枢密院长官人选背景的分析，探索该机构性质在北宋初年次第转变的曲折轨迹，指出“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一变而任用亲信僚属，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这一过程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却基本反映出这一机构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邓小南在探讨后梁置崇政院时指出：“在解释‘崇政院’设置时，不少记载直接称之为‘即枢密院’，但这一改动，并非简单的名称更易。这一机构的职权被正式扩充为‘备顾问、参谋议’；而且，称谓的变更，在保留了必要职任的同时，又示人以改弦更张之意。”可见这一机构的名称值得重视，所谓“枢密”之“密”，是其政治地位得以成立的关键：它指向一种靠近旨意、参与帷幄、能在制度边界之间穿行的机要权力。由此再回看“枢密院/枢密使”的译名选择，亦是对其在决策结构中“近密属性”的理解取向。邓小南先生进一步指出：“赵宋代周，太祖并不急于调整中书门下领导成员。……留用旧朝宰相这种做法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作为总领行政事务的权力机构，中书门下在当时所起作用有限。宰相作为中书门下的首长，实际上是政务领导，既不是帝王的腹心，也不是决策的主导。”由此可见，在北宋前期的决策结构中，帝王“腹心”与实际决策主导者的角色，并不必然由中书门下的宰辅承担。相反，这一位置更频繁地由枢密院长官占据。枢密使的职掌，固然包括参议军事、除授武官及内职，但并不能仅从军事行政的角度加以理解。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职任被赋予了参与帷幄之谋、出入机密之议的职责，其权力核心并不在于具体事务的类别，而在于其“参掌机密”的位置属性。这反映出宋人对这一职任性质的理解：枢密使并非单一职能官，而是被视为能够在军国事务与决策中枢之间运作的关键枢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枢密”之“密”，并非单纯指向信息的封闭或隐秘，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近密位置——它使枢密院长官得以接近旨意、参与决策生成，在内廷与外朝之间发挥高度弹性的政治功能。

淳化元年（990）十二月，朝廷明确中书、枢密、三司的职能分工，确立“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的制度安排。这一规定在形式上限定了枢密院的事务范围，却并未消解其近密属性；相反，枢密院所掌之事仍被明确称为“机事”，显示其在制度分工确立之后，仍被理解为处理核心机要的中枢机构。这一制度语言的延续，在南宋仍可见其回声。在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枢密使制中，仍以“进毗密勿之谟”界定其任命，枢密院依然被视为参与核心决策，近接旨意的关键场域。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到南宋淳熙十一年，“机密”“机事”“密迩”“近密之司”“密勿之谟”贯穿了枢密院长官职能的变迁史。由此可见蓝克利对“枢密院”的重新翻译，相较海外汉学的传统译法，在制度史层面更为精准。而经由这一全新的翻译，对“枢密院”一词的分析重心从枢密使掌军事转向其与政治机密的关系上，从而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宋代中枢机构的运转逻辑及其相较前朝制度的转型。

回到法国汉学对于翻译的重视，法兰西公学院程艾蓝院士（Anne Cheng）对“德”的译解，恰与蓝克利处理“枢密院”的思路形成呼应。儒家政治语汇中的“德”貌似自明，但一旦进入西方语言，译词选择即关乎对政治秩序的整体理解。程艾蓝指出，中国古代思想本无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对立；因此，“德”虽不得不对应法语“vertu”，却切忌窄化为道德之“善”，而应回溯至拉丁语“virtus”的传统——它指向个体自然散发的威望、力量与人格感召，无形而能动地影响他人。更有意味的是，“virtus”亦可与马基雅维利的“virtù”概念相互参照。这种翻译取向与蓝克利在“枢密院/枢密使”译名上的坚持，实为同调：拒绝将汉学概念强行嵌入既有二元框架（如善/恶、文/武），而是借词源与历史语境的细致辨析，于目标语中存留原概念的政治张力。要言之，“德”之于政治思想史，犹“枢密院”之于政治制度史——其翻译绝非技术细节，实乃进入中国政治世界的解释性入口。与翻译并行的是研究，蓝克利在2016年与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胡安·卡洛斯·加拉瓦利亚（Juan-Carlos Garavaglia）教授以及牛津大学迈克尔·布拉德利克（Michael J.Braddick）教授共同主持出版论文集《服务权力，服务国家：美洲与欧亚》，并撰写第十章“宋代十至十一世纪初武人官僚化”。在系统梳理宋初各武臣团体逐步被纳入官僚体制的过程中，蓝克利试图跳出“唐宋变革论”的分析框架，指出宋代“崇文抑武”中武人官僚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个单方面主导的自上而下策划实现的结果，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个同时进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进程。整本论文集亦构成中、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对话。

以上表明，在对宋代政治核心机构枢密院及其职官枢密使的翻译过程中，蓝克利等人对译词的反复打磨和选择，使其注意到枢密院不仅是军事机构，还拥有一个高度参与皇帝几乎所有机密决策的制度前身。蓝克利在翻译中致力于还原的，是宋代士大夫精心书写构建前的历史世界：在这个历史世界里，获得皇帝的信任至关重要，参与皇帝机密决策的群体，曾经是以皇帝“藩邸旧僚”“天子腹心”为主的枢密使，逐渐转变为以文资出身、多经科举入仕（即所谓“天子门生”）而典枢密的官员，并且在枢密使权力收缩的过程中，翰林学士逐步上升为参谋议、咨密议的群体。

“信任空间”的制度建构与权力场域：机密知识的实际效力

从沈括等人的记载可见，宋代枢密使权力被逐步削弱，其所释放出的政治空间由翰林学士接续承担。从“机密知识”与“信任空间”的角度出发，不仅能揭示宋朝制度演进的深层逻辑，也能进一步把握翰林学士院崛起的政治基础。

“信任空间”作为政治运作的关键概念，强调的是权力执行过程中，由制度化安排和人际互动共同构建起来的信任网络。它既是一种掌握机密信息及其流通的制度空间，也是其间行使权力必须仰赖的合法性基础。宋代枢密院权力的收缩，实则体现了这一信任网络的重构，翰林学士院逐渐成为新的信任节点。信任空间的转型，使得权力运行不再单纯依赖皇帝与近臣之间的私人亲近，而是在制度规范与集体默契中实现稳定化与程序化。

若从更广的理论视野出发，“信任空间”作为政治运作中的制度场域，可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加以阐释。翰林学士院等机构，正是高度制度化的场域，成员因其学术声望与作为皇帝近臣的政治地位积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在政治运作中拥有特殊权威。翰林学士参与起草诏令等机密政务，不仅意味着拥有文化资本（精通经术文章），更意味着他们通过皇帝的信任获得了官僚资本的增益——由职位赋予的机要参与权。这种资本的分配使宋代统治集团能够通过少数精英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控制，形成权力运作的“信任网络”。换言之，翰林学士院等内廷近臣凭借象征资本巩固了皇帝授予的政治信任，其在知识生产与机密信息流通上的垄断地位，体现了宋代制度运作中对知识的有效控制。

宋廷的内廷空间皆非静止的背景，而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被赋予了信任功能的场域。北宋枢密院权力逐步收缩，同时翰林学士院地位上升，成为新的决策草拟与顾问中枢。这一格局的变化，体现出宋代信任网络由“内廷亲信”向“制度信任”转型的过程：皇帝不再仅依赖个人亲近（如武人枢密使在寝殿密议），而是通过在不同空间安置不同职能的文臣群体，使决策流程更具程序性和稳定性。法国年鉴学派史家贝尔纳·勒帕蒂（Bernard Lepetit）的空间理论揭示了“信任空间”背后的场所与象征秩序互动关系。勒帕蒂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空间”不应被视为一个中性的、预设好的背景框架，而是由时间性与社会实践共同塑造的历史对象。也就是说，空间本身具有“历史性”：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制度安排与权力互动中被建构出来的结构性产物，空间的组织方式，与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冲突、支配关系密切相关，空间中的行为、路线、仪式，都反映并再生产权力关系。因此，宋代的“信任空间”可以被理解为皇权与士大夫共同创造的象征秩序：透过对空间的精心组织和进入权限的限定，皇帝实现了对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在这些场域中运行的礼仪、路线、朝见制度等，既赋予空间以政治意义，也成为维系信任和规范权力运作的载体。总之，宋朝内廷空间结构的演变证明了空间与权力的非中立互动——空间划分和场所运用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信任的生成与分配深刻地镶嵌在这些看似“场所”却实为制度网络的结构之中。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中枢体制历经演变，于唐代形成三省制，至北宋前期完成向“二府”制的过渡。相较于唐末中书门下体制，“二府”制的关键变化在于枢密院所承担的职能与其政治地位。对于这一制度变化，传统研究多以“君相关系”或“内廷与外朝之争”作为分析视角，将枢密院与中书对立，考察二者此消彼长的权力消长关系。或如日本学界，从“侧近性”来切入五代时期枢密使与皇帝的关系。

法国学者蓝克利对“二府”制的研究侧重于其“机密性”，从权力信息的管理入手，重新审视枢密院的职能、枢密使与皇帝的互动，以及翰林学士院地位上升的深层机制。宋廷吸取五代时期武人权力无限扩张的前车之鉴，对政治机密做了分隔化处理，掌管不同权力的士大夫分班奏对，权力信息圈互不相通，最后由皇帝统一裁断，再由翰林学士起草诏令。整个决策与传达过程受到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规训，呈现出高度程式化、规范化的特征。翰林学士院正因深度参与机密政务，且掌握文书起草的“最后一笔”，在制度网络中占据了日益关键的位置。这种制度化的保密秩序，既提升了政治运行的透明度与权威性，也强化了诏令的执行效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强调“侧近性”，而法国学者则聚焦“机密性”。这一研究取向与法国政治思想传统密切相关。蓝克利将“枢密使”译为“secrétaire”，不仅是字义上的选择，也呼应了西方政治文化中“书写权力”（power of writing）的核心命题。这一维度在法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书写行为如何透过空间安排、仪式程序与文本制度，将权力关系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技术。

值得强调的是，蓝克利提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马基雅维利在法国政治思想史书写谱系中，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枢纽式人物。这一思想语境既是我们理解法国学者研究独特视角的背景，也是启发我们理解宋初机密知识建构意义的关键。法国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家皮埃尔·马南曾多次提到，马基雅维利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将政治思想从古典转向了现代。马南强调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国家尚未成立，站在国家成为一种制度的前夜，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核心，是从无序中建构秩序，这一思路与北宋初期制度建构所面对的政治困局形成隐约对应。马基雅维利提出“政治作为政治”的命题，所关注的正是“权力关系的实际效力”（effectivité des rapports de pouvoir）：不仅在于权力的合法性表达，更在于其能否在制度结构与社会实践中被有效执行与感知。宋代政务处理的制度化演进——从枢密院到翰林学士院、从私密口谕到程式化文书、从个体亲近到制度信任——正体现了对这一“实际效力”的追求。

回到宋初的权力场域与历史语境，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五代十国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无序与王朝骤兴骤亡的循环中挣脱出来，建构一个持久、稳定且可预期的政治秩序。这一秩序的重建，并非单纯依靠军事征服或强人政治，而更深层地体现于制度性信任的建立与权力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型。在皇帝、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等关键政治群体的复杂互动与权力博弈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演变悄然发生：信任空间的形态发生了深刻转型，与之相伴的“机密知识”的处理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正是使权力关系的实际效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五代的政治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对个体的私人化信任。这种信任模式及其承载的机密，虽在短期内可能效率极高，但其实际效力脆弱，缺乏制度的保障与延续性，极易因猜忌而破裂。而北宋初年的统治者，则有意识地将这种脆弱且私人化的信任，转化为一种嵌入多重制度规范之中的、非人格化的系统性信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将“机密知识”的处理全面制度化、程序化与文书化。在最高决策层面，宰辅奏事制度的班次分合演变，规范了机密信息的流转与决策的生成。在政令形成环节，翰林学士院草制的严格保密规范，构成了另一道关键制度屏障。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涉及重大人事任免、军国机要的“内制”，草诏过程高度封闭，实行锁院制度，隔绝内外，确保信息在生成环节不外泄。诏令起草完成后进呈皇帝审阅，获得批准后经由特定仪式宣付中书门下执行。这套程序将基于个人的口头机密，转化为依托制度的文书化机密知识。正是这种从“对人信任”到“对制度信任”的转型，使得宋初的权力关系虽然充满了制衡与分权，但其实际效力与稳定性却得到了根本性的稳固与增强。

法国人类学家让·热曼（Jean Jamin）关于“沉默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宋代政治中的缄默制度提供了类比视角。热曼认为：“所有局内人都必须保持沉默并知道如何保持沉默——它不仅能维持团体内部强大的团结……并且通过揭示和规定一整套表达权利和保留义务的制度，使机密在社会层面上存在，并参与了传播的社会空间。”热曼以传统非洲社会为中心，认为口耳相传的表达就像书写一样，也可以积累、垄断、隐藏和中止。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形式，话语都是统治策略和权力行使的一部分。而权力的增加表现为沉默的增加，通过实施平衡、缓冲和话语保留的机制来实现。这些话语以单数—复数模式运作：一些人代表所有人说话，向那些未被提及的人说话；或者根据一种沉默法则：话语通过一种证明它们未说出所说内容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话语遮掩了矛盾、权力和支配关系，但它们也通过所隐瞒的内容及其隐瞒的事实，对这些矛盾和关系进行了描述。与之相较，宋代对机密的规范处理，正体现了类似的缄默机制：通过制度化的保密规范，划定了权力信息的传递范围和参与者的身份，既保证了政治运作的透明度，又确保了信息的安全与权力的集中。这种制度性缄默不仅限制了信息的无序扩散，也强化了权力的实际效力，是权力稳固的重要保障。这一理论恰可诠释宋代机密制度中的士大夫缄默共同体。

作为宋代机密制度的补充，贡举锁院虽与翰林草制制度一脉相承，亦体现出士大夫共同体对“缄默”与“机密”的另一种实践。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嘉祐年间欧阳修知贡举，与王珪、梅尧臣等同知贡举在锁院期间唱和诗作，其中如“无哗战士衔枚勇”“五星明处夜堂深”等句，嬉笑间流露出考官们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认知。梅尧臣以“五星”比喻考官，而士子则被比作“万蚁”，此类诗本意或属文人游戏，亦可能是权力身份的无意流露。本属密闭空间内的文墨唱和，却在发榜后广为流传，引发士人舆论强烈反弹。部分落第举子据此讥讽考官“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并反转诗意，视之为考官轻视士子的表现。自此礼闱三十年间罕有唱和。贡举锁院本是政治机密高度制度化的一环，却因“锁而不密”引发信任危机，反向印证热曼所言：“缄默”不仅是一种言说的缺席，更是一种权力的结构机制。宋代机密制度的有效性，既赖于信息的控制，更仰赖士人共同体对“何时沉默、何时流传”的默契认同。一旦话语传播超出预期边界，制度性缄默反而成为权力冲突的爆发点。沉默并非知识的空白或消极状态，而是权力运作的一种积极机制：通过制度化的缄默规则，限定谁有发言权、何时可以发言，以及何种信息必须保留。宋代官僚政治中，一系列场景体现出类似的“有组织的沉默”机制。例如，翰林学士在参与机密诏令草制时恪守严格的保密规范，再如贡举考官入“锁院”阅卷制度，这实际上是通过隔离与沉默来保证考试的机密和公正。一旦这种制度化沉默被打破，信任危机便随之产生。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唱和诗文，引发落第士子质疑考官公正性这一事件表明，“缄默”是维系权威与秩序的屏障：守密使权力运作平稳，而逾越沉默的内容一旦扩散，反而动摇既有的信任结构。由此可见，宋代政治中的缄默制度并非消极无知，而是一种通过组织化“不言”来维护团体稳定和权力效力的策略。翰林学士、锁院考官等正是在遵循“不宜多言”的默契中，以沉默涵养权力运作所需的威信与秩序。

 结  语 

古今中外，保持决策的机密性皆是统治的手段之一。但对机密的处理模式是基于人际信任，还是群体对规范的共识，却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从知识史的视域出发，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关注“无知”的知识史，扩展了知识史的领域。而机密知识作为官僚知识中的重要部分，亦是一种特殊的“无知”，即仅限于一小部分人所知，而为大部分人所“无知”。知识史视域下的“无知”状态还分为两种：一是人们“知其无知”，二是人们“不知其无知”。“知其无知”和“不知其无知”的区分，不仅关系人们对特定知识的了解程度，还涉及该时代整体的知识框架、认知模式和范畴等。正因如此，机密知识的生成、处理与流通，是值得从知识史视角探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的核心在于揭示机密知识的建构对于宋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意义。蓝克利就“机密”之于宋廷有如下表述：“‘不可说’是一种透明的义务。”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强调，从知识史的视角观察，机密信息如同“闪烁的暗点”，构成宋代政治文化星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我们更多地关注如群星璀璨的著名士大夫，那么在知识史这一视域下，宋代政治文化的星空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机密知识”不仅是口耳相传、秘而不宣的信息，而且是一整套成熟的机密生成、传播与处理模式，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其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机密知识的参与度与其权力、地位的关联，而信任空间则是日常政治运行的重要空间区隔，是机密知识运转的空间框架，枢密院作为信任空间的缩减，翰林学士院作为信任空间的升格，史馆作为信任空间区隔的见证，都在证实机密知识是宋代官僚知识体系中实存的、规范的、制度化的“不可说”。

宋初政治制度的形成，既非一套自上而下的设计逻辑，也非一种被动的传统延续，而是在不断调适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信任、保密与权力边界的协商而逐步稳定化。本文所讨论的“机密知识”及其所依赖的“信任空间”，不仅体现出权力执行的细密机制，更揭示了政治制度中“无知”如何被功能化、组织化，从而在有限可知与可控范围内维持政务秩序。这种“制度化的不透明性”，不是权力的缺陷，而是其得以稳定运作的重要前提。从更宏观的理论视野来看，宋代政治制度的建构经验，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与知识秩序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参照。所谓“信任空间”，正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那种嵌入象征资本与实践逻辑的“场域”，并非纯粹的行政技术性安排，而是维系权力合法性与行动边界的空间性结构。制度性空间从来不是中性的背景，而是通过对信息、角色与交往方式的选择性组织，在历史时间中不断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中枢政治体制的转型史，亦可视为国家如何在信任的再分配中建构自身边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