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撰写《苏轼行踪考》之目的与意义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文学艺术大师，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均具有巨大成就；他具有天赋的创造性，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坛巅峰。钱锺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李白以后，古代大约再也没有人能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所撰写的诗词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现存二千七百余首诗作中，或充满了气势磅礴的英气，或清新明净、华美自然。

苏轼三百七十余首词具有极高价值的创新性，同时也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表现了全新的面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近人，挥洒自如，雄辩滔滔，继承了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现存四千余篇作品中，《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超然台记》、《方山子传》等，均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

苏轼的书法列为，“宋四家(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也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传神及绘画理论，九百年多年来，一直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影响至今。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一、苏轼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在许多文学创作中都提到医学专业知识。二、在水利建设方面，杭州建苏堤、疏浚钱塘六井，徐州防洪、建堤坝等丰富的实践经验，使苏轼成了水利专家，并且当之无愧。三、苏轼同时是一位着名、出色的美食家，一生亲自制作过多种菜肴，还亲自烹调过一些小吃，酿造过许多美酒。其留下的《老饕赋》、《菜羹赋》、《东坡羹颂》、《猪肉颂》、《食豆粥歌》、《煮鱼法》等一百余篇诗文，都详细地说明了他制作菜肴的方法和经验。苏轼的《中山松醪赋》至今仍成为河北定州地区造酒的秘方。

苏轼的养生学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养生学的内容极为全面，包括饮食、起居、气功、运动、修德、医药等，他丰富广博的养生术，无论理论和实践也都提供中国社会许多贡献。苏轼是一位儒释道融合的贯通者，这也契合到了他的养生哲学中。苏轼的《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定风波》词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再再表现了深奥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学精品。

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他以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型态，深切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和生命智慧。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又认为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1]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与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荟萃于一身，天地间凤毛麟角。苏东坡保持天真纯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其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

九百多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苏东坡主要的魅力，是他闪烁的天才所具有的吸引力，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苏轼多才多艺、好奇深思，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一生竟屡遭贬降，遭受逮捕，忍辱苟活[2]。

《宋史·苏轼传》载：“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3]我们尽管述及苏轼因本身的个性使然，易遭人妒、遭上贬，然而，如果苏轼没有这样的经历与苦厄，如何能在中国文学、史学与文明史上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影响？

我一生尊敬与崇仰苏轼，撰写这本《苏轼行踪考》首先要铺陈、展开的是通过各种文献资料，研究苏轼一生所到过之处以及所行走过的路程，并且亲自沿循这些路程及苏轼所及之处，走过、看过、体验过一遍，再经过各种文献的考证，撰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其中必须绘制出苏轼在各地走过的路线图、苏轼到过各个地点的位置图等。这本书是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以历史地理及文学地理的规范，跟随苏轼走过一生。在撰写完毕《苏轼行踪考》以后，因为深入了解苏轼一生的行迹，再开始精研苏轼的各种创作，如果一生还有机会，准备以历史的手法，悉心撰写一本比较精准的《苏轼、苏辙史传》，或者再以文学的手法，撰写一本《苏轼、苏辙文传》。

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苏轼在世时，已有诸多士人整理苏轼著作，然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于常州，次年移柩河南汝州郏县钓台乡上瑞里[4]。此时蔡京当政，为了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并在各处竖立“元佑党籍碑”，上面刻写三百余党人恶名，并昭示全国。党人碑所刻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五月乙亥纪事：“朝凤郎苏轼降复崇信军节度行军思马，其元追复官告并缴纳。”[5]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壬午八月丙子，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6]此时，朝廷逐步加深加害元佑党人，后代不得入京师为官。

《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九月己亥，徽宗又下诏：“御披付中书省：应系元佑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数进入，仍常切契勘不得与在京差遣。文臣曾任执政官：文彦博……苏彻……。曾任恃制以上官：苏轼等。”[7]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壬午九月戊子，籍元佑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8]以此诏令为准，立元佑党籍碑。

《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版。”[9]苏轼生前著作，诸多版本被毁，再行开放时，许多书籍内容已经无法完整兜拢，因此后世诸多苏轼遗书多为后人编纂或伪造拼凑所得，如《仇池笔记》一书。

《宋会要辑搞·刑法二》宣和五年（1123）葵卯七月十三日纪事：“中书省言，勘会福建等路禁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佑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着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10]中书省下令各地不得传习元佑学术及印卖相关文集等。

苏轼逝世后，宋徽宗受奸臣所迫，毁损并禁印苏轼书籍，且“元佑党籍碑”上有刻名者之后代均不能在朝录官。直到徽宗末期，才又转念。依《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载：“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11]

南宋以后自高宗起恢复苏轼所有官职，孝宗并下旨封赐苏轼为文忠。南宋时研究苏轼蔚然成风，大量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轶事作研究。同时，北方金朝文人、官员对苏轼亦有所景仰，不乏诸多研究学者参与论述。元代亦重视苏学，且诸多学者亦受苏学影响。明代时，不好诗而好东坡，东坡持续受老百姓的爱戴。清代苏学复炽，许多学者开始整理苏轼著作，对于苏轼有了更深一层的研究与认识。民国时期，对苏轼研究的热潮持续，然为战争所困，成就不高。文化大革命时，大陆对于苏轼的研究或有间断近三十年，然改革开放至今，苏学研究更上层楼。台湾对于苏轼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并保持了旺盛的研究风潮。整体观之，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呈现下列起伏现象，参考图01001。

图01001：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图。

宋代苏轼相关著作

苏轼在世时，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或苏门六君子(再加上陈师道与李廌)所撰述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提及苏轼，其余如王安石、欧阳修、张安平、李之仪、米芾、杨绘等，在各种论述中亦多提及苏轼踪迹，当然最重要的是苏洵《嘉佑集》、苏辙《栾城集》父子对苏轼的各种片段叙述，尤其珍贵。

苏轼本身的著作，从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提及：“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譔，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12]另，四库全书中有关苏轼的著作，包括了《东坡易传》、《书传》、《苏沈良方》、《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全集》、《东坡诗集注(王十朋注)》、《施注苏轼(施元之注)》、《苏诗补注(查慎行注)》、《东坡词》等。苏轼、苏辙曾撰写《南行集》与《南行后集》，然今仅见苏轼所撰《南行集序》；苏辙所撰《南行后集序》及南行前后集文本均已佚。《苏沈良方》应为后人将苏轼、沈括二人文章聚合而成；《仇池笔记》则多抄自宋人笔记或伪造者。

苏辙《次韵姚笑标判官见还〈歧梁倡和诗集〉》云：“伯氏文章岂敢知，歧梁偶有往还诗。自怜兄力能兼第，谁肯埙终不听萀？西虢春游池百顷，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关中吏，属和追陪失此时。”[13]文中提及兄弟所编撰《歧梁倡和诗集》，今已佚。苏轼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云：“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14]苏轼提及陈师仲为其编《超然》、《黄楼》二集，今亦已佚。

王安石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又有《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显然，当时有苏轼《眉山集》一书，今佚。然，苏彻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并未述及此书，或者此书应为当时苏轼的一些诗文合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15]该时，辽国亦有编注《大苏小集》。

李之仪《观东坡集》云：“今朝又读东坡集，记得原州鞠狱时。牵首高吟欲遍，几多强韵押无遗。固之才气原吴蔽，独有新期老不欺，泪尽九原无路见，冰霜他日看青枝。”[16]广义称，李之仪亦属苏轼门人之一，元佑文人集团的成员。观此诗，亦可见当时已有《东坡集》问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五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又“《东坡别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形于世矣。”[17]阅此文已可认定，苏轼生前即有《东坡集四十卷》。

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云：“轼顿首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言语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18]苏轼贬居儋州时，有刘沔编录苏轼诗文二十卷至海南请轼修改。此二十卷当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述的《后集》二十卷。

苏轼殁后，南宋时，一般对苏轼的评价

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苏轼一生的描述最为详尽，宋史《苏轼传》略之。宋朋九万所编《乌台诗案》对苏轼诗案描述甚详，亦可参考。

宋徽宗时期，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将曾经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刻写309个党人名、并昭示全国。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南宋初，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与王安石变法。宋高宗刚建立南宋小朝廷，大力尊孔崇程(程颐)，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元佑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追赠諡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高宗还为司马光等人大翻其案。

《曲洧旧闻》卷八《东坡诗文盛行》载：“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颂，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9]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宋孝宗在《苏轼文集序》中云：“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20]自此，苏学重启并大为兴盛于南宋时期。

《宋史·理宗二》载：“端平二年(1235)乙未正月丁酉，太阴行犯太白。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汲十哲。”[21]《宋史·度宗》载：“咸淳元年（1265）乙丑九月己酉，以洪天锡为工部侍郎兼侍读。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轼、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22]南宋，因受苏轼牵连者均复官。一般百姓，甚至盗匪等均对苏轼恭敬顶礼，而一般士大夫对苏轼的仰尊更是远远超过一般民众。

从南宋起，苏轼之文历代均为士人学习的楷范。据吾师王兆鹏、刘尊明所撰《历史的选择----宋词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辛弃疾的词今存者有六百二十九首，为宋代第一；苏轼词现存有三百六十二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收录三百七十四首），为宋代第二，北宋第一。历代对苏词的品评次数达八百六十几次，为宋代第一，可见历代对苏词的重视[23]。南宋大量的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

王十朋谓：“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桞；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辨之者。”[24]依此，南宋已有韩、柳、欧、苏的说法。

南宋学者对苏诗的研究也是不愧余力，认为宋诗形成与唐诗有别的风貌，是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才完成的[25]。苏彻于《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髣髴近之。”[26]

南宋学者所编纂的与苏轼相关的年谱，较为出名者包括：罗良弻所编的《欧阳三苏年谱》、孙汝听所编的《三苏年表》、李焘所编的《苏东坡年谱》、何伦所编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所编的《东坡先生年谱》、傅藻所编的《东坡先生纪年录》、王宗稷所编的《东坡先生年谱》。

金、元对苏学的研究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三》靖康元年（1126）丙午十二月纪事：“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蹟及古文书籍开封府支拨见钱收买。又直取于书籍铺。”[27]《石洲诗话》卷五载：“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尔时苏学盛北，今人之尊苏不独文也。”[28]《瓯北诗话》卷十二载：“宋南渡后，北宋人着述有流播在金元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29]

金、元期对于苏学喜爱并研究甚深。金初苏学之盛，乃由北宋文人使金后之影响。后朱朱弁、施宜生、朱之才、吴激、蔡松年等宋人北去不返，对苏学在金的发展与推广都有一定的贡献。

元代亦重视诗学，元袁桷撰《书程君贞诗后》载：“宋以来有三变焉：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髙者凌山岳、幽者穿岩窦，而其反覆蹈厉，有不能己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竒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焉；苏公以其词超于情，答然以为正，頽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30]元初的王恽、胡祉、戴表元、方回、刘埙等研究学问，都受到苏轼的影响[31]。元代受苏轼影响最大的学者为吴澄、马端临、樟之翰、袁桷、虞集、吴师道等人[32]。

苏轼在各地的故居等，在元代多有翻修、重建，或者改为祠堂，如惠州的白鹤峰、海南儋州的载酒堂等。

明代不好诗而好东坡

唐宋诗之争，到了明代以尊唐派占优势。所谓：“文必秦汉，尊唐，诗必盛唐。”因此，明代对于苏轼的研究既落后于南宋，亦不及于清代。大体而言，明代对于苏轼作品没有太深入的做过研究，也没有名人编纂的苏轼年谱传世[33]。然，明代苏轼依旧是一位被学者与百姓所喜爱的一位文人。

明代学者如高启、瞿佑、方孝儒、王世贞、谭元春、杨慎、焦竑、茅维等都在文中对苏轼叙及好感。明代亦有一些文人撰文批判苏轼，包括苏轼之诗多为讽上；或者批判苏轼之论文有偏差。然，明代也新编了几部苏轼集，提供了一些苏轼佚诗佚文。明代文人茅维刊有《苏文忠公全集》，今中华书局所编印的《苏轼文集》亦以此书为底本[34]。

清代苏学复炽

清代满人入主中国，大规模整理与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全唐文》，清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也因为这个原因，对于苏轼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清代出版了《施顾注苏诗》、查慎行《补注苏诗》、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清代纠正了明代《诗必盛唐》之说，因而推崇宋诗以矫正之。清代亦整理了苏轼许多诗文全集。《四库全书》蒐罗了康熙时蔡士英刊本《东坡全集》。清马俊良、张海鹏等都有重辑《东坡志林》。清王昌嗣改编了《苏文忠居儋录》；明末方介卿编有《苏文忠公寓惠集》，清初再经改编；樊庶、王时宇都编有《苏文忠公海外集》。又《苏沈良方》后来失传，《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康熙三十八年(1699)，邵长蘅订补《施注苏诗》。清康熙十四年(1888)，钱塘汪氏重刻毛晋汲古阁原刊本《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亦在其中。

事实上，清代尊唐、尊清者都有，然对于苏轼，则多有好评，如：钱谦益、冯斑、黄宗羲、吴伟业、尤侗、汪琬、徐乾学等学者。纪昀有《评苏文忠公诗》，且在他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苏轼着述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全集》、旧题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施注苏诗》、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东坡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

近代对于苏轼的研究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战争灾害连年不断，对苏轼的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况。1949年后，中国大陆又有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对于苏轼的研究也形成某种禁忌。直到最近三十年，重新展开对苏轼的研究，这其中最有影响力与成就的就是孔繁礼先生，他对《苏轼诗集》的整理与蒐罗尽了最大的力量，总计收到苏轼两千八百二十多首诗，是一部资料最完整的《苏轼诗集》。1986年，孔繁礼再与刘尚荣先生编纂完成《苏轼文集》。《苏轼诗集》辑得佚诗二十九首，《苏轼文集》辑得佚文四百多首。

吴雪涛撰，1990年出版《苏文系年考略》对研究苏轼诗文者多有帮助。同年，石声淮、唐玲玲出版了《东坡乐府编年注》。1992年，孔繁礼先生出版了《苏轼年谱》，改正了过去各刊本《苏轼年谱》的缺点。2010年，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出版，更是苏轼诗、文、词的集大成，对研究苏轼文学有极高的价值。

改革开放后，教育扩招，中国大陆各着名大学都有设文学院，于是研究苏轼更是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论文、期刊比比皆是。学者中，以曾枣庄、王水照、莫励峰、吾师王兆鹏等人都有贡献。台湾于1949年后，研究苏轼逐渐蔚然成风，特别是林语堂先生于旅美期间写过一本《苏东坡传》，将苏轼的一生做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交待，本书在台湾出版后，一再引起学界及一般知识份子的重视。另，苏轼诗词纳入中学教科书中，苏轼更成了全民皆知的人物。

有关于苏轼的传记，近年，中国大陆的曾枣庄先生写过一本《苏轼评传》；王水照先生也写过一部《苏轼传》；台湾的李一冰先生写过一本《苏东坡新传》，同时市面上屡屡可见新出版有关苏轼传记的创新之作，电视亦多有播放苏轼相关影集，对于研究苏轼都有莫大的帮助，而苏轼的名气在民间则屡创新高。

近代苏轼研究已经单纯的从苏轼文学及豁达生活态度的研究，逐步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兹说明如下：

一、苏轼思想、生活态度的研究：包括宗教哲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生活与旅游方式等，如“西园雅集”的真伪。

二、苏轼书画艺术的研究：苏轼的书法真迹尚存者多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作真迹已罕见，然偶见拓本或石刻本出现，海内外许多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苏轼书画艺术。

三、苏轼遗迹的保存：比如眉山三苏祠、黄州赤壁矶、惠州白鹤峰、密州超然台、徐州黄楼与燕子楼等。各地方政府都在尽其全力逐一保护或者重建苏轼曾经留存有印记的遗迹。

四、苏轼养生术的研究：自中年开始，苏轼就开始撰述各种养生术，今则屡屡被民俗专家所探讨及引用。

五、苏轼和陶诗的研究或其它个别文体的研究。

六、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包含了新旧党争的研究、新旧法的研究。另如台湾的学者刘昭明先生写过一本《苏轼与章惇关系考》。

七、苏轼各种著作版本的研究。

研究尚有不足者

对于苏轼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者及研究上的缺失，论述如下：

一、关于苏轼的书画研究：在凤翔的东湖、眉山的三苏祠、黄州的赤壁矶、儋州的东坡书院、密州的超然台等地，宋元以降，几个朝代都有收集苏轼文墨拓本的习惯，并且再刻石以留存后世，至今许多已为孤本，然少有深入研究者。至于放置保存于北京、台北故宫的苏轼字画真迹亦尚未有系统的公开，这都需要时间，逐渐整理并证明其真伪，逐步公开于世。余亦在山东九仙山石岩上、河北曲阳县水中石块、肇庆七星岩上的石刻、南雄“诸仙岩”的苏轼字迹、山东平阴县黄河边沙滩中冒出的石碑中，发现据传为苏轼手迹者，然都需要进一步考证其真伪。

二、关于苏轼历史与文学地理的研究；苏轼一生中约有八年的时间是走在路上，整个行程超过三万公里，苏轼一生中到过的地点，有名称(地名)者近千处，亦应该从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的角度去追循研究，进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苏轼文学、思想、哲学，因地、因时、因人的转变过程而形成的特色等。

三、既有书籍的订正：自南宋起至今，许多苏轼研究书籍在论述时尚有许多时间、地点、位置、方向、顺序上的错误，原因在于过去交通行走的困难，无法亲临其境，因此在书写时常犯了上述的错误。而今交通便利，已经容许学者至各处行走，进而发现过去的错误并得已正确订正之。

四、苏轼一生文风、思想与人生态度的改变：苏轼一生主要历经眉山、汴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定州、惠州、儋州、廉州、常州、真州、江宁(金陵)等地，由于环境的改变，再加上周边人物、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年龄的增长，因此苏轼的文风、思想与人生态度都在改变当中，其改变的过程、方向以及影响的深度和对文明、文化的贡献等鲜有学者研究，分析其原因、大约是少有人追循过苏轼一生的路程，逐步亲近接触过苏轼所到过、处过的每一个空间。

至今对于苏轼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详如图01002：苏轼研究已足及不足之处概念图。

小结

余个人自2008年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以后，即陆续开始正式追循苏轼，行走、探访苏轼所去过与到过的每一个地点及行过的每一段路程。并自2013年起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依历史与文学地理的角度深入研究苏轼的一生行程。自2008年起，至2019年止，总计花费了12年时间，大致追循与探访了苏轼所走过、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及所行过的每一条路程。2017年三月，完成了《苏轼行踪考》一书的初稿，其中包括了约117万字，并绘制了近七百张与苏轼遗迹有关的彩色地图，其中部分是宋代与现代地图的叠加图。

图01002：苏轼研究已足及不足之处概念图。

行过苏轼所去过的每一个点与线，宛如跟随苏轼行走一生，并比对苏轼在每一个点、线上所写的诗文，深切体会苏轼作品的真正意涵，因而逐渐与苏轼思想合而为一。

余于2017年六月自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班毕业，并于九月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班，期望弥补个人在苏轼文学根底上的不足，以期细腻撰写一本比较精确的《苏轼史传》，在撰写角度上乃以历史学编年体的方式加上传记文学的文体，精确深入的描述苏轼的一生，并特别注重苏轼在每一个时期思想、文风与生活态度的影响因素与转变过程。重点在，将苏轼为中国文化、文明的贡献细腻描述，以作为后人继续研究的参考。对于苏学研究的过程，说明如下图01003。余全力研究苏轼，如因个人体力、财力、能力等不足，无法完成所有研究或写出当写之作，无须后悔与抱怨，因一生已然全力以赴追循苏轼，走完一生。

图01003：苏轼研究流程图。

苏轼一生六十六年(西历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农历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眉州，于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时，开始走进汴京，考上进士。苏轼才华光芒万丈，照亮大陆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苏轼先后八次进京做过朝官，在凤翔、杭州做过通判，在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做过太守，先后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两处岭南偏州，其中还有一处属海外偏乡（廉州）。苏轼一生所行走的路程，接近三万公里；在路上的行走时间接近八年。苏轼一生的行程，大致如图01004。

图01004：苏轼一生概略行走路线及为官、居住参考图。

在五十年前，没有人可以依循他的脚步走完全程，也就是说完全走过苏轼的一生。或有诸多学者研究某地区苏轼的行踪考，比如南宋时期的文忠公周必大，在常州、宜兴地区查访了苏轼所去过的一些地方；清朝的王文诰在广东地区三十年游，到惠州去过三次，较详细的研究了苏轼在广东地区有关苏轼的行踪。孔繁礼去了几个大地方看了看，并未仔细完整追循苏轼行过的每一个地方。近年眉山、黄州、徐州、常州、惠州、定州、凤翔、广州等，都有一些地区性的苏轼爱好者组成地方性的东坡文化研究会，这些学者研究多半也还局限在自己所居住地区附近，对当地的苏轼行踪做研究。至于其它相关地方，如杭州、开封、湖州、登州、颍州或苏轼的行走路程，则少有人认真及全面性的追循研究。几年下来所见者仅有尧军、欧忠剑（成都）、苏洪（天津）、吴勇（长沙）、吴健（珠海）、孙业森（济南）、屈毓晓（周至）等君与我有相近的理想。

研究苏轼一生的行踪，有几个困难点：第一、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从各种文献中点滴寻找苏轼去过的地方。第二、需要花上太多的金钱费用到达每一个地点，主要费用花费在交通、住宿，甚至与人交流上。第三、许多古老的地名或旧址都已经变更多次，在寻找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第四、如何将苏轼到过的地点呈现在自己所绘制的地图上，并标出经纬度与等高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或机缘做得到的。

由于上列的困难度，因此自古以来，大家研究名人的行踪考，多半是从文献上去找资料，少有实际上追循一个人一生踪迹的先例。因此在研究历史地理和文学地理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度，幸亏中国目前兴建了大量的高速铁路，飞机场也布满全国各地，乡间地方上的小巴、出租车也能四通八达，因而，在撰述《苏轼行踪考》时，有了极大的方便性。

第三章内容表述与参考书籍

研究目标、内容

一、苏轼一生中所去过的地方：

特别是长期所停留和居住过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再去研究苏轼在周遭范围内所曾到过每一个点和线的组合。苏轼长期所停留和居住过的地方大约分成下列三类：

(一)苏轼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四川眉山。如果再细分下去，就要区分他出生的地方以及居住和读书的地方。经过文献仔细查证与实地考察，苏轼出生在乡下或者僦居在城里纱縠行，至今仍有争议。研究过程中，还要在文献中找到苏轼在眉山玩过的地方及去过的庙宇。苏氏修文祖坟、苏洵及苏轼母程夫人和苏轼妻王弗的坟茔也是重要的查证地。

(二)苏轼当过官的地方，开封是最重要的地方，苏轼前后八次进入汴京开封，各次的目的不一样，但多数是在京城担任朝官，乌台诗案时亦有被关御史台大牢的记录。在外当过签判的地方有一处，陕西凤翔；当过通判的地方是杭州。当过太守的地方有八处，依先后顺序，包括山东密州、江苏徐州、浙江湖州、浙江杭州、山东登州、安徽颍州、江苏扬州、河北定州。

(三)苏轼贬居的地方，实际而言，应有四处，包括第一次贬居的黄州，人生最后贬谪岭南地区，先后贬居过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和量移广西廉州(今合浦)。苏轼贬居的时间，总计接近十年，另外在开封乌台狱中还被关了134天。在宋代，文官没有死刑的规定，被贬居到岭南，似同死刑，从《续资治通监长篇》以及许多宋人笔记上查考，当时朝臣也确实欲置其于死地，也就是故意让苏轼终老或困死于岭南地区。

二、苏轼来往各地所经过的路线与行程（参考图01004：苏轼一生概略行走路线及为官、居住参考图。）：

(一)出蜀至汴京或从汴京回眉山：苏轼第一次出蜀至汴京乃随父洵与弟辙至汴京参加考试，是从北方过秦岭蜀道，经凤翔、长安、郑州等地至开封。母殁后，苏洵父子三人仍从原路赶回眉山。第二次出蜀是带着妻子王弗随父与弟等，舟行顺岷江下行，再经长江出蜀，至江陵后出陆北上，过襄阳、唐州、朱仙镇等地至汴京。第二次回京，是在苏洵殁后，苏轼兄弟二人扶柩（父洵与妻王弗）返乡，出京舟行汴河，在淮阴转运河，出瓜州渡西转长江，逆行至眉山。服丧完毕后，苏轼与子由再由北方走蜀道、过秦岭，往汴京东去，属第三次进京。

(二)任凤翔签判：西行，过郑州、洛阳、长安至凤翔，回程路线相同。

(三)任杭州倅：自汴京顺蔡河南下，转颍水过陈州至颍州拜望欧阳修后，再顺颍水南下，转淮河，过洪泽湖，至楚州转运河南下，过长江。经润州、常州、苏州、秀州等地，到达杭州。苏轼任杭州倅时，曾三次至各地巡视，其中有一次乃北行至湖州、常州、镇江、无锡等地勘灾救济。

(四)山东知密：自杭州起，顺运河北上至楚州，再往东北行，过涟水、海州，沿海岸北行至密州。

(五)江苏知徐：自密州北上至潍州向西行，过青州、济南，再往南行至山东郓州，转西行，至陈桥驿，再至汴京东郊，时皇上不准苏轼入京(国门)，苏轼再顺汴河至宿州出陆，北上徐州就任。

(六)浙江知湖：自徐州起，或南行至宿州，西北至南都探望张方平与子由后，再顺汴河、运河南下至湖州。在湖州仅任官三个月，即受乌台诗案迫害，朝廷派官南下拘捕苏轼，北入太湖，转苏州入运河北上汴京。

(七)贬谪黄州：自汴京南下，经陈州、蔡州，过淮河，经光州、麻城、团风至黄州。约四年后，诰命下，苏轼离黄，顺长江东行，后登陆，过磁湖、黄石、瑞昌至九江，先至筠州探望苏辙十日，再回庐山一游，接着顺江而下，过金陵、真州、常州等地，至宜兴买地。然后，北行准备往汝州。苏轼多次请求告老归宜兴终老，舟至南都，朝廷准其归根(退休)常州宜兴，然太后辅政，再度下旨，命苏轼知登州。苏轼自宜兴出发，至楚州后，顺原先知密道路，过密州至登州。

(八)安徽知颍：苏轼出汴京，顺蔡河行，过陈州入颍水，至颍州。苏轼任杭粹时，亦曾沿此道路至颍州探望欧阳修。

(九)江苏知扬：苏轼从颍州，下行颍水至淮河，顺水而下，过洪泽湖、楚州，再沿运河而下至扬州。

(十)河北知定：苏轼自汴京出，沿陆路行，过相州、邯郸、邢州、真定府等至定州。

(十一)贬居惠州：苏轼自定州沿陆路南下，先行至汝州见苏辙一面，再舟行入汴河，顺运河至长江，逆行至鄱阳湖，往南逆行至赣州后，转往支流上犹江出陆。过大瘐岭，至南雄再入北江下行至广州，再东转东江，经罗浮，游山后至惠州。

(十二)汴居儋州(昌化军)：自惠州西行至广州，再沿西江西行，逆流而上，至藤州后往南行，逆北流江至今北流市折向东南行，出陆后再循龙化水至遂溪，过雷州、徐闻，自递角场码头渡海至琼州，再往西，沿海，过澄迈、临高，至儋州。

(十三)量移廉州：自儋州出，沿海行，过临高、澄迈，至琼州登船至徐闻，再至雷州后，西行至中和净相院，登海舟，至合浦白沙登岸，陆行至廉州。

(十四)北归殁于常州：苏轼北返，沿南流江上行，至郁林州登陆；陆行至今北流市，再下行北流江，至藤州后东转西江，至广州后，往北舟行北江，至南雄弃舟入陆，过大瘐岭，至大余县，再行登舟，至虔州（即赣州），入赣江北上，至九江转东行至真州，再至润州南下，至常州，殁于孙氏馆。殁后次年(1102)移柩至河南郏县入土安葬。

三、苏轼在各个行程中主要遇到的人物

本考旨在表达苏轼行踪，因此并不会全面性的对苏轼周边或所提及的人物作介绍。仅对苏轼文学作品及文献资料中提到苏轼去过的地点，其同游、同聚，或者影响苏轼较广较深的当代人物作介绍，不会对苏轼所提及的古代人物(乃指宋代以前)作介绍，也不会对苏轼文学作品中非关地点、区域、城市等的人物作介绍。本考宗旨是在表达《苏轼行踪考》中所去过、到过地方所遇、所见相关人、事、时、物的考证与说明。关于相关的人物介绍，主要包括下列几类：

(一)苏轼的家族亲友：包括苏轼的祖辈、同辈、子孙辈及苏辙的子孙辈，苏轼母家程氏的家族成员等。

(二)开封朝廷的皇族官吏等：与苏轼相关的皇族成员，包括皇帝、太后、驸马(如驸马王诜)等。官吏如司马光、欧阳修、李公麟(伯修)、张方平、王安石等。

(三)苏轼同门进士：如章惇、蒋之奇、单锡、曾巩、苏顺举等。

(四)苏轼门生：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陈师道、李廌、钱济明等。

(五)苏轼任职州府相关官吏：如苏轼任职凤翔、杭州时的知州；于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任知州时地方官，如通判、教授等。

(六)苏轼贬居各州的地方官：包括黄州、惠州、儋州、廉州等相关的地方官吏。

(七)苏轼在各地认识的释道人士：最多认识的佛家禅师乃是在杭州地区。其余各州都有熟交，如在当地修行、修炼的和尚、道士等。

(八)尝随苏轼游的人士：如吴子野(远游)、参寥等。

(九)其他：如自江南为苏轼送信至惠州的卓契顺、居白鹤峯侧的林婆、翟夫子、惠州木匠作头王皋等。

四、苏轼在各个行程中主要的作品

苏轼所留传至今的诗歌二千七百余首。现存的词有三百七十余首，另有四千二百多篇散文作品。本研究无法将苏轼的所有作品一一列举，仅列举下列相关著作：

(一)苏轼文中有提到地点的作品，如苏轼的《灩澦堆》、《游三游洞》、《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另如苏轼《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史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也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诗作，此一诗中共列举了二十五个地名。

(二)他人文中所提到与苏轼有关的地名：苏轼在世时，子由及许多亲友、官吏、文士之作品中有提到苏轼去过地方、地点等。苏轼殁后，许多宋人笔记中多有提到苏轼到过的地方。许多地方志中或有提到苏轼曾经到过或经过该州府县的某处地点。重要地理文献，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亦于多处提到苏轼曾到过、游过某地点。另，宋代文人笔记中间或者亦提到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和走过的路线。

(三)部份金石题名考中或提到苏轼曾在某处刻石留念，曾与多人到过该处一游。如《石屋洞题名》载：“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本研究仅将苏轼本人或外文作品中述及与苏轼相关内容的地点、人物的内容等登出，并未显现整篇作品，以配合《苏轼行踪考》的适用性。另虽与上述所谓地点无关，然属苏轼重要作品，亦会在编年时列入，以备参考。

表述方式与次序

以编年体的型态展开与铺陈。从苏轼出生开始，研撰苏轼成长、作官、贬谪、生病、死亡等过程，依编年、季、月等次序，逐步展开与铺陈。所叙述的方法与次序，参考图01005：《苏轼行踪考》内容的展开与铺陈顺序。

图01005：《苏轼行踪考》内容的展开与铺陈顺序。

说明：

一、州府介绍：苏轼欲往州府的介绍，包括历史沿革、宋元、明清城郭概况以及宋代与现在行政区域的范围。

二、注明年、季、月等时间：因依编年体撰写，故以年为章，以季、月为分。并在年后注明苏轼当时的年龄。

三、引入有关苏轼行踪的文献：包括苏轼的诗文、当代文人的诗文、文人笔记、宋代地理书籍、各地方志等。并非全文引入，仅引入相关叙述及主要片段。

四、研究者对于上述事件的解说：解释苏轼所行走过的路径，此一期间所做过的事、所遇到的人物，或事件的影响等。

五、说明与解释：对于苏轼行踪中的地点与行程，经过考证、到现场探查、寻找以后，所归结出来的结论。并描述出宋代的可能地理状况与现在的实际位置，尽可能的标示出经纬度与等高线等。对于相关的人物，尽可能的从《宋史》、《东都事略》、《说郛》、《宋元学案》、《五灯会元》、《宋僧宝传》、各处《地方志》以及宋代文学作品中寻找人物的解说或注释。

七、示现地图：对于苏轼行踪所示的地点或行走的路线，绘制彩色地图，并标明需要的经纬度与等高线。地图绘制参考书籍，包括：(一)谭其骧所撰《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日本人青山定雄所撰《唐宋时代交通地志地图研究》。(三)严耕望所撰《唐代交通图考》。(四)百度地图。(五)谷歌地图(Google earth)与航拍图。（六）各地区出版的现代地图。(七)各相关地方志所展现的古代地图及城郭图。

八、配以照片：因笔者在探访苏轼行踪时，均有照相摄影留记。在本论文书中，以一地点一张或数张照片的方式辑入本书当中。

主要参考资料、文献及书籍

一、三苏及三苏友人及门人所撰写的作品

三苏作品：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相关的各种文学类及非文学类作品。

苏轼友人及门人等相关的作品：亦包括同时代的各个相关文人的各类文集、杂记等。

二、后代文人相关文学作品及各种笔记

苏轼殁后，历代文人撰写与苏轼相关的作品。南宋后，历代文人所撰写的文集与杂记等，其中最常见的是宋代文人笔记中所提到的苏轼相关轶事。

二、相关的年谱

与苏洵相关的有《苏老泉年谱》；与苏轼相关的年谱，包括宋代施宿、王宗稷、傅藻，清代王文诰，近代孔繁礼、曾枣庄所撰写的年谱；与苏辙相关的年谱，包括孙汝听所编纂的《苏颍滨年表》、孔繁礼与曾枣庄所撰写的《苏辙年谱》；与三苏相关的年谱包括了宋何抡所编纂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与近代孔繁礼所编纂的《三苏年谱》。

三、相关的历史书籍

主要的，包括：《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宋史》、《续资治通监长篇》、《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等。

四、相关的宋代制度

包括了宋代的相关官制，如《职官分纪》、《宋代官制辞典》、《宋刑统》以及宋代《营造法式》、《宋代建筑》等相关专业书籍。

五、相关的地理志书

唐代与宋代的地理志书：包括了《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明一统志》、《清一统志》等。

各地的地方志书：主要包括苏轼长住过的地方州府县等地方志；次要则包括苏轼所经过地方的州府县等地方志。

古代重要道路的研究：比如四川北出秦岭的蜀道、唐宋主要驿道、宋代主要运河及水道的相关研究。

各地地形变迁的研究：特别是黄州自宋代至今的长江变化情况、连云港市海岸线自宋代至今的拓展情况、杭州市与钱塘江岸之间的变化情况、长江在宋代镇江与现代镇江的地形位置变化情况、宋代汴京主要运河汴河的变化情况、洪泽湖自宋代至今的扩大范围状况、泗州城被洪泽湖淹没的过程与现况等。这些问题都牵涉到苏轼行走足迹的地理变化，必须谨慎。

六、地方传说的挖掘

许多苏轼去过与经过的地方，各种文献资料均无法查知，但地方上却有传说故事，其中真真假假，必须认真挖掘与小心求证。

七、考古资料的结合

如苏轼进出汴京前后八次，然宋代开封经过历代各次洪水冲击已经淹埋在地下约12米深处，宋代汴京城内的各种街道、城墙、运河等，都需有考古资料的支撑，方得确定苏轼曾经住过以及当官办公时的概略位置。

本次对于《苏轼行踪考》的行走式研究，最重要参考的即是孔繁礼先生所编纂的《苏轼年谱》，孔先生细腻研究，认真编纂。余行走苏轼足迹前后顺序及参考文献资料，多参照孔着《苏轼年谱》所撰述内容而行，在实际行走后或发现孔先生所撰《苏轼年谱》本书亦多有误，但足以作为参考用途。另，在研读苏轼所撰文集、诗集及词集中，以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所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最为准确，内容也较为详尽。因此在引用苏轼诗词文时，均已《苏轼全集校注》所载为准。

【注】本书研究工程浩大，且余年纪渐老，撰写、考证多有疏漏，请读者多予指正，如有错误，即于一定时间再版修正。

[1]林语堂英文原着，宋碧云译：《苏东坡传》自序，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5月初版二刷，第7-8页。

[2]参考：林语堂英文原撰，宋碧云译：《苏东坡传》自序，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5月初版二刷，第8,9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10818,10819页。

[4](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10至1421页。

[5](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第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五月乙亥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679页。

[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357--372页。

[7](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第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715页。

[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365页。

[9](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监长编拾补》卷第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739页。

[10]佚名撰，刘琳、刁忠民、舒大纲、尹坡等点校：《宋会要辑搞》刑法二《宣和五年（1123）葵卯七月十三日纪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第8330页。

[11](宋)张邦基撰，孔繁礼点校：《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15年1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第95页。

[12](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22页。

[13](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后集》卷三《次韵姚笑标判官见还〈歧梁倡和诗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54页。

[14](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陈师仲主簿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河北印刷一厂印刷，第5326页。

[15](宋)王辟之撰，金圆整理：《全宋笔记·第二篇（四）渑水燕谈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77页。

[16](宋)李之仪撰，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舒大刚编纂：《姑溪居士集/宋集珍本丛刊》卷五，成都：线装书局出版，2004年出版，第777页。

[17](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502页。

[18](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河北印刷一厂印刷，第5331页。

[19](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第205页。

[20](宋)苏轼撰，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御制文集序》，台北：世界书局出版，2016年1月四版四刷，第01页。

[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十二·本纪第四十二《理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807页。

[2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七《度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895页。

[23]王兆鹏、刘尊明撰：《历史的选择----宋词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襄阳师专学报16卷第1期》，1995年第1期，第15页。

[24]王十朋撰：《梅溪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25]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88页

[26](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1410至1422页。

[27](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三《靖康元年（1126）丙午十二月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第548页。

[28]轶名撰：《石洲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153—156页。

[29](清)赵翼撰，胡主佑、霍松林点校：《瓯北诗话》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年1月1日出版，第152页。

[30](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程君贞诗后》，四库全书本。

[31]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178页。

[32]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二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188页。

[33]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四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207页。

[34]曾枣庄等撰：《苏轼研究史》第四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