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深度伪造是欺骗性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其滥用加剧了虚假信息问题，技术和政策路径的局限性凸显了以受众为中心的应对策略的重要性，然而个体因素在评估深度伪造可信度方面的作用尚缺乏实证证据。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研（n=518），验证了视觉素养和认知倾向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视觉素养越高的个体越可能识别深度伪造视频；而直觉信念越高，即回避深入思考、倾向于启发式判断的个体，越容易被深度伪造视频欺骗。认知需求和视觉素养对识别虚假信息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视觉素养促进了个体对视觉信息的怀疑，但是自我效能感和视觉信息怀疑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词：深度伪造；欺骗性人工智能；感知可信度；视觉素养；认知倾向

一、引言

常言道“眼见为实”，然而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正在摧毁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视频操控时代已经来临。深度伪造是欺骗性人工智能（Deceptive AI）的典型代表，融合了自动化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计算机技术，能够将个人的声音、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拼合成虚假内容，目前已具备高度的拟真性，未来可能突破人类感官辨识的阈值。深度伪造内容目前已经渗透至政治、新闻、商业等多个领域，对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社会道德和文化等方面造成巨大威胁。

尽管虚假信息的问题由来已久，但深度伪造技术加剧了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基于“视觉主导效应”（colavita visual dominance effect），人类更多地依赖视觉信息而不是其他感官信息来认识世界，因此相较于文本，图像和视频往往被认为是对现实世界更可靠的描述。深度伪造正是利用了视觉说服中的“现实主义启发”（realism heuristic），使得虚假信息更具生动性、说服力和可信度，甚至能够绕过人类的理性批判系统，直接诱发个体的“认知失真”。另一方面，深度伪造降低了视频证据消除不确定性的能力，造成了公众的认知困境和对媒体的普遍不信任感。这种技术引发的怀疑主义催生了“说谎者红利”现象：当事人（例如政治家）回应不利信息时，可以通过否认事实证据的真实性达到开脱责任的目的，造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迷局。

面对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风险，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检测工具的开发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构建深度伪造的检测算法比生成算法更加困难，生成算法甚至能够利用检测算法的“反教学”，获得不断进化的欺骗能力。此外，检测工具尚未向公众广泛开放，普通用户难以借助技术手段实现有效防御。在政策与法律层面，尽管针对深度伪造滥用的规制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例如我国于2025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对AI生成内容添加标识，然而制度的落地在本土互联网生态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在商业逻辑与合规要求的博弈下，部分平台将“去水印”作为会员付费功能，允许用户在签署协议后生成不含显式标识的内容；另一方面，不同平台对未标识内容的处置尺度不一，标识本身的显著性和规范性也存在差异。这意味着，用户在信息流中接触到深度伪造时，其标识可能缺失、隐蔽或极易被忽略。因此，个体的认知防御机制仍是抵御深度伪造风险的关键防线，以受众为中心的应对方案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个体在接触媒介信息时，首先会对其可信度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选择，基于此，为提高公众对深度伪造的识别能力，我们首先要了解个体在判断深度伪造的可信度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信息行为。现有研究验证了信息线索（例如视频的流行度、分享者可信度）等环境因素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探索了个体差异的作用，例如艾哈迈德（Ahmed）的研究表明无意中分享深度伪造视频会加剧人们对信息的怀疑态度，而认知能力负向调节这一过程。但是那些在网络虚假信息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的其他个体因素，例如人口学变量、怀疑主义、自我效能感等，其影响犹未可知。因此，本文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探究个体因素如何影响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研究结果将为开展更有效的视觉素养教育，以提高用户对深度伪造的识别能力、对抗深度伪造的负面影响提供支撑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认知理论

根据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行为”“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三者是相互作用的，人不仅是由环境和外部事件驱动的有机反应体，还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进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和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目前社会认知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对个体行为特征的理解和预测上，在本研究的语境中，“行为”即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评估。社会认知理论中的环境因素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观察到的他人的行为或反馈属于社会环境因素，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社会背书（通过视频的流行度、他人的评论等线索反映）会显著影响个体对深度伪造可信度的判断。个人因素则通过认知、信念、技能、知识、情感及动机等内在属性发挥作用。着眼于个人因素，本研究将探讨视觉素养、视觉信息怀疑、认知倾向以及自我效能感如何作用于深度伪造的可信度评估。

（二）视觉素养

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担忧引发了对媒介素养的重新关注，郑（Jeong）等人的荟萃研究表明媒介素养教育总体上是一种应对虚假信息的有效策略，然而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下，传统的媒介素养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视觉操纵的挑战，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正日益成为“数字公民”的关键能力。目前对于视觉素养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同该构念包含解读（interpret）和创造（create）双重能力维度。这意味着视觉素养不仅在于被动地理解图像的内涵，更涉及主动地使用视觉语言来生产意义。基于社会互动理论，视觉素养赋予了个体反思视觉媒体互动经验和调节消费习惯的能动性，从而提升其对视觉虚假信息的审查能力。这一机制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研究表明照片编辑经验是图像可信度评估准确性的重要预测因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视觉素养和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呈负相关关系。

（三）视觉信息怀疑

提升公众对信息进行批判性评估的能力，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赫特（Hurtt）认为对媒介内容的怀疑态度能够使个体“暂缓即时判断并寻求更多确证信息”，这种审慎的认知倾向使个体不容易受到误导性论点和错误信息的影响。此外，媒介素养是引发信息怀疑的重要基础，弗拉加（Vraga）和塔莉（Tully）的研究证实具备较高媒介素养并认同其价值的个体，在评估社交媒体信息时往往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基于此，关于视觉语言及其可能性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增强个体在视觉信息消费过程中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从而可能提升其对视觉信息的怀疑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视觉信息怀疑和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呈负相关关系。

H3：视觉素养和视觉信息怀疑呈正相关关系。

H4：视觉信息怀疑在视觉素养与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认知倾向

有关可信度的研究表明，认知倾向或者说思维方式，例如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NFC）和直觉信念（faith in intuition，FII）能够作用于信息评估实践，并预测对网络虚假信息的轻信程度。其中，认知需求体现了个体在深入思考、信息推理与问题解决中投入认知努力的倾向，它是驱动个体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内在动机。鉴于信息加工在识别深度伪造方面的重要作用，认知需求被证明是虚假信息感知可信度的负向预测因子。相比之下，直觉信念体现了个体依赖本能、感觉与即时印象进行判断的思维倾向，直觉信念较高的个体在信息处理时更倾向于通过启发式路径作出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认知需求和直觉信念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个体的认知系统中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基础，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认知需求和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呈负相关关系。

H6：直觉信念和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呈正相关关系。

（五）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反映了个体对于自身能够成功执行特定行为以达到预期结果的信念。Bandura将自我效能感视为一种动机特征（motivational trait），认为它不仅能够激活和调节行为，还能调节个体对环境刺激的心理反应。在当前的在线媒体环境中，信息过载与视频模态消耗了用户大量的认知资源，使其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更倾向于依赖启发式线索，以最小化认知投入。而自我效能感正是弥补动机缺失的关键，研究表明，拥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克服认知惰性，做出准确的可信度评估；当自我效能感降低时，用户更可能对新闻真实性的辨别产生倦怠反应，进而放弃对深度伪造进行抵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自我效能感和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呈负相关关系。

班杜拉指出自我效能感来源于成熟经验、替代经验、社会劝服和心理特质等方面，强调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基于前文所述，视觉素养和自我效能感在概念上存在相似之处，都涉及个人采取行动以产生积极结果的能力，这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现有研究也证明，数字素养会显著增强在线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因此我们推论视觉素养是识别深度伪造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因子。此外，认知倾向也可能对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认知需求较高的个体在分析、推理等复杂任务中往往表现更佳，更容易通过成功经验增强自我效能感；相反，倾向于依赖认知捷径的个体在面对信息验证等任务时更可能缺乏信心。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见图1）：

H8：视觉素养和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关系。

H9：认知需求和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关系。

H10：直觉信念和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关系。

H11：自我效能感在视觉素养与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12：自我效能感在认知需求与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13：自我效能感在直觉信念与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地区的互联网用户，于2022年7月依托专业调研平台Credamo（见数）开展在线问卷调查。为了提高数据质量，本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1）基于历史作答记录预先甄别高质量用户；（2）设置IP地址唯一性限制，杜绝重复填答；（3）设置注意力检测题，自动剔除未通过筛选的问卷；（4）设定作答时长限制，剔除用时不足和过长的无效样本。调查遵循匿名原则，被采纳的问卷填答者可获11元激励，本研究最终获取有效样本518份，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需求。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29.2岁（中位数为28，范围为16—59），包含45.9%的男性和54.1%的女性。82.8%的参与者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等收入水平（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8万—12万元人民币）的参与者占比为25.3%。

（二）变量测量

1. 视觉素养

参考拉扎德（Lazard）和阿特金森（Atkinson），以及布伦伯格（Brumberger ）的研究，从“解读”与“创造”两个维度构建量表。该变量包含5个题项：“当我查看媒体信息时，我很容易辨别出图像是否被篡改过”“我会批判性地评估媒体信息中视觉效果的意义”“当我查看媒体信息时，我很容易察觉其使用图像的目的”（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另有两个题项询问了参与者在图片编辑和视频编辑方面的技术水平（1=没有经验，6=专家）。将收集到的数据统一转化为7分制（M=4.695，SD=1.108，Cronbach’s α=0.812）。

2. 视觉信息怀疑

改编自Lazard等人的量表，共包含3个题项，旨在衡量个体对视觉操纵的警觉意识。题项包括“当您看到来自非主流来源的新闻视频片段时，您是否会认为视频被篡改过”（1=从不，5=经常）“您认为网络上有多少图片是伪造的”“您认为网络上有多少视频是伪造的”（1=没有，7=几乎所有）。将收集到的数据统一转化为7分制（M=3.507，SD=1.163，Cronbach’s α=0.774）。

3. 直觉信念

基于凯勒（Keller）等人编制的量表，用于评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依赖直觉和本能的程度，参与者需要选择与以下5个陈述相符合的程度（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我是一个相信直觉的人”“在做大多数决定时，我会跟着感觉走”“当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别人时，我通常依靠直觉来判断”“在评价他人时，我相信我的直接感受”“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往往是最好的”（M=4.071，SD=1.361，Cronbach’s α=0.926）。

4. 认知需求

根据科埃略（Coelho）等人的研究，通过5个题项测量个体愿意进行深度思考的内在动机与倾向。题项包括“相较于简单的问题，我更喜欢复杂的问题”“思考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情”“我更愿意做一些会挑战我思维能力的事情”“我喜欢处理那种需要大量思考的任务”“我喜欢为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法”（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M=5.132，SD=1.205，Cronbach’s α=0.926）。

5. 自我效能感

根据现有量表改编，用以衡量参与者识别与应对虚假信息的信心，包括“我相信我可以识别虚假信息”“我知道如何使用媒体工具来验证虚假信息”“我相信我可以发布/分享事实而不是错误信息”“我相信我可以减少接收/分享错误信息的可能性”（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M=5.307，SD=0.804，Cronbach’s α=0.783）。

6. 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

参考Hwang等人的研究，采用2个题项评估参与者对实验材料可信度的感知，即“我认为该视频是可信的”和“我认为该视频是真实的”（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M=4.153，SD=1.346，SB=0.844）。

（三）实验材料与程序

研究从网络上获取了三个现有的深度伪造视频，所有视频未经剪辑，并配有形式统一的双语字幕。参与者首先需要回答有关人口统计学的问题，随后按照随机顺序观看3个视频材料，并评估每个视频的感知可信度。在点击进入下一个视频前，当前视频可以被反复观看，一旦完成对当前视频的评估，不可以再返回修改。在完成感知可信度的测量后，问卷提供了关于深度伪造技术的简要说明，并对视觉素养等自变量进行了测量。在问卷最后明确告知参与者他们观看的视频为深度伪造视频。

四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4.0以及Amos 26.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针对年龄变量中存在的少量缺失值（n=2），采用序列均值插补法进行填补，其余变量均不存在缺失数据。各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均小于2、峰度绝对值均小于5，表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要求。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感知可信度的均值为4.153，表明深度伪造视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基于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值和组合信度值均大于0.70（见表2），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的衡量维度包括聚合效度、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聚合效度是指同一潜在变量的不同观察变量间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荷载与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两个指标来评估，一般要求因子荷载大于0.6、AVE大于0.5，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当样本量大于350时，因子载荷的最低可接受标准为0.3，并且当AVE接近0.5且拥有较高的组合信度时，仍可以被认为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分效度表示不同潜在变量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显示（见表3），AVE的平方根基本上都大于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此外，由于部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6，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方差膨胀系数为1.927，表明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

结构效度是对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的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测量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三）结构模型和假设检验

1. 直接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基于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对初始模型进行适度修正，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模型参数。结果表明，最终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见表4）。图2展示了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首先，视觉素养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β=-0.244，p＜0.05），直觉信念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112，p＜0.05），认知需求、视觉信息怀疑和自我效能感对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H1和H6成立，H2、H5和H7不成立。其次，视觉素养显著正向预测视觉信息怀疑（β=0.147，p＜0.01）和自我效能感（β=0.676，p＜0.001），因此，H3和H8成立。此外，认知需求是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因子（β=0.200，p＜0.001），而直觉信念对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9成立，H10不成立。

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5000次重复抽样）检验中介效应，并计算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表明（见表5）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因此视觉信息怀疑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故而H4、H11、H12和H13未获得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目前视觉媒体已经成为主流的内容消费形式，随着多模态大语言模型的迅速发展，AI合成视频逐渐充斥互联网空间，也使视频操纵变得更加隐蔽和危险。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深度伪造视频的感知可信度均值较高，这表明在缺乏预警的自然接触状态下，公众缺乏足够的警惕性，容易陷入技术构建的“认知陷阱”。因此提高公众对深度伪造等欺骗性人工智能的抵抗力迫在眉睫，鉴于当前针对受众端的防御策略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本文聚焦个体层面的因素，探讨视觉素养、认知倾向、视觉信息怀疑以及自我效能感在深度伪造识别中的作用。

（一）视觉素养和认知倾向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在深度伪造视频的可信度评估上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具体而言，视觉素养水平越高的个体越不容易被深度伪造视频欺骗。这种防御机制可能源于其在视觉信息“解码”与“编码”方面的能力优势。一方面，视觉信息解读能力较强的个体更容易识别视觉表征背后的潜在操纵意图，从而启动更为审慎的批判性评估程序；另一方面，具备视觉内容创造（编码）经验的个体，对视觉元素及其生成技术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其更容易捕捉到诸如画面抖动、光影不连贯等“技术瑕疵”。这些视觉线索通常可作为触发不可信判断的认知启发式，从而降低其对深度伪造内容的信任程度。

其次，视觉素养还能够提升公众对视觉信息的怀疑水平，并增强其识别虚假信息的信心。尽管这两种因素并不会直接提升个体识别深度伪造的能力，但作为重要的动机来源，自我效能感能够激活并调节个体的应对行为。具体而言，当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时，往往更倾向于将识别深度伪造视为一种可以掌握的挑战，而非不可控的威胁。这种积极的心理预期会促使其在媒介消费过程中启动自我调节机制，表现为更主动地搜寻佐证信息、反思视觉体验，并通过持续学习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认知策略，从而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

此外，结果显示直觉信念是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正向预测因子。根据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类在接触信息时存在“默认真话”倾向，因为怀疑与批判往往需要消耗额外的认知资源，这一倾向在直觉信念水平较高的个体中更为明显。根据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直觉信念较高的个体平均而言更倾向于通过认知捷径，即“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处理信息，而非经由“中枢路径”（central route）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当个体基于即时感觉或情绪反应而非理性分析进行决策时，可能会忽略关键的证伪线索，导致对视频真实性的错误判断。此外，这种对认知启发式的依赖，恰恰落入了欺骗性AI利用技术拟真性构建的误导陷阱中。正如王国燕所指出，技术拟真性的欺骗逻辑在于利用认知捷径、诱发情感投射并强化固有偏见，从而干扰个体的正常认知过程，使其在无意识或半意识状态下接受虚假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即使个体具备较高的认知需求也并不能保证在识别深度伪造这一复杂任务中取得理想的结果。根据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FBM），目标行为（识别深度伪造视频）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动机（motivation）和能力（ability），当行为的执行难度超过个体的能力阈值时，再高的动机也无法触发有效行为。因此，虽然高认知需求赋予了个体进行深度思考和批判性评估的动机，但是面对欺骗性人工智能生成的“高质量”虚假内容，必须辅以特定的知识、技能和策略（即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实现有效防御。

（二）对视觉素养教育的建议

面对高拟真度且具有高欺骗意图的“欺诈型AI”时，法律监管和技术检测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执行缺口。本研究揭示，视觉素养教育应被视为应对深度伪造滥用风险的技能与认知双重防线。根据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通过让受众预先接触视觉操纵案例（即接种“弱病毒”），并在视觉素养教育中揭示深度伪造的生成原理、典型瑕疵和应用风险，能够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与认知韧性（即产生“认知抗体”），使其在未来面对欺骗性AI生成的内容时，能够更迅速地识别并启动防御反应。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我国目前对AI生成内容的监管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教育内容应从“伪造识别”向“法规认知”拓展。一方面，需夯实公众识别深度伪造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普及虚假内容生成的最新技术、基本原理及其现实应用；同时通过对典型操纵案例的解构，提升公众对于操纵手段及其表现特征的认知，帮助他们捕捉光影异常、叙事逻辑漏洞等提示操纵的线索。另一方面，应在教育内容中纳入对AI标识等现行监管制度的解读，揭示当前技术治理与政策应对手段的局限性，以增强公众对“无标识”内容的警觉性，从而打破“无水印即真实”的认知惯性。第二，要提高个体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内在动机。可以结合深度伪造在电商直播（例如虚假商品展示）、金融诈骗（例如合成视频通话）、社交媒体（例如伪造名人言论）等互联网场景中的应用案例，直观展示技术滥用对个人财产安全、社会信任和公共秩序的潜在危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认知调节，有助于推动个体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信息评估者，使审慎态度内化为日常的媒介消费习惯。第三，要推动视觉素养教育的精准化与公平化。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轻信深度伪造，因此除了媒介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之外，“素养沟”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教育推广应借助短视频平台、社区宣传等下沉渠道，确保不同社会背景的公众都能获得必要的防御能力。

此外，根据FBM，在个体动机与能力之外，“提示”（prompt）是触发防御行为的重要外部条件。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不断迭代，虚假信息的伪装将愈发隐蔽。当高拟真性的虚假信息利用情绪或偏见来影响受众的信息评估时，即使是认知需求和视觉素养较高的个体，也可能在不采用额外验证方法的情况下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平台的标识与提示机制。一方面监管部门应推动AI生成内容标识的标准化，要求显示标识必须在视频播放界面持续、醒目地展示，确保外部提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应鼓励平台拓展多样化提示机制，例如当系统检测到视频可能存在误导风险时，自动弹出警示提示或提供一键跳转至核实页面的入口，从而实现“内在素养”与“外在提示”的有机结合，构建应对深度伪造风险的人机协同防御体系。

（三）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数据主要来自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可能受到社会称许性偏差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设置客观题项等方式，对个体的视觉素养与认知倾向进行更为客观的测量。其次，本研究中视觉信息怀疑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未能揭示视觉素养和认知倾向对于深度伪造感知可信度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潜在的中介变量，以更深入地理解个体处理视频信息时的认知过程，从而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补充与拓展。最后，未来研究还可从静态的能力评估转向动态的认知韧性考察，通过多维度与长期效果的检验，更全面地评估认知防御策略的持续效应，为构建更具韧性的数字信息生态提供理论支持。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俞能海教授、周文柏副教授对 “深度伪造”系列主题研究的咨询答疑与技术性帮助；同时感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高博文以及博士研究生张卓越对本研究的支持。）

作者王国燕系苏州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中心教授、传媒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金心怡系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①王国燕,金心怡.深度伪造视频的感知可信度:视觉素养和认知倾向的双重影响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48(3):133-142.

②王国燕、金心怡：《深度伪造视频的感知可信度：视觉素养和认知倾向的双重影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第133-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