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科技政策与STEM教育研究。
田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摘 要：肯定性行动是美国民权运动后重要的教育公共治理政策，旨在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实现教育公平，纠正系统性种族歧视。其自实施起便不断引发争议，尤以大学招生中对少数族裔的补偿措施为焦点。1978年巴基案确立“多样性”为种族考量的唯一合法依据，“多样性理由”由此成为影响广泛的法律原则，在后续判例中不断被引用阐释，为政策延续提供了关键支撑。但从教育公共治理视角看，多样性理由从概念内涵到实践运用都逐步偏离肯定性行动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它表面上调和了多元利益诉求，实质上却背离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目标。这一理由既维系了肯定性行动近半个世纪的施行，也侵蚀其根基致其终结，更使美国教育治理落入损害公共性的陷阱。
2023年6月2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学生公平录取联盟诉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案[学生公平录取联盟诉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Inc.v.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600 U.S.181;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Inc.v.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319 F.R.D.490.et al.），后文简称SFFA案。]作出里程碑式裁决，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本科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决定性多数票推翻了美国高校招生领域施行逾半个世纪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Affirmative action在现有中文论著中有肯定性行动、平权法案、积极行动、优先照顾行动等多种译法。该政策最初期望用积极的补偿性优惠措施来纠正就业和入学等领域的历史性种族歧视。为与该政策的初衷保持一致，并凸显其肯定性和积极行动的内涵，本文采用“肯定性行动”这一的译法。]政策。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称这一裁决“使得数十年的先例和重大进展出现倒退”[1]。首位黑人女法官凯坦吉·杰克逊（Ketanji B.Jackson）更坦言“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2]。尽管如此，裁决仍获得显著民意支持，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和益普索公司[益普索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市场调研集团，1975年成立于法国巴黎，1999年在巴黎上市，是全球唯一由研究专业人士拥有并管理的市场研究集团。]（Ipsos）的联合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支持该决定，其中共和党人支持率达75%、白人和亚裔群体支持率分别是60%和58%。[3]肯定性行动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制度性产物，旨在通过积极干预措施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这里的弱势群体除了少数族裔外，还包括妇女、残疾人和退伍军人。]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创造更公平的机会，以系统性消除歧视、促进社会平等。无论立场如何，此裁决引发广泛震动，部分观察者将其归因于偶然性政治因素，即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期间大幅增补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席位，致使保守意见占据多数。然而大学招生中全面取消肯定性行动并非偶发，而是必然趋势，且早有征兆，因为在此之前，肯定性行动的价值内核和行动逻辑已在长期的制度博弈中被逐步瓦解。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肯定性行动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政策合法性与社会接受度的张力、对少数族裔学生群体的影响、对教育生态的作用等维度展开探讨。[相关的代表性研究举例如下：美国历史学家Melvin I.Urofsky在《The Affirmative Action Puzzle》（New York:Pantheon Books,2020）系统梳理了美国法院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判例史。William,G.B.在《The Shape of The River: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中，基于对美国精英大学的数据分析，揭示了肯定性行动政策显著提升了非裔与拉丁裔学生的大学入学率及后续职业成就。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家Patricia Gurin在《D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Theory and Impact Educational Outcomes》（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002,No.3）一文中论证了校园多样性建设对学生交流能力与社会认知的促进作用，对后续种族间就业差距随之缩小的总结在Harry J.Holzer等的文章《What Does Affirmative Action Do?》（ILR Review,2000,Issue 2）也得到印证。对肯定性行动的反对意见主要包括Richard Sander《Mismatch: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New York:Basic Book,2012）提出的错配理论、反向歧视，以及Roland G.Fryer Jr等在《Affirmative Action and Its Myth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No.3）中声称会产生的不利的长期效果。张玉在《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政策价值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中对其合法性争议进行剖析，肖地生在《肯定性行动与美国高等教育入学平等——自由主义平等的正义审视》（《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中深入探讨了肯定性行动政策与自由主义平等理念的契合与冲突。此外，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调查，Richard D Kahlenberg在《The Remedy:Class,Race,and Affirmative Action》（New York:Basic Book,1997）一书中提出的阶层标准替代方案，以及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在《国家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范式转型——从肯定性行动到多样性管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中对多样性积极意义的阐释，均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一方面，肯定性行动显著提升了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有效改善了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就业前景，成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同时，其营造的多样化环境不仅促进了大学和学生的双向发展，更为构建多元化社会奠定了基础。[4]另一方面，肯定性行动在为少数族裔创造补偿性优势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在本次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前，绝大多数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部分亚裔群体以“错配”（Mismatch）和“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为由，通过持续诉讼不断挑战肯定性行动的法律基础。早在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就通过209法案，禁止州内大学招生采用基于种族和性别偏好的肯定性行动，此后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8个州相继跟进。[加利福尼亚州209法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 209）是该州通过公投提出的州宪法修正案，于1996年11月正式生效。该法案禁止州政府机构在公务员招聘、公共服务合同签订和公共教育领域中考虑种族和性别因素。在SFFA案裁决前，已有九个州取消肯定性行动，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华盛顿州。]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基于学生和校园多样性的教育价值，曾对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因素持支持态度，但SFFA案的裁决最终迫使高校完全放弃种族考量。对此，保守派法官建议，为维持学生和校园的多样性，今后可以关注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及成长社区特征。目前，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等精英院校的本科生录取已开始规避种族因素，通过更新申请要求和程序继续推进多样性目标。[5]
实际上，“多样性”（Diversity）[Diversity在现有中文论著中被译为多样性或多元化，本文采用“多样性”这一译法。由于多样性一词含义宽泛，在英文文献中常单独使用，在原文没有明确限定的情况下，为了便于精准理解，本文根据具体的场景和指代将多样性的含义具体化，使用为多样性话语、多样性实践、多样性环境、多样性管理等。]作为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可追溯至1978年巴基案[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438 U.S.265），后文简称巴基案，1978年经最高法院裁决，支持肯定性行动，允许将种族列为大学录取考量因素之一以构建多元学生群体，但不得实施种族配额。]。在该案中，路易斯·鲍威尔大法官（Lewis F.Powell Jr.）首次将多样性纳入司法考量，不仅认可其作为种族考量的合法性依据，更将其确立为诉讼中支撑种族因素合理性的唯一有效理由。此后历经系列诉讼，这一“多样性理由”（Diversity Rationale）不断被强化，逐步发展为大学招生考量种族因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支撑，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原则，被后续判例反复援引与阐释。过去二十余年间，美国最高法院基于对多样性教育价值的认可，曾在2003年的格拉茨案和格鲁特案[格拉茨诉布林格案和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atz v.Bollinger,539 U.S.244;Grutter v.Bollinger,539 U.S.306)，布林格为密歇根大学的时任校长，后文简称格拉茨案和格鲁特案，于2003年经最高法院一并审理判定。其中，票选以6∶3的绝对优势裁定密歇根大学本科招录中机械式的优惠加分规定违宪；但以5∶4的多数赞成招生政策可考虑种族因素以塑造多样性学生群体。]、2016年的费希尔案[费希尔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案（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579 U.S.365），后文简称费希尔案，于2016年审理判定，判决结果确认了招生计划考虑种族因素是根据平等保护条款是合法的，但必须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以切实维护学生群体多样性带来的教育利益。]中两度支持大学招生纳入种族因素，其中费希尔案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在此过程中，“多样性”逐渐替代了肯定性行动原本以纠正种族歧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目标，“多样性理由”则成为维系肯定性行动合法性的主要诉讼辩护依据。
这一政策目标的转向，本质上反映了多元主体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利益协调过程，当不同利益相关方围绕教育公平展开博弈时，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理论被引入教育领域，以调和矛盾冲突。相关研究指出，“教育公共治理是一种协调教育各相关主体权力运作的方式，强调按照相应的权责比例共同达成对教育政策或教育制度的社会性回归，其目的是充分体现各主体的教育利益诉求，有效实现公共教育利益。”[6]但多样性理由从概念内涵到实践运用均逐步偏离了肯定性行动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它虽在表面上调和了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实质上却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目标，致使教育治理的公共性受损。这种偏离不仅体现在推进种族平等的具体成效有限，更隐含着对制度性歧视的忽视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潜在危害。
一、多样性理由的确立侵蚀了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
大学招生中实施肯定性行动在促进高等教育种族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反对群体的质疑与批评。为了应对社会群体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诉求，即便肯定性行动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国家和政府仍需不断调整政策的适切性，高校也需探索更为稳妥的行动方案。在教育公共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共同促进了多样性理由这一替代性框架的确立，该框架以多样性这一意涵更宽泛的概念替代了直接指向种族表述，因其本身不带有直接的道德判断，既有效规避了道德风险，又在管理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和工具价值。如前文所述，自巴基案以来，多样性理由在法律诉讼与高校管理实践中逐步制度化，这一过程不仅削弱了肯定性行动的制度合法性，更侵蚀了其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核，最终导致肯定性行动在202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SFFA案做出终审裁决后走向终结。
（一）多样性理由规避法律和政治风险，肯定性行动目标模糊泛化
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都要求招生工作人员和招生顾问面向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开展工作，负责提升少数族裔入学机会的大学官员将这一努力的过程及成果概括为增加“学生多样性”（Student Diversity）。[7]此后，肯定性行动通过优惠加分和配额制等倾斜性政策，显著提升了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的录取率，在推动校园种族融合的同时，促进了学术成就的整体提升。但该政策从一开始就引发白人学生群体的强烈抵制，相关争议最终诉诸法律，在此过程中，多样性作为核心辩护理由在多次司法裁决中获得法理支持，成为肯定性行动得以延续的关键依据。
最早在巴基案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采用了多样性理由为其招生配额制辩护。大法官路易斯·鲍威尔虽裁定高校禁止采用种族配额，但认可多样性是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因素的合法依据，最终判定在多方权衡下将种族纳入录取考量符合宪法保护原则。[8]此时，多样性理由主要用于维护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种族仍可作为录取决策的优势因素，为执行肯定性行动的高校提供了严密而稳妥的操作指导。[9]2003年格鲁特案和格拉茨案中，密歇根大学同样以多样性理由保留了招生中的种族考量，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其合法性，明确校园多样性能产生积极的教育和社会效益，种族等特征可以作为录取的附加考量因素。[10]2016年费希尔案中，保守派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支持高校为促进校园多样性考虑种族因素，但明确禁止配额制、加分制等方式，要求针对具体学生建立严格的录取程序和标准，强调需整体上综合评估学生而非单一依赖种族因素。[11]
由此，多样性理由逐渐成为支持种族考量的核心法律支柱，这一辩护理由使得肯定性行动既回应了多数种族对公平的关切，又保障了少数族裔的教育机会；既维护了校园多元性，又缓解了其他群体对政策的对立情绪。[12]正因如此，多样性理由在很长时间里支撑着肯定性行动抵御法律和政治挑战，但代价是种族不平等的核心关注被逐渐淡化。多样性理由维系下的肯定性行动，其目标也从改善少数种族的就业和入学机会、消除制度性歧视，悄然转变为维持校园和学生的多样性以惠及全体，而不仅仅是发展受阻的少数族裔，政策的针对性和原初定位被模糊泛化。再加上当种族考量的具体执行高度依赖大学自主决策时，肯定性行动的价值内核和实践效果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弱化。
（二）多样性理由凸显工具价值，肯定性行动仅剩形式外壳
自鲍威尔大法官在巴基案中确立并认可多样性的司法意涵以来，大学管理者普遍援引多样性理由作为招生政策中实施肯定性行动的法律依据与价值正当性支撑。此类政策实践被阐释为，包含种族多样性在内的所有形式的多样性都会带来制度性收益，学生群体和校园环境的多样性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比如培育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生态、培养卓越的国家领导者、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以及提升全球经济竞争力。1990年，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特（James Duderstadt）发布《密歇根使命：卓越学术和社会多样性的战略联结》（The Michigan Mandate: A Strategic Linking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Social Diversity）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大学是否具备建设和促进以种族和文化多样性闻名的校园社区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能否有效服务于本州、国家乃至全球社会”[13]。
此后，多样性理由逐步渗透至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场域，成为贯穿招生选拔、学生事务管理乃至课程体系设计的主导性理念，并被普遍视为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工具和技术手段。高等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群体逐渐认识到，多样性本质上是现代大学及其所服务的社会在组织形态、知识生产与和个体发展层面复杂性的集中映射，是被主动选择的、极具战略性的管理制度，具体实践包括依托肯定性行动框架招募并培育多元化师生群体，组建跨群体的协同支持组织，推动课程结构的深度多元化，进而构建覆盖组织网络与知识生产的全方位服务与教学创新体系。[14]在此过程中，多样性理由的工具价值获得空前凸显。
随着对多样性价值的持续接纳，肯定性行动越来越不是作为矫正历史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补偿性机制，而是作为一种合理的工具性策略，旨在实现当代社会种族和性别多样性带来的积极效果。[15]肯定性行动的底层逻辑随之发生了转变，从以弥合种族差距、维护社会正义为核心诉求，转向强调文化包容、种族认同构建，以及多元化人际互动的工具性价值。这一转变表明，肯定性行动因巨大的外部压力，逐步放松对历史歧视和社会正义的强调，其作为公平正义制度载体的价值内核正被逐步消解。[16]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作为专家参加格鲁特案听证后，在《多样性凌驾于公平正义之上》（Diversity Over Justice）的文章中指出，密歇根大学的律师团队在为肯定性行动辩护时，援引“多样性理由”强调的核心并非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而是种族多样性本身的教育价值。在这一逻辑下，以多样性为支撑的肯定性行动已然从主要惠及少数族裔的补偿性项目，异化为以优化教育环境为目标的工具性方案。多样性本身是值得追求的教育目标，但若只关注多样性，则会转移公众对诸多不平等现象的注意力。[17]从法律辩护策略看，转向更具工具性和前瞻性的“多样性理由”来捍卫肯定性行动，契合美国法学家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所提出的“利益趋同”（Interest Convergence）特征，即“黑人实现种族平等的利益诉求，只有在与白人利益相一致时才能得到实质性回应”[18]。具体来说，此类辩护虽表面上通过倡导种族多样性缓解了种族冲突张力，但实际上民权进步的发生始终以符合白人精英阶层的利益为前提，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抑或是国家安全需求，其根本目的均在于持续维护主导阶级的优势地位。
如今，多样性理由已成为大型公共与私营组织，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核心价值，它不仅塑造了学生群体构成，还塑造了知识组织方式与课外活动结构，更深刻影响了高等教育机构向公众阐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的方式。这一转变使得公众对肯定性行动的合理性产生持续质疑，却对多样性理由表现出更高的认可和支持。正因如此，公共与私营部门雇主长期在教育、社区安全、国家安全和商业等领域，以多样性的工具价值为种族意识型招聘进行辩护。[15]无论是大学公开的多样性声明，还是招生官员的访谈反馈，都表明高校更倾向于利用多样性理由的工具属性，而对其内在的道德价值关注不足。[19]当工具性动机主导政策实践时，对利益和效益的过度追求将使得以自由、正义和公平为核心的人类普遍价值失去评判效力，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收益计算与手段目的权衡的功利化逻辑。[20]在此框架下，多样性理由维系的肯定性行动因无法保证实质公平，最终损害了教育公共治理对公共性的本质追求。
二、多样性理由损害了美国教育治理的公共性
正如哈佛大学人口学与经济学教授戴维·布鲁姆（David E. Bloom）等学者所强调的，高等教育机构因其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特殊功能，历来被赋予显著的公共性特征。[21]维护公共性是教育公共治理的合理性追求，包括治理目标、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三个方面。[22]肯定性行动从“观照种族平等”向“拥抱多样性”的转变过程中，其治理目标发生了偏移。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普遍认为，有效的治理需兼顾和平衡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既追求具有管理主义倾向的绩效目标，也追求具有宪政主义倾向的社会公平和公共价值等目标。[23]基于此，教育公共治理维护公共性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尽可能维护教育过程公平、保证差异公平，并在此基础上兼顾整体效率。[24]然而，当前以工具价值为导向的多样性理由，因逐渐偏离正义原则，最终导致了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的实质性受损。
（一）多样性环境无法为不同种族带来同等的收益
尽管大学多样性环境对所有群体和社会的益处已获广泛认同，但它仅能在成员享有平等地位、怀揣共同目标且群体内部几乎没有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带来有意义的交流和互动。[25]肯定性行动立足平等维护，通过提升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占比，实现了多样化环境的外部构建，为多样性群体的实质性接触和多元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虽获得法理支持的多样性理由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其成效却并不显著。研究表明，多样性理由在调整劳动力性别和种族结构方面收效甚微。[26]基于多样性理由的实践直观表现为，少数群体在知名公立大学入学人数中的相对占比不升反降，而相关院校采用的替代战略未能有效遏制这一下滑趋势。[27]总体而言，多样性理由几乎未能达成肯定性行动在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上所取得的同等公共效益，甚至其衍生的积极成果可能更易惠及白人群体。[28]根据“密歇根大学学生研究”（Michigan Student Study）关于种族多样性对本科生教育影响的调研结果，从复杂思维和社会历史思维、成就驱动力和智识自信、研究生升学志向、重视智力和学术能力四个维度评估，非裔学生的表现均显著低于白人学生。密歇根大学研究群体关系和多样性教育价值的帕特里夏·古林（Patricia Gurin）教授后续研究发现，就多样性环境中的互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而言，白人学生在四个评估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收益，而参与校园活动的其他种族学生仅在社会历史思维和重视智力两个维度获得正向提升。[29]多样性经历并不总能带来积极影响，积极体验能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而消极体验则会导致不同种族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发展的不平等。[30]相较于白人学生，非裔学生遭遇消极多样性经历的机率高出一半，这一差异最终加剧了大学校园内不同种族群体间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的不平衡。
“高等教育让学生接触种族多样性的方式有很多，主要包括结构多样性、非正式互动多样性以及课堂多样性，其中种族多样性对教育结果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多样性学生群体在非正式校园环境与大学课堂中的有效互动，结构多样性只是实现教育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31]这里说的“必要”是指，基于种族考量的肯定性行动在维护种族平等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多样性融合的好处，而“不充分”则是指，仅仅依靠结构多样性既不一定能达成多样性融合，也不一定能实现种族平等。在营造多样性环境时，学校的招生和管理工作除了考虑弱势少数族裔群体学生的需求，还经常会纳入、代表甚至迎合白人学生的需求。[32]这意味着，如果将多样性环境所带来的实际好处视作一种集体收益，那么多样性理由支撑下的肯定性行动已经无法企及其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并且，在多样性环境中强势种族反而获益更多，这与实现种族平等的目标背道而驰。
（二）多样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固化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事实上，当前围绕平等机会与多样性的讨论和实践正形成一种虚假的烟幕，它不仅掩盖了既有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和扩张，更被现有法律和社会结构刻意利用以固化这种不平等状态。[3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米格尔·恩苏埃塔（Miguel M.Unzueta）指出，社会中的反平等主义者试图强化或维持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而平等主义者则寻求通过削弱等级差异推动公平。在美国语境下，种族正是社会分层的关键维度之一。[34]这一矛盾在大学招生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平等主义者借助肯定性行动消除种族歧视，旨在削弱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而反平等主义者则以多样性实践为掩护，默许甚至纵容种族歧视行为，实质性地强化或维持既有的社会等级结构。[35]此类以多样性为名的实践，已然成为维系并加剧内部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除了组织内部不同社会层级围绕多样性展开的利益博弈外，集体目标与个人权益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由于包括高校在内的组织推动多样性建设的核心动力在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种族因素仅被视作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工具性优势，而个体因种族差异面临的现实发展障碍与结构性阻碍，始终未被置于优先考量之列。在此逻辑下，多样性实践难以真正达成消除歧视、实现包容平等的目标。也就是说，组织目标或者整体利益才是决定是否纳入种族因素、如何分配各种族招生比例的根本依据。研究表明，尽管高校管理者在实践中仍宣称坚持关怀弱势种族的肯定性行动，但其根本动因并非源于道德或法律层面对受助者权利的应然保护，而是基于肯定性行动对管理效能的工具性价值。[36]换言之，高校虽借多样性理由维持肯定性行动的外壳，却逐渐淡化其消除种族歧视的初始目标。管理者往往根据学校发展需求来诠释种族多样性的实现路径，这种功利化导向不仅无法有效消除歧视，反而在白人受益的框架下进一步固化了普遍存在的种族不平等。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曾强调，公共行政的核心不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更需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权益，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质落地。[37]教育公共治理活动区别于私人组织运作的根本特征，正体现在其对公平和正义价值的坚守。[38]然而，肯定性行动向多样性目标和实践的转向过程，恰好是其社会公正价值内核逐渐流失的缩影，这种价值衰减表明，从治理目标维度审视，美国教育公共治理不仅成效不彰，其应有的公共性亦遭受严重损害。事实上，英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在当代已呈现出公共性衰退的趋势。
三、多样性理由取代肯定性行动是美国教育公共治理的陷阱
肯定性行动自实施伊始，便在维护教育公平的实践中推动了社会公平的实现。然而，当多样性成为其辩护理由后，尽管表面上促成了不同群体利益和矛盾的协调，实质上逐步消解了肯定性行动追求公平的价值内核，这一困境使得艰难存续的肯定性行动最终落入了教育公共治理的隐藏陷阱。
（一）多样性理由放弃补救性种族正义的政治理想
作为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肯定性行动的诞生源于反种族、性别歧视的正义诉求，并在实践中客观地营造了多样性环境，有效缓解了社会偏见、促进了社会融合。然而，当捍卫肯定性行动的关键性辩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多样性理由上，试图以此合理化包含种族考量的录取政策时，其反歧视的价值内核却被逐渐弱化，正义和公平原则也随之受损。公众对肯定性行动的理解已经发生实质性偏移，该概念现在的使用方式并不总是与最初定义的意图相符。[39]社会学者戴维·恩布里克（David G.Embrick）曾指出，多样性是一个语义模糊的术语，缺乏明确的界定范围和实践指向。[40]其内涵不仅限于种族多样性，更被大学管理者扩展至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地理来源、经济条件、立场观念等多元维度。另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多样性由可见和不可见的差异组成，包含了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种族、身体残疾、个性特质、工作方式等诸多因素。[41]这种模糊且可塑性强的概念，既可以缓和种族间的对立情绪，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解释和操作空间。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versity Officers in Higher Education）明确将大学多样性管理的社会身份类别划分为：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性取向、残疾、宗教、国籍和地理出身、语言使用、社会经济地位、第一代大学生、退伍军人/现役军人、政治意识形态。[42]基于此，多样性成为包含种族但内涵更广的概念，这稀释了原有选拔标准对种族特征的针对性，使针对种族歧视的补偿诉求和社会正义目标逐渐边缘化。多样性理由看似能够通过高校招生构建超越种族维度的多元环境，从而履行促进思想交流的教育使命，但问题在于，招生部门基于这一理由自主定义的多样性群体，受益者既可以是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在遭受歧视的群体，也可以是从未经历过制度性排斥、却能丰富“文化”“身份”等关于认知和价值多样性的群体。[43]事实上，在美国多元文化竞争和市场压力下，多样性理由主导的招生实践更倾向于后者，即更广泛意义上的多样性形式。然而，多样性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更深入的群体接触，更频繁的接触也不等同于更和谐的跨群体关系。[43]换言之，多样性理由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补救性种族正义的政治理想，以此为支撑的肯定性行动也因丧失其作为社会正义政策所依赖的民权根基而逐渐失去实际效力。[36]
（二）多样性理由完全漠视制度性歧视的社会事实
美国曾长期存在奴隶制和系统性种族歧视，制度性歧视通过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不断固化。弱势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群体在就业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面临极大阻碍，需要付出远超同龄人，特别是白人学生的努力，才能获得同等发展机会，这一现象在高选拔性、低录取率的精英大学中尤为突出。肯定性行动施行之初，正是试图用差别化优惠政策来缓解此类制度性歧视。作为典型的公共治理策略，肯定性行动本质上是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标，国家干预的特性尤为明显。[44]但随着多样性理由对肯定性行动价值内核和行动方案的消解，该政策已无法兑现对历史上遭受歧视和系统性排斥群体的承诺。
更严峻的是，多样性理由不仅未能消除制度性歧视，反而可能加剧种族间的差距。在以多样性为导向的大学校园中，白人群体仍旧占据结构性优势地位，这种教育利益分配的不公将持续传导至社会流动、职业分工、阶层固化等层面，形成代际传递的不平等循环。在制度性歧视背景下，教育体系可能强化、复制既有不公，导致教育差距与社会分层的进一步扩大。作为教育公共治理的产物，多样性理由涉及学生、高校、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尽管其在形式上缓和了肯定性行动推行以来的矛盾冲突，却未能坚守反歧视立场和公平正义原则，最终难以维护教育治理的公共性本质。真正的教育公共治理要求参与主体在利益协商中始终以公共性为前提，将公平正义置于首位，并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反之，若治理过程仅停留在表面利益妥协的形式主义层面，所谓的“共识”未必导向实质公正，此时的多样性不过是效率优先的管理工具，其将效率凌驾于公平之上的逻辑，终将使教育治理落入损害公共性的陷阱。
四、结语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指出，美国如今深陷迷途，若要恢复政治和经济活力，必须将机会平等、社会公正等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纳入政策议程。鉴于美国种族和性别歧视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根源，唯有在各个领域执行更有力的反歧视措施，如肯定性行动及其配套的经济计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45]198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1965年在霍华德大学演讲时所言，“将一个长期被枷锁束缚住的人放开，立即让他站到比赛起跑线上与其他竞争者自由角逐，你不能相信这是公平公正的。”[46]肯定性行动通过差别优待政策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成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朗·卡茨纳尔逊（Iran Katznelson）在深入回顾和研究后指出，在为受歧视群体创造机会方面，肯定性行动的成效超越了近期任何其他公共政策。[47]
然而，肯定性行动自实施伊始便不断遭受诉讼挑战，作为辩护核心引入的“多样性理由”，表面上调和了多元群体的利益诉求，却逐渐模糊了肯定性行动促进公平的初衷和制度蓝图。尽管该政策勉强维持了形式上的存续，但其实现社会公正与机会平等的实际效能持续衰减。随着“多样性”目标在大学招生和管理中的推进，肯定性行动的正义内核在行动逻辑中被逐步消解，美国的种族矛盾和贫富分化不仅未获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事实上，当招生政策限制种族因素考量时，高等教育各领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早在20世纪末取消肯定性行动的风潮中已得到验证，当时加州大学系统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数量立刻下降了12%~13%[48]，华盛顿大学弱势少数族裔录取率亦同步下滑，黑人学生约降13%、拉丁裔学生约降7%、太平洋岛学生约降14%。[49]尽管连美国政治经济界的学者都曾发出警告，“任何削弱肯定性行动的举措都建立在美国已拥有公平竞争环境的假象之上”[50]，而“遏制不平等举措的失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将远超经济范畴”[45]252。在美国社会整体右转和种族、阶层、文化持续分裂的背景下，肯定性行动在艰难支撑半个世纪之后黯然退场实为历史逻辑的必然。
2023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肯定性行动，大学招生排除种族因素导致顶尖大学申请群体中弱势群体比例下降62%，[51]在美国媒体机构Upshot统计的66所精英大学中，非裔和西班牙裔新生占比分别从7%和14%下降1个百分点，降幅最明显的是麻省理工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为10%、8.9%和8%。[52]该裁决迅速引发高等教育领域外的连锁反应，其潜在影响尚待观察。民权律师组织诉讼研究员迈克尔·基平斯（Michael Kippins）表示，虽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是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但已有声音反对企业为有色人种提供定向机会，保守派团体正试图将限制范围扩展至就业、政府合同采购以及融资贷款等领域。[53]尽管美国教育部于2023年9月迅速发布了《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和机会策略》（Strategies for Increasing Diversity and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54]的报告，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但在特朗普政府多份取消大学多样性建设的行政命令冲击下，全美包括精英高校在内的多数高校已削减或重组“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iversity，Equity & Inclusion，简称DEI）办公室，即便有哈佛大学激烈抵制，仍面临政府拨款裁撤的巨大压力。DEI政策正从显性支持措施转为“象征性话语”，其实质作用持续弱化。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多样性”药方，能否真正为受歧视群体创造机会、实现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还未可知，而教育公共治理中的“多样性”承诺更像是为自我美化披上的虚伪普世标签。
参考文献：
[1] Dwyer D,See P.Justices Thomas and Sotomayor,Who Say They Benefitted from Affirmative Action,Divide on its Future[EB/OL].(2023-06-29)[2025-11-03].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justices-thomas-sotomayor-benefitted-affirmative-action-divide-future/story?id=99838065.
[2] Jackson K B.“A Tragedy for Us All”:Justice Ketanji Brown Jackson’s Dissent[EB/OL].(2023-06-29)[2025-11-03].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kbj-dissent-affirmative-action.
[3] Demissie H.Most Americans Approve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 Restricting Use of Race in College Admissions:POLL[EB/OL].(2023-07-02)[2025-11-03].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americans-approve-supreme-court-decision-restricting-race-college/story?id= 100580375.
[4] Sternberg R J.Accomplishing the Goals of Affirmative Action—with or without Affirmative Action[J].Change: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2005,37(1):6-13.
[5] Burns H.Harvard,UMass,Tufts Update College Applications after Supreme Court Ruling On Affirmative Action[EB/OL].(2023-08-24)[2025-11-16].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3/08/14/metro/college-essay-affirmative-action-ruling/.
[6] 李涛.教育公共治理若干问题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29(8):61-63.
[7] Borders W.Ivy League Shifts Admission Goals[EB/OL].(1967-04-17)[2025-11-16].https://www.nytimes.com/1967/04/17/archives/ivy-league-shifts-admission-goals-variety-now-more-important-than.html.
[8] Powell L F.What the Court Said in Two 5-to-4 Rulings on the Bakke Case[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78,16:3-12.
[9] Hirschman D,Berrey E,Rose-Greenland F.Dequantifying Diversity:Affirmative Action and Admiss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J].Theory and Society,2016,45(3):265-301.
[10] Perry B A.The Michigan Affirmative Action Cases[M].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7:138.
[11] Robinson K J.Fisher’s Cautionary Tale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Equal Access to an Excellent Education[J].Harvard Law Review,2016,130(1):185-240.
[12] 周信杉,罗江华.美国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为何要转向——兼论新时代的教育公平观[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4):90-101.
[13] Duderstadt J J.The Michigan Mandate:a Strategic Linking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Social Diversity (Draft 6.0)[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0:9.
[14] Loss C P.From Pluralism to Diversity:Reassessing the Political Uses of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J].Social Science History,2012,36(4):525-549.
[15] Frymer P,Skrentny J D.The Rise of Instrumental Affirmative Action:Law and the New Significance of Race in America[J].Connecticut Law Review,2004(36)：677-723.
[16] Lipson D N.The Resilienc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1980s:Innovation,Isomorphism,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J].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9,64 (1):132-144.
[17] Foner E.Diversity Over Justice[EB/OL].(2003-06-26)[2025-11-03].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diversity-over-justice/.
[18] Bell D A.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Interest-convergence Dilemma[J].Harvard Law Review,1980,93(3):518-533.
[19] Starck J G,Sinclair S,Shelton J N.How University Diversity Rationales Inform Student Preferences and Outcome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21,118(16):1-8.
[20] 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3版.扶松茂,丁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76.
[21] BLOOM D E,HARTLEY M,ROSOVSKY H.Beyond Private Gain:the Public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M]// FOREST J J F,ALTBACH P G.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Dordrecht:Springer,2007:293-308.
[22] 孙渊,马超.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教育公共治理[J].外国教育研究,2008,35(6):15-19,58.
[23] 韩兆柱,翟文康.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比较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8,53(2):86-96.
[24] 姜美玲.教育公共治理:内涵、特征与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09,38(5):39-46.
[25] Allport G W.The nature of prejudice[M].MA:Addison-Wesley,1954:267.
[26] Konrad A M,Linnehan F.Formalized HRM Structures:Coordinating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or Concealing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3):787-820.
[27] Long M C.Affirmative Ac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ublic Universities:What do We Know?[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7,67(2):315-330.
[28] Flagg B J.Diversity discourses[J].Tulane Law Review,2004,78(3):827-851.
[29] Gurin P.The Compelling Need for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J].Michigan Journal of Race and Law,1999,5(1):363-425.
[30] Roksa J,Trolian T L,Pascarella E T,et al.Racial Inequality 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the Role of Academic and Diversity Experience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7,58(2):119-140.
[31] Gurin P,Dey E L,Hurtado S,et al.D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theory and impact on educational outcomes[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002,72(3):330-367.
[32] Berrey E C.Why Diversity Became Orthodox in Higher Education,and How it Changed the Meaning of Race on Campus[J].Critical Sociology,2011,37(5):573-596.
[33] Johns N R,Green A J.Equality,Equal Opportunities and Diversity:Obfuscation as Social Justice[J].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2009,28(4):289-303.
[34] Unzueta M M,Knowles E D,Ho G C.Diversity is What You Want it to Be:How Social-dominance Motives Affect Construals of Diversity[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2,23(3):303-309.
[35] Ho G C.Discriminatory Diversity Definitions:the Ironic Consequences of Managerial Diversity Conceptions[D].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3:22-35.
[36] Lipson D N.Embracing Diversit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ffirmative Action as Diversity Management at UC-Berkeley,UT-Austin,and UW-Madison[J].Law & Social Inquiry,2007,32(4):985-1026.
[37]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刘霞,张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19.
[38] 潘希武.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是否衰退[J].外国教育研究,2006,33(7):6-11.
[39] Rothman S,Lipset S M,Nevitte N.Diversity and Affirmative Action:the State of Campus Opin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2,15(4):52-66.
[40] Embrick D G.Thinking Diversity,Rethinking Diversity[J].Humanity & Society,2016,40(3):223-228.
[41] Kandola R S ,Fullerton J.Diversity in Action:Managing the Mosaic[M].London: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1998:8.
[42] Worthington R L,Stanley C A,Lewis W T.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versity Officers in 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for Chief Diversity Officers[J].Journal of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2014,7(4):227-234.
[43] Burns A B,Darity W.A Blurred Case:The Diversity Defen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U.S.[J].Du Bois Review,2019,16(2):341-356.
[44] 王丽萍.国家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范式转型——从肯定性行动到多样性管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3):133-142.
[45]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M].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46] Johnson L B.Howard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EB/OL].(1965-06-4)[2025-11-03].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lbjhowarduniversitycommencement.htm.
[47] Katznelson I.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M].CA:W.W.Norton & Company,2006:100-101.
[48] Bleemer Z.Affirmative Action,Mismatch,and Economic Mobility after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209[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2,137(1):115-160.
[49] Brown S K,Hirschman C.The End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its Impac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J].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6,79(2):106-130.
[50] Katznelson I.Making Affirmative Action White Again[EB/OL].(2017-08-12) [2025-05-03].https://www.nytimes.com/2017/08/12/opinion/sunday/making-affirmative-action-white-again.html.
[51] Lee J,Harvey E,Zhou J,et al.Ending Affirmative Action Harms Diversity without Improving Academic Merit[C]//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Proceedings of the 4th ACM Conference on Equity and Access in Algorithms,Mechanisms,and Optimization.New York,2024:1-17.
[52] Bhatia A,Blatt B,Paris F,et al.What Happened to Enrollment at Top Colleges after Affirmative Action Ended[N/OL].New York Times,(2025-01-15) [2025-11-03].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5/01/15/upshot/college-enrollment-rac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53] Mpofu M.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on Affirmative Action—One Year Later [EB/OL].(2024-07-03)[2025-11-03].https://www.baystatebanner.com/2024/07/03/the-supreme-court-ruling-on-affirmative-action-one-year-later/.
[54]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Strategies for Increasing Diversity and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EB/OL].(2023-09)[2025-02-03].https://sites.ed.gov/ous/2023/09/diversity-and-opportunity-in-he/.
引用格式：王璞,田吉.以多样之名：美国肯定性行动的悲歌与教育公共治理的陷阱[J].教育学报，2026，22（4）：181-194.
